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第1篇

【关键词】印度 政治文化传统 外交思想

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作为基点。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国家生存和发展受到直接威胁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决策者由国家精英阶层组成，而精英阶层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外部环境长期刺激下形成的，也包含了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因此研究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进程、价值观念，以及更宽泛的文化加以考察。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外交思想深受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二元性特性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既有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的道义观念，也有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激进的“斯瓦拉吉”主义的现实价值取向。独立以来，印度在批判和继承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一、具有二元特性的传统政治文化

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大国。古印度诞生了许多贤哲，这些贤哲的思想是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文明并没有因历史的发展而泯灭，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印度人民的心灵深处。这些思想对当今印度的外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印度人就创造了源于印度河的以哈拉帕文化和摩亨佐达罗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凭借武力进入南亚次大陆，与当地人一起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印度文化。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古代印度社会曾出现过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后来印度强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对印度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考底利耶主义

在历史长河中，次大陆小国林立，各国征伐不断。因此，各国对其周边的事态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有实力的王国进行了诸多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直到公元前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出现才打破这样的局面。孔雀王朝的武力征伐使得周边众多的小国和王朝臣服，而此时孔雀王朝出了位贤能的大臣，名叫考底利耶。为了维护王国地位，他提到“国家的安全对其他社会体和个体公民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条件”。他假定，未来征服者即国王的终极目标是征服整个印度次大陆（Bharatavarsha），然后依据“达摩”（教法）来施行统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致力于扩张的国家与自卫的国家之间会不断发生纷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很难维持现状，因此战争与征服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巩固王国的地位，在对外方面，他提出了“曼荼罗”（类似中国的“远交近攻”）地缘政治思想。

这位被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又称《政事论》）中的治国要义包括内政、外交、民政、军事、经济、法律等内容。考底利耶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国家与国王可以遵循欺骗法则，提出国家可以采取非伦理的方式和伎俩行使其外交，而一国的国王要求得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欲图成为一个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因素，才能遏制外来入侵者。考底利耶的著作及其指导思想成为旃陀罗笈多一世及其后继者的从政指南，成为古代印度政治、外交和治国的重要文献。《政事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套“法令森严”的政治制度。“皇帝，他的军队、他的官吏，出色的各部的组织，在边远省区内拥有副王身份的皇亲，组织良好的侦探制度——所有这些在我们面前显露出一副十分周密而雷厉风行的画面。关于这一切，有一种坦率的现实主义看法。”

（二）“法胜”思想

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的战役中，看到了自己在试图扩大帝国疆域、寻求更多财富、贪图更大的权力之时，所造成的杀戮增加了人们的困苦。阿育王为此感到非常悲痛，他断然提出放弃自己所主张的“赢得正义”的想法。阿育王认为正义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人民需要唤醒从小隐藏在心中的“佛”，即正义。在与佛教高僧长谈后，阿育王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正义、赞扬正义和维护正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育王倡导的“法胜”思想。

在倡导“法胜”思想之后，阿育王宣布帝国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也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把佛教的教义落实到治国理念中来，下令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他倡导的正法，包括以下内容：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阿育王认为“达摩”（虔诚法）之热心遵行极为重要。他对“达摩”的解释是：“父母必须服从；对众生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此点必须坚持；必须说真话。这些就是本分‘法’的美德。”阿育王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在所有场合，并以一切方式对别的教派给予充分的尊重。”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大众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谕”。他的思想经整理，最终写成《论事》。

阿育王创造了与前代君主不同的治国理念。他提倡非暴力，建立正义的帝制机构，宣称对人民的热爱，使用朝觐的方式令天下臣服。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二元政治文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以提拉克和甘地为首的精英阶层提出了关于民族独立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仅对印度的独立起着指导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

（一）提拉克的“斯瓦拉吉主义”

提拉克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深谙印度古代的传统思想，而且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也相当熟悉。他主张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以适应印度独立运动的需要。在实践方面，英国学者伊恩提到，“提拉克通过言语和文章来促进印度‘复兴主义’（revivalism）”。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提拉克于1895年4月在《狮报》上发表文章来纪念17世纪的民族英雄希瓦吉（Shivaji），并为修复希瓦吉墓进行募捐。同年6月，提拉克在《狮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要像希瓦吉那样来争取印度的自治。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Swaraj，即‘自治’）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将拥有它”。提拉克的这一口号迅速在印度次大陆传播开来。从此印度各地的激进派就有了斗争目标，开始在斯瓦拉吉旗帜下，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提拉克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仅仅靠说服是不能成功的。应当用战斗的方式。提拉克说：“没有一个人靠乞求能得到什么东西……当鼻子没有被捏住的时候，嘴巴是不会张开的……温和派认为，政治权力可以靠说服赢得。我们认为‘斯瓦拉吉’只是通过强大的压力获得。”提拉克一方面利用国大党来进行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

提拉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从印度古典文献中寻求依据。他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的教导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号召人们准备积极的斗争。1897年，提拉克发动了纪念甘奈希（Ganesh）节的活动。在此之后，秘密革命组织都很尊崇提拉克，并希望提拉克能指导他们的武装斗争。

（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另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是一位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家。他注重寻求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并提出了“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的论断。甘地认为“好男人或好女人首先要值得信赖”。他同时写道：“我把信神作为唯一真理”。甘地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一书中勾画了自己的理想蓝图。如何才能实现真理呢？甘地提出了非暴力学说。

甘地从人性和印度教本身的特性来阐述他的非暴力主张。他指出，“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非暴力是印度教的特性，是印度文明的传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甘地指出，“没有自身完善，即使把政权夺回来，也不会改变现行社会状况。而印度实现了精神完善，英国就统治不下去了，就会归还印度的政治自。”甘地希望通过印度自身的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统治者。1918年，当获悉罗拉特委员会报告书后，甘地认为：“有自尊心的人决不能屈从这些建议……如果当局不顾人民反对，把这些建议变成法律，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抵抗。”1919年3月，当罗拉特法被通过后，甘地号召群众进行罢工，停止工作。但是，这场活动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暴力冲突，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甘地不仅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行为表示愤慨，也对人民的暴力斗争表示不安。甘地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此后，甘地领导了多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的思想不仅影响着独立运动，而且也对独立后印度的内外政策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尼赫鲁对甘地评价道：“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新鲜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长地松了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黑暗，并拔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像一阵旋风……最重要的是激起了人民运用思想。……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妥协的真理……影响着印度千百万人民。”

三、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二元性”存在的原因及其特点

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历史传承使得印度政治文化既充满自由感又怀有不安全感。种姓制度的等级分层维持了次大陆的稳定。印度与其他大国相比，其政治文化与独立后的外交思想结合并受制于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印度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特性，本文将给出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印度独特的地理特征与悠久的历史传承，使其政治文化中既充满了自豪感，也蕴藏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位于亚洲的南部边缘地带，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屏障，把南亚次大陆与外界隔开。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在历史上，在次大陆内部，王国之间的征伐不断。在征伐中，孔雀王朝战胜列国，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而孔雀王的“法胜”思想更是表明了印度人的自信和自豪。然而，次大陆也在不断遭受外来势力侵袭。从最早的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不断地被外来势力征服。特别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冲击，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笼罩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安详地发展，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性仍相当明显，使印度人充满了自信。印度不断被征服的历史也使得印度人怀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作为有悠久政治文化传承的国家，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的产生有相当的影响，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雷启淮先生指出：“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就是种姓制度的建立。……依社会地位高低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制此后经历了发展、深化，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对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且影响之深，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深深镌刻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孙士海先生指出：“由于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可以在举行人教礼仪后获得‘再生’，即精神上的再生和血统、宗教上的承认，从而成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这样就造成了印度社会的二元对立。“按世袭职业分划等级和强调各自特定社会角色的种姓制度如同一张深不可测、巨大无比的网络，将每一位社会成员包纳在内，无力自拔……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僵化、封闭和停滞。”这种有严格规定且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维系着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性”。

第三，执政者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诞生。执政者一方面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暴力机器并实施权术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在政治文化上体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到阿育王理想主义——“法胜”思想的诞生，是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最明显的例证。宋德星先生指出，“这源于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

第四，作为思想文化基础的“超自然中心主义”的存在，使得印度教的信徒缺乏对君主的忠诚和拥戴。由于婆罗门教的发展，印度民众开始对超自然神的崇拜。赵建国先生在阐述其影响时指出：“这导致个别神如因陀罗脱开其自然的属性转向了人格化的超自然的性质方面，而个别超自然的神就成了民族宗教最受崇拜的神……”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使得“超自然中心主义”成为印度民众思想文化的基础；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又使得民众缺乏对君主的拥护和爱戴。这种局面的存在导致了执政者在考虑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必须兼顾民众对宗教崇拜的需要。这也是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五，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国家，使得民众缺乏对国家整体的认同。这样，印度本身的分裂性和多元性就相当明显。即使是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有完全改变次大陆的这种局面，从而使得权威中心与普通民众的间隙始终存在，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印度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

在上述五种原因影响下形成的二元性政治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跨时长、连续性强。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体现了印度现实主义取向的政治文化；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体现了印度道义观念的政治文化。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连续性跨越两千余年，即使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和英国殖民者确立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时期，都没有中断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特性。

第二，包容性强，与宗教难以割舍。“印度政治文化的形成源于宗教因素。印度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宗教职责的积累。”印度人非常注重宗教、道德等精神领域的积累。由于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实质的存在，印度为了追求完美的精神目标，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很强，也极具包容性，整体性特征明显。阿育王对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独立后印度也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都体现其包容性。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是在继承和吸收“法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既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也吸收了西方思想。与此同时，印度政治文化二元特性的宗教烙印也比较明显，并塑造了印度中心观。马利克（J.Mohan Malik）指出：“印度人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第三，自豪感与不安全感对立特征明显。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特征与印度独特的文化使得外来的征服者都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使印度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是，来自西北边境的入侵与英国殖民者的海上侵略的历史，使得印度的文明受到极大冲击，导致印度产生明显的不安全感。

第四，融合性强，影响深远。印度政治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其他文化和民族进行融合。当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进入次大陆后，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希腊人在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的影响下，先后皈依了佛教，被印度完全同化。”后来的贵霜王朝的贵霜族人和匈奴人也被同化，成为印度人。即使是后来进入次大陆的穆斯林，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印度既有的政治文化。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能改变印度传统的政治文化特性，反而是印度吸收了英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并把它融合到印度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印度传统政治文化极强的融合性，为其保持政治文化的“二元性”创造了条件。其影响的扩散效应时至今日也相当深远。

四、政治文化传统在印度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其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并因此而产生独特的外交思想。

（一）坚持“印度中心观”不动摇

印度从独立以来就矢志不移地为成为世界大国而奋斗。尼赫鲁曾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而印度的大国抱负的思想源于政治文化传统。早在孔雀王朝时代，考底利耶就认为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实力强弱对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得坚持“实力至上”的理念。考底利耶提出，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抵挡任何侵略者，主张用武力征服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考底利耶《政事论》提出的六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国王应该发展国家，增加实力和资源，一边进行征服战争（不这样做，就是等着被别人征服）”。在考底利耶看来，国力强大的孔雀王朝居于他所描绘的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带。这对后来次大陆的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就指出：“即使是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征服者后来也都以印度中心观来看世界。”与此同时，印度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也为其努力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文化基础。这种观点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来自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的世界观”。印度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可以有重要的东西提供给其他国家，……因而独立后的印度在新兴民族国家中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对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尤其是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内省，孕育了印度的大国观。

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之一的提拉克就以恢复印度昔日的荣光为号召，提出“斯瓦拉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拥有它”。而甘地主张“罗摩统治”，用罗摩规则唤起人们对印度辉煌历史的尊崇。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国观对印度外交影响颇深。尼赫鲁总理指出，“除了美国、苏联和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先进的、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窥测未来，假如一切正常，没有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第四个国家显然是印度。”印度谋求成为世界大国，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印度认为，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为此，印度继1974年进行核试验后，于1998年进行了五次核试爆，成为正式的核国家。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成为大国的标志，印度为此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达特（V.P.DUR）在阐述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大国抱负的关系时指出：“争取印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被看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印度欲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与其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中心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视南亚次大陆为外交关键、不容他国染指的地区外交思想

视南亚为印度化世界的重点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共识，他们认为次大陆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一个整体。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拟建立一个“大印度联邦”。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治下的次大陆”观念影响，但更能在印度文化传承中找到思想渊源。印度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度，外交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南亚的地理环境。科恩指出：“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在自然地理、文化、社会、政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方面都与周边区域相隔离。”在阿育王时代，考底利耶把孔雀王朝和受其影响的周边国家看成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文化整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印度化的世界。考底利耶在描绘这个印度化世界的区域范围时指出，“印度化世界的地理范围是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南部海域，从东到西的距离有上千瑜伽纳斯（yojanas，一种距离测量单位）。”印度古代统治者认为只要确立在南亚的统治即可，到次大陆以外去征服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

独立后，印度把南亚其他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国家染指，而视阿富汗和中国为缓冲区，从而保证印度的安全。中国于1950年解放后，印度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积极拉拢周边小国，试图把邻国的外交政策纳入自己的外交需要中。尼赫鲁对小国的看法是，“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英·甘地指出：“印度将不干涉此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除非被要求这样做，但同时也不能容忍外部大国进行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对付内部的危机，则应首先在区内（即向印度）寻求帮助。”印度积极发展与周边小国的友好关系，难以容忍地区内国家的挑战，谋求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维持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时，防止他国干涉南亚地区事务，从而实现南亚地区是“印度化的世界”。古杰拉尔指出：“印度的力量和规模会被南亚其他国家积极地视为一种财富。”独立以来，印度历届政府的地区政策表明南亚地区仍是印度外交的关键。

（三）形成以防御而非扩张为重点的国家安全外交理念

在孔雀王朝诞生以前，次大陆呈现出的是诸多王朝并立的局面。在阿育王的统治下，次大陆几乎被囊括进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中。在考底利耶看来，孔雀王朝要维护现有的权势就必须增强实力去征服别国，但是他也仅仅限于次大陆的征服，没有制定更宏伟的目标去实现区域外的征服。他提出一国要“始终采取谨慎路线，宁要和平不要战争。”孔雀王朝没有制定出征服更远、更辽阔土地的大战略而是采取防御为主，当阿育王提出以“达摩”思想来维持孔雀王朝的秩序时，这种防御而非扩张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文化的辐射。

纵观印度古代时期的历史，各国间的征战从未停止过，即便像孔雀王朝这样的大帝国，其权力也没有触及整个次大陆。印度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分裂和诸国并立的情势之中。“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次大陆的分裂也是导致其采取防御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异族侵入次大陆时，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以争夺土地、掠夺财富为主，使得掠夺和被掠夺的国家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扩张政策，转而采取防御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侵略者欲图在次大陆建立权势，一旦权势确立后就必须与次大陆的社会文化相融合，最终也被“印度化”了，进而亦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止外来征服，而不是积极向外扩张。阿育王提倡向外宣扬“正法”，使南亚国家和周边地区都深受其影响，但这仅仅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非国家政权的延伸以及国家层面的扩张战略。有印度学者指出：“由于地理、文化、宗教与政务管理的原因，历史上几个具有泛印度特征的帝国从来没有对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过领土征服。他们甚至没有跨越分隔南亚与中亚的兴都库什山脉的意图。次大陆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富使得中亚人到来之后没有理由再去征服其他地区……印度战略思想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独立以来，印度在国家安全观上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尼赫鲁指出：“我们不需要什么国防……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军事威胁，军队应该放弃，警察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随着情势的变迁，印度外交安全观也在适时而变，但是防御性安全理念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坚持“不结盟”外交思想

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方面关于道德、平等的认识以及强调和谐与非暴力的思想使得印度外交思想具有和平、和谐和道义的特征。独立后，印度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就源于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道义观的和谐、非暴力、平等、正义等理念。尼赫鲁曾指出，“我认为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继承下来的方法和哲学——即‘自己生存，也要别人生存’、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惟一可行的办法。”在探究“不结盟”思想渊源时，中国学者马孆指出：“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是宽容，并坚信无人能独占真理，强调用法（达摩）创造和维护和谐，用非暴力求和平。”有学者指出，“就政治层面来讲，不结盟是对印度这一哲学和文化传统的解读。”

印度在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高举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旗帜，与英国殖民者抗争来实现印度民族独立。独立后，印度坚信“非暴力”思想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尼赫鲁认为不结盟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道义法则，主张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战争，争取各国间的谅解，增进各国间的团结与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能使不结盟的思想深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印度等国组织并召开了第一次亚非关系会议。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印度“对这种自我理解角色的彩排，其载体是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承诺和对日益受冷战支配的世界中不结盟概念的依恋”。无论是尼赫鲁的“不结盟”，还是英·甘地政府提出“积极不结盟”，都表明印度秉持个性、坚持和平的理念。时至今天，具有和谐统一、主张用非暴力求和平的“不结盟”思想仍然指导着印度的外交实践。

结语

外交思想论文第2篇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思想；特征；原因

Abstrac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major foreign activitie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facts，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 thought of diplomacy of the stage，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consistency and "revolution" diplomacy. Among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to analyse the consistency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independence and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After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per， I’ll show the cau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omestic and and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himself .

Keywords:Mao Zedong， diplomatic thoughts， features， reasons

正文：

本文研究的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首先对“文革”时期做一个界定：本文中的“文革”时期即是指1966——1976年我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阐述的就是在这十年浩劫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文革”十年，中国外交所受的影响相对于其它方面而言是很小的，中国外交甚至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三次建交高潮。本文主要从“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以及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最后指出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

（一）承前一致性

“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对以前外交思想的继承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国际利益至上原则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国际利益至上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逐步变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战略为尼克松主义，其中包括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通过“叶海亚渠道” ，“罗马尼亚渠道”等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意向。毛泽东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通过释放美国囚犯，开展“乒乓外交”等给予积极回应。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坚持不仅体现在中美建交上，更体现在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上。1972年2月21日，离《上海公报》公布还有24个小时，而尼克松却迫于国务院的压力提出要修改，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1] 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保证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公报中较突出的内容是：美国在同新中国交往中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美国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目标。

美国的“越顶外交”使得日本和欧洲盟国深受震动，此后，中日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乎已全部同中国建交。欧洲共同体成员除爱尔兰外也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及日本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支撑他超越意识形态，高瞻远瞩地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的根本源头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如他在会见基辛格时所说：“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耶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2]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为中国赢得发展机遇，突破外交孤立，也有利于抵制苏霸，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方向。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深刻表现。

2． 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完全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权利，它与国家主权有着密切的联系。”[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中心点。”[4]早在1949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国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此后的毛泽东一直贯彻独立自主原则，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而同某些国家结成同盟，但这只是一种外交战略和方式，我们并不依附任何一个国家。

对毛泽东这一阶段独立自主原则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中国逐步脱离苏联的控制及中苏关系的对立。20世纪60年代，苏联多次侵犯我国边境，尤以1968年的“珍宝岛”事件为甚，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对于1969年苏联极力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做法，毛泽东指出了苏联的真实目的是组建一个反华集团并将其它各国划归苏联的控制之下，因此，苏联的这种做法并未得到响应，甚至与苏联关系较为密切的印度等国也不愿接受。 1969年10月起到1978年6月，中苏就边界问题共举行了15轮会谈，由于苏联不改变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及中国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双方一直未达成协议。

另一个例子就是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毛泽东在1973年和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反复强调：“至于我们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5]毛泽东还指出，“不能把台湾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6]

从毛泽东对苏美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坚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丝毫侵犯，不仅维护了国家利益，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中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思想的中心，我国一直奉行这一原则。

3．“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7]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非一时提出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源于1946年的“中间地带论”。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1962年，1963年的发展，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直到1974年，毛泽东正式完成了其从“中间地带论”向“三个世界”理论的转变。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于从60年代广泛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国都给予坚决的政治甚至经济支持。

从“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在敌友组成的内容上有些不同，但其中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争取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正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三方力量，为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使人们看清了苏联的争霸意识，也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革命色彩浓厚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受“左”的意识影响，形成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中国宪法等各方面遭受践踏，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不稳定，行政制度包括外交机制遭到破坏，造成了中国成立至今61周年外交决策史上最混乱和特殊的十年。

1967——1968年，我国外交大权旁落入林彪、江青等人之手，他们借口支援世界革命，进行“输出革命”式的外交，四面出击，打倒一切，高喊武力收回香港，在群众大会上呼喊打倒外国现任政府等，更发生了恶劣的“三砸一烧”事件，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多国因大小问题与中国发生外交矛盾，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中国外交遭受空前的挫折。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8]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中国有严重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外交路线的的表现。

对此，周恩来进行有力斗争并积极修复外交工作，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并决定重新派出驻外使节，如：“毛泽东后来在1968年对输出中国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认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的‘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说：“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9]经过一些修复和整顿，中国外交逐步恢复正常并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文革”时期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因素

一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针对“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毛泽东个人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因素

“每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10]

“文革”十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直比较危险，国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北方苏联在中国部署近百万重兵直接侵犯中国领土，中国面临着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困境。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寻求改变自身安全环境的任务迫在眉睫。此时，内外交困的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对此积极响应并借机改善与日本和西欧的关系。

两线受困下，毛泽东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

此阶段内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都是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带有深刻的“冷战”烙印。

(二)国内政治因素

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他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致，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11]“内政与外交同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但内政又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12]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对内思想上“左”倾错误严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加上国家领导集团的变动，如江青等人的篡权，使我国外交事业严重受损。

中国的经济在历经 “大跃进”后不仅没有赶超美英，还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进行反思，逐步把争取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我国的经济作为重要任务并进行了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75年，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3]这样的国内政策就决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由此，超越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对外政策就有了深厚的内政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内政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对外政策是围绕国内发展这个中心而制定的。“文革”时期的对内政策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使得我国对外政策也呈现出建交高潮和低谷的状态。

（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文革”十年，毛泽东的各方面思想对我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一定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毛泽东个人因素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的爱国思想浓厚。毛泽东的爱国思想从小就有，面对被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的爱国思想还具有传承性，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爱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支撑，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等一些外交原则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

其次，毛泽东军事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南征北战的军事家来说，斗争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因此才会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思想使得毛泽东在面对我国多面受困的环境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大三线”的建设，抗美援越，不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等都是毛泽东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角度思考的结果。同时，军事战略家的思维也使毛泽东做出了错误的决断即把运用于中国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推广到世界范围，致使中国外交违背了国际基本准则，与多国关系破裂。

第三，是毛泽东的哲学观。毛泽东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辩证法和矛盾论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分析中外国关系时，运用对立统一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4]毛泽东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法。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至上，因此才有“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中苏大论战，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改善等则是国家利益至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则又是意识形态占上风。

毛泽东的矛盾观也对“文革”时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文革”前期，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把这一观念推至世界范围；“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观念有所转变，因此主动修复外交关系。由此可看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

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统一的，都受到他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哲学”痕迹。

总之，“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不论其正确方面还是错误方面，都是有一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此阶段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和毛泽东个人的研究。

三、结语

“文革”时期，由于受当时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毛泽东个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呈现出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三个世界”理论等具有承前一致性的特征，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倾向即“世界革命”，使得我国外交体制被打乱，外交事业严重受挫，与多国发生外交矛盾，然而，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主动修复外交关系，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因此，总的来说，此阶段的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正确的，只是在一小段时期内受“左”的意识的影响造成了错误的决断。

笔者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状况中得出几点启示，即：要正确处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进行外交工作时，要时刻保持辩证思维，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吸收并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正确方面，妥善地将其运用于中国当代外交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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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月版，第276页。

[10]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7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12]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82页。

外交思想论文第3篇

关键词 观念 外交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6000612

外交战略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总体规划，它不是短期的策略行为，而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全局安排。我国有学者对“外交战略”下了这样的定义：“外交战略，亦称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即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美国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外交战略寻求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挫折，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能。评价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2]我们从中美学者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中看出，虽然两个定义之中有明显的共性，但是也明显地有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比如中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长远的“谋划”，而美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眼前“利益”，两种定义所强调的核心内涵是有差别的。长远的谋划有可能忽略眼前利益，而关注眼前利益则可能缺乏长远的安排。两种定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观念”――尤其是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自有观念”， 在其中发挥着某种导向性的核心影响力。观念一旦从物质中脱离出来之后，就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和意志的存在。观念是建立在是否相互认同与认可的思想层面的因素，并非单纯的硬实力要素，它依赖于国家实力和一国和国际的社会结构，但又总是超越实力和一国的和国际的社会结构，并在特定的国家实力与跨国性的社会结构之间发挥核心导向作用。

一、观念的学理探究――一种自我支持的客观因素

观念即信念。而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则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所处的国际社会性质的某种“特殊信念”，它可以完全“自有”，也可以“共有”。观念既包括一般“道德原则”,也包括对具体运用某种知识的“统一观点”。对于国家而言，“观念”意味着“自有观念”，而多边机构则表现为“共有观念”，一个健康的国家往往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发挥“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

中国思想中历来强调“道”，古代思想家老子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3]“道法自然”，[4]他认为道及其广大无所不在，它来源自然并像自然有着某种规律。庄子亦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5]他用道来阐释修身治国平天下，并将珍视个人生命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即所谓用道的真谛养身，把治理国家看作是次一级的东西,即所谓用道的剩余来治国、而更次一级的东西才是谋求扩张和霸权,即用道的糟粕统治天下。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道”的认识就是一种重要的观念认同。研究外交战略中的“观念”，特别是研究在自身的传统中形成的外交战略“自有观念”和努力探寻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战略的“共有观念”，其实核心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外交战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观念与外交战略

在国内社会层面上，国家是由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即，国家的个体性来源于本国的人口、地理、经济、科技及历史等因素所构成的各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状况。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本国的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自有观念。通过自有观念，国家建构内部结构，并最终形成国家的个体性。国家个体性使得国家本能地以自身视角或自有观念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

国家根据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参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在频繁的互动中，国家根据与各国不同的交往经历与结果，确定他国的敌友身份，同时他国也在确定己方的身份，这种主观互证最终固化为一种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共有观念，并形成该观念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一旦这种体系形成，它将从体系上影响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即使得国家重新审视自有观念。因此，国际体系是具有相互主观印证的互动性质或说是主体间的，其本质即为观念的循环互动。

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7]即“道”的本质属性是反复循环运动，这种观念循环在国际体系中表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观念互动过程。透过复杂的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互动，就国家个体而言，主体间的国际体系可以单位化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循环过程，即国家通过自有观念，参与国际体系结构的构建，由此产生的共有观念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自有观念和改变国内的物质因素。

值得强调得是，国家从国内社会走向国际社会，须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方能实现。外交战略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路线图，国家根据自有观念对国际环境做出判断和制定目标从而形成外交战略，并通过外交战略实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建构。因此，观念就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

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的意识，而国内物质因素的变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观念作为其派生物，其变化时间更是相对长久。尽管外交战略随时变化，但观念转变相对缓慢，因而观念的转变过程相对于其对外交战略的影响过程是相对静止的，只要观念没有根本的改变，外交战略的变化只是形式变化而不涉及核心。

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外化形式

同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尽管从“道”这一观念中派生出“万物”并“指导万物”，但是这种派生和指导并非直接，而是通过中间媒介实现的，同样观念影响外交战略通过其外化形式――思想理论的指导才得以实现。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强调国家行为的文化环境――代表国内结构中的主导信念和理解,是生活现实的一个主要成分。当然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思想理论也和本国的物质实力紧密相关。两者的关系是物质事实，他们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

由于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化外形式，而观念属“自我实现的文化”，[8]因而思想理论对本国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自我支持，其体现在：一，从其观念的本质上看，个体最终决定自身的偏好，当行为者相信观念所反映的规范原则时，观念就成为重要的了。[9]二，一旦作为思想理论的观念被固化为具体外交战略时，它能对战略制定者的激情产生长远影响，甚至延及初始制定者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简而言之，固化的思想理论在不存在创新时规定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三，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本国的历史综合环境息息相关，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本国特色，是本国国家意识的根本组成因素之一，国家在外交战略中不会弱化思想理论的作用。四，思想理论是本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现，一般情况下，本国统治阶级很少会急速地从本质上否定自己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理论基础，而是结合具体国际环境，作出理论形式的调整和再创新。所以，从国家个体角度看，思想理论在客观上对于外交战略是一种自我支持的作用，进而放大到国际体系中，正是由于这种个体的作用，才导致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的出现。

自我支持并不表示本国思想理论缺乏客观性。各国自身的思想理论都是根据自己特有观念所决定的，观念则来自于本国客观的综合环境，而各国思想理论均为各国外交战略的“圣经”，因此亦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思想理论衡量标准。在当前仍然是相对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本能地依靠自身思想理论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理论不同于朝鲜，尽管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印度，尽管中印两国都是目前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同于俄罗斯，尽管中俄两国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因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理论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在中国的独特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外化形式，因此这三大理论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外化的三个相互联系层面。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研究的新方法：进化论

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关于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从而引发了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未平息的思想革命。达尔文此种思想可以归结为：新的物种是由有原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发展出来的，即在物种多样性背后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客观联系。[10]

考察中国外交战略时，往往运用某种或多种理论平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研究，结果常是由于平台不同而结论不同。有人为中国外交战略是防御型或是和平发展型的，也有人认为是扩张型或挑战型的。这些研究多少对中国外交战略有所帮助，但不能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事实：各种理论背后都是同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不断自我进化的客观因素，即经过历史洗涤形成的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外交战略观念的主要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融合到观念之中成了指导理论；最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精华得以进一步发展。

物种形成：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11]由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 isolation），使得被隔离开的生物群体在该地理条件的自然选择上逐渐适应了局部的环境条件，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使得其成员尽可能高效地生存、繁殖和传播基因，通过这种适应过程形成物种独有的形式和特征，而最终成为主宰该地域的根本生物种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从夏商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国传统文化已独立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秦汉以后，中国思想以儒道两家为主，经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被世界所推崇的中华思想体系。

传统思想自古就对我国对外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其直接体现为产生了主导东亚长达一千多年的国际体系――中华朝贡秩序。可以说，朝贡秩序是我国传统思想与我国古代强大国力结合的辉煌成果。首先，中华的文化魅力和中央王朝的超强国力吸引周边国家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使筷子、瓷器、丝绸汉服、汉语汉字，以及官僚体制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进而潜移默化地使东亚地区走向观念和价值的统一，即产生一种华夏共有观念，从而为华夏秩序完成了区域性文化整合。其次，在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霸、强调中庸和谐和宗族关系已从国内伦理上升到对外谋略的观念高度。中央王朝不认为周边国家是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12]不仅对其以礼相待，以德服人而且向其提供经济好处[13]和安全保证。[14]最后，中华文化已超出国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文化，周边国家也深受传统思想或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潜意识里具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中央王朝确立宗藩关系，向其进贡以及受其册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自然行为。总之，正是我国传统思想与对外战略的结合使得自汉唐到近代东亚格局发展成为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权力关系。[15]这种千年的权力关系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已与对外战略达到某种水融的地步。所以，从继承性（或说遗传性）上，尽管近代中华民族历尽沧桑，但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根本内涵。孔子的“仁礼”和老子的“柔弱”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新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后发制人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16]1963年在概括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时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17]

指导性融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

进化论认为，各种内部以及外界因素的作用会迫使物种通过其自身潜在的学习能力，模仿或借鉴其它物种适应要求的成功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学习而来的特性逐渐使物种在形式、生理或行为上发生改变，使物种进一步变化，以抵消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适应新的环境，能尽可能高效地生存和繁殖。这种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也可称为指导性融合。[19]在上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地位。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去解决这一难题。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必然的选择也使得中国传统观念开始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融合。

以、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随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指导性的融合。按照指导性融合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核心理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外交理论也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国内问题的深重，使得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抉择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指导意义，使她成为中国主导的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她也自然和中国传统“和合”等优秀思想融合，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从建国之初的向苏联的坚定的“一边倒”策略到今天响亮地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融合，形成具有明显自身特色的“自有的”外交观念体系。

共同进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进化论认为，在更高的级别上，选择经常通过物种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而起作用。这好比蜜蜂和植物的邻里关系，大家彼此为对方提供方便，也为自身提供保护。大家相互作用又相互分散，从而扩大了物种之间的选择和变化的范围，这种现象亦称为共同进化。[19]同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20]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相互交汇、相互借鉴的共同进化关系，但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研究存在着两个困境，[21]使得这种共同进化出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单方面吸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加速进化，但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进化却裹足不前。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22]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

当然，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非全盘吸收。第一，“学者分析国际体系运作，政治家构建国际体系。分析者和观察家的观点大相径庭”。[23]在本质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作用大于预测作用。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发展和流行西方，往往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或说强权）为中心，以西方的（或说美国的）视角看待世界。它不是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伊多・奥伦也提出了质疑。[24]它可能对西方来说是良药，但它是否能真正解释或代表中国利益还有待考察。[25]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理解为知己知彼，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西方外交战略来做到“知彼”。全面考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结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特性对外交战略理论进行深入系统构建来做到“知己”：从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引发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理论回归，并最终使得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之。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重视对软实力[26]的研究，而我们对西方的软实力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言已不新鲜。傅立民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就指出，“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如何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讨论，其实这是孟子的思想，他虽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但他注重的是一个国家的道义影响力”。 [27]《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的说法，主张一切战略与策略皆应该建立在“忠”、“信”、“贞”之基础上，而“忠”、“信”、“贞”三者整合为一体而形成“道义”之力量。

结 束 语

强调外交战略中观念的作用，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认识之必须，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和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以“自有观念”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是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以维护国家与安全为核心目标，是出于建立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而对地缘政治的科学把握。以“共有观念” 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则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失时机地、准确地推出“和谐世界”的理念，适应中国外交从地缘政治向全球政治扩展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战略观念必然要在一系列全球性的紧迫的问题上有所体现，即如何在建立全球的防止核扩散、反恐、控制艾滋病、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中国的巨大作用。建立在“自有观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和建立在“共有观念”基础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也是相互相存的，没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我们的外交就只能是依附性的，没有主心骨的外交；只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而缺乏“共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中国的外交也就很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战略机遇期也就可能失之交臂。今天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越来越发挥出她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中国外交在“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上找到了平衡。

注释：

［1］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6年6月第1版，第1页。

［2］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中译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60页。

［3］ 《老子・第三十四章》。

［4］ 《老子・第二十五章》。

［5］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6］ 《老子・第四十章》。

［7］ 《老子・第四十二章》。

［8］ 有关自我实现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9］ 朱迪思・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战略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3页。

［10］ 参见［德］莫尼卡・奥芬伯格著，郑建萍译：《关于鹦鹉螺和智人――进化论的由来》，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页至第10页。

［11］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30页至第131页。

［12］ 《诗经・小雅・北山》。

［13］ 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在朝贡过程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招徕政策,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参见俞常森：《试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55页。

［14］ 明清时期，中国向藩属国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大规模派兵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

［15］ 相比而言，古代欧洲没有出现垂直型权力格局，这不是由于欧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掌握绝对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的大一统国家，例如罗马帝国，查理帝国，而是由于当时欧洲缺乏受到广大统治者所赞同和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建构秩序功能的伦理思想以及主动向外输出文化观念的意识，因此导致在建立秩序上依靠武力而非文化。纵然征服一方，但缺乏文化的认同以及基于文化上的区域性整合，使得这种征服既痛苦又短暂。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目前正在从水平型权力结构过渡为垂直型权力结构，或说使欧洲正走向联合和统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深知区域一体化不是武力所能完成。一体化的前提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区域整合。一旦欧洲各国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政治统一便指日可待，而且这种统一将长久牢固。这可以说与华夏秩序建立的过程极为相似。因此，面对西方文化构建的世界体系与国家的概念时，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思想文化妄自菲薄。

［16］ 参考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页。

［17］ 任晓：《国际关系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转引于郭树勇：“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哲学变与不变”，载《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第67页。

［18］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76页至第177页。

［19］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44页至第145页。

［20］ ：“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载《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21］ 两个困境：一是中国学者的信心不足，眼光不够长远，在东西方差异、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前显得动摇和犹豫；二是在了解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方面，有些学者是照单全收，有些是全盘否定，都没有做到以批判而虚心的精神去了解、学习和借鉴、更新。

［22］ 陈文军：“博弈和进化中的发展路径”，载《凤凰周刊》（网络版）2006年第5期。

［23］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卿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1页。

［24］ 具体可以参见伊多・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美国的政治学依附于国家而非民主。

［25］ 根据“南方国际关系在线”上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能代表维护中国利益的调查中，6585%的网友持否定态度。

［26］ 软实力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其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

外交思想论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外交思想论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外交思想论文第6篇

【摘 要 题】政策理论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

【 正 文】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江泽民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江泽民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江泽民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江泽民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外交思想论文第7篇

【关键词】曾纪泽；局限性；原因

曾纪泽（1839一1890），字?赂眨?琶握埃??搴梢短寥恕M砬濉爸行嗣?肌痹???ぷ樱?俏夜???飞现??耐饨患摇T?驮蟪鍪刮鞣桨四辏?群蟮H巫びⅰ⒎ā⒍砉??梗???す?抑魅ê兔褡謇?孀鞒隽酥卮蟮墓毕住＠?囱?踅缍栽?驮蟮难芯慷嗉?性谧吭降耐饨怀删蜕希?云渫饨凰枷牒屯饨换疃?木窒扌匝芯可形?蛔悖?疚氖宰盘轿龃宋侍狻

一

曾纪泽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杂糅。

曾纪泽的国家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他还不能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曾纪泽就任驻英法公使时，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①可见，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将办理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忠君、报君的一种方式。但是，曾纪泽这种封建王权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后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君” 日益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成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昏君”，阻碍着“忠君”者的爱国行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曾纪泽为清政府四处奔劳、呕心沥血，却最终被当权的投降派排挤出了外交舞台。这正是一个绝对忠于王权的外交家的悲剧。

第二，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交织。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曾纪泽意识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②他主张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曾纪泽又极力论证“西学中源论”，以获得自信心。“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③ “‘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④此理论虽有利于减轻守旧士人学习西学的心理阻力，但这种将西学比附于中学的认识实质上是曾纪泽“天朝上国”虚骄思想的体现，反而会限制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名在传统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曾纪泽思想深处难以避免地存在宗藩体制的根芽。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他依据国家平等的原则，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藩属国，他沉浸在自己的礼义文明和“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言平等二字，仍以宗主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其内政外交。在条约体制下，西方列强无视和肆意破坏宗藩关系，曾纪泽多次呼吁清政府设法加强对藩属国的管理。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是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双重因子的复合体。

在曾国藩以“诚”为宗旨的家庭教育下，早年曾纪泽形成了“诚”、“敬”的人生原则和“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道义外交思想。⑤但在日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曾纪泽的诚信外交在其父辈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阶级外交思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求和平的方法是谨守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曾纪泽的诚信外交主张中西平等友好往来，消除成见与隔阂，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并增强国家实力和战备，进而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相比而言，曾纪泽的诚信外交是更强硬的，也更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斥的国际社会，曾纪泽并没有完全摆脱曾、李妥协思想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视为激怒英人，引发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⑥这显然与英国强行输入鸦片，蓄谋挑起战争的事实不符。从中可见，传统的妥协外交思想在曾纪泽脑海中打下的烙印。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外交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

首先，曾纪

泽对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的认识缺乏科学性。曾纪泽过分地夸大外交的作用，甚至将其置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上。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像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窗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⑦然而，对于弱国而言，在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外交谈判顺利地解决问题。唯有强国御侮，提高综合国力，再辅之以外交，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外交和平商讨、平等互谅、折冲樽俎的作用。

其次，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及某些侵略策略认识不清楚。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联合侵华的本质认识是深刻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认识又显得模糊。例如，对于在近代攫取中国利益甚多的沙皇俄国，他却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⑧另外，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只要给予西方侵略者商务上的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列强的侵华步伐。可事实是，西方国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中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勒索。

最后，曾纪泽外交辞令的不当，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1878 年12月，因在出使途中受到香港总督的热情招待。曾纪泽坦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⑨很显然，他的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德等国的感受。又如在中法越南战争中，法国占领凉山之后，全军欢欣鼓舞，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却在报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惨败与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战役的失败进行比较，其嘲讽之意不言而喻，这也为曾纪泽之后的撤职埋下了祸根。 　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曾纪泽思想中“三纲五常”、“女子不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并没有因出使西方的经历而改变。曾纪泽对英国妇女因“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的评价是“甚矣，人心之难餍也”⑩可见他对女子参政的不赞同。

二

曾纪泽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曾纪泽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是“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11}的时期。曾纪泽感叹到：“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12}国际交往中充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常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贫弱国家毫无独立平等可言，尚能被各国用来捍卫国家权益的国际公法，常会被列强随意的附会和解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多置于列强干涉和欺诈之下。这样严峻的国际坏境，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困难重重且成效甚微。

1840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与西方“夷狄”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和不屑。之后西方列强侵华脚步不断加快，中国的和利益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方才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拥有强大的武器，我方无力抗衡的强国。于是，对西方列强的恐惧伴随了整个晚清。面对西方国家，清政府为了力保和局，不是虚以应付，就是妥协求全，并要求官员在外交事务中以“和戎”为基本原则。这样，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便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进一步觉醒。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大胆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但对其政治文明从不问津。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充斥进来，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虚骄，承认西方政教远胜于中国的事实。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击和碰撞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办理洋务以及士大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这样的主客观矛盾注定改革终会失败。

从家庭教育环境来看，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尊崇和恪守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外交上，他提倡儒学的“忠、信、笃、敬”。对子女的教育遵从“传统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符合传统价值观人才，为大清帝国效命”。{13}曾国藩一边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边不忘指导曾纪泽作诗作文，还时常让他来到军营，言传身教。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渐渐形成了对内维护三

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订和约的思想体系。这种自幼接受的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曾纪泽无论日后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其思想深处，从本质上来说都遗留着封建文化思想。{14}

就曾纪泽本人而言，一方面，曾纪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经史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周礼》、《孟子》、《周易》、《阳明传习录》等书的阅读，使曾纪泽头脑中不免包含封建落后思想，轻易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曾纪泽又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曾国藩幕府中多博学广识之士，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曾纪泽在其间，耳濡目染，结交朋友，翻阅书籍，西学知识多有长进。在京城候补期间，曾纪泽阅读大量西方书籍，接触和参与多样的西方事物和活动，西学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878—1885年出使英、法、俄的几年间，曾纪泽直接而深刻地感受了西方文化，他感叹“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窃，始信昆仑别有山。”{15}在这样不断的对外接触中，曾纪泽头脑中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学文化的矛盾和碰撞更为剧烈。这二者在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曾纪泽陷入了两者交织的洪流与矛盾之中。

此外，在出使西方前后，通过阅读和外交活动，曾纪泽对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尝试将近代外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外交中。但是曾纪泽从事外交，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没有接受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了他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晚清外交开的晚，清政府没有积累下任何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供曾纪泽借鉴。所以，曾纪泽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国际公法力挫强敌，最终取得谈判的圆满胜利。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瑕不掩瑜，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熠熠发光，赢得了世人广泛的肯定和赞美，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才干的爱国外交家。

注释：

①《曾慧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②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194.

③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63.

④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7

⑤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3）.

⑥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916，917.

⑦《中国先睡后醒论》，载于《新政真诠》初编附录。

⑧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53.

⑨郭嵩焘日记[m].岳麓书社，1984：822.

⑩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3.

{11}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08.

{12}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6.

{13}邓李?.家庭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3）.

外交思想论文第8篇

[关键词] 美国思想库 研究现状 综述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61-10

在影响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诸因素中,思想库(Think tank)的作用较为独特。作为美国一 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近百年来思想库一直影响着美国内政和 外交事务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美国政治的第五种权力。[1]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逐步深入,思想库在美国内政外交决策机制中的角色 和作用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其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开始增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 势。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思想库”研究作一概要综述,考察此项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研究人员分布,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主要学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的美国 思想库研究进行展望。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定位和研究人员分布

思想库研究特别是美国思想库研究,是一个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热点问题,其学科属性还较 为模糊。为便于说明和研究,[2]本文对其试作一番定位。

首先,由于思想库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政策研究,并以影响政府政策为目的,对它的研究可 归于政治学的范畴:一方面,思想库试图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进程,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专业关系密切,尤其从外交决策机制的角度,探讨思想库在其中的角 色和功能是美国外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美国内政方面的思想库也积极对公共 决策进程施加影响,而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联系紧密。[3]其次,从美国 思想库的组 织特点来看,它们通常都标榜自己的非政府、非党派特色,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并且通常也 不以赢利为目的,而多游离于政府正式的决策进程之外,与官方机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因此,对美国思想库的考察也是社会组织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此外,由于美国思想库在联结知识与社会政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研究方法、知 识管理和组织管理等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管理、科技咨询等部门的研究对象,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将之包含于软科学的行列。

从人员分布来看,目前国内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者基本上可归于以下几类:一是国内著名思想 库内的研究人员。他们由于自身工作的特点 ,对国外的同行机构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美国思想库同行的最新研究报告和成果,通 常是他们跟踪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们也会对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演变和运作机制等进 行一定的考察。从研究对象上看,他们一般较侧重于美国的外交思想库,投稿范围一般是《 现代国际关系》、《美国研究》等国际研究类期刊。

二是国内科研管理、科技咨询、软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者。 他们的文章主要关注于美国思想库的运作体制、研究方法等方面,且研究对象通常也不 局限于美国思想库,而对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都会有所涉及。一般来说,他们 不太关注于思想库研究报告的具体内容,其学术成果多发表于《科学管理研究》、《社会科 学管理与评论》等期刊。

三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者。他们一般 从整体的公共政策决策进程角度来对思想库进行研究,并不局限于外交政策。此外他们的研 究通常理论性较强,常会运用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方 法、社会结构理论等),侧重于实证研究,可以说代表着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的最高 水平。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历史考察和档案分析较少,其研究成果在以上两类期刊中都能见 到。

四是国内近年来刚刚兴起的NGO研究者。近些年来,随 着非政府角色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研 究也开始热起来。从性质上看,美国思想库也是一种NGO组织,对它的研究可纳入到非政府 组织的总体研究之中;并且由于美国社会中思想库现象的发达,国内NGO研究者也给予了较 多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发表于《学会》、《中国非营利评论》等学会组织类期刊。

五是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他们是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 研究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作为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近 年来逐渐引起了中国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国际研究类专业的高校研究生,以美国思想库( 主要是外交方面的思想库)作为选题的博硕士论文中纷纷出现。[4]但相比较而言 ,对于美国内政方面思想库的研究尚未引起国内相关专业研究生的重视。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学术成果

总体来看,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近年来, 有关美国思想库的专著、论文逐渐增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研究的深度也 在逐步扩展,开始出现关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定量分析文章。[5]由于美国思想 库的研究具 有跨学科的特性,成果比较零散,本文特把相关研究文献分为专著和译著、期刊文章及博士 和硕士学位论文三大部分,并分别进行阐述。

1.专著和译著

专著方面,总体来看,国内有关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书籍并不多,[6]而有关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 专著就更少。1982年10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吴天佑、傅曦编辑出版了国 内第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专著《美国重要思想库》,对美国主要的思想库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分类介绍。它将100多个美国重要思想库分为七类: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大学 研究机构、营业性和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 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性研究机构。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力作,该著作甚 至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 策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作为中国对美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7]199 0年7月, 朱锋、若编辑出版了《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对西方思想库产生的背景 、分类和职能、活动特点、成功的“奥秘”和其80年代的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分析,并首次 全面介绍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十大著名思想库。[ 8]2000 年5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一书, 对世界主要国家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外脑的运作机制、人员组织、研究情况等作了综合性介绍 ,其中专门辟出两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美国的非官方和官方领袖外脑进行了细致 介绍,很有参考价值。2003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 倾向》一书。该书可谓是迄今为止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最为全面的介绍。虽然它的主要篇 幅侧重于对美国一些著名思想库进行介绍,但书中第一部分“美国思想库概论”,仍然可以 看作是国内目前对于美国思想库综合研究最为深入的论述。[9]2007年11月,复旦 大学博士 张春在他2006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专著《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该书是 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对学术型、游说型和 合同型等美国三大类思想库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和影响进行剖析,指出美国思想库 是观察一个中国政策、甚至是更广泛的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并提出鉴于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 策,尤其是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应当重视美国思想库的作用。[10]

译著方面,国内目前尚无人翻译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综合性英文著作,仅有的一部译作是 关于美国单个著名思想库与外交政策关系的专著。[11]此外,有些关于美国外交决 策机制和权 势集团的中文译著,里面也会对美国思想库有所涉及,[12]其他与美国思想库相关 的中文译作则多是一些著名思想库的研究报告。[13]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目前“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的专著和译著显然还太少。相较于近 年来出版物众多的“美国国会研究”和“美国利益集团研究”等研究领域,国内在“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出版显然还很薄弱,译著方面的加强尤其是当务之急。只有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美国思想库,了解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才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并产生高 水平的原创著作。

2.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方面,有关思想库的一般性介绍文章并不少见。通过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含世纪期刊)中以“主题”为“思想库”、“脑库”、“智库”、“智囊(团)”、“政策 研究机构(组织)”、“政策咨询机构(组织)”等进行检索可以发现,[14]国内 有关思想库 的文章数量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呈递增的趋势;并且以“思想库”为主题的文章要远多于“ 脑库”、“智库”、“政策研究机构”等方面的文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在思想库相 关专业术语用词上的倾向性(由于“智囊”一词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含义,虽然检索出的文章 较多,但具有政策研究组织含义的相关文章却较少)(见表1)。

再以1980年为起点,去除掉以上文献中与思想库不相关的文章,以年份为序逐年排列,并将 主题限制在“美国+思想库”可得出表2统计结果。[15]

从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思想库这一重要的美国社会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从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 期刊上就有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文章出现,但早期的文章多是一些介绍性的,主要出自于 思想库内的学者及社会科学管理机构的研究人员。由于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对美国思想库 的介绍多来自于对国外二手资料的编译;即使少数研究人员有机会出国考察,撰写的也多是 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而较少有关于思想库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性文章。[16]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美国思想库掌握资料的增多,以及出国的便利,对美国思 想库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分析美国思想库运行体制及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对思想 库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探索,对思想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进行 了初步研究。[17]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迅速发展,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开始逐 步深入。

3.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8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出版后,不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类专业研究 生对于思想库研究产生兴趣,并 以“美国思想库”作为了自己论文的选题。这些“准专业”研究力量的注入,使得中国的“ 美国思想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2004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穆占劳完成的以《 美国思想库和美中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为起点,通过对国家图书馆、CNKI和CALIS等 博硕士论文库的查找,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已有十数篇之多(见表3)。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国内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博硕士论文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二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 ;三是单个美国著名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具有相当的重复 性,应当引起今后研究者的注意。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主要维度

1.关于思想库的概念、分类和演变

(1)什么是思想库?如何对美国思想库进行定义?这是每一个研究美国思想库的人首先要 碰到的问题。然而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定义却是一件困难的事。从大型的上千人的研究机构如 兰德公司,到小型的只有几个职员的研究组织如进步政策研究所等,不同的标准、范围所估 计的美国思想库的数量相差很大。关于思想库的定义,国外很多学者进行了界定,也提出了 各种标准。[18]国内学者在提及美国思想库概念时多数是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定 义,但也有 少数中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美国思想库概念的理解和看法。如 袁鹏认为一个机构要被称为思想库,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的政 策选择为目标、非赢利和独立性,因此,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 政策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19]朱旭峰 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 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20]。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分类。王春法认为,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思想库可以作多种分类 :从研究领域看,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思想库;从起源看,美国思想库可分为由某些大 富豪出资建立、由政府组织和资助成立、由社会中“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和为 离任总统或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等几种;从机构归属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型、民间研究所 及大学附属研究中心三类;从政治态度看,可以分为自由派、保守派及中间派三大类;从规 模看,可以分为小型、规模适中型、大型政府思想库及大型民间思想库等四类。[21] 邱伟、吕 其昌则认为美国思想库可以按起源、规模、资金来源、隶属关系、职能性质、政治倾向等六 个方面进行划分。[22]他们的分类标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全面的。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王春法认为美国思想库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诞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初发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迅速发展期 (60―80年代)、全盛时期(90年代以来)。[21]《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 》一书作者 认为美国思想库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思想库的 诞生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40―60年代,这是美国思想库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三 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美国思想库的爆炸式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期至今,是思想库的纵深发展时期。陈广猛则将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分为如下阶段:第 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学术研究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第二 阶段(20世纪40―50年代末):政府合同型思想库的出现(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国内事务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城市研究所为例);第四阶段(20世纪70 年代至冷战结束前):政策推销型思想库的繁荣(以传统基金会为例);冷战结束后思想库 发展的新趋势。[23]以上这些阶段性划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思想库发展史还是很有 帮助的。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和影响政策的途径

美国思想库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所充当的社会功能。对 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任晓认为,思想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通常履 行四种主要功能:一是生产政策思想;二是提供政策方案;三是储备和提供人才;四是教育 公职人员和公众。[1]而王春法则认为,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 是生产思想――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思想;二是战略设计――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设计方案 ;三是引导社会思潮――形成影响决策选择的社会氛围;四是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 [21]袁 鹏和邱伟则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思想库在美国外 交决策中主要发挥如下几方面功能:一是提供政策理念;二是储备和提供人才;三是建立关 系网络影响决策者,教育、引导公众。[24]范士明也认为美国思想库在对外政策上 至少能够起三种作用:生产思想、储备人才和教育公众。[25]

为了发挥上述功能,美国思想库采取了种种途径来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王春法认为 ,思想库进行研究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而美国思想库发挥社会影响的渠 道主要有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 、与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与大学的联系等十种途 径。[21]袁鹏和邱伟则认为思想库在以下十个方面影响着美国外交:思想库人员在 政府部门任 职、利用总统大选的特殊时期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重视与国会的关系、与政府部门和机 构维持某种固定渠道、通过社会公共活动来与外交政策制定者加强交流、有针对性地举办研 究班和演讲,邀请政策制定者参与研究项目、借助大众媒体间接影响外交政策、出版著作或 提交报告、通过国际交流提升地位并增加对政府的影响力。[24]这些对于美国思想 库社会功能和影响途径的总结无疑会加深对它的了解和认识。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是否有影响力?影响力多大?这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难题。从目前的 情况看,国内对此相关研究还多是定性的研究,而较少定量的分析。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 学者对美思想库研究的深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朱旭峰即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其 基本理论假设如下:美国思想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它们在美国媒体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来,而不同思想库受各媒体的青睐程度可以从媒体对思想库研究成果的 引用情况来反映。所以,通过美国主要媒体对思想库的引用数量的统计可以建立起衡量其影 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可以获得思想库影响力变化的情况以及各流派思想库的影响力的 量化指标,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社会思潮变化的定性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定量研究之上。 [5]

此外,朱旭峰和苏钰还就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创造了一种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 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活动与社会的分层结构存在强对应关系,因 而我们可以根据思想库与不同阶层的互动的行为特点,将思想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 影响力、精英(中心)影响力和大众(边缘)影响力。思想库对于每个阶层的影响途径是不 同的:对于政府的决策者,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是关键;对于除媒体以外的其他社会精英, 思想库采用各种不同的交流方式以施加影响;对于大众来说,思想库建立与公众媒体的良好 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思想库影响力的层次结构的梳理,可以给出一个用来洞察思想 库各种行为的理论工具,这将有利于我们将思想库为实现其影响力的各种行为进行分类、量 化和比较。[20]

4.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及成功经验

思想库既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又有别于通常的学术研究部门,它们在研究工作的组织结构和 管理方法上均有其独有的特点,国内的学者(主要是来自科研管理部门)对此也进行了考察 。如邹逸安和何立坚从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及管理、研究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 了初步探讨。[26]王春法则从管理体制、筹资管理、人员管理、课题管理等四个方 面对美国思 想库的组织和管理进行了总结。[21]侯经川还专门考察了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 [27]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此外,国内学者们还对美国思想库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如邹逸安将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 的经验总结为:颇为超脱的地位、与政府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讲求人员配置的科学性的合理性、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健全 的情报信息网络等七个因素。[28]王晓民、蔡晨风则将美国研究机构取得成功的原 因总结为以 下几点:一是选择研究课题和项目时,注重其实用性及针对性;二是坚持职业操守,尊重科 学,注重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三是领导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选择并确定项目和课题,直 接组织、管理并监督项目和课题的进展以及激励研究人员上,很少干预具体的研究;四是建 立 评估体系,完善专家评审机制,确保研究质量;五是罗致人才,注重不同学科人才的合理配 置;六是建立适合本机构特色的运行机制,随机应变,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七是项目和课 题研究都会出精神产品,都会产生价值,安排项目,开展课题必须要有经费保障。[29 ]这些经验无疑对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5.关于美国思想库的案例研究

关于思想库的案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对于某个美国思想库相关情况的分析,包括 历史演变、机构宗旨、人员组成、研究领域等各个方面,早期的美国思想库研究文章很多属 于这 一类;二是单个思想库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如任晓透过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来分 析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30]钱皓对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著名 思想库与美 国对华政策的关系进行的分析,[31]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三是对美国某届政府中 思想库作用 的研究,如张春对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关系的分析等。[32]此外,随着近 年来保守主 义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行,国内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美国保守思想库的文章。[33]

存在的不足

尽管这些年来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方 法的陈旧以及起步较晚等原因,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研究相比,仍存在着以下一些 不足之处:

第一,缺乏对于美国思想库的档案研究。国内现有关于美国思想库的考察,其资料多来自二 手文献和各大思想库的网站内容、研究报告及出版物等。总的来看,这些材料尚显薄 弱,缺乏历史纵深感。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著名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都具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其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它们几乎都保存了自机构成 立以来的丰富历史档案(包括机构的发展记录、会议纪要、研究项目记录、出版物、年度报 告等),[34]这些资料对于思想库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通过对美国各思想库的档案考察,一方面可以详细了解美国各大思想库的发展历程,总结出 思想库总体的发展规律,加深对于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重要现象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对 思想库档案的解读,也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同目前国内学术 界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广泛利用官方外交档案(如美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相 比,对于思想库等非官方机构外交档案的使用还较为缺乏。实际上,思想库对美国政策议程 的设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思想雏形在思想库的研究报告中均能 找到其影子。在笔者看来,对于衡量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难题,如果能通过历史档案分析的 方法,对比思想库最初提出的政策思想和美国政府最终的正式政策文件,考察其中的所发生 的变化并追踪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为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性的案例。

第二,缺乏对于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制度性考察。从国内现有的关于思想库的研究文章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如考察思想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和功能、思想库 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和作用等,而对美国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如思想库如何 进行项目管理、如何招募人才、筹资渠道如何、在行政上隶属于美国政府哪些部门、纳税情 况如何等等细节方面,却很少有人涉及。这固然是由于条件限制,很难亲临思想库现场进行 考察和访谈;但同时也反映了国内目前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尚没有深入到其运 作背后的制度性层面。

如美国思想库从性质上来说绝大多数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而与此相类似的机构在 美国还有很多,如利益集团、慈善基金会、专业协会等,思想库到底在整个NGO组织的“光 谱”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目前尚不见国内学者对其进行考察,仅有的只是从美国政府 决策进程的角度对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进行分析。又如美国税法中关于思想库的纳税规定, 1986年10月通过的美国税法第501(c)(3)条款关于非赢利组织免税的规定对于思想库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国内目前尚不见此类专题的研究,而税收政策对于思想库等 非赢利组织的发展又是如此的重要,甚至会直接影响该行业的兴衰。

第三,缺乏对于思想库如何具体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分析。对于一个思想库来说,开展研究 活动无疑是其工作的核心内容,而美国思想库中研究项目更是多不胜数。试以对外关系委员 会为例,该思想库不仅有欧洲研究部、亚洲研究部等地区研究部门,还有国际安全、军备控 制与防扩散等专业研究部门,这些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课题。通常这些课题的最终成果都 以研究报告、专著或政策简报等形式出现,也较引人注意。然而,对于其最终研究成果的形 成过程却很少有人关注。

实际上,一个思想库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大型研究项目,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运作的周期也较长久。因此项目开展的动因如何、经费来自何方、研究过程所发生的 波折等问题同样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各方利益的博弈、思想的交锋通常会在思想库的会 议记录中有所反映,而最终报告可能只是妥协的结果。通过对重要政策形成过程的探究,将 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的实质。

第四,缺乏对于思想库的理论分析。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多是介 绍性和说明性的,而较少理论上的分析与思考。如何解释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的重要现象、 如何衡量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 建,显然目前国内此类研究还较为缺乏。

从传统的美国公共决策理论来看,理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进程模式、决策的 心理分析模式等理论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且也已为国内研究者所熟识。然而思想库在美 国公共决策进程中的日益卷入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现 有的决策理论和模式要被取代,而是应当考虑加上思想库这一重要参数,这样可使我们对于 美国公共决策的认识更为完整和全面。此外,如果能在消化吸收原有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将会更有价值。这一点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也有个别学 者对此作了努力,如朱旭峰和苏钰提出的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来考察西方思想库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20]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希望此类研究以后会越来越多。

第五,对于美国内政思想库的考察较少。由于中国的思想库研究者多来自与外交政策相关的 研究机构,所以他们考察的对象也偏向于美国外交方面的思想库,因而分析思想库与美国外 交政策关系的文章也非常多,[35]甚至有时给人的错觉是美国的思想库都是外交 方面的思想库或以外交政策研究为主的思想库,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美国国内大多数思想库都是研究国内政策问题的思想库,或是以国内政策问题研究 为 主的思想库,如大家所熟知的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预算中外交政策部分所占比例仅为23%, 其余经济研究(15%)、全球经济(10%)、发展(16%)、治理研究(5%)、大城市政策项 目(13%)等与国内政策相关部分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外交政策。[36]而著名的兰德 公司研究的 领域则更广,包括:艺术、儿童政策、国内司法、教育、能源和环境、健康和医疗、国际事 务、国家安全、人口和老龄化、公共安全、科学和技术、吸毒、恐怖主义和本土安全、交通 和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等各个方面,其中国际事务部分所占的份额很少。著名学者 莱昂•海勒巴斯特(Lynn Hellebust)对美国一千多家主要思想库进行的调查后发现,它 们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政策(48%)、健康政策(37%)、基础和 中等教育(29%)、环境保护(27%)、国际事务(26%)、政治(25%),[37]外交 方面的研究 在整个美国思想库的研究领域中所占的份额远不如国内问题那么大,这一点应当引起国内研 究者的注意。

总之,中国的美国思想库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鉴于思想库对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进一步加强其相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行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

[2]即“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 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9

[3]当然,其他各种专业思想库如军事思想库、公共卫生思想库等与各自专业也有联系, 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4]详见第二节美国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博硕士论文”部分。

[5]朱旭峰.美国思想库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8)

[6]仅有夏禹龙编著.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李忠尚编著.新智囊论.人民出 版社,1990;李光编著.现代思想库与科学决策.科学出版社,1991等有限几部论述思想 库与智囊团的一般性著作。

[7]吴天佑,傅曦编.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

[8]朱锋,若编.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

[10]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中共 中央党校穆占劳和外交学院狄会深作了有关美国思想库的相关博士论文,但尚未见其出版。

[11][美]劳伦斯•肖普,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 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2]如[美]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美] 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金君辉,潘同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 94

[13]何慧译著.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 960;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 顿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4]由于“思想库”这一概念的灵活性,它具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脑库”、“智库” 、“政策研究机构”等。为对近2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库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将这 些类似的关键词列在了一起进行比较,并且用“主题”而不是“篇名”作为检索的关键词; 此外考虑到早期核心期刊的数量较为有限且评选标准不太规范,本统计并未选择核心期刊作 为文章的来源,而是包括了所有的CNKI期刊目录,以求检索范围更为全面。

[15]之所以把80年代以来的思想库研究文章逐年列出,一方面可使思想库研究的发展考 察得更细致;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关注很早就有,但早期的文章多是 些重复性的劳动,并未能推动思想库研究的深入。

[16]胡征庆.里根依靠的“思想库”.世界知识,1981(15);张静怡.兰德公司――美国 著名的综合思想库.?望,1984(27,28);陈佩尧.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设 计师――访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展望,1986.等等

[17]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10);邹逸安.国外思想 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于恩光.美国的思想库.领导文萃,1994(6); 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6);田志力.试论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

[18]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3)

[19]袁鹏.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国际资料信息,2002(10)

[20]朱旭峰,苏钰.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 框架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

[21]王春法.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2)

[22]邱伟,吕其昌.美国思想库的分类.国际资料信息,2003(6)

[23]陈广猛.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和演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2)

[24]袁鹏,邱伟.思想库影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

[25]范士明.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0(4)

[26]邹逸安,何立坚.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

[27]侯经川.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科研管理,2004(6)

[28]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4)

[29]王晓民,蔡晨风.美国研究机构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1(1)

[30]任晓.论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传统基金会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2)

[31]钱皓.兰德公司与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研究.国际观察,2005(6);布鲁金斯学会与克 林顿的对华接触政策.国际观察,2006(3);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冷战后的“中国 ”.国际论坛,2006(6)

[32]张春.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国际论坛,2005(3)

[33]张文宗.美国保守派思想库崛起的原因探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6);李艳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演变及其主导美国政治的原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

[34]如美国著名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1999年将主要档案转移至了普林斯顿大学马德图书 馆(Mudd Library),其厚度高达400英尺(近800箱)。

[35]田志力.试论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范士明. 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0(4);张继生,张启祥.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 策.国际观察,2001(4);张继业.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策.国际论坛,2001(5);陈光.思 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2(3);袁鹏.思想库影 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钱文荣.美国思想库及其对美国外交 决策的影响.亚非纵横,2004(3);罗峰.思想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社会观察,2005(6); 狄会深.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政府对华政策.当代世界,2006(2)

外交思想论文第9篇

[关键词]鸦片战争；耆英；外交；客观性

鸦片战争史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英军以残忍暴力之势摧毁了清朝天朝上国的梦想，清政府的一败涂地使中国走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启了中国通向近代的屈辱之门。政治的腐败无能、军事的颓败涣散、思想的陈腐封建、外交的妥协失败暴露无遗。几代学者倾力于对鸦片战争史的诸多研究中，外交占据了很大部分。而作为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主要代表人物，耆英当难辞其咎。但是学者们对耆英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笔者认为，这是耆英所主持的失败外交和卖国贼形象已深入人心所致。然而近些年，一些学者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耆英外交并非全部为投降外交的观点。针对这一矛盾问题，笔者搜集了研究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及相关问题的著述并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评析。

记载耆英外交情况的原始资料存在于通史和鸦片战争史中，包括齐思和整理的道光朝《筹办洋务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翻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这些原始资料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经过，包括上谕、奏折、照会等。此外，国外也有一些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比如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编纂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美国人马士编写的《对外关系史》。

一、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评价问题

耆英是清朝外交从封闭到开放转变时期的重要官员，先后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毕竟他在外交活动中也提出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思想，使中国的外交成就获得了些许进步，因而不同学者对于耆英外交的评价大致分为三种。

早期的学者对耆英的外交活动持完全批判态度，这也体现了八十年代以前几乎全部学者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他在1990年发表的《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一文中断言：“耆英是中国近降外交的鼻祖。”在文中，他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以肯定的语气指出：耆英投降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促使清政府确立彻底投降卖国方针，并与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耆英没有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任何努力，完全成了侵略者的应声虫。之后王中茂先生发表了《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一文，对耆英外交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及外交活动所得成效给予称赞。李少军又撰文进行了严厉驳斥，争论可谓十分激烈，他在《再论耆英外交》中重申其外交活动的投降性质，批驳王中茂的看法是“试图以此减轻耆英所负责任”，认为他的论述“并无新的史实佐证，只是论者按自己的观念和倾向性，对某些情况有选择地重新解释而成。”

第二种观点为对耆英的外交持完全肯定态度，代表为王中茂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凡涉及对耆英外交的评价问题时，他全部给予正面评价。他认为“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利益。‘一视同仁’主张的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今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相对于前两种观点而言，第三种观点占据多数，即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耆英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李光和对耆英的人物研究较为深入，他多次撰文发表观点，包括对外交涉思想探析、耆英对禁烟的态度、耆英的西洋观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在他的文章中，他将耆英的外交思想概括为“务存大体，量为变通”、“力争国权，整军经武”，把辩证客观的思想融入文章中，他指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主持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丧权辱国以及遗祸后世的条款内容，耆英当难辞其咎，然而究其根源，一方面也是由于耆英的见地和近代知识的无知所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时势及末代清王朝的落后腐败而致。”除了李光和，我个人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开玺教授对耆英制夷思想与实践的评价更为合理。他的基本观点为：耆英的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过一些可贵的制夷思想。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然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绝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此观点是精练而又鞭辟入里的。认为耆英的外交活动既存在愚昧、妥协成分，也包含值得肯定的因素的学者还有陈开科、庄玉丽等。

二、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评价的几个方面

第一，耆英对禁烟问题的态度成为争论焦点之一。关于耆英是否有弛禁鸦片的言论、是否与英方代表达成鸦片免税默契，学者大致分为两派，而争论的根源是耆英对朴鼎查复照中的一句话：“关于撤销鸦片的禁令，此时不宜急于向朝廷禀奏。但是，中国管理对禁止鸦片的权力，当然只以不准中国军民吸食为限，至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对此，李少军的观点是，在林则徐禁烟后，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清政府坚持内禁外不禁的立场，而耆英最先对外承诺并促使清政府放弃外禁，他亲手了清政府的外禁法令，顺从了外国对华输入鸦片。而李光和却在《试论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禁烟的态度》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分析鸦片战争前后耆英的禁烟措施和活动，认为战争前期耆英禁烟行动积极，态度明确，比如耆英果断地推出了惩治腐败官吏、疏清旗民10家联保、清理外来闵人等一系列措施以表禁烟决心，而战争后期与英方达成鸦片贸易免税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他认为耆英复照内容的真实性有待查实，是朴鼎查一厢情愿地向英国政府作的交代。

第二，耆英对基督教的弛禁是争论焦点之二。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解禁与耆英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对于基督教弛禁原因的分析还存在较大争议。李光和认为，一是形势所迫，是国势衰落的清政府无可奈何的接受，外国使者是借耆英之手，撕开了清政府传统禁教政策的口子；二是耆英对基督教合乎理性的认知。而郭卫东则认为皇恩彤才是“在‘弛禁’交涉中起了一种十分关键又近似于内奸的作用”，这是不为人所知的。他指出皇恩彤在与法国谈判后，对耆英进行说服工作，之后耆英的态度大为改变，最终上奏道光帝实行基督教弛禁。另外，张建华利用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为材料，指出耆英利用条约问题为武器做了一些抵挡。

第三，耆英处理中英冲突的态度是争论焦点之三。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广东黄岐村事件。耆英面对英国人首先违约，在黄岐村为所欲为，而当地居民将6名英国人打死这一案件，不但不持约与英人交涉，却将黄岐村村民就地正法。多数学者对此都持批判态度，比如李少军称其“不顾、残民”，王开玺也认为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但王开玺同时又说明“耆英的‘妥协’，并非其办理夷务之初衷，耆英这一错误，虽是其维护清王朝政治统治的阶级本性使然，更是英国侵略者政治、外交、军事讹诈的结果。我们在批评耆英的同时，更应谴责英国侵略者。”而王中茂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耆英以严刑峻法处置闹事者以避免事态恶化的做法是理智的、务实的，“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存在谬误，而王开玺的看法更为全面。

第四，耆英对“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是争论焦点之四。有人认为这是耆英外交活动的精彩一笔，通过议定关税，棉花、茶叶等五十六种物品出口税率增加，六十四种减少，这种新定税则使中国总税收增幅不少，因而称耆英税则谈判成功。然而此论一出，便遭到了李少军的强烈驳斥，他认为“该学者对于‘协定关税’条款严重损害中国关税缺乏应有的认识，也不明了耆英对于该条款的订立和史记贯彻所负的重大责任。”耆英等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关税做了最狭隘的理解，只盯住增加关税与保证清政府财政收入，而无确保关税的考虑。同时他在《鸦片战争史》中也做了全面叙述，论证了耆英的做法实为放弃关税，而且不免有鼠目寸光、竭泽焚薮的表现。

第五，耆英的外交理论的正确性是争论焦点之五。从耆英的外交活动中，学者总结出了很多外交理论。比如王中茂所称赞的“首重诚信”，其侧重点是用“诚信”来制约对方。王开玺提出的“恪守成约”，一层含义是中国方面守约，在收回鼓浪屿事件中体现明显，二是外国方面守约，目的是将外国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和其他欲望限制在以往的条约内。陈开科提出的“以情感人”，这种与外国使者交往的手段，确实在外交谈判中会起到减少阻力的作用，持同种观点的还有王开玺。但梁建认为这是耆英误会了西方人的礼节，试图以中国式的套交情软化洋人，最终使民族利益在充满误会的陶醉中丢失。还比如学者广泛涉及的“一视同仁”，有的人认为耆英在这一理论引导下，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要求视为天经地义，还有人提出了相反观点。李少军指斥了耆英的“攘外必先安内”论，认为这是耆英基于清朝黑暗统治的厉害得出的对内镇压优先论，实际是想确保清政府统治平安。

三、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中的不足点

从上文综述中，可以发现人们对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存在的不足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研究结果常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对人物进行评价第一要本着客观的、科学的、公允的、全面的态度，第二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今人的立场下寻求解决办法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鸦片战争是中国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也是中国外交由封建到开放的转折点，历史选择了让耆英开启了这扇通向近代屈辱外交的大门。有些人痛恨于耆英作为首席代表却签署了诸多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条约，在文章中大骂其为“自有权奸以来，唯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称他竭力促成清廷对英投降，是近降外交的鼻祖……另外还有一些人同情于耆英能作为首批对外交涉官员身膺重任，且在对外交涉中一直为中国殚精竭虑，我们非但不能批判耆英的外交活动，相反应对他在交涉过程中获得的成功而称赞。以上两种观点都是过于主观的。纵然历史人物的经历容易引发我们的畅想，文学影视作品的演绎也越发扑朔离奇，但笔者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所必备的素质是有思想、有观点但不可倾注太多情感，我们可以心怀着强烈的兴趣全身心投入所作研究中，但绝不可将兴趣转化为对研究的人物或事物的情感，无论是憎恶还是热爱，历史研究与文学作品的区别之一即是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历史本身自有其不为后人意志转移的客观性，研究者也应本着客观的态度，摒弃自我的观念和倾向性，才能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论述的不合理性依旧存在。历史研究者理应针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开拓出更加宽广的研究道路，是为创新思维，可是这种思维也不应偏离实际太多。在阅读关于耆英外交思想活动的相关论述时，我发现针对同一材料不同的学者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令人费解的。历史论述当依据材料得出接近史实的结论，而两种相反结论的得出必有其中一方或者两者都存在不合情理之处

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第一要秉承客观公允的原则，第二要论从史出，合理正确地运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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