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第1篇

一中立的起源和发展

LaNeutralitè“中立”一词起源于拉丁语，1536年才第一次使用。关于中立的功能含义，在海尔维第(瑞士的别称)国家最古老的文献中是用“静坐不动”来阐述的。瑞士现行联邦宪法第173条明确规定联邦议会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瑞士外部安全、独立和中立”（注：参见瑞士《联邦新宪法》，伯尔尼1999年出版，第42页。）。这个基本宪法的规定使得瑞士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四项原则。第一，永久中立原则。即瑞士必须避免战争危险，不能卷入争端，不结盟，它依靠自己“武装中立”，常备不懈。第二，普遍建交，不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普遍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休戚与共。中立不等于袖手旁观，瑞士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合作，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给予支援。第四，提供方便。遇有国际冲突，瑞士时常出面斡旋，使双方互相接触联系。[1](P220)“广结善缘，淡交如水”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瑞士中立地位的确立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用鲜血赢得的。瑞士位于西欧中心，周边强国大国林立，它的西南部是法国，东南是意大利，西北是德国，东北是奥地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中世纪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就力图控制这块战略要地。1291年，施维茨、乌里、下瓦尔登三州结成永久同盟，以便共同对付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到了1513年已拥有13个州成员，这就是瑞士中立的开始。1515年，瑞士军队在马里尼昂(Marignan)被法军打败，1516年、1521年瑞士和法国签定永久和约，保证永不向法国开战，同时也拒绝法国的敌人通过其各道隘口。这样处于强国夹缝之中的瑞士，吃一堑，长一智，及时应变采取了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可以说马里尼昂战役是瑞士全面执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年欧洲爆发30年战争，瑞士已经奉行了中立外交政策，但仍有大批的瑞士人充当雇佣兵。此时瑞士的雇佣军不是为了帮助哪个国家战斗，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为国家赚钱，雇佣兵制成为瑞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瑞士首次尝到中立给它带来的益处。1674年中立政策成为瑞士国家行为准则，当时的瑞士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动乱，目睹了欧洲30年战争给邻国造成的苦难，感受与强国为邻的压力，终于在当年“国会”上宣布作为中立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战争，第一次向欧洲提出自己的对外中立政策。瑞士的中立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才得到欧洲主要国家的认可和尊重，使瑞士没有卷入该世纪的欧洲战争之中，为瑞士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814—1815年欧洲召开维也纳会议，东道主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后成为首相)同意英、俄使瑞士变成缓冲国的意见。列强们承认“瑞士的中立和完整及其脱离任何外国势力而独立，是符合整个欧洲政治的真正利益的”。[2](P436)1815年11月20日列强在巴黎签定了《承认瑞士永久中立的巴黎条约》(TraitedeParis:NeutraliteperpetuelledelaSuisse)。至此，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瑞士的永久中立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3](P280)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都保持了中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按照“武装中立”的原则，瑞士动员部队巡守国境。联邦政府任命维勒统帅全军，但瑞士法语区的人民认为他是亲德分子，造成德、法语区的人民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尽管如此，瑞士政府和人民仍然对交战国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减少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二战期间，瑞士遭遇南北二个法西斯专制国家的夹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瑞士各阶层、各民族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以中立为原则，屏弃法西斯主义，加强边境守卫，终于使瑞士幸免陷入战争，维护了其领土完整与国家独立。二战初期，瑞士实施了“内堡计划”，在全国重要的交通要道、桥梁、隧道、山口等都安放了炸药，随时引爆。瑞士是一个山国，桥梁隧道炸毁之后即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内堡计划”是最坏的打算。在法西斯陈兵边境之际，为了防止德、意法西斯的侵略，瑞士军队进行了二战以来的第三次总动员，人员达到40万。[2](P639)瑞士就是这样度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武装中立使瑞士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和一只刺猬；如果没有武装中立，富裕的瑞士也许早就成为法西斯德国的囊中之物。

冷战时期瑞士又由于它特殊的地位，起到了两大阵营之间的避风港作用。瑞士与东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外交关系，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的不同等因素置之于外。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战后以来，世界局势一直不安定，美苏全方位冷战，北约华约疯狂军备竞赛，亚非拉众多矛盾与热战。但是瑞士对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采取“两耳不闻窗外事”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策略；在经济上采取“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政策，瑞士认为它的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应当珍惜，援助国外反而会使受援国产生依赖思想，同时也会使官员滋生腐败现象。但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瑞士却显得十分慷慨。瑞士的这种相对中立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理解。许多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会议纷纷落户瑞士，对于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瑞士不愿意提出也不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与建议，只提供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间房子、几个厨子，然后大赚银子。瑞士的这种方式，各国都乐于接受。如前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过多次会晤，达成了多个协议。1991年前后东欧苏联崩溃瓦解，但西方国家并未享受欧巨变后带来的“和平红利”，经济反而陷入持续衰退，汇率不稳，人心浮动，导致大量的东西欧资金涌入瑞士，瑞士法郎一枝独秀，成为“避难货币”。

很显然，瑞士永久中立政策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素。首先，从传统背景看，山区居民自古以来往往比较强悍、骁勇，他们最早结盟是为了反对侵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互相联合、互相支持、共度难关是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的人民相互生存的基础。正是这样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孕育出相互协调仲裁乃至中立等手段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次，瑞士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对其中立思想的产生以及中立政策的确立、推进起了重大作用。瑞士处于西欧的中心地带，四周被德、法、意、奥等大国的包围，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东南西北欧的交通要道。然而，瑞士又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国。阿尔卑斯山占全国面积的60％，其重要山口圣哥大、圣伯纳德等都是欧洲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这样的地理条件，使瑞士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每当周边国家战火蔓延之时，瑞士势必会首当其冲，受害匪浅。为此，中立地位对这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来说至关重要。第三，连年的战争使瑞士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广大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而赢得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中立，以防止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借口。第四，瑞士的周边大国强国也需要一块区域来缓冲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瑞士的中立正符合这些列强的意思。所以瑞士的中立不是偶然的。

二瑞士的外交政策及加入欧盟问题

瑞士外交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持续稳定不变。今天，不同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为迎接最新挑战而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使一向稳定不变的瑞士外交政策产生了要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2001年1月1日生效的新联邦宪法阐述了新世纪瑞士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标即：促进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保护瑞士企业在国外的利益，缓解世界各地的贫困状况，保护瑞士的自然遗产。

加强促进和平的活动：瑞士打算在防止武装冲突上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倡导建立民主和立宪国家，鼓励政治解决冲突，并帮助重建工作。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瑞士团结基金会，在国家和国际上加强开展对话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执行人道主义政策：瑞士基于普遍性原则和人权不可分割性原则，制定了人权政策。瑞士继续其传统外交政策，并将实施一项独立的人道主义政策。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倡导和尊重人权及支持民主和立宪国家的努力。

有的放矢地保护经济利益：确保本国经济在国内可以享受可能得到的最佳条件，从而达到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要求。主要重点是通过中小企业促进出口，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瑞士成为研究和培训中心，以及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确保瑞士成为高效和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并保护它在国外的利益。

为瑞士以减少贫困为重点的发展合作增加资金：在发展合作领域，瑞士强调提高收入、增加就业、良好的管理，推广私营企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世界贸易一体化，减少国家债务，社会平等，防止危机和控制危机状况。瑞士打算在今后10年实现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4％用于发展合作的目标。

对环境保护的承诺：瑞士的环保政策涉及倡导和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旨在创造强有力国际环保体制的法律手段。主要目标是(特别是在涉及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使用化合物上)扩大现有协定的适用范围，制定国际规章以保护森林、河流、湖泊和海洋。[4](P46-47)

瑞士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瑞士与欧洲一体化问题。随着欧盟的崛起，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欧洲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新的形势，迫使瑞士重新对其欧洲问题的外交政治立场作出基本评估。瑞士加入欧洲联盟的问题已成为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涉及到瑞士未来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由于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了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所剩无几(除列支敦士登等小国)。对瑞士来说加入欧盟可以进入欧洲联盟的庞大市场，促进瑞士经济的长期繁荣，可谓是一举多得，但瑞士人也担心本国的中立受到影响。一般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5](P20)瑞士人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欧盟从它建立时起就不仅仅局限于要实现经济目标，而且也要实现政治目标。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货币的统一，其结果必然将是共同的外交政策，共同的安全政策，以及共同的防卫政策，这些与中立所应承担的义务相抵触。永久中立国家的中立义务有主要的中立义务和次要的中立义务之分。战争期间中立国家所应承担的中立义务一般称为主要的中立义务，如防止和阻止交战国任何一方利用自己的领土，不给交战双方以任何支持，在应用国际法和国内法实施细则时对交战双方要不偏不倚等等。[5](P19)而和平时期中立国家所应承担的中立义务一般是次要的中立义务，主要是避免卷入第三国之间未来的战争，如不发动战争，不参加第三国之间的战争，武装保卫中立，实行普遍的中立政策，不缔结军事条约和参加军事集团，原则上也不参加集体安全体系等等。（注：参见《瑞士国际法年鉴》第14卷，1957年。）

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瑞士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永久性中立问题，而关键是问题，瑞士不愿意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交给多国机构。瑞士的观点是，欧盟是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的同盟，最后实现政治军事同盟，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权几乎都交给欧盟理事会去决定，欧盟法律成为国内法律，成员国的明显减少，这与中立原则极可能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6](P37)而中立法范围内的对永久性中立国家来说是不可转让的。随着欧盟机构权限的扩大，成员国的转让也相应增加，同时欧盟机构在很多方面采取多数表决或绝对多数表决原则。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这种表决方式更能增加工作效率，否则，如果转让的同时，采取协商一致的表决原则，那么，许多事情将很难协调一致，最终结果只能是议而不决。如欧盟的贸易政策是由欧盟领导决定的，与其它国家的关税协议也由它出面签署，而且还可以对其他国家采取单方面的经济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当欧盟决定对非成员国的第三国进行经济制裁时，中立国家根本不能例外，如此一来，永久中立国就可能违反中立义务。

还有一个使中立国瑞士望而生畏的问题，就是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欧盟成员国大多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根据北约协定，一旦北约或者它的成员国同非成员国的第三国发生战争，北约除了采取军事手段外，必然也会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对付敌国。欧盟内的北约成员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这时即使永久中立国的成员国可以免于参加军事行动，但是，对于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它是不能不参加的。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等战争表明，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和高科技战争。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越密切，永久中立国家在欧盟内的处境就会越发艰难。同时，瑞士人也担心在欧盟内部大国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而瑞士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如果加入欧盟它也将不得不接受大国强加的意志，被大国牵着鼻子走。永久中立是瑞士长期实践而且证明正确的，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瑞士人民也对中立政策十分留恋。所以，不愿使中立政策在加入欧盟后受到巨大冲击是瑞士至今徘徊其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

瑞士至今不愿加入欧盟，除了害怕与中立政策相抵触，还与其“淡交如水”的传统思想有关。由于中立外交历史成因不同的原因，在不结盟前提下，瑞士的外交不如瑞典那样显得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广泛。根据瑞士宪法，对外签定条约以及加入国际组织，联邦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交付全民公决，取得选民及各州的双重多数。多年来瑞士全民公决投票多次否决政府提出的加入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中立外交政策对瑞士的影响

瑞士中立政策是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其永久中立外交政策最直接地反映着瑞士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其一，永久中立政策带来了国内的政治安定。因为瑞士恪守中立，避免了邻国的干预，从而使得本国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致于发展到激化的地步。所以虽然瑞士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多种文化的国家，但瑞士各州仍然能够凝聚在一起，结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共同体，从而保持了国内的长期稳定。瑞士的一位政治家这样评价中立政策：“中立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这是经过许多世纪的实践所证明了的，这表明它是维护我们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最好手段，奉行中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我们置身于小国不幸的政治纠纷之外。”[7](P89)

其二，中立政策为瑞士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中立带来的政治安定局面极有利于瑞士的经济发展。从欧洲30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瑞士农村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农村地区，富有的农民还会写字、算数，瑞士几乎没有城乡差别。[8](P12)特别到了20世纪初以来，瑞士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前列，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屹立在西欧中部。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6年，瑞士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第一位，为44350美元。在对外经济上，瑞士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它主张自由贸易原则，目的在于保护其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在国外的大量投资，保证其能源、原材料的供应渠道。基于这些原因，瑞士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废除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同时也反对国际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这对于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瑞士有相当大的作用。

瑞士因以中立著称，给人以信任严谨诚实放心的感觉，几百年来它从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国变为世界的保险箱和钱袋子，目前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资本存放地。全世界私人资本的36％存放在瑞士的资本管理银行里，粗略估计达30000亿瑞士法郎以上，有价证券超过10000亿瑞士法郎。[9](P9)另外，伦敦金融市场每年赢利的三分之一资金都存入了瑞士。自1991年苏联瓦解以来，光从俄罗斯非法转移到瑞士的资金就高达1000亿瑞士法郎。瑞士银行业是受中立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每年的直接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税赋占联邦税收总额的11％，经济效益远高于其他支柱产业如机械、化工、钟表、旅游等行业，遥居首位。[9](P9)银行业为增强瑞士国家经济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瑞士国内政局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中立政策是分不开的。

其三，永久中立政策使瑞士在国际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欧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瑞士的中立地位，它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中，如维和、裁军、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家间的信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永久中立的瑞士，在国际关系中往往给各国以“良好服务”“和平使者”的形象。瑞士的这种良好服务可以归纳为：中介和调解争执的作用；参加国际仲裁；履行国际委任；参与维护和平的行动；向国际谈判各方提供服务；向国际组织及各国提供谈判的场所地址。[7](P90)

其四，瑞士因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永久中立政策，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成为国际机构总部之国。瑞士的巴塞尔市既是世界“药都”，又设有国际结算银行总部；苏黎世市除了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以外还是国际足联的总部；达沃斯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所在地；伯尔尼是世界钟表之都；洛桑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日内瓦是世界名城，它不仅是旧国联和现在的联合国欧洲总部，而且是世界上召开会议次数最多的国际会议城市之一。“世界分为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这是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的一句名言，以此极言日内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10](P218)联合国成立以后，日内瓦随即被联合国定为其在欧洲的总部。联合国除了在纽约召开安理会和成员国代表大会(联大)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大会均在日内瓦举行。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大致分为三类：一、与联合国有关或有联系的机构。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议、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贸易组织(原关贸总协定)、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讯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二、国际组织。如国际教育局、欧洲原子能中心、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等政府组织。三、民间组织机构。日内瓦有200多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各国议会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民防组织、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警察协会、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社会科学术语国际中心、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登山协会国际联合会、公路联运国际联合会、世界滑水联合会、收入与财产研究世界协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宗教理事会、文学与艺术国际协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保卫儿童国际委员会等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总部均设在日内瓦。每年在日内瓦召开八万多场国际会议，处理有关裁军、人权、国际贸易、环境、难民、灾害、电讯、气象、知识产权、劳资纠纷、核扩散等几乎无所不包的问题。各国际组织和外交使团每年光是向日内瓦支付各种费用和社会保险费就高达36.5亿瑞士法郎。[11](P25)瑞士既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为本国带来了巨额财富。

其五，中立政策使瑞士成为世界的避难之国，为世界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同时也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做出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瑞士的人道主义援救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由瑞士人亨利·迪南创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每年为世界各地人道主义援助奔波，它成为瑞士中立政策的象征。信任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要诀，所以“比瑞士更中立”便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流行的口号。[10](P184)

外交政策第2篇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总书记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总书记，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越战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越战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超级秘书网

外交政策第3篇

关键词：外交政策；历史发展；不同时期；调整；方针政策

一、1949到50年代中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站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国从此废除了旧中国同其他国家签订一切不平等、有损国家领土完整的条约。中国将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的新外交关系；将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处理内政和外交，强烈阻止其他国家的操控与干涉；将以不予认可的态度对待一切旧的外交关系，强烈反对新中国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这些原则都是这一时期党的三大外交方针的核心，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所谓“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将以新的政治立场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更新换代，洗心革面，改变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外交关系的局面。这标志着新中国要彻底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外交关系，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决心。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将帝国主义的在华残余势力予以清除干净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我们捍卫新中国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向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这表明新中国在严峻的国际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决心。

这一时期的新中国在三大外交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波兰、蒙古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逐步地得到了许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这些外交关系的发展标志着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

随着国际形势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边倒”外交策略已经不能适应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一边倒”外交战略随之终结。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战略得以暴露，中苏关系从此破裂。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美国制造了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企图把中美关于与中国的问题混淆起来，用来掩盖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和对中国的内政干涉与领土侵犯。面对中国与国际上两大国家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在这个时期内，虽然中国的外交整体局势紧张，但也有一定的进展。先后有2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同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三、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6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着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当时现状是国内爆发的，使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国际出现的“苏攻美守”态势，使苏联与中国关系急剧紧张与恶化。面对此种局势，中国在外交上做出了重大转变，就是打破以往中美的外交僵局，逐步实现与美国的正常化发展。就针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个伟大的外交战略产生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促进中国更多外交关系建立的化学效应。

四、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进入70年代末，美苏两个国家争霸形成僵持的形势，面对这个重大转变，中国调整了对国内外的战略思想。认为世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外交方面指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战略思想。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呈现出新的战略格局，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专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五、90年代初到2002年十六大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世界两极格局逐渐分化为多极化，走向多极化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现状，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方位外交战略”。这个战略的提出，符合时代的需要与特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开创了世界各国外交的新格局。

六、2002年十六大至今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冲突与矛盾。为了国内全方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国际形势，创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逐步形成。毋庸置疑，和平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发展与和谐紧紧相依。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力量都有空前的发展与突破。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为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不断努力与奋斗。

七、总结

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一定的外交战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通过回顾不同历史阶段的外交战略思想，深刻认识不同战略思想对当时中国发展的影响，深入理解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国内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外交的矛盾与冲突，面对时代的主要课题，我们要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外交战略，在维护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处理好不同的外交问题，努力把世界创建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参考文献：

[1]：《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2]：《金冲及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外交政策第4篇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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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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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第5篇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 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 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 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 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 。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 取得了积极进展 。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 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 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 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 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 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狐a href=//www.7139.com/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资源紧密?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 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外交政策第6篇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 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 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 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 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 。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 取得了积极进展 。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 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 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外交政策第7篇

论文关键词：网络外交；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中国网络外交政策

一、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一）网络外交决策与内外环境

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引发了外交领域的重要变革。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伴随传播技术的进步与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民族国家除借助武力谋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网络的国际化传播来谋求国家利益，于是网络外交和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政策是党和国家的生命，体现人文价值观，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是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系统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制定与调整必须结合国内外环境状况，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观实际情况，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二）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概念

国家的外交战略结构，或称国际战略或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关于对外关系的全局谋划，它涉及国家对外目标的制定、实施对外目标的手段、国家对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认识与判断，对本国利益与国际地位的追求，对大国关系、国际人文环境的认识。由此，可以对网络外交战略作出以下理解，网络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对国际、国内网络发展与运行环境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国家自身的总体外交目标，对本国长期的网络对外关系的全局谋划。外交政策是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由国家的外交战略所决定。它指一国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由此，可以对网络外交政策作如下定义，网络外交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在明确对网络外交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家自身的网络发展与运行状况，所指定的一系列处理国家网络对外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

（三）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网络外交决策首先具有现实性，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其次具有针对性，既有目的的针对国际问题和国家内外环境；第三具有明确性，即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对外本国明确的立场与态度；第四，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坏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诚信信誉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适应国际形势，能够实现国家制定的目标，使目标和效果达到最好的结合。

由中国学者归纳，中国的外交决策有三种类型：神经末梢触动型，就是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神经中枢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决策过程；最高决策发动型是最高决策层为主发动的决策过程。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网络外交决策大权在最高机构，外交部及其下属机构在网络外交决策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联网络传播具有廉价、实时、共享和高度扩张的特点，因此能够及时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对信息的选择更灵活，方便了参与外交的行为体及时沟通和交流，并在网络平台上形成舆论倾向，从而对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四）网络外交决策的程序

网络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较研究，最后上报，由中央决断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传播、议题的设置、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最终形成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程序中尤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传播

网络是外交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同时也是外交信息的最灵通者。所以，通过互联网等各种途径大量的收集情报，在进行调查研究网络外交政策制定中尤为重要。

2、网络外交政策中的议题设置

网络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突出和强调或隐瞒或者暴露某些事实，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决策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推动力。

3、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公众舆论

公众的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善于遵从、引导、影响和控制公众情绪已成为国家发展网络外交的重要领域，对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网络外交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情分析

“国际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冷静客观地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国际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敌视中国。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从国际舆论环境的总体态势看，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依然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思考要求中国必须把网络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政府推动下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说明中国，把客观、真实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传递给世界。

（二）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变着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写道的，信息就是权力。”。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在信息的跨国大流通中被削弱，“对于自身社会有关的信息，政府已经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公众越发深切地感受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意识的增强和利益相关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国公众对国际关系、世界事务给予更高的关注。表达见解、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更加强烈，这对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维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级秩序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舆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软权力则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致力于表达和运用的力量。网络外交这一具有软权力性质的非传统性外交形式也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和倚重，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事也就尤为重要了。

三、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现实构建

崭新的外交理念呼唤全新的外交实践。中国网络外交战略的构建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把网络外交融入中国总体外交框架更需要经受外交实践的考验。

（一）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思维与理念

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与实施，必须遵守国家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则与惯例。具体来说，要构建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制定和实施中国的网络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几点理念：

1、要勇于承担责任，在参与中提升自己。作为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我们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做出贡献。

2、要重视政策说明与辩护。外交事务虽然涉及到国家安全等复杂的战略性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记住这样一句话：一项没有解释清楚的政策是不会得到大家支持的。”

3、要重视政治文化与外交理念的传输。

4、信息提供要具有连续性与客观性。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网络上的信息淹没。保证信息的连续提供，并对信息的客观性负责，唯此才能真正发挥网络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坚持战略和政策的原则性，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

（二）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

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是中国网络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互联网络平台之上，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运作的层次上看，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应该分为全球层次、区域层次和国别层次，依次推进，在序列优化中寻求高效能。

1、全球层次。全球层次是中国网络外交战略运行的最广义层面，它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全球互联网舆论中给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一个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具体博弈中通过互联网给世界各国公众一个良好的感性印象。

2、区域层次。区域层次的网络外交对象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互联网使用区域，如西欧、东北亚、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中国网络外交的核心首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其次为世界其他地区。

3、国别层次。国别层次也是网络外交最基本最具体的层次，其主要对象是世界大国和中国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区国家的互联网使用主体。

（三）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内维建构

从内向性维度审视，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政策应本着把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作为网络外交的出发点这一精神，及时回应国内互联网平台上的民众，对我国外交事务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对于国际热点问题，要加大分析和解释的力度，而不只是对我国具体外交行为作原则性的解释。

1、要适当加大中国网络外交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对中国外交问题了解的渠道，增加公众与职业外交官在互联网络上对话的机会。

2、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和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争在影响到未来网络发展走向的网络技术上取得一些关键点的突破，以便在未来新的全球网络规则中取得一定的发言权，避免完全被动的局面。

3、要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对话、改变国内网络管理思路与体制，争取网络外交信誉。政府要尽可能地加快发展民间网络外交力量，努力建构和谐网络社会。根据网络外交本身的特点，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导。

外交政策第8篇

新课标要求

(一)知识目标

1、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的宗旨、基本目标,我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发展,为和平而发展。

2、理解我国为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二)能力目标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国际社会政治现象的能力,以及自主学习、探索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培养学生关心祖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命运的民族责任感,以及热爱和平,维护本国利益和维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理念。

2、认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忧患意识和勇于挑战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点。

教学方法

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思考,讨论、交流学习成果。

教学建议

教学中通过创设情景,联系有关实例,让学生感悟、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的正确性。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知道,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国家间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也在加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这一形势,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迎接挑战?下面就学习这方面的问题。

(二)进行新课

中国外交的累累硕果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108页内容,思考其中的探究性问题。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回答问题

教师点评: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累累硕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1)外交政策含义:外交政策是指国家对外活动的目标及所采取的策略、方式和手段。外交政策是国家对外职能的体现,是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外交活动的形式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思考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哪些表现形式?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回答问题

教师点评: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

(3)我国外交政策的依据

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除了我国百年来屈从于外国侵略、奴役的社会根源。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须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绝不允许别国侵犯我国的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我国也绝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和领土完整。

2、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基本目标: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二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国家的独立和是国家自立于世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在对外关系中,维护我国的独立和,就是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时代的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2)基本立场: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坚决扞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国际问题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110页内容,思考我国在对外活动中是怎样坚持独立自主的。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回答问题

教师点评:扞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涉及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独立自主的处理对内对外事务,决不允许别国以任何借口侵犯我国,干涉我国内政;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联合一国反对另一国家;根据国际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等等。这些都是坚持独立自主的表现。

(3)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我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的贡献

1、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110-111页内容,思考、讨论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完善过程是怎样的?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回答问题

教师点评: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

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主席形象地提出三条外交原则:“另起炉灶”,就是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彻底决裂,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边倒”,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1953~1954年,总理在对外交往中系统地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作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由此翻开中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2)反苏反美阶段,主要特点是“两个拳头打人”,既反苏又反美。

(3)20世纪70年代,外交关系大发展阶段。特点是“一条线、一大片”,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结成一条线,团结这条线内的一大片国家。

1964年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建交的大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签署联合公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这些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

(4)成熟、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我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一是提出不结盟战略,二是确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成熟和完善。我国对外活动进入了更为活跃的时期。

2、中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随着在国际舞台上肩负的责任日益重要,中国外交正谱写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3、我国取得外交成就的原因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111页内容,思考讨论我国取得外交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回答问题

教师点评:中国外交成就的取得有许多条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发展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系,与他们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寻求共同利益,坚持大局求同存异;全面实行对外开放,促进交流与合作等等。

(三)课堂总结、点评

本节主要学习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认识了我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政策和立场观点。通过学习,要明确我国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以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基本目标,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实例探究

[例1]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由决定的()

当前的国际形势B.我国的军事力量状况

C.我国的综合国力D.我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利益

答案:D

[例2]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

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②维护我国的独立和③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④坚持独立自主,不搞国家联盟

A.①②B.③④C.②③D.①③

答案:C

[例3]下列能体现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是()

①在涉及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②处理国际问题根据是否符合我国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③决不允许别国以任何借口侵犯我国,干涉我国内政④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

A.①②③B.①③④C.①②④D.①②③④

答案:B

[例4]为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斡旋,成功举办了朝鲜核问题的两轮会谈,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说明我国()

①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②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③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的贡献④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外交政策第9篇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于 1811 年 7 月 5 日宣布独立。1819 年至 1829 年同现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组成“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0 年建立委内瑞拉联邦共和国。1864 年改名为委内瑞拉合众国。1953 年改为委内瑞拉共和国。1999 年改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958 年实行,建立文人政权。

此后,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交替执政。1998 年 12 月,“爱国中心”总统候选人查韦斯在大选中获胜,打破了两大传统政党长期交替执政的政治格局。①在 1998 年查韦斯执政前,委内瑞拉国内采取典型的总统制共和制政体,两党交替执政。但查韦斯执政之后,委内瑞拉国内政治体制特点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查韦斯通过其执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后被改组成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自下而上推动社会治理结构改造,将基层政权的管理权掌握在执政党手中,极大增强了执政党的民众基础和组织水平,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改造成了组织严密的政党。通过这一改造,查韦斯事实上控制了最基层民众的选票,从而为其在全国代表大会中确保最大党和执政党地位提供了保证。

其次,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中一党独大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控制了委内瑞拉立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权力机构。根据委内瑞拉宪法 157 条规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②代表各州及各市行使国家权力。而宪法 187 条赋予全国代表大会设置全国性政府机关,批准委内瑞拉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国际合约,任命外交使团团长等权力。③委内瑞拉本届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1 年 1 月成立,由 165 名代表组成。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及其盟党占 99 席,主要反对党组成的“民主团结圆桌会议”和独立政党“大家的祖国”党分别占 64 席和 2 席。①因此,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能够毫无阻力地借助全国代表大会实现治理国家的目标。

在当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内部,委内瑞拉领导人能够通过在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内的权威,将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执政党的意志,再通过全国代表大会使其合法化,并转化为国家的政策。此前查韦斯在世时期,就能通过此种方式修改国名(将委内瑞拉共和国改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修改国旗(将国旗上的骏马奔腾方向从向右改为向左,意为委内瑞拉将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修改总统任期规定(规定总统可以连选连任)。

同时,查韦斯和马杜罗都在委内瑞拉基层(社区)建立起了完善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机构,吸纳底层民众广泛加入到统一社会主义党的阵营中。这样确保了一旦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困难需要诉诸全民公投解决时,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基层组织能够迅速组织民众参与公投,支持执政党的意志。

我们可以看出,委内瑞拉已经形成了由委内瑞拉领导人带领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为主导的国内政治体制。在一段时间内,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在议会和全国占据优势的格局很难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也不太会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

第二节 委内瑞拉外交决策机制

在外交决策上,委内瑞拉外交决策机构是总统和全国代表大会,而具体负责执行外交政策的是委内瑞拉的外交部。外交部部长的任命需要经过全国代表大会批准,而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则依靠总统、全国代表大会和外交部的决策。在查韦斯和马杜罗时代,担任外交部长和重要国家大使必须是查韦斯的亲信,以及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核心成员。如现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曾经长期担任外交部长。前任外交部长埃利亚斯·豪阿也是查韦斯的亲信。外交系统内,派驻与委内瑞拉关系密切的国家,如中国、古巴、伊朗等国的大使均是党内高职务成员,与查韦斯或马杜罗关系密切。如现任的委内瑞拉驻华大使伊万·格雷罗·塞尔帕,曾经担任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并非职业外交官,但其凭借党内的地位和与中国商界的联系得以担任委内瑞拉驻华大使。而在公使及参赞层面,与其他国家一样,委内瑞拉依然以职业外交官为主,党派特征并不明显。

从查韦斯执政起,委内瑞拉历任外交部长如下:

从查韦斯执政起,委内瑞拉历任外交部长如下:

何塞·文森特,1999-2001,委内瑞拉共产党

路易斯·阿方索,2001-2002,第五共和国运动

罗伊·查得尔顿,2002-2004,第五共和国运动

赫苏>！

何塞·阿里,2004-2006,第五共和国运动

尼古拉斯·马杜罗,2006-2012,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埃利亚斯·豪阿,2013-2014,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拉斐尔·拉米雷斯,2014 至今,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外交部(全称:委内瑞拉人民权力外交部)部长均为查韦斯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 (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前身)或委内瑞拉共产党成员。何塞·阿里曾经是委内瑞拉共产党游击队成员②。

何塞·文森特是委内瑞拉共产党党员③。马杜罗在 2012 年卸任外交部长后,就任委内瑞拉副总统,成为查韦斯的继承人。埃利亚斯·豪阿生于 1969 年,但 1996年就加入了查韦斯创立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 200 组织 (简称 MBR200 运动)④,是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的元老之一,也是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新星。2014 年 9月接任豪阿部长职位的是委内瑞拉前石油和矿业部长、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

由此可以看到,查韦斯和马杜罗都将外交作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委任党内资格老、个人思想与政党思想统一的政治家担任外交部长,因此确保了委内瑞拉总统、政府和外交部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高度统一。在党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委内瑞拉外交部所施行的任何外交行为都是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意志。

此外,拉斐尔·拉米雷斯接任外交部长,是委内瑞拉对石油外交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产物,也是委内瑞拉后查韦斯时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在马杜罗执政后,拉米雷斯身兼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和人民政权石油和矿业部长,

主管国家石油生产和石油进出口贸易。近期拉米雷斯调任外交部长,可以看作是石油外交的强化,也是对委内瑞拉未来展开更加务实外交的准备。 在查韦斯构建的外交决策系统中,统一社会主义党牢牢掌握了从外交政策制定到外交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综上所述,委内瑞拉国内的外交决策机制已经将委内瑞拉执政党的意志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贯彻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意志和决定,因此在委内瑞拉的外交上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党派色彩和国家意志色彩。

第三节 查韦斯执政以后的委内瑞拉内政外交政策变化

查韦斯自 1998 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执政以来,对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化改造,其核心就是用社会主义理论改造社会,满足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查韦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自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沿着查韦斯设计的路线,在各个领域进行着“玻利瓦尔革命”,其具体措施包括:在经济方面,兴办国有企业,把废弃的工厂收归国有;推动企业实行“共同管理”,在城市和乡村扶持建立各类合作社;以适当途径收回被非法占用或是长期闲置的土地,将其分配给缺地农民。在社会方面,利用石油收入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领域实施一系列社会“计划”,以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福利。例如,在社区推行免费医疗,进行教育改革,帮助穷困儿童上学,为国有商店提供资金,使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大幅改善,贫困人口的比例显着下降。这些措施赢得了穷人的广泛支持。在外交方面,委内瑞拉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保持密切关系,共同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还在拉美能源合作进程中扮演“发动机”角色,以能源一体化推动拉美经济一体化;在拉美之外,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推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①在国内政治上,查韦斯施展铁腕政策,通过修改宪法、公民投票等方式,将委内瑞拉传统的两院制整体改变为一院制结构,并将议会权力分解下放,提高了基层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通过宪法赋予了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并创造性的设立了“公共辩护人”制度,作为监督总统、全国代表大会、宪法实施的机构,同时赋予民众联署投票弹劾总统的权力②。主导建立人民政权社区委员会,用参与制和主角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鼓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家决策。此外,查韦斯也对司法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法官必须经过民众投票认可才能就职,而不需要向全国代表大会负责。2008 年,查韦斯将第五共和国运动改组成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巩固了国内各左翼势力的联盟。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查韦斯执政前,委内瑞拉是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盟友和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然而,思想反美的查韦斯在外交上首先大力推行反美外交,在各种场合抨击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拉美地区产生的危害。同时,查韦斯积极与传统上敌视美国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的古巴、坚持左翼道路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以及与美国在、国际问题等话题上有严重对立的伊朗、朝鲜等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密切配合,在联合国中多次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议案投出反对票。查韦斯不遗余力地在国际舞台上为古巴摇旗呐喊,并与古巴共同牵头成立“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经济组织,在经济上与美国抗衡。同时,委内瑞拉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左翼政党执政的拉美国家保持密切的政治、经贸往来,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体系上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在拉美的盟友,如哥伦比亚等国。此外,委内瑞拉重视发展同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俄罗斯等。通过接受投资、输出石油和工业制成品、向这些国家开放国内投资市场等形式,以经济为纽带维系外交关系。④但是,极度依赖美国石油市场的委内瑞拉即便在查韦斯执政后,依然将石油出口和石油对外贸易摆放在首位。根据美洲石油研究院 2007 年统计的美国石油进口情况,委内瑞拉 2007 年以 1.387 百万桶/日、1150 万桶原油出口总量排在当年出口美国石油国家第三,超过 85%的原油向美国出口。

这说明,即便查韦斯执政后高举反美的旗帜,美国与委内瑞拉在经贸领域的层面,尤其是石油贸易领域,并没有受到政治摩擦太大的影响。因为,虽然委内瑞拉希望摆脱对美国石油出口的依赖,但无论从国际大环境的实际情况,还是从本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委内瑞拉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石油出口的多渠道化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为了稳定国内统治基础,进一步发展国内社会经济,与美国维持“政冷经热”的态度可以算是查韦斯当政时期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石油外交是查韦斯外交的基石。2010 年 1 月,据美国政府最新估计,委内瑞拉的重油储量超过 5130 亿桶,远远超过了沙特阿拉伯 2640 亿桶原油的储量,委内瑞拉因此成为世界上原油储量最为丰富的国家。在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石油是查韦斯的一张王牌。查韦斯曾多次表示,如果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委将首先切断对美国的所有石油供给。②为了降低能源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查韦斯

一直力图通过能源多元外交接近中国和其他国家,拓宽自身石油出口路径。自就任总统以来,查韦斯每年都多次出访,与往访国签署了数以百计的能源合作协议,承诺投资或捐赠的金额达到 550 亿美元。查韦斯的能源外交不局限于拉美,也不仅包括欧佩克成员国,这种特殊的外交政策还注重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在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和联系。③由于在求学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查韦斯对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在他担任总统的十四年间,曾经6 次访问中国,并曾经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对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思想的崇敬之情④。也正是在这样的情感支撑下,查韦斯任总统期间,吸纳了大量中资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机械设备等领域。 这些投资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企业在海外“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查韦斯去世前不久还曾经传出消息称,委内瑞拉政府将其境内的石油储量分布情况通报给了中方,希望能够进一步与中方加强在石油开采炼制方面的合作。

第四节 小结

南美洲出现委内瑞拉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权,可以说既是国际格局风云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拉美地区独特政治生态环境的产物。查韦斯强势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反应了委内瑞拉这一拉美地区传统强国对世界格局的理解。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真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在查韦斯总统执政后,其发展有着鲜明的“查韦斯特点”,但同时也充分考量了委内瑞拉本国的利益和国际格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