目击者小刘称，前天下午4点20分左右，他从综合楼电梯出来，隔着玻璃看到有个女孩躺在地上，两个保安正将一床被子盖在她身上。“她穿着中裤，头发直直的，有一点点胖。她应该是先摔倒一楼台阶，而后被弹到马路上，当时鲜血就流了出来。”事发后，保安在周围拉起警戒线，随后接警的民警也赶到现场调查。
地学院一名大二的男生说，坠楼的女孩姓杨，天津人，是家中的独生女，事发前在该学院读研三，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我在学院的活动中见过她，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该男生说，他听人提起过，死者的毕业论文不符合要求，并在答辩中出现差错，怀疑其坠楼可能与此有关。
中国地质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吴军老师昨日证实此事，并表示深深的惋惜。他说，事情发生后，学校相关领导也立刻赶到了现场，配合警方调查。死者的父母已于前天晚上从天津赶到地大，其母一直情绪激动，泪流不止。“地学院的领导进行了接待，并会配合家属进行后事的安排。”
对于该女生是由于毕业压力过大而轻生的传闻，吴军表示未曾听说。他称，学校将会就此事对死者的舍友、同学进行心理辅导。
关键词：水工环工程；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发展
中图分类号：F40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形成
1.1水文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水文地质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水文地质核心理论是科学技术找水理论，找水工作遍布于祖国大地的每个地域，积累了丰厚的地下水资源成果资料。渐渐地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进入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新阶段，如今，当代水文地质理论的应用全面进入了水资源科学调配、科学管理、科学利用、水文地质理论已形成了水文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以及技术量化与社会以人为本的良性循环协调系统。
1.2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我国工程地质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起步的。从工程地质缺少到基本适应各种复杂地质条件的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又从基本适应到完全满足国民经济建设所有部门的需求，尤其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为水利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港口桥梁、隧道工程等大量重大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发挥了超前性、全面性和广域性的服务功能，其理论成果为规划、设计、施工提供了科学依据。
1.3环境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中国的环境地质工作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工程建设进程加快，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农村到城市，表现在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恶化、地面沉降、矿山及山地区域的透水事故、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问题频发，西北草原沙漠盐渍化等生态环境地质问题凸显。环境地质工作的主要工作目标与任务：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制订治理地质灾害规划及其对策。
2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我国岩土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把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环境相结合，形成生态岩土工程，并在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体力学等学科基础上，与土木工程学互相渗透，已形成了一门新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学科通过高新技术与高新理论的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迸，形成了一个综合化、分层与深层化完善的新理论与新技术创新体系，并且与世界接轨。从岩土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计算、施工、监检测量、材料设备维护等均建立绿色环保、生态环境岩土工程总成。
2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及发展
2.1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我国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基本形成。核心理论以找水打井应用技术为中心，为工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与应用技术得到飞跃性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指导全国性地下水资源调查、勘查、监测与保护，取得的成就巨大。
水文地质学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为多学科交叉渗透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水文地质学的理论发展与相关类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已得到了全面广泛地应用和发展。现代水文地质学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对水文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现代应用数学与水文地质学的结合，特别是数值模拟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模型研究成为水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使水文地质学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岩溶水文地质学、遥感水文地质学、环境水文地质学、医学环境地球化学、污染水文地质学以及数学水文地质学、水资源水文地质学。新技术、新方法都得到普遍应用，推动了水文地质学的发展。水文地质学应用于城市，为城市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决策起到了先导作用。
水文地质学应用于农业，有效利用地下水解决农作物及植物生长需水短缺的问题。水文地质学科为生态农学、土壤学、乃至农作物及植物基因改良技术起到了推动进步发展的作用，生态农业试验基地硕果累累。
水文地质学与岩土工程建设息息相关，特殊岩溶及岩溶地下水问题是当代水文地质研究的主题，特别是岩溶复杂的桩基础工程更不可忽视。水文地质学科在工程建设别是地下工程中的各个领域都是不可或缺，众多的地下建筑工程与相关水文地质问题的出现，或者水文地质问题的修复，都有应用专门水文地质学科技术与其他学科技术交叉的水文地质工作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
2.2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理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
我国工程地质理论体系应用早于环境地质。1949年至1979年为工程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期的启蒙至初期阶段，称为奠基阶段，主要以工程地质学科为主的理论应用体系。基本工程地质勘察经验成果应用到工程地质这门学科从理论上和技术上不断发展革新,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规模不大,环境地质问题不突出。自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的30年中,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进入了高层次的活跃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是国民经济与工程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也是人口与资塬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时期。工程活动的空间和规模迅速增大,从而产生了环境地质问题日益突出。
当今强大的工程地质学活力，来源于广大工程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复杂的环境地质条件下,解决了众多地质问题,从而产生了土体结构力学、土体水文环境地质学、地质灾害环境学、城市工程地质学、城市环境土工学、矿山环境地质学等学科，发展了工程地质,解决了工程地质与工程建设脱节问题。应用工程地质学的新目的与任务使工程建设和运营最大限度地并保护环境长足发展。当今，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吸收现今科学思想丰富自身理论，深入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为国家国土规划与资源开发、城乡一体化的各类工程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环境保护，还为地质灾害所造成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问题的急救抢险以及灾后的经济评估或者灾害后的恢复重建等系列的环境地质技术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国当代环境地质学科技术与理论水平已达到世界行列标准。当人们认识到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城市环境地质理论的发展依靠得天独厚的现代城市标准发展空间与现代科学新理论新学科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对环境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3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
我国的岩土工程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全面深入到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中的。岩土工程学是一门新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它是工程地质学和水文地质学的分支，是把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应用到工程建设诸多领域。在工程建设中，他与其它相关学科交叉渗透，高度集成与应用后形成岩土工程。我国岩土工程应用理论步入到法规技术标准后相应的建筑工程技术质量审查机构已成立，建立了执行建筑施工图审查标准办法，配套的岩土工程各类技术规范与规程及其法规三十余部相应出台。实施岩土工程及注册师制度后，打破了过去专业过细过窄的界限，拓宽了岩土行业技术人员全面掌握多学科知识，同时拓宽了技术知识服务领域，全面提高了岩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国岩土工程与世界同步发展，已进入到第四次浪潮。
纵观岩土工程学科及其技术理论上有的发展与创新。横观岩土工程在诸多领域仍然研究不足、探索不清。基础施工中涉及岩土结构、地下水问题解决不准。例如，湖北劲牌有限公司保健酒基地二期联合车间工程地下建筑抗浮问题。因地下水问题评价不清。基坑周边地下水补给、排水条件未查明而未提供抗浮水位，也未作抗浮设计，更没有施工抗拔桩，地下室的地下基础为梁板式钢筋砼筏基基础类型。一栋四层的车间工程主体完工后，因地下水作用使地下室整体上浮，梁板开裂，后经处理基础的修复费用达数百万元。
3结语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都是地球地质大学科的支学科，两个支学科的共同持点与目标相互一致，都是怀抱地球，面向大自然，为地球的永生及人类与大自然生命的存在，用自身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去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这就是本行学科共同持点与目标。水工环与岩土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互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同属自然科学。用学科过硬知识与技术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学科的理论体系还得依靠多支学科合作，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水工环与岩土工程技术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水平都将有新的重要突破。
参考文献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地方民间文化的精髓以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形式，主要涉及到民间音乐、传统戏剧及手工技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全民关注的热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提升国家或地区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旅游资源越来越得到认可，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本研究从游客的视角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运用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研究影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和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以期更好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献综述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2.1.1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和保护研究
国内外学者多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界定，如Munjeri D（2004）探讨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及形式特征。张春丽、李星明（2007）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界定、内涵、外延等方面。刘壮、牟延林（2008）在对比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学者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通过对特定案例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Susan（200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晓涛（2012）探讨了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建立地方立法保护的必要性。Georgiev（2013）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以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自然遗产为基础的。Claesson（2011）探讨了保护沿海或淹没的史前土著考古遗址和历史景观、滨水建筑、海船的残余和海事传统的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Chatty（2016）在总结阿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2.1.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社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影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Costa（2008）指出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巴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George（2010）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加剧了当地居民的贫富差距，造成旅游开展的过度商业化。潘长宏等（2013）探讨了了南京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造成的多样性影响、形象与文化认同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Giudici等（2013）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海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ratim（2015）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游客的行为和忠诚度的影响。秦美玉（2014）对“双轨制”办节模式下形成的西昌市区、普格县、布拖县三处遗产地居民的旅游影响进行比较研究。Smuka（201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作用以及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2.1.3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就自己的研究视角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进行研究，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和开发潜力进行评价。陈炜、文冬妮（2011）从开发潜力、开发条件、利益相关者因素、开发效益等方面，构建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Barrio（2012）在整合三个分析公司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三重分析方法评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节的价值。巴桑吉巴（2014）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提出了拉萨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朱叶等（2015）以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ASEB栅格分析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指标体系。Falguni（2016）探讨了印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工具和营销工具。张希月（2016）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的基?A上，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2.1.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对策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旅游开发的模式和对策。朱晗、赵荣（2013）对山东省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开发模式进行探讨。周灿（2014）探讨了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模式。Vica等（2014）通过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探讨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杨阳、黄远珍（2016）提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协作机制。Nicole（2013）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问题。马振（2014）提出手工艺类非物质遗产改变经营理念、根据市场要求设计产品、开展手工艺品乡村旅游、组织手工艺品设计比赛、建立产品质量标准、培训社区居民等发展对策。王春燕、喻晓玲（2015）提出针对环塔里木盆地非遗旅游吸引力的提高策略。刘社军、吴必虎（2015）探讨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双赢策略。
2.2计划行为理论研究
2.2.1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方面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是对Ajzen和Fishbine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的继承，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计划行为理论引入旅游方面的研究，如姚艳虹、罗焱（2006）本文借鉴消费者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TPB模型，并对各层次构成要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曾武灵等（2011）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顾客满意理论的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的理论模型。沈苏彦，郭剑英（2011）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预测模型，揭示影响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Quintal等（2011）基于用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感知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旅游意向的影响。Jalilvand等（2012）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探讨电子口碑的影响（网络口碑）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Guo等（2013）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乡村旅游意向模型，检验旅游者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李卫飞（2014）以国外志愿者旅游研究成果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旅游认知心理的研究，探讨了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对志愿者旅游的认知、态度和意向等心理状况。马奔等（2015）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经营行为进行研究。卢冲等（2017）构建了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运用双槛模型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2.2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修正
计划行为理论在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后，虽然得到诸多研究学者的肯定，但不少学者质疑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是否足以充分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意向，并试着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新的变量或与其他的理论模型嫁接，以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如Kuo等（2012）运用修正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影响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Hsu等（2013）构建一个扩展的旅游者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研究游客旅游动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周玲强等（2014）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两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一个解释和预测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整体模型。邱宏亮（2016）引入道德规范，构建了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影响机理模型。以来杭州国内游客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了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及道德规范对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的具体影响。邱宏亮（2017）文章基于TPB视角，引入道德规范与地方依恋，构建了出境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宋慧林等（2016）以西方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将人口特征变量引入TPB模型，采用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数据，对TPB模型在中国情境下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重点对人口特征在行为意向与行为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朱长宁（2016）将顾客价值理论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休闲农业旅游行为意向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4市584份消费者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2.3现状评述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茜，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显莉，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专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邱春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 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传承人代表张美芳、吴元新、苗长强、林友华等50余人出席了今天的命名暨颁牌仪式。仪式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新风主持。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在讲话中代表文化部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命名暨颁牌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的丰富情感，是当代文化发展、创新不竭的动力源泉，更是建设我们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认为，“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态多样、存续状况复杂，保护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及时总结经验、广泛深入开展研究工作，对探索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规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指导保护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我国唯一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工作机构，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并已取得国内外业界高度认可的丰硕成果。这次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命名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旨在倡导和鼓励传承人在努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同时，将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价值以及在保护与传承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有价值的保护方式方法等等予以总结概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命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引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在命名暨颁牌仪式上致辞。他首先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向命名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的四位传承人和四家单位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通过我国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性实践，已形成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论总结和学术建设，尤其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密切结合。在这方面，一些专业理论研究工作者已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一些优秀的传承人，在全力做好自己所掌握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努力对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它的渊源、特性、价值，保护的方式、方法，以及该项目所面临的困难、问题等等，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和研究探讨，努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的水平，以求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其中有一些传承人在这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这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为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密切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从已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首批遴选出四个保护成效好，具备一定研究能力并已推出初步成果的部级项目传承单位，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领域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从保护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理论，并运用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更好地指导保护实践。无疑，推动以传承人为主体的理论总结，对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董伟、王文章、马文辉、高显莉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传承人颁牌。
苏绣艺术创新中心主任 、艺术总监张美芳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她创立的苏绣艺术创新中心由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所倡导并为之题辞：“苏绣创新、能生万象”。中心汇聚苏绣技艺人员，综合运用刺绣针法、技法，在研制刺绣精品方面，选择文化品位高、艺术内涵丰富的作品进行研制，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会，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著名画家吴冠中、常沙娜分别给该中心签署使用作品授权书。中心在精心研制苏绣精品的同时，十分重视积聚自身内在文化、艺术底蕴，认真学习苏绣历史、传统技艺及历代苏绣艺人的刺绣精华，从研究他们刺绣代表作品中，总结其刺绣技艺时代特征，在不断吸收营养基础上提升自己，在继承传统刺绣技艺的同时，融入今天的思考与创意，为静态的刺绣针法、技法，不断赋予动态的艺术生命。张美芳及其苏绣艺术创新中心创作的苏绣艺术精品，屡获国内国际各种奖项，或被国内外重要文化机构收藏。由她撰写的多篇苏绣研究论文，曾在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内学术论坛发表，引起人们关注。
吴元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荣获“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2012年荣获“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他于1996年创建的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是我国第一家集收藏、展示、研究、生产、经营为一体的蓝印花布专业艺术馆。开馆以来，坚持以宣传民间艺术、继承传统工艺为宗旨，以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以研究传承民间工艺为己任，竭尽全力弘扬和传承民间传统蓝印花布，整理收藏明清以来实物及图片资料近两万件，保存着大量优秀传统民间印染制品，出版《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刮浆印染之魂——中国蓝印花布》、《蓝印花布》、《中国传统民间印染技艺》等专著及论文，赴海内外展览三十多次，接待中外宾客五十多万人次。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先后设立了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传承基地（传习所）、蓝印花布研究所及蓝印花布生产性保护销售中心。他还在多所高校开设蓝印花布研究中心及相关课程，培养传承人才，传播蓝印花布技艺。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苗长强，在继承父亲苗锡锦制作技艺基础上，不断搜集与考察钧瓷传统艺术，搜集古钧标本三万多片，深度挖掘古往今来的钧瓷制作技艺。将钧釉研究上升至科学层面，在钧瓷烧成工艺逐渐采用新型工艺的情况下，一直传承着钧瓷老泥质、老釉色制作工艺，其作品从内到外散发出一种钧瓷原始的古风神韵，并主持钧瓷新釉色的开发和新造型的设计，使钧瓷的造型以及釉色更显恢弘大气。其作品打破“钧不过尺”传统理念，其大型方体钧瓷作品的制作及传统釉色研制，受到专家一致好评。苗长强大胆创新制作出的《世纪雄风》被昆明世博园中国馆永久珍藏；一米见方方体钧瓷《长城鼎》陈列八达岭长城。成功恢复柴烧钧瓷、复制宋钧官窑天青、月白、葡萄紫等名贵釉色，破解钧釉中蚯蚓走泥纹制作奥秘。他在钧瓷制作方面取得突出个人成就，许多作品获得部级评比金、银奖，一些作品为国际及国内一些重要文化机构所收藏，并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友人。他将自己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钧釉中的蚯蚓走泥纹》以及《唐花瓷釉体分相原理》；并参与《钧瓷志》的编辑，任《钧瓷赞歌》副主编，《中国钧窑考》主编。
林友华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莆田木雕的重要传承人。其作品多次获部级大奖，作品《宝塔》获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第九届中国民间工艺· 山花奖；《十大圣人· 十大谋士》、《十大才子· 十大才女》、《和谐盛世》三连冠获得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 特别金奖”。由他担任董事长的福建省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传承、创意、研发、生产的机构，主要目的在于传承和保护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传统制作技艺。作为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保护的项目，有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图案；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刀具；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雕技（包括薄浮雕、镂空雕、圆雕、半圆雕、透空双面雕、锯空雕、圆木浮雕、半雕、满地雕、阴雕、树根雕）；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榫卯，榫卯的构造有明榫（出榫）、暗榫（半榫）、长短榫、夹头榫、插肩榫、棕角榫、格角榫、格肩榫、套榫（闷榫）、燕尾榫、穿带榫、双夹榫、楔钉榫等；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镶嵌等。
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命名、设立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创举，对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0)11-0084-09
1 背景与目的
地质公园(Geopark)是以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构成的一种具有观光游览、度假休闲、保健疗养、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独特自然区域。建立地质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质遗迹、开展科普教育和发展地方经济。截至2008年,我国已经先后建立了138家国家地质公园,其中20家为世界地质公园。随着地质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步展开了对地质公园的研究,其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入。
地质公园是一个系统工程,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尚未发现从旅游系统的角度统计分析、评述地质公园研究现状、问题及趋势的文章。本文通过构建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对地质公园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并评述我国地质公园的理论研究问题及趋势,以期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管理者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构建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综合的旅游目的地,牵涉面非常广泛,如果没有系统论思想,就难以对其实现有效的阐述和理解。本文认为,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地质公园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它是由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支持系统组成(图1)。
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主要是指到地质公园旅游的现实旅游者或者潜在旅游者构成的系统。根据旅游者的来源地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本地客源市场、国内客源市场和国际客源市场。旅游客源市场系统主要研究地质公园旅游者的行为,包括旅游动机、决策行为和空间行为,以及由于旅游者行为引起的客源市场结构和市场特点。
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是指地质公园有别于其他一般景区,对旅游者产生特殊吸引力的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总和。地质公园吸引旅游者的核心主要是地质地貌景观资源及用它打造的旅游产品――地质旅游线路和地质公园解说体系。具有特定地质主题、串联了独特地质遗迹景观、文化遗迹景观和节事活动等丰富内容的地质旅游线路和特色、个性化服务的地质博物馆、地质景观解说系统以及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系统是形成地质公园独特魅力的主要因素。
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是指为到地质公园旅游的旅游者提供交通、康乐、食宿、购物及信息服务等多种旅游需求的综合体,主要包括设施保障和信息服务保障两个子系统。该系统是使游客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保障,其主要功能是为旅游者提供连接客源地与地质公园旅游地的信息服务,在地质公园内为旅游者提供生活必需的设施,以及为旅游者提供游览、娱乐和购物设施及相应服务,这些功能同时也是增加地质公园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和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共同组成一个结构紧密、与旅游者直接联系的旅游系统,在其还形成一个与旅游者不直接联系,由政策、管理体制、地质遗迹研究与环境保护、人才培训、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因素组成的支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府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政策和管理)。此外,地质遗迹的研究和保护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2确定研究文献的范围
首先,本文以“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全部文献”项目,对2001～2008年文献进行检索、筛选,截至2008年11月8日,共获得地质公园研究文献314篇。
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我国地质公园研究现状和进展,本文搜集了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自2001～2008年出版的年会论文集,筛选出有关地质公园研究论文260篇。
另外,为了反映我国硕士生和博士生对地质公园的研究情况,本文分别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共获得相关论文53篇,其中,硕士论文50篇、博士论文3篇。最后,将上述3类文献合并,共得到有效文献627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2,3内容分析法与归类统计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627篇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内容分析法是对各种材料、记录的内容、形式、含义以及重要性进行客观、系统和数量化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把用语言表示的非数量化资料转换为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客观、系统和量化是其突出特点。
从旅游系统视角构建的地质公园系统模型不仅为地质公园建设、管理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而且为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国地质公园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发展提供了归类框架。利用上述构建的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将获得的627篇文献按照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归入各个子系统,然后统计分析,可以获得地质公园理论研究的全貌及各子系统理论研究的细节,统计结果如表1至表4。
3 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研究进展与述评
3,1地质公园研究概况
如表1所示,自从2002年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建立以来,地质公园的研究得到了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文献持续迅速增长。但是我国地质公园的研究非常不平衡。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旅游保障系统以及地质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特别是地质旅游产品的打造和旅游线路的设计)的研究非常薄弱,仅仅分别占总研究篇数的0.6%、1.7%和7.2%,而且2001～2008年,对这3个系统的研究文献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说明时至今日,对地质公园旅游市场系统、旅游吸引力系统和旅游保障系统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绝大部分集中在地质公园旅游支持系统中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上,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的地质公园旅游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且地质公园的旅游发展处于资源导向型发展模 式上。
3.2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研究进展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开发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资源一市场一产品3个核心要素缺一不可。目前我国对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的研究是地质公园研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仅仅有4篇文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白凯对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进行了基于地质科学含义的游客认知行为研究,提出了浅认知度国家地质公园的概念,并进行了解释。景艳芳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区旅游者的决策行为、时空行为和游客满意度。但是,这些开创性研究并没有真正从“地质旅游”的角度,识别出地质旅游者不同类型、旅游动机、旅游行为特征及其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特征,研究深度亟待加强。
3.3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的研究进展
3.3.1地质公园旅游线路设计研究
地质公园要想在诸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独树一帜,必须具有自身特色,不同于一般景区的地质旅游线路。本文所指的地质旅游线路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是指凡是具有特定的地质主题,串联了独特地质遗迹景观、其他自然遗迹景观、人文遗迹景观,并为旅游者展示、解说其地质成因或者地学背景的旅游形式,基本与地质旅游产品同义。共有14篇文献以比较重的份量涉及了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体个案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地质遗迹特点或者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探讨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类型,或者简单设计几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这类研究是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研究的主体,占86%。如黄金火对大金湖世界地质公园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的研究即属此类。另一类是理论性比较强的文献,但仅仅只有两篇。庄寿强首次对地质旅游和旅游地质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提出了地质旅游线路的三大类型,即弥漫型、插入型和连贯型地质旅游线路,首开地质旅游线路理论研究之先河。杨振之从旅游产品的角度,研究了地质公园的旅游产品转化问题。
3.3.2地质公园解说体系研究
(1)地质公园解说体系概述与综述研究。建立完备的科学解说体系,向游人主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是地质公园区别于一般景区的最大特色。然而,科学解说系统仍然是地质公园研究的薄弱环节。陶奎元等从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规划的角度研究了解说系统的结构、建设内容和解说的方式。严国泰研究了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科学性问题和实现途径。
(2)地质公园博物馆研究。地质公园博物馆是向游客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重要阵地,也是地质公园区别于其他一般景区的重要标志。目前地质公园博物馆研究文献中,理论性和系统性强,能够切实指导地质公园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14篇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地质博物馆建设与地质公园建设关系的,另一类是关于地质公园博物馆设计的。例如,曹颖在其硕士论文中,以王屋山一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陈列艺术设计为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地质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的方法和理念。
(3)地质景观解说研究。地质景观(景点)解说体系是科学解释地质景点形成机理、普及科学知识的良好途径,也是地质公园存在的标志,但仅有两篇文献专文论及,其余大多散落于地质公园解说系统概述的研究文献中。庄寿强研究了地质公园中标牌的类型及其表述的内容,认为应该根据旅游者身份的不同,建设专为地质人员设立的地质遗迹点标牌和为普通游客设立的地质景点标牌。由于地质公园地质景点形成机理对普通旅游者来说太过深奥,除了上述物质性的标牌解说之外,还需配备专职的地质导游人员解说,这也是地质公园的核心吸引力和标志之一,然而专门研究地质导游人员如何解说的文献还没有见到。
(4)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研究。对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系统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只有3篇文献专文论及。胡光晓探讨了地质公园景区路标与环保卫生桶的结合机理与路标的设计思路。主要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缺乏理论总结性的文献。
3.4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的研究进展
3.4.1地质公园交通、食宿、康乐、购物设施与服务体系研究
由于大多数地质公园是在原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基础上建设的,这些景区原有的基础设施和交通、食宿、康乐、购物等设施已经比较完备,因此,专文研究地质公园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以及服务的文献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只有王聪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探讨了构建满城地质公园旅游交通网的问题。如何结合地质旅游资源特色和主题形象,将地质公园的元素有机整合入现有的设施和服务中,体现地质公园特色,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3.4.2地质公园信息保障体系研究
连接旅游者和地质公园桥梁的旅游信息通道的研究也是当前地质公园研究的盲区,尚未看到专门研究地质公园如何为旅游者提供地质旅游服务(如地质旅行社服务研究)和信息服务的文献。研究地质公园信息保障系统的文献全部集中在地质公园的市场营销方面,但也仅有10篇文章,仅占总数的1.6%。例如,白凯以翠华山地质公园为例,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地质公园的市场拓展战略。
3.5地质公园旅游支撑系统的研究进展
3.5.1地质公园管理研究
(1)地质公园管理体制与管理手段研究。我国已建的138家国家地质公园中,很大部分同时还是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他们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管理,由于各自为政造成的“扯皮打架”现象突出。因此,地质公园管理体制的研究理应成为研究重点,目前有7篇文献涉及了对地质公园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卢志明建议借鉴九寨沟、黄龙风景区的管理经验,推行“多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方法。彭永祥以陕西省的地质公园为例,提出了由决策型协调、管理型协调、技术型协调3个层次构成的地质公园保护利用协调的理论模式。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地质公园遗迹保护、游客监测、资源管理的基础和科学管理的手段。目前,GIS技术在地质公园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已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如李富兵等8名硕士在其毕业论文中以具体地质公园为例,探讨了地质公园旅游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实现问题。这些大都是GIS在地质公园中的应用与实践,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总结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缺少法律依据是地质公园依法管理的最大缺陷,也是地质公园管理研究的最薄弱环节之一。华国红等从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地质公园的法制建设问题,王爱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完善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设想。
(2)地质公园管理策略的研究。分析地质公园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探讨地质公园的对策与管理策略是地质公园管理研究的主体。如陈安泽等对中国地质公园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是典型的代表。
3.5.2地质公园人力资源研究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公园管理人才、环境保护人才、产品开发营销人才、基础地质研究人才以及地质导游人才。目前只有5篇文献专文对此进行了研究。如郭婧对地质公园导游人员的培训与管理进行了探讨。当前,由于地质公园各类管理人才缺乏,已经造成了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的诸多问题,需要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指导。
3.5.3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
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是地质公园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基础,也是开展地质科普旅游的前提。目前有183篇文献对此开展了研究,是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占总体文献的29%。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质遗迹特征与综合评价研究,有145篇,占该部分的80%,绝大部分研究是以具体个案为例,描述地质公园内不同地质遗迹的结构与特征,或者从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多是定性描述。如王同文等对泰山的地学价值、自然与文化价值等的研究。另一类是对地质遗迹或景观成因评价,数量较少,有38篇文献,如孙洪艳等对内蒙古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青山花岗岩臼的特征及成因的研究。
3.5.4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
地质公园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对地质遗迹及其依存环境的保护,保护的基础工作就是对地质遗迹类别、登录等进行研究。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非常薄弱,只有13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表4)。陶奎元等对地质遗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为地质遗迹的调查、保护和登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分类不统一,各有侧重,在实际工作中也造成了诸多不便,今后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案。
分析地质遗迹保护存在的问题,探讨地质遗迹的保护对策与管理策略是地质遗迹保护研究的主体,共有64篇文献,占该部分研究文献的83%(表4)。这些研究尽管提出的地质遗迹保护策略或者保护思路比较全面,但研究大多是面面俱到,深度和理论总结归纳不够,亟须加强。
3.5.5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
自从2002年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诞生以来,对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规划研究一直是地质公园研究的热点,共有233篇文献,占总体研究文献的37%。其中,对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的研究有195篇文献,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理论性较强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只有38篇文献。
(1)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的研究。目前,对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开发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地质旅游资源概念与分类的研究。对于地质旅游资源的定义与分类,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陈安泽等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工作。目前对地质旅游资源概念的定义和分类还比较混乱,仍需要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此开展深入的探讨。②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开发模式的研究。如李晓琴等通过对比生态旅游与地质科普旅游的相同点,认为生态旅游是地质公园旅游的战略选择,并从功能分区、产品设计、解说系统等6方面提出了地质公园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③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规划理论的研究。后立胜、钱小梅等分别从地质公园的旅游功能、地质遗迹类型和保护利用程度等角度,对地质公园进行了分类。李同德、郭建强等分别对地质公园规划的性质、调查方法、选址、功能区划等方面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献是指导目前如火如荼的地质公园开发建设的宝贵财富。
(2)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策略的研究。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策略是研究主体,占该部分研究的84%,大多数以具体的地质公园为研究个案,在分析地质旅游资源的特点或者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的开发方案或者建议。这部分研究大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具体的地质公园开发也有借鉴意义,理论深度尚待加强。
4 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几个问题
由上可知,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的理论研究非常不平衡,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上,而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和地质公园旅游服务保障系统的研究极其薄弱,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其基础理论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建设的实践。结合当前国家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遇到的突出问题,以下几个方面迫切需要得到加强研究:
4.1地质公园旅游主体的研究问题
设立地质公园,必然要面对3个问题,即地质公园为谁服务?服务对象希望得到什么?如何使服务对象得到所求?这3个问题无一不指向服务对象――公众。因此,公众的主体性参与及其受益问题应该是地质公园建设的重要目标。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不少地质公园往往是只见山不见人,缺少人本意识和人文关怀,成了“专业研究者的地质公园”。突出表现在对游客的公众心理与行为研究把握不够,如游客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参与模式、认知模式等。常常把旅游者看成是纯理性人、科学人、地质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剔除了地质公园参与者作为轻松愉快的旅游者的角色定位。地质公园既然是“公园”,必然要面向公众。因此,地质公园旅游服务对象有哪些,不同旅游服务对象需求特征、认知模式和行为规律到底如何,它与其他景区游客的需求异同点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领域。
4.2地质景点与地质旅游线路研究问题
地质旅游景点是地质公园开展旅游的最小单位。地质景点与地质公园内的地质点是不一样的,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看地质点是否对大多数普通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如果有吸引力,这样的地质点才是地质景点,否则就仅仅是地质点,而很难成为吸引普通旅游者参观的地质景点。然而,当前国家地质公园普遍存在着地质景点与地质点不分的现象,往往在地质点旁边插上一个解说牌,就算是开展地质旅游了,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的“三无”现象,即地质公园内大多数甚至全部的已有旅游景点基本上与地质无关、大多数甚至全部所建的地质点基本上与旅游无关以及导游基本上对地质景点成因一无所知。目前在学术界,对地质旅游景点建立条件、组合规律、命名原则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在地质旅游线路研究方面,尽管目前有14篇文献,但是86%的文献都是浅尝辄止,仅在简单分析某个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特点或者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简单探讨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类型,或者提出几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缺乏深入、系统的市场调查与分类。由于对地质公园旅游主体的认知模式、参与特点、行为规律等把握不准,设计出来的地质旅游线路可操作性和指导性较差,基本上与原有的景区线路没有多大的差别,游客过去怎么游,现在还是怎么游,真正的“地质旅游”并没有开展起来。
因此,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对地质景点建立标 准、地质旅游线路组合规律,以及如何针对不同游客需求与传统旅游线路整合等研究,是当前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这部分的研究需要旅游学者、地质学者等多学科研究者通力合作,融入创造性的思维才可顺利进行。
4.3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研究问题
地质公园的旅游解说系统过于专业化是目前被人们最为诟病的焦点之一。突出表现为地质景点标牌解说、地质公园博物馆布展解说等为一大堆令人生涩难懂的地质专业术语,而地质导游人员对地质景点的解说却与地质内容无关,仍旧是以往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与地质公园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的建设目标难以一致。目前地质公园解说方面仅有的几篇文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对解说受众的深入研究。因此,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的先进经验,加强对地质公园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方式与解说效果等基本理论研究,理应成为目前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焦点之一。
4.4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问题
尽管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是当前地质公园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占总体文献的29%,但是从对地质公园旅游的科研支持与服务来看,目前地质遗迹的调查与评价研究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对地质公园整体价值与主要地质遗迹独特价值的“深度”研究不够,与全国或者全球范围内同类地质公园或者地质遗迹价值的对比研究更显不足。这就造成地质公园的标识与导游过程中忽视价值性的表达,旅游者在地质公园的感觉常常是云里雾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地质公园的设立好像成了纯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或者形象工程,而无法认识珍贵的地质遗迹的真正价值。(2)对构成地质旅游基本单元的、单体地质遗迹景点的成因研究薄弱,仅占该部分研究文献的13%,这就使得地质公园开展地质科普旅游的价值大大降低。(3)能够整合各种资料,对地质公园区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等景观的地学背景、地质遗迹或景观的成景过程“深度”研究不够。
地质公园是科学公园,如果缺乏对地质遗迹的地质背景、成景过程与地质公园区域各种景观地学背景的整合研究,缺乏地质遗迹独特价值深入研究,开展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就成了无源之水,直接影响着地质公园存在的价值。显然,上述研究至关重要,是地质公园最为迫切需要加强的基础研究领域。
4.5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问题
地质遗迹保护是设立地质公园的首要目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除了上述提到的地质遗迹分类研究、保护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外,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划研究也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划照搬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圈保护模式,而忽视了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主要是以点、线、面交互存在的实际,保护流于形式;二是地质公园保护规划与其他规划如城市规划、土地规划、旅游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衔接性与整合性差。其结果自然是地质公园边界与其他规划边界模糊不清,加之规划面积不当,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与潜在的矿产、水等资源的开发矛盾重重,使地质遗迹保护规划难以得到切实执行。因此,如何设计具有地质公园特色的地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如何整合与其他规划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亟须学术界深入研究。
4.6地质公园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问题
近些年,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问题已经成为旅游行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旅游景区的体制创新在政府层面、业界和学术界都备受关注,各方面都为此积极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地质公园管理体制与机制问题仍然是制约国家地质公园遗迹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
实际上,目前我国国家地质公园大部分面积巨大,如内蒙古克什克腾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为1750平方公里,占整个克什克腾旗总面积的8%,是一个集第四纪冰川遗迹、花岗岩地貌、火山遗迹、温泉资源、沙漠、草原、河流及湖泊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其中包含了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5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部级风景名胜区、2个部级文物保护单位等,是一个典型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大型综合性地质公园。因此,国家地质公园的利益相关者非常复杂,不仅包括上述不同的资源主管部门及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而且包括旅游者(大众旅游者、地质旅游者、生态旅游者)、旅游业(旅游经营商、交通经营者、饭店、旅游零售商等)、当地社区(直接旅游就业者、非直接旅游就业者、当地企业人员)、压力集团(环境、野生动物等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诉求不同,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国家地质公园体制与机制创新,不仅要考虑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要考虑社区、旅游者、非政府组织、旅游业等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只有所有的地质公园旅游利益者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地质公园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然而,目前大多数国家地质公园还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利益相关者角色的错位、缺位,其间关系的交叉、矛盾是制约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界定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利益相关者类别、地位及其利益诉求,如何研究在国家地质公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个多目标、多受益主体的和谐共生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是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显然上述内容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深入研究,为国家地质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提供实践的指导。
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科技、媒介和消费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它的宗旨是反现代主义，即“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呈现出对多元化、解构经典和反本质追求的倾向，这种态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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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工环地质 岩土工程理论 应用 发展
[中图分类号] P642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61-1
水工环地质工作和岩土工程的发展对于相关地质调查和研究的进步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国民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我国地质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地质工作中水工环地质和岩土工程的理论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也对当代的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1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
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在我国的地质工作及工程建设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为我国新技术的发展与新型人才的培养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进行分析。
1.1水工环地质理论应用
水工环地质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探和基础设施的施工中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在地质勘探中的应用主要是，在地质勘探的同时，查明矿区内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在地质勘探探明相关资源储量的同时，查明矿床的开采技术条件，让所探明的地下资源转变为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解决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源问题，同时也促使了水工环地质理论应用适用性的提升。
在水文区域地质调查、专门水文地质钻探、水文地质试验、水资源勘探和工程地质等方面水工环地质理论的应用就有了突破性进展。
并且在综合勘查手段的利用、提升矿山工程地质评价水平、促进城市建筑工程地质勘探的有效开展等方面都有着不俗表现，从而为我国的地质勘探和相关工程建设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础。
1.2岩土工程理论应用
岩土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是西方国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土木工程发展过程中新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工程技术理论。岩土工程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五十年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与发展。岩土工程的进行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地上工程、地下工程、水中工程，这些工程被施工人员和研究人员统称为土木工程。通常而言岩土工程理论的应用主要包括岩体与土体工程性质的求解、建筑所用地基类型及地基牢固程度研究、工程边坡对工程施工进度的影响等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岩土工程理论作为地质工程学的重要分支，其理论基础和理论研究具有很大的地质学价值和工程学价值。我国的岩土工程的进行已经有了很长一时间，并且在工程建设方面已经较好的实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岩土工程自身所特有的行业分散、集中度过低的问题始终存在。
因此岩土工程的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促进岩土工程的发展与进步，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注重理论知识的有效应用并抓住理论发展的机遇，在完善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岩土工程的健康发展。
2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发展
水工环地质理论和岩土工程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为相关的地质勘探和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促进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的研究者还应当对其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2.1当代水工环地质理论发展
随着我国地质学整体水平的不断进步，当代水工环地质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通常而言，地质勘探是当代水工环地质理论发展的主要应用方向。水工环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探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初测、初步设计、技术设计等三个环节上。
水工环地质理论发展在初测环境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勘测位置准确度的提升、覆盖地区范围的扩大和水下测量精度的提升。水工环地质理论在初步设计上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设计技术与应用水平的提升如磁性勘测技术的应用等。水工环地质理论在技术设计环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矿体及围岩稳定性的确定、地下水的补给、排泄及迳流情况，地下水渗透活动对矿床开采的影响程度及提出解决方案等。
通过对以上三个环节完善水工环地质理论的发展，对于相关技术勘查的进行、综合测试结果精准度的提升、勘测误差的减小的重要意义都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
2.2当代岩土工程理论发展
岩土工程施工水平的不断进步离不开岩土工程理论发展的支持。在学科设定上岩土工程是土木工程的分支，因此在土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也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与发展。
岩土工程理论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石力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融合，在完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促进学科适用性的不断提升，并且在岩石、土木工程的相关技术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岩土工程理论发展主要可以使岩土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测等环节得到很大收益，其提升范围涉及土木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
与此同时，当代岩土工程理论的发展对于房屋、市政、能源、水利、道路、航运、矿山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结语
随着我国国民建设水平和地质工程水平的不断提升，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在地质勘探与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在我国的工程标准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在当代若要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应当不断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发展与完善。
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关的勘探、工程建设工作过程中，应当注重对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进行合理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促使我国地质勘探和工程建设能够更快更好地进行。
参考文献
[1]吕会敏.试论水工环地质勘测工作中的技术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7）：44-46.
[2]李磊.浅述矿区水工环地质工作[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7）：79-81.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其深刻，从始至终贯穿一条主线——“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从战略性的高度，回答了战略性的问题，提出了战略性的任务，这就是“什么是共产党和怎样建设共产党”的时代新课题，也是对共产党本质论的科学定位。
一、“三个代表”决定党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方向
党的本质是指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和决定党的性质、面貌与发展方向的根本属性。“三个代表”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同党的性质、面貌、发展方向的结合上，科学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从而印证了党的本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党的本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一致性，充分反映了共产党理论的彻底性。
党的本质决定党的性质。党的性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质的规定性。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造就了我们党必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由党的本质所决定的，是党的本质集中而客观的反映。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走在中国社会发展前列的先进部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历史火车头的作用。在新世纪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实践中更好地弘扬过去形成的关于党的性质那些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东西；同时，又要克服那些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现象，使党的先进性更具体、更充实、更规范、更明确。
党的本质决定党的面貌。党的面貌如何、形象怎样，直接关系党的威信、领导、执政地位和作用。我们党一切活动一切事业，甚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都在于“三个代衰”。“三个代表”是党的光辉形象、胜利保证。什么时候坚持并做到了“三个代表”，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就能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什么时候偏离了或者没有完全做到“三个代表”，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出现曲折和遭受失败。建党80年、执政5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当好“三个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党的本质决定党的发展。面对变化的世界、变化的中国，发展是时代的潮流、中国的主题。我们党怎样顺应时代的要求，谋划自身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中带根本性的因素，注重这些因素，并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先进代表，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三个代表”从党的本质上把党的先进性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这不仅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带有根本性的科学界定，而且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提供了前瞻性的有力保障。
二、“三个代表”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深刻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从经济层面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一定性定位，紧扣党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党作为现代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产物，理所当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党的使命、任务、地位和作用，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我们党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领导力量，就是因为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和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首先必须完成的根本任务。这种先进生产力，必然是智能化的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市场化的生产力。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思想观念现代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直接引入对党的本质的理解和表述中，在党的先进性中揉进时代性，将党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连结起来，将物质文明意识注入党的执政理论，从而使得党的本质属性充分地显现出来。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文化层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这一定性定位，符合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先进文化的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迫切需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还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它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先进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文化；是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大众、服务人民，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的本质，反映了我们党依靠自身包容性强的优势，迎对其他文明的渗透和扩张，体现了我们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直接引入对党的本质的理解和表述之中，在党的先进性中揉进思想性，将精神文明意识注入党的执政理念，从而使得党的本质属性又充分地显现出来。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从政治层面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一定性定位，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归依。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由党的世界观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以来，党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都集中地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当今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找到社会各阶层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的共同取向，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部分人先富和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直接引入对党的本质的理解和表述之中，在党的先进性中揉进人民性，将政治文明意识注入党的执政理念，使得党的本质属性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第三次理论飞跃的重要标志
江泽民同志的共产党本质论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三大理论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核心内容是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适合中国新民主主义实际的三大纲领。其政治纲领，就是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其文化纲领，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正如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理论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反复思考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是我们党第二次理论飞跃。
关键词：社会性质论战；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指出，“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为我们指明了当时的国情。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石。通过论战，使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愈辩愈明，愈辩愈清。对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正确，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明确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论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驳斥托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和错误观点，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的论证。在从横向方面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各方面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又从纵向方面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入侵以后对中国社会引起的变化作比较具体的分析研究。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激发了全体国民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心。讨论吸引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参加，撰文论争的多是当时各派别、团体的知名人士。在这之前，很少有人思考近代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通过论战，使人们普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问题的关心，激发了更多的人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关注。正如何干之所评论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中国民族解放暂时停顿后才出现的。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战，论争所取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2]
三、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学术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首先论战在形式上保持了学术论争的特点。各方为了阐述自己的主张，尽可能通过严格的逻辑推论和各种经验材料，统计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体现出较强的学术研究特色和学术水平。其次又是一场的政治斗争。论战各方都显示出强烈的党性、原则和立场。在论战中，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有力地打击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四、论战形成的成果，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现在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3]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道路与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及其特点之间的关系，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识清楚”。[4]在《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5]这些著作中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认识都折射出了此次论战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场论战，也就不可能产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这些著作，同时这些著作也是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无论是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方面，还是在政治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有了这次论战，才使我们更加明确中国的社会性质，在此理论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5]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