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因此，从当今新的历史时代出发认真总结、研究中国古代道德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推动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什么是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哪些美德？这是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首先应当明确的。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东西，就道德内容讲，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善为本的人伦思想。与人为善是传统道德中很重要的内容，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做人之本。其中强调，在与人交往时要温和、友爱、忠厚、善良。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在外要“爱人”，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提出“兼相爱”，要“爱人犹己”，都强调了要善待他人，对人有仁爱之心。另外，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强调要讲谦让，替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教人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只顾自己、不想他人。在这种道德伦理思想支配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讲谦让、懂礼貌等等。这种谦和、善良的人伦思想，正是我们今天待人处世、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应提倡的。
第二，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对己严、对人宽一直作为传统美德流传至今，它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自满。事情没有做好，首先要“反求诸己”，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都强调了在为人处世上要严于解剖自己，对待他人要宽容，不苛求于人。传统道德观还强调，当自己强于人时要“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当自己不如人时，不要嫉妒人，“毋以己拙而忌人之能”。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今天，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提倡要敢于表现自己参与竞争，这种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还需要不需要呢？我认为，不但需要，而且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讲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倾轧，在竞争中更需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心胸宽阔，能与人合作。
第三，自尊自爱，讲情操、重气节的人格品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仁人智士都把追求高尚情操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方面。比如，强调为人要正直，面对邪恶要刚直不阿，敢于主持正义，宁愿直死，不可曲生。做人要有骨气，“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要洁身自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另外强调做人要知荣辱，懂得自尊自爱“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这种自尊自爱、追求高尚情操的精神品质，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对学生进行高尚道德情操的教育，从小培养他们懂得自尊自爱是很重要的。
第四，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与西方人本主义道德观相比，中国传统道德观更注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强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以“为国为民献身为荣”，在生死观上强调要能做到“舍生取义”生要生得正大、死要死得壮烈。“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都表达了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在祖国危难关头，民族英雄们所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之情。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种以公为先的思想通常与忠君相联系，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中的忘我精神、牺牲精神、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还是我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发扬光大。
此外，在传统道德中，还有一些。如：教人们要珍惜时间，勤奋好学，自强自勉，以及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豁达乐观的性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
如何将这些传统美德吸收到思想品德课中，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精神的关系。
我们经常强调在思想品德课中要继承传统美德，也要体现时代精神。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谈继承，应立足于当今时代，从当今时代的要求出发对传统道德进行筛选、创新、改造，使之成为新时代道德文明的一部分；谈到时代精神也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因为任何一种新的道德观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对原有道德的扬弃，新的道德观念是在对旧道德的更新改造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因此，小学思想品德课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的再认识。
道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一道德观都以一定时代为基础，即使是带有人类道德共性的传统美德，人们对它的认识层次也因时代的不同存在差异。
如，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劳动中形成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任何时代都是应当提倡的，但今天讲与过去讲，哪怕是20年前都是不一样的。过去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更注重于物质上的节约，生活上的俭朴和在贫困艰苦条件下的吃苦耐劳精神。这是劳动人民对劳动成果和艰苦的劳动环境所持的一种朴素的情感和态度。今天，生活条件改善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我们还抱着原来的观点教育学生显然不行，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呢？当然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不仅是人对劳动成果、物质条件的态度，同时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追求，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今天，是以奢侈、浪费，以能吃能花为美，还是以节俭为荣；是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还是艰苦奋斗，反映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今天，我们进行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教育，应从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培养学生以简朴为荣，肯于吃苦，勇于奋斗的良好品质和道德风貌，而不能停留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认识水平上。
再如，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着像中华民族这样浓厚的爱国情感。然而，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和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爱国情感又具有狭隘性和封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在认识祖国方面曾经表现出的夜郎自大的倾向，单纯强调祖国的繁荣富强，缺少忧患意识的培养；另外，过分强调爱国不离本土，简单地把是否留在国内作为衡量爱国与否的标准等等，从而造成教育上的片面性。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在世界大背景下让学生认识祖国，既要看到祖国建设的兴旺发达，又要看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感。
另外，如宽厚、谦让、谦虚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封建社会里，又与忍让、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孤高自傲等消极的人生态度相联系。
所以，在谈到继承传统美德时，应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进行再认识，使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更好地体现时代的要求，反映新时代的风貌。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道德文化遗产，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对道德文化遗产进行更新改造，为现实服务。
传统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们流传千百年，至今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对这些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应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更新、改造，赋与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合理的利用。
有些优秀的传统篇，如优秀的传统故事、格言警句，可以直接纳入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目前，我们教材中已吸收了一些，如“狼来了”、“凿壁借光”、“十八缸水”等故事，以及古代的格言、谚语，但随意性较大。我认为，对优秀的传统篇应有一总体考虑，对其中代表中国道德的精华、具有流传价值又符合小学生理解能力的，应有意识、有重点地吸收到教材中，使这些传世佳作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品德课教材风格。
有些传统道德，如孝敬父母，在封建社会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核心，体现着封建的宗法依附关系。特别是“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说教，是我们今天应屏弃的，但其中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等观念还是要提倡的。对类似这样的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照搬古人的说教，而是在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道德。
另外，古代蒙学中采用的一些方法，我们也可以考虑借鉴。如《增广贤文》，将各时代和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格言、谚语，用依韵归类的方法编排成文，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咏诵和记忆；再如《三字经》，将道德要求和道德故事用三字排列方法，编成顺口溜。学生在读诵中记住了这些故事和要求，数年后，一想起“三字经”，就能回忆出故事的内容及所讲的道理。儿童期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这时给他们一些至理名言，让他们记忆、背诵，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古时的方法，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我们还应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编出具有时代风格的新篇。
（三）在克服传统道德观中消极因素的基础上，不断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道德，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
当我们谈到继承时，也应看到传统道德中存在着的不可低估的消极因素。它不仅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如封建的家庭依附观念对现代孩子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孩子对父母的过分依赖和独立意识的欠缺；再如，长期存在于没落封建统治者中的摆阔气、讲排场的风气，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有反映，由此造成一部分学生道德观念的混淆，以显阔、出手大方为美；另外，在传统观念中存在着的保守性、封闭性，造成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求稳求安、墨守成规、满足现状的心理状态，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现代的青少年一代。
一.“君子”概念的双重属性
学术界公认，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在孔子生活时代，“君子”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始就是一种身份概念。《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于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且由于他将君子品格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传授给他的学生，因此，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孔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使君子这个称谓由身份概念转变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这样一种认识误以为身份概念与道德概念是相互矛盾的，故对一方的肯定就必然伴随着对另一方的否定。没有意识到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道德内涵。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均依身份而定。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其中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身份构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对身份的确认和维护，两者相辅相承。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表现为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现象就充分表明虽然传统的等级制度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但人们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孔子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将人们的等级观念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平等观念，而是要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重新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和尺度，从而为等级制度的恢复和巩固奠定更加牢靠的基础。孔子对周朝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表明孔子只是抛弃旧的划分社会等级的血统标准，而将人们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成就作为证明等级制度合理性的理由。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孔子在使用“君子”这个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君子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孔子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孔子固然赋予君子这一称呼以更多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君子概念所固有的等级内容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君子在孔子那里首先是身份概念，其次才是道德概念。孔子心目中的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即代表贵族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礼仪传统和行为规范，而不可能是体现一般人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的普遍性道德。孔子之所以经常从道德角度来评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君子与小人成为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格象征，更是为了突出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确证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孔子所理想的社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有道之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等级的确定不移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对孔子来说，等级意味着文明，君子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真正属人的生活。所以，孔子作为心仪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君子等级中道德内涵的重视和弘扬丝毫也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等级秩序和社会身份意识的否定，恰恰相反，孔子通过他的教育、他对各种谮越行为的谴责以及他对传统等级制度下行为规范的恪守，表明他始终把社会的等级结构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只有君子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才有可能践履孔子的道德理想；而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其作用只在于为君子的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实践对象。例如：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对于这句话，历来的注释都语焉未祥，连最权威的朱熹编纂的《论语集注》也只给出谢氏的简短注解。而且从注解与原文的关系看，谢氏的解释也是非常牵强的。如果按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即君子小人的称谓在孔子那里只具有道德意义而不再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那么这句话确实无论怎么解释都显得强辞夺理。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孔子自己一贯的贵族主义倾向，就可以一眼看出这里所谓的君子小人，其实都是身份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孔子的这句话不过是反映了他对不同阶层在实践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个态度。在孔子心目中，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行为不具有德性，故不能以“仁”相许；而君子虽然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由于德行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获得，所以也不能认为凡是君子必有美德。换言之，孔子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君子中有仁有不仁；而小人中则无仁可言。君子小人群体中的个别成员可以由于各种缘故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是不能抹平的。此外，在《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分别指称统治者与被被统治者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第十九》）
孔子除了突出君子阶层所内涵的道德属性外，还喜欢用带有明显道德色彩的称呼来指称统治者或上流阶层的人。譬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第十三》）
这里的“仁者”、“善人”均指君子阶层中具有儒家美德的人。从这些对君子阶层的美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是把君子阶层看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将统治者看成是落实儒家道德理想的推动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明确指出“仁者”来自于“士”，即君子阶层。与上文孔子关于君子中有仁有不仁的观点相印证就可看出，对孔子来说，君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故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是通行于贵族阶层的价值倾向和礼仪规范。但这些东西并非与生俱有，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所以在孔子心目中，君子阶层内部也是有等级上下之分的，划分君子阶层内部不同等级的标准就是道德修养。真正的仁者、善人只属于君子阶层中的少数人。既然君子尚且不能全部实践孔子的道德理想，那么处于君子之外的小人和野人更是与道德无缘。由此可知孔子虽然经常强调君子阶层的道德品质，但他的本意只在于强调不同阶层所代表的不同道德层次，强化人们对以君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崇拜意识，而不是要改变当时社会所通行的身份等级观念。在思想史上，为了证明某种社会秩序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故意赋予某一阶层以更多的道德色彩，这种做法为许多社会思想家所采用。孔子对君子阶层道德内涵的强调与弘扬，即是通过将贵族的生活方式道德化、神圣化以达到凝固社会等级目的的又一显例。
另外我们还需搞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那种以财产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的观念，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是近代文明才有的现象。在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许多前资本主义文明当中，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划分只与各自所处的社会等级有关，而与财产的多少无关。而且往往是财产随地位而来，而不是地位随财产而来。故贫无立锥之地亦可为君子，而富可敌国却未尝不可是小人。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小人的区别固然与贫富无关，但却与各自的身份和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孔子的一个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份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被孔子斥为“小人”，说明孔子虽然打破了以宗法血统来划分等级的传统观念，但他取代这一传统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信奉的平等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标准上的等级观念。固然，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传统而言，孔子以美德而不是血统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孔子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平等意识，甚至认为他的思想比当时古希腊雅典的平等观念更为先进和人道。无论是雅典人享有的平等还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平等，都是建立在对共同政治身份的确认上面的。而儒家所承认的平等，只是一种人性论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能导致现实生活的平等，而恰恰是为现实的不平等作辩护的。
二．君子成仁之路与权力的占有
孔子道德的实践主体是君子，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仁者”、“善人”；而君子实践孔子道德的活动有赖于一个小人阶层的存在。小人虽然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小人为君子成就圣人的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实践对象。有学者认为，“孔子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政治，他孜孜以求的是人的实现。”这一观点由于忽视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孔子对社会、对人的基本理解，因此很难说它触及了孔子思想的本质。儒家伦理中的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处于一定伦理关系中的社会人。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家思想家，他们的思维视角始终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和规定人的行为的。因此儒家把社会既存的等级关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亘古不变的“道”和“理”。也正因为孔子及其学生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结构作为他们思考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所以他们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社会提要求，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对个人提要求。道德的具体规定由古代的圣王为全体人民制定，而不是个人作为天性自由的理性存在物为自己制定。而为着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事先分配给他们的义务行事，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政治统治机器的存在就成为落实孔子道德理想的必要条件。道德的起源决定了道德自身的不自由以及处于这一道德约束之下的人的不自由。这样，道德就具有了压迫的性质。同时，对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事业的追求，也使得孔子及其学生将政治活动看成是实践儒家道德的主要形式。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的逻辑结果，而且也是孔子及其学生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按照儒家的一贯说法就是“内圣外王”。所以，通过实践儒家道德而实现的“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环节的道德人与政治人。
西方的传统政治观点将政治活动看成是社会共同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向着某个共同价值目标趋近的过程，而中国自古就将政治看成是对被统治者进行管治和教化的过程。由此道德灌输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对道德的关切也相应地结合着对政治目的的认知来进行。在《论语》中，凡涉及道德价值与道德内容之处，无不着眼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道德的目的不是自律，而是治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俯拾皆是。如：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篇第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第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第二》）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篇第八》）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如果我们只是个别地来研究这些论述，那么它们似乎只不过是一些源自于生活经验的道德训诫。但把这些散见于各章并包含有大致相同意义的语录编排到一起，孔子道德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和实践目的就非常突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由此我们发现，对孔子而言，道德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体现社会各等级阶层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界限。由于道德能使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等级地位和相应的行为规范，因此道德就成为统治者据以驯化被统治者精神的最佳手段。正如孔子所指出的那样，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只能使被统治者表面上显得很顺从，而要真正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就必须使他在内心深处认同既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统治者的优越性，从而自觉地接受社会强加给他的地位和行为规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由于偏重于直觉而在逻辑思辨能力方面逊色于古代希腊的同行，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逻辑依然默默地发挥着它的支配作用。不管孔子如何看重道德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意义，由于他把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权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因此他的道德思想必然以等级制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归宿，他所倡导的道德必然要以一个庞大的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作为统治者解决自身生计的必要条件和从事道德实践的中介。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一种将道德作为统治他人工具的道德观是否还属于道德的范畴、美德能否成为一个人凌驾于另外一个人之上的充分条件是大可商榷的，而对孔子及其学生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
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是有利的，而且对于实践者本人也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使个人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保障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从孔子关于道德价值的论述中所得到的又一个教训。孔子固然不鄙视穷人，但他却鄙视那些试图通过所谓的“小人之业”来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的人。在孔子那里，一切单纯的谋利行为都不具有道德属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而义利之辨在孔子那里并非真正的义利两分，而是义中有利、本中寓末。这表明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的、强烈的利益诉求和功利主义倾向。追求道德的事业之所以高于单纯谋利的事业，并非因为心灵的安顿比物欲的满足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因为儒家道德本身就包含有物质利益成份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君子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道德来获得利益，而不是企图通过某项“小人之术”来谋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那样会得不偿失。“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句话表明孔子所谓的“道”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如何治人而食于人的统治术，美德被视为是只存在于统治活动中的一种属性。故樊迟请学稼，就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他的另一个学生南宫适以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事实来证明行善是有利可图时，孔子却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崇尚德性的思想。说明孔子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道德的价值。行为的道德性要依它所追求的目的和达到的效果而定，而与行为自身无关。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承认道德具有独立不依的品格，承认道德有其不能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价值，是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一种纯粹道德哲学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有可能过一种真正与自己的心灵相关的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由野蛮向着文明过渡的必要环节。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了使道德获得彻底独立的努力。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识”。人只有首先切实懂得是非善恶之别，才能真正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必然的道德性。而在孔子及历代儒家思想家那里，关于道德的隐含命题却是“道德即权力”。道德不仅被用来驯化人民的精神，而且被用来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道德实践上的成就可以成为对人民行使统治权力的理由。一个以仁慈的方式行使统治权力的人有权利要求被统治者提供服务。而被统治者表现得越顺服，统治者的德性也就越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德与权之间的逻辑关系看，孔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统治者必须有德，而是有德者必然能成为统治者，也就必然能借此获得各种利益。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作为一对可以互证的命题，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观念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不管他们的表现是如何的昏庸无德，在任时无一例外均被冠以“当朝圣人”的美誉。
由于道德本身是不独立的，是受人操纵的。所以在孔子那里，人对道德准则的依从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其实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这种以德治谋利、以学求禄、以仁役人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低微，他们追随孔子的原因，乃在于孔子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问仁、问礼、问君子，实际上都是希求获得统治他人的资格；孔子的有关回答也是围绕着运用什么样的道德手段来取得理想的统治效果这一中心问题来谈的。道德之所以可欲，在于它对统治者和个人都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对统治者来说，道德可以使统治更具有合法性，可以培养一种有利于统治的社会心理和大众性格；而对个人来说，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提升一个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统治权力，从而满足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需要和欲望。孔子虽然要求人应遵从道德准则，并且他自己也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勇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由于从来没有明确肯定过道德的独立地位和绝对价值，他的有关这方面的道德训诫和榜样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仁”对“礼”的依附与“礼”对“仁”的辖制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中心范畴，是体现君子美德的主要品质。但什么是“仁”？在孔子那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答案。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求教者，会对“仁”给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孔子只是指出了“仁”的表现形式，如：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六》）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第九》）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第十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第十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
在这些规定中，孔子只是指出了一个具有“仁”的品格的人应该如何作为，但对“仁”自身所具有的内容不做正面的规定，这对今天的人们理解孔子的相关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了大致准确地理解孔子对“仁”的具体规定，我试着从《论语》中拣取三段涉及“仁”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的段落，以便能对孔子的“仁”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述。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十七》）
“孝弟”为仁的根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构成“仁”的基本内容，而对“礼”的恪守则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从以上这些涉及“仁”本身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孔子始终没有将“仁”或其他道德范畴看成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原则，而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意义，所以就“仁”的本质而言，它所涉及的只是统治方式而已。孔子显然是将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行为本身的一种属性，故道德的性质既非自律、亦非他律，而是“正人”。由于“仁”的目的在于润饰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其内容仅涉及统治的方式方法，所以“仁”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受制于“礼”。“礼”才是孔子思想的真正核心，它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全部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而且也是仁的完成、仁的节制。它从外部规范着仁，制约着仁。使仁不得超出等级制度所允许的界限。当今学术界一谈起孔子的“仁”学，就会津津乐道孔子“仁者爱人”的格言。但“仁者”对人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博爱，仁者对他人的爱所体现出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仁慈品格。仁者之爱同样不能逾越出“礼”的范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表达的不是仁对礼的指引，而是礼对仁的规范和约束。正如孔子最杰出的继承人孟子所指出的那样，礼的作用就在于“节文”仁义。对儒家来说，“礼外无仁”可以说一个隐含的命题，凡不合于礼的事情也必不合乎仁。正是由于将“礼”看成是“仁”的标准，所以孔子的学生才一再地追问齐国政治家管仲是否称得上“仁者”；“嫂溺，叔援之手”虽是孟子性善说之最佳例证和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真正实践，但孟子也只能用“权”而不是用“仁”来对这一行为进行解释。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站在一个真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们不能不由此感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亦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孔子将“仁”看成是统治的基础，要求统治者本着忠恕之道、“爱人”之心来施行统治。但这一理想本身就是建立在人对人的统治基础上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无论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还是从谋求个人利益的角度，孔子所倡导的道德都必须以一个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等级制的确认和维护。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形态，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没有包含纯粹的个人道德的内容。道德的实践过程与实践者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实践者在道德实践中的成就也主要体现为由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转化过程。这使得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始终依附于政治，始终无法摆脱权力和私欲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为的精神王国。在西方的道德文化中，人从事道德实践的目的乃在于过一种优良的生活，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实现人们共同的道德追求。伦理学主要研究一个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和能力才能达致这种生活状态，而社会相应地应为人的这种理想境界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故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政治学实为伦理学的一部分。尽管在现实政治当中，统治者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企图垄断一切的欲望。但在理论上，道德始终高居于政治之上，对政治的目的和形式进行着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制约。亚历士多德视城邦为自由人联合在一起以实现正义的政治组织，西塞多把国家称为“人民的事业”、黑格尔论证国家为“伦理观念的现实”，都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而孔子却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道德，这种视角上的偏差可以说是导致目前儒学不振的主要原因。
缺乏缜密的思维能力，无法在思维中紧紧抓住对象本身，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缺陷。这在孔子关于“仁”的思考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论语》中，当孔子不需要对各种道德范畴的内涵进行定义，而只需抽象地讨论道德与人生的关系时，孔子是能够意识到道德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独立地位和基本价值的。孔子公开赞扬伯夷叔齐的品格，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提倡“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然而，当他必须对道德本身展开思考并做出相应规定时，他就只能从表象、关系、功能方面来做出说明，无法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不能把握住问题内在的具体。而这样一来，“仁”作为道德范畴，它对人的行为所具有的权威性立刻就被抛离，蜕变为“有利可图”的工具和装饰。孔子将道德视为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把道德作为一个只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的、独立自足的实践领域。孔子关于道德的思考是抽象的目的论，具体的工具论。这说明孔子的思维方式还依然停留在人类早期关于道德的朴素认识之中，即把道德看成是人借以趋利避害的手段和途径。除去儒家传说中的圣人外，孔子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最伟大的仁者、圣人。但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所展现出的那种始终依照道德法则生活的榜样，却没有真正渗透进他的思想之中。这就使他的观点始终充斥着彼此的对立和冲突，缺乏一种持久有效的道德思想所应具有的一贯性和明晰性。
孔子曾感叹：“古人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学习的目的应在于求得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但这种理想只能在一个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拥有大量闲暇的阶层中才能实现。儒家虽然自命为社会的统治者，是君子，是绅士，但它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始终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儒家对礼仪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能有一技之长以谋取衣食。孔子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君子之所以谋道不谋食，乃是因为“学也，禄在其中”。只要勤学苦读，自然就会取得官职，从而也就有了统治别人的资格和稳定的生活保障；而孟子也公开承认，君子以当官为职业。现实生存环境的严峻和对功利目的的追求使得儒家不会象古希腊思想家那样，具有对思想本身进行考察的兴趣和爱好。儒家的思想家其实都是实践家，他们提出某种思想或者宣扬某种道德其实都是为着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者个人利益。在人类的各种早期文明中，以利害作为推行某种道德的中介是普遍的现象。但问题是，由于始终保持着对道德自身独立性的高度自觉，西方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最终在历史的反思中摆脱了早期的那种粗陋混乱的状态，进化为一种纯粹的、与人们的其他实践活动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形态。而儒家伦理，由于从未经历过类似于西方思想发展的反思阶段，因此它内在的杂质也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并一直对中国人的道德产生混乱而有害的影响。在今天，中国人对道德的态度依然是实用主义的，人们推行道德的方式依然是强制式的。几千年无论怎么样的改朝换代、无论在表面上活跃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人们的行为方式依然如故。
结语
康德指出，伦理学是研究如何使人配享幸福而不是获得幸福的学问。而孔子的道德思想恰恰是将道德看成是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方法。由于将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局限于政治领域、由于没能正确处理好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孔子所倡导的道德永远受制于外力，永远不能摆脱物欲的牵绊和对权力的依附。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道德只能扼杀人的自由天性、束缚人的精神、将人的创造力和无限发展的潜能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受着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权力的双重束缚，中国人的道德始终处于混乱与功利之中，始终未能窥见那洋溢着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为目的的纯粹道德境界。由此可知，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之所以走向衰亡并不能归结为西方价值观和物质文明的强力渗透，而是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和道德缺陷所致。即使没有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儒家道德也只能依靠威逼利诱才能维持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拿破仑曾把沉浸在儒家思想中的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今天，睡狮已然醒来！当代中国人对孔子道德的否弃即意味着一个从未体认到自由价值的古老民族终于睁开了昏睡的双眼，开始重塑自己的精神！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必然始于与自由的相遇、相知和相亲。随着自由精神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一种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对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和积极指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然会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基石，这样一种道德不仅更能保障我们的独立、自由与尊严，亦能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开放有力的姿态去回应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据此我愿相信，目前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道德真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新的充盈着自由精神的道德在中国人心中扎根之日，即是中华民族以沉稳自信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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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
教学效果欠佳“基础”课的考核内容，是指考核主要覆盖的知识面和基本理论。考核内容不仅仅应当以教材的七个章节（2013年修订版）、三个部分（思想部分、道德部分和法律部分）为中心，还应当对教材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离不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也离不开对中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探索。以往“基础”课考核的内容主要围绕教材展开，学生甚至能在书上找到标准的答案。这样容易使教师能够针对自己的兴趣点对教学内容做出“多变”的处理，或增添无用的信息，或删减重要的理论，产生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的现象。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不能有机结合起来，“考”的和“教”的相互脱离，直接导致教师既没有完善、补充自身知识结构的动力，学生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有的学生甚至不用听课最后也能考核合格，这样就难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考核主体单一
考核过程的主观性较强考核主体是在考核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人和单位，考核主体决定着考核的内容、指标、结果等全过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基础”课考核都以任课教师为考核主体，以学生为考核对象。通常情况下，学生的学习考核没有其他考核主体的介入，既无其他教师和单位的参评，更不允许学生互评。任课教师“大权独揽”，决定着学生最终的考核结果。由于考核主体单一，考核过程中的主观性就在所难免。有的教师会根据与学生的亲疏关系决定着对学生评价的高低，特别是在“平时成绩”部分，教师可能对学生随意做出加分或减分的决定。考核主体不受监督，考核结果就会有失公允，这样的考核结果学生难以认同，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对立情绪，失去对学习的信心。
3．考核方式以终结性书面考试为主
忽视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学生的“基础”课考核通常是以书面考试为主，书面考核成绩的权重往往占总成绩的60%以上，有的院校高达70%。教师偏向于测试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但是都仅仅局限于“纸上谈兵”，学生对诸多问题的论证缺乏现实的体验和相关数据的论证，发表的观点没有说服力，考核结果并不反映学生的真实思想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质欠佳的学生也可能在书面考试中分数遥遥领先。“基础”课教学效果的体现，不但需要学生从理论认知上给予确认，还需要考察学生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能力。尽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掌握，但是学生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法律意识是否有所增强，这都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场境和动态的活动过程中，他人才能对学生运用道德观、法治理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客观评价，忽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基础”课考核不能完全实现教学目的。
4．期终笔试中的主观题不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05方案”实施以前，许多高校对“基础”课的考核侧重于考查学生对书本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性题型占据大量分值。“05方案”实施以后，大多数高校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偏向于对学生进行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测试，主观性题型增多，有的甚至不再使用客观题。但是，主观性题型的增多并非意味着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的增强。由于许多主观题庞大而笼统，学生在思考时不知从何入手，不知从哪个角度作答，最后回答的内容要么僵化、呆板，没有逻辑性和创造性，要么没有理论深度、十分肤浅，导致学生的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都无法得以提升。
二、构建“基础”课教学的“立体动态式”考核模式
教学考核是推进教学过程，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环节，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教育理论，结合我国“基础”课的具体教学实际，构建一套既便于操作，又科学合理的“立体动态式”考核模式，以促进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有效性和能动性。
1．横向：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问题为考核
内容教师要明确“基础”课的教学目的是帮助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法律素养。教学考核的内容必须围绕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展开。其一，在政治问题中，突出考查学生对党、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个人等关系的认识及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其二，在思想问题中，要涉及人生目的、理想、价值、态度等内容的澄清与梳理。其三，在道德问题中，要弄清楚有关社会领域、职业领域、家庭领域中各种规范的内涵和意义，对自律、他律、利益、牺牲等要有深刻理解。其四，在法律问题中，要涉及如法治、权威、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的剖析。其五，在心理问题中，要关注大学生在人际、情绪、意志、社会适应等方面遇到的难题。需要指出的是，考核要着重于“问题”导向，以“问题”带“理论”，理论为问题服务，理论的学习最终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教师不应局限于教材，只要能解决现实困难和社会难题的理论和内容，就可以纳入考核的涵盖范围。这样，在全方位的“基础”课教学考核内容的指引下，教师和学生都会激发起积极性和紧迫感，主动阅读大量文献，对教材中与课堂外涵盖的知识进行广泛的了解和研究，努力针对五个方面涉及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科学、完整的阐释。
2．纵向：以思维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动态转化为考核
标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基础”课的考核都应当以思维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动态转化为标准。对所有学生的评价，既要看他是否有应用理论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能力，还要看他是否具有在生活实践中采取正确行为的行动能力。如果高水平的思维能力与极强的行动能力能相互转化、相互促进，那么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就达到了教育所期待的目标，应获得较高的评价。其一，思维能力的提高：静态的评价标准。思维能力，是指学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进行认知、判断、价值取舍和选择的思维活动能力。思维能力直接指导行为的践行，体现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发展，它是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基础”课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核应当集中体现在教学中对课堂提问的分析上，体现在对课程论文的论证上，还应体现在对期终笔试关于主观性问题的阐述中。教师对问题的设计要做到符合科学规律和形式逻辑，慎用单一、笼统的提问方式。如：针对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的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问“同学们的看法是什么？”，应当就现象产生的诸多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个人的价值取向等分别进行提问，让学生剖析社会规范、明晰善恶判断并果断进行价值取舍。问题的设计一定要详细、具有指导性，要启发学生做“抽丝剥茧”式的论证和环环相扣的推演，利用综合性学科知识作为解题的“工具”和“钥匙”，使学生对问题的论证具有说服力和创造力。经过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以体现，理论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学生通过这样的考核过程所得到的评价公平合理，教师削减了主观性判断，使学生更能信服。其二，行动能力的增强：动态的评价标准。行动能力主要是指学生在生活中践行理论认知的能力，它是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最终体现，道德思维能力的提高也需要通过行动能力的增强来具体证明。思维水平高、论证问题能力强，并不代表在学习生活中可以果断践行。个体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践行高尚的道德行为难度巨大，需要克服利益的诱惑、自身不强的意志力，还需要承受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压力，要在深刻的认知下，饱满的情感中，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才能表现为“利他”。因此，对学生在行动能力方面的考核必须成为“基础”课的重要考核部分，对学生行动能力是否增强的评价也必然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教师除了设计课堂考核、论文考核和期终卷面考核等形式外，必须设计学生在社会调研、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等实践考核方式，以学生在实践行为中的记录、照片、影像资料为依据，发现学生在实践中的积极性如何？是否是真情实感？行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怎样？在动态的行为中对学生进行评定。
3．空间上：以“走向社会”与“回到课堂”为考核方式
为了避免考核的单一性和主观性，增强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考核的场地、主体都要有选择地增加。其一，走向社会：接受他人的评价。由于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知行转化能力必须作为考核的关键标准，那么对学生思想道德整体状况的评价就无法仅仅以课堂表现和书面成绩作为依据，还要参照课堂之外的真实行动状态，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结论。教师可以用以下方式鼓励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接受社会和他人的评价。参与社区服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入社区进行服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专业技术服务、调节家庭纠纷、优化环境卫生、提供空巢家庭的家政服务等。让学生在无私奉献中体会人生的价值和道德的深刻内涵。可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让学生深入到社会更为广泛的机构和组织中，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可以让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对学生的行动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学生服务的次数、态度、质量等进行评分，切实考查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和道德行为的长期性，让社会和他人的评价成为学生整体思想道德考核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回到学校：接受同学和老师的评价。在增加社会考核主体，让学生接受社会评价的基础上，还要让学生回到学校，接受同学和其他学科任课教师的评价。首先，接受同学的评价。同学们之间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了解，对对方的思想道德品质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既可以对对方的平时表现进行评价，也可以选出代表，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进行评价。其次，其他任课教师的评价。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不但接触到“基础”课教师和同学，其他任课教师，特别是辅导员对他们思想道德状况也有认识，他们的评价也将作为“基础”课考核结论的重要依据。考核主体增多，考核方式发生变化，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表现得更全面、具体，对不同学生不同层次的思想品德状态了解更为全面，这不但使考核结果可信度更高，还让学生对考评结果的认同度增强，并对认识自我品德方面的不足进行反省和改善。
4．时间上：以学期分段滚动测评为考核过程
所谓“内适性”，是指个体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需求性和个体享用性，即个体通过思想道德修养满足自身道德完善与人格修塑的需求，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获得道德审美感和享受感。时至今日，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仍未脱离“灌输”的窠臼。我们一直在单方面强调通过灌输式教育“提高认识水平”，把思想政治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着眼点主要在于思想道德教育的“外适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教育追求与教育效果实际上背道而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认为“人类对自我完善的追求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有能力在善行和德性方面超越现存的状态”。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从人性的角度看，人只要活着就总是在追求不断地超越现存状态，超越物质与精神的历史局限性，不断更新，不断创造，不断地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个体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道德发展、人格完善，实现道德境界升华及汲取道德智慧的内在需求，具有获得道德审美感及精神享受的心理需求。人是自己生命活动的主宰者，“人一生的活动，就个体而言，可以认为主要是在追求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努力创生“超生命的生命”，追求一种超越生命存在的不朽的、崇高的、无限的生活。同时，“观察自己，认识自己，成为自己”。大学思想道德教育应着眼于学生道德发展的这种“内适性”要求，紧扣时代脉搏调整教育教学内容，以新鲜、生动、切合实际的内容和多种多样的教育方法，帮助大学生拓展视野，丰富心灵，解除困惑，最终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和精神的超越。
二、激发受教育者追求个人发展、创造生命价值的主动性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激发主动性，培养独立性。从广义上讲这就是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他还说:“教师应当激发学生的更高的能力，积极唤起他们的主动行为，以便使他们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使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用形式教育的观点来说这就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一个懂得如何引导学生主动性的教师就是真正的教育的主人”。现实中，中学阶段的教育围绕高考进行，哪个学生有望升学就重视哪个学生，哪个教师能提高升学率就选派哪个教师。学生的思维力、创造力得不到培养和开发，内蕴于青少年身上的发现、探索和批判精神也受到严重压抑。“应把形成学生主动、健康发展的意识与能力作为核心价值，在教育的一切活动中都要体现这一价值”。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可能，但也有了更多的挑战与风险。这就需要人能够主动设计和反思自我的发展过程，具有释放生命潜能的发展能力，具有追求自我发展、把握自我命运的意志。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是能使自己获得新生命的生命体，是要求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生命存在。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总结前人先进思想的精华，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充分发挥其拓展心灵的重要作用。要紧密结合现实生活，引导学生走出小我，走进视域宽广的大世界。激发他们树雄心，立大志，在人生实践中磨炼意志，敢于挑战陈规陋习;敢于同自己的惰性、脆弱、怯懦斗争;热忱追求为人类谋福祉的目标，在人生奋斗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生命在自然的范围以内生存的意义主要表现为维持和延续‘生命’自身的存在…人也属于生命存在，人作为生命最高形式的意义就在于，人是生命却超越了生命的局限，人走出动物家族，也就超脱了单纯生命自身的循环…跳出生命的循环圈，这是人的解放，也是生命的解放”。同样为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境界，有真正的人，也有“人形动物”的人———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学生提升做人的标尺，主动追求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哲学家认为，人是具有双重生命的生命体，人除自身的肉体生命外，还有一个“第二生命”，表现为具有个性人格特征的“自我”。“第二生命”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具有自由本性的“类生命”，譬如人的社会生命、事业生命、文化生命等。对于人来说，“第二生命”体现了人的内在价值，体现了人生存的意义。因此，人更看重这一无形的存在。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学生努力追求第二生命的价值，努力掌握科学理论和投身社会实践，深刻认识自然界、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拨开名利、金钱、享乐的迷雾，自觉地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事业中去，使自己的第二生命日益蓬勃兴盛。
三、以诗化语言运用于教学，增强教育的感染力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主要作为知识传授的一部分被纳入教学体系，强调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计划，甚至用闭卷考试的方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德育的计划性、目的性取代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否定了道德的动态生成性，把教化之道变成了传授之学。在语言的运用上，大多使用概念化、学术式的理性语言。这种言说方式使教育内容枯燥乏味，弱化了感染力，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由是观之，在思想道德教育教学中，应抛弃那些僵化、刻板的理性语言，代之以生动活泼、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诗化语言。在教育、教学中运用诗化语言，至少有下述积极意义。可以增强教育的说服力。艺术本于真，诗化语言强化了教育的理论力量。有学者曾这样诠释“理想”:“理想是人对未来生活的赤诚寄托和对生命价值的超现实追求，是行动着的肉体生命之精神支柱与向导。崇高的理想，能使人在艰辛的求学生活和将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一种高昂伟岸、永不气馁的精神状态，使之于平淡的生活中呈现出恢宏，于坎坷的磨难中展示出豪迈”。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解释了理想的涵义，铿锵的话语，澎湃的激情，使人深受感染，也更深刻的领悟到理想的精神实质。再如宣讲爱国主义精神，可引仁人志士的诗句。秋瑾有诗:“浊酒不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诗句令我们感怀当年仁人志士报效国家、抛洒热血的壮举，以及他们救国救民、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以此能够激励学生萌发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诗化语言不落窠臼，富于创新色彩。艺术源于创新，诗化语言一改往日思想道德教育中冗长、套话连篇的语言风格，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并以清新、浪漫的语言加以表述和展现。如明代吕坤《语》:“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再如南宋文天祥诗“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粱!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南宋郑思肖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愿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些诗句让学生看到多姿多彩的生活，跌宕起伏的人生，似春风细雨浸润心灵，启迪他们去追求善的人格、美的人生。诗化语言展现了德育的超越。诗化语言以其澎湃的激情，唯美的韵律，浪漫的色彩，为我们展示着美好的新生活，这种言说方式更能激发学生改变现状、改变自身的热望。《省心短语》:“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陶渊明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陆游的词:“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诗言辞优美，含义深刻，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引导价值。
四、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成为道德楷模
有学者认为，在探索提高德育实效的前提下，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在大学里存在着商业化、官僚化和技术化倾向的现实面前，教师自身素质又如何呢?“教师有何资格使学生成为理想中的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不仅是道德规范的传播者，更应是道德准则的践行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应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他应在言谈举止中展现出人格魅力，在人生追寻中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唯有如此，方能在教育实践中进入理想境界———“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笔者认为，德育教师应从多方面提升自己的素养。
首先，注重加强对德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德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使学生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富有美德的人，而非让他们背诵一些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为此，应加强教育的现实针对性，熟悉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了解学生的生存状态，理解他们的追求。要发挥拓展学生心灵的作用，教师必须躬下身来，站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上循循善诱，引导他们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帮助解决求学中遇到的困难。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道德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灌输理想的实践活动，引导追求超越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只有那种关注实现人类的最佳状态，蕴涵着对生活和生命美好追求的，不与现实相妥协的德育才能解除魔咒，使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一部人类发展史铭刻着人类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足迹。德育教师应把引导学生获得建设幸福生活的手段，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自己的理想，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再次，坚守高尚的职业道德。德育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追求科学的导行者，探索真理的引路人。因此，应当坚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准则，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境界。同时，做到爱国敬业，率先垂范;诚信友善，以身作则;对待学生满腔热忱，把职业信仰置于崇高的位置，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追求教育的最佳境界。
从现阶段的高考招生体制来看，各大高校排序来看，先是一本，二本，三本，再是一专，二专，一共分为五个层次，而高职学生属于二专，录取的学生高考成绩大多在200到400分之间，与其他学生相比，单是成绩这一项就可能相差200到400分，学生素质基础就可想而知了。（四）初、中等素质教育力度不够从中国初、中等传统教育来看，评价学生能力的高低主要以学生的学科成绩为主；从学校课程开设来看，学校比较重视语文、数学、英语等升学考试课程，较少重视思想品德课程。思想品德课程不仅学校不重视，学生也不重视，家长也学重视，升学自然也就不重要了。比如：今年高考尽然有高考作文用脏话作答的情况。这也许是一个个案，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是否也反映出一个片面问题——对素质教育的忽视！
二、提高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建议
（一）开展多种活动，让学生感悟人生
1.开展集体观看视频活动。对整批大班教学，我们可以采取观看视频（如：湖南电视台的“变形计”，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中国教育频道的天才知道等）的方式让同学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人和事。这些节目还得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因为学生的自制力较差，让他们自己看，也许就不了了知了。2.开展当前社会实事热点的评论、辩论会。如：近几年的热点话题——“扶老人”、“让坐”对于“扶不扶？”“让不让？”“该不该扶？”“该不该让？”“如何让？”“如何扶？”等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最后找到正确的道德价值观。3.开展“我说我”、“说真心话”、“背后的我”等主题班会，走进大家的心灵世界，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内心中的自己，得到更多人的关心与温暖。与此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有利于教师有的放矢的引导教育。
（二）老师的言传身教
作为老师首先要以身作则。比如：在一次上机课中，我们要求学生穿鞋套，但是我自己忘记了，没有穿鞋套。学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师你自己怎么不穿？”他们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们会觉得这是争取自己权利的机会。如果我们自身都不能做好，又如何去要求学生。在要求学生十个不准的同时，更要要求老师十一个不准，十二个不要，才能树立榜样和模范作用。
（三）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交流
与家长共同努力，高职学生进校时大都十七八岁，他们行为习惯已经养成，要想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习惯，必须找到根源。只有家长才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从而采用正确的方式引导。1.建立家长飞信群、QQ群、微信群等方式随时保持与家长的沟通。大学生来全国各地，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可以在短时间内与家长取得联系。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2.开展大学校园亲子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与家长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为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可在开学或期末邀请部分学生家长到学校与学生参与亲子活动。孩子们也可利用此次机会与家长游玩、谈心。（四）加强与本科院校学生的沟通与交流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通过与优秀学生的接触，让本科学生来影响我们高职学生，让高职学生找到自己的差距，从而找到自己学习的动力，约束自己的行为，增加认知与理解能力。
一、孟子思想要义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作用
首先，是“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守护善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满足自己必要生活的基础上，尽量减少物质欲望，避免欲壑难填。在孟子看来，物质欲望不多的人，即使善心有一定的丧失，也不会丧失太多；而物质欲望很强的人，即使他的善心还能保存一些，肯定也不会保存太多。孟子非常强调过多的物质欲望对人生修养的羁绊，甚至损害。从生活经验来看，物质欲望过多，往往会让人误入歧途，不仅会损害自己的人生修养，对国家和人民也是灾难。如果任其发展，则会导致。其次，是“思诚”。要修养自己的德性，必须要“诚”。孟子把“诚”的地位提的非常高，认为是“天之道”，告知人们必须要追求“诚”，即“思诚”。善是人们追求“诚”的基石，要真诚地、专心致志地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善的萌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有善端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最后是“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生命的体验、道德的境界。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一种内心伟大刚强的气，必须用道义去培养，而且不能有一点点的伤害，只有这样才能充塞于天地之间。我们在生活中对“浩然之气”的培养，既不能忽略也不能揠苗助长，而是需要在生活点滴中不断地积累，用一生去培养的一种精神境界和生命气质。那些宁愿在艰苦地区工作，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民公仆，正是在践行“浩然之气”，传播正能量。
二、孟子思想要义对当今政治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
孟子认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至关重要，但是并不是孟子思想的最终目的，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进一步推广到政治中去，即“仁政”。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更应该积极培养自己的德性，让自己心中那个善的端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抵御一切的不正之风。同时，中国共产党员还应当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尽一个党员的应有职责。因此，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当今政治仍有借鉴意义。如何把这种善心、仁的思想推向政治实践呢？这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就是他的民本思想和先养后教的思想。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源远流长。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述。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社稷和君主相比较而言，人民在社会中最为重要，是最有价值的主体。孟子对一个政权合法性的认识，主要是看人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与表达，这是构成君权的基础。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理由和唯一根据。国家、君主的设立，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需要。所以，施政者的行为必须与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符合，竭心尽力为人民服务。孟子的“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不仅是理论，还有具体、务实的措施。孟子非常重视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并且还设计出一套具体的经济措施。孟子认为，普通的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以食为天”，所以首先必须要解决和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因为统治者不体恤民情无法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导致人们铤而走险，等他们犯罪了再去实施刑罚，这就等于是设置罗网来陷害普通老百姓。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作者：高慧
中国主要思想家对全人教育的认识其实并非全人教育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产生深远影响，遥远的东方，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教育的界定在某些方面和西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一些教育思想家的观点中也渗透着全人教育的理念。例如《论语·宪问》中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为己”就是说学习是为了彰显人的自身价值，而“为人”则是说要迎合他人或外物而学习，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中所说的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大丈夫”的道德人才思想等，都可以看出先秦哲学家的教育观都重在培养完整的人格，这与古希腊的教育十分相似，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综上所述，全人教育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也正因如此，学术界对于全人教育的定义至今仍无定论。简言之，全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全人”。
2民办高校实施全人教育的原因
2.1目前民办高校的发展陷入困境
近两年，公办高校连续扩招，民办高校发展迅速，这使得民办高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激烈的竞争中日益突出。对于民办高校来说，生源就是生命，所以很多高校把每年6月份招生工作看作是重中之重。进入6月份，各高校进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校师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投入到这场紧张的生源大战之中。其次就是就业问题。在民办高校学生中有这样一种理论“，毕业等于失业，读书无用，随便念念”。这更加剧了民办高校教师授课的困难，尤其是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如何转变学生的学习思想，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成为摆在教师面前的首要问题。
2.2全人教育和素质教育充斥着民办高校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成为素质教育实践的思想源头。但提起素质教育落实难，人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有专家形象地用“家长焦虑、学生郁闷、教师困惑、社会迷茫”，来形容人们的纠结与无奈。如此这般，就陷入一个素质教育人人期待、却人人无力，应试教育人人声讨、却人人助推的“僵局”。民办高校的学生基本都是在“大浪淘金之后被筛掉的”、“过百万人的独木桥时被摔下来”的学生，成绩不是他们的优势，但除成绩之外的能力和才华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要结合自己学生的特点，在素质教育推行困难的当下，要将全人教育和素质教育有效结合起来，相互融通与借鉴，走出一条适合民办高校发展与前进的道路。
2.3台湾地区全人教育的影响
90年代中期，台湾以“全人教育、温馨校园、终身学习”定位为教育主轴开始，全人教育理念逐渐为台湾各级各类学校普遍接受，并日益成为台湾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很荣幸西安培华学院的教师在2014年7月赴台湾中原大学学习考察，体会真正意义上的健全人格教育。这一系列的交流与活动已经证明，民办高校实施全人教育势在必行。
3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课堂教学的特征
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由于课程性质主要以原理、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为主，所以在授课过程中基本属于“灌输式”教学，以教师的讲授和指导为主，注重教师的主导性，而忽视了学生的需求性。学生在学习思政课时基本抱以考试不挂科的心态来课堂学习，完全不理解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真正用意。面对以上问题，西安培华学院针对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的特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这门课的基础上自编了一个教材《大学生成人成才成功之路》，此书是一本解决学生实际情况，让学生迅速转变学习思想，端正学习态度，学会做人、做事，正确处理学业、生命、爱情和就业等关系的教科书。但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期望值并不高。
4对全人教育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实施中的几点思考
4.1投其所好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95后，个性更加明显，对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上《思修》时如果一味地去灌输一些和他们性格不符或是让他们感到思想和知识，那么这门课是失败的。必须抓住学生的心，让他们知道老师懂我，理解我，这样才能让学生跟着老师走。所以在前几次课堂上笔者会尽可能地让学生说话，让他们谈上大学的感受，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和困惑，了解他们的喜好，然后再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提出的不同问题去备课，找资料，之后在课堂上以一种互相学习的精神去探讨存在的问题。这样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学生与教师之间从而建立起一种开放而平等的学习群落。
4.2细心观察
《思修》是每个大学生必修之课，无关乎专业、无关乎文理。所以对于教师来说，你的授课对象可能是文科生，也可能是工科生，那么你的授课内容也要随对象的改变而做出相应地调整。对于工科生来说，授课中多涉及一些情感、直觉、审美和精神潜能开发的内容；对于文科生来说，多涉及一些开发人的智力、培养数学兴趣和增强逻辑思维的知识、提高其创造力。
4.3重点实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授课之后，教师就可以大致把握授课对象呈现出的特点，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重点实验。在授课一个多月后，笔者选择了两个班级做了一个实验，给她们一个月的时间，以小组的形式完成一次作业，作业的形式不限，但作业的内容要涉及《思修》课本中所讲的章节，并且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谈你学到的感想，二是谈你想对老师说些什么。这个作业可以考察学生动手、动脑、知识、创新各个方面，同时还可以考察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学生是花了时间和精力在这次作业上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多媒体、微电影、书册等等，同时也写出学生对这门课和对老师的感受，这对笔者今后的授课是一份巨大的财富。
4.4变革标准化考试
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学生对其期末考试通常会寄托在老师最后一节课划的考试范围上，或是将其他同学整理出来的考试资料倒背如流，所以在考场上小抄、作弊经常可见，分数完全考察不了大学生的学习程度，反倒是一种学识标准的沦丧。因此我们变革这种标准化的考试，以全人教育的理念从其他角度、其他形式去检验学生的知识，考察学生的能力，培养多方面的“全人”，那么学生自然而然就会去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
4.5加速教师成长
全人教育虽然教育的对象是学生，但其实真正受益的还有教师。在没有全人教育理念渗透时，教师的备课很局限，方式很统一，知识宽度仅限于某个专业领域。这就需要促进教师全方面的发展自己，拓宽自己的学识领域，跨学科的学习和整合知识，提高自己的创造力，使教学与学生的真实生活联系起来，以此创造学习的意义，这对教师来说是一项挑战。
5小结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
人性问题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家，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家们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最早对人性问题进行深刻完备的阐述，并自觉地以其人性理论作为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基础的是孟子。孟子是通过对告子及其人性论的批判来阐发自己的人性理论的。告子说过一句后人广为熟知的名言，“生之为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对人性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地告诉人们，所谓人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种本性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那就是“食”和“色”，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饮食男女。不仅如此，告子还认为，作为人之本性的“食色”之性，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这就好象湍湍的流水没有东西之分一样。换言之，在告子看来，人们不能也不应对作为自然人性的食色进行善恶的道德评价，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人皆共有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告子关于人性的理论事实上暗含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既然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食色之性，那么一个好的社会和好的人生就是让这种自然的本性得到自由完满的流露和显现，而人为的抑制、粉饰以及修炼等等只会损害人性甚至导致人性的扭曲。这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和修养观既蕴含着老庄道家无为思想的端倪，也启迪了杨朱主义的先河。
满怀修齐治平之志的孟子显然对告子的这种人性论是极不赞同的，他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告子人性论的致命弱点。根据告子的观点，人性就是人生来就有的食色之性，那么，人性和犬性、牛性以及一切别的动物之性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作为生来就有的食色之性并非人的专利，牛马畜牲无不具有这样的属性。很显然，在孟子看来，人性远非告子所说的食色之性，因为它们根本无法把人和别的生物区别开来，因而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那么，什么才是人所具有的，可以将自身与别的生物区别开来的人性呢?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根本的属性，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即他所说的人的四种善良的“本心”。这四种善良的“本心”才是人生来就有的、将自己区别于别的生物的根本属性。这四种善良的本心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和展开，就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现象和道德规范。孟子由而批评告子说，如果把人性比作流水的话，那么，只能这样说，水往低处流是水的本性，人往善处奔是人的本性，所谓“水无不就下，人无不向善”。善才是人的本性，人性本善。正是从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孟子认为，思想道德修养的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进行内心修养，反求诸己，尽力保持人的善良“本心”，并且发扬光大扩充这种“本心”。为此，他强调存心养性，反观内求，希望通过“养吾浩然之气”而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正人君子。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善之人，他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没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住自己的本性，丧失了自己善良的“本心”，因此，对这些人而言，思想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求放心”，找回自己迷失和放逐了的“本心”。
与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观念相反，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荀子却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苟子承继了告子自然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人性就是人“生之所以然者”。不过，他并没有像告子一样只把人性狭隘而笼统地归结为食色之性。在苟子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皆具有的“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苟子·性恶》等与生俱来的性情，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苟子·荣辱》)的“无待而然”的本能。尤其与告子不一样的是，苟子将人的自然本性置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从而进一步对人的自然属性做出了性恶论的道德评价。他说：“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可见，在荀子看来，从本质上说，人性无善可言。然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辞让忠信，礼义文理却并非荡然无存，恶的人性并没有导致人对人似狼的争夺和残贼的横流，原因何在?苟子认为，这是由于“伪”——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约束的结果。因此，他提出了一条使人向善，“矫饰人之情性”的根本方法和途径，那就是诉诸于“仁义法正”来“化性起伪”。
荀子希望通过外在的道德法律的规范来约束人性进而使人向善的思想，其进一步的发展无疑就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法代德”的非道德主义思想。当然，作为儒家思想的总结者，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不过，荀子认为人之有道德“必求于外”，只有通过学知礼义，“注错习俗”、“疆学而求”，从而“积善成德”，达到“成人”乃至“圣人”的境界。孟苟的这两种思想道德修养论，对后世儒家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事实上，自孟苟以来，无论是汉唐时期董仲舒、韩愈等的“性三品”说，还是宋元时期的人性二元论，以及近代以来龚自珍、章炳麟等的人性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性善恶来注解人性，以及如何使人存善去恶、扬善抑恶来进行思想道德修养。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思想家看来，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善恶，人是一个道德的存在物，思想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去恶存善，把人塑造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
二、西方社会的人性观和修养论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是从善恶之别来认定人性并从而形成自己的修养理论的话，那么，西方世界的先哲们却是以人的理性为切入点来完成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理论的。古希腊的智者们以及其后的苏格拉底都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的生命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具有以理性为本质特点的灵魂机制。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本性并非趋恶避善，一切恶均源于人的无知。所以，苏格拉底关于道德的基本命题是“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所谓“美德即知识”的知识，不仅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念的知识、善的知识，而且也是关于“自我的知识”，即作为一种对人的理性自我本质的道德意识。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认为，人要做到从善和“善生”，就不能没有关于“善”的知识。认识自我，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改善心灵、培养道德的基础和出发点。苏格拉底把这种对善的认识叫做“真知”。一个有了真知的人必然会有善行，正如一个真正有了“好房子”的知识的人不可能特意建造坏房子一样。所以，在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这四种
希腊人认为最基本的美德中，智慧居于首位，“知善即行善”。显然，强调智或知识对人的思想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这是苏格拉底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内涵。他的这种试图使思想道德修养成为理性过程的努力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吸收和改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和智性文化的根源。
当然，人所共知，在古希腊罗马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漫长的由宗教统治一切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凌驾于一切之上，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居于统治地位。中世纪无疑是一个蒙昧战胜了理性、神性取代了人性的时期。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就宣称，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和夏娃不过是上帝在创造了宇宙万物后的随意之作，人性源自于神性。而按照奥古斯丁的“原罪说”，由于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自此，芸芸众生在凡间所能做的一切，除了对上帝的无限仰慕外，就只有永无休止的赎罪了。而人类唯一能够赎罪并得到上帝宽恕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尽可能地压抑自己的欲望，忍受现世的苦难。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基督教统治时的众生不仅没有自己的思想，基督教道德的基本要求即所谓的“三主德”(信、望、爱)也无一不是指向上帝，面对上帝的忏悔就是人们借以赎罪并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和手段。由此，思想被泯灭，道德被圣化，欲望被压抑，人性被扭曲。千年以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出现时，这种中世纪的蒙昧思想才真正被动摇。
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称，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我不再指望作为彼岸世界的来世，而是只希望今生今世能享受到人间的幸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更是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告知人们，人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是上帝的创造物，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其他生命体一样，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结果。人来自于动物这样一个科学认识沉重地打击了宗教所宣称的人是上帝的宠儿的说教，剥掉了宗教神学笼罩在人身上的神圣外衣，还原了人之为人的本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无一例外地认定，人来自于动物，因此，真正能够代表人性的就是人的动物性。于是，自爱、自保、自私、对肉体的快乐的追求、对现世幸福的向往、对本能欲望的满足等等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特性和合理合法的追求。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关于人性的确认对宗教道德的破坏是深刻又深远的。它一方面动摇了宗教道德的根基，“上帝死了”，人的地位从天堂被还原到了人间，人必须自己给自己立法；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性的动物性认定，能否满足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求就成了最具人性也是最合乎人性的追求，成为人们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一种对人欲和物欲的满足和追求，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非道德主义的泛滥，进而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道德危机的滥殇。时至今日，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得不发出回到传统道德的呼吁，希冀求助于传统道德以济现世社会道德之窘境。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及思想道德修养
事实上，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各方面的属性一样，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所表现出来的属性以及人们对这些属性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惟其如此，对人性的回答也千差万别。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总是先从其表现出来的属性的认识开始，进而深入到对其根本性的属性——该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哲学上，本质是确定某一事物是该事物，并将该事物同别的事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的属性。因此，本质是事物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方面，与事物具有直接同一性。像人们对别的事物的认识发展过程一样，人们对人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一般性的属性到最根本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发展过程。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
像其他早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家一样，费尔巴哈最先也是将其思想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他通过对宗教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基础的研究，写出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该书以当时最具说服力的史料考证和理论勇气指出，《圣经》中所宣扬的种种神迹，其实只不过是源自古犹太民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罢了。与《圣经》中所宣称的上帝创造了人相反，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所谓上帝，无非是人们臆想出来的，把许多自己所希冀的优良品质加诸其上，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全智、全能、全善的虚幻的偶像，并进而对其顶礼膜拜。“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人是宗教的尽头。”费尔巴哈由此认为，他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人比上帝更显伟大。他的哲学研究也将对宗教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研究，去揭示人的本质。他的哲学因而也被称为人本主义哲学。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过的，当费尔巴哈致力于揭示宗教的本质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的。但当他把渍己的哲学转向对人的研究，去揭示人的本质的时候，他的生活经历和阶级立场却使他走上了歧途，走向了唯心主义。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然性质，人之所以为人，人将自身与动物，自身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最根本的属性就在于人有动物所没有的理性、情感、意志和爱心等，这才是人的绝对本质。他尤其强调爱，强调人与人相亲相爱的伟大和神圣，以致于希望在揭示了宗教的荒谬后建立所谓的“爱的宗教”。
费尔巴啥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以及他的关于爱的呓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用哲学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这个论述，事实上也就指出了，能够称之为人的本质的并把人和动物，把自我和他人区别开来的根本的属性，不是从所有人身上抽象出来的所谓理性、情感或爱等等。因为就理性而言，它虽然人所共有，但不同的人，其理性的具体内涵是极不一样的，住茅房的人和住皇宫里的人的理性就有天壤之别。至于情感和爱，更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爱。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情感和爱的差异更是因其所属阶级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往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在马克思看来，能够称之为人的本质的，把人和动物，把自我和他人区别开来的根本属性，是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正是通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来认识一个人，把握一个人的。事实上，一个脱离了人的社会性、断绝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人，是很难称其为人的，狼孩的故事就是这种人形动物的极端表现。
人的社会关系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然而，正如列宁曾指出过的，人的社会关系最基本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所谓物质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所结成和表现出来的种种关系，诸如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等关系。正是这种种关系的不同，决定着你是一个收租的地主，还是一个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是一个拥有机器厂房的资本家，抑或是一个只有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正是人的社会关系这方面的存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
除了这种物质的社会关系外，构成人的本质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这种思想的社
会关系主要包括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宗教关系等等。这种种社会关系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很显然，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信奉和遵行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和法律规范要求的人，是有别于一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并且信奉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要求的人的；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和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在人生信仰和追求上也是迥异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大学生们进行思想道德修养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笔者以为，这种重要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思想道德修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完善人的本质最根本的就是要完善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确立，改善人们社会关系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弘扬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精神，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道德原则。因为只有有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才可能有现实社会生活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改善与和谐。也只有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才有可能确保每一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得到全面的、真实的展现。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在职业生活中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在家庭生活中做到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改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必需的，也是人性完善所必需的。
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也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思想道德修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告诉我们，思想道德修养绝非是单个人的闭门修炼，还是一种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完善、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就客观上表明，要实现人性的完善，要使人的本质得到真正完满的体现，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改善人的社会关系。这事实上也就表明，我们所说的思想道德修养，远非一个人的闭门修养。它客观上要求人们投身到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去，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担负起自己应有的人生责任，努力改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从而真正地实现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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