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持续合作之旅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欧洲的未来”。今年的会议规格很高，欧洲议会议长到会讲话，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先生也莅临大会。三位现任部长级官员（欧盟委员）以及十多位涉及不同部门的欧盟官员，两位议员分次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和参加论坛讨论。这是参加人员规模较大的一次，前后两天约有1000余人参加。当然，这也是继2005年第一次参加活动后，我们每年都派人参加的大会。由此展开我们持续十年的合作之旅，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一 ，共同打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自从2005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共同举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到2015年我们的论坛持续到了第十届。该论坛已经成为国内持续时间最长、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目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尤其在2008年推出金蜜蜂活动后，金蜜蜂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负责任企业一个最响亮的集体品牌。
第二，共同打造引领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2020平台。2010年，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推出以“智能、可持续性和包容增长”为主题词的企业2020（“Enterprise 2020”）社会责任倡议。由此，引领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深入发展。2011年6月，11家金蜜蜂企业和《WTO经济导刊》共同发起中国金蜜蜂2020社会责任倡议（以下简称“金蜜蜂2020”），关键词是“共同愿景、共同行动、跨界合作、共享价值”。同样，金蜜蜂企业在要求自己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企业共同行动，带动不同的相关方跨界行动，从而创造共享价值。并且，2014年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及会员单位和金蜜蜂企业及《WTO经济导刊》共同发起金蜜蜂2020倡议下的“积极老龄化”议题。由此，在全球社会责任发展中，形成中欧遥相呼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行动。
第三，合作推出传播平台。自2010年起，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和《WTO经济导刊》合作开辟企业社会责任在欧洲专栏，持续介绍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最新进展和经验。同时，双方还合作打造全球负责任供应链中文版网络平台，传播责任供应链规则及实践。
十年中欧CSR发展
这十年，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到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一是，欧盟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变化。由原来自愿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融入到与相关方互动之中的理解，转变到采用ISO 26000社会责任概念，删除原来的“自愿基础上”的字眼，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社会影响的责任。二是，欧盟从社会责任政策到社会责任战略，又进一步延伸到社会责任相关立法的变化。2002和2006年欧盟委员会了两次社会责任通信政策（COMMUNICATION ON CSR）。2011年欧盟将CSR通信政策进一步上升为欧盟2011-2014企业社会责任战略（STRATAGY FOR CSR）。到2014年，欧洲议会通过《非财务信息披露指令》又进一步形成了社会责任相关立法的变化。这个指令要求欧盟成员国在两年内将该项指令转化为国家法律。三是，由通信政策层面到敦促成员国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国家行动计划（NAPs on CSR）的变化。目前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15个国家制定了该项计划，有12个国家在制定中。四是，由原来针对大型企业提出履责要求到指导中小企业履责并重的变化。为支持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在2012成立中小企业咨询网络组织的基础上，欧盟于2013年制定了中小企业咨询指导书。五是，由注重欧盟内部履责到支持欧盟成员国外部的发展。包括要求相关行业如ICT行业和油气公司等等在欧盟外国家地区运营时，也要逐步实施包括尊重人权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由41个部级的社会责任组织（包括了所有28个欧盟成员国）组成，欧洲最大的70家公司都是其会员，在促成欧洲的这些积极变化中，无疑发挥了积极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十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1999年到2005年的辩论阶段，2006年到2011年达到共识阶段，2012年则进入到社会责任管理发展的新阶段，并形成了“政府引导、行业推动、企业实践、社会参与和国际合作”五位一体、共同推动的发展格局。金蜜蜂也从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平台发展为涉及传播、研究、咨询、培训、国际合作的推动和服务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要网络，在推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学习提升同台论道
可以说，同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的交流，我们是从学习开始的。参加2005年十周年年会时，他们的Market Place就令我们印象深刻。企业社会责任会议怎么还有市场展示会呢？原来，Market Place就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理念、方法和实践经验的交流场所。另外，我们十年来的责任竞争力案例研究，最初就是从翻译他们会员的案例起步的。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现状；不同视角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7-0061-02
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于20世纪初首次在美国提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国家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成熟，而国内方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解和研究还没有西方学者的成熟和完善。一般认为，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最早的是袁家方，他在1990年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本书中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争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同时他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划分为不同的几个方面，包括对职工、社会、能源、生态环境、消费者以及国家的责任[1]。自此之后，国内学者开始逐步关注起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由于认识角度和研究视角的差异，诸专家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刘俊海博士首次把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围中去，并指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赢利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自然人的人权，也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和好处，包括债务所有人、企业消费群、企业员工、企业的竞争对象、社会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当地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等[2]，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卢代富运用逻辑学的方法对各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进行汇总和评析，进而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3]。李立清则认为最简单的意义上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并指出这种责任是企业在社会领域内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回应义务”[4]。在他看来，企业社
会责任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内生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我国也逐渐得到普及，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2006年3月国家电网了我国大陆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成为国内相关企业学习的表率，在这份报告中，企业社会责任是这样定义的，即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
2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指企业对哪些对象或主体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具体承担哪些责任。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时就已涵盖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张兆国，梁志钢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视角，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所必尽或应尽的责任[5]。王玲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包括对雇员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对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责任等，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6]。李培林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并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对投资者、顾客、员工、债权人、政府和社会环境的责任[7]。李晓丹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作为划分标准，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企业对公司股东的责任、对公司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8]。按照现在的理解，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股东、对员工、对消费者、对所在社区和环境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再进一步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的责任，也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公益责任、道德责任四个方面。
3 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研究视角
3.1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理论，有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社会契约理论等，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还能明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面对的对象和主体，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文献更是层出不穷，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金建江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观，并指出企业不愿意去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决策信息的不对称，建议在企业治理机构中设立一个“利益相关者委员会”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使得企业积极地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9]。辛杰基于消费者响应的视角，对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分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未来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10]。赵瑾璐，张志秋等在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情况进行整理总结的基础上，以利益相关者原理为出发点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及外部效应进行了福利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完善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11]。王阳，赵祥则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传媒企业上，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传媒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履行对策[12]。
3.2 其他主要的研究视角
除了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外，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或多或少的进行了研究，鉴于文献数量原因，在此，主要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评述。王慧，王建琼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根据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依据不同的指标进行研究和评价，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13]。孙艳从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出发，基于贸易与投资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带来的影响，并指出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就应该实施社会责任的必要性[14]。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环境问题，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王超就立足于此表明了低碳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统一性，并指出了我国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15]。阎泽睿，赵公民则基于元分析视角，从具体行业和领域、指标体系、相关理论、实证与应用及评价方法五方面对2005―2012年间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整[16]。此外，更多的学者将研究方向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上。温素彬，方苑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但是从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显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相符合，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正向影响的滞后性，企业为了短期利益往往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加上国家惩罚机制的不完善，更是“纵容”了这一行为。唐俊峰，李立峰则以2011年和2012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依据，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4 结 论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使得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脉络有个清楚的认识，同时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并将研究逐步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但是从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来看还不尽如人意，企业的短期的狭隘目光还一时难以转变，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实施起来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这其中需要企业、政府和个人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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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兆国，梁志钢，尹开国.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2）：139-146.
[6]王玲.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性质、特征和内容[J].法学家，2006（1）：13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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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慧，王建琼.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9-12.
[14]孙艳.贸易与投资视角下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1）：55-57.
关键词：报刊企业 社会责任 评价体系 设想
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产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十一五”期间，我国已有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还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一律在2012年上半年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同时，2010年国家正式实行报刊退出机制，报刊将每3年实行一次末位淘汰的退出办法，退出比例不低于本区域(省、区、市)报刊总数的3%。中央大力推进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同时实行退出机制，大量报刊将由过去的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各种困难，实行企业法人的报刊将如何更好地坚守其社会责任，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众所周知，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公信力的重要基石，决定着媒体舆论引导作用能否发挥及发挥的程度。大众媒体，包括报刊业的社会责任缺失，已引起整个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2010年10月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提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对媒体来说，秉持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基本没有对其社会责任治理和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强调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不能解决其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对于媒体来说，相比各种利益的诱惑，研究者和社会的道义呼声显得十分苍白。关键在于如何治理，因此，构建科学的中国报刊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国外对报刊及媒体社会责任研究较早，早已自成体系，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初步形成中国特色媒体社会责任的理论体系。但以上中外研究仍有不足，主要表现：①国外研究结论主要针对西方话语环境而取得，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中国报刊业管理有一定参照价值，但缺乏针对性。②国内研究，内容上对报刊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很少涉及。在研究方法上，对其社会责任大部分采用的是定性方法，没有做实证分析。在研究理论基础上，报刊就个体而言，它既是媒体也是企业（改制后），故单纯从媒体伦理角度研究其治理和评价体系是不够的，还要从“企业社会责任论”（一种管理理论）角度研究。总之，要从伦理、法制、经济、政治、文化、企业管理等角度全面审视报刊社会责任治理和评价指标体系，才能得出科学全面的结论。
本文以报刊社会责任论为基础，同时借鉴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我国报刊业社会责任缺失机理，应用CAS理论构建其社会责任治理长效机制理论，运用AHP的实证方法（主要是AHP法和“专家评分法”），构建其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治理对策。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同时将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进行理论探讨同时，结合数据处理，使得研究既有理论和历史依据，又有数据支撑。
①历史分析：对我国报刊社会责任履行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分析我国报刊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和改制后面临的严峻局面。
②定性分析：对“报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研究”进行定性研究。根据“中西方报刊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综述”和“对报刊社会责任履行历史回顾和反思”，采用逻辑推理的定性研究方法，得出“报刊社会责任治理长效机制”理论，进而结合“评价指标体系量化研究”，最后得出“我国报刊社会责任治理基本对策与措施”。
③定量分析：对“报刊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运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等统计资料和实际调查的最新相关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9大一级指标，19项二级指标，参照专家打分法或因子分析法等主客观方法分别确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体系构建后，采用“专家打分法”构造判断矩阵。通过矩阵运算和一致性检验，根据计算，拟建立报刊承担社会责任水平的评价模型:R=■WiFi。
其中，i=1，2，…，22；R为报刊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高低的综合评价值，R值的变化区间为0~5，R值表示报刊承担社会责任水平情况，0~1、1~2、2~3、3~4、4~5分别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低、一般、较高、高、非常高。R值愈大，说明该报刊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越高；Wi为各个指标的相应权重；Fi为各个指标的得分值。采用专家评分法（“问卷调查法”）来确定各指标的得分值，即要求专家根据报刊具体情况，给各个指标分别评分。评分标准为：Fi=1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不好；Fi=2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一般；Fi=3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较好；Fi=4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好；Fi=5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非常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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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志平.基于AHP的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探讨.安徽农业科学:2010(12):73-75.
［关键词］企业家 社会责任 道德义务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重要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在企业践行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应成为政府与公众所期望的社会责任践行者。企业家不仅要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以满足自身内在的发展需求，而且还应积极参与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以实现其应有的外在社会价值。本文在阐述企业家社会责任概念与当前我国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现状的基础上，浅析其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实情试着提出一些解决的对策，以期能够唤起我国企业家践履社会责任的道德意识与实际行动。
一、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最早是由19世纪末的美国学者所提出，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诚如郑若娟指出：“在189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第一卷中，美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阿尔比恩•斯摩尔提出‘不仅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也担负着公众期望’。”直至20世纪中期，企业社会责任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归功于被誉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博文，他在1953年的《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商人应为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与其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还不如明确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毕竟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最终还得落到企业家的身上。正如毕素华所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不只是其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而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家身上人格化的体现。”
哈普•提•杜莱（2000）从三维角度观察企业的管理出发，他将公司的利润、社会需求与社会责任界定为企业管理的三个“理想化的维度”。黄泽民（2004）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总和生产力因素理论着手，对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应然性与必然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探讨，得出了“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实质，归根到底是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结论。李洪彦（2006）认为：“企业家社会责任就是指作为特殊群体的一群社会个体所应承担的与之相关联的社会义务。”在他看来，这些社会义务包含企业家作为社会的普通公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与企业家特殊群体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责任内涵。李君如（2007）指出，企业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受惠者，“应该承担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倡导人际诚信友爱、坚持人人遵纪守法、支持公益慈善事业、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这样一些起码的社会责任”。潘新新（2007）认为：“企业家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家应该本着思利及人的观念去经营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 也要推动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任艳芬（2008）指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于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她进一步提出，“企业家应对投资者、员工、消费者、合作者、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社区、国家、环保等在内的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负起责任”。沙彦飞（2010）认为，企业家社会责任是“企业家作为拥有决策权的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及社会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体现在企业家身上的一种责任意识、责任感”。
笔者认为，企业家兼有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身份，其不仅要严格遵守市场经济体制中所规定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还应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环保责任、维权责任与慈善责任等在内的相关责任内容。简言之，企业家社会责任就是作为企业核心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应自觉维护好至少不能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与应得利益，并能对他人、社会与国家履行其应尽的道德义务。
二、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
企业家社会责任问题不仅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问题，更是当下我国企业家必须加以清醒认识并积极践行的重大实践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以及国际企业间的经济贸易合作的日渐增强，国际上对企业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注也日趋高涨，诸如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之类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与此同时，一些重大的国内与国际会议也开始关注与重视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譬如，2002年在我国西安举行的“21世纪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论坛”和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即“世纪经济论坛”。尽管我们无法排除一些企业在大力宣传与倡导社会责任时会带有“别有用心”或“另有所图”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却难以否认整个企业界的自我社会责任意识与践履能力已得到普遍改善这一事实。那些自身社会责任践行得好的企业，不仅经济效益得到了持续的稳步增长，而且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强。
从我国企业家落实社会责任的现状来看，总的发展趋势是乐观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断趋于和谐融洽，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也正逐渐担负着社会赋予的重大使命。尽管如此，一些商业丑闻还是被频繁曝光出来。例如，2001年南京冠生园的“月饼馅事件”、2008年三鹿的“毒奶粉事件”、2010年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事件”、2010年各地的“地沟油事件”以及2011年双汇的“瘦肉精事件”等。不少企业仍旧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道德隐患，这些隐患很可能还在进一步的发展蔓延中。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大众传媒方式对一些缺德企业进行揭露与曝光，以唤醒企业家内心的道德良知。
三、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的可能成因
笔者认为，我国一些企业家在履行自身社会责任过程中的不佳表现，除了企业家对自身社会责任主观认知存在偏颇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客观因素限制着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我们对可能制约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因素试作如下浅显分析。
1.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疏忽与误解
创造利润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企业家对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无可厚非。然而，现实中不少企业家一味强调对利润的谋求，甚至为提升企业业绩而不择手段，忘却了其作为道德责任主体应坚守的道德责任底线。企业家“为富不仁”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对利润取之于社会并应回馈于社会的价值观念理解得不够深入。企业家应加强对自身责任意识的培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将社会责任观念落实到企业经营的各项环节中去。唯有如此，企业才不至于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企业家才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
2.市场经济体制中道德责任机制的缺失与误用
当今社会，企业家为获取高额利润而利用各种手段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不在少数。企业偷税漏税，生产伪劣产品，散布虚假广告与损害消费者权益等失德现象也层出不穷。我们应突出市场经济中所蕴藏的道德他律属性，赋予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内涵。郭金鸿也强调：“市场经济绝不是超伦理的纯经济体制，在其运行中无不渗透着人的理性与情感，呼唤着道德责任的有效落实。”企业家作为道德践行的主体，在提高自身道德自律的前提下，还应积极参与市场经济体制中道德责任机制的构建，自觉践行起其应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3.我国传统文化中责任观的负面影响
对责任意识的强调，历来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范畴所提倡的重要内容。孔孟儒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对责任概念也强调了很多。其中，孔子的“见利思义”、“当仁不让”与孟子的“重义轻利”、“恻隐之心”等思想，对倡导我们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道德促进作用与价值导向作用。然而，这些传统责任文化观念中带有浓厚的“天命”或“宿命论”思想倾向，它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实质是建立在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维护的基础上。因此，这些传统的责任思想把个体社会责任的践行统归于整体国家责任的履行之下，使得一些个体责任观念趋于抽象化与空洞化，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以真正落实。
四、我国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之道
我们不能仅把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期望寄托于外在制度约束的基础上，还应把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根基建立在其发自内心的对责任主体应尽道德义务的认知上。为此，针对现阶段我国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给出了以下可供参考的建议。
1.积极转变传统经营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经营理念已不适应时展的要求，企业家作为社会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其个人经济行为还应受到诸如环保责任、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等责任的外在制约。传统“唯利是图”的企业经营方式与时下人们对企业家道德行为的呼吁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这也给企业家出了一道现实难题。企业家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才能解决企业在发展经营中所遭遇的道德问题，才能树立起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的良好形象。
2.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机制
良好的企业制度，是推动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基础。企业家应建立以责任为核心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明确划分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的相应职责。尽管有些企业家会强调，企业的一些缺德现象是由于企业员工的责任观念意识不强以及员工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疏忽造成的。但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度不够与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度不够完善致使的。因此，企业家应积极构建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不断完善企业的各项责任制度。
3.加大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部门应将企业与企业家的底线社会责任加以制度化与法制化，并促使企业家不断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责任性。在不断完善企业外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相关政府还应加大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监管力度与惩罚力度。政府一方面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以推动其向着更加自由、完善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与宏观调控，以突出市场经济的法律性。
4.注重社会舆论与大众传媒的外在价值导向作用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大众传媒已日趋普及化。不少鲜为人知的隐性缺德行为纷纷被各大媒体曝光出来，那些不可告人的商业丑陋行径也遭致了消费者、企业员工与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诟病。社会舆论与大众传媒一直都引领着我们责任的价值取向，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道德教育与价值引领作用。倘若没有社会舆论与大众传媒对企业家道德责任良知丧失的揭示，那社会很可能会陷进道德责任危机中。
企业家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中站稳脚跟并把握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以推动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迈进，这是每位企业家必须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作为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重要把脉人，企业家唯有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起来，将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加以权衡兼顾，才能为企业谋利、为社会造福，才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竭其力、尽其责，也才能实现其最大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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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家办报”社会责任论《申报》
史量才是“史家办报”思想的集大成者，目前关于史量才新闻思想研究的核心是对“史家办报”思想的内涵与价值的理解与诠释。一般认为，史量才在《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一文中集中阐释了其“史家办报”思想，他主张报人应“负直系通史之任务”，“以史自役”，用史家的职责和道德要求报人；办报与史家治史鉴往知今一样，关键在于使读者“致用”①。论者多从办报与治史的关系上加以论述，这不无道理，但难以揭示出办报作为新闻事业与治史的本质区别。从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理论来考察，“史家办报”思想根植于中国史学传统与文化，更是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在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社会责任论。社会责任论认为，传播自由与媒体责任相互依存，大众传媒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有义务承当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大报的《申报》在“以史为鉴”思想的指导下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为社会为历史立一较有权威的言论机关”，发挥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舆论先导作用。“史家办报”作为中国化的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其形成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史氏的办报活动、办报环境等紧密相连、水融的，因而在内涵与意义上表现出与西方的社会责任论诸多的不同之处。总书记曾在世界传媒峰会上高度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研究“史家办报”的社会责任理念，对于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仍然具有现实价值与借鉴意义。
一
追求新闻自由与独立，监督政府，服务民众，是“史家办报”社会责任内容的重要体现。新闻自由是社会责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这是社会责任论的基本内核。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独立于政府的新闻自由，社会责任论的内涵主要是针对传媒滥用新闻自由、追求商业利益以及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如黄色新闻泛滥等），以追求独立于商业利润的、服务公共利益的新闻业为目标，主张政府对传媒进行一定的“干预”。与西方关注滥用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不同，“史家办报”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以争取新闻自由和独立为内涵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毫无新闻自由可言，报业市场化程度不高，没有独立的新闻业，所以争取新闻自由与独立、反抗政府或其他势力对报刊的控制与操纵就成为媒体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保障。
史量才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他追求的新闻理想是“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政治上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1931年12月13日《申报》发表时评《再论自由之真义》，反对反动派无故扣发上海各报，要求言论出版自由“有绝对之神圣，为任何人与任何势力所不能侵犯”。经济上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申报》实行企业化经营，依靠广告与发行获得了巨大成功。1921年12月19日史量才对来访的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说：“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今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②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偏无党”、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其本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值得肯定的是，在民族危亡关头，史量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能够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进步作用。
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是传媒形成独立舆论的前提。社会责任要求报刊提供真实、全面、客观、重要的信息和解释等。史量才看到民国后时局的变化很快，只有迅速、翔实的新闻报道才能跟得上时局的变化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读者。史量才为了丰富和扩大《申报》的信息量，增强新闻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可读性，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通讯网络，重金聘请当时国内一流的记者如黄远生和邵飘萍等为其撰写新闻通讯，并在国外重要城市聘请特约通讯员。《申报》主编陈景韩主张写新闻要客观，报道要忠实：“一曰确，二曰速，三曰博。”《申报》在形成企业化大报后继续保持着新闻报道方面的权威地位，它的新闻报道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客观公正，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和公共品格。
言论是报纸发挥社会影响力、体现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申报》作为商业报纸，一开始仿效美国大众化报纸，采取重新闻轻言论的办报方针，史量才主张“无偏无党”、“经济独立”、“以报传史”，要做“社会的木铎”。“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史量才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他认识到不争取言论自由报纸是没有出路的，开始批评的内外政策。他对《申报》进行重大改革，加大对“时评”的改革力度，要为战乱不息、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的国家大声疾呼，唤醒民众。《申报》改革可谓是“史家办报”社会责任理念的直接宣示。《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称“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③。《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④。1932年6月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申报》鲜明地表达了反内战主张，连发了三篇“剿匪时评”，影响巨大。“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史量才及《申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申报》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等对宣传抗日救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致力于文化事业，启迪民智，教育民众，是“史家办报”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史量才办《申报》有着比盈利更为崇高的办报动机，就是坚持“文化启蒙”、“新闻救国”的路线，积极从事文化事业。社会责任论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商业机构，也是大众学校，传播文化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功能，报纸应发挥教导民众、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作用。在史量才看来，《申报》不是一般的企业，更是文化事业，它是承载与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族生命所系的文化的载体，报馆同人“深知民族生命之系于文化，文化之传后无穷者为历史”，因此，《申报》刊行60年来，“息息负历史文化之责任，又同时力趋于时代以前，应环境之演化，开风气于方新，所求不负其使命者，固未尝一日去诸怀抱也”⑤。黄炎培先生回忆，史量才“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
在陶行知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史量才希望通过文化事业来“启迪民智”，将文化知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之中，提高国民思想素质，促进社会进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逐步走向富强。改革后的《申报》由原来注重盈利的商业报纸发展成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进步“舆论机关”。史量才相继出版《申报月刊》和《申报年鉴》，邀请丁文江等人精心绘制《中国分省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编行《申报丛书》。先后创办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等教育机构。1932年12月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深受上海店员、学徒、工友的欢迎，起到普及教育的作用。史量才认为，报社开设图书馆很有必要，把它与《申报》相衡，“一则以史事为经，一则以学艺为纬，但全力与文化，庶民智因而日进，民德因而日立，以抵于国家富强之域”⑥。这种兴办社会文化事业以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理念与实践，旨在开启民智，挽救国家危亡，与民国时期启蒙与救亡的主题相呼应，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化启蒙、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一脉相承，是史量才追求进步与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
“史家办报”社会责任理念的形成，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追根究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源于我国史家文化传统，史家精神一直受到报人的推崇，对此已有颇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是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即追求新闻业的独立精神。民国初年报界畸形发展，许多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靠津贴过日子，党同伐异，新闻报道与评论毫无公信力可言，根本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有识之士坚持西方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提出了新闻“独立”的要求，开始创办“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新型报纸，如邵飘萍的《京报》、张季鸾等人接办《大公报》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主义”、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宣布不党不偏的办报宗旨等。史量才改革《申报》，把这份商业报纸变成了“权威的舆论机关”，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与其他报纸追求新闻业独立的趋势相一致的，对推动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再次，在报刊的功能方面，西方传媒重视报刊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我国报刊比较偏重于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传媒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报刊的商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公众媒介素养有所提高，社会责任论主要是对传媒滥用新闻自由、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的反驳，要求传媒自律并对社会负起责任。而我国报刊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救亡图存的重任，国民素质相对较低，近代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报刊成为先进分子宣传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利器，所以政党报刊、文人办报等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主流，这与西方市场经济成熟条件下的报刊截然不同，我国报刊尤其是政党报刊作为舆论工具、教育工具的作用被发挥到极致，而报刊作为商业机构的功能则受到抑制，商业报纸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主流，张季鸾对此有精辟的阐述：“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⑦这是我国报刊的传统与特色，即使是商业报纸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史家办报”是近代报刊重视社会责任的个中翘楚。毋庸讳言的是，“史家办报”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作为商业报纸的《申报》常常徘徊在义利之间，有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趋向，比如在新闻报道方面，特别重视社会新闻，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申报》也刊登了不少低俗、庸俗的社会新闻；表现在广告经营方面，《申报》对广告极为重视，广告版面超过了新闻版面，甚至出现了一些低级趣味、黄色下流的广告；等等。但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史家办报”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论，在中国新闻史上代表了民主自由、爱国进步的趋向，其地位与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注 释：
①陈建云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②谢介生：《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丛辑及予之感想》，载《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申报社，1922年2月初版。
③1931年9月1日《申报》。
④1932年11月30日《申报月刊》。
⑤见《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刊于1932年11月30日《申报月刊》，原刊于《申报年鉴》（1932）。
⑥见《申报流通图书馆一周年纪念册序》，载《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二年工作报告：纪念史量才先生》，申报流通图书馆主编，1935年2月出版。
⑦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行为 文化传承 KJ法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概念源自西方，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了追求效率而一度忽视企业责任，虽然中国的管理实践也涌现出大量的中国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这些本土的中国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文化传承发端并不来源于西方伦理，而是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管理文化传承的延续。基于此，笔者认为，战略性地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竞争优势培育，从东方管理文化维度可以丰富已有的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概念的管理文化传承内涵开发
（一）存在于西方话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非市场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企业正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正在市场化并成为市场运作的主体，以新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形象展现自己。在这过程中，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伦理正在影响着的中国本土企业，然而中国企业并不完全成长于西方话语之中，中国企业有着比较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培育中与西方管理文化传承相互激荡，共同塑造着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国学思想正在重兴，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着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模仿创新范本，中国的本土企业及企业家正在成就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事业，以及充满大智慧的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市场开拓空间的发掘，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和谋略思想，而这些思想和管理手段需要系统地开发和整理。
在西方战略管理文献中，西方学者指出，企业将公益慈善作为一种公关，或者是广告，以通过高额捐助提高公司的形象。可以用战略的思维去看待这些问题的，公司可以通过这些慈善公益活动改善他们的竞争环境，即他们业务运营所在的商业环境的质量。通过这样的手段改善竞争环境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联起来，从而可以改善公司的前景。非市场战略和公司政治战略已成为主导学术语言。仅从西方的管理理论发展看，对企业使命和目标的理解，并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战略和竞争战略紧密结合，不足以形成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完整的认识地图。例如，波特认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观建立在两个隐含假定之上：其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济目标不可兼容；其二， 企业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效率远低于个人捐献。在波特看来，上述两个基本假定只有在企业慈善处于分散和零碎状态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念来自西方，是现代企业成长的理论指南和向导。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指一个企业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方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自诞生以来，其先进的核心理念便得到国内外有识企业所推崇。它打破了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追求规模的生存方式，认为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这不但可以为企业寻求与政府、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将是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国内，田志龙团队也就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进行着理论探索，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非市场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成果。然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管理实践总是存在隔阂，西方的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本土企业何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订和实行时总是缺乏信服力。探其究竟在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面对是中国的情理社会，而不是西方的社会责任行为社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基于伦理基点是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古代管理思想而不完全是西方的社会责任行为伦理，当然在华跨国公司受母国管理文化传承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伦理体现得比较淋漓尽致，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中国本土民营企业为什么在企业发展初期其部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要优于在华跨国公司。这引发了许多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的深刻思考。
（二）中国企业文化传承传统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管理文化传承涉及到某一社会中的各种管理活动及其产生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传承，具有独特政治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的国度，其制度传统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力量。西方提出企业政治战略和战略性慈善，并不能完全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在中国环境，由于义利合一思想影响，外在功利性较强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不一定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甚至会产生负效应。忽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儒家伦理维度和特殊的情理社会背景，中国企业所面对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显然比西方企业更加复杂和动荡，运用西方的功利化的社会责任行为难以找到中国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实践的理论和现实逻辑。因为西方理论研究是基于西方公民社会的，而中国的社会责任行为意识不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自身的成长，从优秀到卓越的过程中要求学术界找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文化传承之根基。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西方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研究。
我国企业慈善的被动特征和纯公益状态急待改变，自主性和战略性有待提高。尽管我国在华跨国公司还存在忽视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问题.但整体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观念和意识在逐渐增强。然而，我国企业实践具有十分明显的波特指出的“分散、零碎”特征，多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仅限于获得社会公众的“好感”。少数企业能够将承担社会责任行为与改替企业管理文化传承环境结合起来。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论阐释：基于东方管理文化传承的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竞争环境的逻辑关系
对竞争环境的关注，使得公司不仅仅要把钱捐出去，还需要综合平衡资助的能力和关系处理。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问题，要求公司在对待这些捐助项目的时候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态度。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在华跨国公司面对中国特殊制度环境的一种非市场战略，已成为在华跨国公司与非市场力量博弈的主要工具。中国是调查商业和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唯一的情境。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会培养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策略在如下若干方面中与西方国家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大不同。首先，中国公司很少进行集体行动。他们趋向于与直接调整者或者本地政府进行一对一的互动，许多重大的决策正是在这一对一的互动中形成和决定的。第二，社会网络在中国变成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网络空间。企业家很难把他们私人考虑与组织的利益隔开起来。进而，当诸如履行社会责任行为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中国变成了一回事，当然在西方国家是必须严格区分，这有可能产生变质并引发许多政治、伦理和法律问题。
（二）跨国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文化传承差异
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深受其母国文化传承的影响，如欧洲公司就与美国公司有着较大的差异，与日资和韩资企业相比其差异性就更加明显。公司社会责任行为概念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社会责任行为权”。Moon等认为，社会责任行为权是社会责任行为享有的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这组权利是与义务相伴的权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社会责任行为权是“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权利，它更多地是与照顾社会利益的义务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定义。
然而给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定义却碰到了文化传承的瓶颈，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两个转型的国家，一个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另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中国企业还正在进行着管理转型，管理转型嵌入社会转型，企业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时，其战略管理所需针对具体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其文化传承维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战略运作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运作时，其文化传承心理的接受，以及文化传承心理接受的心理契合度也是在战略筹划之中，也就是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中寻求机会和竞争优势，那么在制度环境中的人和事是嵌入其管理文化传承之中的，企业不得不将文化传承差异和文化传承心理的可接受性考虑其中。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文化传承特质分析
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目的不是为管理寻找伦理辩护，其深刻性在于启示人们必须树立一种全新的管理价值理念，即要使管理深深植根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之中（水，2005）。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体现人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人道体现在企业本质属性上，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机构（德鲁克），企业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契约关系，也就是企业从社会中获取了权利，也必须尽其义务，这是一个铁律，从终极目标的关怀上看企业在社会面临困难危机和灾难时尽其责，正是大道所在。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突出人缘、亲缘、地缘、文缘、商缘和神缘，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人缘关系网络中寻求自己的社会定位，以达成企业与社会和合的最高境界。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赢得人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人心工程，是为企业赢得民心，合民情、利民富、促民强的好事。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在人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战略，也并不排除企业的利益谋划，本文认为这种谋划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企业并不完全是个社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股东谋求利润和永续经营，因此企业进行战略性谋划具有合理性，不管是为了求得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政府公关，还是社会公众公关，以及为了避免环境保护主义的联合抵制而进行的“善举”，均应列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中，而不是排除在外，因为即使遭遇了危机也可获得社会的谅解和帮助。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获得人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使企业的声誉和社会资本增值，使企业能够得到人才的青睐，得到外部环境的人才等高质量资源的不断供给。使用儒家伦理对基于西方社会责任行为伦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开发，使这一理论的立足点落在中国现实情境，而不是西方的照搬照抄。
本文把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划分，按“属加种差”原则，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属性进行了界定，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特质分解。管理特质是组成管理知识体系的构成单位，不同管理知识体系依靠它的特质构成和特质结构来加以区分和识别（薛红霞，2007）。
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学研究，在西方已大量涌现，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形成概念和命题，也有形成构念和变量以及假设，在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和认识，只有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相关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提法往往见诸于新闻报导和政府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奖励排名，然后作为学术论文必须对这一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概念进行科学化表征，在文中，承认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念是一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科学知识体系，它可以看作一系列特质和特质群的复合体.本文借助于企业访谈和KJ法，在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21家企业的调研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观念的特质、特质群的分解。诸特质之涵义，可以表述如下（见图1）：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本形式特质群T1{T11，T12，T1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什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本形式特质群是针对回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什么？（what）这个基本问题的，也就是说，只有廓清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
特质T11：政治化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现代工商企业获得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政治话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是对于政府政治功能的一种替代。企业在某些关键时期确实存在着帮助政府完成社会责任行为的任务。
特质T12：管理职能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福利相关联，在劳资关系层面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对于人才保持和吸引的关系。同时，科特勒提出的善因营销，将营销与企业责任相关联，则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职能进行联系。
特质T13：伦理化认识。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伦理的同义词。直到今天，许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识上将其与企业伦理等同，认为这只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只起到美化的作为。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等同于企业道德责任，对社会负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隐喻。将企业隐喻成社会责任行为，有了主体的角色，成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一份子。给予企业以人格和主体地位。在东方管理中提出“以德为先”，管理以人为本，德是办企业做管理的首要理念。人为、为人中也体现了企业的过程是个人为，也是个为人的过程。
特质T14：战略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的关系运作。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非市场战略的子战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差异化竞争战略。在这一认识层面，更强调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企业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必须对各种事项进行管理，而这种对环境的管理，也就使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构成了战略管理的新内容，从这个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纳入企业战略之中，一方面讲的是将伦理道德在企业高层的重要决策中体现出来，在企业战略中无时不渗透着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从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企业基业长青的长远目标起到战略性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也是企业的竞争战略和手段，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核心的战略。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公司治理，主要在于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治理，关键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同时边缘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样不能忽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处理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和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原则。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过程特质群T2{T21，T22，T23}：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何实现？
T21：政府的干预。许多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尤其一些有社会学背景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解决不能依据企业的自觉，而是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和引导，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现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T22：社会的推动。西方学者认为，除了公共政治之外，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利益集团，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展企业的非市场战略，向企业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要求，如果企业拒绝，外部利益集团将采用联合抵制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惩罚。
T23：企业的战略自觉。做好事与做得好之间存在着关联，也就是说，企业讲求社会责任行为同样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基业长青。因此，在企业自身要将企业的责任转化为企业的战略，出于企业自身利益，企业也就可以通过做好事，实践自身的社会责任行为从而通过战略运作实现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依据特质群T3{T31，T32，T33}：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什么而制定的问题（why）。
T31：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制定。这是早期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就是赚钱，交税，当时部分民营企业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承担太多的责任是低效率的。
T32：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制定。社会责任行为公司和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提出以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以完全与赢利无关，而是以社会公益为主导。
T3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是空中楼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也不应远离主营业务。企业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战略性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些商机和时机，适时开展战略性公关活动。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目标特质群T4{T41，T42}。
T41：持续竞争优势。持续竞争优势最早由安索夫提出，之后波特等人对竞争优势进行了外部行业定位的解释，而资源基础观的学者则从企业内部的优势和能力来解释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带来竞争优势，其来源可以由外部环境也可由内部企业的资源来解释。
T42：实现社会和谐。中国的义利合一思想关照下，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取得成功之后，无不以高境界回报社会和人民。可以说，中国东方管理思想才可解释为什么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论在解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时经常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仅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和手段而低水平的运用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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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责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79 ― 02
当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代大学生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必将勇敢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提出：“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实现“中国梦”对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和责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在“中国梦”背景下的大学生责任教育，既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条件，也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一、“中国梦”背景下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的必要性
（一）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要求
“中国梦”不仅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深知，“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离不开大学生这支庞大的队伍作为载体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1〕由此可见，责任体现了人的一种社会必然性，是每个公民对于社会和他人应尽的一种义务。
“中国梦”的提出对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有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该勇于肩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强弱关系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当代大学生有着崇高的理想
想信念、聪慧的头脑、开阔的眼界、创新的能力，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源泉，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当代大学生，要在深刻了解国史、国情、世情的情况下，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列，承担起青年本有的使命和责任。这就要求大学生必须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相结合，勇做时展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二）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实现“中国梦”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为充分的条件。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将大学生责任教育作为其重中之重的内容。大学教育绝不是仅仅传授给学生知识，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会学习，更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会做人，如何运用自身所学的知识去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大学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重视大学生全面发展，真正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的人，成为社会发展需要的“责任公民”或者说成为一个“道德人”。当代大学生只有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才能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提升综合素养，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网络化发展迅猛，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彼此碰撞激荡，造成部分大学生价值标准混乱、信仰缺失。因此，培养大学生责任意识对于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创造条件增强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意识；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不断促进大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激励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中国梦”背景下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的途径探索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将“中国梦”教育与责任教育有机结合
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将“中国梦”教育及责任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性，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实施责任教育，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意识地确立责任教育的目标、内容。目前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有五门课程（“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加强责任教育需要把培养大学生对国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自然负责的责任品质确立为责任教育的目标，把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作为对大学生道德评价的重要指标，并将责任素质作为大学生各类评优评奖等方面的重要考察内容。二是要注重整合责任教育的内容。充分挖掘各门课程中的责任教育相关素材，引导教师将责任教育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其教学内容与“中国梦”教育和责任教育都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授课教师可以“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和责任教育融合到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价值教育等“基础”课的几大主要教学模块之中。教师也可以将责任教育整合为一个专题教育，分析概括“基础”课中责任教育的具体内容及内在联系，整合责任教育的教学内容体系，能够有效增强“基础”课责任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实效性。
（二）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中国梦”教育，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校园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学校的精神和灵魂。校园文化在高校的人才培养、校风建设、价值引导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紧密融入“中国梦”宣传教育，丰富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努力使广大师生成为走中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承载者、凝聚中国力量的核心I跑者〔2〕。因此，有针对性地把“中国梦”宣传教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能够更好地培养和强化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高校要重点培养一批专门研究“中国梦”的教师队伍，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要不断加强对“中国梦”教育的理论研究，帮助大学生系统认识和正确解读“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明确自身在“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高校应寻找出一条将“中国梦”宣传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充分利用广播、校刊、网络等多种传播渠道，将“中国梦”宣传教育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与环节。高校要重视引导学生系统学习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使广大青年学生真正意识到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千辛万苦才寻找到的符合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使学生意识到要实现我党提出来的“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就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同时，高校可以在校园的人文化景观中植入有关增强责任担当的元素，如名人塑像、爱国名言等；也可以把责任教育融入各种校园活动中，如通过辩论赛、歌咏比赛、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等活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三）在社会实践中融入“中国梦”教育，提高大学生责任担当能力
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大学生群体能够养成自觉的责任行动，让大学生自觉履行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即是加强大学生的行为能力教育。众所周知，大学阶段是大学生社会化和职业准备的关键时期，如果他们在这一重要的成长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责任体验，则很能形成强烈的责任意识，又怎么可能在走向社会后主动承担起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因此，加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责任教育，通过“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丰富责任体验，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理应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美国哲学家杜威指出，教育即生活，道德和社会责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有效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3〕。由此可见，加强责任教育必须结合社会实践来开展。高校应当以开展宣传“中国梦”教育活动为契机，建立健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机制，充分地为学生提供培养责任感、丰富责任体验的机会，动员他们以国家公民身份参与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如通过组织开展暑期“三下乡”、服务社区活动、社会捐助活动、支教活动、义工活动等各种形式的公益性实践活动，让大学生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更全面地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才能切身体会承担责任和履行责任的重要意义，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人生价值的意义和实现，进而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信念，锻炼并提升责任担当的能力。
三、结语
“中国梦”对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和责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加强“中国梦”背景下的大学生责任教育，既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条件，也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在“中国梦”背景下，我们要把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作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方法，不断增强大学生责任教育的实效性。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9.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食品企业；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43-07
一、引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效实施食品安全治理、引导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拷问中国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这些问题：为何有的食品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但也有不少食品企业甚至是名牌或龙头企业违背社会责任？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驱动机制和调节机制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尚未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食品安全治理。近几年已经施行了《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等系列法律法规，并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十报告也提出今后需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然而，这些改革在近几年并未收到显著成效。根据复旦大学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网站、国家食品安全中心网站“质量播报”栏目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网站“食品安全问题曝光”栏目（未披露2010年的数据）的数据统计，中国2010—2012年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数量与趋势如图1所示。图1表明，虽然三种统计数据的差异较大，但均反应了中国自2009年实施《食品安全法》之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数量仍然呈上升态势，并未明显扭转。为了克服单一政策监管的低效，2012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将“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作为今后食品安全治理的六大任务之一。因此，只有明确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才能制定实施政府监管强制性与企业履责主动性相协同的高效食品安全治理政策。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传导机制等五个视角展开的。
（一）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企业绩效和外部环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政府、非盈利组织、消费者、股东、职工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诉求，以及对减少贫困、降低污染等社会诉求的回应[1]。企业绩效因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寻求以提高企业绩效为目的的最优社会责任履行方式、途径、程度和时机等[2]；杨春方（2009）发现出口业绩、创新程度、管理水平、财务状况等企业绩效因素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和程度具有显著影响[3]。外部环境因素强调对企业取得合法性、增强声誉、响应公益行动、规避市场风险、铸就顾客忠诚等具有重要影响外部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外部环境压力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以及政府控制、政府层级、市场化进程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具有显著影响[6]。
（二）按照过程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Brickson（2007）认为，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忽视了企业组织及其管理层对社会责任产生作用的精神框架和意识过程，无法让管理层认知企业所处的现实世界[7]。为此，Kunal等（2008）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意会（Sensemaking）过程模型，该模型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意会过程分为认知（Cognitive）、语言（Linguistic）和意动（Conative）三个递进环节。其中，认知环节包括对企业的目标定位和合法性判识，语言环节包括对企业正当性和透明度的传达，意动环节包括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事前承诺等[8]。郝云宏等（2012）认为目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存在重经济理性而轻制度理性的偏失，并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制度环境—制度压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三因素影响过程模型[9]。
（三）根据需求理论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Tuzzolino等（1981）借鉴马斯洛创建的人之五层次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因素框架，它将企业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盈利、合法等）、安全需求（竞争地位、避免倒闭等）、心理需求（利益团体、合作共享等）、自尊需求（市场地位、产品领先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慈善行动、环境保护等）[10]。其中，企业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它受前四种需求的影响且在前四种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McWilliams等（2001）根据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投入，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与需求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规模、多元化水平、研发支出、广告支出、政府采购、消费者收入、劳动力市场、产业生命周期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性影响因素[11]。
（四）基于宏微观主体间关系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Aguilera等（2007）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多重影响因素框架，该框架划分了微观个体（企业管理者等）、中观组织（行业等）、宏观国家和泛宏观国际组织（政府联盟等）四个主体层次，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理论分析了影响这四层次主体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自利性）动机、关系性动机（主体间关系）、道德性动机及三种动机的交织影响[12]。S. Li等（2010）比较分析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发现缘自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其中具有不同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国家产生的影响最大[13]。杨春方（201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三者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14]。
（五）从传导机制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前置驱动因素，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递或调节作用，最终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观点有：国家与社会文化（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后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法规政策、行业自律规则和投资者的监督规则等制度因素的调节下，企业经济基础前置地驱动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产权结构决定企业承受的政治干预程度，政治干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交织影响决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企业领导类型影响下属员工的伦理认知，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其中变革型领导比交易型领导产生的影响更大；甘地（Gandhi）文化对印度结构（国家政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决定着印度企业处理社会责任问题的方式；企业核心价值观影响企业伦理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影响到企业财务绩效。
国内学者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多。韵江等（2005）认为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分别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变量和中介变量[15]；李建升等（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驱动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16]；姜志华（2011）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企业文化是中介因素[17]；周立新等（2012）发现中国家族企业的内部能力（制造能力等）和外部关系（社会网络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18]。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视域广泛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和传导机制等方面，但尚存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的研究路径为探索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适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缺少针对社会责任具有特殊性的食品企业、重污染企业等的专项研究。二是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存在一些矛盾。如前所述，前置驱动因素有国家与社会文化、企业经济基础等多种观点，中介或调节因素也有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制度因素等多种观点，其原因可能是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演绎法考虑到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部因素，缺少采用归纳法探索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归纳研究方法，对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整体性探测研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目前尚无全面系统的有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概念、范畴、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的调研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误解[19]。因此，设计结构化问卷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大样本调研未必有效，也受调研条件和成本的限制。由于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测这些影响因素需要广泛深入的信息来源。公司网站具有内容广泛、信息量大、更新及时等优势，其信息蕴含着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各公司网站所有栏目披露的全部信息作为资料来源。剔除了生产白酒等特殊消费品的公司，最终得到58家样本公司，其中沪市17家，深市41家。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1967）首创的一种不受理论假设限制的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从原始资料中探寻现象背后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资料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和编码，探测出若干概念、范畴及其内在联系，最终构建出扎根于实践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包括开放式编码（初始编码和聚焦编码）、主轴编码、理论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四个步骤[20]。以下将运用扎根理论、采用NVivo 8软件对58家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处理。
四、概念、范畴的提取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逐词逐句地进行分析、标签和编码，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大量初始概念（初始编码），并进一步从初始概念中发掘提炼出若干范畴（聚焦编码）。为了尽量排除主观定见、专业背景和个体偏好的影响，本文采用公司网站披露的原生词句作为标签，从中发掘初始概念。根据NVivo 8软件的统计，一共参考了1992条原始语句，从中提取了171个初始概念，在剔除出现频次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后，最终得到157个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多且存在一些交叉重复，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分类组合，按其实质归纳为16个范畴。为了节省篇幅，表1仅列示了出现频次较高的前3个初始概念和16个范畴。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由Strauss和Corbin（1990）在早期扎根理论基础上创设的一种编码类型，它通过探寻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发展出作为“范畴之轴”的主范畴，形成更大类属的维度[20]。根据表1中的16个范畴在性质、内容、结构、条件、行动、结果等方面的逻辑联系进行比较与归类提取，确定为5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对应副范畴及其内在联系如表2所示。
（三）理论编码与模型发展
理论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提炼、归纳出核心范畴，并探寻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相关副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连贯图景及其背后的因果脉络，最终发展出新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编码，得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概要为：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对企业社会责任主范畴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根本动因，二者形成原生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关系（简称“文化—责任”关系）；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对“文化—责任”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属于情境条件因素；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三者共同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和强度。以该“故事”为基础，建构出一个新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如图2），按其构件简称为“文化—情境—责任”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保障理论构建依据的初始样本量足够大，初始概念和范畴提取参考的资料更具开放性，本文并未采取扎根理论常用的事先预留部分样本以备理论饱和度检验的理论抽样方法，而是采取由三位本课题组成员独立地对源自全部样本公司的初始概念、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进行复查、质疑、增减，再进行集中辩论、取得共识的方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并未发现存在实质分歧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和逻辑关系。此外，还对高金食品、涪陵榨菜两家食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及生产部、技术部、战略部、市场部、财务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初步验证了模型逻辑关系的正确性。由此表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五、“文化—情境—责任”模型的阐释
运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可以解释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机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但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强度、方向等）存在差异。
（一）“文化—责任”驱动机制
企业文化由企业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因子决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它通过影响食品企业领导层和员工的意识与行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生与否及履行程度大小。根据样本案例发现，“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取决于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
1. 企业文化的类型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由于企业的领导者特质、发展历程、所属产业、所处地域和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等存在差异，产生了多种类型的企业文化，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传达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具有差异，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发生作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也可能不同，甚至出现维度间发生矛盾的情况。以双汇集团为例，其愿景是“做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商”，该企业文化驱使双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型）慈善责任维度而弱化（质量型）食品安全维度。根据双汇网站公示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双汇累计捐赠达1.6亿元，但在2011年发生了“瘦肉精”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即发生了“捐赠”与“掺假”并存的怪象。
2. 企业文化的强度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当企业文化的影响力较弱时，如滞留于表层文化而未深入中间层和核心层文化，企业几乎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要能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其影响强度需要达到某个“阀值”，当影响强度超过该“阀值”后，随着其强度的持续增大，“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会越高。因此，“文化—责任”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三元股份自1997年上市以来一直强化以“倡导绿色与健康的文化”、“质量立市、诚信为本”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即使在2008年我国乳品产业几乎全盘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形势下，三元仍能独善其身。
（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
质量改进（由研究开发、质量管理两个范畴决定）和经济绩效（由经营模式、销售绩效和治理结构三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部情境因素，这两大因素是“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科技支持、经济基础和管理保障，是食品企业能否将社会责任动机付诸实践、保障食品安全的内在物质条件。企业荣誉（由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食品企业实现“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外在动力和压力等精神条件。
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三个情境因素均通过影响“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或强度发挥调节作用。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微弱时，如三者的影响均微弱或三者的影响虽然较大但调节方向相反导致影响相互抵消，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主要由企业文化直接驱动，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直接强烈；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强烈时，如三者的影响强度和调节方向均非常积极或非常消极，将会大幅促进或抑制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间接微弱。三个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如图3所示。
图4为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总结。图4中，A、B、C三条曲线分别代表企业文化类型和强度不同的三家食品企业，依次对应于图3（1）中的A、B、C三点；曲线C上的C1、C2、C3点分别对应图3（2）中的C1、C2、C3点。图4以C企业受到情境因素的正面影响为例解析了调节机制的基本原理：当C企业的“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时，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最小；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强时（图4中的C3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低，调节效应最大；反之，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弱时（图4中的点C1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调节效应最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58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的网站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探测发现：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质量改进和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进一步构建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分析了“文化—责任”关系的驱动机制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其中，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驱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三个情境因素的强度和方向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此外，还探测出企业荣誉这一新的主范畴，它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领导视察和高管荣誉是我国情境下的两个特色范畴，二者在中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是基于扎根理论质性探测方法构建的，模型中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作用机制和路径等有待大样本定量实证检验。
（二）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十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一，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开展、创新和传承的重要阵地。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食品企业应当加强对自身企业文化的诊断和创新，改变目前企业文化同质化严重、忽视食品产业根本使命元素的现状。例如，多家样本公司提出了“健康、诚信、忧患、快乐”、“团结、进取、创新、发展”、“勤奋、进取、团结、忠诚”等同质化的企业文化。这表明食品企业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加强融合中华文化与食品产业特质的企业文化建设，将食品安全、生态文明等核心元素融入企业文化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实施有关文化建设总布局的政策时应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食品企业文化建设，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鼓励食品企业实践、创新和传承具有中华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
2. 加大对食品企业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的支持力度。食品企业的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两个内部情境因素。食品企业对研究开发和质量管理的投入不足或对经济绩效的片面追求均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低下或缺失，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部分样本案例表明，我国食品企业的研发成本、认证成本、质量管理系统的投入与运行成本、接受监管成本、诉讼风险成本等高昂，可能导致部分食品企业甚至食品产业的经济绩效底线难以保障，采取无法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低成本低质量生产经营策略可能成为某些企业的现实选择。这就需要政府在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以惩戒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同时，还需正视食品产业的高风险与低回报不对称性问题，从宏观产业经济调控的高度进行规划，制定实施财政、金融、税收、技术服务等政策支持食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
3. 规范食品企业的荣誉建设。企业荣誉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提升能够促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荣誉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国家领导人、部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对食品企业的视察，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可能对企业既产生强烈的激励机制又形成严厉的鞭策机制，甚至影响到企业文化建设；也可能存在国家的食品安全治理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交织作用于食品企业的冲突性机制；等等。领导视察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等，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政府制定实施科学规范的企业地位和高管荣誉评价制度、权威明确的品牌与资质认证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食品企业进行巡视、视察和督导制度等，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
4. 强化食品企业的法制教育。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中，本文注意到缺失了有关“法规制度”的外部情境因素。从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出发，本文并未人为增添这类范畴。其原因是样本中仅有几家公司披露了依法纳税、安全生产两方面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已归入表1中的法律责任范畴），目前尚无一家样本公司披露对《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及相关承诺等，甚至所有样本公司网站均未出现“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初始概念。这表明，目前我国食品企业层面的法律法规意识还非常淡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全国食品管理与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交流活动，但目前尚未将这些法律法规理念深入到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食品企业层面，食品企业还未做到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准绳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27]。因此，在今后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管理等食品安全治理行动中应当有效开展引导食品企业学习和宣传法律法规等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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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Factors of Foo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Policy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hen Xujiang，Gao Lu
（School of Account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关键词：社会灾难；企业社会责任；道德判断；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043-02
1 引言
20世纪以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热点问题（Bowen H.R，195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以人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强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已经从号召转变成一种具体行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黎友焕，2007）。
“5.12 汶川地震”之后，地震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考场，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从盈利能力转变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少。公众认知的这种转变，为企业提供了在新时代创造竞争力的新方向。因此，关注社会福利、关注公益，宣传、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能使企业获得更为长远的竞争优势。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及公众表明，仅以地震中体现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能作为完全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定义，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是由其道德判断决定的（谭英信，2007）。
由“汶川地震”引发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中，主要表现出两种观点。一种坚持“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Friedman（1970）认为企业不必承担其它的社会责任，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因为利润越大，企业运用社会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另一种观点坚持“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Carroll（2000）认为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相关者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因此，企业在“汶川地震”这一社会灾难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不同，而社会公众根据其道德判断对企业社会责任期望进行评判，决定其最终对待企业的态度和行为。
所以，在社会灾难的特殊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发生了怎样的转移、道德判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会对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了解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现状及取得的成果，本文便是通过对以往这两个研究领域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成果，并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灾难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2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1895年，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创刊号上刊登了美国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阿尔比恩・斯莫尔（Small Albion W.）关于“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的呼吁，该文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问题纷纷从不同学科领域阐述了各自的理论观点。
Bowen（1953）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家按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相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合理的具体行动的义务。Bauer Raymond（1976）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认真思考公司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海因茨・韦里克（Heinz Weihrich，1982）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企业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Carroll（200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还不统一，而且各种定义的差异性很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存在两种理论纷争，即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也叫一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 Milton）。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企业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企业管理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其它的社会责任。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因为利润越大，企业运用社会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Friedman，1970）。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也叫多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著名学者霍瓦德・R・博文（Bowen H.R）。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被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各级政府、各种商务伙伴和其他利益者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相关者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Carroll，2000）。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在不断变化，同时企业也日益依赖于社会。因此，企业已经不只是对股东负责的经济实体，而是因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关于这两种理论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企业追求目标、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黎友焕，2007）。由于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而且它还会继续下去（Steiner，1997），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亟待完善。但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无论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学者如何辩解，在社会各子系统日益联系紧密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李炳毅、李东红，1998）；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利润眼界，看到了企业的生存是社会的需要，如果企业的存在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甚至有害于社会，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的民间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和数百个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在我国的认证和审核，给我国对外经贸企业尤其是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和争论，也促使理论界加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关问题的探索。
在国内，学者们在介绍和引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也把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了初步的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都能把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由于国内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系统性、普遍借鉴国外文献观点创新性成果少、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黎友焕，2007），因此现有文献非常有限。
3 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
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50代的西方心理学界首先兴起。对于道德判断的概念，学者们给出的定义很多，学术界将其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道德判断是个人道德选择之前的一个心理环节，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教育家科尔伯格（Kohlberg L.），主要观点有“道德判断是道德主体实施道德行为前重要的心理过程”、“道德判断是道德决策的前提”、“道德判断是道德选择的逻辑前提”（Kohlberg L.，1964）。第二类观点认为道德判断是对已有道德行为或思想从道德角度进行评价，主要观点有“道德判断是应用道德概念或道德知识对行动的是非、好坏和善恶进行评价的过程，道德判断是一种认识活动（武棠棣等，2003）”、“道德判断是个人运用已有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认识，对某种道德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吴利国，2005）”。二者在实质上都是对善恶正邪的判断，只是前者更强调个体自我道德选择的思考过程，后者更强调对已有道德行为思想的判断。
对于道德判断的研究，瑞士心里学家皮亚杰（Piaget J.，1932）首先从认知角度进行了探讨，他把认知因素当作道德判断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Kohlberg L.在Piaget J.关于道德判断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也采用认知发展取向研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后，Kohlberg L.的学生雷士德（Rest，1958）研究发现，儿童在道德认知上能够理解其所处阶段及以下阶段的道德观念，但在道德情感上更喜欢高一阶段的道德观念。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1967）在Kohlberg L.的基础上，与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亲社会道德判断发展的实验研究，创立了亲社会道德判断理论。20世纪80年代，原西德康斯坦兹大学的林得（Georg Lind）和威根赫特（R. Wakenhut）在Rest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道德判断研究应该测量道德判断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并把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作为同一行为的不同方面对大学生加以测量。
20世纪后期，克雷布斯（DL Krebs）、沃克（GR Wark）、卡倍戴尔（JIM Carpendale）等人认为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判断模式是功利性的而并非纯认知的。他们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真实生活情景下道德判断的功能、目的、依据、影响因素及内在过程等，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复杂的道德世界，把握真实的道德判断规律提供了理论和实验的依据。研究揭示出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情景、对象、预期结果和价值取向等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判断结构或阶段，以及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和行为选择的思维顺序和逻辑关系等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吴慧红，2005）。
目前，国内有学者引进了国外对真实生活下的道德判断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将道德判断应用在道德、教育等方面，用于企业应用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相关文献很少，因此需要针对中国特殊文化及背景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从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的研究综述来看，现阶段国内仍缺乏权威的研究结果。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的研究也从早期的难以很好的区分各自的研究领域发展到了现阶段形成各自独立的研究体系，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两个研究仍存在着交集，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逐渐呈现出企业化和战略化的特点，但其本质上来说仍是企业家道德和慈善行为的一种反应，因此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如何体现的将成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研究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道德判断研究已经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学者们的研究重心逐渐从早期的以不特定企业、大范围样本统计分析的研究范式转向以特定企业、特定情境、小样本案例调研的研究范式，企业的特质性和企业组织环境的特质性成为学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并涌现了如社会灾难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等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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