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第1篇

城镇化加速发展在获得资源环境巨大支撑和保障的同时，对资源环境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快，资源消耗量越大，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当城镇化发展到稳定阶段(城镇化率70%左右)以后，国家和社会将拥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中，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弱，它们之间关系将出现拐点，相关程度将大大降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快速城镇化造成的资源短缺和各种环境问题约束了城镇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大为增加，土地资源却相对有限，开发利用存在土地供需矛盾、集约利用率低、侵占农用地及土地质量下降等问题;(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3)单位城镇化水平所消耗的能源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在节能减排紧迫形势条件下能源短缺危机将增大;(4)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偏低、技术含量低、高能耗、高排放等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和布局性污染，导致了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减少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有利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推进．

2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如下:为了计量资源的限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Nordhaus(1992)在理论上假设在长期资源的数量不受限制，单位劳动力平均资源量不变，即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上述假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设下，分别计算劳动增长率为n时的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

2．2数据来源文中198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13》、《辉煌山东60年》、《山东省国土年鉴》、山东省情网．产出Y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能源数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土地数量T的计算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之和;水资源数量W采用用水总量;环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劳动L采用年底就业人数;资本K依照永续盘存法Kt=It+(1－δ)Kt－1计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投资指数，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1990年以前假设指数不变)，K2000以张军等计算的2000年资本存量为基础计算，并通过推算定折旧率δ为7%．

3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与分析

3．1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用1985—2012年数据对(2)式进行回归，得到各系数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劳动的增长率n根据公式a×(1+n)t=b计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业人数，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业人数，t代表经过的年数．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29%，1985—2002年1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62%，2003—2012年10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1．55%．根据山东省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计算各个时段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尾效．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城镇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GDP产出的弹性值λ为13．10%，1985—2002年λ为12．10%，2003—2012年λ为18.77%．计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资源、环境污染尾效和城镇化尾效(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时段来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长1．20%．

3．2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尾效”分析从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进程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每年分别降低0．14%、2．96%、8．21%、9．15%，综合起来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每年降低20.46%．刘耀彬(2007)［9］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10．61%、0．36%、19．14%，对城市化进程的总尾效为30．10%．相比较而言，山东省在1985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对于全国水平较低［17］，其中受水资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和土地的约束;在1985—2002年期间城镇化进程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较大，达到34．02%，其中受水资源的约束城镇化进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来资源环境对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约束作用减小，表现为资源环境的消耗在总体上促进了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3.2.1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体现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布局和结构及新兴小城镇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废水、SO2、烟(粉)尘、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为9．58t/万元、34．97t/亿元、13．90t/亿元、0．37t/万元，从低到高分列31个省市自治区第6、14、11、10位．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东低的格局，因此，山东省现行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2.2土地对城镇化的约束山东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约束作用体现在供需矛盾、集约利用水平低、质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东省人均农用地约1194m2，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农用地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地耗从18．85km2/亿元逐年下降至3．14km2/亿元，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东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单位GDP地耗高于江苏省的1．97km2/亿元，浙江省的3．04km2/亿元和广东省的3．15km2/亿元;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地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严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山东省土地质量的降低．

3.2.3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水资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人均水资源量为283．9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99%;单位GDP水耗为44．35m3/万元，为全国水平的41．63%．近年来山东省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从尾效计算结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资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水资源总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为沿河海地区水平较高，这是由不同区域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但是单位GDP水耗呈明显的西高东低的格局，与城镇化率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应，说明生产性水资源的分布导致的供需矛盾是约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水污染，导致可用淡水资源减少，有限的地表水环境容量不能负担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2012年山东省河流劣V类水质占28．8%，比值仍旧过高．

3.2.4能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首先，山东省石油、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10．59%、3．43%，2012年生产总值占全国9．69%，低于能源储量比值;从2000—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为1770．20万吨标准煤，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量均上涨了两倍，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费量的增长终将受到约束．其次，能源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产设备的更新将是降低能源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万元GDP能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

4结论与对策

资源环境的约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程中面临的约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约束导致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产生了尾效，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约节约资源，打造良好人居环境，解除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引导资源环境系统和人口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优化．

(1)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推行资源集约节约的城镇化之路，推进因地制宜的区域差异城镇化道路、因时制宜的城镇化资源替代战略．以人文资源替代自然资源，以可更新资源替代耗竭性资源，以丰富的资源替代稀缺资源，以洁净型资源替代污染性资源，推进人地关系和谐的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2)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型城镇，建立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完善城镇化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健全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绿色管理体系．淘汰工业生产中高耗能的工艺和设备，支持节能低耗技术的研发和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引导绿色消费，推进环境友好型、生产清洁型和消费低碳型城镇化道路．

(3)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加强节约型城乡建设的区域集成和技术综合运用，完备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技术构建城镇化低碳经济网络，以循环技术疏通城镇化生态价值流，以科技创新搭建城镇化服务平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4)调控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根据不同城镇发展条件和阶段制定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的建设，避免不合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发挥核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环境统筹规划和整治，着眼城乡生态系统源头保护和综合治理，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2篇

目前，学界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将水资源承载力置于城镇化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则较为缺乏。钟开友（2007）在分析成都水资源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成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突出、供水水源紧缺、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水资源的认识；二是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水资源综合效益；三是加大投入，适度超前抓好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王小军等（2008）以榆林市为例，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城镇分布、规模、产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对增加用水需求、改变用水结构、加剧水体污染、促使水资源高效利用、改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许英明（2013）认为，水资源约束趋紧，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峻、内涝频发等水安全问题已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瓶颈性制约。杨开宇（2013）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水资源的供需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将水资源供需系统分为供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和污水处理六个子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未来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水资源供需形势将日益严峻。马海良等（2014）以城镇化进程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率与全国用水总量、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预测2020年城镇化率到60%时的水资源利用情况，结论显示，当城镇化率达到60%时，我国用水总量将突破红线控制要求，水资源作为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制约作用更加凸显。杨亮等（2014）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给予高度重视。不难发现，以上研究成果大多以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为基础，以某一具体城市或地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围绕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水资源禀赋状况、水资源消耗现状、水资源消耗预测和提高用水效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水资源承载力相关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分析不够全面，也未明确城镇化与水资源承载力的作用关系。一般而言，根据用户特性，可将城市用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产用水，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二是生活用水，是指居民住宅日常生活用水；三是生态环境用水，包括人为措施调配的城镇环境用水（含河湖补水、绿化、清洁）和农村生态补水（对湖泊、洼淀、沼泽补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首先导致的便是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用水的增加；其次，由于城镇规模的扩张，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下，也会引起生产用水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再次，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步入以质量为导向的新阶段，相关的生态环境用水增加也会对水资源消耗产生影响［3］。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成都市境内河网稠密，西南部为岷江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全市有大小河流40余条，水域面积700多平方公里。近年来，成都市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用水效率，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2008年，成都市颁布了《成都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提出了“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市”的目标，并重点针对城镇和农业的节约用水管理进行了规定。2014年10月31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出台，《办法》决定以每五年作为一个考核期，对各市区县采取评分考核的办法，且不合格地区将会面临暂停部分建设项目审批的严厉处罚。

（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供给能力分析

2001-2012年，成都市水资源总量（本文所提水资源总量均为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由72.71增长至82.01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则由712.92降低至698.94m3，说明虽然水资源总量有一定程度地增加，但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幅度要大于水资源总量的增加幅度，仍然表现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的总趋势。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需求水平分析

1.总量指标分析。2001-2012年，随着成都市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成都市的用水总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1-2012年，成都市的城镇化率由34.79%提高至61.08%，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相应的，用水总量也由430600万m3上升至644322万m3，上升幅度接近5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用水总量则会增加大约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001-2012年，成都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分别由270822、105617、54161万m3增长至301400、124409、77289万m3，增长幅度分别为11.29%、17.79%和42.7%，不难发现，虽然生活用水在成都市用水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增长幅度却是最大的。的数据中2001-2007年的用水总量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用水，2008-2012年的用水总量则计入了生态环境用水，为了分析的前后一致性，2008年以后也没有单独列出生态环境用水的数据，但是在总用水量中有体现。

2.单项指标分析。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用水量由422.2增加至549立方米，增加了30.03%；万元GDP用水量由288.8下降至79.16立方米，下降了72.59%；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数量由194.8下降至39.5立方米，下降了79.72%；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由497下降至470立方米，下降了5.43%。

（三）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提高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1.水资源紧缺现象显著。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高值为2008年的899.85m3，最低为2006年的553.38m3。根据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500-1000m3区间时，为重度缺水，不难发现，2001-2012成都市一直都处于重度缺水的范围，而对应的人均用水量却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422.2m3上升至549m3，可预见的是，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新增的城镇人口在摊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升总用水量，使水资源紧缺现象进一步凸显。

2.水污染问题突出。2012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73120.62万吨，较2011年增加5971.44万吨，增长率为8.89%。目前，成都市境内的岷江、沱江、南河、西河等主要河流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除了地表水外，某些区域的地下水也已受到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

3.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2012年，成都全国万元GDP用水量为79.16m3，比上年下降9.8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9.5m3，下降17.45%，虽然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成都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2012年，天津万元GDP用水量已降至20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也降至9m3。可见，成都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三、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水资源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制约愈发显著，为了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追求享受、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对水资源无节制的使用便是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约束，需要积极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在全社会中树立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具体来讲：第一，采取多种形式的节水宣传教育，包括在特定区域悬挂和播放节水标语、展板、横幅、LED短片等，全方位地宣传成都市水资源情况和节水带来的好处；第二，政府有关部门向居民免费发放节水宣传材料、指南和小贴士等物品，使居民了解日常节约用水的各种途径，增强居民在节水方面的常识，为节水工作的顺利展开打下基础；第三，在各种评奖评优中，突出对节水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和宣传，真正在社会上形成爱惜水、节约水和保护水的风气；第四，节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辖区内的中小学、普通高等院校等开展节水教育实践活动。在以上环节中，尤其要发挥宣传部门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节水意识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加强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

各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节水工作的领导，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推进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需将节水工作纳入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去，推动建立由市水务局、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全市范围内的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利用行政手段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提供支撑；第二，明确领导小组的评估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应紧紧围绕“三条红线”的控制目标，针对用水总量、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方面来设计考核指标。在考核目标的制定中，要注意目标的设定需要立足于成都市的现实状况，一方面，目标不应设定过高，脱离本地区的实际，另一方面，目标也不能设定过低，以防止无法形成足够的激励，另外，考核指标的设计还应注意需要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第三，各级政府需要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情况作为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第四，明确考核结果的奖励惩罚措施，从评优评先、项目审批等方面对考核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完善节水管理工作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大力提高用水效率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生态环境用水外，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是水资源需求端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也应将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农业用水方面，作为水资源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占据着成都市用水量40%以上的份额，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需要实现农业技术、基础设施、作物结构等三方面用水效率的提高，首先，在技术环节应积极推广高效输配水、生物节水、膜上滴灌等输配水技术，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防渗、喷灌、微灌工程，从用水末端减少水资源的损耗，再次，立足区域实际，大力发展低耗水作物的种植，优化农产品结构来降低农业用水量；第二，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我国近年的节水实践经验表明，工业用水领域的高效循环利用是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成都市需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工业用水的节水潜力，譬如，通过加快节水型企业的建设，借助技术创新、节水改造等措施，淘汰高耗水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水平；第三，生活用水方面，主要有赖于公民节水意识的提高［4］。

（四）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3篇

【摘要】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丰富多样性，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着重大改变，传统文化保护面临困境。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民族文化；保护

【基金项目】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大学） 基地课题项目（2014）。

【作者简介】李治邦，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农村经济；吕群立，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历史悠久，众多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性

贵州的民族地区包括黔南、黔东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250个民族乡，国土面积9.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5%。全省有48个少数民族，其中18个是世居少数民族。2013年贵州省常住人口350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居全国第四位。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民族生态环境中，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着不同民族的特点。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河纵横，森林茂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是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的自然生态基础，“一山之隔，习俗殊异”，形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

贵州在历史上就是各民族交融的，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其他民族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在贵州的濮人相交汇，在共同开发贵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现象。由于贵州历史上地理偏远、交通闭塞，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较多地遗存了世居民族丰富而厚重的农耕文明的区域文化资源。在我国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贵州的数量列全国第三位，其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份量很大， 如“侗族大歌”“水书”“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等。还有大量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如贵州东南部的堂安民族古寨，有7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侗族文化物质空间载体，特别是这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的“侗族大歌”，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一，享誉国际。贵阳市花溪河畔的镇山布依族民族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以布依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的自然村寨，建筑空间丰富颇有特色，民族元素多。贵州的梯田众多，如花溪高坡梯田，高山地貌独特，民族风情浓郁，是当地苗族人民世代辛勤劳作、巧夺天工改造自然的文化景观和旅游景观，成为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的“摄影创作基地”。贵州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富有特色且保存得比较完整，“多彩贵州”包含了丰富多姿的贵州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对贵州旅游文化的宣传策略和手段，已成为贵州的名片。

二、城镇化进程中贵州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也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的地域扩展过程”（许学强，1997）。城市化改变着乡村的面貌，“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刚性结构中， 并逐渐取代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形成的地位和作用， 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被代替的境地”（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1999）。城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有消极影响是肯定的。贵州省2013年的城镇化率为37.8％，大大低于全国53.7％的平均水平，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

1.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受到侵蚀和破坏。第一，城镇化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城镇化进程也是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电子媒介在民族地区的介入和普及的过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使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发生急剧变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习俗正在加速消亡，一些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古迹遭到损毁，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少数民族母语危机日益加剧，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贵州境内民族语言的使用率急剧下降，彝语、苗语、布依语使用率下降非常严重。第二，大量民族青壮年外出务工影响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少数民族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和迁移，促进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但民族民间文化所依存的民族习俗，因此而缺失其行为的主体人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受到挑战。许多靠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传统手工技艺后继乏人。随着掌握这些传统文化和技术的老人逐渐离世，少数民族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和技术也濒临消失。如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个布依族村寨，随着一位布依族老人的离世，他所通晓的布依族傩仪和掌握的布依族傩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就随之失传。第三，民族传统文化的生长失去依托。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纷纷进人城市，原来相对集中居住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分散在城镇的各个角落。同时，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挤压无法进入普通学校的课堂， 结果是学生从小就学习非母语语言和外国语，而对自己的母语和其所存载的文化却不知晓；民族民间文化不受重视，民间艺人地位下降，民间歌手和表演艺人缺少观众和舞台，年轻一代继承民间文化的寥寥无几。目前，实施城镇集中办学，撤销乡村偏远学校，而城镇学校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语言基本上不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惯。

2.民族传统形文化的损失和破坏难以弥补。城镇化使人口不断密集，村寨变为集镇，集镇变为城镇，对旧城的改造，往往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城镇街区、建筑被拆毁，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被丢弃、遗忘和破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大量流失，现代工业用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民族民间工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工业园区、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建设， 对民族地区的有形文物和文化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贵州黎平县是侗族鼓楼艺术之乡，该县境内现存的鼓楼有不少需要修补或重建，却难以实现，因为修建鼓楼的大木柱需要五十至百年树龄的杉木来做，而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大树了。鼓楼前的歌坪，传统是用鹅卵石铺成，而现在鹅卵石日渐稀少，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多改用水泥，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由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贵州民族地区新建民居大量存在按照统一建筑模式修建，未能很好地根据当地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来修建，使贵州苗家山寨、彝族山村、布依水乡等原本具有的人文品质逐渐消失。民族地区民居建筑新了，样式洋了，传统丢了，特色没了，魅力没了。贵州回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清真寺大都始建于明清时期，以土木结构为主，具有传统古建筑的风格，但经过不断维修、改建或重建后，现在大多是砖混结构，未能充分保留和体现原有民族元素、地域特色和原有建筑风格，民族原有特色弱化和消失。

3.无形民族文化遗产生存力在衰退。城镇化使都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渗透，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民歌、民族舞蹈、民族体育、民族医药等逐步走向衰落。一些依靠口传面授方式加以传承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如黔南州水族的“水书”，传播渠道狭窄，普及使用范围小，只有极少数传承人能识读，一旦仅存的传承人去世，珍贵的民族古籍“水书”将成为无人识读的重大遗憾。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曾经把当地民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榕江县的车江镇也要求当地学校把侗歌纳入学校教学内容，贵州大学的艺术学院也曾举办过几期侗歌班。但更普遍的现象是，上学的孩子几乎只唱校园歌曲、流行歌曲，不会唱民歌。

4.对民族民间文化过度开发，商业化倾向明显。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大多是不当开发、过度开发，造成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地方政府往往重开发，轻保护和管理，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在贵州很多旅游景区，常有商业行为表演的人穿的是苗族服装，却梳着土家族发式，唱着侗歌，跳着苗舞，夹杂着伪民俗。一些旅游景点的苗族“抢新郎”，并非苗族民俗，只是借此来赚钱的商业表演，是人为派生出来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举办各种节日，如苗族芦笙节、彝族火把节、侗族鼓楼节等，目的是促进民族民间文化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节日时令等方面有随意性，追求短期效益，抛开原有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没有原动力的，难以持续发展。1986年，侗歌参加巴黎艺术节演出时，有个作曲家曾经写了一首曲子夹在里面，法国同行听了，竟单把这一支挑出来加以否定。这应该是一个警告和教训。

三、城镇化进程中加强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

1.增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和有包容性的，一马平川的道路、林立的高楼可以体现城市的发展风貌和现代气派，但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淀起来的，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应该也可以是富有个性、魅力的，应该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如雷山县西江苗寨的建设，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不仅保护、宣传和发展了民族文化， 还创造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好的例子。可以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方式加强宣传，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力量，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特色教育内容， 让少年儿童从小认识本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本民族的自主行为，以民族地区原住民为主体，要以原住民的生产生计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为基础，使之能够成为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源泉，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2.把民族文化保护纳入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重视和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在城镇建设发展规划中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建立相关保护机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建立各民族语言学校，建设民族文化场所和设施，如城市民族文化博物馆和各民族文化中心，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城市多元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之中，坚持多元文化的平等、和谐共存。充分尊重历史和传统民族传统，少数民族区域的森林、草原和农田应该严格保护，限制开发，保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新建街道和建筑要尽量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把本地本民族最有特色的建筑和标志物在城市建设中展现出来，保留有展示民族民间工艺、美食、表演的艺术场所。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发展旅游为名，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甚至个人利益而打造伪文化和假民俗。

3.按科学、法制的保护原则保护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护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按科学化原则进行保护，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法治建设。第一，加强立法，保护民族文化及其多样性。虽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列有有关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的一些条文，但比较抽象，需要具体化。城市化建设应该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保护权利，加强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区域环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城镇化和谐发展。2003年1月，贵州省人大制定并且实施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有利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第二，保证经费投入和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把挖掘、整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贵州从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少，经费投入不足，各级政府应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保护、发现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第三，运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用现代技术工具对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录音、摄像、拍照和文字记录，对那些活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一般是自我娱乐或自发性地表达某种感情愿望的，可以根据现在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需要，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工和开发，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

4.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可以利用国外政府和民间无偿援助的资金，可以学习、借鉴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宣传与国际交流。例如，1995年， 我国与挪威合作在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这里的长角苗的古老传统和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服饰艺术得到较好保护。1997～2004年，我国多次与挪威合作，在贵州六盘水的六枝梭戛、贵阳花溪镇山、黔东南的黎平堂安和锦屏隆里等四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初步建成了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具有独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对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昌国.多彩贵州与贵州文化的构建[EB/OL].非物质文化遗产网.gzfwz.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2.

[2] 许学强.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172.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基础教育；农村教育

城镇化是一个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镇进化、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发展的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教育机构既要满足日渐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要满足其为得到更高层次的就业岗位和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提出的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要求。最近，我们在苏北农村中小学调研中发现：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新问题。

一、教育观念出现偏差，目标产生偏离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加速向城市聚集，农村教育问题愈显突出，尤其表现在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上。

(一)功利化倾向比较突出

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工程，但我们在不少农村学校看到、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教育的宗旨、目标被有意无意地抛开了，升学成了唯一或者说是重要的追求，农村教育成了农民子女进入城市的期盼，升学率成为社会、家长评价学校的标准，自然也成了农村学校的生命线。为使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尚有能力的家庭纷纷送孩子到附近的城市学校学习。学校教学为了迎合考试的需要，也有重点地选择和安排课时，对于升入高一级学校必考的科目教师要重点安排，课时要打足，而对于与升学考试无关的科目则完全是一种应付，对于孩子全面发展需要什么、对于未来农村建设需要什么也很少考虑。所以有很多农民说，学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和形成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实际作用并不大。

(二)城市教育“诱导着”农村学校办学理念异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还客观存在，有的还在扩大。教育不仅要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人才，而且还要提供科学技术，但是从学校办学条件到教材内容选择，现在教育适应的都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广大农村和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城市学校，特别是城市重点学校的“磁场”效应，对农村学生和家长放射出强烈的吸引力，吸引着周边的农村学生舍近求远，使一些农村学校因为生源不足而面临关闭的危险，而不少城市学校生源爆满以至于超负荷运转。我们在一所乡镇中心初中听到这样一个例子：该镇小学毕业的前50名学生基本上都不在本镇初中上学。城镇中那种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对整日埋头在田间的农民及其后代构成了巨大的诱惑，让孩子成为真正“城镇人”而不是充当“农民工”已经成为很多农民的强烈愿望，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离开农村的印记。一些农村学校的教师曾这样对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一种应付，很无奈。

(三)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

不少农村青年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这表明农村教育在发展思路、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着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一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在实践中感到：不学习那么多知识，一样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比大学毕业生赚的钱都多。大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的现实，使得他们对于依靠读书离开农村的目标产生了动摇。家长们担心花了钱让孩子读初中、高中，有了离开的思想，却又缺乏发展农村经济的本领，就是到了城市也无法适应；即便读了一个高职，找个工作，仍然是城市的高级“打工仔”，他们又将和父辈一样成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还不如早点工作，多挣点钱。因此，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放弃高考的人也很多，使得一些重点大学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逐年减少。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学校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目标和任务，农村家长和学生没有看到现代城镇文明对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特殊要求，而单纯地从急功近利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问题。另一方面则要从教育公平这个根本问题上去探究，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的公平，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发展农村教育的责任。

二、农村教育特色弱化，未来迷茫

教育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殊性。教育的目标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又需要彰显人的个性。尽管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但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然占大多数，“中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其中80％在农村”“要把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怎样办好农村教育?把城市的一套搬到农村来，农村教育就可以现代化了吗?只有从农村的现实和未来出发，把农村教育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把农村教育改革立足在未来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上，才能使农村教育发展充满活力。

到农村学校中去看一看、听一听，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村教育弱化了农村的特色，离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今天的农村教育没能够充分考虑到80％在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实际。一是我们的改革方案没有认真研究和充分体现农村文化的背景和优势，农村孩子的成长离开了千百年来农村优秀文化的熏陶。二是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农村教育资源，翻开中小学教材，看到的是大量城市的例子，满眼是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拥挤的人群……而农村里那一望无垠的土地、翻滚的麦浪、新鲜的空气等则很少被提及，反差非常明显。在开展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学校需要开展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活动等，而要提高这些学习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则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研究和制订活动方案。在这方面，农村有城镇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不少农村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不去研究农村这些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只是简单地模仿城市学校的做法，或者把城市学校的课件拿来依葫芦画瓢，让农村学生失去了学习和活动的积极性。三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开展有农村特色的活动。农村孩子对农村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们爱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如果以此为基点设计和组织相应的活动，自然会极大地调动农村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而有些农村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为省事，为保持与城市学校的一致性，不考虑农村的特色和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照搬照抄城镇学校的活动方案，让农村学生被动地跟着这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一套来做，其活动效果自然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四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城镇化发展的特殊需要。城镇化是指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从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农村学生和家庭的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并反映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如：学生毕业后要进城工作，如何适应于城镇化的生活需要；学生的未来生活中需要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文明礼仪，如何在学校教育中渗透这方面的教育等。一般学校在统一化的教育评价体制作用下，都不考虑这些与教材不太相关的教育内容。

推进城镇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更好地发展农村，以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和推进农村的发展。因此，农村教育既要为高等学校输送大批农家子弟，又要为未来的农村建设培养人才，两者的结合点就是未来农村教育的方向。它既要为一大批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打好基础，提供他们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素养，同时在传递现代文明和现代精神时不忘“三农”，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多开展一些农村的社会实践活动，多介绍一些现代农业的科学知识，多组织一些有农村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把校本课程的内容紧紧贴近农村实际，让孩子们看得到、学得活、用得上。但是，以上几方面向我们表明，农村教育并没有考虑农村的实际状况。究其原因，还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应付各种统考，农村学校不得不把迎接各种类型考试作为教育教学的目标。上级所组织的视导、督导往往也只是检查农村中小学对教育行政部门所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完成的情况，因此农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是不太可能专门研究和探索适应于农村学校优势的一套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这种做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教育缺乏自身特色，使农村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十多年，却不了解农村。

三、缺乏理想与平等的教育环境，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教育是一项综合性事业，首先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同心协力；它不仅需要均衡的物质条件，而且需要理想的人文环境。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打破了过去那种平静的教育氛围，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使宁静的农村校园的育人环境变得不安宁，对学校领导的管理、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上。随着城市的扩大与建设，人口越来越集中，同时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使得原本就比较薄弱的农村学校更加脆弱，如骨干教师流失、教学设备不齐、教育经费紧张，使得农村孩子从入学开始就与城市孩子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其次，生源在学校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利益的驱动，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民营学校、职业学校，采取各种手段到农村学校去吸引生源。一拨又一拨的招生宣传不仅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学校施教区范围内的学生，还通过一些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农村学校的风气。例如：四星级、三星级高中为了争夺好学生，到乡镇初中散发宣传广告，甚至开宣传车到农村学校去招揽学生填报他们学校的志愿；城市初中专门委派人员深入到农村小学六年级的课堂、课间、操场、家庭，与学生和家长直接地面对面接触，小学还没毕业就搞得他们无所适从；甚至是一些职业学校、民营学校与一些初中教师订立地下约定，若送一个学生到他们学校注册，给教师数百元不等的好处费。政府的招生文件成了一纸空文，施教区的划分有名无实。这不仅使农村学校的优质生源大量流失，而且使以施教区学生数为基数的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给学校发展带来困难。

再次，乡镇政府的不作为使得学校周边教育环境难以有效地维护。在教育财政上挂到县级财政之后，乡镇政府对于教育的责任降低了，一些乡镇政府或领导也因此放弃了对农村教育的领导责任，对于学校的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过问得很少，以至于学校周边环境日益恶劣。如：学校周围的网吧不规范经营，成了腐蚀农村孩子的场所；农村社区与学校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搞得关系紧张而又无人协调；家长和学校也常为学生的教育产生矛盾，缺少有力的支持；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干扰了学校的秩序；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乡镇政府的努力工作。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5篇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建设；服务

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为新时代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吴江自1992年撤县建市以来，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或者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文环境的同步发展。文化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加强文化建设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江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根据目前的文化现状，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文化措施，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

一、培育文化意识，切实加强政府督导

（一）加大文化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文化宣传。比如利用公交车、公交站牌、广场、公园等地点，进行吴江城市精神、文明城市标语等宣传，以增强广大新市民的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利用LED电子屏、流动车等进行文化动态、文化知识的传播，使广大市民在潜移默化中认知、了解，从而提升市民文化建设。

（二）举办各类讲座

开辟《吴江文化讲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邀请学校、本地知名人士、民间文化传承人等进行讲课，授课内容包括名家经典讲座、文化艺术栏目、群众文化普及等等。随着《吴江文化讲堂》品牌服务的深入打造，讲座走出了吴江文化馆有限的服务场地，相继走进了各乡镇和城区的小学、社区，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三）提供培训就业

利用总工会职校、职业培训中心等教学资源，对新吳江人、新市民进行免费集中培训学习。使他们学得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同时也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

二、丰富文化形式，全面搭建交流桥梁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弘扬地方特色文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文化逐渐淡出现实，为此，吴江不断加大非遗的普查、申报和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非遗保护方面，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保护措施并举。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名录体系建设、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宣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同里剪纸在校园开设“传习班”，芦墟山歌在国内外屡获大奖；成立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为市民普及非遗知识，传递非遗信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吴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已日益深入人心，文化软实力极大增强，有效地提升了吴江的城市形象。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建立吴江区文化产业统计平台，每月公布各镇区实际投资额、主营业务收入等两个指标的完成情况。统计平台的建立全面提升了统计工作的效率，并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分析。在搭建文化产业统计平台的同时，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依托盛泽旺盛的丝绸产业，大力协同发展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建成形态、业态、功能独特的丝绸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此外，还依托丰富的古镇资源，深化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高吴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整合提升、品牌运营能力，加强对文化旅游的创意、策划、组织、集散、运营和延伸开发等。

（三）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吴江是一个外企、民企众多的经济城市，新吴江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主要地点就是所供职的企业，因此，开展好企业文化尤为重要。在吴江的很多大中型企业，都有配套的文化设施，员工俱乐部、健身房等等，同时还举办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全国百强企业亨通集团，不仅组建了亨通文学社、书画社、摄影社和亨通足球队、篮球队，还不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各类征文、书画摄影及体育比赛，职工文艺晚会和爱心帮扶活动等。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尊重，提高了员工的归属感，从而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开展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部门优势

（一）文化惠民，举办各类常态化活动

为了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使命，让广大市民更加便捷地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魅力，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常态化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变被动为主动，广泛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例如，已经举办十六届的区域文化联动，“民星闪耀”系列活动，吴江“百姓戏台天天乐”等惠民服务项目，不仅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也为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双服务”功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并且还带动了全区各镇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和文艺节目作品的创作，优化整合全区文化资源，繁荣了全区的文化活动，展示了江城人民良好的艺术才华和风采。

（二）整合资源，开展文化志愿者活动

成立文化志愿者队伍，通过整合多种文化资源，为艺术人才发挥专长提供阵地和载体。在有效弥补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不足的同时，拓宽公共服务渠道，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如文化志愿者“春风行动”----服务到基层，文化送春风项目，通过开展送戏下乡、戏曲惠民巡演、区域文化联动、各门类艺术免费培训班、戏曲示范学校、戏曲传习所等系列活动，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到全区每个行政村，把重点放在基层，把对象瞄准面广量大的新吴江人、外来工子弟、中老年人和中小学生等，把内容和形式定位在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使广大基层群众特别弱势群体，共享文化成果，共创文化产品，增强对社会、对吴江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觉，共建和谐美丽吴江。

（三）多措并施，加大文化市场监管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6篇

1.1土地利用粗放，集约化程度低当前我国土地利用水平总体粗放、集约化程度低，具体表现在一些开发区盲目建设，土地利用率低，有些地方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遍地开花。政府征地相对容易，且补偿标准很低，许多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采取的是“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型发展模式。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土地，一些地方忽视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存在修宽马路、建大广场，建设高尔夫球场等土地不集约利用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圈上千亩土地搞花园式广场。而小城镇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一些县、镇搞政绩工程，大量圈占农林耕地。据测算，中国建制镇单位土地面积容积率还不到0.2。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明显降低土地使用价格，甚至补贴地价进行招商。无论是“贪大求洋”的面子工程，还是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不集约利用。

1.2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用地结构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5]。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市区的重要地段分布较多工业企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土地资源浪费。市区存在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较大、而生态用地和交通用地比例较小的现象，导致交通拥堵和生态环境质量差的严重城市病。而在小城镇用地布局方面，存在着乡镇企业、村庄和小城镇过于分散，城镇道路建设不规范，功能分区不明显，建筑物布局零乱，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低等问题[6]。

1.3大量占用耕地，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城市人口的增加还是产业集聚，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城镇建设面积的扩大和耕地面积的减少。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征地—卖地—收益”价值链条影响下，加之农村土地补偿标准低，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就出现了，进而导致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强制征用，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相当普遍。而在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和长期生存权受到侵犯，失地农民生活难以获得保障。在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安置办法上农民没有决定权利，而都是政府或者“一把手”说了算，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暴力征拆的现象。

1.4土地利用规划流于形式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家引导和控制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手段，其显著特征是超前性、指导性和控制性[7]。由于地方政府是规划编制和政策制定的主体单位，缺少必要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规划审批和调整缺乏有效监督，导致程序的约束力不强，“走过场”的居多。此外受长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影响政策和指标的制定，导致土地集约利用的规划调控手段流于形式。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集约利用土地的对策

2.1制定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并严格执行由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相互关联，地方政府应根据城镇化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适应的城镇发展规划，有序控制城镇规模扩张，引导和控制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各级政府应当在坚持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实行总量控制、优化布局、节约用地，科学合理地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作为一个硬性指标。实行土地用途管制，适当提高城镇土地的利用率和容积率，通过合理的土地配置控制城市规模，实现城市健康有序发展。为了防止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盲目提升城镇化速度，人为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应严格城市建设用地预审和审批程序，严格贯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机制上确保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借鉴英国的经验，在规划的执行中，一切发生在土地上的行为必须首先符合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当确需调整某个区域的规划时，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论证，报人大常委会审议，规划调整方案得到公众认可后政府方能予以调整[5]。

2.2合理利用土地置换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用地紧张的局面日益严重，只有合理利用土地置换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才能保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土地置换是对各种不同用途的土地进行功能配置的转换，以此改善城镇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地方政府应完善现行的土地置换政策，鼓励农村开展建设用地整理工作，通过土地置换调整农用地与建设用地布局，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还应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出发，根据不同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实行土地资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有区别的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和用途管制。各地应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寻找合适的土地利用机制，变革土地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2.3加强法律监督，建立合理的奖惩考核机制要健全土地集约利用的法律体系，按照方便执法、适当分权、简单有效的原则，积极推行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集中统一、相对独立的执法监察体系，并且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负责制，另外还应逐步增加执法透明度[8]。同时应建立合理的奖惩考核机制，一是建立费用减免机制，对于改建、翻建厂房、建多层厂房的企业，适当减免一定的费用。二是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行为给予奖励，对于粗放利用、浪费土地的行为进行惩罚，鼓励土地使用者集约利用土地。三是将土地集约利用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改变现行的主要靠GDP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体制，通过将土地集约利用纳入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节约集约用地，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7篇

关健词：城镇化；基层公共文化；精神文化需求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3-01

一、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这就必然要求通过多种方式来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求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文化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活动贴近居民的需求，更能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面临的困惑，更能找到满足其需求的途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环境，如何更好地融入新的生活圈中，如何不断地提升自我，这些都是摆在原来的村民、现在的城镇居民面前的实实在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发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层公共文化通过贴近居民的文化活动对居民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满足其精神需求，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城镇化的生活。

（二）推动城镇化进程顺利进行

乡村文化和城镇文化或者说城市文化是有区别的，无所谓好坏，但不同的文化适应了不同的地域。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土地城镇化了而人口实际上还没有城镇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的城镇化转变还没有顺利实现，而这一问题又是由城镇化过快而观念转变过慢造成的。如何才能够帮助推进从村民到城镇居民的转变呢？发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宣传城镇化生活的一些活动，帮助村民更全面地看待城镇生活。只有对新的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才有可能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积极地向城镇居民过渡，从而推进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否则，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将成为阻碍城镇化进度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二、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要从多方面入手。比如，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素质较高的文艺人才到文化站工作，负责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等。同时，现有的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也要通过学历提升、技能提升等来提升自身素质，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再则，还要发挥社会居民和志愿者的热情，鼓励社区居民自己组建一些文艺社团，自我开展文化服务，吸纳志愿者到基层文化建设队伍中来，壮大文化工作队伍。

（二）加大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是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开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还要保证加大对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文化活动需要通过一定的平台来进行，设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以老年人活动室为例，起码得有一个活动的房间，得有桌椅等基本的设施，这些都需要以一定的投入做保障。各级财政要确保对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专项经费来保证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同时，在各类设施之间要有效均衡，大型和小型的设施与设备要均衡，图书馆、剧院等要均衡，方便社区居民的生活。

（三）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

在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开展中，可以通过邻里文化节、民间工艺展示、厨艺大赛、中老年画展、青少年才艺展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调动各个年龄段、不同爱好的人口的参与热情，一个人带动一家人，一家人带动邻里朋友，一起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开展来愉悦精神、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构建和谐社区。

三、结语

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国快速的城镇化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最根本的人的城镇化跟不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而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又是观念、思想方面的变化，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对于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充分认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基础公共文化发展的现状，从加大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加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等角度入手，全方位地推进我国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8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乡村旅游 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b）-0170-02

党的十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基本特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它与乡村旅游提高“三农绩效”，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目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本文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积极论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在新时期必将实现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占仓.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J].经济地理，2010（9）.

[2] 林峰.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3] 徐绍玲.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四川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

城镇化进程论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支持 城镇化 长期贷款

一、引言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城镇化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来，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16万人，城镇化率为56.10%，相较于2007年城镇化率上升10.23%。城镇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会促进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因此，本文将基于全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参考，为金融深入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撑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楼文龙等，2013；刘琼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指出资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瓶颈，要着力在城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个方面实施金融创新（陈银娥等，2015；刘奂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罗云开等，2015；巴曙松等，2013）。实证研究部分则侧重于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运用各种统计和实证方法对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金融支持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二者之间存在互橐蚬的关系（贾洪文等，2013；朱显平等，2015；陈志伟等，2014）；通过全国层面的VAR模型、协调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与新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指出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镇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规模不足、支持渠道单一、政策制度有制约等，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待提高，要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杨慧等，2015）；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效应出现显著不同，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需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水平（荣晨等，2015；熊湘辉等，201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他们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探讨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最新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以往统计后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等对城镇化影响的差异。

本论文将以全国分省数据2006～2015年面板数据，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金融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参考建议。

三、数据及指标

本文所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年鉴的数据整理获得，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获得。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的考察都是综合性指标，在参考前人选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吉荣支持城镇化的特点和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要求，分别选择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变量：

（一）城镇化的变量选择指标

城镇化的主要形成起点是人口的流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变量选择指标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是金融支持城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贷款又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和人均长期贷款3个指标来衡量。

1.人均贷款（元/人）。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人均短期贷款（元/人）。用短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人均长期贷款（元/人）。用长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指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金融支持这个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其建设，主要有：

1.劳动人口占比（%）。在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出现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流动，而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因此，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3.识字率（%）。城镇化进程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因此，识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4.城乡收入比（%）。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二者的收入差异显然影响着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5.人均FDI（美元/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弥补我国城镇化的一部分资金缺口，对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FDI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6.农林牧渔GDP占比。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是衡量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用农林牧渔GDP占总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以上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一：

表1 指标及变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基本的计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国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运用2005～2016年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预设四个模型，分别以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四个模型均以劳动人口占比，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城乡收入比，人均FDI，农林牧渔GDP占比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值均较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三大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三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2）在4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中，人均贷款的系数估计值为0.065，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系数估计值差异不大，分别为0.055和0.0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贷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将可能增加0.06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发展。从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虽然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但短期贷款所带来的城镇化增速明显低于长期贷款带来的增速。

（3）控制变量方面，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整体发展处于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不足的阶段，劳动力投入过多，劳动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资本不足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城镇化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升级转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合理布局劳动力投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人均FDI都对城镇化有正面影响，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识字率的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际角度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伴随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是投资与消费的双向互动，正是金融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中，单独考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它们对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起来考察，短期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小于长期贷款对城镇化影响。由于城镇化的投资周期较长，作用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相对来说不够稳定，对于城镇化的推进效果较小。

（3）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对城镇化有负向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劳动力投入过剩而资本不足是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金需求巨大，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规模，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体系完备的贷款产品系列，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针对性和稳定性的金融服务。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等主要建设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长期贷款更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建设，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应精准对接。

（2）城镇化的建设将更加注重建设的内涵，在社会保障、产业结构调整、居民生活消费、居民文化需求等方面的投资需求规模将持续增长，资金投入的方向也应向基础、大众设施方向投入，所投入项目要有利于贯彻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减少对夕阳产业无谓的扶持，金融支持应与城镇化协同发展。

（3）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永不过时的话题，在科技、教育等领域加强金融支持，对于推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效果显著。产业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的城镇化发展和二、三产业的优化升级，都需要有效的融资体系、人才和技术。

参考文献

[1]楼文龙.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J].中国金融，2013（08）.

[2]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06）.

[3]周景彤，徐奕晗.论金融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的支持作用[J].经济学动态，2013（05）.

[4]刘奂成.以金融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J].经济研究参考，2013（37）.

[5]巴曙松.从城镇化的推进看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J].现代产业经济，2013（09）.

[6]罗云开.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策性金融作用探讨[J].上海经济研究，2015（04）.

[7]贾洪文，胡殿萍.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基于1991 ～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13（04）.

[8]李清正，刘绪祚.金融支持与我国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04）.

[9]杨慧，倪鹏飞.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15（02）.

[10]荣晨，葛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5（03）.

[11]陈银娥，叶爱华.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资金保障体系构建[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07）.

[12]陈志伟.金融发展对河南县域城镇化的影响[J].经济经纬，2015（03）.

[13]何伟军.增长极辐射梯度衰减及增强效应视角下的区域城镇规划布局――兼论三峡库区新型城镇化建设[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03：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