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第1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赖文.老年人犯罪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程东宁.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J].人民法院报,2003(4)

费平金进.当前老年人犯罪增长应以重视[J].

易明刚.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研究[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报,2002,3,1(57-58)

吴宗宪.老年男性的犯罪心理[J].政法论坛,1992(3)

陈丽平.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N].法制日报,2003(5)

郭金亮丁桂枝.论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89

侯玉波.人格与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2000,9,5(719-724)

赵俊康.中国大陆农村老年保障问题[J].

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英法问题刍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报,2003,12(12)

犯罪心理论文第2篇

关键词：犯罪新闻报道犯罪心理

一、犯罪新闻报道的双重效应

1.正面效应

(1)领域的广泛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的关注从单一的政治相关事件拓宽为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呈现多元化趋势。(2)报道的深入性。随着舆论监督功能的加强，犯罪新闻报道的数量和分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强有力的震撼犯罪分子，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的威力。(3)报道方式的引导作用。犯罪新闻的主要报道角度是公检法在案件破获过程中的英勇忘我、群众的态度、对罪犯的惩戒、罪犯的后悔等等，注重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4)报道的主动性增强。新闻记者主动进入案件调查过程，以报道推动法制建设。

2.负面效应

“传媒之所以热衷于报道犯罪，主要原因就是犯罪新闻容易获得受众的关注，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犯罪新闻报道往往具有曲折的情节、暴力的色彩，因此比之其他新闻有着更强的故事性、刺激性和娱乐性。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又使它在描绘犯罪尤其暴力犯罪带给受害者的严重后果上，比之虚构的影视文学作品有着更强的震撼力。传媒为了实现其经济效益，不惜用大量珍贵的版面和黄金时间不厌其详地突出报道形形的案件。这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往往使犯罪新闻的传播发生偏失走入误区”。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犯罪新闻报道也不可避免的对真实社会现象有所扭曲：对于恶性案件的过度渲染、突出残忍情节、披露案件相关人员个人隐私等。

二、犯罪新闻报道对犯罪心理的双重影响

1.正面影响

(1)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心理的正面影响

犯罪心理的偏执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观察事物和考虑问题的单一性。即他们容易将多元简化为一维、将自我放大到无限、将犯罪作为解决问题或矛盾的唯一方法。许多被捕后的犯罪嫌疑人经过司法人员的教育后能够痛改前非，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认真教育让他们看到了问题的全部，使他们幡然醒悟。若事前能够让犯罪嫌疑人全面地考虑问题，就可能预防犯罪事件的发生。媒体就能够肩负此任务。因为犯罪心理的隐蔽性使其身边的人无从知晓其犯罪动机，但是通过犯罪新闻报道，犯罪的行为和心理不可能得到主流意见的认同，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犯罪嫌疑人将感受到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时全面的犯罪新闻报道可以给犯罪嫌疑人一个全面看问题的机会和途径，重新认识分析自己行为的正确性。而警方侦查力度的加强，能够及时地侦破犯罪事件，使犯罪嫌疑人得到法律严惩，犯罪总体而言是失败的。对一些极其重大的恶性案件侦破的汇总报道，等于给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一个警告：铤而走险是没有出路的，从而打击他们的侥幸心理和仿效心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可能出现良性转变，反思其行为的恶性，对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产生悔恨情绪，进而自首、坦白或者检举揭发同案犯。

(2)对被告人犯罪心理的正面影响

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后，犯罪嫌疑人被称为被告人。由于在被前，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会经历畏罪潜逃、被逮捕、羁押、审查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行为人的心理压力会因为受到讯问、社会大众的负面评价而增大，在强大的舆论谴责以及可能遭受法律严惩的心理之下，被告人可能会出现认罪服法的情形，从而使得案件尽快真相大白，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3)对社会普通受众的正面影响

犯罪是社会的毒瘤，社会以极大的法律威慑和道德谴责抑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这就给犯罪人造成了无法消除的心理压力。因此，对刑罚的恐惧感、意识中的是非观念、情感中的道德感、理智感、社会责任感便转化汇聚为一种抵制犯罪冲动的罪恶感。罪恶感是一种抑止犯罪动机，以减力性出现的情感，是扼制犯罪的力量。

通过准确的犯罪新闻报道，社会受众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犯罪事实，缓解因为不明所以而造成的一些紧张、猜疑、造谣等负面情绪的产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惩恶扬善的环境。

2.负面影响

由于对“言论自由”和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使得某些重大、恶性或者新型案件成为整个社会舆论热衷的话题，舆论的导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发展，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在西方，这样的一种情形被称为“报纸审判”或者“媒体审判”(报纸审判是指在法院还没有作出判决以前，新闻媒介就对犯罪事件和嫌疑犯进行带有偏见或暗示嫌疑犯有罪的报道，从而影响到法庭的审判和公众对犯罪事件和嫌疑犯的看法)。

对于社会过度关注型的犯罪新闻报道，主要会对犯罪心理产生以下负面影响：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不存在刑法评价上的“犯罪心理”，而是一种贪财图利的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心理”。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由法官通过正当的程序作出。社会大众无法理性公正地站在法官的角度对一个行为作出合法或者非法的评价。但是社会舆论的主流观点会产生一种导向，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合法的肯定，从而削弱其内心的罪恶感，甚至可能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情感产生，认为自己的支持者众多，行为的合法性已经获得社会的承认，刑法不能对其进行制裁，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坦白、不认罪，减低诉讼效率、增加司法负担。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不认罪态度，会与社会主流舆论相互呼应，更进一步加强主流舆论的效果，而产生模仿行为，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不利。对于有着犯罪倾向的潜在犯罪人而言，由于当前我国对于犯罪新闻报道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调整，一些非主流的报纸、网站为了提高利润、点击率，会通过某些不当手段获知比较隐秘的侦破信息而予以皮率，使得犯罪分子能够通过犯罪新闻报道获取自身犯罪所需要的信息，加以利用，完善自己的犯罪计划。

参考文献：

犯罪心理论文第3篇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经济学中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详细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一、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是具有驱利性和理性二维特征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他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这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受贿的收益高。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 ？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 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犯罪心理论文第4篇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9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 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2009年4月25日，永嘉黄田某中学学生柳某因与同校的黄某有矛盾，便叫来徐某等将对方殴打了一顿。柳也因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处理。第二天晚上，当徐某等四人再次来到柳某的寝室里时，被闻讯赶到的值班教师发现，之后徐某等被带到黄田派出所。调查中，这伙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中间曾相互间传送着一支枪！全体参战干警为此大惑不解，一伙初中人何来枪支呢？他们决心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就读该县某中学的徐某、厉某等人在校期间经常与当地社会上青少年组成的“十八党”团伙发生冲突。为能何他们对抗，徐某等也组建了一个名为“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去年下半年，柳某想买支枪来去打猎，就通过朋友介绍在其叔叔张某那里，以250元购买了一支单管火药枪，后一直藏在家中。今年2月份，徐某所在“十三鹰”在与“十八党”的对抗中败北，他们觉得如果有一支枪在手便可扭转败势。第二周，徐某等10人便筹资到黄田镇，以同学关系将柳某的那支枪购买过来，并将枪藏到家中，直到26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案情至此已初步明了，警方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出战，于 4月26日深夜包围制枪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逮捕归案。 案例三 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 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 17岁少年小新(化名)为了偷钱上网，竟然将奶奶当场砍死，将爷爷砍成重伤。事后，小新投案自首。 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 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 睡梦中的奶奶倒在了血泊中，响声惊动了爷爷。不顾一切的小新又将菜刀砍向了他。爷爷受伤后逃出家门。小新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那4000元钱，只在奶奶兜里找到了两元钱。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犯罪心理论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犯罪心理学 犯罪 刑事

犯罪心理学研究就是为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中的犯罪问题而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是一门介于犯罪科学与心理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犯罪心理学科学研究具备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复杂、异质性大；二是研究更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三是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更大。具体说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犯罪人、一般违法人、虞犯、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揭露与惩治犯罪的有关人员以及监管矫治罪犯的人员等几种人的心理和行为。近些年来，我国对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在发展中仍存在的一些不足。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治理犯罪及其刑事一体化的作用

大量的犯罪与对策心理问题存在于治理犯罪过程或者刑事活动中，譬如犯罪心理产生与形成原因及其心理发展变化过程，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点等，犯罪心理学能够将与犯罪有关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心理科学的理论、方法以及成果，全方位的协助和支持治理犯罪及其刑事科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在犯罪的治理及其刑事一体化中作用甚大。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为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心理科学基础

犯罪活动与犯罪的治理与社会多方面因素有关，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因此，对犯罪活动进行科学有效地治理，从刑法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之手，实现刑法运行的内外协调，实现刑事一体化，就必须综合分析与研究与犯罪活动相应的各类心理因素以及问题，认真探究因与罪、罪与罚、罚与效的因果关联，使刑法运作具备客观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达到全方位协调的最佳状态、刑事一体化最佳效应的目的。同时，犯罪心理学研究注重犯罪及其治理具体心理因素和问题以及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犯罪活动心理因素和问题能够进行综合、动态以及系统地分析，为有效治理犯罪，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了心理科学基础。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提升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立法、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犯罪本源当然是指犯罪产生的根本来源，是指不同历史条件下犯罪产生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或本质原因。对犯罪本源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探讨犯罪的原始性、本质性、普遍性、偶发性以及随机性，对建立科学的犯罪学基础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而犯罪心理学研究以犯罪现象与犯罪行为本源为基础，对犯罪心理的产生与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依据不同类别的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特点进行科学深刻地揭示与掌握，对犯罪活动现象与犯罪行为能够正确区别与认识，为犯罪人处置以及教育改造措施提供心理科学依据。刑事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界发展的基本思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通过科学的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犯罪预防提供心理标准，有利于它们自身研究的提升，从而提升了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科学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为打击犯罪与改造罪犯提供了理论与措施选择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的课题主要有犯罪心理结构、犯罪心理结构成因、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犯罪对策的心理学问题等，通过对这些课题的分析研究为犯罪的侦查与起诉，为打击犯罪与改造罪犯提供了理论与措施选择，对提升与增强犯罪治理与犯罪刑事司法的科学与有效性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弊端

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传播比欧美国家晚。我国在历史上有过犯罪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包括犯罪心理形成原因、犯罪心理预防以及审判心理的探讨，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系统的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30年代，犯罪心理学才有西方国家传入到我国，但是由于历史原理，犯罪心理学发展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心理学学科才与心理学分支，在短短三十年内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弊端，尤其是在实践应用研究方面问题突出。一是我国心理学研究虽然在揭露、发现、证实和打击犯罪、有关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上等基本理论问题有所建树，但是关注与投入欠缺，致使犯罪心理学这门学科整体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应用性与可操作性更是不足；二是犯罪心理学在研究时，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一部分人出现认识偏差，片面的认为犯罪心理学的价值和作用主要是学理，失去了具体实践功用；三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一部分人缺失必须应有的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不能敏感分析出犯罪及其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不能将犯罪现象或者犯罪本源上升到心理学的认识与揭示的高度；四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一部分人不能充分了解与研究刑事法学等相关刑事学科及其司法实践，难于将心理学理论知识与有关刑事学科以及司法实践进行融合。

三、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明确犯罪心理学学科性质与定位

犯罪心理学研究既要为刑事科学以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犯罪的预防提供着心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着具体的方法与技术，同时能够在刑事司法中具体的方法、技术体现，并能够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罪犯心理和行为的矫治等环节，使其兼备了学理和具体方法、技术两个方面的功用。从以上犯罪心理学的功能看，犯罪心理学应该是是刑事科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是刑事科学中的一门实际应用学科，是介于刑事科学和心理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必须明确其学科性质和定位，大力增强基础理论研究与提高学科理论水平，加大研究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使犯罪心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解决犯罪及司法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上下功夫，从而发现与探索新问题与新方法，不断开创新领域，充实和丰富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研究。

（二）掌握犯罪心理学研究发展方向

我过犯罪心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犯罪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犯罪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强调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不但应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还应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其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手段也不断体现科学性的特征。正逐渐形成完整的、独特的犯罪心理学学科体系与专门的研究方法，系统化的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已有雏形。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如果脱离应用就毫无价值，就失去自己生存的价值，因此，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不能搞理论上玄而又玄的所谓“创新”，甚至出现连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既不需要实证、又无实用价值的空谈理论。因此，犯罪心理学应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是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中开展犯罪心理学研究；二是开展犯罪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三是总结回顾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几次争鸣的意义；四是以应用为本，以服务于司法实践为目的，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五是加强犯罪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夯实理论基础；六是加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使之紧密联系实际；七是加强对犯罪侦查心理、犯罪人心理矫治、犯罪心理预测的研究。

（三）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

近几十年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犯罪心理学学科不能够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现象的发生及其规律，必须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主要方法开展研究，才能对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活动的规律释义明晰。因此，犯罪心理学必须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一是加大对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内的各分支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从各分支学科角度去分析讨论罪犯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矫治的措施和方法，让犯罪心理学融入到心理学各分支学科间形成的动态化体系结构中，达到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目的，从而促进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二是增强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外的诸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以心理学领域外各学科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其分析研究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生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发生机制，从而全面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分析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产生根源。

（四）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多元化与现代化研究

犯罪心理论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刑法分则 罪过形式 甄别

一、分则条文罪过形式的分类

（一）分则条文规定为故意的情况

1.条文明确规定为故意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只列罪状，没有单列罪名，有些条文的罪状对具体犯罪及主要构成要件的描述明确了故意及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因此很容易加以区分。如《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这个条文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这种例子在刑法分则条文有二十余条，兹不赘述。

2.犯罪同类客体的概念阐明为故意

如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它的概念是“指故意……的行为。”表明此类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这一章所含条文的罪过形式均为故意，过失则不构成犯罪。此外，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其个罪条文中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刑法分则的其它几章所含的罪名，根据同类客体的概念来判断，则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其中故意居多，过失占极少数。

3.刑法分则条文款项中阐明以“共犯”处，明确了故意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共同过失犯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既使各过失犯罪人对于同一事实具有共同认识，也谈不上相互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因为他们对于犯罪后果既然属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在此心理状态下自然就不可能有相互的利用和配合。因此，如果刑法分则中有“……的，以……的共犯论处”条文出现的，其罪过形式则肯定是故意，刑法分则中诸如此类的条款有：《刑法》第382条第3款、第156条、第198条第4款、第349条第3款、第350条第2款等等，不胜枚举。

4.罪数形态理论认为只能是故意

（1）牵连犯。牵连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目的性的犯罪现象，几个犯罪行为牵连在一起，是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犯一罪的目的，即数个犯罪都因为此目的而实施；各个行为共同地具有犯一罪的目的和主观意识，客观上才可能发生直接的不可分离的牵连关系。而过失犯罪根本不可能具有上述特征。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数个过失行为，或行为者的数个行为过失地引起了数个危害结果的发生，触犯数个罪名，各犯罪行为之间亦不可能存在那种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一个特定的犯罪目的或意图。所以，过失犯罪不存在牵连犯的情况。因此，如果某个刑法分则条款规定是以牵连犯来处置的，那么，其条文的罪过形式肯定是故意而非过失。刑法分则中有关类似的条款有《刑法》第157条第1款、第171条第3款、第208条第2款、第241条第5款、第253条第2款、第329条第3款等等。

（2）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基本犯罪行为，发生了基本的犯罪结果，同时又造成了法定的重后果，因而刑法对其规定了较重法定刑的犯罪。如《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款又规定：“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该条第一款属举动犯，是直接故意，第2款是第一款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也是故意，但对于结果是过失。刑法理论通常认为，对于结果加重犯来说，行为人的基本罪过只能是故意，而对加重结果则可能是过失，从实质上看，结果加重犯仍然是一种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无结果加重犯。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尚无过失犯罪结果加重犯的规定，而且尚无过失犯罪结果加重犯的典型立法案例。因此，如果某个刑法条文（款、项）是一个结果加重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故意犯罪。

5.犯罪形态的相关理论认为只能是故意

（1）举动犯。所谓举动犯，是指以着手实行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其特点是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犯罪即告成立，而不管事实上是否造成了危害结果。由于过失犯罪都要求必须发生了危害结果并且是严重的危害结果才能构成，仅有举动，仅实施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没有危害结果的，自然不能构成过失犯罪。因此，严格说来，过失犯罪中不可能存在举动犯的形态。因此，如果某个刑法条文规定的是举动犯，无须再作其他分析，罪过形式肯定是故意。如《刑法》第12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类似的分则条文还有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刑法》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刑法》第123条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第400条第一款的私放在押人员罪等等。

（2）危险犯。所谓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如《刑法》第116条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这些都是刑法理论上的危险犯。在分则条文中类似的还有《刑法》第114条、115条第2款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7条破坏交通工具罪、《刑法》第334条第1款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等等。

（二）分则条文规定是过失的情况

刑法分则中条文中过失犯罪的比较少，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条文明确规定为过失

刑法分则条文中有专门规定为过失犯罪的，分别是《刑法》第233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和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

2.刑法条文在前款规定的是故意犯罪，但在该条文后面款项中规定为过失

它们的主要特征都是“过失犯前款罪的，处……”。如《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该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个条文表明其前款是故意犯罪，而后款是过失犯罪。

二、分则条文罪过形式甄别方法

在刑法理论中，罪过形式的辨别目前主要有行为标准说和结果标准说两种。行为标准说则以危害行为本身作为故意的内容，而不管其对危害结果认识与否，也无论其对危害结果的意志如何，即以犯罪行为人对犯罪行为本身的心理态度来认定；结果标准说则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与意志作为认定罪过形式的标准，即以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过失还是故意的心理态度来认定。我们认为，划分故意与过失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不同罪过形式的犯罪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将罪过划分为故意与过失两大类时，以行为还是以结果为标准，就看以那种方式作为标准能够更好地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犯罪心理论文第7篇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预防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处于经济体制重大转型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进一步恶化，危害性逐年增大。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一一犯罪类型、犯罪年龄低龄化、弱势群体成员成为犯罪主体、青少年团伙犯罪呈增长趋势。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犯罪，不仅事关保护和促进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而且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预防和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关注的课题，更成为本人的研究方向。

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状态

从国外研究来看，就接触的诸多资料分析，针对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的理论较少，往往是用青少年犯罪来涵盖大学生犯罪。在成熟的青少年犯罪研究理论基础之上，国外研究认为大学生犯罪所产生的原因方面有：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精神病理学观点、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生物学观点、多元性犯罪原因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生物学观点和犯罪社会学理论。

1.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心理学观点认为大学生犯罪是因为打破了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平衡。弗洛伊德的个性论，将人的个性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他认为，本我是人最原始本能、欲望，和肉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以外部世界的需要为标准进行活动，调节外部世界与本我之间的冲突；超我是受家庭教育或者外界的其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他是对本我的欲望和本能起反抗作用的常态下。本我、自我、超我，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应，大学生犯罪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后的一种反应。

2.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社会学理论是国外大学生犯罪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他主要研究大学生犯罪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大学生犯罪密切相关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社会瓦解论与青少年犯罪、不同联系论与青少年犯罪、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多因素论与青少年犯罪、精神贫困与青少年犯罪等。瓦解论认为城市化倾向和社会变化，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使得社会控制力削弱、社会规范受到冲击，青少年个人自由或者个人诉求的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从而造成青少年犯罪。

3.杜会越轨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有着深刻社会结构根源的社会越轨现象。而在正统的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越轨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社会越轨能够走上理论舞台，主要是由于它的“反面角色”具有某种独特的反衬功能。自迪尔凯姆以来，“越轨”始终是被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研究。现代研究表明，尽管越轨行为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不适，多为社会所排斥，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社会越轨行为实际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就像疼痛对人的健康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青少年社会越轨行为向整个社会表征了青少年这一特定人群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为探索青少年犯罪之现状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起到了警示作用。

4.其他理论。不同联系论认为大学生犯罪从许多不同的因素中获得不良信息，进而产生犯罪意识并实行，与犯罪相联系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文化冲突论将大学生犯罪归因于不同标准的文化标准，各地方、各地区不同的文化氛围是导致其犯罪的主要原因，例如：某些地区的价值观、信仰、生活习惯等；多因素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别的因素并且与其他因素发生联系就会导致青少年道德问题犯罪问题等；精神贫困论认为青少年精神贫困缺乏有益的文娱活动和教育，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犯罪。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980年1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作为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机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对各部门、各学科之间在青少年问题研究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联系。在此基础上，1982年6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开始。经过几年的调整阶段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的正式出版，理论研究的科学之光终于出现。科研人员结合国内外情况，各抒己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论。中国现阶段国情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对照，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发展过程一样，都不可避免的要以犯罪增长为代价。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2.利益差异与冲突理论。为人类依其自身的利益，基于生存的目的，在可能性空间进行选择活动，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个体还不能够充分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致损害社会、他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吻合一致，没有利益的差异，也就不会产生违利益、危害社会、损害他人利益的犯罪行为。

3.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论。第一层解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同私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并指出，我国缺少对生产力因素的认识。第二层解释，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即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决定着其外部活动，从而提出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的理论。

4.本能异化论。采取回溯法与还原法，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即属系发生史，以及个人的成长过程，即从个人发生史来研究犯罪问题，并将犯罪行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生物性的衍生。从这样一种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论者提出人的本能异化的基本模式，即人的本能活动升华为创造性劳动，促成意识产生，创造一个社会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扼制自身的强大异己力量，对有待改造的非规范创造日益严密的规范体系。从而说明了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即为本能的异化，它存在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

5.就犯罪原因体系的“犯罪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系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的诸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狭义的犯罪原因（包括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与犯罪条件（犯罪场），合称为广义的犯罪原因。认为控制犯罪场与减少犯罪的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对控制犯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林山田，林东茂，林灿璋.犯罪学[M].台北市：三民书局，2007：5.

[2]罗锋.家庭与少年犯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57：1-254.

[3]王牧.论青少年犯罪的概念[J].当代法学，1991（1）：67-88.

犯罪心理论文第8篇

犯罪具有可防控性，所以，研究犯罪的防控体系具有意义。在犯罪学界，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犯罪学家在讨论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往往都不作关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讨，其原因可能就是：犯罪之需要防控并可以防控是不证自明的。当然，特别认真细致的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在论述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还是注意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加以探讨的。如，储槐植、许章润等撰著的《犯罪学》就设有专节讨论“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结论是：现存社会基于共同的道德情感，出于维护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的需要，必然要对犯罪予以防范和排除。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和预防的。控制和防止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和政府的决策及其作为。[1] 本文探讨犯罪防控的问题，其前提就是这样的研究结论。

另一方面，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研究，一般是承接着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的成果，即在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犯罪原因的基础上，展开对犯罪防控的探讨。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结论往往与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结论可以作相关的对应，即有犯罪的社会原因就有犯罪的社会防控，有犯罪的心理原因就有犯罪的心理防控，有犯罪的治安原因就有犯罪的治安防控，等等。也有的将犯罪防控与犯罪的类型相对应。如，我国台湾学者许金春、马传镇、陈伟平等撰著的《犯罪学》的第三篇即为“犯罪类型与犯罪防治”。[2] 不论是将犯罪防控与犯罪原因对应还是将其与犯罪类型对应，都是很具有研究价值的。但本文中，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问题，即对应于犯罪构成来探究犯罪防控。

一、 关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备受刑法学界重视的理论问题。犯罪构成理论的提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刑事定罪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德国的费尔巴哈首先把犯罪构成作为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了他参与制定的1813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该刑法典第27条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这以后，关于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就一直成为有关理论界反复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对犯罪构成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学者贝林格。贝氏强调，必须以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中心来建立犯罪的概念，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任的并对此有适合的处罚规定和满足处罚条件的行为。其后，麦耶尔将贝氏的犯罪概念简化为：犯罪就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而归责的事件。尽管贝氏理论受到了后来的新构成要件论者、目的行为论者等的批判，但“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是得到广泛承认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三段论体系是最普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关于犯罪构成，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从狭义上说，就是表明犯罪类型轮廓的全部要素（特别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外部轮廓，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东西。麦耶尔原则上赞同贝林格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实际上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有外部的（客观的）构成要件和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但是他又认为，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是属于责任的问题，应把它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中排除出去，而把构成要件符合性限定为法律上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符合性。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赞同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犯罪论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成的犯罪概念，但他认为，仅把构成要件的实体看成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不够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行为人、行为、行为客体、行为的情况、行为的结果等因素。他又认为，行为，作为伦理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所以，应作为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整体来把握，可以把行为分成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①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之外，美国刑法的犯罪定义由各具特点的要件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结果、因果关系、情节和刑罚。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双层次性：实体意义上的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实体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是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条件和政策性危害则是诉讼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3]

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皆不相同，苏联刑法理论中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形成犯罪构成理论。特拉依宁提出，“有一条基本原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即行为只有符合分则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受刑事惩罚。”[4]皮昂特科夫斯基把犯罪构成分为：“（1）一定的犯罪主体；（2）一定的犯罪客体；（3）犯罪主体行为的主观方面的一定特征；（4）犯罪主体行为的客观方面的一定特征。”[5]从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得到确立。1938年出版的由全苏法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供法律高等院校使用的《刑法总则》教科书，其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全面论述了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这四个要件。1946年，特拉依宁出版《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和犯罪构成理论的内部体系结构。1954年和1955年，《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至此，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定型为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行为（犯罪）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2）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都侵害的客体）、同类客体（一定种类的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和直接客体（每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特征，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此外，还有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4）犯罪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此外，还有目的、动机等。（6）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危害社会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统一。②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最初是移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50年代后期犯罪构成理论遭到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以后刑法学界才重新开始讨论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其中的理论性发展是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的复杂结构，自成系统。[6]

二、 犯罪学理论对犯罪构成的避弃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但是，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如，“我国犯罪学教科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没有对具体类罪进行分析而仅从宏观视角对犯罪作纵向研究：面对犯罪现象，追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惩治罪犯和/或预防犯罪）。另一种是将上述内容作为总论，并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特论）。”[7] 仅以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研究对象，不仅教科书如此，其它犯罪学著作也大都不涉及犯罪构成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犯罪学家一直强调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两种定义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刑事违法性在法治社会是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罪和刑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是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刑事违法性这一刑法学上的犯罪特征对犯罪学并不重要，因为犯罪学并不为处罚犯罪人提供法律论证。犯罪学不研究如何依法处罚犯罪，只专注为什么会实施犯罪以及如何防止犯罪，这两项内容都不必也不应局限于现行法律。就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一区别在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表现为时、空两维）上大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8]这样的理论区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犯罪学与刑法学在犯罪概念定义上的不一致，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并且，从犯罪原因研究进到犯罪防控研究虽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但从犯罪构成的分析进到对犯罪防控的探讨，也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我国，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可以说是与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同时兴盛起来的，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犯罪防控理论，最初是针对1980年前后青少年犯罪极为严重的状况提出来的。1979年6月，、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递《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实行党委领导，全党动员，书记动手，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队、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来进行教育。全党都来关心、重视做好青少年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以当年第52号文件形式批转这个报告，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当时青少年犯罪状况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五项对策性措施。这些综合性的犯罪对策措施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的最初内容。1981年5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社会治安座谈会。其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正式提出了综合治理这一我国犯罪防控的基本模式。其后，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政委报告，1985年中共中央下达第20号文件，1986年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都强调要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到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遂将综合治理的有关问题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至此，综合治理作为我国防控犯罪的基本模式被正式确定下来。③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的建构，应该是立基于对犯罪原因的多原因分析。犯罪的多原因和犯罪防控的多途径，是早期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就认识到并加以倡导的内容。贝卡尔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即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9] 以菲利为代表的犯罪社会学派更是主张研究“现时社会中影响犯罪产生与变化的各种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实际的改良”。菲利宣称：“今后凡研究犯罪与刑罚的科学，都必须在人类和社会生活本身之中去探索社会预防犯罪的科学的基本因素。” ④ 他认为，刑罚并不是简单的犯罪万灵药， “犯罪社会学家自然应当在对犯罪及其自然起因的实际研究中去寻找其他社会防卫手段”。他称刑罚以外的“这些间接的防卫手段为刑罚的替代措施”，并在其代表作《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了“刑罚的替代措施”。[10] 这方面的例外可能应该是加罗法洛。与菲利不同，加罗法洛强调的是犯罪的刑事遏制。他的《犯罪学》的第三篇“犯罪遏制”所论的主要是刑法及其执行（刑罚）对犯罪的遏制。加氏说：“如果我们说保卫社会使其免受犯罪的侵害，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否存在能够消除犯罪的刑罚，并决定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刑罚。”[11] 加罗法洛之所以仅从刑罚的角度来研究对犯罪的遏制，是因为他认为犯罪者是“天然犯罪者”，犯罪者之所以犯罪，根源在其自身，并不在于社会，所以，他就不从社会的广泛领域中去探讨遏制犯罪的途径。“天然犯罪”理论已不被其后的大多数犯罪学家所接受，犯罪者之所以犯罪，具有广泛的社会原因，已经成为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所以，加氏之后，犯罪学界已很少有人仅从刑罚的角度研究犯罪防控问题。但由于犯罪原因理论本身一直存有诸多分歧，在对犯罪原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犯罪防控理论也同样存有诸多分歧。在20世纪的前半期，各犯罪学派的犯罪防控理论是彼此分离的。如，在美国，“早期的犯罪预防理论可以分为三种：法律预防理论、心理预防理论和社会预防理论。”这几种理论彼此分离。但是，“随着对犯罪原因认识的深入，以1984年《联邦综合犯罪防止法》的通过为标志，美国犯罪学家对犯罪预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预防犯罪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犯罪预防的综合理论如今已为美国各界所接受。”[12] 正是在美国的犯罪预防综合理论得到官方肯定的这一时期，我国防控犯罪的综合治理理论逐步确立起来，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采纳和实行。不论是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还是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都是根据对犯罪的多原因的分析探讨的理论认识，针对犯罪的多方面原因，寻求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多种途径和方法，并将多种途径和方法作综合的安排和运用。

不论是综合防止犯罪还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中的关键性因素都应该是“综合”。综合，就应该尽可能囊括可认知到的所有的因素。既要在实施犯罪防控时综合运用所有已知的预防和控制手段，也要在作犯罪分析（原因分析、预测分析和/或防控理论分析）时全面充分地考虑到可知的所有各个方面的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尽管现有的各种犯罪防控理论都是很为可取的，但是，避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正是因此，本文打算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犯罪防控问题作些新的探讨。

三、 犯罪构成与犯罪防控

犯罪防控中所指的被防控的犯罪，应该是已经被刑法规定了的犯罪。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但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不应该是社会现实中犯罪防控的对象。不然，犯罪防控不仅不合法，而且会因对象过泛和目标不明而收不到预期的功效。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犯罪防控中所指向的犯罪就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犯罪防控就是对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加以防控。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有一个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问题。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中普遍接受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源自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即认为犯罪构成有四个共同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⑤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有的学者另有看法：“犯罪构成共同要件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排列：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因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实际犯罪中发生作用而决定犯罪成立的逻辑顺序是这样的：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人，在其犯罪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危害一定的客体即社会主义的某种社会关系。”[13] 有的学者则认为，前一种排序方式具有“人权保障、刑法学研究方向与犯罪构成理论深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并且是“按照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顺序、途径排列的，即首先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然后查是什么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造成了何种具体结果；再查什么人实施了行为；最后查行为人在什么心理支配下实施了行为”。[14] 应该说，两种排序方式都有现实的和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只是从犯罪防控的角度看，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这一排序方式更符合防控犯罪的现实要求。所以，本文采用这一种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方式。据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对犯罪防控，犯罪防控就可以分为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和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是指通过对有关法律主体的主观方面的有效作用，使有关法律主体不产生或消除掉可能支配其去犯罪的主观方面内容；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有效工作使主观上欲行犯罪的法律主体难以实施其犯罪行为，使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不能形成；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客体不致成为被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

四、 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

在现实社会中， 一个主体不成为正常的法律主体，而是成为不正常的犯罪主体，或者说一个原本正常的法律主体变化成为不正常的犯罪主体，都是有着种种原因的。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认为：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犯罪人是人种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15] 龙氏的追随者加罗法洛同样认为，“天然犯罪者”是某种人类学类型，是一名无能产生利他主义感觉的、处于一种低劣发展状态中的人。这种不是简单地基于社会和心理因素，而是必须归因于一种生物体的基础。真正的犯罪分子如暴力犯、惯犯、职业窃贼患有道德失常症，因而不能适应环境，而必须通过死刑加以消灭，或通过终生监禁或无期徒刑使他不可能危害社会。[16]龙氏和加氏视犯罪者为天生的犯罪人，不可改造，只应消灭或监禁。这种观点已被后来的犯罪学家们所扬弃。人成为犯罪者，犯罪者实施犯罪，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其中有人自身的因素，但影响人成为犯罪者的自身因素也不是天生的或遗传的，而主要应该是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的不太正常。心理分析法犯罪理论认为，犯罪现象-除例外情况-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教育的缺陷，驯化的缺陷。按照心理分析法犯罪理论，人是作为犯罪的，就是说不适应社会的生物来到世上的。“正常人”成功地压抑住一部分犯罪的本能冲动，将另一部分在社会意义上改造（升华），而对犯罪分子来说，就是这种适应过程失败。今天，犯罪的心理预防，成为我国犯罪防控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所谓的犯罪心理预防实质上正是针对犯罪主体心理的预防。可以说，犯罪的心理预防正是对犯罪主体的防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储槐植、许章润等撰著的《犯罪学》所阐述的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有：（一）社会化-社会对个体人格的塑造，包括（1）不断完善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全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2）传授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社会习俗行为模式和科学文化知识，传授方式则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劳动集体教育、人际互动和文化传播媒介；（3）大力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和心理健康咨询活动。（二）自我修养-人格的自我养成和完善，包括（1）加强自我修养；（2）善于自我调节。此外，这有对变态人格的矫治，其方法有（1）物理疗法（理疗），（2）精神分析疗法，（3）行为疗法，（4）人本主义疗法，（5）生物反馈疗法，（6）认识领悟心理疗法（中国心理分析）。[17] 这中间，不论是外在的社会化的教育和影响、内在的自我修养，还是对变态人格的矫治，其目的都是要使得人（可能的犯罪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不去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使得已经成为犯罪主体、已经犯罪的人消除进一步犯罪的动机，不致再度成为犯罪主体。

对犯罪主体的防控，除了上述心理防控之外，还有其它的途径和方式。

犯罪心理论文第9篇

关 键 词：复合罪过，质疑，罪刑相适应，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罪过形式

一、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

在新刑法典里，许多犯罪的罪状部分规定了加重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因此，不少犯罪的罪过性质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例如，刑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7条）的罪过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三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罪主观上既可由过失构成，也可由间接故意构成。①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②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储槐植教授和杨书文博士，他俩对同一罪种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的罪过形式，称之为“复合罪过形式”，并在《复合罪过形式探析》③和《再论复合罪过形式》④两篇文章中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所谓复合罪过形式，是指同一罪名的犯罪心态既有故意（限间接故意）也有过失的罪过形式[这里不包括结果加重犯的心态——必有故意（对基本构成）加过失（对加重结果）合成的罪过形态（这一形态，有人称之为“混合罪过形式” ⑤，笔者注），例如，故意伤害（致死）罪的罪过形态].现行刑法中所有犯罪的罪过形式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类情形：1、有些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2、有些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3、有些犯罪既可由故意又可由过失构成，对此类犯罪法律又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一分为二”；例如，杀人犯罪分为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另一种处理方式为“合二为一”即法条既不明写故意也不写过失[例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工程安全事故罪（第137 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等]，主要原因是该种故意基本是间接故意，与过失尤其是过于自信过失相比，主体的主观恶性差异不太大，因而可以适用相同档次法定刑。复合罪过犯罪的特征是：1、以复合罪过为主观要件的犯罪，皆是结果犯。行为主体的行为“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 “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是构成该类犯罪的必要要件。2、该类犯罪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复合。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方面并非出于直接故意，即可适用复合罪过犯罪予以论处，这在一定程序上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3、该类犯罪的主体多为特殊主体，即多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从事特定职业或者具有某种职责的人。4、该类犯罪具有多档次法定刑。（6）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其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模糊认识论。刑法的“明确性”与“确定性”是相对的，相反，法律的“模糊性”与“含混性”却是绝对的、无限的。在罪过形式领域引进“模糊认识论”，进而提出复合罪过理论的最明显的变化便是可以使长期以来深深围扰人们的“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区分问题”得以解决。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根据模糊认识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之间不存在界限清晰的分水岭，两者之间只可能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可能存在质的不同。从司法实践角度讲，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明确分区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两者合二为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罪过形式进行规定、研究，便成为唯一明智的选择。（7）

目前，“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在刑法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许多司法实务者采纳。我国刑法总则将罪过形式分为两种：故意和过失。由于两种罪过形式主观恶性差别较大，所以，刑法分则各罪的罪过形式，要么为故意，要么为过失，这便于科学地确定法定刑，通常的刑法理论不承认一种犯罪可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正因如此，笔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产生了诸多的疑问，通过对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质疑，笔者认为，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不具有科学性，应予以否定。

二、对复合罪过形式的质疑

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貌似合理，实则令人困惑。通过研究，笔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是否科学，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质疑之一：犯罪间接故意和犯罪过失是两种主观恶性差异较大的罪过心理，同一罪种兼有这两种罪过形态，并具有同一法定刑，这是否会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当？

与犯罪过失相比，犯罪故意主观恶性较深，正因如此，刑法典对于其他要件相近，而主观要件不同的犯罪在规定法定刑时有重大区别，即对故意犯罪往往规定较高的法定刑，而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较低。犯罪间接故意是犯罪故意中的一种，它是指明知其行为可能会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系无认识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系有认识过失）。疏忽大意过失属于无认识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疏忽大意过失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过于自信过失的主观恶性轻重问题，《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认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相比，有时很难分清孰轻孰重。由于这一说法强调的是“有时”，所以，这句话本身并没错，但是，在总体上或在大多数情况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于自信过失。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体相近而主观要件不同的两个犯罪而言，只要确实查明一犯罪的主观心理为间接故意，而另一犯罪的主观心态为过于自信过失，一般就可认定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重于过失自信的过失。过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相比，过于自信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完全违背行为人的意愿的，而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容忍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有意放纵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这样，在意思上容忍结果发生，行为上敢于大胆地践踏法律秩序，就成为了区别过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决定性关键。（8）可见，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接近，正因如此，在故意犯罪立法中，刑法典往往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合为一罪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

既然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在总体上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为何要确立由间接故意和过失复合而成的复合罪过形式、并规定同一法定刑呢？

质疑之二：在所谓的“复合罪过”犯罪里，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态度，那么，几乎所有此类间接故意犯罪在《刑法》里均能找到相应的故意犯罪来定罪处刑。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确认复合罪过形式呢？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以复合罪过形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皆是结果犯，而且其罪状中有“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作为此类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9）其实，这类犯罪除了包含有罪状明文规定的这种结果外，还包含有另一结果，易言之，这类犯罪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一般而言，上述罪状明文规定的结果为加重结果，另一个结果为基本结果。例如，滥用职权罪有两个危害结果：一是侵犯了国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管理制度，二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又例如，《刑法》第186条违法发放贷款罪也具有两个危害结果：一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失”。前者为基本危害结果，后者为加重危害结果，一般而言，基本危害结果在前，加重危害结果在后。

从复合罪过形式论者的主张可知，复合罪过形式是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的，而不是以行为人对危害行为或轻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对于某种犯罪来说，若犯罪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既可由间接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的，这类犯罪的罪过形态为复合罪过形式。反之，对另一种犯罪来说，若犯罪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仅能由故意构成，或仅能由过失构成，则此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单一罪过形式。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列举的复合罪过犯罪众多，例如，刑法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第135条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42条的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87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及第137条、128条、139条、145条、146条、147条、148条、186条、188条、 189条、167条、169条、第304条、第403条等规定的犯罪。笔者认为，对这些犯罪来说，行为主体对加重危害结果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过失，而不能是间接故意，因为若确实查明行为的主体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以其他条文规定的故意犯罪对其定罪处刑。例如，在滥用职权犯罪中，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心理态度，可根据案情实际情况，以放火罪、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合适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又例如，在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中，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心理态度，同样可根据案件事实，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合适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在处理时，有的可能以单独故意犯罪论处，有的可能以共同犯罪论，有的可能以不作为犯罪论。既然如此，复合罪过形式还有必要存在吗？

质疑之三：以复合罪过形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是否违反了“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犯罪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形式，在其刑事法律上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故意犯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而过失犯罪是由于行为人在日常生活或生产中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才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即由于行为的不慎才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危害结果的出现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可见，在社会上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犯罪主要是故意犯罪，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有一个共同原则，即刑罚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10）我国刑事立法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在立法上只规定了少量的过失犯罪，而且，这些过失犯罪一般都以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作为其客观必要要件。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对过失危害行为随意定罪处刑，《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然而，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却认为，我国刑法分则有若干种犯罪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由于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包含有过失犯罪的内涵，而这些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又没有在条文上明文规定其过失犯罪者也应负刑事责任，这是否违反了《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呢？

质疑之四：若确认某些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为复合罪过形式，是否会动摇现有累犯制度？

根据我国累犯理论，无论是普通累犯，还是特殊累犯，累犯的构成要件之一为，犯罪人所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至于是直接故意犯罪或是间接故意犯罪并没有限制。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某些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复合罪过形式，它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复合，因此，在实践中，对此类犯罪“不再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如何间接故意抑或轻信过失，而认定为复合罪过形式”，并认为这是“不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11）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失的主观恶性（前文对这观点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由于复合罪过形式既不能认为是故意形式，也不能认为是过失形式，因此，当两罪中有一罪为复合罪过形式或两罪均为复合罪过形式时，不宜认定为累犯，若是，就可能使一些罪犯得不到应有的从重处罚。例如，当某人前后犯了两罪，而且前罪和后罪都是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时，如果能查明行为人犯这两罪的真实罪过内容都为间接故意，而其他方面也符合累犯的构成条件，那么，在这一情况下，从传统理论来说，它应与其他非复合罪过形式的故意犯罪的累犯一样以累犯论处。但是，按照复合罪过形式主张，由于复合罪过形式既非故意的罪过形式也非过失的罪过形式，而是独立的罪过形式，在司法实践，复合罪过形式犯罪又是无须查明为间接故意还是过失即可以定罪处刑的，因此，复合罪过形式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这样，是否会放纵相当一部分罪犯？这是否有违刑法公正呢？

质疑之五：能否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为由，将复合罪过形式确定为独立的罪过形式，并在无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间接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而直接按复合罪过犯罪予以论处呢？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较难区别，对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司法机关而言，要证明行为人的真实罪过心态是相当困难的，复合罪过形式的确立，将司法机关从查证这些证据的山重水复中解脱出来。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方面并非出于直接故意，即可适用复合罪过犯罪论处。这样无疑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使之能集中有限资源处理其他犯罪。（12）

前文论及，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失的主观恶性，因此，将间接故意和过失作为同一种罪的并列罪过，并规定相同法定刑，本来已使罪刑不相当，而将间接故意和过失不分彼此合并在一起作为独立的复合罪过形式，并在司法实践中，无须查明行为人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这是进一步无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主观恶性轻重有别的做法。这些做法确实可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但是，这是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难道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就可以在立法上和司法上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吗？

质疑之六：根据模糊认识论原理，真的能得出“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可能界分清楚”的结论吗？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从模糊论的角度讲，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只可能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可能存在质的不同，因此认为，两者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可能界分清楚的。但是，从我国现有刑法理论看，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各自有自己的特征。虽然从认识因素看，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意志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别，即前者是对危害结果持放任的态度，而后者则是对危害结果持一种轻信能避免的态度。从司法实践情况看，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界限也是可以分清的。至于实践中因为证据问题而无法明确判定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自信的过失的情况，属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认定问题，而不是实体法——刑法的问题，根据疑罪从轻原则，当这两种心态必居其一而又无法从现有证据准确认定时，可按过于自信的过失来认定。既然如此，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以模糊认识论为基础来推导出“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可能界分清楚”的结论的过程是否存在错误呢？

三、对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

我国《刑法》十分强调罪过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并将罪过作为成立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刑法》总则将罪过明确分为两种：一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罪过反映主观恶性大小，而主观恶性大小会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轻重，反映到刑事立法上则表现为，法定刑因主观恶性大小的不同而不同，由于犯罪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犯罪过失，因此，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的犯罪而言，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应大大重于过失犯罪，反映在刑法立法上表现为，前者的法定刑应大大高于后者。正因为这两种罪过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国刑法理论通常认为，一个罪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或故意罪过形式或过失的罪过形式，不允许一个罪种兼有故意罪过形式和过失罪过形式。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总则所规定的罪过形式已比较全面地概括各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一个罪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可以使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分类较为明晰，便于在刑法立法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定刑，所以，传统的刑法理论观点是比较科学的，不可动摇。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强调，法律的模糊性是绝对的，并以此为前提，得出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无法界分清楚的结论。但是，它忽视了法律具有相对明确性的特征。人的认识是具有层次性的，在一定层次里，法律语词具有明确性，而在很深的层次里才具有模糊性。从立法角度看，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如果法律在一定范围内能明确将两事物区分清楚时，就应予以明文区分，以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明确予以划分，并赋予了各自的特征，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划分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的。我国不可盲目地仿效英美刑法，将罪过划分为故意、轻率和过失三种，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合并为所谓的复合罪过（即轻率）。

提出复合罪过形式主张的重要理由之一是，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相比，有时很难分清孰轻孰重。但是，前文已清楚地阐明，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接近。既然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在总体上大大超过了自信的过失，因此，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时，在立法上两者所确定法定刑就应有较大的区别，以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在这一情况下，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刑应大大高于过于自信过失犯罪。不可否认，在各具体犯罪中，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有强弱之分，过于自信过失的主观恶性也有强弱之分，当过于自信过失中强主观恶性与间接故意中的弱主观恶性接近甚至相同时，这一过于自信过失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和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最低刑就可能相同或相近，但是，总体上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是高于过于自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的。如果确认复合罪过形式的存在，并使复合罪过犯罪具有同一法定刑，就必然会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合理，从而有违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可见，我国《刑法》没有必要确立复合罪过形式。实际上，我国《刑法》也未确立有复合罪过形式，目前而言，复合罪过形式的提法也仅仅是一种理论主张，是一种并不科学的理论主张。

杜绝复合罪过形式就可以使现有罪过理论框架不变，并可防止罪过理论与其他理论或规定相冲突，例如，“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现有累犯理论等都得以相对稳定，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理论冲突。反之，如果在立法上确定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司法机关不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的不公，从而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见，在立法上杜绝复合罪形式才是明智之举。

四、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提出，其实是由于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罪过形式争论而引起的。所谓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一个危害行为造成一个基本危害结果和一个加重危害结果、且只有出现了加重结果才能构成犯罪的犯罪。它具有以下特征：（一）该种犯罪具有两个危害结果，其中，一个是基本危害结果，另一个是加重危害结果（二）该种犯罪的基本危害结果是遭损害的国家某方面的管理制度（这一特征说明这种犯罪一般为法定犯罪而非自然犯罪——笔者注），而加重危害结果则是在基本危害结果产生的同时或之后而出现的加重结果，在条文上往往表述为“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三）这两个危害结果均属于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该种犯罪只有出现了加重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假若仅出现基本危害结果，还不能构成犯罪。这一特征使其与结果加重犯区分开来，例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属于结果加重犯，它在仅出现基本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也可构成犯罪。（四）这两个危害结果由一个危害行为同时或先后造成。例如，滥用职权罪即属于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滥用职权罪具有两个危害结果，其基本危害结果为遭损害的国家机关的管理制度，其加重危害结果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两个危害结果均属于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均由滥用职权的危害行为造成。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否定复合罪过形式可成为主观要件的罪过形式种类后，应另辟蹊径来解决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明确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之确定标准来达到这一目的。

对于前述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罪种，其罪过形式的性质在理论上存在纷争，有的认为是故意，有的认为是过失，还有的认为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即复合罪过）。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罪过心理的鉴定标准（即某种犯罪的罪过心理状态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还是危害行为而言）看法不尽一致，出现结果标准说（罪过的核心在于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行为标准说（罪过核心在于对危害社会行为的心理态度）和双重标准说（罪过的核心不仅在于对危害行为的态度，而且在于对危害结果的态度）。（13）笔者赞同结果标准说，因为鉴定罪过心理的标准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刑法》第14、15条所说的“明知”、“预见”是指对危害社会结果“认识”：“希望”、“放任”、“轻信能够避免”是指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态度，罪过的核心应是危害社会的结果。（14）对于前述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来说，其罪过的鉴定标准是针对基本危害结果还是加重危害结果呢？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罪种，立法者可以根据立法的需要，或确定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来确定其罪过形式，或确定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来确定其罪过形式，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

从理论上看，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可能有以下几种：

1、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

2、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过失。

3、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

4、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

5、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

6、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

7、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8、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9、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二）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分析

1、对第1种罪过模式的分析

就第1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而言，因为行为主体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均为故意，因而，这种罪过模式情形以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为其罪过形式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刑法》第162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行为主体对妨害清算制度的危害结果（即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对严重损害债权人的或其他人利益的危害结果（即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因此，妨害清算罪的罪过形式以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为其罪过形式，此外，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罪（第404条）等罪也属于这一罪过模式的犯罪。

2、对第2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因这种心理模式对前后危害结果所持的态度均为过失，因而，其罪过形式认定为过失是合理的。从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看，未发现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3、对第3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因这种心理模式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为过失，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因此，以其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才能较好地反映其主观恶性，因此，该类犯罪宜定为故意犯罪。目前，尚未发现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4、对第4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至于第4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应如何确定罪过形式是理论上一个焦点问题。从新《刑法》的立法看，相当多罪种的罪过模式就属于这一种，例如，滥用职权罪（第39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6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 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39条）等。对于具有第4种情形罪过模式的犯罪而言，立法者在立法时可以据实际情况在条文上明确这一犯罪的罪过形式，有的罪种可以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故意）作为其罪过形式，有的罪种则可以以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对于第4种情形的罪过形式的犯罪来说在确定其具体罪过形式时，应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该罪的社会危害性强弱。在立法过程中，在考虑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假设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来确定故意犯罪，之后，又假设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心理为罪过形式来确定过失犯罪，然后，将这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相比较，假若孤立地看导致基本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本身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当其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时，其社会危害性已接近犯罪程度，那么，这类犯罪可考虑以故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其罪过形式，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其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反之，假若孤立地看导致基本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大，那么，可考虑过失为其罪过形式（即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二）该罪有否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理，该罪的罪犯有否必要按累犯处罚。假若这种犯罪对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均为故意，而且其危害行为导致轻危害结果这一情形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对于一起实施这种犯罪的犯罪者有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罚，对于犯该罪者，有必要纳入累犯处罚领域，那么，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可考虑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故意）来确定其罪过形式。反之，若这种犯罪不宜定共同犯罪或累犯的，则可以考虑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例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对于以基本危害结果心理态度（故意）来确定罪过形式的故意犯罪[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来说，加重危害结果是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并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态度，这时，加重危害结果便成为了超过故意内容的

客观要素，属于“客观的超过要素”。（15）

5、对第5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由于这种心理模式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而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因此，其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反映了该种犯罪主观恶性较大，该种犯罪以故意犯罪规定，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该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认定为故意。目前，我国刑法典亦无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6、对第6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对于第6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来说，在假设加重危害结果未发生的情况下，如果孤立地将故意的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那么，这种犯罪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而不能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和过失）为其罪过形式。例如，《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行为主体对侵害交通运输管理制度的危害结果（即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而对“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因而，交通肇事罪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此外，玩忽职守罪（第397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1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132条）等罪也属于这种罪过模式情形的犯罪，这些罪也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

在假设加重危害结果未发生的情况下，如果故意的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相当大，甚至孤立地看也达到犯罪程度，也不应以复合罪过为其罪过形式，因为复合罪过形式具有种种弊端，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此，前文已有具体论述。在这一情况下，立法者要么按加重结果的罪过（过失）确定该罪的罪过形式，要么将这种模式的犯罪拆分为两个犯罪，即第2、4种模式的犯罪。

7、对第7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之所以提出“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是因为其认为我国《刑法》存在第7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的为故意或过失）和第8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其实，我国《刑法》并不存在第7种罪过模式的犯罪。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存在诸多缺陷，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也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在今后立法过程中，若遇到第7种罪过模式的犯罪，完全可以将它们拆解为第1、2、3、4、6种罪过模式的犯罪，之后，各罪的罪过形式按前述分析确定。

8、对第8种心理模式分析

从我国现行刑法看，符合第8种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而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的犯罪并不存在。从立法上看，也应避免这种模式，立法时可将其拆解为第1种和第4种心理模式的两个犯罪，并依前述分析规定其罪过形式。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认为，在新《刑法》里，属于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有：滥用职权罪（第397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第187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6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等等，实际上这些犯罪并非复合罪过形式。从这些犯罪看，有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属于第4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有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则属于第6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例如，玩忽职守罪（第397条）。因此，前述各有关犯罪的罪过性质的确定也应按前述第4、6种罪过模式的罪过形式的确定方法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所述的上述复合罪过形式犯罪，如果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为间接故意，那么我们几乎都可以从《刑法》中找到其他故意犯罪来定罪处刑，例如，对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放任态度，就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刑。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关故意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较低。例如，《刑法》第186条第2款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它对基本危害结果（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心理态度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造成重大损失）为过失，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定为故意。假若行为人违法发放贷款时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则应以刑法分则的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其相关故意犯罪，或为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或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但是，这两者的法定最高刑（两者均为7年）都比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最高刑（15年）要低。这一情况可按法条竞合处理，适用重法条第186条第二款的规定，按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刑。

实践中还会出现在刑法分则中找不到相关的故意犯罪来定罪处罚的情况，例如，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对基本危害结果（侵犯国家对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过失，而滥用职权罪应确定为故意犯罪。假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态度，就应以刑法分则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案情的不同，是可以找到相关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的，例如，有的可以定放火罪，有的可以定爆炸罪，有的可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但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情况异常复杂，不同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方式千差万别，导致的危害结果多种多样，所以，在极个别情况下，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的滥用职权犯罪在刑法分则是找不到其他相关故意犯罪来定罪处罚的。对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缺陷所导致的，为此，可以通过修改《刑法》，相应地提高有关故意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以及增设新罪的方法解决前述问题。

9、对第9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在第9种心理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而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的情况下，由于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和危害行为的结合时最能反映其实际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因此，这种模式的罪过形式只能按复合罪过形式认定。但是，由于复合罪过形式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应杜绝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从现行刑法中也未发现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就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而言，我国现行刑法主要存在前述第1、4、6种心理模式的犯罪，而不存在第7、8、9种心理模式犯罪，目前尚未发现有第2、3种心理模式的犯罪。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应杜绝第7、8、9种心理模式的犯罪（即复合罪过形式犯罪），为了平息人们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的争论，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刑法应不惜笔墨地明确规定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对于现在有争议的各有关犯罪的罪过形式，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规定，以便于司法机关更准确地适用法律。

注释：

（1）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

（2）李希慧、逄锦温《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0年第2期，第76页。

（3）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57页

（4）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32页—455页。

（5）参见李希慧、逄锦温《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1年第2期，第76页。

（6）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57页。

（7）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32页—455页。

（8）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181页。

（9）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名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4页。

（10）金泽刚《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6月，第10页。

（11）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5页。

（12）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页。

（13）高铭鍹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