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论文第1篇

（一）财富管理的含义

财富管理是指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将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

财富管理的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合理分配资产和收入，不仅要考虑财富的积累，更要考虑财富的保障。在外延上可以包括对个人的财富管理和对企业的资产管理。

（二）财富管理业务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财业务的区别

“财富管理”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服务业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财富管理”，顾名思义，就是管理个人和机构的财富，也可以简单概括为“理财”，但有区别于一般的理财业务。“财富管理”的出现划分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两个不同的理财业务时代：一个是早期的理财业务时代；另一个则是经过发展与改进的成熟的理财业务时代——财富管理时代。

一般意义上的理财业务属于早期的理财概念，它的营销模式是以产品为中心，金融机构（主要指商业银行）通过客户分层、差别化服务培养优质客户的忠诚度，从而更好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财富管理业务则是以客户为中心，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根据客户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要，这些金融机构成为客户长期的财富管理顾问。财富管理业务属于成熟的理财业务。

财富管理与一般意义上理财业务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其一，从本质上看，财富管理业务是以客户为中心，目的是为客户设计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以满足客户的财务需求；而一般意义上的理财业务是以产品为中心，目的是更好的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

其二，从提供服务的主体来看，财富管理业务属于成熟意义上的理财业务，它的主体众多，不仅限于银行业，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在推出财富管理业务。一般意义的理财业务多局限于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传统业务和中间业务。

其三，从服务对象上说，财富管理业务不仅限于对个人的财富管理，还包括对企业、机构的资产管理，服务对象较广；而一般意义的理财业务处于理财业务发展的较早阶段，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一类金融产品推出，主要指的是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产品的打包，服务对象多为私人。财富管理的三个鲜明特征“以客户为中心”、“服务主体众多”以及“服务对象较广”，使它区别于一般意义的理财业务，成为理财服务的成熟阶段。

(三)我国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各家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品种丰富，品牌各具特色，然而服务内容大多类似，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账户管理服务。利用银行便利的短期融资条件和先进的电子清算系统，为客户提供存取款、投资、贷款、结算、智能转账等服务。这是财富管理服务中最基本、最简单的内容。对于银行的财富管理客户，这些服务基本上免收服务费用。

账户管理服务是以信用卡作为载体的。现阶段招行“金葵花”理财也是紧密结合其领先国内同业的信用卡的技术优势，同时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多条服务渠道配合推出的。财富卡体现了财富管理业务的第一大要素——资金集中，财富卡的推出一方面推进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消费、透支等信用卡业务的发展。

其次，交易类服务。这是目前银行用来吸引客户的主要财富管理业务，也是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中的强项。包括人民币理财业务和外汇理财业务。

（1）人民币理财，是指银行用散户集合的大基数本金购买收益高于普通凭证式国债的记账式国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央行票据等收益更高的产品。由于银行在操作上涉及了一些普通投资者无法投资的业务，像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等，其预期收益率一般高于传统的短期储蓄存款。中行、工行、建行最近推出的人民币理财产品起点金额都是5万元，收益各有所不同，但利率都高于相应期限的储蓄存款。

（2）银行所拥有的庞大的外汇交易平台和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资格是其能够设计出丰富的外汇理财产品的前提条件。外汇理财产品实质是银行利用衍生产品交易帮助客户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外汇理财业务一方面有利于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留住外汇存款客户；另一方面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已有技术、人力、客户资源，通过开发外汇理财业务潜力，拓展新的盈利空间。

再次，财富管理顾问服务。银行依靠自身在资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以及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合作，为客户提供理财规划、投资建议、金融咨询等一系列的理财顾问服务。财富管理顾问服务是财富管理的高级阶段。其实施载体是一对一、一站式的客户经理服务。提供的是针对客户的预期收益率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所量身定做的、独一无二的财富管理计划。财富管理计划中为客户设计的投资产品多为银行特有的金融产品，如储蓄、外汇买卖，以及银行的各种国债、基金、保险产品。

第四，各种优先优惠措施。这是银行为稳定财富管理客户资源、争取更多的客户而设计的附带服务，可以视为餐前小食、餐后甜点。这些服务均是免费提供。作为银行的财富管理客户，一般可以享受到优先办理各项业务，优先提供各种紧俏投资理财产品（如预留国债额度），享受多项业务费用减免等服务。银行的财富管理客户多属于社会中高级收入阶层，这些彰显身份的优惠服务和贵宾待遇对他们来说还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

最后，企业资产管理业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企业资产管理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为企业提供日常财务监理、资金调拨等账户管理服务，以及为企业兼并收购、债券及票据发行、基金托管、工程造价咨询等提供顾问服务。

二、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认识

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在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因素的影响，使银行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最初，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偏重于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强调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这主要是与当时商业银行业务以资产业务，如贷款等为主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转向负债风险管理方面，强调通过使用借入资金来保持或增加资产规模和收益，既为银行扩大业务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利率剧烈波动，单一的资产风险管理或负债风险管理已不再适用，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突出强调对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通过偿还期对称、经营目标互相替代和资产分散实现总量平衡和风险控制。80年代之后，随着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存贷利差变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广泛使用，银行风险管理有了新的内容。表外风险管理理论、金融工程学等一系列思想、技术逐渐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风险管理方法上更多地应用数学、信息学、工程学等方法，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并不断完善，标志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统一。在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商业银行风险分类为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奉献。其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是目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主要对象。

（1）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拆借、贴现及结算等过程中交易对手违约所带来损失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指市场价格的变化使头寸蒙受损失的风险，包括利率、汇率、价格的波动风险及金融产品价格风险等。

（3）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或规章制度)，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三、财富管理业务中的信用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中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信用体系的缺失，导致商业银行无法全面了解客户的资信。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行内的征信系统，是财富管理业务中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

从财富管理业务下游的客户端来说，由于财富管理业务中的短期融资业务离不开对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估，因此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商业银行内部的征信系统，便于商业银行选择优质的目标客户，减少融资性业务的风险。

首先，从整个市场环境上说，要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建立一套系统的自信调查制度和信用评估制度。上海等一些地方近几年对此进行了认真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应当进一步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由中央银行、财政税务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共同配合，并与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合作，建立健全的消费信贷保证体系。通过各种监控保证措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和防范化解风险。

其次，针对我国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的现实情况，商业银行应当全面整理客户资料，筹组和完善行内征信系统。商业银行还可以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兼业合作的同时，做到咨询共

享，利用合作机构的客户信息，扩充行内的征信系统。

四、财富管理业务中的市场风险管理

我国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市场风险上。按照有关规定，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理财方式都不允许承诺最低收益，而商业银行在最初宣传销售理财产品时，为了吸引客户，所推出的理财产品普遍以保本、收益保底来招揽客户，过于强调对“保底收益”的承诺。这就要求产品发售银行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债市和票据市场上，具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否则将会使银行被迫承担价格与利率波动的相应风险。同时，产品的同质化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各家银行不可避免地陷入价格战，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不断走高。收益率持续走高的理财产品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足以支撑的投资组合，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率，亏损的差额就必须由银行自己承担。

防范和管理市场风险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注意财富管理业务创新中蕴涵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首先将市场风险的监管对象延伸到由本币到外币，由境内到境外，由表内到表外，由简单产品到复杂的衍生产品。其次，在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自营与、前中后台之间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带。特别要将商业银行开立在中央结算公司的自营资金账户和代客理财资金账户实行严格的分离，建立风险防火墙。此外，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准确的向客户披露财富管理业务中各项创新产品可能发生的风险，不要误导客户，只谈收益、不谈风险。

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除了在业务操作办法和制度中予以防范外，需要从风险总量上予以控制，制定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额度管理制度，即确定某项中间业务能够承担的风险总额。该风险额度的确定应当与该业务在一段时期内的收益水平结合起来考虑。

五、财富管理业务中的操作风险管理

目前，我国不少商业银行为了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对员工下达一定的客户数量指标，按任务完成情况来评判员工的业绩。这就导致商业银行出现了只重客户数量、不重客户质量，大批招揽客户的局面。这从表面上看是扩大了银行的客户群体，增加了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却无形中加大了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从业务的操作风险角度看，这一业绩考核机制不符合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长远发展。因此，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财富管理业绩考核机制。

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是直接面对客户的营销服务部门，具备资源整合的功能，而不是用来推销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产品。因此，银行考核财富管理从业人员的标准不是拉存款数和拉客户数，而应当是销售各种理财产品给银行带来的利润数。这样，财富管理从业人员的自由度比较大，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客户的需要推荐产品，客户的满意度也会比较高。总之，对于银行财富管理部门的考核适宜直接和其效益挂钩，在按照区域、业务和客户三种进行考核方式中选择按照客户贡献度来考核，并同具体业务经办部门区别对待。

此外，商业银行还要加强和完善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授权制度，建立健全一整套规章制度权限和财富管理业务评审小组。该小组可由相关业务处室的专家组成，对新的财富管理业务的客户进行全面评估与审核，寻求客户利益、特点与产品的最佳结合点，使财富管理业务给银行和客户所带来的风险最小化。特别是对于涉及到有关个贷方面的操作，要充分考虑其从审批、发放、跟踪管理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中的遵循性要求，努力实现全程电脑规范化管理操作要求。

六、加强兼业合作的风险管理

从业务合作方看，应当加强财富管理业务中的银证、银基、银保、银信等兼业合作的风险管理，建立有效的防火墙。

对于财富管理业务上游的理财产品端来说，其风险主要体现在兼业合作上。

兼业合作一方面带来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风险在各金融机构之间传递的可能性。商业银行应当在兼业合作方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将风险有效隔离在商业银行之外，从而有效的预防跨行业风险传染。

（1）银证、银保联合，以及银行同基金、信托合作开发理财产品时，首先应当充分了解、掌握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风险。

（2）其次，要全面了解作为合作方的有关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的资信，以及具体的经营、盈利情况。

（3）再次，要对合作事宜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充分考虑合作时银行自身所能承受的风险和所期望的利润。

（4）在进行兼业合作之前，应当明确商业银行在合作中的地位，规定商业银行在合作中的职责，同时明确规定财富管理业务产品出现意外时商业银行的责任有哪些，防止发生跨行业风险传染。

（5）财富管理业务的兼业合作还应当重视合作中和合作后的监管，监督资金的流向，防止合作方挪用资金，阻止合作方违规操作；同时通过事后监管，了解客户对理财业务的反馈意见，为兼业合作的继续开展打下基础。

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才刚刚起步，面临着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激烈的市场竞争，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的优势，树立正确的市场定位，从客户价值最大化出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深层次合作，共同设计财富管理业务产品，注重风险防范，推行财富管理中心加财富管理专家的服务模式，实行差别化服务，分阶段、稳步的推进财富管理业务的健康发展。

【摘要】“财富管理”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服务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近十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个人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人们希望借助财富管理服务，在资金供应上寻求安全与保障，在投资决策上得到专业建议。同时，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促使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为开展综合财富管理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财富管理业务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为此，研究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提高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安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财富管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04-22.

[2]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2004，2005-1-13.

财富管理论文第2篇

关键词：汶川地震；财富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汶川地震在国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团结一致，各尽所能，共赴抗灾，令人欣慰感动。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产物的新富豪阶层，他们能否为灾区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灾难中，有的富豪积极捐款令人敬佩，如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捐款1亿人民币等等；而有些富豪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非议。总体来说，相对于港台富豪，大陆新贵们捐款显得有些淡漠。如万科集团，开始捐款220万，并提出“负担论”和“十元为限论”，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使万科社会公信力下降。虽然在众多声音的热议下，万科追加捐款到一亿元，力图挽回社会公信力，但仍不免受到一些非议。还有人在灾难中发国难财，以及社会关注的网络逼捐等等现象，暴露出中国转轨进程中财富伦理以及制度影响问题。

一、赈灾拷问富豪的财富伦理

四川地震后富豪的种种捐款事件，实质上拷问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进程中富豪们的财富伦理及财富创造理论和财富使用理论。

财富创造是一个创造、实现、生产、产生财富的过程，对于财富的产生领域又可分为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关于财富的实现，则包括生产、传播、销售、广告、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财富的源泉在于人们的创造，但是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既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价值。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思想多元化，财富创造理念多元化，有些富豪的暴富过程是通过非合法、非合伦理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现象是由我国转轨时特殊的环境和财富伦理观念造成的，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出现了生产劣质抗震救灾品，以及北京马甸市场手机个体商户利用灾区的通信优惠政策集体到灾区去充值电话卡的事件。“发国难财”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成为暴富的手段，这些现象深刻暴露出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创造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仅在财富创造方面，而且在财富使用理念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并不积极，例如出现的“万科门”事件，虽然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万科后来追捐到一个亿，但是是否能够挽回社会公信力值得思考。在这次国家灾难中，在全国人民奋力抗震救灾共赴国难时，更深刻地突出了转轨时期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使用理论（即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怎样来使用财富）的一些理念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升入天堂的人是不要求有巨额财富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财富与财富回馈社会相结合，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常态的形式。在西方有完善的捐赠制度，包括完善的民间和政府组织来运作、使用和管理这些捐款，以达到捐款最大社会效益化的运用，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些捐款大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阶段由于体制的约束和理念的保守，财富使用理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少数富豪对财富的使用不是为了回报社会，只贪图对财富的享受，即便有些捐款也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财富伦理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万科门”事件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地震中的另一面，全球华人积极捐款，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华财富伦理，出现了王永庆、李嘉诚等以及隐于社会的富豪张详青、加多宝集团一个亿的捐款以及数万计爱心人士的捐款，地震使人们更加认知生命，认知财富伦理的深刻内涵，不断改变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可以说这次地震是中国转轨时期财富伦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中外捐款抵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

富豪的财富创造和使用伦理不仅受社会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巨大影响。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相对港台富豪冷漠也受相关税收制度的巨大影响。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如果要把财富遗留或者馈赠给个人以及法人要征收高达50%的遗产税。而大陆相关开征遗产税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香港也于2006年废止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有完善的捐款抵税措施：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钱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非赢利组织，美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看它们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大约有1/5来自遗产捐赠。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另外，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而对于非居民，也要缴纳遗产税，但税率比居民优惠，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美国有相当完善和透明的慈善款的管理组织，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捐款既能做公益又能抵税，这种财政税收制度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实施环境。在台湾和香港也有相当完善的抵税制度，这也是港台地区在灾难中踊跃捐款的一个因素。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理念的实现。在这次地震中，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积极运作，同时出台了针对地震灾害的捐款抵税措施，例如5月21日，广东省地税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捐赠支出税收政策规定，了《广东省企业和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税收扣除办法》的细则，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地震灾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利润12%比例的部分，要与应纳税所得额一并计税。这些政策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与财富伦理的表现

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负责善款的收集、运作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应用，从而将慈善作为一种常态，并且组织的运作完全透明化，你可以知道你的爱心捐款的每一分是如何运用的。在美国有很多民间的非正式组织负责运作慈善捐款，包括地方教会，以及各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时刻接受民间的监督，透明化运作，与官方组织共同运作，进行社会化常态化的慈善活动。相对来说，我国慈善组织以官方组织为主，并且组织运作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非正式民间组织由于政治等敏感原因还处于起步阶段。慈善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体现和高效管理。我国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慈善组织比如“壹基金”，以及陈庭发的NPP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有效的管理，常态做慈善事业。这次地震中，国家派出专门的机构管理善款，并且适时审计报告，是我国慈善捐款管理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灾难让国民重新审视我国的慈善组织和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使官方和民间组织综合配套的慈善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财富伦理观念的表现。

四、财富伦理衍生文化：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理论

在这次地震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网络逼捐”，即网友通过网络将各个富豪的捐款名单及金额上网，进行排名，让富豪们面临更大压力。“万科门”就是一个网络逼捐的突出案例，广大网友通过对王石“负担论”、“10元论”的质疑，使万科的公信度下降，为挽回损失，王石追捐一个亿。人们常常把网络逼捐和仇富理论联系在一起。仇富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指对富人“为富不仁”和富人对社会以及人民困苦冷漠的一种鄙视和唾弃。社会监督和仇富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实质是对富豪有没有对社会承担自己应当承但的责任进行追究。在这次地震中有人说，社会监督造成网络逼捐给富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捐款多少是自己权力，不要用仇富观念压制富豪的个人自由权。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社会监督是一种进步，通过实施舆论监督权使富豪为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迫使富豪财富伦理和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见财富伦理之下演绎出很多亚文化，虽然有的走了偏，但多数是合乎道理的。

五、“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财富伦理

在经济学中有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财富伦理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财富伦理，从而使得社会延续着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在支配着人们的财富理念。这种理论叫做“回馈”规律，通过财富同社会之间相互回馈支掌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叫财富伦理之手，它指挥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也影响着企业的捐款和循环。

六、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汶川地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伤痛，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生命和物质损失，但地震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重生。政府在这次地震中反应迅速，管理得当，军民共赴灾区，使国民对政府的公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国民对整个社会财富伦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检阅。国家把5月19日-21日设为国难哀悼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平民设定的哀悼日，体现国家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促进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这的确是中华伦理的一次提升。同时全球华人共赴国难，踊跃捐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富豪新贵阶层踊跃捐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财富伦理理念，对生命和财富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次地震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赈灾应急管理机制、灾难防护机制以及捐款动员管理体制和建筑规划防灾等等，地震后国家会更重视这些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生命，人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财富伦理经历了这次地震也会有巨大的改变，人民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得来伦理和财富使用伦理。财富伦理必将使得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得更加和谐，中国必将在灾难后获得重生。财富伦理也将获得大转折、大进步，有关的财富伦理制度建设也必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夏德根.市场制度中的市场文化（N）.人民日报，2003-12-29.

[2]胡海鸥.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唐凯麟.思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4]张蕊.企业战略经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财富管理论文第3篇

【关键词】私人财富管理 资产分配管理方法 资产负债管理方法

一、研究背景

2012年11月，中国民生银行与麦肯锡联合《2012中国私人银行市场报告》，预测我国高净值人群和超高净值人群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0%左右，高净值人群将于2015年达到200万，届时超高净值人群也将达到近13万，这是2012人数的近2倍。所谓私人财富管理（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指的是针对高净值人士而提供的金融服务，以达到保存、创造财富等目的。目前，我国私人财富管理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我国大多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业务是以个人理财、信托等为基础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难以摆脱同质化严重，对于客户群体定位及价值主张不明确等问题。前在私人财富管理中，个人投资顾问针对客户的投资需求进行资产配置时，往往使用的是单阶段均值-方差最优化（MVO）分析，而这种分析往往并不能真正针对个性化的最优资产配置。因此，在私人财富管理中，西方有学者提出了将机构头寸管理中常用的资产负债管理（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ALM）方法引入到私人财富管理中。在传统意义中，资产负债管理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为各种放款及投资，而负债主要为各种存款，费用收入、或投资人委托之资金。因此，资产负债管理的目的，即在于使银行以有限的资金，在兼顾安全性（Safety）、流动性（Liquidity）、获利性（Profitability）及分散性（Diversification）的情况下，进行最适当的资产与负债的分配（Asset Allocation），其核心在于对称原则。虽然这种方法起源于机构头寸管理，并且尤其在金融机构的日常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其核心理念和方法对于私人财富管理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因此将资产负债管理方法应用于私人财富管理中是近几年在国际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的趋势。

在目前中国私人财富管理业务风起云涌的时期，更加个性化和先进的财富管理技术必然能使得金融机构先发制人，并且也能为其客户提供更加符合其需求的资产配置。

二、私人财富管理理论演进

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在私人财富管理中大多使用的是单阶段均值-方差最优化（MVO）分析，这一方法简单易行，客户对于资产分配状况也相对容易理解，但是这一方法会使得客户面临更大的风险。后危机时代的来临，西方学者开始研究私人财富管理方法的进一步演进。

资产负债管理是在20世纪60年代即出现的概念，是针对利率风险而产生的管理理论，并且随着1979年美国放松利率管制而进入银行理论，目前是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在1993年，Merton在研究某大学捐助基金的投资规划时，首次将负债约束引入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这是对于投资组合理论中关于负债部分的重要补充。而紧接着Merton（2003）强调了在家庭财务计划中引入消费及未来负债等的重要性，可是他整篇却并未进行证明及提出合理化建议。接着Amenc等人（2007）也提出，由于个人不同的未来财务需求，使得标准投资组合理论已经不再适应个性化的客户投资需求。但是文章并未明确提出将ALM引入私人财富管理，而仅仅提出了家庭理财的资产负债决策，没有提出具体的负债项目，更没有提出相应的投资模型。因此，Campbell（2006）指出，“由于家庭面临着很难被教科书模型所能模拟的复杂的约束，因此家庭理财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同样，这一点也几乎在同时代引起了大批学者对于私人财富管理中约束条件的研究。Heaton和Lucas（2000）指出人力资本对于私人财富的影响，Viceira（2001）及Coco等人（2005）发展他的一些理论。而更要的是，Sinai和Souleles（2005）提出了不动产投资在私人财富管理中的作用，并且指出借款约束对于资产配置的影响。也对于以后在私人财富管理中，负债约束条件的模拟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将ALM方法引入私人财富管理的研究萌芽时，ALM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向前发展。Ziemba（2003）在一个广义的随机规划框架之下，广泛讨论了ALM作为一个管理多阶段投资期间的有效方法1。Rudolf和Ziemba（2004）在年金管理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随机规划模型。Stout（2008）为退休投资组合管理提出一个蒙特卡洛模拟，用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三、私人财富管理方法对比

前文已经阐述目前我国目前私人财富管理中多运用AO方法，但是根据CFAI的推荐，在进行私人财富规划中应当逐步引入相关负债（Liability Relative）视角。从下表看出，引入负债后的视角后，对于客户投资目标及投资范围将引起较大变化。

四、结论

首先，采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是私人财富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是由于我国高净值人士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占有很大部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模型中的现有负债不仅仅是对于银行的负债，当金融市场成熟时，应包括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

其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我国投资产品会不断丰富，投资产品的收益也会恢复到理论水平，对于私人财富管理会产生一定影响。

再次，我国在税制方面也不断进行改革，就私人财富来看，其个人所得手、资本收益税等都亟待完善。

最后，我国养老金制度短期内并不会完全采用401k的模式，但是这一计划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成为主流，而我国也在逐步试点实行。因此，对于未来的或有负债安排变得十分重要，合理的投资安排才可以使得退休后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即对冲或有负债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即“免疫”策略。

注释

{1}大多数早期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只能解决短期问题或能以公式明确表示的多阶段问题。但随着实际的需要，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出多阶段模型。Ziemba提出了一个5年规划的多阶段随机规划线性模型，他们的工作表明，他们的模型优于5年期的决定性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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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out，R，G.“Stochastic Optimization of Retirement Portfolio Asset Allocations and Withdrawals”（J）.Financial Service Review，2008，（17）：1-15.

财富管理论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层收购；财富转移；逆序收购；部分收购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MBO的理论研究在国外相当丰富系统，许多理论和实证分析均显示MBO创造了财富，而财富转移假说则很少得到实证支持。国内既有理论主要分为“效率提高论”和“财富转移论”两派。李曜（2004）以粤美的为研究案例，朱红军（2006）以宇通客车为例，认为MBO产生了一些激励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绩改善。更多的文献认为MBO在我国并没有产生企业价值创造效应，至少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刘德光（2005）则认为MBO企业绩效在上市公司总体平均绩效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却出现了严重下降；而宾建成（2006）的结论是MBO对上市公司的绩效短期改善，长期不显著且有恶化倾向。

二．管理层收购的理论假说

管理层收购于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出现在美国，产生于通过借贷融资完成股权收购的杠杆收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其理论解释主要集中在两种相反的观点：财富创造和财富转移论。效率论认为MBO实现了财富创造，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成本论、防御剥夺论、企业家才能论。

成本论认为通过高的杠杆率增加债务可以迫使成熟企业中过多的自由现金流被用于偿还债务。防御剥夺论认为MBO是管理层为改变与贡献不相称的报酬体系而进行自我付酬的安排，其后发生的绩效改善则是管理层得到与其贡献相近的强大股权激励的结果。企业家才能论认为风险投资机构的加入，企业家才能得以培育，两者的合力创造了MBO的收益。

上述理论特别强调了管理层收购中的效率提升，然而认真分析可以发现管理层收购在国外与国内的发生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等转型国家由于市场环境极不完善，并不存在或者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完善程度，约束MBO财富转移性质发生的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抑制财富转移的发生。

三．管理层收购在中国的困境：效率提高与财富转移

近年来，管理层收购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是效率提高还是财富转移的研究文献较多，定性分析对MBO的动机、绩效表现及其来源、企业与行业分布、取得绩效的关键因素等方面阐述得比较透彻，然而实证分析结果能给我们更加直接的、清晰、可信的结果。

1.财富创造：管理层收购的绩效检验

国内关于MBO绩效的实证研究普遍认为管理层收购对提高公司的整体绩效水平影响有限，不能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的大方向。通过选取足够大的样本容量，足够长的期间，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何光辉（2009）得出国内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在MBO期间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但是公司总体业绩没有出现显著变化。这是因为MBO对上市公司不同因子的影响不同，而大多数国内上市公司在MBO期间类别不变可能是MBO公司总体绩效不显著的根本原因。MBO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可能是国内上市公司MBO绩效变动的典型特征，是经营者热衷于MBO的主要原因。

2.管理层收购的市场反应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MBO收购前的公告一旦发出即引起股价的巨幅上涨。国内MBO交易不存在像欧美那样基于市价的溢价报价，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为定价基础。通过标准事件研究法，廖理等（2005）认为MBO的结果从长期看对企业是正面效应。而程小伟、王德正（2007）认为中国上市公司MBO事件并没有给市场产生显著的溢价。余玮（2010）通过对“张裕”案例分析，发现市场对管理层收购时间反应是积极的，但是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转让机制，转让价格的确定缺乏市场监督，管理层收购存在定价过低的现象。何光辉（2009）证实MBO公告没有产生市场反应，既不属于“利好”，也不是“利空”，且似乎有市场操纵嫌疑。

3.财富转移:管理层收购的动机检验

对于MBO后的财富转移，丁志红、张秋生等（2007）认为我国管理层收购更多的是一种投机活动，收购动机存在由战略收购到投机的偏离，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何光辉（2009）发现国内上市公司MBO后出现了巨大的财富转移效应，粗略地对上市公司MBO当年及其后三年转移的财富进行测算后得出高管在MBO之后的真正动机是转移财富的结论。

四．我国管理层收购财富创造的实现

由于中国分割的股票市场、管理层有限的融资能力等因素，中国的绝大多数收购都是部分收购。部分收购容易造成收购后内部人交易问题，收购后的资本套现问题以及经营模式和管理层的固化等问题。

1.中国管理层收购困境的短期突破安排：逆序收购

典型管理层收购的程序是收购交易与价值创造是两个独立的先后继起的环节，而逆序收购却完全相反，是收购交易后于价值创造。显然，逆序收购具有很多优越性，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形成对管理层收购困境的有效突破。第一，能够确保收购是建立在效率提升基础上，利用一定水平的资产收益率有效筛选了能力不同的管理层。第二，形成管理稳定性较强的预期，有助于实现双赢。使政府有理由期待企业绩效上升，不会招致“资产流失”的谴责，同时使管理层有效解决了激励问题。第三，逆序收购使交易价格不再是收购的关键。

2.部分收购的治理

(1)利用外部投资者建立制衡力量，培育专业的权益投资者。利用独立董事作为制衡力量，提高决策的科学程度，监督管理层是否有意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外部监管的加强。建立和实施更加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加强对管理层内部交易的监管，禁止管理层在设计利益的关联交易中拥有形式和事实上的决策权。要求独立董事对事关管理层利益的事项上发表独立意见，并赋予外部股东决策权，防止管理层利用内部交易，转移利益。（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财富管理论文第5篇

入刊理由:

《周易》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涵盖宇宙,蕴藏万物,为现代管理学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思想源泉。想在企业管理中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不妨听听卢正惠教授解析《周易》中所蕴含的经营管理理念,从中获取些许灵感,撷取几分智慧,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

《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经典,也是最有影响的预测学经典,同时还是一部治家理政、安邦定国的管理学典籍。在悠远的中华文明史上,易学虽历经沧桑,但始终万世不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性的《周易》热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古老文明智慧的探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竞争世界,利益熏心淡漠了人性的善与美;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经济竞争理念导致了唯利是图。谁能改变这一切,谁能拯救缺失的良知与真善美,在追名逐利的背景下,东方管理学应运而生。毫不夸张地说,《周易》蕴含的管理智慧为我们构建东方管理学或《周易》管理学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思想源泉。本文从《周易》的管理智慧中梳理出一些经营理念,以修正和补充现代西方管理学之缺失与疏漏。

1、交易获利理念

生存是人类的本能,要得以生存,就要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指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说明人类的基本行为是自利的,即获取自身的利益。但要强调的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如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目的,唯有交换。因此,交换是人类的天性,通过交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最终两方获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系辞下传》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了《周易》对市场、对交易行为的论述,以及人类交易行为的趋利性研究,与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是一致的。交易规模的扩大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一些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一些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加工等等,市场规模的扩大最终导致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兴起了。这些观点无疑与亚当・斯密的分工合作理论相一致。

从交换中获利,人们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则也就逐渐形成。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童叟无欺,自古至今,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诚实守信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2、财富理念

《周易》的财富观大致有两类,一是重财、生财、理财、用财的财富观;二是农、工、商三业并重的经营理念。

《周易》的思想中非常重视财富,吃、穿、住、行、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能。《系辞上传》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富裕起来就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才能称为盛德。因此“崇高莫大于富贵”(《系辞上》),“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追求财富、生产财富是崇高的事业,乃人间正道,也是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条件。《周易》给出了这一观点的基本理由,“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序卦》),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畜然后有礼”(同上),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现礼治。此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也。总之,财富是“聚人”(《系辞下》)的最基本条件。

《系辞上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自古至今,成就事业,都需要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这一切都离不开财富。宋代王安石根据《周易》的财富观,提出了“以义理天下之财”的观念。“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王临川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司》)。

孔子也明确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并明确表示自己也愿意追求财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在游历卫国时,冉求问他卫国人口增多之后该怎么办,他回答说“富之”,“富之”后方能“教之”(《论语・子路》),认为只有使国家、人民拥有财富,才能实行教化。

关于财富的来源,《周易》认为离不开自然,人类的财富取之于自然。《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其基本思想是财富乃天地所生,即大自然的恩赐。《坤・传彖》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上》),“天地养万物”《颐・彖传》),天地交而万物生,这就是《周易》关于生财的基本观点。

同样,《周易》也强调劳动生产创造财富。在《系辞》中指出“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为利,以教天下”,要“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这一观点实际与现代经济学中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是一致的。

《周易》还提倡要节俭,“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周易正义》),《节・彖传》中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百姓要“以俭德避难”,以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复困难。

3、利害理念

《周易》的吉凶观念预示着管理的福祸同源,其趋利避害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经营管理的理性选择。趋吉避凶,规避风险,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决策、行为等,是现代企业竞争中的明智之举。

对得与失、利与害、吉与凶的判断和选择,主要有吉、凶、悔、吝等九级。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行为,规避有害于企业发展的行为就是“吉”,反之则是“凶”;“悔”是人们没有获得利益时的心理感受,“吝”是人们没有避免伤害时的心理感受。

《周易》中的这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竞争中的行为选择的启示是,无论你做出什么决策,都要进行“利”与“害”,“得”与“失”的风险与收益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4、诚信理念

《周易》认为,诚信是做人与做事的根本。《系辞上传》指出“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v之,吉,无不利”。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诚信最重要。

在《周易》中,讲诚信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并把诚信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行险而不失其信”(《彖传》),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行险,可以稍稍偏离正常的轨道,但不能失去诚信;第二个层次为“有其信者必行之”(《序卦传》),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言必信”,必须遵守诺言;第三个层次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文言》),将诚信作为“敬德”“修业”的基础,赋予诚信以崇高的道德意蕴,使诚信得以提升;第四个层次,即诚信的最高层次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上传》),表明诚信与道德一体,诚信是不言自明的。

财富管理论文第6篇

【关键词】 企业文化;财务管理目标;净资产收益率

一、引言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内部因素的日趋多元,企业文化作为代表一个组织价值观、愿景、理念、处事方式等特有的文化形象,开始成为企业管理者进行企业整体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因此,它逐渐被视为是企业稳定发展或成功变革的关键要素。毋庸置疑,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及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而财务管理作为现代公司运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其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等)成为公司管理者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与企业治理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将在许多层面上对公司财务管理目标产生一定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企业文化综述

对企业文化的具体定义,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定论,对其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如同政治与经济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从本质上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价值、信仰、理念或者行为规范的集合。精明的企业管理者,早就注意到不同的企业往往有不同的文化,认识到文化对企业发展前途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主动致力于塑造本企业特有的优秀文化,因此企业文化是一种能力的度量,并持续作用在企业日常的管理运营活动中。

企业文化实践于企业日常管理运营中,主要反映在企业基本价值观的形成、企业精神的培育、用人理念的改进和企业员工对文化的反应等方面。从企业组织机构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的建立,贯彻和渗透将会作用于企业不同的部门中,指导不同的部门进行日常的运营活动,在此过程中,企业文化就是一种企业特有的管理氛围,引导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基本架构如图1所示。

(二)财务管理目标分析

1.财务管理目标概述。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指导方向,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直接制约着财务运行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财务管理目标应与企业总体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以便通过开展财务管理工作促进企业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兼顾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经济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统一;其次,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系统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目前比较流行的财务管理目标观点主要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虽然他们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评价这些管理目标的财务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2. 股东财富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是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多的财富,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表现出来。首先,用股价来刻画反映财务管理目标的进程是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根本理念出发,以市场价值的科学性和可依赖性作为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前提,符合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第二,其通过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追求短期利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第三,考虑了当前利润与预期利润对股票价格的综合影响,客观全面的表述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第四,比较容易量化,便于企业的考核。本文选择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进行相关研究。

(三)企业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关联性探讨

1.范围相似性。从空间范围内讲,企业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分别作为理念氛围和具体目标共同作用于企业范围内;从时间范围内讲,企业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将发挥不同的作用长期影响企业各个职能部门,促进企业发展。

2.目标一致性。无论是为企业良好运营提供优秀的文化氛围还是实现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其根本方向最终仍是回归至企业最终的战略目标上。

3.过程相似性。从企业文化的产生到贯彻实践,再到企业的认可是层层推进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逐级实践也是依据管理者的认识及要求,从财务管理目标的确立到各部门组织的认可及渗透,是一个由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4.评价互补性。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各种管理文化及人文文化的总和,主要是通过管理决策层面、制度建设层面和员工行为层面等来评价。财务管理目标主要通过财务指标来评价。财务与非财务指标评价体系相互补充,促进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5.激励牵引性。在企业文化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建设及层层贯彻中需要对人员及相应的组织环节进行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

(四)研究假设的提出

假设企业文化的强度与企业股东财务的变化是同向的,即企业文化强势的企业比企业文化弱势的企业股东财富更大。企业文化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企业股东财富的大小。首先,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专用性资本,经过企业管理活动及人文素养的长期积累,将在某种意义上维持企业的有效运转,这将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其次,企业文化的强度大小,将反映出企业员工对文化投资表现出的受激励程度,而这将有助于企业进一步积累组织资本,而财务管理目标的设立则成为了度量这种组织资本的手段之一,从而使企业文化间接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过程。

三、研究设计及实证检验

在进行研究设计之前,笔者认为需要对运用的理论部分作出前提说明。本文并不注重分析企业文化的类型及其具体内容,只是关注量度公司企业文化的强度。因采用调查问卷具体测评某企业的文化,受调查者和受访人的个人能力限制,主观性比较大,所以选择一些公开的有关企业文化的资料测评企业的文化强度是合理的。另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静态、缄默的信息,会稳定的通过一定形式表达出来,在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数据的选取时间对数据的真实性影响程度很小。由于得出的企业文化的强度只是一个时点的值,所以在对其他数据处理时笔者选择其在2000―2006年的平均值。

(一)研究设计

1. 企业文化量化指标体系构成。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专有性资本是不可复制的,对其量化依然是一大难题。选择指标体系量化企业文化时,笔者在借鉴有关学者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改进,分别从文化的建设力度、实践力度和认可程度来分析一个企业的文化强度。

(1)文化建设力度。将企业文化的相关内容形成语言的过程表明了企业对其本身的思考,反映了企业的发展理念,同时也是企业文化的建设成果。企业文化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明确的企业文化叙述中。针对这一指标,笔者选择“是否有企业文化介绍”、“是否有明确的企业愿景”和“是否有明确的企业精神”三个指标来量化。主要是通过企业互联网主页及在相关搜索引擎中以“公司全称(简称) 企业文化”为检索词进行搜索,有相关信息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0”,

(2)文化实践力度。企业文化的实践需要全员的参与,在企业文化的实践过程中,人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将企业文化层层分解形成各种具体目标和制度的过程,一方面是企业将其文化付诸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将企业文化的思想和内涵与企业进一步融合的过程。笔者在本文中选择三个指标来反映企业文化的实践力度,“是否有明确的用人理念”、“是否有员工培训”和“是否有企业文化推进活动”,主要是通过浏览企业互联网主页企业文化板块、人力资源及招聘板块和企业新闻等信息得到的,有相关信息则取值为“1”,否则为“0”。

(3)文化认可程度。本文论述的对企业文化的认可是针对企业外部因素而言的,一般来讲,强势企业文化比较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笔者选择“是否有社会媒体宣传过企业文化”、“是否有专著介绍过企业文化”和“是否得到过关于企业文化的官方荣誉”三个指标反映社会对企业文化的认可程度。通过查找企业官方网站中公司大事记和公司新闻项目或者输入“公司全称(简称) 企业文化”与“公司全称(简称)出版社”等词条在谷歌等搜索工具中进行信息检索,有,则取值为“1”,否则为“0”。

2. 股东财富最大化指标选择。股东财富最大化代表股东财富,一般认为股东财富=股票数量×股票价格。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处于弱势有效市场阶段,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因素较多,人为操纵机会比较大,所以用股票市值并不能真正代表股东财富。从理论上讲,有效资本市场中,净值与股价应保持一定比例,净值增加,股价上涨,净值减少,股价下跌,所以可以运用企业披露的财务报表信息。综合考虑各种指标的优缺点,选择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来代表股东财富。首先,净资产收益率是相对数,代表每份净资产能带来的利润,可以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进行对比;其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动态指标,可以反映公司连续给股东创造收益的能力,基本能够代表对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而净资产是一个静态数,反映按历史成本计量的企业为股东创造财富的累计数。

3. 控制变量。结合杜邦分析法中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分解(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以及历史文献中对净资产收益率的研究,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选取了下列变量(表1):

(1)公司规模,为公司的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2)公司成长年限,即公司从成立到2006年的成长年限;

(3)财务杠杆,即为权益乘数;

(4)盈利能力,即为销售净利率;

(5)成长能力,即为反映企业盈利水平增长能力的指标,选择主营业务增长率。

根据上述所选变量,笔者选用以往研究经常采用的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ROE=β0+β1CULTURE+β2SIZE+β3AGE+β4LEVER+β5NIR

+β6GROWTH+ε

其中β0为常数,βi(i=1,2,3,4,5,6)为各变量的系数,ε为残差。

4. 样本数据选择

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存在差别,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所以在选择样本时笔者选择了制造业。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发展的相对较为成熟,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优秀的管理思想均来自制造业,该行业对管理的要求更细致,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在该行业的运用较成熟。

本文共选取样本193家,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126家,深圳证券交易所67家。所选数据为上市公司2000年到2006年间的数据。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基于2007年到2009年间资本市场起伏波动较大的考虑,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很多企业的业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存在许多干扰研究结果的因素。样本中的公司均在2000年之前上市,存在公司互联网主页,且相关财务数据正常披露。另外,由于企业文化是一个时点数,无法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时,笔者通过运用各个指标在分析区间内的平均值进行研究。

(二)实证检验

表3为回归结果,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69.1%,调整后的拟合有度为68.1%,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程度可以达到69.1%,方差分析中F值达到了69.234,说明回归方程非常显著,本文所做的研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所选变量中资产规模和企业成长年限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不显著,销售净利率、权益乘数、主营业务增长率、企业文化和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满足统计上的显著性。

根据前文所述假设,企业文化和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企业文化比较强势的企业股东财富较多,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回归结果显示了这一假设的合理性。企业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17,符合企业文化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关系的假设,满足统计上的显著性。

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一般认为,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和企业权益乘数和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销售净利率和权益乘数越高,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就越大。在回归分析中,销售净利率和权益乘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19和0.012,p值均小于0.05,满足统计上的显著性,且符合公式所反映的关系。主营业务增长率反映了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成长性,能间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理论上应该是和净资产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恰验证了这一假设。而企业规模、企业成长年限和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

其他财务管理目标比如企业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EVA最大化等观点在财务指标选择上与股东财富最大化有相关之处。例如,股东价值最大化考虑的是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是股东的利益,而企业价值最大化关注的是企业股票和债券的市场价值,是股东和投资人的利益;利润最大化关注的财务目标是利润,与股票价值在理论上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企业文化对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财务管理目标。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强势企业文化对企业股东财富的积极作用,又因为各个财务管理目标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可以认为强势企业文化对财务管理目标具有正向效用。但是由于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企业文化对企业财务目标的影响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文化氛围,时刻影响着企业组织管理的各个环节,其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将对企业优化财务管理活动、实现财务管理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包括财务管理目标在内的各个组织管理目标也将自发形成一种与企业文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实践,为中国企业建设企业文化提供新思路。显然,抽象的企业文化与具体的管理目标将通过一种优良的资源配置实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对企业更好地践行企业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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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英慧,刘朝阳.财务管理目标新论[J].经济纵横,2009(1).

财富管理论文第7篇

关于财富管理活动的起源，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理财”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句话意思是说，治理财物要名正言顺，以义禁止民众不为非作歹。而对于家庭理财的行为，最早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治本篇》：“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意思是说， 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人们专事耕织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编者注）这是对农业经济社会家庭进行财富积累的最早论述。自春秋以来，古人们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财富管理的思想。例如，管子曾提出“利出一孔”（ 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那是从事耕战。――编者注）;曾子在《大学》中提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一部《周礼》更是“理财居其半”。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古代中国了理财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加剧，财富管理的思想也逐渐丰富。

由于长期以来受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限制，封建社会中一般居民家庭的财富处于非常低下水平。在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财富管理需求并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古代财富管理需求主要体现在国家一级一些富裕的家族身上。对于国家而言，财富管理包括了“生财、聚财和用财”三个部分。其中，“生财”就是创造财富，“聚财”就是向百姓收取赋税，“用财”就是蓄养民众。古代中国财富管理重点在于如何打理国家财富。然而，由于受儒家“义重于利”思想的影响，国家进行财富管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获利，而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例如，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就反复提到“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对于家族而言，财富最主要的形态除了货币之外就是土地了。与工具、房屋等财产相比，田产不怕天灾人祸，而且能够获得一定的地租收入。虽然这种收入与经商相比“生息微而缓”，但是“月计不足，岁计有余;岁计不足，世计有余”，因而是风险最小、最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而且，即便对于一些商人而言，经商获得的收入最后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转换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家族财富管理往往变成了对田产的管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指出，“以末（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

然而，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财富管理需求只能是社会极少数人群特有的。大范围财富管理需求的产生必然要依赖与财富水平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而这些条件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人类社会彻底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之后才可能出现。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编写的《中国财富管理报告2014》）

财富管理论文第8篇

[关键词]齐鲁文化；财富；伦理；道德；财富观；思想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4-0079-10

现今财富一词的含义具有丰富的外延，对人类具有价值的东西皆被称为财富，其中包含着人类的精神性创造。但就其原始义、基本义而言，其所指的是人所创造的物化产品，这从古人对于“财富”的释义中可以见出。先秦时“财”“富”多分别使用，但含义相通，汉时二者联用为一词，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1]958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财”为“人所宝也”（《说文解字・第六・贝部》），释“富”为“备也，一曰厚也。”（《说文解字・第七・宀部》）[2]三国张揖《广雅》释“财”与赀、资、产等同义，意为“货也”（《广雅・卷第四上・四》）[3]111。财富本义即是指为人所珍视并着意储备的物质性资产，今天经济学中财富的概念依然取此义项。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物质性资料的支持，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与获取对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关系结成的基础，更是人们社会交往的目的。

财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古往今来人们都在对它作着理性的探究，试图认识其本质与意义，对之作出相应的价值评判。在历史发展中，世界各民族都提出了各自的财富思想及财富价值观。就中华民族而言，体系化的财富思想及价值观建立甚早，而这正是齐鲁文化的贡献。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要构成，其对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发挥着核心作用。齐鲁文化的精神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筋脉，其财富思想更是中华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决定并影响了中国传统财富观念的形成。

先秦之时齐鲁诸子对中国社会财富思想的形成多有建树，主要包括生活在齐鲁的政治家、思想家如管仲、晏婴、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对于财富的论说琐碎而众多，在他们或其门徒结著的篇章如《管子》《晏子春秋》《论语》《孟子》《孔子家语》《墨子》《荀子》《礼记》等传世典籍中屡有载录。篇章、话语是否为其亲言或撰写虽多存疑，但至少反映了他们及其学派的立场与观点。其财富思想虽有侧重，而抵牾少融通多，彼此间互为补充，共同搭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齐鲁诸子对于财富问题的论说，大体而言有两个认知纬度：一是站在治政者立场上，从社会或国家管理的角度，探讨社会财富的运营与管理问题；一是立于社会伦理立场，从大众或个人道德固守的角度，言说个人财富的获取与使用问题。概言之，前者可称为财富治政论（或财富管理论），后者可称为财富伦理论（或财富道德论）。作为齐鲁文化财富思想的重要组成，二者又各自包蕴着丰富的内涵。关于齐鲁文化中的财富治政思想，笔者另撰篇章加以论析，本文主要是对齐鲁诸子的财富伦理思想作以概略性的论述。

春秋战国之时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长，齐鲁诸子顺应时代之变提出了丰富的财富思想，这与私有制的产生发展、财富的个人属性增强密切相关。除了从社会治政角度就财富的社会管理提出意见外，他们还从个人持有财富的道德层面，就财富的获取与使用，提出了价值标准与择取建议，对财富的社会伦理进行了理论阐述，建构起了诸子的财富伦理论。财富伦理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范畴的财富观，广义范畴上的财富观是包含着财富治政论、财富伦理论在内的财富思想。

先秦时齐鲁诸子的财富伦理思想自其大者而言，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他们对人求取财富的动机进行了认知，肯定它是人性情中之必有与自然存在；其次就财富的获取手段与途径，提出了明义、从事、去贪等求财有道，合于仁人之行的要求；最后对财富的使用去向与边际，提出了施众、节用、安贫、富义等用财有度，合于君子之德的主张。

一、求财欲富：人之性情

人对物质之利，对财富的求取意愿，齐鲁诸子认为其出自人的性情，这是为了身体之养、生活之需，人生于世自然而然的所为，《管子・禁藏》言：“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4]151趋利避害是人性的内蕴，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章句下》）[5]338荀子亦言：“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荀子・性恶）[6]111身体感官欲求求取满足出于人情、合乎人性。荀子认为在人性好利上贤愚之人皆同，他言：“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6]12

诸子肯定了为保证人性需求满足的物质财富求取的动机与行为合理性，他们认识到利的求取对于人而言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管子・禁藏》言：“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4]151为了获利人们甘冒风险而不辞。他们也认识到人们对物质之利的求取欲望也是无限的，孟子答万章时有言：“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孟子・万章章句上》）[5]202荀子亦言：“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6]13他们因而主张对这来自于心理层面人的求利动机与行为加以利用，如管子主张以其增长财富，荀子主张用其为君王所使。

诸子也认识到，虽然求利的性情众人皆同，但是在实践层面，人们的行为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孟子有言，“口之于味”等感官求取虽然是“性也”，但其又言“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章句下》）[5]338他认为利的获取出于命定，但君子是不以这种本能性的满足为追求的。荀子则认为：“学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6]11虽然人们求利动机与趋向相同，但是求之之道有君子小人之分。由此齐鲁诸子在肯定求财欲富是人之性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义求利的伦理主张：孟子从人性善角度，要求挖掘人之善端，推行仁爱精神，实现财富共享；荀子则从人性恶角度，要求人们接受教化，化性起伪，而超越本能性的财富求取，突破自我中心，实现利己亦利人的双赢。

二、求财有道：仁人之行

财富归属于人有先后两个过程：获取与使用。但每一过程都不是绝对的个人行为，其中人必与社会发生联系，个人行为从而具有了社会意义，财富的获取与使用产生了伦理问题，价值的择取便成为必然的作为。就个人获取财富如何合乎社会伦理，齐鲁诸子在原则上提出了明义―以道求富的要求，在方法上提出了从事―以力生财的主张，在态度上提出了去贪―求利有止的建议，求财有道作为仁人之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一）明义：以道求富

财富的求取有正道、邪途之分， 有正义、非正义之别，齐鲁诸子倡导的是明其正义，以正道而获取财富。

孔子有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7]19他肯定人对富贵的欲求，但认为当以正道获取，否则宁肯安于贫贱。在孔子看来以道求富，无有贵贱之别，他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7]41孔子还把人对于富贵的求取与整个社会风尚的有道、无道联系了起来，其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7]49他认为个人富贵的求取应是在道德体系完善之下作出择取的价值判断。孔子所谓的“道”就是诸子常言之“义”，它是人们社会性生存中形成的价值认同，已内化为人们行事的理性存在；在财富的求取上，其表现为手段合于社会道德的认可，当然也要合于礼法的要求。

诸子鄙弃非道非义得来之富贵，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41他们要求在富贵前，必须辨以礼义再做取舍，即《礼记・曲礼上》所言：“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8]1虽有厚禄巨富，若须去礼义而获取，则不足为贵而应舍弃。孟子对此亦言：“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章句上》）[5]265即若以正道获取利益，所得虽多虽巨，则坦然受之而不为骄然。此外，孟子答彭更置疑时更有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30

由此齐鲁诸子开启了义利之辩的经典话题。利者，利益，主要指物质之利。在财富的求取上，孔孟要求以道求富、辨以礼义而承接富禄。其中已包含着对于唯利是图的否定，并明确提出了见利思义、见利不亏义的主张。孔子答子路问成人时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7]92《礼记・儒行》亦言：“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8]480人们对于义与利的态度不同，在诸子看来是人生境界的不同，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7]21荀子亦言：“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儒效》）[6]29仁人君子以义为上，小人俗人唯利为求。因而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6]11这就是财富获取的荣辱观。

见利思义、见利不亏义、先义后利的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全面继承。到宋明理学、心学诸子之时，已发展到重义轻利的一面，这在先秦时已露端倪，如子思有言：“吾之富贵甚易，而人尤弗能。夫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其于富贵庶矣哉。”（《孔丛子・公仪》 ）[9]121孟子亦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28诸子安贫乐道的言行，都表现出对于富贵、对于物质之利的道德超越。义利之辩是中国人对于财富获取的价值判断，见利思义发展到重义轻利虽有失偏颇，却是对个人求利行为的有力敛束，也是对社会关系的良好调节，消解了唯利是求给社会带来的解构之力，其历史意义重大。

（二）从事：以力生财

在财富求取上，齐鲁诸子坚持以道求富的原则，而如何获取财富，齐鲁诸子意见虽略有差异，但是肯定人的积极作为，主张从事于生产与经营而增长财富，是其主流思想。

主张以力生财，以墨子的论述最为明确。他在批判命定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10]133他把命定论推为儒家之说，认为命定论的盛行会使人不思作为而怠于职责，最终导致社会的贫乱。就社会的财富产出而言，命定论更会导致生产不足，物用缺乏，《墨子・非命上》言：“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墨子对命定论及命定论持有者做了彻底否定：“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10]125因言：“故执有命者不仁。”[10]121在非命的基础上，墨子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10]118的观点，肯定人当以积极作为实现财富的增值。

而儒家确有命定之论，孔子曾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论语・季氏》）[7]111子夏有语：“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7]74孟子亦言：“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孟子・尽心下》）[5]338但是并非如墨子的指责，他们否定人的一切作为，在财富获取上消极等待，其实他们也主张积极有为以生财富的。如孔子曾赞颂弟子子贡不安于命经商致富之举，《论语・先进》有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7]68孔子还言：“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其一为“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孔子家语・六本》）[11]40明确提出君子应当顺时以力求财。荀子在天命观上也提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6]80俱表现出对于人的积极作为的肯定。

在财富获取非命与安命的矛盾中，后世有所谓“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的俗谚，看似是对二者的调和，实则是对于人积极作为的肯定。而这正是对齐鲁诸子以力生财思想的继承。

（三）去贪：求利有止

齐鲁诸子承认对于财富的追求是人的自然欲求，但是在财富的求取过程中，他们主张不可过于贪婪，陷溺于财物之中，而应当知足守中，守于君子之道，保持为人的廉明之德。

齐国管子的思想虽然较为重视物质之利，但是他却提出了“圣人不以物惑”的观点，《管子・戒第》言：“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4]89要求“圣人”以道德为上，超越物质，不贪恋于财物，不以财物得失而惑心。

晏子正是管子所言“圣人”的体现者。《晏子春秋》中多有景公听闻晏子家中生活拮据屡屡赐金、赐田产、赐封地，晏子每每推辞封赏的记载。例如他不为子孙谋产业，推辞君王千金之赏时言：“婴闻之，臣有德益禄，无德退禄，恶有不肖父为不肖子为封邑以败其君之政者乎？”（《晏子春秋・卷第六・第十九》）[12]310他不为家中聚敛储藏钱财，曰：“婴闻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它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在财富上他求取的是“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晏子春秋・卷第六・第十八》）[12]308衣食上不求享受，够用即为满足。

鲁国的孔子肯定了人的正道求富，但他又要求“君子”应以道为求，不要贪恋于物欲满足，他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7]4对他而言，在物质上极易满足，不以奢华为意，《论语・子路》记载，卫公子荆谋营居室，从“始有”“少有”到“富有”，孔子的评价分别是“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7]83，孔子认为其都各得其宜。孔子本身更是不以财物为重，《论语・乡党》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7]63他取于外物而不贪婪，《论语・述而》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7]43主张不将鸟兽网罗殆尽。

君子取物而不贪，其意何为？《礼记・坊记》记孔子有言：“君子不尽利以遗民。”[8]412此乃君子让利于百姓，不与民争利的所为。再者贪于利，可能带来身命之忧，不贪可免于祸患，《礼记・儒行》记，孔子对哀公言，“道涂不争险易之利”为儒者“备豫”[8]480―以备不虞的一种品行。《礼记・大学》亦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8]488物当为人用，人却不能为物所控，贪于物者易伤身。

不贪于物，在齐鲁诸子看来这是君子的德行，《孔子家语・儒行解》记，“委之以财货而不贪”[11]12是“儒”的品行之一，他们将这种品德称为“廉”，并予以充分肯定。墨子言：“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10]9他认为君子处于穷困之际，更应该突显“廉”的品德。子思更把多取财物与品德薄劣直接对应，他言：“厚于财物必薄于德，自然之道也。”他反对“以贪成富”（《孔丛子・抗志》）[9]124。孟子对于“廉”则有着更高的要求，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章句下》）[5]156在他看来，不仅可以取―合于道，而且不得不取―急于用，取物才不伤于“廉”之德，如此要求只能针对君子而已。

齐鲁诸子去贪求廉的取物观，对后世士人处世修身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廉明不贪在中国社会历来被看作是君子仁人应当具备之德行。

三、用财有度：君子之德

在追求财富过程中当以正道求富，这是齐鲁诸子的求财主张。那么在持有、运用财富之时，如何作为才是君子德行呢？财富的应用一般而言有两个指向：对己、对人。据此齐鲁诸子认为，持有财富不能只为个人所用，应发扬仁爱精神，去掉贪吝之情，对人有所施与，就个人的使用而言，用财不可奢靡，当爱惜物力，薄养己身，做到节用。财富的个人拥有在社会中通常存在着贫与富的差异，如何就各自情状实现理性而道德的生活，齐鲁诸子认为，处于贫贱时，当安于贫贱，固守志向而谋求道业；处于富贵时，当为富而崇义，做到无有傲慢而好于礼仪。也就是说在财富的个人拥有与使用中，非是以个人意愿的肆意妄为，齐鲁诸子主张，应该做到有度有节，合于社会的道德要求，这才是君子的应有之德。

（一）施众：仁爱去吝

对秉持财富的吝爱之为、独富之行，齐鲁诸子进行决然的批评，他们要求人们能够以财分人、施众，做到爱人先于爱物。

晏子回答叔向之问，对于人在财物上的啬、吝、爱行为作了细致的区分与释义：“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啬；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啬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晏子春秋・卷第四・第二十三》）[12]209量财节用为“啬”，是君子之道，得其肯定。多财用于自养，或厚或薄，不能分财他人，则为“吝”与“爱”，是小人之行，受其否定。孔子也对人爱于财物不能分人而只求我用的品行做了批评，他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7]48又言：“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孔子家语・子弟行》）[11]32这也是他达己而达人思想的一个反映。墨子亦曰：“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墨子・修身》）[10]9

对于据财藏富而不分人的危害性，齐鲁诸子也做了明确的揭示，《管子・枢言》有云：“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4]39财富的积聚会导致危险性的提升，这是来自于现实的教训之识。晏子亦曰：“藏余不分，则民盗。”（《晏子春秋・卷第五・第二十二）[12]260逢遇灾荒，民盗四起，个人财富即处危险中。对个人而言，多聚财而不施予他人，也是仕途中绝、安身无处的灾殃之端，《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孔子警告敬叔，其富而不好礼，将生灾殃，因富丧身，不改必有后患，敬叔闻言“骤如孔氏，而后循礼施散焉。”[11]115接受了告诫，将财富散施于他人。墨子也曾告诫曹公子：“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墨子・鲁问》）[10]200也把多财不能分人看作不祥之兆。荀子则认为：“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荀子・仲尼》）[6]23富则施人，贫则节用，可使人立身于不败。

那么如何施财于人呢？孔子有言，作为贤者当“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孔子家语・五仪解》）[11]14富裕不至于聚财囤积，施人则求帮人去贫，孔子又云：“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7]33施财是救人于急难，非是使人富上加富。施人的去向在此就非常明了了。

在施人的基础上，诸子提出了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7]33原思家富推辞俸禄，孔子让他接受而后施人，话语中实则暗含着为了施人，可以爱物之意。而孟子则说得更加明确：“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5]316仁民置于爱物之上，也含有为仁民而爱物之意，为施人的爱物不能视之为“贪”。

爱人而施人于物，不仅是儒家的主张，墨子也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言：“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10]54在相爱之中的相利，包含着财富的彼此施予与让渡。

齐鲁诸子以财分人、施人的思想，反映了他们对于财富私有化之中依然蕴含着社会属性的某种认知，也包蕴着教化人们自觉出让财富以调节贫富而稳定社会的意愿。

（二）俭用：惜物薄养

就整个社会的财富消耗，齐鲁诸子提出了节用的主张，自然也包含着对于个人财富之用的同样要求，而他们自身也多是生活简朴，薄于己养，爱惜物力，以节俭为德，不求奢靡之享。

晏子虽在齐国为高官，但生活节俭，《史记・管晏列传》记，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1]491《晏子春秋》记载，他辞掉景公封邑后回答田桓子疑问时曰：“婴闻之，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夫长宠广名，君子之事也。婴独庸能已乎？”（《晏子春秋・卷第六・第二十》）[12]311他把生活居处的节俭看作是君子的应为之事。

孔子也是节俭的榜样，《论语・学而》 有记：“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7]3朱熹注曰：“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13]51“俭”为孔子五德之一。孔子有言：“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7]41在生活的奢侈与节俭上，孔子选择的是固守节俭。生活中的孔子也绝不浪费，能够惜于物而尽物之用，《礼记・檀弓下》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8]83破旧之物亦被发挥了作用，“敝帷不弃”由此成为人们节俭的信条。在礼仪的实行上，孔子主张“复周礼”，虽然礼仪规制繁琐，但在实际操作上，他主张节俭，《论语・八佾》记：“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7]13他所追求的不是礼的场面的张扬，而是礼的精神。

墨子更是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他言：“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10]21荀子也言：“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6]78这不仅是从社会管理层面提出的财富治政要求，也是从个人角度对个人财富的使用提出的节俭主张。

鲁人作《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14]40崇俭恶侈是中国人的生活信条，节俭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三）安贫：守志谋道

人人都期于富贵，但是富贵发达不可轻易而得，贫困穷贱往往是旧日生活的常态，就如何在贫贱中调整心态适然生活，齐鲁诸子提出了固穷安贫的主张，要求人们在不富足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固守自己的志向节操，谋求理想与道业的实现，在他们看来能够做到这些的即为君子。

晏子、孔子等最先提出了“不恶贫贱”“君子固穷”的主张。晏子有言：“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晏子春秋・卷第五・第一》）[12]221以力获功得财禄，身处贫贱而能安，被看作是君子之为。《论语・卫灵公》记，孔子等“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生愠见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7]105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是否能安于穷困。固贫守穷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能够安于道德、守于礼义，小人则“穷斯滥矣”，就会为摆脱贫穷而妄行不法，孔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记・坊记》）[8]403而君子与小人不同，孔子言：“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礼记・坊记》）[8]406君子不以富贵为求，不重食禄财货，宁肯所获少于应得，亦甘愿安于贫贱，自然不会生祸乱于社会。荀子也讲，儒者为国家所用，其可上可下，“虽穷困冻]，必不以邪道为贪。”（《荀子・儒效》）[6]25不行于邪道而去其贫贱，正是“君子固穷”的第一要义。

安贫固穷对君子而言，不仅是守于贫穷而已，还要做到心无怨恨，《晏子春秋》记，晏子相齐，家中食肉不足，景公闻知割地以封晏子，晏子推辞言：“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善为师也。”（《晏子春秋・卷第六・第十七》）[12]306虽贫而无恨，因心中存善。孔子也言：“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7]91贫而无怨是君子应为，故而当子路抱怨贫穷时，孔子对之进行了批评，《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子路问于孔子曰：‘伤哉，贫也！生而无以供养，死则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心，斯谓之孝。敛手足形，旋葬而无椁，称其财，斯谓之礼，贫何伤乎？’”[11]118在孔子看来，行孝成礼不在富养厚葬，尽己之心与所有以供之则足矣，生活贫穷不必以之为恨。

在穷困简朴的生活中，除了心不生怨之外，还要从中体味简单生活的乐趣，当然能够做到者为数极少，孔子有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礼记・坊记》）[8]403只有君子可为。孔子即如是，《论语・述而》记：“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41颜渊亦如此，孔子称赞他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7]4这就是为后人所推崇的“孔颜之乐”的生活态度。

在孔子看来，能否安于贫贱，还是判明一个人是否可交、可信的一个标准，《论语・里仁》记孔子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7]19以鄙陋衣食为耻者，未可与之议道；《礼记・缁衣》又记孔子言：“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8]446轻去贫贱难舍富贵者，虽言不求利亦不足为信。

身处贫贱之中，在齐鲁诸子看来，更要明于节操、坚守大义，不可因贫贱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孔子家语・屈节解》》记：“子路问于孔子曰：‘由闻丈夫居世，富贵不能有益于物；处贫贱之地，而不能屈节以求伸，则不足以论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11]90孔子认为君子虽然能屈能伸，但处于贫贱之中，不能屈节以求发达，虽然受屈但不能因此毁掉节操。孟子亦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28贫贱不能移己之志是大丈夫人格。荀子则言：“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荀子・大略》）[6]131君子处穷应不失有德，他又言，儒者“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6]25，穷困之中应当依然秉持正义。

贫贱中的坚守，其精神力量来自于对“道”的求取与坚持。《论语・卫灵公》记：“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7]105对于道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使齐鲁诸子超越了对物质生活的关注与挂怀，在富贵与贫贱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为了弘扬或保全道，自甘守志处于贫贱之中，《孔丛子・抗志》记：“申参之子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9]124孔晨蠢矗为了道的伸张可以屈己，但屈己受制而求取富贵，莫如守志以处贫贱，方无损于道的精神。

齐鲁诸子倡导的安穷乐贫、固志守道的生活理念，成为中华民族固守的生活态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又一基本精神。

（四）富义：无骄好礼

生活在社会中总有人发达而获取富贵，就人处富贵发达中如何处富用富，齐鲁诸子提出了有所不为与应有所为的主张，要求富贵而不傲无骄，不忘态失形，做到谦卑下人，好礼明义，爱人而富人、利人。

人一旦富贵，骄人之色不免溢于言表，诸子对此是加以批评的，要求富贵者有所不为，即“富不傲贫”“富而无骄”，如晏子称赞桓公任贤使齐国大治，其表现之一即“贵不凌贱，富不傲贫”（《晏子春秋・卷第三・第七》）[12]131；孔子有云：“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7]91话语中可以见出他们对富而傲、富而骄的不满。他们还要求君子不因富贵的获取而得意忘形，《礼记・儒行》有言：“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8]480他们更把富贵而无邪僻之情行看作是大丈夫品质，孟子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28

在富贵之中，诸子要求人们能够做到谦卑下人。《孔子家语・三恕》记，入桓公庙孔子看到了欹器，从其注水“中则正，满则覆”的特点中，悟到了持满之道，即“损之又损之道”―不求满盈的求低之道，他言：“富有四海，守之以谦。”[11]22他要求人们虽富而不张扬，能够谦逊于人，《孔子家语・六本》又记孔子言：“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11]44富贵而下人，即放低姿态，谦卑下人，亦即无骄不傲，无邪僻言行。

人富贵后，往往生骄有傲，充诎多淫，而不易管理，管子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4]108甚至生乱填殃于社会，《礼记・坊记》记孔子之言：“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8]405为了防止乱局产生，就需要为之建制立义，这体现为“礼”之制。礼的作用，孔子有言：“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礼记・坊记》）[8]405以制约富贵者不以骄生乱。因而孔子等又提出了“富而好礼”的主张，《论语・学而》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7]4在孔子看来，“富而无骄”尚在“富而好礼”之下，“富而好礼”是对人的更高要求，即要求人们安其位而持富用财，不恃富而逾规制。“富而好礼”的重要意义，《礼记・曲礼上》有言：“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8]2

墨子则提出了“富则见义”的说法，他言：“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10]9他把“富则见义”看作“君子之道”的四个品行之一，他所谓的“义”有丰富的内容，在富中的体现，他言：“富不骄贫也。”（《墨子・天志下》）[10]101其所谓的“富则见义”与孔子的“富而好礼”含义基本相通。

在富而好礼、富而见义的基础上，诸子又提出了富而爱人、爱而利人的主张。孔子言：“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发言不逆，可谓知言矣；言而众向之，可谓知时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也；以贵而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也；以达而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孔子家语・六本》）[11]44这是孔子耻于“独富独贵”思想的体现，富贵而爱人，爱人就是以富而富人，做到己达而达人。荀子亦言：“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6]114又言：“富则广施，贫则用节。”（《荀子・仲尼》）[6]23“仁”即爱人，“施”即富人，这也是对孔子富而爱人、富而富人思想的继承。

而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而利人中也有互利共富的成分，他言：“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10]91他把相爱相利看作不可违的天之意愿。

正因为诸子之提倡，所以传统中国历来对为富不仁的品行持以否定态度，富而好礼、富而有义，成为人们对于富者的期待与要求。

经上分析可见，齐鲁诸子从个人的维度，在财富的求取与运用两个层面上，对人们提出了基本要求，建立了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构筑了财富伦理论的思想体系，他们的财富观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人主流价值观中的重要构成。传统财富观的核心思想是“义在利上”，故而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财富从来就没有一极独大而成为判定价值的唯一标准，在物质之利之上，中国人有着形而上的道义追求，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稳定和谐发展多为中国社会常态的重要原因。

四、齐鲁财富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影响及现实意义

就产生发展而言，齐、鲁文化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但也有精神上的某种融通，又以地理相近之因，战国时“齐鲁”开始为人并称使用，如《荀子・性恶》有言：“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6]113汉后，以两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齐鲁”一词更是频被使用，可见对于齐鲁文化人们很早就有一种一体化的认同。这也是我们现今探讨财富思想，将齐鲁文化统而言之的原因。在财富思想上，无论是财富治政论还是财富伦理论，齐鲁诸子间就一些基本问题，观点立场上有着高度一致性。

但是作以比较求其差异，在财富论上齐、鲁文化间也各有侧重。从社会管理角度做出的财富治政论多出自在齐诸子，如管仲、荀子等多从国家宏观层面提出有关财富治政的建言。而从社会道德角度做出的财富伦理论，多出自在鲁诸子，如孔子、孟子的所言所谈，多从个人层面提出财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利与义的价值择取上，就其大端而言，齐表现出重利的倾向，鲁表现出重义的倾向。

这种文化差异当与齐鲁各自的地理环境、经济方式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对此司马迁有精妙的论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史记・货殖列传》）[1]935其较准确地说明了齐与鲁差异之由来。

从自然、经济因素看，齐为沿海国家，海岸绵长，多产鱼盐，境内地形多样，物产品类丰富，三代之前早有商贸传统。太公望受封齐地后，更是注重发展工商之业，以求富国富民，《史记・货殖列传》有记：“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932与鲁国周公奉行“亲亲上恩”之策不同，他实行了“尊贤上功”的治国方略（《吕氏春秋・秋仲冬纪・长见》）[15]343，最终壮大了齐国经济实力。齐国历代君臣均把富民强国图霸视为治政要务，至桓公、管仲时，更是致力于经济发展，齐国遂称霸天下，雄踞一方直至战国之末。齐国经济成分多元，商业较发达，求利尚功之策带来了实质性收益，其在文化上不墨守成规，较具包容性、开放性，因此在齐诸子的财富伦理思想中表现出重利的一面。

而鲁国则位处内陆，境内地势平坦，河流平地广有，百姓多务农桑，为农业型国家，物产较单一，商贸不够发达，百姓循天时而劳获，求利之心稍缓，因此其必然在文化上具有相对的保守性。而作为制礼作乐周公的封国，鲁国在遵循周礼上更为严格，这与齐对礼的变通执行不同，《史记・鲁周公世家》有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1]262周公已预见了治国策略不同带来的国家势力差异。与齐国尚功求利有异，鲁国自建国之始便将礼义的教化、伦理的建立放在了社会治政的首位，这就决定了齐、鲁诸子重利重义倾向文化背景的不同。当礼崩乐坏之时，鲁国孔子等以复兴周礼为己任，更是必然从礼的遵守上，对人提出价值选择的伦理性要求，故而在鲁诸子的财富思想中表现出重义的倾向，朱熹有言：“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雍也》）[13]87一语点明了齐与鲁在价值求取上的差异及历史之因。所以对于财富的伦理之论，在鲁诸子的论述多于在齐诸子，表现出重义的一面，有其历史与文化的渊源。

但是齐鲁文化中财富伦理思想的重利、重义倾向，是就齐与鲁的比较而言。关于义与利，在齐在鲁诸子皆有所论，他们对于义利的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可以说在齐重利而不轻义，在鲁重义而不轻利。在齐的管子平生言利颇多，而晏子则多从财富求取的君子之道言义，齐国诸子虽侧重于从社会治政角度谈论财富，但也有从个人伦理角度的财富之谈。在鲁孔孟在财富求取上虽多言义，但也不废求利兴利之谈，鲁国诸子虽多从个人伦理角度谈论财富，其也有从社会治政角度的财富之论。而荀子、墨子更多表现出义与利的并重，及从社会治政、个人伦理两个角度谈论财富的倾向。在对财富的认识上，齐鲁诸子的共识性大于分歧性，表现出认识的趋同与互补，这就是他们财富思想融通性的体现。就历史作用与影响而言，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二者虽各有特点，例如，齐文化尚功利、求革新，鲁文化重礼仪、重传统，但也有文化上的共性，荀子谈及秦与齐鲁之民的不同，认为秦“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荀子・性恶篇》）[6]113他认识到齐鲁文化的共性体现在对于伦理的尊重，这正是齐鲁财富伦理思想所以能够实现融通的原因。

齐鲁文化互相融通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这在秦汉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从社会的治理策略到个人的理性选择，齐鲁诸子以其丰富的财富思想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人接收、奉行与发展，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与导向作用。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齐鲁财富伦理观，在汉代儒术独尊之后，更是成为了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主流财富观，它为财富的创造、获取与应用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尺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用重大、意义深远。

时至当代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多，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是在走向富裕的路途中，诸多社会问题随之而生。由于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生活贫困，刚刚脱贫的人们不免过度重视物质，对外开放又使得西方文化中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负面思想输入中国，再因传统文化在20世纪曾遭人为弃置，民族优秀文化不得传承弘扬，腐朽思想却随经济发展而死灰复燃，因此现时社会经济虽然日益崛起，可是社会道德却日渐颓败没落。今日社会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大昌其道，现实中损人利己、为富不仁现象多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盛行，为了敛财求富，人们往往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乃至图财害命，官场中也是贪弊成风，腐败滋蔓，错误的财富观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比富斗阔、骄奢淫逸成为时尚，社会风气腐化、道德堕落至不堪。而国家层面则忽略了对于社会财富的有效管控与调节，忽略了正确财富观的引导、宣扬与教化，导致社会中贫富对立、两极分化严重，仇富嫌贫成为社会心理之病。种种因财富而来的败象乱态横生，倘若得不到纠正处置，势必影响中国社会健康稳定持续和谐的发展。因此正确社会财富思想的树立、健康财富观的重建形势紧迫，而影响中国数千年发展的齐鲁文化中的财富思想及其伦理思想，必然会对当下现实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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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财富管理论文第9篇

多项创新试点政策率先实施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财富管理综合经营、建立财富管理综合监管协调机制等35项创新政策获得国家部门批准或得到原则同意开展

试验区建设重大创新政策试点“一事一报”通道打开

青岛保税港区贸易项下前置美元保证金制度、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等试点政策已率先实施

全国首单中韩货币互换项下韩元贷款业务开展

财富管理特色机构相继落地

民生银行在青岛市设立了该行第一家直属总行的私人银行财富中心

全市私人银行数量达到10家，管理资产超过500亿元

组织诺亚财富、宜信财富等独立财富管理机构在青岛发起筹备中国独立财富管理行业协会

宜信财富全国首家旗舰店、恒天财富华北区总部落户

全国首批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顺利落户

重点金融合作项目深入推进

市政府先后与中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人寿等金融机构总部签署支持试验区建设的战略合作协议，就引进财富管理机构、培育财富管理市场和开展财富管理创新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积极拓展境外合作，先后面向英国、中国香港、瑞士等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开展专业化定向招商推介活动，并与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总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为引入境外财富管理资源搭建了平台

财富管理要素市场启动建设

海尔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青岛国际海洋产权交易中心落地

大宗商品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服务中心等进入报批阶段

综合融资服务平台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已有挂牌企业130余家，实现融资超过10亿元

高端教育科研项目成效显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青岛市达成多个合作项目意向，将在青岛开展一系列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和高端研讨活动

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挂牌成立，并已着手开展金融专业学历、学位人才培养

山东大学在青岛设立财富管理风险控制实验室工作全面启动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培训中心二期扩建工作展开

一批基础研究成果陆续出台

青岛市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中国财富管理报告》，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启动财富管理专业硕士教学工作

全国首套财富管理行业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完成，将投入应用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办法出台

推出《财富管理概论》和《财富管理资料汇编》等一系列基础研究成果

“财富青岛”品牌效应不断彰显

密集举办金家岭财富论坛、齐鲁峰会2014、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富管理研讨班、诺亚财富创新财富管理论坛、宜信财富管理创新与投资者保护论坛等财富管理专业化论坛活动

积极利用媒体平台开展持续性、常态化的宣传推介，推出500余篇试验区建设系列宣传报道

财富管理配套产业稳步推进

编制完成青岛市邮轮游艇、高端养老养生、慈善公益、教育文化影视产业、高端消费品零售业等高端配套产业发展规划

邮轮母港、新机场、轨道交通、世界园艺博览会后续开发项目、青岛东方影都项目等高端配套产业项目顺利推进

试验区组织管理体系全面建立

青岛市级层面成立了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委员会

建立试验区决策咨询机制

《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意见》《关于为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出台

各区市、各金融和财富管理机构积极参与试验区改革创新

各类优质金融资源加速聚集

2014年以来，新引进和培育各类金融机构12家，全市金融机构总数达到205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