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法律信仰信仰培养法治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③同①，第8页。
④参见杨解君：《立法的膨胀》，载于《法学》1996年第2期，第43页。
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①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②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页。
③「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页。
④同上，第43页。
①《论语·子路》
纵观西方的法律教育，英国的法律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2世纪英国受整个西欧的影响就掀起了法律教育的热潮，伴随着大学和法律教育的发展，英国的法律教育逐渐向法律职业教育发展。到14、15世纪，英国出现很多律师公会，这是当时最主要的法律教授方式。到了l6世纪罗马法复兴，律师公会的学徒制法律教育成了英国法律教育的主要形式。l7、18世纪随着英帝国全球化的扩张，律师公会逐渐丧失了其法律教育的职能，学徒制教育逐渐被后来的大学教育取代。在18世纪，托马斯•伍德等人大力发展大学法律教育，威廉．布莱克斯通在法律教育的实践中，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法律教育理论，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法律教育思想。被认为是英国现代法律教育的先驱。英国现在的法律教育有其独特的法律教育模式，一方面能保持其传统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欧洲大陆国家法律教育的合理因素。1864年由英国议会成立的法律教育特别委员会对英国的法律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做了关于法律教育改革的报告。1852年牛津大学和1855年剑桥大学建立了法学学科和学位授予制度。1908年设有法学院的大学联合成立了“公共法律教育者协会”，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法律教育制度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1996年，英国大法官法律教育和行为顾问委员会关于法律教育和培训的报告对当代英国大学法律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指出法律教育应使受教育者不仅具有综合全面的学术能力和独立的思考能力，还要掌握法律基本知识和核心知识；不仅养成法律价值观念还要培养法律职业技能。
1．1英国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
英国法律教育善于随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时地作出灵活调整，这样就使法律教育成为英国法制持久的巨大的推动力。英国的法律教育主要是一种职业训练，其培养目标与美国的法律教育有细微的区别，英国法律硕士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和法官，而不是法学研究者或者法学家。任何想成为律师或是法官的人都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的学习，即法学理论学习阶段、法律职业培训阶段和法律职业实习阶段。通过学术基础教育阶段、职业培训阶段以及职业实习阶段的学习，有利于培养真正合格的从事法律实务的工作者。
1．2英国法律教育的培养模式截止到现在，英国法律教育有两种途径：法律学术型和法律实务型；前者是培养学术型人才，后者是培养职业律师。英国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的模式与我过当前的培养模式相似，本科毕业后可以继续攻读三年制的硕士学位，英国的法律硕士学位属于法律实务型学位，一般不用写论文。英国的法律硕士教育主要以课程学习为主体，在专业硕士学习的一年中，三分之四的时间在进行课程学习，有2—4门的法律职业核心课程，1—5门可供学生选择的法律专业领域之内的或者跨学科的课程。英国的法学硕士是两年制的，属于纯学术型学位，论文答辩通过才能取得法学硕士学位。英国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即是理论阶段、职业阶段和实习阶段。英国是判例法国家。在法律教育中很注重法律案例的讨论，这样就使英国的法律教育呈现出思维的开放性、法律的外向性以及办学的国际性等教育特色。
1．3英国法律教育的教学方法由于英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就开始了重点发展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再注重研究和论文的撰写。英国法学院主要是注重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基础法学理论和法律技巧、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所以在实际教学中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因为法官裁决案件主要以先前的司法判例为基础，即所谓的遵循先例原则，这样使得案例教学法成为英国法律教育的一项基本教学法，也是英国高等法律教育较为成功的教学方法。其次，在英国还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即是导师带头教学方法，导师每周给他的学生上专业指导课，导师与学生讨论特定的课题，为学生开出下一周要看的书，并检查上周布置的专题作业。导师对学生关于专题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是尖锐的批评，这种讨论使学生学到读书和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
2英国的法律教育对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英国法律教育的分析。我们认为值得借鉴的内容很多，最为重要和迫切的在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树立开放”灵活”兼收并蓄的多样化教育理念，课堂理论教学必须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避免与现实脱离的假”大”空式照本宣科。
第一，法律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双向培养目标借鉴。英国法学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为社会培养职业化法律人才，而且在于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律思想，进行学术训练。学生通过修读课程而获得学位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在制定培养目标中，以法律职业为导向，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够为满足法律部门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152才的需求，使培养的法律人才能为英国企业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取得竞争优势、复兴和发展英国工业与经济贡献自已的智慧和能力。英国的法律教育的双重培养目标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教育的过程不仅是法律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为法科学生今后走向法律职业生涯打基础的过程。我国的法律教育不是法律职业教育，培养出的法科学生不一定从事法律工作。由于我国是现代化法治国家，无论是法律工作者还是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思维对于其胜任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是有利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家，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古代教育法律萌芽。唐宋时期律学教育和司法考试一度兴盛，是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世纪末期，欧美法制入侵中国，随着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的变革，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逐渐产生。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成立了许多临时性的培养“人民司法干部”的司法机构。70年代后期，国家为支持法律教育的发展又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法律教育，从而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人才。8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实行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但由于此种考试只是对从事律师行业的一种考试制度，而不是对法官、检察官的考核，因此三种行业的人员在从业资格与选任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律教育在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和有力的支持。法律教育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趋势，另一方面，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学家们大多数的探索没有摆脱经验的束缚，因此触及的根本问题不多。
二、当前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
（一）法律人才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其不仅仅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高尚的情操与坚定的信仰，即时时刻刻维护法律的尊严，用法律的利剑来维护社会正义。但高层次法律人才匮乏真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现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过于注重学生理论的培养，法律十四门核心课几乎全部在课堂上教授，不注重法律实务的培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有的学校所谓的“实习”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就使得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步入社会从事法律实务时不知所措。
（二）招生标准多元化，生源素质参差不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政策的出台及各高校利益的驱使，一些法学院在招生时逐渐降低招生门槛，扩充招生规模，不仅大大超出了学校本身可以承受的学生容量，还导致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学校对不同的学生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模式，使用同一标准进行教学，这就使得不同程度的学生很难受到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其理论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法律人才的培养途径繁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受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更多的人选择了法律专业。于是，我国法律教育从一开始的正规高等院校的全日制教育培养，逐渐发展成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但从长远看来，这种繁杂的法律人才培养途径势不但不会推动法律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阻碍作用。
三、对当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法律教育观念。法律人才的培养，绝不是掌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就大功告成，法律是变化发展的，它需要不断深入的研究与大量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国家应注重法律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仅专业知识要过关，还要培养法律学生的逻辑思维，要全面的思考问题。同时，要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又要能摆脱伦理的束缚。还要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等。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创新法律教育的理念，要认识到法律教育不仅仅是理论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
（二）坚持高质量、高层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标准模式。一位合格的法律人的选拔，其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还要能跳出法律的思维，全方位的考虑问题。在自由心证逐步占据重要位置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没有灵魂的讼棍和没有良心的法官”，而是需要有正义感且理性的法律人来实践社会正义。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人的选择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
1.发挥课堂教育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课堂教育教学是系统、单一、集中传授法律知识的主渠道。阶段性的法律教育教学通常集中在一个学期或一个学期的某个阶段，对学生进行强化式的教育，是将普遍、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原理传授给学生，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接受只能是规范化的、生硬的。尽管如此，课堂教育毕竟是我们的传统教育模式，已经被实践了几千年，是短时间系统全面地学习法律基础知识的一个比较可靠的途径，同时获得的法律知识是牢固的、扎实的，也是培养学生法律素质的主渠道。为了使这个阶段性的学习行之有效，我们在课堂教学的阶段性教学过程中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正确地利用好多媒体、社会热点和法律案例，以此加强学生对法律的兴趣和印象。注意法律教育教学的专业针对性。不同专业的学生对法律的认知能力和法律学习的重视度是不同的，针对这样一种状况，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法律教育教学方法。首先要尊重差异，充分认识不同专业的专业特点，从学生的专业需求出发，在具体的教学情景中，根据学生的专业实际情况组织教学，使我们所传授的法律知识和学生的专业特色有一个很好的对接，从而使我们的法律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专业之间产生一个特定的连动机制，以此获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另外，“基础”课教科书的设计是前半部分为道德修养教育，后半部分为法律素质教育。在法律部分的阶段性教学中涵盖了大量法律内容（法理学部分、实体法部分、程序法部分）。所以，在教学实践中，要圆满完成对大学生的法律基础教育，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师必须处理好教材。在忠于教材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教学目的，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切割和穿插，并在逻辑上进行严格的把关，避免造成道德教育前重后轻，法律教育前轻后重，过分偏重于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学和实践，过分轻视法律部分的教学和实践。在道德修养部分的一些必要的教学环节中对法律作必要的提及和解释，使法律教育教学能够在“基础”课教育教学中前后一贯，循序渐进，轻重有序，加深大学生对法律的印象。
2.强化实践性教育教学方法，实行引进来走出去
为了更好配合课堂教育教学工作，让学生能够和法律实务工作者进行一定接触是大学生法律实践教育教学的一个好方法。首先，我们可以聘请律师来到学校，走进学生的视野。因为律师的日常工作就是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在日常的法律服务中，其对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的理解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更能让学生能在各种法律实务中感受法律的生命和力量。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到法律实务单位（监狱或少管所）游学。在阶段性教学中有计划有质量地进行这样几次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最大化地丰富阶段性法律教育教学内容，实现阶段性法律教育教学目标。总之，在阶段性“基础”课法律教育教学中，教师既要处理好教材使法律教育教学前后一贯，又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尽可能达到法律教育教学阶段性的效果。
二“、基础”课长期性法律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
“基础”课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不是技术教育，而素质教育不像技术教育在某个阶段就可以完成，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慢慢吸收，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作为大学来说这个长期性就是学生整个在校期间，都应该接受法律教育，为此学校应该为大学生长期接受法律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高校校园法律文化建设是大学生接受长期性法律教育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大学是通过文化培养人才的，因为“对大学生影响最大、最长远的不是某一门学科、某一种知识，而是学校文化，一种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团体意识、精神氛围”。高校校园文化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并将会对大学生的一生产生影响。建立校园法律文化机制是“基础”课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长效机制。因为校园法律文化机制比较容易克服课堂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在轻松自由的状态下产生对法律的情感，这种法律情感可以使学生产生对法律的特别心理机制。大学生这样的心理气候需要一种长期的法律氛围的影响才能够形成，而只有法律文化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氛围。既然高校校园法律文化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念的长效机制，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大学生法律信念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高校校园法律文化环境。首先，我们要在学校日常环境中，在各式各样的宣传栏中不断留下法律文化的影子，设立校园法律文化角。每周设立法律文化日，在法律文化日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在这样的法律环境的长期影响下，使法律意识慢慢渗透到广大师生内心，这种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形成法律信念。这样，大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就会形成尊重法律的习惯，也将更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在网络信息中寻找法律文化资源。现代社会网络是大学生获得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有计划地引导大学生从网络中获得法律文化知识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案例信息与法律规范的有效整合，以网络信息平台为中介，可以实现案例与规范交互，实现法律规范的生活化过程，增加大学生对法律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法律规范的理解。网络信息纷乱复杂，通过分类引导，可以提高大学生上网的目的性和自主性，降低学生在一般性网络学习中被其他信息吸引而降低了对有效网络文化学习的可能。在每年的高校校园文化节中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必备的部分加以演绎。围绕法律文化主题举行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在娱乐中对法律产生感情。这样可以有效拓宽大学生的法律文化视野，了解世界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和人文素养。社团组织是活跃于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自主组织。当前，在社团林立的校园组织中法律社团组织较少，学校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建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社团并指导其活动，使学生在参与社团活动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文化修养，更好地影响他们周围的学生。有效地发动教师、学生将自己的一些法律社会资源引到社团中来，使学生社团的法律活动和社会法律资源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法律情操为目的，从法律存在的多个角度加强学生的法律思想建设。学校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法律社团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适当拨一些经费，通过校园广播、图书杂志、板报标语等打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文化宣传舆论环境，利用丰富的社会法律资源辅助课堂法律教育教学。
三、“基础”课阶段性与长期性法律教育教学相结合的成果展望
1.专职法律人员不足。清代教育的偏颇，造成法律知识普及率极低，尽管官员能够接受一些法律教育，并在为官当政后通过后天接触学习和工作历练，进一步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这种法律知识的提高相当有限。由于清廷官员大多身兼行政司法数职于一身，每日处理政务繁多复杂，没有过多精力研究法律。在处理司法官司之时，很多处理结果都要将伦理道德纳入其中，这种结合道德伦理的司法审判，成为多数官员对案件最终判决的标准。为应对大量司法案件，清朝官员都会雇佣刑名幕友为自己处理大部分法律文件，使官员能抽身处理其他公务，只有对案件结局进行最终定夺。从专业角度讲，清朝官员的法律水平并不高于幕友刑名，而刑名的法律知识来自师传生受的单线学习，不会出现大批学徒学习法律的现象，这也造成清朝法律知识传播上的局限性。如果说幕友和官员是寄生关系，那么状师和平民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状师是为平民进行法律维护，从客观上就产生了与官方的对立，虽然状师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就因其有反抗性质，必然会招致官府对状师进行压制，这样的情形无疑增添了状师这种职业生存的艰难。
2.法律教育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清代法律沿袭传统守旧模式，法律教育意识淡薄，这种现象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平民一种精神束缚所致，在限制民主自由前提下，政府并不希望推行全民法律教育，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标准地域间差距较大，也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同。由于清朝科举制选出的官员直接成为当地司法行政官员，在没有经过专业法律培训下的走马上任，并不能体现官员所具有的法律能力。相对于官员的法律知识，幕友对法律的教育掌握较多，这是一种学徒式教学，法律效果完全取决于幕友师傅对法律的理解掌握。幕友的法律学习还是秉承传统私塾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和能力上并没有创新。状师的法律培训更是低下，近乎是一种“地下党”式培养过程。多数状师是以自学为主，兼顾老状师的指点。这类状师一般文笔较好，能够熟练流利地书写诉讼请求，基本满足普通大众的法律需求。
3.法律教育的滞后、法律思想不兼容。科举制选出的政府官员从上任伊始就成为统治阶级代言人，掌握当地行政、司法，由于法律知识长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考生往往只关注一些表面东西，并不对一些法律框架下的内容真正了解熟悉。再之是清政府坚持采用儒家思想统治，以传统的儒家德行标准衡量很多法律依据，对法家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排斥。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思想过于教条有违天伦不可取。这也是清朝法律教育不完善之处。
二、清代法律教育的改变
清朝法律教育的改变发生在清中后期，此时西方势力东进和清朝的衰败，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先进的文明制度，让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清朝制度的落后，学习西方制度拯救国家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思想改变也带动了清朝当局开始重视法律教育问题。中外法律纠纷也是促动清朝法律教育改变因素之一。自从两次鸦片战争落败后，除了巨额战争赔款外，沿海港口的强制开放和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使清朝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很多条约以法律形式偏袒西方利益，清廷明知条约不合理，但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情形极大刺激了清廷统治阶级，使他们第一次真正开始重视培养法律专业人才。1862年奕忻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开办的烟台海军学堂，仅仅三十年内，就开办了以学习西方语言科技的新式学堂二十四所，专攻外语和西洋法律，同时清廷也适应时代需求，增添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法律条文。在这些懂得中西方语言、法律的学生努力下，清廷涉外事务逐渐改变了被动处境，缓解了外交、商贸法律问题带来的压力。
关键词：法律教育混杂性成因弊端
我国的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神圣使命因而“一国法律教育的得失，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诚然，我国的法律教育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法律教育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是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本文将从多视角分析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的现状、成因及其弊端，以期为探讨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方向提供可能的背景。
一、我国法律教育混杂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法律教育混杂发展的源流分析。
我国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始于清末，而从清末以来的我国法律教育是通过不断移植各种外来法律文化的结果，以致于我国的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混合性与多样性的特色。l9世纪后半叶，我国最早举办的几所近代大学法律系科(如1895年设立的天津中西学堂、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主要是以英美或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教育为蓝本的。l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以学习与模仿日本为主。如1905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到1909年，全国共有法政学堂47所。这样，清末的法律教育就出现了大学堂(可以说是综合性大学)的政法科与专门的法政学堂同时并举的办学机构。而这种在大学之外广设法政学堂的体制就是模仿日本法律教育体制的产物，法政学堂无论是课程设置、教材还是师资均深受日本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教育更具有大陆法系的特色。⑧
民国时期，在北京政府期间(191l—l928)，法学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法政学校以突飞猛进的速度继续得以发展；在法政学校之外，综合性大学的法科也是最热门的专业；此外，自1910年清政府垄断法律教育的局面改变之后，民间法政学校和教会大学等私人法律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如191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l5所法政学校。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私立法学教育机构主要有1911年创立的朝阳大学及1915年创立的东吴大学比较法律学院，且这两所私立大学的教学风格与特点不完全一样，其中东吴大学比较法律学院主要采取的是美国式的法律教育方式，而朝阳大学主要采取的是欧洲大陆的法律教育方式，注重法典的学习。法政学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这与北京政府对法律职业资格的规定有密切关系。据北京政府1915的法律规定，司法官、律师成为了一种需要考试的职业领域，但是，它又规定法政学校三年制的毕业生、法政学校的教师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可以免试。这一规定，一方面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得以结合，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它又使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享有不经考试而出任候补法官或充当律师的特权这种免试特权就等于使法政学校本身即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许可权。这是当时法政学校得以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法政学校得以泛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当时兴办法政学校的规定仅有课程设置的要求，而没有对师资、图书及校舍等作出最低标准的要求。这就为少数借兴办法律教育之名以谋取利益之实之人提供了商机。另外，当时的办学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特色，由过去的公立法学教育机构转变为公立与私立的法学教育机构相并存的格局。蔡元培先生曾经对这种专门学校与综合大学并立兴办法学教育的体制表示过异议，认为“两科毕业之学生服务于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并提出设立单科法律大学的改革建议(后未被采纳)。
介于法律教育的泛滥，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与《专科学校组织法》，规定法律教育机构限于大学法学系(院)和独立学院两种，不得设立法律专门学校或法政大学已经设立的，限期停办。因而自清末形成的大学法学院(系和法政学校并存的局面得以取消。这一举措，无疑有利于节约教育资源与统一法律教育的最低标准。此后，随着一系列与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相关的法律的出台(如《考试法》、《法院组织法》)，司法官的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全国性的制度，从而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得以结合起来，法律教育机构与法律教育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对法律教育的宗旨及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以致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参差不齐，且“官场之贪污，政治之勾结，许多造乱之源，常归咎于‘文法”’④，因而后来出现了对法律教育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人为过火限制的不合理现象。
总之，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我国法律教育从办学层次(大学法学院系与法政学校并存)、具体的办学形式(公立与私立并立)到培养模式(美国式与大陆或日本式)，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对旧的法学教育体制不分好坏一律加以了清除。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法律教育开始“以苏为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并创办了一批专门的法律院校，而且综合性院校也建立了法律系，因而又出现了并存的局面。期间，由于法制被严重破坏，法律教育几乎全部被取消。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以及法制建设的不断恢复与加强，法学教育重新得以建立与发展。大学法学教育的模式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教育模式有些类似(如招收的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教学内容兼具人文教育与法律教育，教学方法主要为讲授法等)，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但是，我国现今法律教育最为积重难返的问题是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具体体现在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的多样化、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化、法律教育办学机构的多渠道化、法律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化。
(二)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的现状分析。
首先，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呈现多样化。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是由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自学考试和继续教育等同时并举的多种法律教育构成的从法律教育的类型与性质来看，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既有学科教育，又有专业教育；既有脱产，又有半脱产和业余教育；既有正规教育又有非正规的教育。
其次，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层次呈现出多样性。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法律人才培养
的纵向层次来看，我国不仅有法学本科、硕士与博士三个基本层次的学历与学位教育而且还有法律中专与大专的教育；二是从法律人才培养的横向层次上来看，呈现出多头并举、犬牙交错的状况。如在高等法律教育本科阶段，又增设有辅修、双学位、第二学位教育；成人法学教育中包括短期培训、岗位培训、职业培训、专业证书教育、专业继续教育、成人法律专科、“专升本”和“高起本”教育；研究生教育中除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之外，从19％年开始又新设了法律硕士教育(其中又有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攻读的法律硕士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攻读的法律硕士之分)，另外，还有研究生课程班教育。
再次，法律教育的办学机构呈现多样化特色。这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从横向层次即从兴办法律教育机构的种类来看，既有高等教育机构又有非教育机构，还有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二是从纵向层次来看，上述三种类别兴办法律教育的机构各自又是政出多门的。如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兴办法律教育者是多元化的。既有教育部主管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又有司法部所属的法学教育系统，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五所政法院校；还有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所属的高等院校的法学院、系；还有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民办大学中的法律院、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普通高等法学院校、系已有300多所。我国兴办法律教育的非教育机构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多。如各级党校设立的法律院系或法律专业、司法机构设立的各级法官学院与检察官学院。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高等院校法学院与法院、检察院或公安部门联合办的各层次的法律教育。2002年司法部委托清华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在司法行政系统启动了法律专业”专升本”远程函授教育工作就属于此类型。
第四，法律教育的办学形式与招生形式的多样化。其中普通高等法律本科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全日制的脱产教育；研究生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全日制的全脱产教育、半脱产教育与业余教育等形式。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更是五花八门，主要有普通高校中举办的法律函授、夜大、自考教育、远程教育等形式，独立设置的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政法干校和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培训机构以及广播电大、业大与职大等。招生形式同样体现了多元化的特色，除有“计划内招生”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计划外招生”。
二、我国法律教育混杂的成因分析
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兴办法律教育的目标不明确，这是导致我国法律教育得以混杂发展的根本原因。兴办法律教育的目标不明确，是指对通过法律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而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本应是兴办法律教育首先予以明确的一个问题。因为法律教育的目标，是整个法律教育发展的核心，如果法律教育的目标不能准确定位，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培养规格、培养方式与方法等方面的定位，从而使整个法律教育的发展会迷失其方向。当然，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应依据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状况、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规律来确定。如前所述，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但是我国仅移植了西方式法律教育的形式，没有把兴办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真正移植过来，因而我国自清末以来对为什么要举办法律教育，举办法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始终未能确定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以致我国过去的法律教育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与混乱性，并先后反复出现了前述要么一味的提倡法律教育而不知法律教育的腐化，或一味的蔑视法律教育而不知法律教育的重要”的现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世纪9o年代以来，法律教育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法律教育与司法实践及其实际的需要长期相脱节、相分离，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法律教育的目标与理念，因而对于应培养具备什么素质、什么规格的法律人才、培养多少等问题没有得到具体的整合，这是我国的法律教育政出多门的根本原因。
(二)法律教育长期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没有构建法律教育与法律部门相适应的协调机制，使法律职业长期处于非专业化的境地，这是导致法律教育混杂的直接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司法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司法从属于行政，在地方，基层各级政府都是行政官员兼理司法，因而我国长期不存在一种将法律教育作为司法官任职资格的体制，法律教育长期处于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态。如前述我国从清末才开始兴办的西方式意义的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之前的学历教育，当时就读法政学校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从政所需要的～般性学历，因而兴办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本身是相脱节的。在民国时期，虽然曾一度实现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结合，法学教育也曾兴旺过一时，但后来国民政府在限制法学教育的规模时又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从而使法学教育呈下降的趋势。这仍然表明我国对法律教育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法学教育是在全面废除旧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使我国法律教育的连续性与法律职业人士的专业化受到了重要影响，尤其是1950年至1953年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如进行院系调整，减少法律教育机构，以“政法教育”取代过去的法学教育，改造和清除旧司法人员，与此同时大量吸收未受过法律教育的军人、工人、农民、行政官员进入司法系统等，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我国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并逐渐体制化，法律职业从此不再是一种专业。法律职业的非专业化，具体体现为法律职业的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当然法律职业的这些特点，是由我国的历史及当时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从业资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即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主要的法律从业者各有一套职业标准和入门渠道，缺乏与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相适应、相配套的统一的职业资格制度及入门标准。这样一来，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律教育单位在不断地培养法律人才，但司法人员的学历要求(1995年以前)与从业资格(2001年以前)仍不受制约，致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处于相分离的状态，进而使我国从事司法实践工作人员的低素质状况得不到根本转变。这一体制的固化，在我国法律教育得到广泛发展以后仍没有得以改变，这就为我国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教育的形成创造了空间。
(三)我国政府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兴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基本资质要求，从而为我国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提供了生存空间由于设立法律院系的基本标准不明确，因而在兴办法律教育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法律教育被视同一块大肥肉，不同程度上被利用作为谋取部门利益或私利的一个工具，从而导致了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极不统一、法律人才参差不齐的局面的形成。我国现在许多各级各类的大专或大学在师资条件与图书条件都十分欠缺的情况下也争先恐后地设立了法律系或法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经济利益与既得利益的驱动，是导致我国法律教育多层次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这既体现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之中，也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当代的法律教育之中。这里所说的利益上的驱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由于我国自清末被迫实施法制改革以来，伴随对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法学开始成为我国当时的一门显学。从接受法律教育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受过这种法律教育之人，出路很广——可以在立法机关当议员，可以在行政机关为官吏，可以在司法机关当法官，最低就者也可以当律师。”因而“学习法律学的报酬是巨大的”，兴办法律教育无疑有很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举办法律教育有利可图，而我国当时对举办法律教育的机构、师资图书资料等基本要件等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这就给唯利是图者提供了商机。如前所述的法政学校的泛滥，利益上的驱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孙晓楼教授的一番话，可以作为佐证。“就从前几年经过的事实上说，有许多公私立的法政学校，每因经济关系而滥收学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实施，我国重新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法学又一次成为了我国的显学。从接受法律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当今就业形势相对紧张的情形下，接受法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作为谋生的途径，因为相对来讲接受过法律教育者其就业空间非常大(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尤其是从事法律职业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就是近些年来法律教育成为热门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举办法律教育的机构或部门这一视角来看，利益上的驱动更为明显。
首先，它表现在司法部门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持上。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大量吸收未受过任何法律教育者进入了司法系统。职位先占优势对后来者(哪怕是优秀者)进入该职业领域以及进入之后的升迁就会产生很大的阻力。然而，在我国全民的教育水平不断得以提高的前提下，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素质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为了保障与维持先人为主者即教育水准处于劣势状态的司法工作者的既得利益，从1980年开始在普通高等教育之外另设立了对在职司法人员进行法律培训的机构，如法官的培训机构是各级人民法院的“业余大学”，从而让以前没有受过任何法律教育而又担任了法官的人，去获得一份足以证明他接受了法律教育的文凭；90年代司法机构中所设立的法官学院与检察官学院，这些非教育机构所办的训练机构同样也授予法学类文凭；与此同时，给政法干部提供在职学历教育的其它机构也得以产生，如，中央与地方的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各级党校、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各种职业大学、干部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的法学专业以及大学附设的函授学院、夜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法学专业等。至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国的法律教育就已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司法人员培训三分天下的局面。而在大规模进行在职法学教育的同时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法律教育者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法律职业，换句话说，在大学法律教育不能成为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下，进行在职法学教育的机构就永远具有其生存的空间，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分离。《法官法与《检察官法》的颁布及修改，虽提升了进入法律职业行列的门槛，但对于已在位的法律职业者则采取了保护措施(如1995年的检察官法第l0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的检察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这就使成人教育机构与司法培训机构继续具有与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并存发展的空间。
其次，高校自身为了创收，在“计划内招生”之外，大量的进行了各种层次不同的“计划外招生”，这是导致我国多层次法律教育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因为“计划外招生”人数由招生学校自行决定，而收入归学校所有。由于“计划外招生”虽然在入学标准、学制、学习业绩等方面与“计划内招生”有很大的差距但“计划外”的学生可以得到与“计划内”的学生完全相同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故越是重点高校，其“计划外招生”的规模就越大。
再次，在我国现已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条件下，法学教育的经济导向功能更为明显，再加上我国仍然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兴办法学教育的标准，因而出现了不管是否有条件开办法律教育，都来争抢法律教育市场的局面，究其目的为的就是经济利益。如许多工科大学或学校、民办大学等机构在其师资力量、图书资料等都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开设法律教育。当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我国法律教育呈现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泛滥的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导致的弊端分析
(一)法律教育不统一，极大地影响到我国法制的统一与尊严。法律存在的前提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权威的形成，依赖其自身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并要求有统一的一致性的法律运作而缺乏统一性与一致性的法律运作，是根本没有威信与尊严的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为我国宪法所确认。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均要求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制(包括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统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实施与完善，必须要求其立法者、司法者以及执行者具有共同的法律素养(如法律语言、法律伦理、法律信仰等)。因此，如果法律教育不统一，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共同法律素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而很难以企求缺乏同质化的法律职业者能制定、实施或执行全国统一的法律标准。因此，法律教育是否统一，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得以健康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家法制的统一与法律的尊严。
(二)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司法的体面与尊严。“一国司法之隆替，全系于法律教育之优劣。盖今日之法律学生，即将来之法官或律师。……而欲求将来司法之优良，则今之法律教育，当善为培养”法律职业者是一国司法的具体实施者，是一国法律的守护神，因此，司法公正和合格的法律服务的提供，有赖于法律职业者受教育的程度，故法律职业人士的教育水准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司法的体面与尊严。而我国现有的多层次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导致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严重参差不齐，让这些良莠不齐者进入我国的司法界，严重地损害了我国司法的尊严与威信。
(三)法律教育不统一，实施司法考试制度的目的难以实现。我国实施司法统一考试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素质，提升从事法律职业的门槛。但是，在我国目前办学机构与办学层次十分杂乱的情况下，由于层次不同的院校，学生的来源与素质、师资条件、教学资源、培养规格、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也无法形成“同质化”的法律职业者群体。而根据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律师法》的规定，层次不一、接受过不同性质的法律教育或训练的本科生(其中夜大、电大、函大、自学考试毕业的本专科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与非法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都具有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通过者有可能进入到法律职业的行列。因此如果我国多层次法律教育的状况不加以改变的话，那么，实施司法统一考试的目的难以真正实现。
(四)法律教育不统一，损坏了法律职业者的整体形象与威望。法律职业需要公众的信赖和尊重，而只有那些在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证明了自己能力的人才能获得这种信赖与尊重。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其法律职业者神圣而崇高的法律地位，均与其接受了严格的法律教育与极其严格的司法考试即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式的选拔有很大的关系。而我国目前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接受法律教育者的层次的参差不齐，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法学似乎是一种最容易学的学科，只要熟记了我国的法律条文就可以成为法律工作者。这一观念的形成，使公众难以对法律职业者产生敬畏、信任与尊重。
(五)法律教育的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由于法律教育不统一，国家始终没有出台一个兴办法律教育的统一标准，以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根本不具备兴办法律教育的机构、个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出现在法律教育的市场上，这对普通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因而出现了抢占法律教育资源的混乱局面。随着每年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类型以及层次不一的法律教育的混合，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正规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尤其是从事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教学的教师日益成为了疲于应付上课的机器，久而久之，自然对学生的要求也就放松了，再加上各种层次的学生太多，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漏洞与失控，其最终的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更多的只有其名而无其实。超级秘书网
(六)法律教育不统一，浪费了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一个国家教育的发达程度，与这个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教育资源很有限的情况下，实行多层次的法律教育且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处于割裂的状况，以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最后又要花大量的经费用来培训，这无疑是一种重复式教育，既影响了法律职业者的整体水平，也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
注：
①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1903年天津中西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程燎原著：《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③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④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同注3，第l2一l4页。
⑤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同注3，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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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公民中进行灌输国防知识，培养国防观念，提高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各种素质的活动。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基本教育。
一、充分认识开展国防教育的重大意义
1、加强国防教育、树立国防观念，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和民族兴衰的大事。古往今来，世界上一些有的国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国防建设，重视对公民开展国防教育，认为任何一种忽视国防教育的设想都等于是一种自杀。
在我们中国，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教育家和军事家，同样都很重视国防建设，重视对人民的尚武卫国的思想教育，并把它视为立国安邦之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明耻教战”、“教戒为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等就是其光辉国防思想的结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培养人民的国防观念，民族精神，更有其独到见解，他说，“所谓固国家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为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一个国家的国防巩固与否，不应只以“山溪之险，兵革之利”来衡量，而应看其国民的觉悟程度和精神状态如何。构筑和巩固全民牢不可破的精神防线，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治本措施。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有效地防御外敌入侵，其精神防御之重要，往往并不亚于物质防御。一个国家的精神防线巩固了，在平时，可以不为外部的风吹草动所惊忧，安安稳稳搞建设，并能在国际事务中挺起腰杆做人;在战时，则能凝聚民心，万众协力，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国防观念则是民族生存之魂。公民国防观念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党政干部更要领先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意识。
2、国防教育对经济建设有巨大促进作用。一方面，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国防建设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基础，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是我国革命实践的结论。再从历史事实看，古今中外，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容互补，相互促进，并驾齐驱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不少的：成吉思汗大军的马，是经济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共用工具。资本主义兴起时欧洲人的船，是外贸和跨海作战的兼用武器。当代美国的国防经济，就具有军民兼容、相互促进的性质。
当前，发展经济是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国的内政外交，都根据这一任务作了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国防建设无疑也必须适应这个转变，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作为国防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教育，同样要适应这个转变，积极地促进经济建设。这就要改变“国防就是打仗”、“国防教育就是战备教育”的旧观念，要把国防教育转向既为正义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服务，又为培养合格人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上来。这样一来，我国国防教育的路子就更宽了，与时代的需要也扣得更紧了，因而生命力也就更强了。
当然，国防教育要花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毋庸讳言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看到这一点，不算国防教育的经济帐是不行的。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要办事，这是各级干部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只算经济帐，只看到国防教育要花人、财、物的一面，而不算政治帐，看不到国防教育的社会效益，看不到国防教育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众所周知，国防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民族责任心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任何民族要振兴，社会要变革，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都需要把人们振奋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伟大的奋斗目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形成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等，就是我们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的优势，就是中华民族国防意识的精华。在我国进行全面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精神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已经不需要了呢?事实上，改革和搞市场经济需要担更多的风险，度更多的难关。在改革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提倡上述革命精神，更需要这些革命精神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发扬和光大上述革命精神，仍然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和纪律保证。因此，大力开展国防教育，培养公民的爱国意识，对于正民风、壮国魂，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激发人们建设祖国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国防教育是培养合格党政干部人才必要环节。国防知识是一个包容了从天文到地理，从内政到外交，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知识群体，内容丰富，门类齐全。而且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重视把尖端的科学技术成果用于国防建设，把众多的优秀人才集中在国防建设岗位上。因此，在国防知识中，又往往凝结着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和海湾战争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就反映出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因而，学习、掌握和运用国防知识，国防科技，有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善人们的知识结构，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水平，增强国际竞争的实力。人所共知，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国防知识的党政干部人才，或者说，一个党政干部的知识结构中如果没有国防知识的成分，这是不完美的。一些国家竞选总统，为什么要有必须服过兵役这一条呢?多半是从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考虑问题的。
通过对党政干部进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坚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增强了组织纪律性、锻炼了体魄、培养了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的集体主义精神;学到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扩大了知识面，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国防教育对党和国家所需现代合格党政干部人才的培养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二、着力抓好“七要”，推动党校扎实开展国防教育
党校是党政干部的“三个阵地，一个熔炉”。要使党政干部能够尽快在阵地里成长，在熔炉里冶炼，抓好国防教育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那么，当前党校的国防教育应该抓些什么?应解决好哪些问题呢?
1、思想认识要到位。以上分析了党校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的重大意义。认清了重大意义，所以在党校办班培训教学计划中国防教育的内容就不能可有可无。应该把国防教育纳入党校教育培训的总体系。其理由有四点：一是总书记曾讲过，应把全民国防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系。在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党性锻炼，所以也应该把国防教育纳入到接受培训的党政干部的党性锻炼中;二是从国防教育的内容体系看，无非是国防思想教育和国防军事教育两个方面，但其核心还是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党校的国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两者纳入一起进行并不矛盾;其三，从我们党校的实践看，这样做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办班学习培训效果，克服了党校国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党性锻炼)和专题课教育几张皮的现象，同时，课时矛盾也容易统筹解决;四是从中央党校“四位一体”教学目标改革(即“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要求看，党政干部在党校学习培训期间，除了要接受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培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而这三个教学目标的实现，加强国防教育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另外，中央党校教学改革内容确定为“三基本，五当代”(即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政治、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思潮、当代中国国防和中国军事)，可见国防教育是党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2、教育内容要明确。目前，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还没有统一的大纲和教材，所以党校在组织教育时随意性比较大，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要搞好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就要首先优化和规范其教育内容。具体说，应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国防理论。重点是学习马列主义战争观、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通过了解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内容、任务和要求等，牢固树立国“无防不立、无兵不安”的思想。二是军事知识。重点是学习军事高科技常识及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不断增强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感;了解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不断增强支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责任感;深刻理解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优良传统，牢固树立正义战争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念。三是安全形势。重点是了解国际战略局势的发展走向，我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认清巩固国防、抵御侵略和统一祖国的历史重任，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进一步提高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四是国防法规。重点了解国家颁布的《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依法开展国防教育、兵员征集、民兵预备役建设、人民防空、国防动员等工作。
3、教育形式要多样。内容需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党校在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过程中要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以保证教育质量和效果。根据我们邗江党校国防教育实践总结，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教育：一是专题教学。在有关主体班次教学计划中，把国防教育的内容，以专题课的形式安排。比如：在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安排了“分析”专题等。二是把国防教育寓于集体活动中。比如可以聘请部队官兵做教官，开展军事化训练;可以组织学员到部队靶场实地射击打靶等等，这样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又让学员体验了部队生活，增强国防意识。三是坚持“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就是除了请武装部门、部队系统有关人员上课外，还请老红军、老战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学员上课;“走出去”就是组织学员到国防教育基地接受更为直观的国防教育。四是把国防教育贯穿于函授教学中。党校函授学历教育是培训在职党政干部的重要渠道，在函授教学中要适当穿插国防教育的内容。在党校开展国防教育过程中，如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来保证教育效果，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4、有关部门要指导。国防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全社会要形成教育合力，非党、政、军民齐抓共管不行，非加强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不行。党管武装是我党历来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国防教育的领导十分必要。就党校的国防教育而言，也同样需要其他部门(如武装部门、部队系统、“双拥”部门)密切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党校是培训党政领导干部的学校，但开展国防教育还显得不那么专业。需要专业的部门加强指导。
5、教育经费要保障。一些党校国防教育之所以搞不起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校的经费紧张，资金短缺，难以开支国防教育(含军训)所需的费用。要回避党校国防教育的经费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目前不少党校国防军事教育经费没有专门的来源渠道。实际上，办班经费得到保障，国防教育开展得好些，办班经费紧张，国防教育开展得差些，甚至开展不了。鉴于这种情况，国防部门和有关部门要共同研究党校国防教育的经费问题，以保障党校开展党政干部国防教育工作切实到位。
在学术界对法律素质内涵的观点中，与中国当前法治社会对人才法律素质要求标准相符合的是观点，认为法律素质是指通过对法律知识系统性的学习，从而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法律思维、情感、信仰以及法律意志等心理因素的综合内在体现，这种观点自从提出就越来越被人们普遍接受。法律素质作为一种典型的养成素质，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具有社会性品质的综合体现，其是建立在对法律知识系统性学习的基础之上，通过学习者的不断体会和领悟，从而将其内化成为人们自身的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现象形成特定的心理体验、法律评价和态度倾向，并且最后通过运用法律的能力将这种品质表现出来。法律素质主要由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法律意识、法律运用能力等心理要素，以及法治观念、权利义务观、契约自由观、程序公正观等社会内容构成。
二、我国传统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四、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三）不断丰富高校法律素质教育方式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