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科技论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综合性科技期刊；地方经济；舆论引导；信息传播；沟通协调

科技创造财富，科技引领未来。作为展现当地科技工作的窗口和知识传播的平台，地方综合性科技期刊要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中顺势而行，发挥自身特点，将杂志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这要求期刊有一个明晰的办刊思路，将科技两字贯穿始终，做深、做透科技这个大文章，只有心系地方经济发展才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活力所在。

1地方综合性科技期刊发展现状

一直以来，综合性科技期刊在传播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科技法律、法规，科技发展动态和科技管理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科技事业的日益繁荣，综合性科技期刊普遍存在着规模小、体制落后和思路狭窄等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发展的需求，亟须走出“小科技”，融人“大科技”。

1．1地方综合陛科技期刊存在的问题

1)办刊意识不强。目前，多数有着政府背景的综合性科技期刊还依赖于靠上级管理部门给予一定的补助、收取微薄的论文版面费来维持生存，对于刊物的未来．办刊人缺乏统一、明晰的办刊思路，市场经营意识和杂志品牌意识淡薄，严重影响着刊物的发展。

2)内容与风格缺乏特色。许多综合性科技期刊的刊名大同小异，杂志的整体风格类似，基本以刊登职称论文为主，缺乏自身风格和亮点。此外，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还人为地将杂志采访、报道、活动策划等功能省略，取而代之刊登文件、领导讲话、过时消息等一些枯燥乏味的内容，严重影响着刊物的可读性。

3)脱离实际、视野狭隘。一方面，关系稿、人情稿、职称稿等充斥版面；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探讨，无法从更高的角度深层次挖掘和展现当前的科技发展成就。及时分析当前社会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等。

1．2地方综合性科技期刊承担的责任

1)社会责任。综合性科技期刊既是党和政府重要信息的者，也应是社会公共信息的者，起着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有产业的性质，因此，也必须要有社会公益意识，承担社会责任。

2)分析报道的责任。虽然杂志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像报纸那样及时报道瞬时新闻，但应借助于专业学科的背景知识，更深层次地挖掘内涵，详尽阐述所涉及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综合性科技期刊要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更应牢牢把握与科技相关的各个领域，发挥杂志特点，确立自己的地位。

1．3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综合性科技期刊助力

1)在综合性科技期刊缺位的情况下，对地方经济发展研究较多的还是大众期刊，关注的焦点也只是集中在现象报道、宏观建设、观念改变等方面．缺乏专业背景的它们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仍无法深入解决。所以，综合性科技期刊应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从科技的角度担当起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任。要针对当地经济解决实际问题。

2)一批综合性科技期刊的探索已初现端倪。《华东科技》《今日科技》《太原科技》等杂志纷纷改版，引进大众期刊的成功经验，一改过去“论文期刊”的面貌，以各地指导科技工作窗口、企业科技顾问、科学生活向导为主要内容，使杂志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了一定的指导性和权威性。用事实证明了综合性科技期刊可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2综合性科技期刊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

2．1宣传典型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1)宣传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焦点。把握区域经济命脉，结合科技发展动态，破解发展难题，积极探索符合地方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杂志内容，宣传报道各地推进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建设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以及在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市场与资本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案例。

以《今日科技》杂志为例，作为浙江省科技厅主管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该杂志自2005年改版以来，不断在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局、科技型企业和科学大众之间寻求平衡点。开辟了“资讯·观察、产业·财富、研究·创新、科普·时尚”四大栏目，一方面，报道全省科技动态，宣传各地科技局的重大科技举措；另一方面，广泛联系科研工作者，关注大众焦点。其中，每期的一大看点就是对县域科技经济发展亮点的宣传，这是编辑人员在结合当地区域特色和政府部门的汇报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策划、提炼而来的，如“景宁创业富民名茶科技强县”“鹿城：打造自主创新温州模式”“汽车科技涌动路桥”等一系列展现区域发展特色和风采的专题，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成为各地交流经验的平台。

2)宣传企业自主创新典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一旦选择好典型案例，大力宣传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能引导企业从重视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的扩大再生产转移到重视技术创新上来，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地方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今日科技》杂志为例，《飞跃集团——核心技术创新战略》《海正集团——博士后创新战略》《“珠光”为世界刺绣无限光彩》等系列文章在“自主创新浙江行”栏目中的集中反映，展现了浙江民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迅猛发展”的新风貌。同时，激励了更多的企业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到自主创新上来。

3)宣传科技相关部门的成功经验。重点宣传地方政府、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构筑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的成就和打造一流区域创新体系，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环境方面的新举措。这对新时期转变科技行政部门工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扩大科技工作影响力有着特殊意义。《今日科技》杂志在2006年第6期，以较大篇幅刊登了位居“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第5位的慈溪市在开展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基本做法，即“政策引导、主体培育、平台打造、载体带动”，从科技工作的角度归纳和总结了近年来慈溪市委、市政府以自主创新推进慈溪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与各地科技局密切联系，为当地的科技局长开辟了“创新大讲堂”栏目，使科技局长的工作思路和声音能在杂志上进行广泛地交流、引起争鸣，为其他地区开展科技工作提供了借鉴。

4)宣传科技创新人才。综合性科技期刊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加强对科技人才、科技先进集体、科技系统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在科技创新方面树立学习典型，为广大科技工作者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舆论环境。

2007年，《今日科技》杂志开辟了以反映科研人员的历程、风采、成就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栏目“科研人生”。宣传报道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中国计量学院院长林建忠，执著追求再造龙泉青瓷冰裂纹绝技的工艺美术大师叶小春等人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深入挖掘、真实再现”，科技杂志以其特有的角度宣传科技工作者，树立了科技创新人员的典型。

2．2传播信息为区域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1)政策信息。针对政府部门最新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调研统计等重大信息，深入解读其中涉及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及时回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性科技期刊背靠的就是“科技”，对政策解读的优势是其他刊物无法比拟的。

例如，《今日科技》开辟了“本期特稿”“权威推荐”等栏目。作为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的舆论阵地，该杂志对浙江省科技发展新举措、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重大决策等都能够及时分析解读。

2)农业科技信息。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期，农民对技术、管理、经营等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必将为我国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今日科技》杂志的“聚焦三农”栏目应运而生。《宁海“紫甘薯”种出“生命软黄金”》《创新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提升支农水平》《稻鱼共生：一号农业文化遗产》等文章深受农户欢迎。一方面，探索了农业科技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为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宣传科普知识，提高农民种养殖水平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国内外发展动态。就浙江经济而言．虽然经济发展迅猛，但仍是资源小省，问题突出。众多企业缺乏长远目光，在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利润不断下降，缺乏竞争后劲。因此，作为杂志媒体就应关注、追踪前沿，甚至预测趋向，帮助企业在产业转换升级当中发挥导向作用。同时，还应以媒体的宽广视野为区域科技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科技要闻”“科技在线”“科技广角”等栏目就针对国内外最新技术、产品和动态予以报道．透视其中的关键。如《科技时代资讯前沿》综合反映了国外最近科技产品，让读者了解与掌握了最新国际化产品。

2．3策划活动积极发展版外经济

1)策划评选活动。2006年，《今日科技》杂志社承办“2006年浙江省百名科技自主创新青年标兵”推选表彰活动，正式启动后，反响巨大。来自全省各地的科技部门、科技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踊跃推荐，积极争取国内首次科技自主创新青年标兵的推选名额。

通过评选活动，《今日科技》杂志发挥了科技期刊整合不同资源的优势。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杂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推选、表彰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青年科技人才，展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树立标兵和模范，引导更多的青年科技人才积极投身于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中。

2)举办论坛。目前，众多媒体都通过承办论坛来共同为社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今日科技》杂志通过承办“首届浙江省科技企业家论坛”，为浙江省的优秀科技企业和优秀科技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主创新成果、总结自主创新经验、交流自主创新思想、畅想自主创新未来的崭新舞台。通过杂志的影响力，邀请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做精彩演讲，多角度地讨论了浙江省企业如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强省战略的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科技下乡。综合性科技期刊可以借助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和集中的科技网络，为地方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今日科技》杂志在数次科技下乡中，不仅给广大农民带去了丰富多样的科普书籍．而且根据当地特色带去了一些实用技术。甚至．编辑部还组织人力，对口与地方政府创办试点性质的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科技结对枫树湾”就是典型的例子。不仅给该村农民送去科技书籍、科教光盘等科技物品．还与村干部和广大农民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心与心的沟通。特邀科技特派员到枫树湾村为该村杨梅种植户举办了一期别开生面的培训讲座；畅谈科技结对的3年计划和近期具体事宜，设计推出枫树湾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杨梅礼品包装盒：提出“科技结对，产业创新．典型引路．跨越发展”的战略思路；商讨枫树湾村杨梅市场招商引资、申请省级绿色农副产品认证、开办杨梅技术培训班、举办杨梅大会等内容，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

今日科技论文第2篇

一、发展经济实体，落实经济责任制，巩固科协经济基础。

今年初，我们对办公室内部机构和作用进行了调整，并相应制定了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和职能作用考核办法。打破了过去的统算统分，形成了按经济效益和职能作用独立的考核机制。明确了各部门工作的指标和目标，并实行独立核算。一年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科协自己创办的机械加工厂在去年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了经理和骨干的新老交替。使企业在年轻化、产品化、规模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经济效益得到巩固。科技楼自年初施行独立承包以来，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不断寻求新得经济增长点，调整资产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经营和管理有了很大提高。不但承担起科技楼所有消耗费用和办公室一半在职职工的工资，还自费更新了一部捷达汽车。增加了科协的自有资产。办公室本部在搞好科协活动的同时，注意资金的合理利用和投资收益的回收。有效的保证了科协的经济来源。弥补了失去厂内科技咨询业务收入的损失。为科协的生存和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和了有利的保障。

二、围绕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开展科协活动。

我们对办公室内部机构的调整和独立考核机制的实施，使办公室本部的职能作用突出出来。使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科协活动的开展。今年，我们围绕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科普宣传、科技论文评选、科技讲座、科技培训以及丰富科技人员业余文化生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5配合社会形势和工厂中心工作，开展政治与科普宣传教育。今年我们的科普橱窗共出刊八期。（160个版面）

5春节前，我们与厂报社联合，搞了一期集知识性、科技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科技知识竞赛活动。主要内容是一年来厂报上刊载的工厂科技信息、科技动态以及与铁路机车车辆行业有关的科普知识。全厂职工踊跃参加，共收到答卷846份，由于大家认真查阅有关资料，答卷的正确率很高。有124人获奖。

5今年三月，我们还组织全厂科技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知识答题活动。我们作为一个分赛区，把中国科普研究所出的科学知识竞赛题转载在厂报上。还买了80本《当代科学知识》发至各科协分会供大家参考。此次活动得到广泛参与，共收到答卷1860份。（全部报到中国科协科学知识竞赛组委会）经验卷，95分以上的就有951份。我们为随机抽取的120名参赛者发了奖。此次活动获中国科协科学知识竞赛组委会组织奖。5今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科技论文评选活动。对征集来自科技一线的40篇科技论文，组成了包括总师、副总师在内的专家评审组进行了认真的评审。最后以打分的办法评出一等论文二篇，（各奖1000元）；二等论文四篇，（各奖800元）；三等论文六篇，（各奖500元）；四等论文八篇，（各奖100元）。并将入选论文编辑成科技论文集印刷1000册，用于厂内外科技交流。我们还从中优选四篇推荐参加第四届**工业企业优秀科技论文评选。其中两篇获三等奖，两篇获鼓励奖。

55月16日，协助**市技协在我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由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教授主讲的科技报告会。各单位参加报告会的有600多人，其中我厂职工有近500人参加。

5今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我厂科协配合教育处，举办了工厂中层领导干部微机基础知识普及培训班。以适应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的要求，提高其掌握、运用微机进行办公的能力。这次参加培训的共有196人，按不同的基础分为A、B、C三个班，每周半天脱产学习，有考核，有考试。大家感到收获很大。

5在“**科技周”活动中，我们组织科协、技协骨干50多人，参观了中国科技馆、观看了穹幕电影《梦想成真》并游览了居庸关长城。

5评选厂级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26名，并又科协出资组织他们赴张家界、三峡参观旅游。

5今年，我们出资两万多元给全厂1400多名科协、技协会员每人购买了一本由我们总公司编辑出版的《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新技术》，做为日常学习的科普资料。也为我们下一步组织科普知识竞赛打下基础。

5今年我们还在全厂科技人员中，组织了业余飞标比赛。先给各分会配置了120个标盘，让大家练习、选拔，然后进行分组预、决赛。共有近千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项活动。

三、配合厂工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今年四月份，厂工会下发文件，决定在全厂职工中开展以“技术比赛”、“创一新”和“征三绝”（绝活、绝技、绝招）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我们科技协办公室做为组织成员之一，积极配合这项活动的开展。

今日科技论文第3篇

中国科技信息机构数据库(简称CSTll)里收集了目前国内为政府科技部门提供服务的所有科技信息或情报服务机构的基本J清况，无论是独立型发展还是依附型发展，无论是寄生状态还是化整为零状态，像文献服务、数据服务、查新服务等内容，小规模的信息服务机构是无法提供的，但科技宣传与科技研究，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提供，因此这两项职能的工作内容都被政府部门普遍重视"分析国内建制完善的科技信息机构，其业务部门之一的科技期刊社或期刊编辑部等，往往都有两者兼顾的资源和能力"如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有全省主要的科技信息传播中心，拥有科技进步与对策、科技创业月刊、科技信息快报、软件导刊和亚太传统医药等科技报刊，研究院里的部分专业研究人员安排在报刊编辑部里既从事科技宣传工作又从事科技研究工作，其科技宜传与科技研究的资源、能力和工作成效都十分突出"因此，国内的科技信息机构一般都会将体现科技宣传与科技研究的双重性的任务全部或者部分落实到相关的科技期刊社或期刊编辑部"。

科技期刊的宣传与研究职能

科技期刊的主要社会职能是传播科技信息，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而落实到具体的任务上，其主要的工作职能就体现为刊登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和科技法律、法规以及科技发展和科技管理动态，刊登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刊登新的技术、工艺、设计、设备、材料的科研信息与报告，刊登对原始科技文献经过加工、浓缩，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编辑而成的目录、文摘、索引，刊登科普知识等〔习"无论是大而言之的社会职能，还是小而言之的工作职能，概括起来就是三方面基本职能，即科技宣传、科技研究和科学普及的职能，所以国内的科技期刊一直实行新闻出版系统与科技(科协)系统最高行政机构的双重管理制度"由于科学普及的大量工作都由科协系统承担，所以政府部门管辖下的科技期刊一般都承担科技宣传与科技研究这两方面职能"例如由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杭州市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的杭州科技杂志，以报道杭州市重大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科技政策、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以及科技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其主要编辑人员都为研究系列职称，每年除完成基本的科技宣传任务外，还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软科学项目，同时承担杭州市科委下达的各项调研任务"由于科技期刊特殊的双重职能，主管单位对科技宣传的需求也越来越细化，面向大众的科技宣传逐步倾斜到党报党刊，或者市民报、广播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上，而对期刊的科技宣传，更注重权威性、指导性和专题专刊的信息集约与大容量"所以，许多综合性科技期刊就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科技政策、创新战略、产业布局的研究报告的详细解读，成为兼顾科技宣传和科技研究的专门读本"由华东六省一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厅)联合创办、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主办的华东科技杂志，目标是成为华东地区最具权威性的专业科技期刊，其办刊宗旨提供企业创新发展的解决方案0就完全以决策研究为切入口，其政策解读、创新管理、规律探寻，，的核心内容则充分体现了宣传与研究复合、融合后的宣传型研究、研究型宣传的特征"。

科技期刊的宣传与研究职能之融合提升举措

今日科技论文第4篇

今年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的主题是：凝聚创新智慧，做强实体经济。

本刊连续7年承办了北京科博会的中国高新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从2011年起，又承办了北京科博会的主论坛之一——中关村创新论坛。两个论坛的主题都是：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

时下，科技、创新、转型、发展，都不是什么新名词了。但是，它仍然是今日中国和未来中国需要认真探讨的话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经验可以归纳百条千条，最根本的还是遵循了小平同志指出的路径：坚持科教兴国，埋头经济建设，不搞折腾运动。

科教兴国，“科”字当头。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中国高新企业，在近几十年中国民族复兴伟业中一马当先，拉近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可是，我们就能满足么？

看看国际风云。南中国海的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二战后更曾明确。但我们一无航空母舰，二无远洋技术，缺乏有效实际控制，直至今日也无明显改善，才给了菲、越们可乘之机。

再看近日新闻。6月中旬中国将有载女宇航员飞船上天，更有消息说，此为未来登月做准备。这无疑是中国科技的一个飞跃。但想一想早在1969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就已踏上了月球地面，我们还是无法沾沾自喜。

如果再联想到今日中国的GDP，是建立在消耗了大量资源、造成空前污染、90%以上都是粗放型经济的基础上，我们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增长潜力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更让人感到困难重重、危机重重。

科技创新，中国的机会！

本期“封面故事”正是以《科技创新：中国的机会》为题，聚焦本刊举办的“中关村创新论坛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国际论坛”，几十位国内外的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登台演讲，上千位中关村等高新园区的企业代表碰撞交流，围绕“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献计献策，可资可鉴。

一个论坛，提供的观点和智慧总是有限的。“经济”版《绿色财富：从名义GDP到绿色GDP》、“科技”版《追思楼滨龙》、“文化”版《中关村“摸着石头过河”先驱者的足迹》等文章，其实都可以看作两个“论坛”的延伸。

今日科技论文第5篇

一、梁启超对科技体制化的贡献

晚期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单纯器物层次的技术引进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时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2〕。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以期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贴括，以取富贵”〔3〕，那里，只有科举才是获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维新派和梁启超循着人才救国的路线，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公开提出废除科举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维新派和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中，这方面内容最多。维新派是通过《时务报》向大众层面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的，而梁又是主笔。他的《变法通议》系统论述了变法的缘由及具体主张，由于他优美畅快的文风和精辟透达的论述，使得维新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变法通议》里专辟《学校总论》，论述新式学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功能，普及了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的了解。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标志着科技教育在中国体制化的真正开端。从而极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这其中，梁启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另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传。他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矿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5〕。“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6〕科学学会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学会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的《论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全面介绍学会的专门性文章。加上《时务报》的广为流行，使得学会的观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写到：“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7〕在他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直接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8〕，“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这些学会是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最初发端，在开风气、广民智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还在于他大大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和自然科学期刊的发行。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9〕“今夫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岁出以千万种记，日新月异，应接不暇”〔10〕，“苟处于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1〕梁启超十分重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新政期间。他亲自主持译书局的工作。他强调科学教育的普及“指授初学融贯中西” 〔12〕使之“略识门径”〔13〕，因此，在维新期间，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从而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这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在《论报馆有益国事》中，他较为全面向国人介绍了报纸的种类作用。他认识到报纸可以“去塞求通”，开启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5〕。并且，“朝登一纸·夕布万邦”〔16〕是传播知识最快捷的路径。“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17〕报纸期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梁启超对报纸的重视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维新期间，以宣传自然科学为主要宗旨的报刊也是层出不穷，如通学报、农学报、新学报，处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等。这些报刊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肇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作了极大贡献，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伟大先驱。

二、梁启超的科技观念

同维新派其他成员一样。梁启超首先认识到科技同国家富强的关系。有关这方面梁启超发表过许多言论。他强调近代科技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重大作用〔18〕，尤其强调铁路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19〕。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依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中来。”〔20〕他还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到了科技的本质，“今日机器之力大进，人力可以胜天”〔21〕，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22〕他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3〕。“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也。”〔24〕他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是决定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深刻的洞见。梁启超已经明确觉察到了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一国强弱、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他写道：“欧洲人其竞争力之强悍”〔25〕。“其所由来与其所终极”“是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26〕的结果。学术的兴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富强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他明确指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市场。”〔27〕这充分展示了梁启超目光的远大和深邃。试想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是才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吗？

梁启超同样认识到科学在开展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他学习和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并希望国民成为可以独立思考和不盲目信仰的“新民”。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28〕，因此，他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传国家、民权、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封建制度。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科学，发表了介绍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先驱。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化的基础。梁启超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代文化根底在那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29〕他从多方面考察了科学思想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他对生物学的考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达尔文生物学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人类三大发现之一。梁启超则稍具体考察了它的影响，他仔细列举了生物学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准确评价了这些变革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并称之为生物学家的“惊人事业”。他紧接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可以说全部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且。“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了它的刺激。”〔31〕他的说法虽略有偏颇，但表明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尤其让人叹服的是梁启超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人们常说治科学可以使人虚心静气。忍耐努力忠实不欺，寅旭便是极好的例子。”〔32〕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道出了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在《美术与科学》中，他深刻地洞察到实验观察和创造力对科学的根本性作用。看到了科学研究同艺术创作根本意义上的相通性〔33〕,具有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意蕴。

三、科学史及其他

梁启超的学术活动跟科学本身直接相关的就是他的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中，对上古、 中古、近古（近代）科技发展的情况、成绩和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墨子学案》中他给予墨子逻辑学思想和其他科学思想以相当的重视和论述。不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用部分章节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他非常重视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详细列举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考察了以历算为主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严格来讲。梁启超的科学史工作并不全面和系统〔34〕。但考虑到他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能以科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但他的工作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史之中。标志着科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而几乎在同时或稍晚，萨顿正在美国报怨科学史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进行了分期。并客观评价了清代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意义。对其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直至今天还不失为有说服力的看法。

3．他从多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的原因，以他自己对科学的深刻理解，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从而较早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5〕．从而较早明确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这却是三十年后诞生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四、科学与传统

科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多。然而科学却是西方人的发明，这对于对祖国的古老文明深深依恋的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尴尬。梁启超尊重科学，同样他也尊重自己由以生长的传统。当很多人在君临的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科学的狂飚中风雨飘摇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起来维护传统的尊严。

梁启超从没忽视过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他思想最激进的时候，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高唱西学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传统的价值。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36〕．反对盲目崇拜西学而弃传统以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37〕在科学方面，他有办法维护传统的尊严。

他认为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只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科学原则只是从那时起才被信奉，而中国早在六朝和唐代就已具有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用来横断古今文化，而不能用来横断中西文化。”〔38〕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先后之差”，“犹旦暮也”。中国人今天缺少的东西。西方人昨天也缺少它。虽然“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39〕，但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0〕。他充满敬仰地论述着古贤墨子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特地指出墨子的逻辑学比培根和穆勒早一千多年〔41〕。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42〕

如果说以上勉强的辩护即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科学精神难免显得脆弱，那么。梁启超通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破产的描述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理直气壮的优越性。一次大战后欧洲普遍的穷困潦倒和精神饥荒。击碎了欧洲人的科学之梦，同样也破裂了粱启超以前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敬仰。他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混乱状态。这大大激活了他灵魂深处久久压抑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开始带有优越感地描述欧洲人科学信仰破产的状态：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批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44〕．看到了科学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45〕‘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惟设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46〕（他开始在许多场合指责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人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47〕

通过对文化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使得他可以对以物质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贬斥从而树立起以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尊严。他承认中国文化缺乏物质，他认识到“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商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企丧失其效力……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①的物质生活”。达样根据他的二元论他提出了新的文化整合原则，“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而西方的物质显然只处于附属的地位。他早期曾提出“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50〕的文化整合原则，那时他更强调对西学的吸收。这种文化整合原则的实质性演变，展现了他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敬仰到冷膜的心理态势转换和对传统文化由衷自豪感的勃发。他晚年更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并希望把中图的文化推向世界以解决西方人的精神饥荒，他感到这中国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仍然坚持限定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从而继续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盘。尽管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努力以调和的面孔出现，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玄学，但还是受到了科学派的攻击。毕竟由于他巨大的声望，他的论点实际上强有力支持了玄学派的观点，从而对科学的声望造成一定的破坏，影响了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但是．梁启超并不反对科学本身，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51〕。只不过他认为科学应该被限制在它应该所属的范围，这样科学和传统才不致产生冲突。

我们看到，在科学派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梁启超努力调和二者的冲突，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科学万能的怀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杨，在我国目前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午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杨益茂：《洋务远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会科学，1996第i期。

〔2〕李鸿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2—53页。

〔3〕〔4〕〔5〕〔6〕〔7〕〔10〕〔14〕〔15〕〔16〕〔17〕〔20〕〔22〕〔23〕〔24〕〔25〕〔26〕〔28〕〔36〕〔37〕〔38〕〔43〕〔44〕〔45〕〔46〕〔47〕〔48〕〔49〕〔50〕《梁启超选集》．1987年第121313、19、19、53、24、24、25、25、26—270、792、274、118、323、212、211、799、724、718、724、819、849、211页。

〔8〕可参见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一125页。

〔9〕〔11〕〔18〕〔19〕〔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23页．第2卷，38页；第10卷．26、26页。

〔2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2卷，113页。

〔29〕〔33〕〔30〕〔31〕《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一辑53—61页，第二辑129—133页。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138页。

〔34〕例如其中对物理、化学的讨论几乎没有，而仅偏重历算。

〔35〕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24—232页。

今日科技论文第6篇

一、积极开展水利科技活动，参加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学会集水利事业的勘测、设计、施工管理、机电排灌和水利经济分析核算等技术优势，学会会员遍布我市水利各条战线，不少会员肩负着技术骨干的重担。今年学会人员协助水利局完成了多项科技咨询、设计等任务：**市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十五”规划；节水灌溉工程计划编制；市内骨干行洪河道（仪扬河、龙河、胥浦河）测量、整治规划；城河小西闸重建工程项目申报；土桥翻水站除险加固工程勘测设计及施工；仪化污水处理工程咨询；面上小型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水利工程管理等技术工作。

今年，我市出现严重旱情，中后山区乡镇大部分农田灌溉用水出现紧张，局部地区还出现人畜饮水困难。许多会员战斗在抗旱第一线，不怕苦，不怕累，充分发挥技术才智，为抗旱工作献计献策，攻克技术难题，为取得抗旱胜利、农业丰收发挥了重要的技术作用。

二、努力进行科技创新，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

为了加大我市水利建设的科技含量，我们努力进行科技创新，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今年完成了白羊灌区部分渠道和青山灌区干渠的“U”型板衬砌后，大大提高了渠系水的利用率，这两项节水工程在今年的抗旱工作中发挥了显著效益，使受益农民灌溉成本下降约10%。“**日报”、“中国水利报”、“中国农民报”分别作了报道，新技术推广应用使群众也从中得到实惠。

积极组织会员撰写学术论文和研究科技创新，本年度向市政府推荐四个科技推广项目(深层水泥搅拌桩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市丘陵山区小流域治理模式探讨、十二圩翻水站微机监控系统、砼“U”型板在我市节水灌溉工程中的推广应用)并获奖。

三、组织科技人员学习、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今年学会组织部分会员多次参加上级举办的各种专业业务培训班。自身在全系统范围组织过三期培训。4月17日~20日农水学组牵头举办了“水利工程业务培训班”，40多名基层水利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学习了农水规划与水土保持、水工设计与施工招投标、工程管理与防汛、机电排灌与节水灌溉技术、水准测量与仪器检修等。10月11日~13日水利经济学组组织全系统财会人员60多人集中培训学习新会计制度。11月19日~21日水政水资源学组组织全体水政监察人员20多人系统培训学习水法规知识。通过系统学习，全面提高了基层水利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增强实际工作能力，为新时期水利建设与管理再上新台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四、广泛开展科普宣传

今年9月，我市开展第十三届科普宣传周，我们学会部分会同参加了宣传周开幕式和听取了学术报告会，并就今年的宣传周主题“环境保护——完全与健康”结合我市水利特点，宣传水土保持知识，挂起“搞好水土保持，再造秀美山川”宣传横幅。7月，结合国家《水土保持法》颁布10周年，中国水利报2001年6月23日专号刊载纪念文章，于7月26日~8月26日张贴在局机关和各乡镇集市宣传板栏上，大规模进行集中宣传。对普及水利科普知识和宣传水土保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加强自身组织建设

根据章程规定，加之人员变化，水利学会今年已到换届时间，为了保证学会工作的正常进行，今年3月召开了**市水利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并修改通过了学会新章程，审核通过了工作报告，吸纳37名新会员。这次成功进行的换届工作加强了学会的组织建设，使学会保持了新的生命力。

水利学会今年又发展新会员37名，这些新会员都具有年轻、文化层次高、技术基础扎实等特点，他们的加入必定给学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六、关心会员的工作和生活版权所有

今日科技论文第7篇

石声汉先生是位硕学多能型学者，治学精明睿智，又坚韧不拔。早年立业生物科学，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晚年转重古代农书校注整理，益擅博学交叉研究之长，深得《齐民要术》堂奥及古代农家者流的著作要领，遂以“贾学创始者”称著世界科技史学坛[3]。本文正是在创通贾学的制高点上，见识石声汉先生的学术境界，彰明贾学之幸所在。

一、学科思想——古农学的科学标帜

石声汉先生受任古农学研究时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促其从炙热的现代生物科学转入“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4]的故纸堆中。当时新中国在规划宏伟的社会主义蓝图，继承中华古国数千年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遗产，是共和国奠基自立的基础。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绸缪，告诫本党：“清里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自已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5]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国后传统医学和农学领域首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历史遗产整理，农学方面“清家底”工作在农业部督导下，制定规划，建立机构，延揽专才，起势有声有色．石声汉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时期的学术背景下，改道易辙，厕身古农书领域。石声汉先生对祖国农业遗产素怀珍重之情，大约青年时代就有兴于古农书的探索，唯因昔日社会条件所限而只能“临渊羡鱼”，但却从未自泯夙愿，多年来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细读石声汉先生有关著作，许多古代农书农事似乎早有深思熟虑，某些重大的国内外农史资料早年已有涉猎或备录。石声汉先生与饱经忧患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负笈欧洲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英国学者称其学术上有“剑桥气质”[6]。但他却并不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痛恶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自信在古农书领域内本民族独具优势，颇不安于本国古农书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为时人不自重祖国农业遗产而焦虑。从其现存信稿和有关口碑资料看，他多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是个疙瘩”[7]，在“”时期许多公众场合曾坦诚申明，维护本民族应得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他倾心于古农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遗产宝藏自本世纪初始走上现代开发轨道，最初涉足者即为精于现代农学的专家，但在旧中国毫无统筹擘画的状况下，先觉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零碎的个案研究，较新中国继承农业遗产的宏图大略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远。所以当石声汉先生筚路蓝缕进入这一领域时，仍面临着披荆斩棘的草创艰辛。特别是要遵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清理数千年农业遗产，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里既要对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更要运用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主导性学术思想。前辈学者初涉这个特殊的科研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逐步实践、探索，直至确立或选择这种学科思想，以统领整个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对这一过程并无郑重声明或详确论证，但从其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径、方法、风格等，即后人评论常谓的“治学路子”。石声汉先生整理研究农业遗产的“路子”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古农学”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学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机构，作为鲜明的学术标帜。

石声汉先生标帜的“古农学”概念本身已很明确，顾名思义，古农学即古代农业科学；申言之，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以古农书的载体形式在古代农业中传播演进。古农学的提出绝非即兴而名的标新立异，说到底还是石声汉先生在古农书整理研究中实践认识的产物。当农业遗产整理工作发起之始，中央农业部就邀集各方专家，确定以农书校注为遗产整理的重点，并直接领导组织了大型骨干农书的校释和出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总揽数千年祖国农业遗产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纷繁驳杂的农业遗产宝库中首先划出易于科学开发的领域．石声汉先生则全力投入古农书中潜心探研，深入认识这一领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其学科范畴，给古农书赋于科学的意义，在历代农家的故纸中首次树立起“农学”的旗帜，作为一门当代科学研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上开拓。

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古农书校注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分析解释古代农事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学科思想的内涵。科学亦属历史范畴，农业科学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传统古农学与近百余年的现代农学水平虽不可同日语，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眼里还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是中国农业科学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古农学同样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应归属于中国农业科学范畴。就实质而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书记载中自成体统，有关生产系列、技术环节、农事概念等等，古今农学大体相通，唯建立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有所差异。前者立学于古代哲学观念，凭借经验性感知建立知识体系，后者立学现代生物科学理论，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大约考虑到这种同中之异，石声汉先生命名时特冠以“古”字，以体现与现代“农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关系。他在给好友杨东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说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8]，从总体看即指古农学学科体系臻于成熟而盲。古农学的学科价值，除资以科学地“识古”，客观地揭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外，同时更有“察今”的作用，“古为今用”始终是我国农业遗产整理的方针，对此石声汉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农学的直接使用价值，石声汉先生指出农书中尚有增产效益的技术经验，改进提高再用于农业生产；尤其重视至今仍行于农业中的传统农业工具、作物和技术知识，主张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改造，发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农业。次重古农学对认识我国农业传统和未来道路的历史价值。用石声汉先生的话说，“研究古农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找广阔的道路”[2]。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日探讨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学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农学建设必然经历长期的曲折过程，石声汉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坚实的基础建设，自谦为“服务性的工作”。他通校了历代骨干农书，并加以理论的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可视为古农学概论之作。同行学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许多重要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其中《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亦屑古农学支柱性著作，从所有这些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即可反映出农业遗产整理高潮时期，古农学学科建设的规模和水平。在农业遗产研究领域，早期与古农学同时发生、相辅相兴的，还有农业历史学科，前者着重于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横向系统研究，后者则侧重整个古代农业的纵向历史考察；古农学为农业历史做了基本资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农史研究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规模远超乎兴盛一时的古农学。然而，显隐兴替本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古农学近年虽步履迟缓，但学科自在的地位和固有的学术价值规律，决定其势必再度中兴，并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小学兼农学的考证法

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既有鲜明学科思想，又具富有创造意识的科学方法，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赞他“巧思过人”，即就其古农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而推崇。关于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的基本方法用自已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传统的小学修养和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9]，他运用这种方法校注整理农书，也用于考证研究重大古代农事农史。“小学和农学”[10]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是在严守校勘成法、绝不轻改原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手段考证农书古籍文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并结合文献学的手段解决版本方面的各种问题，昭明古代农事名物的原本情状。在此基础上极尽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之优长，剖析其中的农业技术原理，揭示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的科学成分，并指出局限、错误及违背现代科学之处。通过深入考证研究再将结论和凭据，按通常校注方式加以记载。这种传统学术与现代科研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很不简单。翻阅石声汉先生的校注，便知这种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结合，实为一创造性的研究过程，能以一人才力而兼之，实屑大不易。兹仍就“农学”和“小学”两方面，分析石声汉先生创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何以独能运用此法的个人原因。

就农学方面看，采用现代化农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主导农书、农事考证，这是石声汉先生倡立的古农学与旧考据学的本质区别，而现代农学的具体应用又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首先是将现代农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作为农事考证的参照，石声汉先生的注文和著作并未完全遵循古农书经验性的理论和知识系统，而是站在现代农学理论的高度考注农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体系分科别类地研究古代农业。同时，注意学随时变，把现代农学概念大量移植于古农学，古今概念间则通过严谨的训诂统一名实关系，既不违古代农业实际，又保持所用概念的科学性而易为现代人接受。因此在农书校注中很重视农事名物古今概念的“对释”，重大农书则以今语通释，创行了古农书“今释”体例．其次是现代农学研究方法普遍应用，使古代农事的考证过程和结果科学化。在以田间实验为中心的多种途径的农业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已成精良研究方法体系，古农学虽很少径用其具体的实验方法，但从石声汉先生实际工作和论著中仍可看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主导着整个感知、思维及研究的全过程。例如在搜集整理资料时，除善用历史文献外，也很重视实际观察和调查；选题研究过程中更能巧妙使用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形成科学认识，进而以统计、类比和系统方法等建立理论体系。他重实践。躬亲资料到著述的整个研究工作环节，有实证学者的风格，同时重视理论探索，有思辩学者的风采，大约是攻获植物生理哲学博士的功力，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善作哲学思考，故研究结论显得精辟而富有哲理。总之，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检阅石声汉先生的古农学研究，在名物的考证、农事的解读、农史的研究、农书的整理、论作的撰著等方面，几乎都可看出科学方法在这一古老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日本学者据其书而识其人，也惊异地发现他“作为自然科学者所磨炼的分析能力，不随从别人而展示独自的境地”[11]的创新意识。石声汉先生现代农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素养显然源于长期从事的生物学专业基础，17岁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就读，21岁助教于中山大学即授动、植物学并进行脊椎动物分类研究，26岁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植物生理学，29岁回国先后任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专生物学教授，并以植物生理学家名世。解放后20多年久居西北农学院，执教植物生理生化，主攻作物水分生理研究。生理生化为生物学基础，而生物学又是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科学的中坚学科，正是以精深的植物生理学和广博的生物学基础，再加对西北农业和本校农学各专业的全面涉猎，石声汉先生蓄蕴了精博的现代农业科学修养，故在古农学研究中能驾熟就轻，触处即通。

石声汉先生研究方法另一面是小学为中坚的传统考据学，主用于古农书整理，也行之于有关农事农史的研究。由于古农书毕竟属于古籍文献，古农学概以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对象，完全凭借现代科学尚难解决本学科基本矛盾，唯有结合运用传统考据学首先扫清古代语言文字、农事名物、文献形式等方面的障碍，才能客观地认识学科对象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考据学本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相沿既久的一种常规方法，至前清臻于科学完善，鼎盛时期百余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清代学术界，近现代之交尚存遗风余韵。清代考据学的精萃在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强调通过严谨的文献资料考核研究古代事物。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科学性在于严格地运用归纳法，依靠大量例证加以结论，致有“例不十，论不立”之说．至晚清西学东渐，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兴起的历史条件下，考据学相形见绌，逐渐显露种种弊端，但考据学“求实”精神和“归纳”研究方法，终不失为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仍有可信用的科学成分，有待在某些领域继续使用、改造和光大发扬。石声汉先生正是在这种立场上将传统考据的科学精华移植于古农学领域。考据学的中心学问是传统的语盲文字学，即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组成的所谓“小学”，着重从形、音、义方面训释古籍字、词、语义。小学三科中以音韵为中坚，通过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推求古音，进而因声求义以获正解，故音韵在考据中最关键也最艰深，令人惊异的是石声汉先生音韵学造诣极高，即使专攻音韵学的传统语言学家也常叹服其精。据西北农大图书馆一位前辈回忆，石声汉先生在一次诚挚交谈中曾言，他所以敢受农书整理之命，实与“自巳懂古音，在音韵学上下过功夫”有很大关系。因为音韵学是古代文献语言的核心，通音韵则小学通，小学通则古书通，古书通则考据遂通。当然，多种学科构成的传统考据也并非音学一把锐器可以包揽，还需要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整个历史文化的知识，方可考明古代文献中的复杂事物。这种综合才能或称为“考据功力”，清代学者即以此相矜尚，然石声汉先生竞能在这多方面头头是道，俱见功力。从石声汉先生农书注释和古农学论著中，常见以声音为主的古文字形、音、义彼此互求，或以古汉语构词和语法规律求农作物名类，或用方言俗语及某些外来古语辨农史是非，小学方法运用十分娴熟。有关文献学知识也颇为渊博，古籍学家所论的目录、版本、校勘三长，似乎无一不精，故善从各类文献中钩沉辑佚为人鲜知的农书和资料，有时胆色俱励地直斥某书之伪，并详确地辨明伪书、伪文、伪者和作伪时代。在古代历史和中外文化知识方面，更见博闻强记之长，披揽积蓄极为丰富，故能随时将古代农书农事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研究。

人或不解长期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专家，何以对传统学问有如此广博精深的修养?据知其人者论，实不唯其才华横溢，先天秉赋过人，主要还是生平于文史知识为主的“国学”孜孜不息的涵养之功。石声汉先生出身一贫穷的寒士之家，他的父亲曾为人佣笔，精诗文、书法、国画、金石、篆刻等，所以他在清苦中尝得较早的家学启蒙。5岁习《四书》，7岁读《诗经》、《左传》，8岁看《聊斋志异》。幼年阅《红楼梦》即达十多遍。小学已诵读大量诗词古文，自幼铺奠了古典文学艺术的根基。后来从业现代自然科学，终不减嗜古好文兴趣，过盛的文才处处溢露，日常以诗词记事盲志，有时还用文盲文备课作文，为刊物撰写杂文、小说，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书法、篆刻为工余养心消遣，潦倒岁月也书刻鬻字聊补薪俸不足。在语言方面无论从实践到理论都保持长期的研习之功，精通多种外语，可以英文和德文著作，又学习各地方言，能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方语；至于历史语音似乎用力更勤，在20多岁时就开始研究《广韵》，能熟练检用历代韵书，50年代还同山东大学80多岁的栾调甫先生书信商研音韵学，讨教整理古籍的“家法”，往来函件数万言之多[12]。明了石声汉先生久养而成的这种独特的学识结构，便知其转入古典学术领域并无行山阻隔，古农书整理唯有象他这样博通古今、文理兼养之士，才能出色当行地创用“小学兼农学”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成就——凿空《齐民要术》之功绩

石声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植物生理学和古农学领域皆负盛名，而以农书校注研究影响最为广泛深远。总计精校出版的骨干农书有《?锸ぶ?榻袷汀贰ⅰ镀朊褚?踅袷汀贰ⅰ端拿裨铝钚Wⅰ贰ⅰ侗忝裢甲胄Wⅰ贰ⅰ杜┥＜??Wⅰ贰ⅰ杜??樾Wⅰ?种，有关古代农书、农史研究著作8种，论文多篇。在总计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有专书专题研究，同时有对农书和古代农业遗产的总体研究，其中《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农书内容演进表》、《中国农书评介》、《中国农学遗产要略》等，所谓的“一图一表一评一略”，即屑多年农书、农史研究的总结。这些丰硕成果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勉，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部省级多种奖励。然而仅从这些方面尚不足以深论石声汉先生，唯有从凝聚其才智和创造力的《齐民要术》校释和研究中，方能观见他在古农学领域攀登的学术高度。

《齐民要术》是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综合性大型农书，也是世界古代农书中无与伦比的著作。全书记载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和各种科技知识，内容包括大农业各部门、各专业的技术，颇具农业百科书体的特点，开农家大全式农书体例之先河。《齐民要术》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现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渐臻完善时期的发展情况，对日益成熟的精耕细作技术措施作出深入的总结记录，显示出中国农业悠久的优良传统和早熟的高超农艺水平，观其书即可知中国农学的非凡历史成就，亦可知其在世界古代农学史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全书引先秦至魏晋的上古文献多达160多种，其中有些后世日渐散失而成逸书，本书存载的文字可供考据古书，古史之用，因而兼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部农学巨著隋唐以后一直在民间抄刻相传，并为后来的农书大量地引用。除历代农家视为宝典倍加珍重外。经学传注家还用以校勘经典和古书文字。至本世纪《齐民要术》始为现代科学家注意，特别是农业科学家颇为倾心其古农学价值的探索。日本学者由于农史源流关系对《齐民要术》似乎更富热情，利用本国独藏的较早版本和侵华战争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颇有组织地长期开展《齐民要术》研究。1940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便在北平高校设立专门机构开始译解原书；后来在日本京都大学又组织《齐民要术》轮读会，集中了多种专业的优秀学者全面研究这部世界农学名著．日本学者钻研既广泛而且专深，心得感知的境界也大不相同，特将《齐民要术》研究视为专门学术领域，效法学界将许慎《说文解字》称“许学”、郦道元《水经注》称“郦学”之类的风气，尊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综合研究为“贾学”，并对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局面不无微辞。虽然当年我国学者初闻“贾学”之称多以为“未见其可”，然从《齐民要术》于国内外古典科学中的地位及在今日自由活泼学术风气之下，复言“贾学”，亦未见其不可。尽管日本学者较早步入贾学领域，但是国外学者要完全贯通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齐民要术》终不免障碍重重，正如日本另一位著名的贾学旗手熊代幸雄所称，本书中确实有许多“日本方面不可能到达的深奥理解”，故以释译《齐民要术》为主攻目标的日本贾学研究，也不免“牛步漫漫”[13]。因为本书经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刻印演生出许多讹、倒、衍、脱，几无一个版本无错字破句，有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读．早在宋代人已觉其“奇字错见，往往难读”[14]；辗转至明代，人们对所引的某些古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15]所以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以“文词古奥”作出总评结论，故近世以来，读者不免叹为“奇书”，“未敢通读”。中外古今学者所以感到《齐民要术》难读难懂，实因通解这部古典农学名著所需知识学科跨度太大，而学界又往往缺乏“对于小学和农学都有素养的有志之士”[10]。

上文第二部分预先分析了石声汉先生于传统小学和现代农学的精深修养，评介了他据此创行的考证研究方法，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学识和考据法通解了《齐民要术》，终于拨开了长期弥漫贾学的迷雾，作成《齐民要术今释》。今从攻坚的角度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突破了前人备受困惑四大难题：一是奇字、难词、疑句的解读。此类问题原书颇多又最令读者望而生畏，今释极尽小学之长，形、音、义考据多端，除个别字句以外，疑难文字词句基本解决。二是版本演生伪异字句的勘订。因本书流传版本种类较多，系统也比较复杂，再加类书摘引中的异同，利用起来使人难以适从。今释本出入经史子集，采用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研究手段，比较折衷，去伪存真，以求原书本来面貌。三是原书正文与注文、大字与小字掺杂的厘定。原书除正文之外，还有作者的注文，各本虽多用大小字体加以区别，但因古籍错简和抄刻错误，不少注文以大字掺入正文，注文中也时有后人批语札记相杂，真伪莫辨。今释本采用综合考证方法，匡谬纠误详加分析，终使正文、注文各归其位。四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恰当地注释原书农事名物，阐明农学原理，亦是今释本最大特色。清朝乾嘉时代的考据大师于《齐民要术》也曾竭力用功，然而有所发明之处甚少，皆因无农业科学专长之故。今释本充分显示出注释者精深的现代农学造诣，以及善于“古今结合”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优长，不仅使本书农艺、农史条条件件得以发明，而且还对全书的农业科学技术系统地分析，形成纵(时代)横(类别)分明的知识体系。并撰写《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以通俗的方式直接宣传原书的农学成就。总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学问深厚功力，同时也充满现代科学的气息，使这部古代农学名著与当今人的认识方式终于沟通，在历代《齐民要术》注释和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声汉先生通解通释《齐民要术》的历史功绩，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同时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凿空”之功不唯使一书贯通，而且以根本上扫除了古农书和农业遗产整理的最大障碍。为我国古代农学和农业历史研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道路，近40年来本专业日益兴旺的历程即昭明了石声汉先生的不朽功绩。同时今释本在国外贾学领域也颇负盛誉，当第一、二分册传至日本后，以谦恭严谨称著的东邻同行即致函石声汉先生，申明将暂停持续了十多年的《齐民要术》日文翻译工作，待今释本第三、四分册出齐后再全面参阅翻译；日本《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工程终于1959年告竣，日本学术界亦誉为“堪称划时代的业绩”[16]。石声汉先生为进一步传流《齐民要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为英文向国外发行，英文版连刊四次皆磬售一空。当世界人民粗知中国这部伟大的古农书及其价值后，更欲亲自阅读或研究，于是英国和德国学者也分别以两种文本翻译出版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古典农学名著，而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也主要是依据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翻译。

石声汉先生于1971年病逝，但是他通解《齐民要术》并广传于世界的功德是永世不没的，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悼念文中所说，石声汉先生以今释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而“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看来日本西山武一与英国李约瑟西位东西方汉学大师见解正相互补；西山以石声汉其人为贾学之幸，而李约瑟又以贾学亦石声汉其人之幸。

参 考 文 献

[1]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

[2] 孙 健．《石声汉教授和古农书研究》，见《光明日报》，1962-05-13。

[3] 日渡部武．《贾学的创始者们》，见：《石声汉教授纪念集》，内部资料。

[4]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石声汉先生常以此明志。

[5] ．《新民主主义论》，见：《选集》,1967横捧袖珍本。

[6] 英 李约瑟．《给石定栩的倌和纪念文》,1985-03。

[7] 石声汉致刘仙洲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先生》，油印稿。

[8] 石声汉给杨东莼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声汉先生》，油印稿。

[9] 西北农学院1956年呈报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卡片”，石声汉先生亲笔撰写栏目。

[10]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小引，科学出版社，1957-12。

[11] 日 渡部武．《石声汉教授对中国古农书研究的成就及其对日本汉农学界的深刻影响》，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2] 此一大段有关事实见姜义安《古农学专家石声汉先生事略》，《西北农学院学报》，1982(2)。

[13] 日 熊代幸雄给石声汉的信，收北农大古农学研究室。

[14] 宋 李煮．《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今日科技论文第8篇

六、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为适应国内在科技引进、改良与创新方面渐次发展，日本积累了一整套专利方面的制度性成功经验，这一点，与我国科技发展和创新的道路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特性。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地源相邻、文化同质、法系一致，且我国有东渐西学的传统，因此，日本专利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谋求科技创新的后进国家，在立法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专利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我国专利法虽于最近，即2000年8月25日经九届全国人大第17次常委会最新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但依然存在条文简单、过于原则和缺乏配套性制度建构与保障的缺陷，而日本专利制度从某种角度为我国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思路。正如读者们所见到的，我国专利法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并含附则共计条文69条，而日本仅仅发明专利的规定并不含附则就有204条，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简洁的特点。诚然，作者并非认为条文多就是好的、完备的。但是，成文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建立起守法者与执法者之间的一种共知性、制约性关系；法律泛而不详，则未可知也。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与我国专利法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统一在一部法典中的模式不同，日本专利制度实行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单独立法的模式。鉴于我国立法模式与专利观念，这里，将日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一并称作为"日本专利法"，介绍给大家。 原载《日本专利法》，杜颖、易继明译，易继明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序言。[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35页。 [②] 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7页。 [③] "兰学"因日本兰学创始人大槻玄泽（1757-1827年）《兰学阶梯》而得名。一般来说，"兰学"就是指荷兰的学问；实质上，"兰学"是指以荷兰语为媒介去摄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问。 [④] 李廷举：《科学技术立国的日本--历史和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72页。 [⑤]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修订第2版，第20页。 [⑥] 〔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34页。 [⑦] 参见〔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41页。 [⑧] 参见日本专利厅：《工业所有权法令集（上卷）》，东京：发明协会1994年第51版，第16-18页。 [⑨]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30页。 [⑩]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99页。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15页。 [12]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08页。 [13]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80页。 [14] 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19页。 [15] 〔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0页。 [16] 〔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1页。 [17] 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3页以下。 [18] 〔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 》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32页。

今日科技论文第9篇

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实践论，其共同的和明确的立场正好是与儒家原则对立的：只求其功，不计其义。瓦解传统真理观更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之主要论题。有趣的是，这类理论性话语与时代全球商业化大潮遥相呼应。思想实践和商业行为在"求利"动机和目标上遂充分一致。学术商业化方向在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已成世界基本趋向。其表现是人文学术制度化，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态势日趋强化。教育和学术的最终目标于是归结为求教育学术市场内之"成"(功)，而非求市场外知识之"真"(理)。

学术技术性运作的目的是在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内取得"成功"。学术运作就和成功效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最终目标仅只是取得业界的成功，即与学问真理观根本不同了。在古代儒家(儒家1)，这就是义利之辨。但是还有另一个儒家(儒家2)，所主张的是通经致用。儒家1和儒家2是本质上不同的，但二者都采用传统类别词"儒家"，在漫长历史中呈混合性存在。西方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在从理论上均为学术功利主义"张本"，其共同策略即首先瓦解学术真理观。然而本质上，它们是诡辩派功利主义的当代新版。如果首先排除了"义利之辨"原则，本文所谈种种即属无的放矢。实用主义者认为，任何学术流派乃文化变迁中自然现象，听其自然可也，何来危机之虑？因此辨析今日人文学术理论问题首先涉及到学者选择的基本态度问题：功利还是真理？

判断今日人文理论情事，首须不拘于俗常成见和过时的权威意见，包括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权威，国际汉学权威，以及各式准媒体学术权威。所有各类学术权威的作品都是我们的重要研读对象之一，但均不能作为我们对人文学术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最终根据。因为学术权威多为既定学术体制和媒体市场运作下的产物，虽然所学各有专深但均含有极大的专业之片面性和名实不符性，故不可能成为学术理论正误的当然根据。今日我们必须对人类一切重要知识成果重新进行独立的拆拼组合，以期开辟更合理，更具创造性的人文学术理论方向。于是，不拘于国内外人文学术权威之意见，反而成为我们在今日人文学术世界探索中取得深刻认知和积极创新可能的前题条件。

更为严重的是，学术市场决定论导致了学术社会实践持久的定向化，无人敢于和可能与其相违背。违背的代价将是学术追求的"失败"和学者事业的失败。个人的独立性于是被市场的决定性机制所彻底左右。不再是通过传统的政法压制的方式，而是通过市场化"制约"的方式：其主要形式为制度化和职业化。这将是学术实践中一种更加不易分清，更加无法抵制的"被决定性"关系。因为此市场决定论根基于人性中的名利本能，更可无孔不入，还可假以各种体面的名目。传统上，学术实践是求真的手段，现在则成为求利的手段。学术实践不再是个人求精神上"满足"的途径，而成为物利上"贪得"的技术工具。固然一切传统上因求真而产生的心智产物仍然是今日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其与学者相接处不再是精神目标方面而是技术工具方面。学术遗产不再是今人继续求真的基础，而成为今人据以获利的手段。精神志趣材料结果成为名利追求的工具，真理驱动话语与名利驱动目标遂奇特地混而难分。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确"玩赏"着学术商品，另一方面此玩赏美学并非主宰我学术运作方向的力源。真正的主宰者是人文学术市场机制，也就是可有助于学人在学术市场上最终获利的学术运作方向。我们常常问当前什么"西方思潮"最流行，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高。此种关切往往即起源于我们对西方学术市场起落行情的关切。现在想想看百年来西方哲学流派大起大落多少次，其道理，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全球化时代是全面商业化和市场化时代，人的生存动机，目标，方式，信仰受到唯利主义的绝对支配。人类价值取向的市场定性化，成为直接间接影响一切精神活动方式(包括宗教方式；表面上宗教批判唯物质主义，实质上完全受其支配)的"总枢机"。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解释不同，这一趋向乃科技和民主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一明确事实是，人文思想和人文科学同样难以摆脱此基本框架的束缚，包括那些表面上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极力抨击的西方左翼主张。市场化是一种价值取向，人文科学是以价值问题为对象的精神活动，二者之间密切相关。但是市场化的一个显著效果就是人文科学独立性遭到严重"打压"，使其理论方向发生了"信仰"危机，这是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基本倾向。在市场化左右文化价值的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早已不值一提。在学术制度和市场内各安其位的科班学者对此当然视而不见。

学派形成和学术活动均为学术求利行为的方式.实际步骤是：最初的理智性实践(求知动机)和其后的功利性运作(求利动机)。前者较多受爱智本能驱动，后者则充分受市场规律指引。较低层次上的技术性训练与较高层次上的策略性运作均有意识无意识地按照"市场决定力场"机制加以定向规划。学者个人成为市场化力场的主动适应者，这是以利代义精神取向的逻辑结果。在这个学术实践过程中当然处处仍然存在着心智"赏鉴"的精神成分，但其份量远不足以主导学人的学术选择方向。学术"品味"的心态有如文物"玩赏"的心态，但此玩赏的美学价值与其市场商业价值为两事，二者往往混在一起。结果，赏鉴的心智根源最终当然服从市场价值导向。传统的"真理话语"固然本身会引生心智兴趣，而决定此话语材料运用方式的往往为学术市场方向，也就是学术界的各种"流行"势力。几十年前人们为了"赶时髦"而追逐流行思想，今日则将思想流行视为学术市场行情的指标。

学界人际关系成为准商业化的竟争关系，党同伐异，势所必然。义理往往成为利益的口实(假仁假义)。学界竞争亦然，表面上各出理据，实则各方务求取胜，以最终得利。于是辩论为了树立和保卫学派"品牌"；学术方向的选择成为"安身立命"之资。在各种原因中，主要者为技术性考虑：改弦更张的附加成本费计算问题。今日西方人文学者不关心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探讨同类论题之真伪正误，其所关心者为如何沿选定操作轨道采取有效步骤以提高其产品之市场认可机率问题，以期在"售出"产品后获得"真正最终"目的物：社会承认(其物质性方面为等级制度内的地位和市场内"品牌"的知名度)。有此目标在心，其它无关活动必须时时排除，以求学术求利方式效率的提升。(几十年前西方学者之间在私人通信中长篇讨论学术问题的习惯，今已荡然无存。今日一切思想行为必须是在社会上公开取利的行为)派别和课题选择以及表出方式，亦均须遵照此效率化原则。参加学术会议，非为"相互切磋"以求真知，而是为了追求准商业化目标："广告"，"客户"，"情报"和在本业增添成绩记录。在此格局下固然不时亦有"创新"与"革命"，但均为另类市场化运作：创造新品牌时同样须依赖同一市场规律。在市场化时代，学术上的"同志"和"诤友"遂均失其义。

全球学术市场化已使人们对人文科学的身份，构成和功能发生了重大的认同危机。为了深入探讨相关问题，首须不受现行世界学术等级制度及其规范的局限，而应采取独立的，批评的视角。权威的意见乃我们应予以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和参考根据，而非轻易信仰或加以利用的偶像工具。学术话语构造的复杂性本身不能等同于理论修辞术的精致化；学术思考不能等同于抽象化语言游戏。文本主义使学人不再关注现实以及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而只关注"博闻强记"(文本)和文本修辞术。人文学者遂易于成为脱离实际的纯文本运作者。

无论是学术制度化还是市场化，都在全球化趋势中被国际化。学术制度化成为全球一体化现象。学术的发展只能按照国际标准(全球化)加以判断和规划。而此学术制度本身的衡量标准最终仍然来自市场化机制。学术市场化的成功表现为"品牌"(学派)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判准。知名度遂成为学术成就的直接标志。从制度规范，到市场考验，再到品牌确立，形成了日渐严密的一条龙体系。在此机制内，学者成为各种技术性操作指标的贯彻者。其成功度，除了商业化炒作部分外，主要取决于个人和团体的专业技术性成就。至此，知识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真理，而是功利。如今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又为此"以利代义"观从哲学上正名。社会上各种商业化成功全面引动了人的物欲本能和唯利主义，学术世界亦必被裹胁，盖因求小利者(学者)必以求大利者(商人)为榜样，不仅永远不能企及，而且在经济上永远有求于彼。试问，在此格局下，学者个人能否自外于此力势关系而别求所谓学术真理？

博士制度成为学者参与学术技术化训练的第一步。其后的等级制度内的晋升均须受同一技术性规范制约。问题是在此格局下，学术实践的价值和方向怎样判定？什么是学术的标准？结果必然是取决于在此等级制度内居"上位"者的意见，因此意见必然与各级市场价值可有效相通；居上位者的资格即为市场内学术产品认定证。学术的职业化使得读书和未来谋职计划相联系，其方向必然是学术教育市场导向的。而市场价值方向正是由成功的学术制度参与者确定的。导师也就须预先为学生规定了有利于未来就业的学习方向。学术正确与职业保障遂成一体之势。

专业刊物不仅是学派利益的工具，也是体现和实现学派市场价值和影响力的手段。刊物方向也就是学派市场竞争策略的表现和认证。论文刊载的刊物级别成为学术等级制度的标志。学术的"质量"内涵成为高度技术性的，方向固定的，而非朝向独立思想探讨的。基本方向已定，接着是在此既定框架内的技术性和策略性的改进问题。刊物及其方向已获得市场检验，而具有了体制内的"权威性"，也就是市场流通可行性。刊物于是成为学派在学术市场内运作的枢纽，主持者也就成为学术价值的立法者和裁判者。学术辩论可以发生于和鼓励于相关框架规条内，既定规条遂成为先定的价值判准。这些规条是在学界学科共同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故为"共识"，也即被视为某种"客观标准"，须为学者共同遵循。研究的"水平"也就在方向和方法上相当地受制于此类先在规范和判准。不同学派在共同市场内各占地位，学术竞争采取按机构单位模式，集体地进行。即个人须先参与单位和学派，然后以此派之"成员"身份方可取得合法资格及有效参与学术竞争游戏。如欲特立独行，即相当于不守市场"游戏规则"，因而缺乏有效"进场"资格。一方面，学术实践越来越成为制度化行为，另一方面超越市场规范和游戏规则的学术话语亦在实际上难以被理解。学者是受特定"训练"者，他们只能理解本学科内被训练的话语语法。一切思想话语越来越被制度化，学者按制度化分类学运作，心智自由度遂亦锐减。因受过严格训练者，只能按固定法则思考。在人文科学内所谓训练乃指市场运作中成功者的话语规则之贯彻，其成功性是市场内部诸个人主观话语竞争之结果，可不受客观世界检验。人文科学的无外在制约性，反而成为其主观话语规则自定性的方便条件。只要其学术话语制作受到市场内部的认可即可视为成功产品，并获得继续生产话语成品和形成话语生产集团的条件。加以人文科学的"利"是单维性的，即学术社会认可之"名"，其成本有限而易于操纵。人文学术世界遂成为"炒名"(知名度制作)的理想场地。古代寻求"真理"的心态遂被还原为按市场规则求"名"的动机。名，或"社会认可"，成为人文科学者的直接目标。所谓"成"，成其名而已。孔曰"察其所安"，现代学人实安于此市场内之成；世界如是，夫复何疑！名的知名度化，即名气的计量化，标志着名利的可操作性提升，亦有利于学术成功度的测量。学术名利目标在全面市场化时代遂成为可计量化运作的内容。

同样必须关注媒体(报刊，丛书，影视)上流行的学术意见问题。媒体所能关注的只是表层现实，而人文科学理论的对象是有其纵深面的"立体"现实。"媒体学术"是学术知名度的创造者，是将学术成就化归为知名度大小的主要市场机制。媒体市场是"知名度商品"的生产者和营销者。为了功利目的，学者不得不追逐和顺应媒体市场指标。学术的媒体知名度相当于学术商品价值的度量，也就是市场机制对学术质量和方向认可的度量。

人文科学对社会政治已越来越没有影响。一方面，社会经济的运作自成章法，不再 需要人文学术的"意见"，另一方面，人文科学朝向主观化的发展也使其对社会现实越来越缺少真知灼见。但是，人文学术实乃文化现实的核心部分，虽不能影响社会政治，却可影响文化世界。在今日世界以科技工商为主导的大格局中，文化成为高度被决定者。不再是思想影响社会，而是社会影响思想。文化遂成为科技工商社会的附庸。以哲学为首的人文科学在制度化较低的社会环境中如尚可产生某种影响，在制度化较高的社会环境中其影响则甚微，甚至于全无。此一事实的意义是双面性的：社会欠缺和拒绝古典时代曾有过的高层精神性指导；现代人文科学也并无知识能力对科技工商社会有效提供这类指导。

人文科学社会影响力的降低还与其专业化程度提升有关。人文科学专业化体现为人类知识积累的增加。而在科技工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知识范围和工作需要均与人文科学无关。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读不懂也不重视人文科学(以至于以为诗歌音乐影视武侠即为"人文")。与此同时，介于社会人文科学和科技工商之间的新闻学和媒体业，在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层面上，逐渐成为可对社会文化形成某种人文思想影响力的场地。民主时代中"影响"是相对于群众吸收力的概念。在古代人文学术一枝独秀，人文学术的作者和读者是少数文士"精英"，社会大众是不相干的物质性存在；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学术世界其边界和构成是明确的。古代学术世界也就是由社会上全部知识分子组成。现代社会的主体成为科技工商，所谓社会精英主要从其产生，而科技工商精英不再是人文学术的作者和读者对象。现代学术界"文士"于是面对着一种尴尬局面：同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文化与学术知识等级中大大低于科技工商人士。人文学术人士与科学技术人士为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人文学者自视甚高，但致力于"无用之学"，且已失去社会读者群。无论是科技工商精英还是各界大众均非其读者或对话者，而且可能的影响之进一步降低，还因为他们的专业化和理论化的提升。此时出现了"缓冲者"：媒体和准媒体。媒体是在科技工商和人文学术之间进行沟通者。人文科学无法以其专业化语言造成社会影响，将人文科学通俗化后并予以社会应用的媒体却可以使之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于是一方面存在着窄小的专业化的学术市场，另一方面出现了广阔的通俗化的学术文化市场。人文科学理论的通俗化转换所扩大的影响与人文科学理论本身无关。人文学者的尴尬处境和困扰心态是：如何同时达成两类彼此并非一致的功利目标：在专业学术界和在通俗文化界。

人文学术本来以专深自任，如今为了扩大影响，反须致力于通俗化。人文学者固有的困境是：专业化使其越来越脱离广大群众，而其最终目标本来是要影响社群。人文科学的理论性生产和其应用性生产之间存在着长期分裂。媒体学术往往以变形的方式填补着这一分裂，其效果却并非与人文理论原初目的一致。通俗化不一定指促使学术思想便于理解，而可兼指"有效地"灵活运用其知识，特别是理论类知识。但是适用于媒体层次上的理论话语遂提供了人文科学"走向世界"的一种假象。学者要想成为"思想家"今日必须"走向媒体"。理论话语元素于是成为媒体式运作的材料。既然对象非专门家，话语运作自由度大增(中国中文系和英美英文系遂成为当代"思想家"的主要产地)。后现代主义正象当初存在主义一样成功地成为媒体语言。在媒体市场获得知名度，影响可以陡增，还可以反过来增加学界知名度("以政养学"为其例之一)。既然以"成功"为目的，走向媒体的结果自然导致逐渐忽略学术理论"内容"本身。实用主义甚至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解放思想"，有意识地调整学术思想方向以适应媒体市场的需求，以使学术思想成为"有媒体市场"的"可消费"学术商品。人文理论于是处于两套市场化机制内：学术市场和媒体市场。前者内在地制约着学术理论的方向，后者"外在地"牵引着学术理论方向。

于是不是学术指导市场，而是学术适应市场。专业学者亦须面对另一种窘境：与准媒体学人的竞争。后者不事严肃研究而专务社会声名制造，并显然更适应于科技工商主导的功利主义环境。从技术上说，媒体学人是专业学人成果的"袭用者"。专深研究赖其得以获知于媒体和大众。于是我们又遇到实用主义所不承认的在正当的影响力和"不正当"的影响力之间的区别问题。人文科学希望有益于社会文化事业本合于儒家"兼济"之意。但如将"贡献"与"影响"混为一谈，则学术进步无从谈起。在"泯是非"的后现代主义看来二者实无区别。而且凡有影响者即可为历史留名者，岂非于愿已足，何须深析！这一倾向遂成为人文科学理论滞碍难进的另一原因。因此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成效难以提升，其有待承担的社会文化职能则改由媒体式"思想家"代劳。 结果，商业化社会中人文科学的特点是：学界内部的求利倾向；制度化-市场化 机制；以及媒体中介化制约。一方面，学界产生着不易为社会大众理解的专门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媒体式学人善于简化学科理论遂可成为学术理论的实际"代言人"。由于媒体界的人文思想同样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所产生者仅学者声名而已。结果学术思想成为媒体人制造声名的材料。学术产品最终落实于媒体的结局，反过来影响着学术理论的方向。

在媒体界于是易于发生普遍的角色混淆：学术思想和媒体思想。梁启超以来三四十年间人文学者不少借助媒体发表学术见解，学者学有专长而热心知识传播，谁曰不宜。但如"不务正业"，专务媒体炒作以邀声名，则属哗众取宠之列。其社会性影响为一事，其对学术方向之干扰为另一事。因广大青年读者不辨良莠，惟以知名度为准。媒体以扩大读者影响为目标，而惟浅显耸听之论易于奏效。因此报章充满人人皆可为之的"议论"。其结果可带来名利收益的议论(意见)发表代替了严肃的知识探讨。媒体的通俗化自亦有其必要，但决不相关于严肃的学术探讨，深刻学术思想反而因此也就无从有效发挥其当有的社会性影响。久而久之，媒体与观察者均以为，凡能在媒体上造成影响者才是有学术价值的思想。结果，媒体式学术反而有力地排挤了严肃学术的社会舆论空间。

科技工商，娱乐文化和宗教信仰在社会力学上实属三位一体，相互支持和补充。三者均相关于全球商业化机制之运作。当代武侠小说是商人文学，其"假大空"的理念和艺术，正可满足科技工商的浅娱乐需求。"文学"和"娱乐"不是同一级的分类范畴，前者是指载体，后者是指功能。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电影"和"娱乐片"之间。文化分类学的混淆习惯却反映了商业市场化的总格局。在古代，学术思想和通俗文化各不相关，民主时代"雅俗"互通，共同纳入文化市场总体。因此其功利追求亦间接导致同一市场内的"利益冲突"：对社会人群影响力的大小。结果人文科学远远不抵通俗文化。彼此消长态势是结构性的。实际上是科技工商和通俗文化联手"击败"了人文科学。此外在西方再加上宗教。人文科学的影响力怎能与宗教势力相比？今日反对启蒙时代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以为其成功是其"思想正确"之效，其实乃因其配合科技工商之效。通俗文化和宗教势力均是科技工商的副产品。后现代主义则是人文科学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其本质虽相关于学术信仰而实质上朝向于"权势"；其手段则是在人文科学内部瓦解科学理性。科技工商能够成功源于有效运作理性，而后现代思想家倡导在人文科学内部弱化理性(反对"人文科学"概念为其一)，其结果如何乃不言而喻。(两军对垒。一方强化武备，另一方弱化武备，其势自不言而喻)结果，科技工商相当于势力运作的枢纽，娱乐文化是其"副产品"之一。前者间接运作后者，以致于日趋全面地占领着文化市场和"精神市场"。"声色犬马"是科技工商生存的文化表征。科技工商通过声色犬马来支配文化市场，以至于更彻底地排挤了人文科学效应，促其"就范"，使成为不能发挥社会性影响的文化附庸。(如将人文科学贬低为吟诗作赋或使其成为"学术性古玩"之类)。

广义媒体成为科技工商时代各种文化表达的工具，以其全方位的影响力排除了人文科学影响社会文化的机会。通俗娱乐性文化的价值表现遂有效地排除了高级精神价值表现的机会。武侠小说不过是现代商业化社会精神空虚性的标志，其肤浅性和空洞性受到广大科技工商界精英不分政治倾向地一致肯定一事，恰足以反映金钱社会的精神趣味。作为娱乐品，正象歌舞体育一样，本为人生所必需，无可厚非，但其市场化"垄断"效果却导致人类总体精神水准的降低。当代武侠小说创生于文化沙漠香江，并随科技工商和娱乐文化的发展而影响日增，继而随着全球化而流行到世界各地，遂有望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全球新型艺术门类，其身份实不再属"文学"，而同于日本漫画一类。(可参照我对电影分类学的分析。)

本人参与筹划2004年中国社科院"中西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时曾一度与德方主持人在主题定名上有所分歧。对方建议用"西方和东亚"这样的对比词，我则坚持用"中国和西方"这样的对比词。过去多年来在国际比较符号学研究活动中，我也主张"中西比较"作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适当性，而不赞成"东亚和西方比较"这样的学术范围规定。表面上，我的主张有些民族本位，而且"东亚"明显较"中国"在地域上为广大。实际上，中西比较课题的定位涵蕴着重要的认识论革新意义：中西比较人文学术理论探讨为跨学科和跨文化学术实践的典型领域。其次，西方人对于三大学术分界的观念并不严格，以至于符号学被视为可适用于人类知识全体。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他们往往视其为一体，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加以区分的必要。对此本人以前多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在本文中所谈学术问题，主要针对人文学术理论，虽然许多现象为一切学术所共有。人文科学论题因由事实和价值共同组成，故复杂性大增。此外，三大学术门类具有不同的知识论特点和实用性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方面具有经验实证主导性，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经济政治影响力，其运作方式和相关学术市场构成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人文科学在这两方面均与前二者不同，既乏客观决定机制调节其运作方向，又无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其物质性存在更为依附性的。人文科学学术市场基本上不参与真正的商业市场，故亦并不受此客观市场力量的约制而具有其存在形态的随意性，因此反更易于人为操纵而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炒作的工具和场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人文学术不够科学性。

百年来外语学习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功劳无限。但是在今日重新考虑中西学术前途时有必要对中国"外语文化"和中国学术前途的关系深入加以考查。特别是如果采取如今学术全球化中产生的规范来作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指南的话，外语学习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在永远较低层次上对西方人文学术亦步亦趋的媒介和根源。为了提高自身学术竞争力，外语专业背景者必趋向于紧随西方学术市场行情和按照西方制度规范去进行国际专业合作，以期在此国际化制度内巩固自身在学术市场内的有利地位。其结果是，西方权威学术仅因此双边交流的学术市场机制即可有力地影响中国人文学术方向。因为，对中方学者来说，用外文优势直接"援引"西方学星作品将可事半功倍。语言的思想承载与表达之功能和其国际交流功能为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文和德法文均为优秀的语言工具，可以胜任一切古典和现代精神活动表达的需要。英文只是一种方便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拐仗"，而非什么内在学术资格的凭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读解外语的能力比说写外语的能力重要的多。因前者相关于知识的增加，后者只相关于对外国读者的表达技能。对于知识准备要求极高极广的人文学术研究来说，如在英文读听说写上全面"过关"而因此失去大量时间来吸取实质性知识，其是否得宜是极其成问题的。但是现在不分国内外，外语条件本身被当成了学术能力指标；学术内容和技术工具混而难分。外语作为技能工具结果成为达致学术"成就"的捷径。这一社会和心理倾向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学术理论发展的走向。

实际上，今日国内外有关国学和中西比较学术的观点大多数是在现存学科制度内提出的，其观察方向高度依存于现存学术制度渠道。近年来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提出，首先在于企图摆脱传统学科制度的局限，扩大和深化视野，以便能够深入考查未来中西人文学术关系。按此观点，中西比较学术研究的前途将远较西方汉学和中国国学目前所能估量的前途为广阔。中国学术的前途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和在世界主流理论层次上来重新定位，也就是在人类学术一体框架内来加以定位。此一观点与儒学的"大同观"和马克思的"国际观"在基本前提上是一致的。按此现代国学也就自然应该成为人类学术整体的一个部分。国学的现代化即国学与西学之间建立全面的可沟通性。国学走向世界，不是仅只指走向西方东亚系。国学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其既须根基于古典又须沟通于世界。如果仅在泥古的方向上"意必固我"，至多将只能沟通于国内的百分之一人口和世界的千分之一人口而已。

为了在新形势下深入把握中国人文学术的问题和其未来方向，也必须不受国外"汉学"学术方向的左右。"中国学术"是一个比"汉学"在深广度上大百倍的领域，决非是后者有能力，有条件面对和处置的。西方汉学的内在局限在于汉学系的大多数外国学生几乎不可能充分掌握中国学术语言。这种情况成为汉学难以大幅提升其学术水准的永恒技术性障碍。汉学系所承担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实用性任务为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汉学由于其西方背景而在中国学界获得某种"非相关于学术的"学术权威性，从而导致混淆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学术领域的任务和功能。

中国人文学术规划是一个必须在全人类文化领域内加以重新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在现代全人类学术整体内加以重新整合的问题；它不应也不可能再采取学术复古主义(现代海外新儒家运动因此在认识论方向上是错误的)，它也不应朝向全盘西化方向。所谓中国人文学术，本质上应是在中国学术场地上，对全人类学术知识成果进行整合研究；中西两大人文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则应为重中之重。中国学人关切的不应只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国学人应关切的是全人类的学术传统。儒家之"天下"即为今日之"世界"。今日真正的"儒家"必然是治今日全球"天下之学"者，而不是仅只治古代中国"天下之学"者。现代儒学解释学的结论之一即在于此。海外新儒家运动由于"泥解""天下"一词，欲使古代一隅之学施之于现代全世界，其旨非虚则妄。现代儒学1或仁学是指其精神方向和动机结构，不是指其在前科学时代完成的学术经典话语内容本身。我们要在古典中见仁学之精神，不是要在太空时代重新穿上儒教的长袍马褂(不久前报载台湾举行了道教诵经大会，参加者从几岁到八九十岁，数百人经声朗朗，媒体叹为盛事。此新闻如报导于二十年代，必为胡适和陈独秀所痛斥。那么究竟是胡陈落伍了呢，还是今人提升了呢？今日台湾政要多有美国博士学位，他们又一体拜神祈雨，原因何在？我的解释：全部是商业化社会的产物。重要的观察是，受当代西方教育者，其理性可能不进反退)。解释学的目的正在于防止在古典话语解读中出现此类时空混淆的误差。如仅以中国古代文史资料为学术之"天下"，不惟"泥执"，亦属违孔。"依孔违孔"为两千年封建皇朝的基本策略和乡原式儒家的图利手段，大名鼎鼎的孔子遂成为各方加以利用的工具：神话孔子，使其变质，以便可加以任意利用，包括宗教性的利用。两千年来"醇儒"贬斥最厉者为"腐儒"，孔孟批判最厉者为乡原。

一百年来国外汉学和中国国学在构成和性质方面混淆难分。二者相同处是：与中国相关之学术材料及研究。二者不同方面包括：学术的范围，环境，方法，对象，目标。首先的混淆在于"中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范畴本身。中国学可以分为古典部分和现代部分。汉学主要指前者，中国学可以包括后者。在西方，中文学习，古典研究，现代政治历史研究，以及时事分析，四大片往往合聚一体。(政治，经济，军事的专门研究并不属于汉学和中国学范围)如果就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中国学术"这样一个大范围来说，中国和西方对相关研究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说中国学术比西方的"中国学术"之范围大出百倍亦不为过。况且，中国学术是指全体学域，汉学或中国学只是人文学院的一个单位。在此情况下，彼此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目标上完全不一样。在狭义上，汉学似与国学相当，二者均以中国古典学术为对象。但是二者不仅在规模上相去甚远，而且在"方法上"差别也很大。从两方面说，国学均比汉学高出甚多，彼此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几十年来西方汉学较前大有进展，但其发展规模和势头受到两个基本限制：作为人文学术一个次要部门所受到的比其主要部门更大的限制；以及语言能力的限制。后者更是"难以克服的"。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汉学家的加入当然大大增强了教师的语言和学术能力，但关键在于学生方面(讲授活动的受者方)。如果绝大多数西方学生均为中文的初学者，此一事实已可充分证明西方汉学学术水准提升的先天局限性。因为中文口语和文语之间具有极大的分离性。现代中文"文语"包括古文和清b代学术语言。学术语言中词义的"高语境关联性"要求读者大量的阅读实践才能准确把握文意，而这是西方学生极难有条件办到的。现代学术语言，特别是理论性语言，均是百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而且在语法语义表达上变迁迅速。西方学生甚至必须通过更多的阅读实践才能把握现代中文理论读物。这方面的困难还因为读中文的西方人大多以古典学术为专业，无须接触现代中文理论语言，锻炼机会也就更少。中文比西方语言困难的另一个证明是，西方汉学家极少有能够进行学术类中文写作者，更不用说写理论性论文了。反过来，中国学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胜任英文学术写作。以英文写小说者亦在逐年增加。这种差异性无关于中西学者的天资，而有关于中西语言的构造。有华裔学者说，汉学家掌握中国学术的程度要高于中国学者掌握西方学术的程度，此论决非事实。实际上，中文语言的结构已内在地决定了一个不幸的前景：中西比较研究的重头戏只能由中国学者方担任主力。从理雅格以来，汉学家即须通过中国"语言助手"完成其翻译或研究工作。对于翻译理论性话语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五十年代胡适在美未能获汉学系聘用，海外华人咸感不平。乃因"胡适绝对有此资格。"好像华人在西方受聘教中国语言和学术为一种荣誉和资格凭证。此种见解固然片面，因为在国外所要求的国学学术程度必远低于在国内大学所要求的国学程度。但是此见解反映着一种一般性共识：在西方工作比在国内工作高人一等；以及，更为荒谬的是，用英文教学比用中文教学高人一等。其实环境不同所需技能种类(包括语言)不同，仅此而已。于是，一般向往到西方去的社会心理性原因成为一种被曲解的学术性标准。向往西方心理和崇尚英文能力竟然成为有关中国学术研究评价的根据。最近的发展表明，有关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受到各种非学术性原因的左右。非学术的动机成为学术性评价的决定因素。其结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方向的讨论受到严重干扰。国籍，学历，职位的任何一种西方性关联遂成为人文学术水平的判准。这种"国际观"已成为人们不辨学术本末主次的原因之一。

造成上述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科分划制度混乱。汉学界一大问题是学术角色和社会活动角色的混淆。这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而形成的非专业化特点，反而成为汉学家自认为有特殊优越性的借口。结果他们成为在学术和政治社会评论两方面均不"专业"者。汉学界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担任的"中介人"角色自有其重要贡献，但此类学术交际类贡献，往往被误认为其学术性成就，从而在国内权威尊西贬中的惯习中，和在须其协助以"走向世界"的中国国学界内，产生了学术方向认知方面的干扰作用。在西方学术界，没有人会视谦虚为美德，汉学界也必充分利用此国际学术交际层面上的获自中方的特权，以伸张其学术影响力。

五四一代学人之国学素养远远超过当代国学家，而其多数均对儒教传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一代学人可贵之处是其真纯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的现代知识水准肯定不如今日学人，但是他们人人分得清学术研究中的对象和方法是两件事。而当代的读经主义和孔教运动人士却对此未能明确区分。学问以置疑为第一步，宗教则以信仰为第一步。五四时代的疑经和疑古都不过是反映了一代学人的求知求真的精神态度。如果以"信"代"疑"，知识何在？理性何在？又与宗教家何异？作为知识对象，儒学，佛学和神学都是多么重要的研究课题。但为了有效研究这些课题，研究者不需要首先获得现代知识论工具么？不掌握新知识工具，能够有效研究历史思想资料吗？读经主义本质上是混淆了学术中的对象和方法，以为单纯诵习旧籍即可增加认知，其态度异于五四一代一事根本上乃因其理性能力不如五四一代。理性主义精神的退化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特征，其本质则为学术事业市场化的结果。现代儒学首须明确其有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区别的问题；其次应该区别儒学所含之思想史料和所含之价值信仰。儒学作为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文化史，自然是重要无比的研究对象。但是关于今日对儒学的研究方法，则必须充分依靠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手段，岂能泥守旧籍而自外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整体？"中国符号学"认为，中国古典学术遗产均可，并均应，与现代知识方法论相结合，如音位学，语义学，文本学，类型学，叙事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大量其它现代学术。因此当前科学的古典研究必然是比较学术研究，也就必然是超出传统学术范围的研究。既然是"研究"，就不能采取"信"前于"知"的立场，否则与另类宗教何异？

五四学者的人格和治学态度，和其学术实践得失及社会实践得失，应区别看待。人们对此三方面之间的因果关联往往满足于表面化的分析，反而显示了今人理性分析能力的衰退。我们所赞许的为其理性主义精神，而非其因知识未足和经验未足而导致的各种实践差误。梁启超不断"自我超越"现象的实质即为不断寻求新知识新方法的态度。博学如梁氏而能视国学为客观研究对象，而非视之为膜拜对象，这是何等无私无我的精神气度。海外华裔学人数十年来对五四学术及精神的观察和解释是相当肤表偏颇的，此正因为他们的治学基地是汉学系之故。

严格来说在人文学术领域中人文学术和人文科学为不同之学科分类范畴，虽然学术史上二者可以混用。学术指任何时代含"学术性因素"的活动。人文科学指自然科学勃兴以来(两三百年)和社会科学出现以来(一两百年)存在的人文学术研究。人文科学范畴的出现根本上导源于自然科学的出现，直接地导源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前者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或吸纳或排斥，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自然科学已使得人文科学不可能使人们再象前自然科学时代那样地进行思考了，中外皆然。人文科学和传统人文学术的根本不同在于强调人文研究必须沿着"科学的"方向前进，虽然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形态可以是多元的，也必须是多元的。因此当然不能象胡适一代那样把"科学"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科学。胡适一代初识现代科学(不过一二十年)，远远未能明白区分三大科学领域(自然，社会，人文)的必要，结果导致他们未能明了古典学术和现代人文科学在结构上的区别。一方面，他后悔未曾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却把宝贵光阴用来考据旧籍，理论上提倡向前看，实践上却一味向后看，一生轻重缓急之间实多有失当。

人文科学也有其"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和"工程技术"，其对象和课题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活动，其课题优先顺序是多维的，不能要求其只关注媒体上单维性的时事类课题。人文科学尤其应该关注理论基础的问题，正如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如无其"理论部分"，也就无其工程技术部分。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实用性课题如无基本理论部分的支持，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在课题选择问题之中，有社会性的轻重缓急，也有学术性的轻重缓急。两个权衡系列不应等同。在学术性领域，也有理论性的轻重缓急和应用性的轻重缓急之别。今日全球人文科学的理论性探讨迫切无比，又无现成章法可循。西方理论同样只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权威性根据。当前人类学术全局的实质是：自然科学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和人文科学处于相对寄生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与18世纪"启蒙时代"完全不同，也与二十世纪初"理性主义"时代基本不同。今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即人文理论公然宣称退出人类科学事业而自甘于赏鉴性地位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只是人类人文学术"退出科学领域"之自我矮化运动的表现之一，学术历史主义和复古主义则是同一退缩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就近代人类思想史来说，法国启蒙时代和中国五四时代，均为人类人文理性主义实践的辉煌表现。二者的共同点之一是：对传统思想进行彻底的理性主义再检验。后来人们否定这两个启蒙时代的理由之一是，二者均曾导致社会性实践方面的的负面效果。殊不知，学人持有的理性精神和其在某方面的错误实践为两事。我们所肯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一个人的社会性见解水平和学术性见解水平可能南辕北辙(这类人物在当代西方大知识分子中可说比比皆是)。把一般精神信仰和具体理智运作中的效果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后人为了批评其错误的社会性实践而对其学术性实践方向加以否定，则等于犯了另一次因果分析的错误。海外新儒家运动在认识论上的误区正在于此。他们以情蔽理，未遵行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教诲，懵然以不知为已知。殊不知：天下已变，社会已变，知识已变。新儒学运动失误的关键是忽略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存在，以为人文理论即是形上学话语。一则未能认真探索西方形上学传统，二则未知积极吸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结果，在中西古典人文和现代知识理论的对话场内，新儒家所创造的现代"天道和性理形上学话语"难以发挥有效参与作用。

人文学术及其理论要不要广义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这关系到全人类人文学术思想理论的将来。当科技工商全面地坚持理性主义并"向前看"之时，人文学术却全面地坚持非理性主义或伪理性主义而"向后看"，是也非也，请君三思之。全面把握人类知识全局已成为今日学者当务之急，此任务必为集体之事业，而个人求尽其在我可也。二十世纪不过历史之一瞬。在此过度时期杰出之士所在多有，其知识贡献当然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滋养之一。作为过度时期探索者，任何杰出学人都是得失参半的。辨其得失乃仁者为学求知时的应有之义。如果仅仅承继古人墓志铭传统，神化其成就，讳言其失误，岂仁者所当为？为数十年来被贬抑的学人辨诬为一事，借助其成败经验谋民族学术前进为另一事。从今日学术事业整体来说，向前积极扩充新学又远比向后颂扬旧学重要千百倍。当新学充分扩充后，旧学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愈加明显，我们总体认知也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主要任务必然首先是要向前看地全面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我们是否知道：五四以来昔贤所完成的初步学术现代化工作，仅只是民族所需现代人文学术知识总量的百分之一呢？怀古与求新间的轻重缓急，实关乎未来学术理论发展之方向。

提倡儒学1和儒学2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指真正的义理追求，后者指各种功利主义。为此必须恢复仁学的"向真"态度，儒学1即仁学，而儒教功名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共同朝向者为学术"求利"目标。中国古典伦理态度学和西方现代知识论的有机结合，或有可能克服当代西方人文科学认识论危机。食色性也；名利亦性也。但我们不能即按食色欲求来规划高级生存方向，学术名利问题亦然。而市场化的学术导向是全面采取名利操纵机制的。如为其所制，则无从积极参与上述学术理论问题的思考。因为市场化可以使任何一种学术内容经适当操作后居于获利地位，从而使功利取向学人可始终"安于"其术。但是当代西方人文学术也已全面制度化，职业化和"市场化"。其训练，资格，方式，成就，标准，均已成一条龙的运作关系。如果片面追求"国际标准"即等于落入此学术制度化轨道而受到相关市场化机制控导。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由于可以无关于客观现实从而更易于为一种人为构造的市场机制所支配。

摆脱学术市场化局限的一个机会即仁学主体意识的重建。不是顺应科举功名制度的儒家2，而是遵循自强不息的儒家1。不是关注市场化趋势以求功利主义的因应，而是强化学术实践中的主体自主选择机能。专科学术是知识材料的生产和储积地，解释学是在知识整体系统内为具体课题重新定位的认识论策略。学术市场化已然树立了分科制度与运作规范，并使其与职业化功名目标相结合。仁学态度和网路世界的结合将有可能实现摆脱全球学术市场化垄断的独立工作基地。来自中国的伦理学和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工具的结合，遂为世界人文理论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没有独立的主体选择学，就不可能从功利技术层面的思考上升到动机，价值和目标层次上的思考。没有现代化的义利之辨，就不可能突破市场化的方向控制。专业化，制度化和职业化，当然是现代人文学术实践的正当渠道。它们为现代人文科学思考提供了技术性条件。但是此技术性条件本身也包含着价值性控导，从而影响着学术思考方向。前者是我们自然须依靠的，后者则是我们不能盲从的。一种解释学的辩证法大概正在于此：利用学术之技术性手段，而又不可为其所约制。人，应该是此广义技术化世界的主人。

名词简释：

符号学: 是一个兼涉范围和方式两方面的跨学科-跨文化学术重 整策略的总称；

解释学: 是一个处理不同历史语境之间对话关系的分析策略的总称；

(胡塞尔)现象学: 是在后现代主义时期重建主体伦理学机制的认识论学科；

结构主义: 是在经验实证的科学方向上进行多元化运作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