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1篇

关键词：延续性；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 Stern. Von Wright. Norman Malcolm. Peter Hacker. Gorden 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 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 R. Shields、Marie McGinn and Brain McGinness以及Tim 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

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 of 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 of fairs）、诸事况（the 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

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

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

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注 释：

①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通常以1929年重返剑桥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分为前期（1929年前）、中（1929-1935）、后期（1935年后），本文采用的是多数学者的观点，将中期并入后期。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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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I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 D. F. Pears and B.B.McGuinness.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2.3.

〔7〕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23.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语言体系；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48-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2]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 “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3]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4]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 “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5]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6]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7]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8]，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10]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12]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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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3篇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2]黄根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要旨述评[J].现代交际，2011，（3）.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4篇

一、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及其方法论基础

在斯金纳看来，研究思想史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弄清文本的作者通过其文本究竟想要做什么，但对于那些伟大的故去的思想家们，我们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头脑中，去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所以我们需要特定的历史研究的技术，去理解他们的概念，关注他们的区别，领会他们的信仰，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以事物自身的方式去看待它们。正如 《政治的视界第一卷：关于方法》 一书导论部分的标题“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就是一个力图达到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的方法。这个事物就是文本 （tex）t 的意涵 （meaning）。对于意涵这个概念，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斯金纳将其区分为三种：第一，“在一个给定的文本中，语词或某些特定的词或句子的意思是什么”。〔1〕第二，“对我来说文本的意思是什么”。〔1〕第三，“作者通过其特定文本想表达什么意思”。〔1〕

比起前两种解释，斯金纳认为应当更关注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更关注作者的意图 （intension），并且将其与文本的阐释联系在一起，而中间的桥梁就是以言行事效应。斯金纳认为，“理解或者‘领会’任何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始终是理解言说本身的前提”。〔2〕而任何言说的意欲效应的两大决定因素，其一是言说本身的意涵；二是言说的语境 （contex）t 和时机 （occasion）。“我们应当首先揭示那些我们所感兴趣的言说的意涵和主题，接下来考察言说发表时的论争语境，借以确定它与涉及同一主题的其他言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关联。”〔2〕

具体而言，斯金纳认为任何正式的言说都被意欲为沟通行动，而“任何沟通行动总是针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话题或主张采取某种确定的立场”，〔2〕当然这些业已存在的话题并不一定是就近的。也就是说，著作家在论述某一问题的时候，他回应的可能是一个很早以前或是其他文化中的问题。斯金纳认为，言说如果不是一个行动，也应当是某种态度，即对某种假定、观点或行动的支持和反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能够形成一个“态度网络 （network of attitude）”，并以此验证我们的预设。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强调对文本策略的研究，即关注特定范围内的修辞技巧，从而探寻文字破坏或构建人类社会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我们的概念构造起来的，任何对一种概念的使用进行改变的成功尝试都会相应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2〕“就像其他的社会力量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强制力，它塑造了我们所有的人。……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利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1〕所以我们应当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而非仅仅关注作为个体的作者，并且“将文本视为对特定话语的贡献，进而发现它们是如何延续、挑战或者颠覆那些话语本身的传统语汇的”。〔2〕

要想真正理解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其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斯金纳认为，其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可以被总结为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中的一句话：言语即行为 （words are also deeds），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奎因、戴维森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其中，后分析哲学的这种整体论思想使得斯金纳将文本的阐释与概念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我们如何运用术语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更为广阔的信念网络之间的关系中阐释概念，而非仅仅通过关注这些术语的惯常用法的特定含义”。〔1〕而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使得斯金纳注意到文字与语言中的修辞对于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揭示，因为“我们不仅运用我们的语言去交流信息，而且同时是为我们的言语要求权利，即引起对话者的情绪，确定对话内容的界限，以及对其它的社会控制实践的参与”。〔1〕但最为根本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

斯金纳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都提醒了我们具有一种超越于文本本身的维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言说以及诠释文本。其中，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对待‘语词 （words） 的意涵’。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 和特定生活模式中更为一般的语词的使用”。〔2〕

而奥斯汀告诉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复原主体于言说（saying） 过程中的行为 （doing）。从而按照所用术语的本来意义和所指理解作者在发表某种言说时的意图”。〔2〕其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中隐含着的两个维度，而奥斯汀则找到了将这两个维度剥离开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区分我们在言说中的行为和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产生的结果而设定与以言取效效应相对的以言行事效应。其中带有以言行事效应的言说本身就是在实施一种行动，即一种有目的的自发的行为。

但斯金纳与奥斯汀的分歧在于，斯金纳认为奥斯汀在第一次提出以言行事这一概念时，“他的意思是说，某人是否实施了警示行动，这一问题实质上涉及他意在使自己言说得到理解的方式。但他沿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同时指出，‘领会 （uptake）’以言行事行动 （illocutionary acts） 需要强有力的语言惯例 （linguistic conventions） 为基础，后来他似乎认为，正是这种惯例，而不是言说者的意图，对以言行事行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2〕

所以斯金纳比奥斯汀更明确的区分了以言行事效应（illocutionary forces） 与以言行事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以言行事效应这一术语指涉的是一种语言资源，而以言行事行动指的是主体在沟通过程中利用这一资源的能力”。〔2〕其中以言行事行为取决于意图，而以言行事效应则取决于言说的意涵和语境。所以斯金纳仍然接受了奥斯汀如下的观点：为了复原特定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进而揭示主体在言说过程中所实施的以言行事行动的性质，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定时刻所作出的特定言说‘本应被接受’的方式。

二、斯金纳对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批评

斯金纳之所以关注语词与概念的变迁，原因之一在于反对以洛夫乔伊 （Arthur Lovejoy） 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者。斯金纳认为，洛夫乔伊的 《存在巨链》 （The Great Chainof Being） 一书反映了以往的观念史研究者们具有的理论预设，即认为他们所研究和诠释的经典文本的价值在于它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所以研究文本的最佳方式就在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集中注意力于每位作家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也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共享。所以斯金纳对于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评同时也为哲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斯金纳认为，虽然这种停留于文本以及着眼于所谓“基本概念 （fundamental concepts）”或“普遍观念 （universalideas）”的研究方法有时会很有收获，但是这种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期望从他们身上拷问出对所谓永恒问题的解答的研究方式只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神话，而不是历史本身。斯金纳将这种神话总结为三大类：学说神话 （mythologyof doctrines）、连贯性神话 （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期神话 （mythology of prolepsis）。其中，学说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认定每一位经典作家 （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 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连贯性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竭尽全力要在某一个经典作家的并不一定前后连贯的思想论述中找出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体系。预期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只关注某一时期的后观意义 （retrospective significance），而不关注这一时期本身对于当时的经典作家的意义。

斯金纳认为，这三种神话分别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谬误。首先，学说神话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的或即兴的论述转化成他们在某一预期的主题上的所谓学说，这种形式的神话进一步导致两种历史性的谬误：一种谬误类似于思想传记和思想简史，其关注的主要是某一位或一批思想家；另一类谬误类似于形形的观念的历史，它关注的是某些观念单元 （unit idea） 本身的发展。其中，“思想传记”的最大危险在于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也就是我们可能发现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而将历史划分为“观念单元”的危险就在于确立有关某一学说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将所要考察的学说化约为某一实体 （entity），言说的主体 （agents） 消失，观念本身成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这种具象化 （reifications） 造成了两种历史谬误：一种是试图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近似物，然后声称这种近似物已经“预见”到了后来的作为理想类型的学说；二是探讨在某一观念单元是否在某一时间确实已经出现了，或者在某一著作家的作品中确实存在了。而第二种形式的学说神话就是如果某一经典理论家要是未能就某一设定的主题提出一种得到认可的学说，那么他就被批评为不称职。或者依据一种先验的假定对经典著作家提出批评，说某某经典作家本应通过他们的著作为他们的领域作出最为系统的贡献。其错误就在于作出这些评价的人是否真正思考过这些著作家究竟是否具有或者能够具有去做他们实际上未能做到因此而备受责难的事情的意图。

连贯性神话具有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强调学者有责任发现经典著作家们的学说的内在连贯性，并将这种封闭的连贯性视为哲学家们当初未能实现的甚或是希望实现的。第二种形式是当从某一著作家的学说思想中找到某种连贯的体系非常困难，那么缺乏这种连贯性的体系便成为了一种罪过。

这两种形式的连贯性神话在实践中表现为“为了发掘出最大限度的连贯性，可以忽略作者本人有关自己行为意图的陈述，甚至可以将所有那些不利于他们思想体系连贯性的著作忽略不计”，〔2〕或者将著作家们自相矛盾的地方视为仅仅是表面的自相矛盾而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

神话即预期神话同样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危险在于历史学家在叙述经典文本中某些论断的明显所指（reference） 时可能会误用他或她的视角，一部著作中的论证可能会使历史学家们想到另一部或更早的著作中类似的或者相反的论证。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历史学家都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后来的著作家是有意针对早期的著作，因此，会带有误导性地大谈早期著作的所谓影响。第二种形式的危险是历史学家会将某一论证概念化，使那些本不相干的成分成为一种带有误导性质的熟悉 （a misleading familiarity），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在描述某一著作的意义时误用了自己的视角。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之所以产生神话，而不是历史，是因为它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斯金纳指出：“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言论时的意图。”〔2〕而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关注文本的意涵是不够的，因为首先，表达观念的术语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次，著作家们会使用修辞策略（oblique strategies），这会使言说 （what is said） 与意思（what is mean）t 相分离。

三、历史语境主义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

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视为哲学史编纂的一种类型：历史的重建。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虽然针对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仍然可以被应用于哲学史研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不管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它们直接的研究对象都是文本，正如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在《语境的意识形态：语境在哲学史编纂中的运用与误用》 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哲学史编纂的对象是哲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哲学的过去———过去的哲学文本。”〔3〕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史本身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哲学，二是历史。也就是说，哲学史是关于哲学的历史，而哲学是处在历史中的哲学。斯金纳在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一文的开篇就指出，观念史家们将历史上的思想看作是永久的无时间性的，所以可以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看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专注于他们的论证，看他们对那些永恒问题是怎么解答的。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问题，而非我们的问题。他们解答问题所用的语言也是他们的语言，而非我们的语言。

所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对于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在于，恢复哲学思想的历史维度。我们不能轻易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等同于他们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将他们言语的意涵看作与我们现在使用这些言语的意涵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区分他们想被如何理解与我们可以如何理解他们，而不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即我们可以将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是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学说，但不能认为哲学家本身就是想对这一问题发表学说；我们也可以将某个哲学家零星的论述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但不能认为这个体系就是这个哲学家希望完成的；我们也可以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哲学家某一思想的意义，但不能认为这就是该哲学家希望达到的效果，虽然斯金纳本人也许不会同意这样的立场。

例如斯金纳对于“影响”的论述，即如果我们要说某一著作家A的思想影响了著作家B作品中的思想，那么这一论断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1．人们知道B研读过A的著作。2．除了A，B不可能在任何其他著作家哪里找到相关的学说。3．B不可能再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作者的影响下自己提出相关的学说。”〔2〕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说A影响了B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著作家B思想产生的原因的可能性解释。

以康德为例，我们可以说休谟影响了康德，因为康德曾经说过休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梦。〔4〕而且如果不是休谟提出因果联系只是偶然的习惯性联想，那么康德就不会重新思考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基础，从而就不会提出因果关系是普遍的知性先天范畴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休谟的思想在先，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这一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对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事实。

同样是康德，我们知道他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其思想中对道德的强调以及对偏好的摈弃都与敬虔派对内心修养与道德践行的强调有着类似之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敬虔派的思想确实影响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思想，而只能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的产生可能与敬虔派的思想有关，因为我们证明不了如果康德并非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是否就无法提出其道德哲学的思想。

其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提醒我们历史的文本本身并不是自足的。也就是说，仅凭对文本意涵的分析，无法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

我们需要借助文本产生的语境，言语的以言行事效应来理解文本。第一，我们应当关注文本产生的语境，即了解某一概念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含义，因为著作者可能使用一个概念，其意涵与今天的用法相去甚远，甚至被弃之不用，从而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其思想。以康德的“经验性的”概念为例，其意涵包含“偶然的”，这一意涵为当时的哲学家们所共享，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可能就无法理解为何康德要在经验之外为知识寻找普遍性的根据。第二，我们应当将言语同时理解为行为，在哲学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我们至少要将一种思想看作是对另一个思想的回应，对后一种思想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这一思想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以休谟与康德的关系为例，如果没有理解休谟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我们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这一命题，并称纯粹理性的真正课题就包含在这一问题中。〔5〕

再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从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以罗蒂的说法，“理智史”中汲取养分的可能性。“理智史由对知识分子在特定时候所做的事情的描述和对他们与社会其余部分的相互作用的描述构成。”〔6〕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所提示的那样，我们很容易“忽视了人们如何挑选谁算作已故的大哲学家的问题，已故大哲学家与已故的其他什么家相对。所以它忽视了人们如何从‘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中，挑出‘哲学’史的问题”。〔6〕现有的哲学史自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将已有的哲学问题看作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家们被称为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被留在了我们的哲学史中。

斯金纳认为没有所谓的永恒问题，所以开启了我们不断重新书写哲学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断修正我们的哲学准则，以便使它与当前的高级文化需要相一致。……理智史是哲学历史学的原材料———或者，换一种比喻，理智史是哲学史从中产生的基础”。〔6〕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历史语境主义本身是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当它被移植为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时，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哲学史并不等同于历史。

正如上文所说，哲学史的维度有两个，一为哲学，二为历史。所以哲学史本身有着与历史学不同的特征与本质。正如芬兰学者凯瑞•帕罗内所说的那样，斯金纳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学家，他把形容词‘历史的’ （historica）l 作为描述———评价性术语 （用他后期著作的词汇来说）。这样做的时候，他因为坚持历史证据在解释哲学问题中的价值而模糊了‘纯粹’的哲学方法和‘单纯的’历史方法之间的区分”。〔7〕

斯金纳的理论对手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哲学追问政治事务之本质，追问最好或正义之政治秩序，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不同于历史学的问题，后者通常关注具体事物：具体的团体、具体的人、具体的功业、具体的‘文明’、某一从起源迄今的文明‘进程’等等”。〔2〕无法忽视的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追求真理，而真理本身应当是无时间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所回答的决不仅仅是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要研究他们的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没有过时。

所以我们最好以罗蒂的态度对待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罗蒂将与斯金纳的历史性重建相对的哲学史编纂方法称为合理性重建，它将历史上的哲学家当成我们的同时代人，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去解释他们。合理性重建能够被接受的前提就在于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么做。“如果我们把对已故的大哲学家的讨论看作历史重建 （取决于遵守斯金纳准则） 和合理性建设 （取决于忽视该准则） 之间的交替，那么在两者之间不必存在冲突。”〔6〕同样，语境主义也具有界限。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将语境的误用总结为三条：1．将哲学史看作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2．不再将文本本身看作文本真实意涵的中心。3．认为语境比文本更好理解，但其实语境本身也是需要被阐释的。〔3〕所以历史的重建与理性的重建都只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种方法，只要我们弄清它们各自的前提，就能找到它们各自的界限所在，而不会误用它们。

其次，我们应当防止将历史主义理解为一种相对主义。列奥•斯特劳斯曾经质疑“如果说，人们关于权利所能知道的一切就只是有关权利的疑问的话，或者如果有关正义原则的问题会容许一系列相互抵触的答案，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别的更优越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然权利了”。〔8〕列奥•斯特劳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历史知识本身无法给我们提供价值判断，我们需要以我们对当下时代的理解去评判历史上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

综上所述，历史语境主义应用于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具有其自身的限度。

首先，哲学史相较于思想史具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如果将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无限放大，我们的哲学史中就没有哲学，只有历史了。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5篇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LinguisticPrisonCell:

AClarificationfortheFundamentalTraditionofWestPhilosophy

Keywords:Westphilosophy,Beings,thoughts,language,home

Abstract:ThewholehistoryofWestphilosophycouldbesummedupassuchastandardsyllogismofrelationinference:becausethoughtsisBeings’home(ancientphilosophy)andlanguageisthoughts’home(modernphilosophy),solanguageisBeings’home(thepresentphilosophy).NowthepuzzleofWestphilosophyiswhatlanguage’shome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著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6篇

[关键词]语言学；哲学；语言理论；常项

[中图分类号]H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5-06

一、引言

当代语言理论不断地涌现新观点、新思想甚至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或者理论有的基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句法语音、词汇句法等等理论，有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近似值、盖然率、级阶等理论，有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认知框架等理论，也有的基于语言文化学的预言世界图景、语言定型、语言个性等理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数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新兴学科，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国外语言理论飞速发展的同时，国内语言学界也奋力追赶，不过，在面对国外五花八门的语言理论时，中国语言学总有一种永远都追不上国外语言理论发展的步伐之感。这就足以引起学界的思考：为什么国内语言学界鲜有新的语言理论产生，而只是以国外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本国的语言？如何建立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时如何选择或者创造适合于一定研究目的的语言理论与方法？

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作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37，“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3]52，“语言是存在之家”[4]，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体现了语言的多维性。的确，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凝聚在语言中，同时又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所以对语言的研究就可以以不同的视点、在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不过，不管视点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个维度中，对语言的研究都有一些恒定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知识体系。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所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离不开哲学这一常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哲学开始的。“哲学（philosophia）”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philein和sophia，意思是“爱”、“知识”或“智慧”[5]1，哲学即“热爱智慧”，就是指人类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更智慧地生存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在汉语中，“哲”这个词起源很早，“哲”或者“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都反映了“哲”这个词的涵义。总之，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哲学都是探索人类自身、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等等问题。而在从古至今的种种哲学思辨中，都避免不了对语言的关注，因为 “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生态，人类及其历史不仅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且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之中。”[6]从上古时期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文艺复兴、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以及当代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都体现了语言和哲学无法分割的关系。

二、语言的哲学思索

（一）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思索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语言也不例外。人类最初对语言的探究散见于古代的哲学著作中，最早涉及语言问题的哲学家是上古时期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生成变化是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规律（逻各斯）进行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问题的思索集中体现在“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即“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还是由人来规定的。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相”或者“理念”的世界，他认为人类世界有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分，理念世界是永恒和完美的，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只是在“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一类个别事物共有的性质，“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中世纪关于语言的论争集中到“共相”问题的这一结点上。经院哲学家把语言作为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主要工具。“在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灵—三样独立的事物—是同一的，即‘上帝’。‘上帝’一词因而不仅适用于单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普遍词语。”[5]92所以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心中的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另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的本质和一般的性质，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实论）；还有一种认为普遍词语仅仅和思维中的概念对应（概念论），从而确立了唯实论、唯名论和概念论三个主要观点。这些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于中世纪的关于语言的思考，直接导致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并且对语言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文化主义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近代哲学。一方面机械的客观世界对于自身的描写要求语言是一个摆脱模棱两可性和优美性的关系系统，要求准确、清楚、形式化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又是一个人们表达情感，具有某种语义模糊性的实体，所以就出现了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语言的唯理主义探索和培根、洛克、维柯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经验主义探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在1629年11月20日写给梅森教士的信中，描述了建立通用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的思想；而莱布尼茨则发展了笛卡尔的通用语言的构想和该构想与逻辑的关系，长期致力于普遍文字思想的研究，是公认的世界语的先驱[7]74-81。唯理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波尔·罗瓦雅尔的《唯理普遍语法》。《唯理普遍语法》以唯理主义者对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语言是由两个层次或者两种语言构成的：一个层次是准确的、清楚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对于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另一个层次是每个民族独特的、变化无常的、不合逻辑的，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具有非普遍规律的。唯理普遍语法是对所有语言都普适的语法，自然，这样的语法只能是逻辑上的。作为逻辑上的语法，不仅仅是普遍的语法，还是演绎的语法。《唯理普遍语法》的作者阿尔诺和兰斯洛认为语法首先是以语词中，尤其是句子中思想表达的普遍规律作为真正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语法就是科学。个别语言中的语法相对于前者就是个别情形，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由每一种语言及其“日常语法”的具体特点造成的，因此确切地说，是“艺术”，因此，可能存在“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普遍语法是基于理性规律的关于所有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普遍和不变的原则的科学，而个别语法是基于不同民族语言中不同的用法任意建立起来的个别语言的形式的科学。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洛克的白板说和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维柯所持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代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第一卷中探究了天赋观念的问题，他认为，任何有天赋的原理，人类心灵就一定能意识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于心灵中，而不为心灵所察觉。心灵的原来状态是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的板块，一个暗室，一个空箱或者一张白纸，其中没有任何字样、任何观念。人类观念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另一个是内省或者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的活动，诸如知觉、思维、怀疑、信奉、推理、认识和愿望的观念[8]。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的思索从哲学上来说是认识论的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完全客观的认识，完全除却“不定”因素的干扰，同时还是要考虑到“有思维能力的东西”[7]74-81，也就是要探求语言自身潜在的基础—“人”的潜在影响。就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而言，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因素。

对语言最有影响的还有发生于20世纪初的语言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般分为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9]。这两个传统的哲学都体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但是两者的切入点、理论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相去甚远。弗雷格是个数学家，他在对数学提供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对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提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就是在弗雷格与布尔等建立的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罗素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展开了自己的逻辑研究和语言研究，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展开语言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他从“思维-语言-现实”三元关系来全方位地探索和研究语言哲学，他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则认为完全逻辑的方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或者“存在”遗忘，致使文明、文化的失落，他们的语言哲学就是要争得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们的语言哲学和文化、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海德格尔在其哲学之路伊始就开始关注语言，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研究，而后期的《在通向语言途中》更是把语言问题放到了中心位置。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动摇了传统的西方文化传统，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德格尔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伽达默尔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中说明了一切理解都必须通过语言发生，哲学阐释学的归宿是语言。

哲学对语言的思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等研究范式的更替，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说是对语言本体、语言性质、语言功能等等维度的认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许多语言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所以对西方语言学的认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哲学这一本源。

（二）中国哲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同，中国的哲学也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史前年代。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思考。公孙龙在《指物篇》中论及“指”和“物”的关系时说：“物莫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天下无物，可谓之乎？”[10]12这里的“指”就是“物”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们的特征，没有特征就不可以称之为物，同样没有物也就没有它们的特征，所有的“名”都是由这些“物”的特征而产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0]14就是说事物与名称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名称来指什么事物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约就是“宜”，不符合就是“不宜”。这些古代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西方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是一致的，都是对现实世界本体的思索。不过，这些零星的言说之词，对中国整个语言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对整个社会、乃至各个学科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国家所延续下来的社会思想体系。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一，就是自然，是永恒。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致的。但是道家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哲学，儒家思想以道德楷模来作为训鉴后人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对经典作品、经典人物的推崇与注疏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哲学的主要手段。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训诂、文字、音韵三个板块—训诂是对古代经典作品的注疏、文字是对“字”的本源进行探究、音韵是对语言的语音外壳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研究是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这与中国当时的主导哲学体系是一致的。

自从以西方语言体系为框架的《马氏文通》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的语言学就开始追寻西方的语言研究之路，不过因为中国语言本身的特点，所以中国语言学现在走到了永远都在追赶别人步伐的瓶颈中，要突破这个瓶颈，除了要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外，还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对学科赖以生成的基础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建立起适合这种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

三、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从洪堡特、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韩礼德，语言学经历了许多流派、许多门类的研究范式，但是总体而言，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本体、语言功能、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语言的研究也就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形式、功能和认知方面。形式和功能是从语言的两个最主要的显性特征，形式是语言自身的表象，功能是语言作为一种实体的内涵，而认知作为研究语言与心智、思维相关的新兴研究方向，已经对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甚或是认知语义，其研究的根源都离不开基本的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理论的产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论上也必须遵循哲学的方法论。

（一）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语言理论的建立都是和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以索绪尔为起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传承的是唯名—唯理—形式路线，想要找到的是除却一切不定因素、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共性的东西。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要“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做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30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洪堡特问题”—“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柏拉图问题”—先于经验的内在天赋的存在、“笛卡尔问题”—思维实体中认知系统的存在。这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要“解决整体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问题”[11]。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可以从柏拉图和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中找到源头，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人谈论问题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选择系统，可接受性或用途是其标准。从洪堡特的语言功能论到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观再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遵循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能”，而且是一种“功”，其哲学基础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写道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它的相对静的部分在人的心灵中不断地被加以复制；语言不是研究完成了的工作，而是一种行动[3]56。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必须采用功能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的分析。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发展了语言是一种“功”、一套系统，认为每一个系统就是语言行为中的一套可以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通过说话者对语言的不断选择而进行的分类，从而得出某种表达的系统形式。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一些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如Johnson、Putnam都是其理论生成的直接推手[12]。由此可见，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那一刻开始，哲学就一直是其理论的隐性基础，所有成熟的语言理论都有很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没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语言理论很难有持续的发展。

（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语言学也是从哲学中汲取营养的。语言学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一方面，要探求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度，所以就用哲学中的二元论，以及由哲学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等等形式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索绪尔所创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内-语言外、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历时-共时等等都是二元论的体现，哲学中的数理逻辑以及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都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论的基础。数理逻辑的先驱是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后来由布尔、亨廷顿、康托、弗雷格等人发展完善起来。数理逻辑包含很多东西，有模型论、集合论、递归论和构造主义等等。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就是以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的集合论思想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认为，“所有的可以为同性质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东西，叫做自类有限。”[7]85在他看来，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逻辑上的界限来限定。索绪尔以语言将其表达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由其本身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其反面，即它们之间彼此的区别特征来决定的。实体不是别的，而是具有反面的区分特征的集合（区别性特征）。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更是用一系列的数学计算方法演绎语言中出现的、未出现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与人、世界的割不断的关系，所以语言又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精密，因而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也采用人类中心论、原型范畴等等理论。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发展而来的原型理论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所以不能单纯地以二元对立、互补来研究语言，原型理论在解决语义问题上有着更加合理之处。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多维的现象，在研究的方法论上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手段，但是这些方法论的起源都来自哲学。

四、语言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的哲学思索

一定的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论都是为具体的语言研究服务的，当前语言学研究中遵循美国行为主义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的三大分野—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语义学处理符号与符号的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句法学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处理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衡发展，这三个维度本身就是语言学、哲学和语词艺术中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7]1在这三个维度上，语言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

语义学是语言学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方向，语义学与传统语言研究最相近，传统语言研究是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传统哲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名称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的论断，拿现代符号学的观念来说就是符号学中符号与符号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对语义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在他那里，“逻各斯”从形式上表示言说之词，从内容上表示思想及理性本身。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者“逻各斯”进行，揭示这种规律就是哲学的任务。继苏格拉底之后，“逻各斯”主要是具有“概念”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古希腊哲学可以被称为“概念哲学”。概念哲学把世界看成是分布在空间中的事物的总和，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古代哲学家就此把关于事物的概念进行了范畴化分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主动、被动。在这些范畴中，实体居于第一位，其他九个范畴都是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样一来，范畴本身就已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名称多半是主词，所有其余的大多是谓词或者某些可能命题构成中的限定语。在语义研究中，语义三角是最小的也是最稳固的图式：语词与事物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命名；语词与事物的概念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表达，即用词表达概念。

句法学是语言研究的第二个范式，和语义学不同，句法学关注的并不是世界中的个体事物，而是语言事实，罗素认为不能把世界想象成由事物构成，而是由事件或事实构成。事实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可以被命名，世界由“事件”或“事实”构成，每一个事件都是用“原子”句来描写的，这种描写是客观的，与观察者—说话人的态度无关，观察者的态度在事实世界中或者不予考虑，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用来表达事实的语言形式是句子（命题），而谓词是其中心。在谓词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中，空间和时间统一在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中，即时空统一。每一个事件都由四维，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来界定。谓词中是事实命题的核心，谓词概念的实质内容包含着同样的四维，谓词是最不具有语义性的一个恒定项，谓词之间的关系是思维单位，是外部世界中的语言外客观对应物及其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把它引入到语言领域并不是因为语义，而是句法。在句法的研究中，数理逻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论述了句子结构的内在相互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通过运算来得出句子。所以在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研究中，语言学家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句子本身，而是首先对直接构成的句子的分析，然后通过句子各个阶段的生成转换来分析计算这一类形式下能够涵盖的所有出现的或者是没有出现的句子。

语用学是语言的第三个研究范式，与语义句法研究不同的是，语用研究范式中整个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主体都与“自我”相关，而且用于语言描写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被相对化。在语用范式中，“我”始终在研究的中心，是所有其他相关项的必要基础，除了“我”以外，接下来是以“我”为基础的语词，“这里”、“此时”、“这个”等等，罗素把这些词称为“自我中心特称词”，而语用学中一般称之为“指示语”。指示语指向的是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说话的那个“我”才能被理解的语词。其余的语境、语义蕴含等等都是在“我”的理解和我的存在下才能被感知和被理解。

语言和哲学向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语言研究中，哲学一直起着基础和指示作用；每一种语言理论的确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在具体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同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起着隐性的指导作用；在语言研究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中，同样是哲学指引着研究的方向。以《马氏文通》为起点的中国语言学选择的是西方语言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要求国内的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理论时，遵守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重视其研究中的哲学常项以及哲学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其语音、形态、语义也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汉语本身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语言个性的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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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7篇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 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 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8篇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 y）（y z）} （x 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 [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4]

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 einai, ouk estin me einai（英文beings is, non-beings is 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 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5]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6]（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 （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7] 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8] 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9]；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 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 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 on he 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 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 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10]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11] 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 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 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 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 释：

1、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 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 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 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 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 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 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参考文献：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第9篇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 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 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