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革命。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革命。尽管信息化技术革命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革命，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政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政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政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政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政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些相关的国际问题：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成为亚洲货币的发起者吗？APEC货币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吗？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革命。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革命。尽管信息化技术革命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革命，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政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政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政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政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政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些相关的国际问题：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成为亚洲货币的发起者吗？APEC货币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吗？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货币合作的背景
人民币与港币的货币合作不仅服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来自当今世界区域经济货币合作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从合作的背景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欧元的示范效应。欧元的成功启动，无疑是当今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创举。多个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给各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一是内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明确的维持物价目标稳定了欧元区内的通货膨胀预期，市场利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很好的改善了区内的融资环境，提升了整体经济信用水平。二是减少了欧元区内货币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三是由于汇率和货币的一体化，扩大了货币规模，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而且，由于取消了货币兑换，欧元区内货币和资本流动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促进了资本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在外部环境中，由于美国经济和政策等情况的变化，美元不再成为强势货币，欧元对美元汇价的屡创新高更是加大了成功欧元的示范效应。目前，欧盟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5个国家，欧元区的成员国还将呈扩大趋势。货币合作带来的收益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评估货币合作问题。
2.我国的区域经济货币合作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同样引人关注。我国一直热心于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进展最快的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于2002年年底生效，中国与原东盟6国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东盟新成员则到2015年加入到自由贸易区中。正在发展的还有10+3机制和东亚自由贸易区，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而原为政治需要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把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为此承诺拨贷9亿美元启动经济合作。与此同时，清迈倡议、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的运作已经步人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向深度发展。为了争取区域合作的更高收益，我国通过壮大货币体系的规模，增强货币的稳定性非常关键。
3.香港主动加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的经济也历经考验。由于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内地)加人WTO的需要，经济管制己基本解除，香港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经济中自身的一些问题得以暴露。而大陆经济的一枝独秀，给香港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机遇。“引进大陆专才计划”、“香港自由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参加9+2区域合作(由广东省等9个内地省份和澳门、香港两特别行政区参加)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很好的促进了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加速了两地货币合作的进程。
货币合作的条件判断
国际货币合作的形式有很多种，按照货币合作程度的高低可分为三个层次: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和货币单一化。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已经验证了固定汇率、自主的货币政策、受到控制的资本流动二个政策目标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内不可能同时获得，选择货币合作主要是为了突破这一两难困境。但汇率联盟常常因为参加合作的成员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出现汇率变动，这种合作形式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汇率的固定。货币单一化是货币合作的最高程度，目前仅有欧元区成功启动。因此我们不妨以货币合作的中间形式货币一体化来分析人民币和港币的合作问题。
货币一体化一般称为通货区。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固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共同的货币政策。根据凯恩斯货币市场均衡理论:名义货币供给与名义货币需求相等，才能实现货币市场的均衡。汇率的固定前提是要确定两地的均衡利率，而利率的确定，主要考虑的指标就是通胀率、失业率、GDP增长率。我们对两个经济体这三个主要指标作一简单分析。
由于内地经济的规模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因此，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虽然判断数据的趋势需要积累较长期的数据来分析，但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却是近些年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从消费物价指数来看，两地变化趋势非常接近，这与香港与内地接近，消费物品主要由内地提供情况相符。而由于内地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难以统计，内地的失业率较难准确获得。但我们不难推定，随着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劳动要素的流动将更加便利，两地失业率变化情况将基本趋同。
从GDP增长率来看，两地经济周期不尽相同，这也说明香港经济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大，而内地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2002年以后得以加强，有理由相信香港经济的表现将更加趋向于内地。
从建立欧元区的条件来看，两地建立通货区还有许多与之相似条件:一是地理环境相邻;二是目前汇率制度一致，均实行盯住美元制度;三是两地经济规模相加后在世界卜举足轻重;四是两地产品差别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区域内分工;五是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实行通货有助于降低费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着突出的政治优势，两地虽然分属两制，但仍在一国框架，这一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唯两地所有。我们知道，在当今区域经济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来看，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
但根据上述通货区的主要内容，两地也有许多条件并不具备。从宏观上看，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地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所有国家确认，经济运作的基础、调控的手段、管理的要求等尚有较大的差异;香港虽规模不如内地，但人均水平等质量指标远高于内地，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人民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银行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等。从微观上看，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很难在现实中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尚无明确时间表，港币的作用并非人民币可以完全替代。在通货区的四个内容中只能部分的实现。
当前货币合作的政策安排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看，两地建立通货区已具备了一些条件，且在实践上也符合一些基础条件，毕竟通货区的成立较为复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也是长期复杂的。我们在推进两地货币合作中，还要充分发挥港币的作用，近期应主要做好以下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经贸一体化建设。取消两地各项经贸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两地经贸的更大融合，经济体的各项指标应逐步趋同。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1937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地支持了港币汇率体系，堪称两地货币合作的典范。目前，香港是内地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内地是香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两地货币政策的协调，无疑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论文摘要】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增强的必然要求,又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本文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思路。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各国对区域货币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谁能成为未来区域货币合作的主导,成为一个日益关注的话题。由于近年来日元汇率波动频繁,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恶化以及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局限性,日元充当亚洲主导货币的可能性较小。与之相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此消彼长之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情形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怎样的契机,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与路径又应如何安排与选择,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及其阶段性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而欧盟的产生及欧元的顺利启动创造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先例,改变了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为区域性货币合作创造了成功的典范。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东亚地区货币制度也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与趋势。1997年东亚地区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国际金融机构和欧美大国却袖手旁观,更促使危机国家产生了加强东亚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想法。1997年末,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承诺为这一基金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受到危机国家的欢迎。1999年8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访华时向我国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支持筹建亚洲货币基金,以应付未来的区域性金融动荡。此后,东亚许多国家(地区)的政府和学界对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又表示了相当高的热忱。2000年5月,《清迈协议》的达成以及随后“10+3”(东盟+中日韩)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2006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了亚洲货币单位(AsiaCurrencyUnit,简称ACU),并发行以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债券。从倡议组建亚洲货币基金,到《清迈协议》的签订,再到亚行即将推出的亚洲货币单位,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下,借助区域内货币合作领域的制度性安排,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从而实现其区域化,进而实现其完全的国际化,无疑是可取的。因此,有必要首先研究人民币是否具备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的基础和条件。
2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空间:基于关键货币选择的分析
在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下,判断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汇率要稳定,这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其次,经济发展应保持较高的水平,这是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的基础;此外,要拥有充足的国际市场供给,以及一定规模的周边流通量。
2.1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信誉保障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价值基本稳定,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8.23的水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承受住经济增长放缓、商品出口减少、市场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价的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和拉美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使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国际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各国又纷纷采用“以邻为壑”的外汇政策,引发世界主要货币币值不断波动。但人民币顶住压力,始终保持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使人民币获得了良好的国际信用地位,为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流通和使用奠定了良好的信誉基础。
2.2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强劲,1993——200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98%,高于同期其他亚洲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依据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预计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出口国,这将使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增加人民币需求,从而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创造广阔空间。
2.3中国贸易总量迅速扩张,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基础
从贸易总量上看,就进出口贸易而言,200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15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7.1%。就外商对外直接投资而言,近年来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增强,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对外贸易、物业投资、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达2万亿人民币。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
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正逐步向亚洲区域内部转移,日渐成为亚洲区域重要的市场提供者。据统计,2002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高达48.09%,超出区域内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事实上,由于中国迅速加入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体系,其他东亚小型经济体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将相对减少。因此,中国将逐步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成为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力量。
2.4人民币的区域内流通已初具规模
从近年来国际支付和结算来看,人民币已成为与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贸易的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2002年6月,中国和尼泊尔签署了两国中央银行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人民币可与边境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自由地兑换,一些国家甚至正式承认和公开宣布人民币为自由兑换货币,并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币的比价。在香港、澳门、泰国、越南、缅甸、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可以在全境或局部通用。据推算,人民币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大约有200亿人民币流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虽然这是一种自发的市场现象,但自发流通的增多,反映了亚洲区域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客观状况,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自身的经济层面又为以人民币为主导的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提供了可能。因此,结合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以及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特点,可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分为周边流通与使用、次区域、区域化和国际化几个阶段。
3.1近期战略选择
近期战略选择为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有秩序地推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增加其周边流通与使用,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奠定基础。具体为:第一,逐步推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贸和旅游消费,使用人民币结算;第二,在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中逐渐发挥人民币的作用;第三,进一步放开对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的限制,扩大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和使用范围。3.2中期战略选择
中期战略选择为积极推动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汇率合作,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实现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国际化。
第一,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在亚洲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中国应在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倡导自由、平等的磋商机制,并通过建立区域内双边和多边经济伙伴关系等形式积极拓展区域内经济联系,加强同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往来,促进区域内的繁荣与稳定。
第二,在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中逐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具体措施包括:①短期内,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下,加强区域内汇率政策协调,使人民币逐步在次区域(如中华经济圈)范围内发挥“名义锚”的作用。②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中实施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化的“人民币区域化”,增强汇率体制的弹性和适应性,实现汇率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双重目标。③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清算协定实现区域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
第三,适时整合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经济与金融,逐步实现人民币在次区域和亚洲区域的流通与使用。具体包括:①尽快将香港建设成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间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②逐渐实现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实现人民币次区域化。
目前,中国是一个“一国四币”的国家,但随着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四种货币双向流通的加强,必将出现一个最优货币区,实现人民币次区域化。首先,实现港澳货币一体化。澳门经济高度依附于香港,已出现港元替代澳元的“通货替代”现象。并且自1983年以来,澳元与港元一直保持着固定汇率,港澳汇率同盟已经初步形成,在港澳构建“港元区”的条件日益成熟。其次,实现人民币与港元的一体化。可考虑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后,形成人民币与港元的固定汇率下的货币同盟,当香港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与内地趋于一致时,再逐渐实现人民币一体化。再次,在政治条件成熟与完善时,采取与香港同样的方式和程序,推进人民币与台币的一体化。③逐步整合周边国家货币。最初可以在一些人民币广泛流通的周边国家,如蒙古、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等国实行人民币一体化;其后可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最后可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逐步涵盖日本和韩国。
3.3长期战略选择
长期战略选择为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逐步实现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在资本项目下实现了部分可兑换。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机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长远来看,尽管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此,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通过货币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另一方面,中国也应结合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与特点,以渐进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只有更富建设性地创造更加有利的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新契机。
参考文献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性(Conditionality)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3.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三，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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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结算 结算货币 人民币跨境结算 【论文摘要】通过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分析，得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受到出口商品的差异性、结算货币的交易成本、出口国的市场份额和经济体的实力、出口国货币的汇率制度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除了要做好技术性的工作，还需要提升出口产品的差异性和质量，加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 国际贸易结算采用哪种货币对于进出口企业来说事关汇率风险、交易成本和经济效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事关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影响力大小以及世界主要物资定价的话语权。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也标志着此种货币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 一、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综述 1．出口商品的差异性、市场地位决定结算货币。美国经济学家Mckinnon(1979)发现在选择何种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因为难以削减国际贸易合同的相关费用，出口商比进口商更愿意以出口国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出口商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出口产品的价格支配能力等因素，影响出口国出口商品的谈判、交涉能力；在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商较进口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以本币计价防止汇率风险。麦金农的这个观点被很多人引用，它是后来的很多贸易结算货币理论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Krugaman(1980)认为在确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时，那些差异性不强，具有很强替代性的行业，出口商为避免汇率引起价格波动，倾向于与竞争者使用同种货币，并且愿意选取彼此熟悉的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某种货币一旦确立了在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就会具有惯性作用；国际贸易商品的同质性会造成凝聚效应，参与国际贸易各方所出口的商品越是具有同质性，在一物一价定律的作用下，就越是会采用具有规模效应的货币来充当结算手段。 Giovannini(1988)在《汇率与交易商品定价》一文中指出，出口商对结算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厂商利润相对于汇率函数曲线的凹凸性，如果厂商在国外市场上具有垄断势力，即需求对于价格的弹性不大，出口商更倾向于用本币计价以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而当一个出口产业在某个国外市场有着多个竞争对手时，所有的出口商都会选择用同一种货币结算，在现实中常会用美元计价结算。 Tavlas(1991)认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与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有关，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高，则国际贸易结算多采用出口国货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多使用发达国家货币结算；而在那些大宗均值商品市场上，信息传递的经济性要求采用单一货币。 2．货币的交易成本决定结算货币。Hartmann(1998)提出了‘货币的网络外部性”理论，他认为一种货币的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就越低，这是由于货币交易也存在规模效应的缘故，而规模效应会导致人们所使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趋向一致。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会在国际货币结算中居主导地位，欧元在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元成为主要结算货币。货币兑换交易成本大小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货币是否可以自由兑换；二是兑换价格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项目存在货币兑换的管制，一般就很难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作为结算货币。另外，当被兑换的货币因为成交量的增加而导致价格大幅波动时，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货币的兑换价格是内生的，从而是不适合充当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的。 3．出口国商品的市场份额与经济体实力影响结算货币的选择。出口国的市场大小对于结算货币选择有很大影响。Bacchetta(2002)认为出口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越大，出口商就越能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中居于有利地位。当出口国的商品市场份额越大，经济体的实力越强时，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可接受程度也就越高，采用出口国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Fukuda(2006)的研究表明，出国经济体越大，则出口商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越大，这将影响到进口商对于出口国货币的接受程度。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很多情况下受惯性因素和趋同性的影响，那些实力越大的经济体越倾向于选择本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4．汇率制度类型、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影响结算货币的选择。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上，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类型及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选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Goldberg(2005)的研究表明，当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汇率制度，很多国家货币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结算中，如果结算货币是本国货币钉住的货币，视同用本币进行结算。而如果多个国家汇率制度都是钉住同样的一种货币，则出口商品采用钉住的货币结算时避免了汇率波动造成的需求波动，在现实条件下，这个被钉住的货币多是美元。 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也会对本币能否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产生重要影响。一国货币要作为国际重要结算货币，必须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依托，有健全的远期市场为进出口商提供套期保值工具，有发达的银行票据市场和国债市场便于货币的运用与筹措等。可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必要条件。 通过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货币要想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它和货币发行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及经济体的实力、出口产品的差异性和市场地位、货币的交易成本、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国际贸易货币结算理论对我国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启示 2009年7月6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4个城市先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境外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人民币正式参与到国际贸易结算中。很多人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寄予很高期望，但是试点工作几个月来，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火爆场面，人民币跨境结算‘‘遇冷”。如何看待我国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呢? 1．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个渐进的过程。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还将是我国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要想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作为重要的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元在当今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延续。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和生产者。人们用美元来进行贸易结算，不仅可以得到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和降低外汇市场交易成本的好处，而且还可以获得用美元进行第三国贸易的外部溢出效应。同时，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美元的保值工具和交易方式也要比其他货币多很多。这些条件都决定了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的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动摇。 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已有相当规模，2008年进出口总量高达25600多亿美元，其中对香港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量分别为2036亿和2311亿美元，这意味这人民币跨境结算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不可过于乐观，在短时间内人民币很难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与产品的质量还需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议价能力较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不能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全面开放，缺乏成熟的离岸清算中心和开放的金融产品市场。虽然在东南亚以及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很多采用人民币结算，也有周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藏货币，但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较低，声望也远远比不上美元、欧元等强势货币。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虽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形成，但其中美元仍然占有最大权重。这些因素都使得国际贸易结算中外商选择人民币的可能性不高。 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动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N2ooo年日本进出口贸易中，出口贸易日元结算的比例为36．1％，进口贸易日元结算的比例为23．5％。经过30年的努力，仍然难以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2001年正式启动的欧元几乎是重复了日元的历程，在欧元实际流通8年之后，并没有像当初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国际社会中一种主要的结算货币。根据日元、欧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经验，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其中长期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需要循序渐进。 2．从技术层面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创造良好条件。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遇冷”，与预先设想的火爆相去甚远，既有深层次原因，也需要在技术层面创造条件，扫除障碍，推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从技术角度看，应该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现在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较少，试点银行和贸易对象覆盖范围较窄。比如广东省，欧美市场占其出口贸易的60％以上，此外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贸易额也较大，而此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没有覆盖这些区域。当前广东省内只有300家企业可以参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其他有需求的企业还不能进行人民币跨境结算。所以，随着结算业务的开展，需要不断 扩大结算企业、银行和贸易对象覆盖范围。第二，我国进出口市场遍及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实施人民币跨境结算之后，海外买家需要开具人民币信用证，相应的结算银行也都需要开设人民币账户，并进行人民币之间的结算但目前试点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数量较少，境外企业获得人民币的途径少之又少，所以今后还需要扩大金融机构海外的人民币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增加经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外资银行。第三，人民币结算试点慢热的原因还有部门协调的问题，比如退税、报关、结算等，所以要加强税务、海关、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便利人民币跨境结算第四，加强试点银行相关的技术、流程方面的改造；完善现行国际结算系统，加大国际结算业务的电子化、网络化建设投入，建立有效、完备的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 3．提升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鼓励优势企业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一个主要动因是降低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出口企业的根本问题，出口企业竞争力增强主要应该依靠产品的差异性以及质量提升，而这又能对促进人民币结算有积极作用。一般来说人民币能否作为重要结算货币取决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处地位的变化，这不仅仅是指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大小，更主要是指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只有这样，在贸易谈判中，企业才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才能在贸易结算货币上居于主导地位。而当前中国的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企业的激烈竞争，议价能力处于劣势。进出口贸易时，进口方掌握话语权，决定结算的货币种类。 但是要提升我国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当前除了宏观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外，现阶段可以从那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大宗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着手，推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经过了3O年的发展，我国产品的异质性指数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一些优秀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地位。 在促进本币结算方面，日本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日本在80年代推行日元结算时，日本的一些产业，如机械电子和汽车等，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Et本充分利用这些产业的竞争优势，主导当地的产业分工体系，扩大产业内跨境贸易，通过掌握核心部件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垄断权，迫使当地企业采用日元进行贸易结算。我国可以重点扶持一批重点出口产业，切实提高出口产业的集群竞争力，以此为先导，推动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贸易率先进行人民币结算。 4．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保障。人民币跨境结算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障碍需要克服。一是人民币输出渠道不畅。开展跨境贸易，境外进口商必须能够获得人民币资金，融资是重要渠道。尽管央行已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根廷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但如何确保人民币从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流到当地企业手中仍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市场对人民币贸易融资有较大的潜在需求，需要逐步推进。人民币输出渠道不畅也影响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数据显示，香港目前人民币存款仅为559亿元左右，限制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也无法更好地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资金保障。二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只是在贸易项下可兑换，在资本项下不可兑换，兑换自由度受到限制。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手中的人民币保值增值的运作途径相对也较少，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境外企业拿到的人民币，除了用以支付中国货款外，要用作他途就有不便。因此，人民币要想能够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它能否具有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所应具备的两大功能，一是能否解决结算过程中，人民币头寸盈余状态下境外投资者的保值”需求；二是能否有效引导和控制人民币头寸盈余状态下的‘增值”需求。 日本的经验表明，发达的离岸金融市场可以促进日元贸易结算。离岸金融市场，尤其是短期外汇市场，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贸易融资的场所。日本在推进日元结算时，积极推动日元结算贸易融资和日元结算贸易贷款，发挥政府对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防范机制。2005年，日本大藏省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设立中小企业出口债券担保基金，通过对当地进口企业提供日元贸易信贷，促进当地货币与日元兑换，保证当地的中小企业出口以日元结算。日本的这些经验对我们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很有借鉴意义。 要促进人民 币跨境结算发展，必须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推动人民贸易结算，我国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同时，加快建设离岸金融市场。通过允许海外金融机构发行熊猫债券，增加人民币资金的使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国债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这二者是相互连接的。只有发展国债市场，才能找到我国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有了这个市场的基准利率才能发展外汇交易市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决定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根本性因素，只有能够为贸易伙伴提供足够回避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保值增值的T具，贸易伙伴才能愿意用人民币来结算。日本在推行日元结算初期，亚洲当地的进出口企业和日本企业的海外子公司，都希望市场上有更多的金融产品或者结算方式，从而方便其规避汇率风险，扩大日元计值的贸易融资。日本金融机构开发了很多新型金融产品，帮助日本母公司集中管理外汇风险，降低资金交易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这3种功能全部或部分从中国国内扩展到国外。中国自2008年底拉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正一步步向前迈进。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如图3所示，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三、总结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