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1篇

（一）高等教育多元化、特色化

从主办机构看，美国大学主要分两种类型：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是联邦、州或市政府投资举办，其中联邦政府举办军事等特殊院校，州和市政府办综合性或专门性大学。私立大学是指个人投资举办的大学，私立大学又可分为盈利性大学和非盈利性大学。私立盈利学校需向政府纳税，税务以外的收益不受制约。私立非盈利大学不向政府纳税，因此学校的全部收益都要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基于卡耐基高校分类法，美国大学被分为以下六种：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性大学、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和学院、四年制本科学院和大学、两年制大专学院或联合学院、专业学院和印第安部落学院，不同层次的大学根据其定位不同，追求的目标也有所不同。美国大学一般都致力于特色办学，并不盲目追求所谓“综合性”或是“一流大学”。如博士学位授予学校主要侧重于研究，科研在学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学者治学，高度自治

在治学上，美国高校的大部分校长都是在教育教学领域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新颖的办学理念和富有特色的办学规划一直是他们秉承的宗旨。许多著名学府也是同样，各具特色，鲜有雷同，并都成为它们的制胜法宝，如麻省理工学院以工科见长，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培养IT人才见长等等。经营管理上，美国高校大部分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即由董事会负责经营和管理中涉及的所有问题，特别是筹措办学经费问题，使学校既可以按照办学特色规划教学计划，又可以按照公司管理制度进行运营，如开办新的学科，高薪聘用新人才，学校获得经济利润等等。这种经营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学生，学校还能不受政府干预地自主确定规模、结构。

（三）成熟、权威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是以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为基础，由自愿参加的私立院校协会或专门职业协会下的独立认证机构(必须是获得教育部或民间性质的高教认证委员会认可的机构)认证的一种高校自我管理手段。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是一种质量保障机制，也成为了学生选择学校的参考指标，因为学校只有通过了认证，在校学生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经济资助(如贷款、助学金)，他们的学分在转学时才能被承认和接受。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协调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利益关系，全面、客观、准确、动态评价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反映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不断推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教育资源不足，质量不高

基于教育部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是3460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88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含独立学院292所)，高职院校1321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830个，其中高等学校548个，科研机构282个，在学博士生29.83万人，在学硕士生149.57万人。这样的数字相对于中国13.54亿的人口总数来说，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太少，高等教育在校生人口比例太小，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的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不高是目前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教学方面，学科管理不当(基础学科不扎实，实用学科不突出，前沿学科无领先优势)；专业设置不合理、课程安排不恰当，片面强调大而全；教学模式简单落后、培养方法固定死板，灌输式和填鸭式传授知识，忽略了学生思考、研究、实践、创新能力；对学生的检验方式是只看成绩和证书，导致学生学习的目的发生变化———取得学分万岁、拿到证书平安。因此，导致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相当大比例并未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求。

（二）盲目追求“大而全”，特色优势弱化

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目标习惯于追求“大而全”，导致目前的高校，不管什么层级、什么类型的院校，都设有文科、理科、工科、经济、法律等大学科，且专业齐全并谋求协调发展。这种目的和愿望是好的，但是却因此出现了许多院校主业不精、辅业不行的现象。国家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综合型大学，但是更需要的是大量特色突出的专业性高校。在中国，成功的特色院校也有不少，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学院、南京审计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外交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等，但是这些特色并没有成为本学校的主流办学理念，更多的是特色院校逐渐被合并、更名而失掉了原本的特色。同样，在高校里的特色专业，也因上述原因逐渐失去特色和优势。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有趋同化的倾向，这种现象是极其危险的。

（三）高校管理体制僵化、低效

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是套用国家行政机关的层级性管理，自身尚未建立起符合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体制。学校管理者是官员、政客，而不是学者、教育家，管理机构臃肿庞大，造成运营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学术自由受到限制，过多行政力量干预教学、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被行政化、官僚化、低俗化。教师受制于不合理的评职机制，为职称“仕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职称论文和书籍，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也“应运而生”，正常的教学、科研受到影响。总结起来，僵化的体制影响学校高效发展和师生健康成长的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学校管理层的官员压制学术，用各种方式占用和侵吞了本应批给教学、科研人员的资源和经费，另一方面，教师、学者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受到腐蚀，为追逐权力、利益，煞费苦心去经营权术，无心教学和科研。

（四）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不科学、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还不科学，评估方法也尚待完善，缺点具体表现为简单划一、政府管控、静态僵化。全国各大高校类型众多、起点不一、专业特点和优势不同、发展速度也不一致，用同一个评估去衡量，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的原理，有失客观、公平、公正，也不能全面反映每个高校的整体实力、专业优势，更不利于高校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全面发展。比如“211工程”虽然是政府主导的评价体系评估确定的高效工程，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实施至今，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简单划一的评估标准和不适当的操作，使一些实力平平、学科无特色、专业无优势、毕业生就业前景黯淡的高校，因为某一条件符合，跻身于该工程，而一些综合实力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高校，仅仅因一个条件不符合被排除在外。这一工程的评估体系无法与国际通用评估标准接轨，也对社会形势变化和高校自身发展趋势缺乏灵敏反应，无法指引大众对高等教育产生正确的需求和期望等。YUWAISAOMIAO域外扫描

三、中美高等教育对比后给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启示

（一）适度加大高校数量和规模，着重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增加高校数量是中国为提升国民素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工作。为此，首先，要坚持稳步、适度、有序的原则，保持合理的增速步伐，做到既不急速冒进，也不畏首畏尾、停滞不前；其次，要防止徘徊在低水平的办学层次上，要创建以本科及以上院校为主的高校；再次，要突出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师资力量和科研总体水平必须有相对优势；最后，要合理地分析和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在教育实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加大建校力度，使西部、边疆地区、人口大省、二三线城市成为新校的主要建校地点。在扩大高校数量和规模的同时，更要重视的是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目前中国高校多年扩招，事实上已经是降低了门槛，因此，在学生进入大学以后，第一，学校要严格按照教学目标进行培养，对未达到培养目标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要求将其不合格科目重修或延长学年。第二，学校更要深化教改，使教研模式、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可以被广泛使用于实验、讨论、独立作业、学术活动、考察观摩之中。第三，培养学生完成学习类型转变，向研究型学习、创新型学习和实验试验型学习方向转变。第四，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教学素质，加强教学工作研究，在注重教学效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五，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不仅仅满足于浅层次的、简单的资料汇总式的研究，要使师生积极参与，综合运用科学模型和合理假设，通过系统论证、实际调查、实验试验、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独到性、创造性的创新研究。第六，科研人员要拓宽视野，加强区域性、国际性的合作交流，借鉴世界名牌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教学、科研方法，总结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学情的办学方法。

（二）以多元化、特色化办学理念为主，培育特色院校和骨干专业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了，必须要基于我国的社会需要，以多元化、特色化为办学理念，重点建设一批具备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的特色院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门人才和特殊人才。要改变现状开拓创新，就要做到：第一，如今名不副实的综合型大学改回到原本的特色院校；第二，将学校盲目设立的以及不能保证教育质量和水准的学科、专业进行整合、改进，甚至是摒弃掉；第三，对特色院校和特色专业给予支持，比如，扩大招生规模、增加硕博点设置、重点扶持特色专业，在课题申报、经费审批、教学评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第四，鼓励和支持具备特色的私立学校，例如大型企业或民间组织、团体、个人等根据市场需求所创办的民办高校。

（三）建立符合教育和学术研究规律的高校管理体制

改变高校管理体制僵化、低效的现状，就要求高校管理必须要“去行政化”。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贯彻落实，改变行政权力主导高校运行的局面。首先，要实行教授治校、专家治校，保障学校高度自治，确保学术自由，成立完全由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教务委员会，对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各项事务进行研究和决策。其次，要改变原有的教师考评体系，更侧重于考察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特色、讲授方法以及原创性研究成果等。再次，要精简高校各个部门及人员，避免机构臃肿，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最后，学校重视教学和科研，保障教学科研人员掌握科研资源和经费，使资源能够合理充分地运用到学术研究上，避免教师看重权术而轻视学术的现象在校园内出现。

（四）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是“促进”民办教育，但因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和“民”出资办学的“逐利性”相矛盾，其所设置的法律框架在许多新问题上存在尴尬和困惑，难以真正实践“促进”。如何从公法和私法的结合中探索出一套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实现教育公益性和资本逐利性的最佳平衡和有机统一的法律制度，以保障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产物，发展迅速，弥补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然而同时，相关的立法却存在着不少硬伤，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第一，民办高等教育的界定不明确。由于民办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教育体制的改革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民办高等教育的界定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条规定摘要：“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这就是说，现行法律对民办高等教育，是从举办者和经费来源两个角度来界定的。应该说，这种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界定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没有新问题的，但当我们对实践进行了考察之后，就不难发现这一界定还存在些许困惑。现实中大量存在着国、民合作办学现象，如公办大学举办的国有民办二级学院，这些学院该如何归类？有的民办高校，虽然没有用到国家财政性经费，但地方政府为了支持举办者而给予其一定的事业编制，或在其设立之初依托公立学院的名义给予教师资源和管理资源（无形财产）等上的支持，它们又该如何划定？是否可以说只要举办者不属于国家机构，有非财政性经费的投入，而不论其出资比例多少都划归为民办呢？法律都没有具体规定。现行法律仅仅从举办主体即所有权人或投资角度界定民办高等教育，这显然不能应对多元化的实践，由此使得许多民办高校在管理上的法律依据不确定。

第二，民办高等教育的定性有矛盾。《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明确地将民办教育定性为公益性事业。鉴于教育的非凡属性，法律的这一规定毋庸置疑是正确的。法律对民办高校本质属性的这一确定，决定其不应以营利为目的，而要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为依归。但同时，《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又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2004年颁布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更是将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加以明确区分，并予以不同的管理。答应民办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取得“合理回报”，可以说是法律理性的体现，反映了来自于实践的要求；但“回报”尽管不是“营利”，且前面加了限定词“合理”，也不能回避其和“公益性”事业定性的矛盾。不可否认，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举办者的投入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商业性资本，而资本必然带有逐利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其投资的主要动机。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调查，90％的向民办学校的投资是谋求营利或回报的投资。也就是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从起步之初到现在，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是投资办学，而不是捐资办学；即使是那些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举办的民办学校，也有着明显的投资色彩。法律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投资”的概念，但在实质上已经认可了“民”出资办学的“资”具有资本的属性即增值目的。这一“不得已”的认可，由于明显和教育事业“公益性”的本质属性相矛盾，势必导致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在许多关键新问题上显现出尴尬。

第三，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不清楚。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摘要：“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这表明，民办高校只要具备我国法律有关法人成立的条件，就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那么，我国的民办高校法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法人实体呢？现行的《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两大类，而民办高等院校无论是哪一类都难以“归队”。

首先，民办高校不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1］以营利为目的、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是企业的重要本质属性。而我国《教育法》第25条又明确规定摘要：“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决定了民办高校不能定性为企业法人。

其次，民办高校也不是事业单位法人。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法人是指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2］而民办高校是个人或社会组织利用民间资本举办的。举办主体的不同，是公办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和民办高校的分界点。

另外，我国民法中尚有机关法人。很明显，民办高校更不属于此类。那么，民办高校可否归属于社团法人呢？按照我国2001年颁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校被命名“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注册机构和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同，是作为国务院唯一授权代为审查社团法人资格、颁发社团法人证书的民政部门。从这点上来看，似乎民办高校应该属于社团法人。但理论上一般认为，社团法人为人的结合，其成立基础在人，“社团法人乃人的组织体而享有人格者……设立人究须几人，其他法律设有规定时，应依其规定，民法未设明文，解释上至少须有二人，最多则无限制。”［3］如是，将民办高校划归为社团法人也不妥，因为《民办教育促进法》并没有规定设立民办高校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举办者；而且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否则将违反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立法的宗旨，国家鼓励利用社会资本办学，当然也包括来自一个举办者的出资。同时，将民办高校定性为社团法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已存在的一个投资者举办民办高校的现象。

既然民办高校不能归入到我国民法对法人的任一分类中，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法人呢？根据国外的民法理论，民办高校当属私法人中的财团法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鉴于教育机构这一类实体性非营利组织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非凡性和专业性，一般通过非凡立法对学校法人予以专门规范，如日本的《私立学校法》。明确民办高校法律地位的意义在于，我国法律和政策对各类法人的设立条件、程序及所进行的管理各有不同，民办高校的归类直接关系民办高校的持续发展。如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分为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两种，而民办高校是“非企业法人”，两头均难以为据；导致民办高校教师的个人养老保险无法可依，只能“就低”参照企业的相关规定，从而和公办教师在退休待遇上形成巨大差别，进而影响了民办高校高学历、高层次教师专职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剧了处于初始发展时期民办高校的弱势。第四，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所有权不完全。《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5、36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资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财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那么，民办高校的这种法人财产权和《民法》、《公司法》规定的由股东或出资者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是否具备同样的内涵呢？也即民办高校能否完全自主地行使法人财产权，譬如对外投资、为他人提供担保、抵押财产、转让处分财产等等这些财产所有权中的应有之义呢？

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民办教育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其法律框架中没有按照民商法的原理设置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转投资、抵押担保之类的行为无疑是受到限制的。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没有承续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直接禁止民办学校对其财产转让或用于担保的规定，但依然在第38条规定，“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也就是说，作为法人主体的民办学校在学校存续期间，即使享有法人财产权，但和民法、公司法所规定的法人财产权相比，多了许多限制，这集中体现在收益权和对资产的处置权两个方面。在实践中，民办高校对其财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作为贷款抵押，更不能转投资；而对其收益的分配（更准确地说是对出资者的奖励），也须符合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即办学盈余的使用必须服务于其公益性使命，主要用于学校事业的滚动发展。可以说，民办高校对其法人财产仅享有了部分权能，实质上只是法人财产管理权，民办高校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私法人。

在此，出现了两难困境摘要：即一方面，民办高校被赋予了独立的法人地位；另一方面，却因公益性而无法完全适用民商法框架下的法人财产制度。于是，民办高校便成为了一种既不同于公办高校（有国家财政拨款），也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自主行使法人财产权来谋求资金来源以及增值）的另类法人。这种不完全的法人财产权对于必须完全凭借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并谋求发展的民办高校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因为民办高校产权归属的不完全，不仅会直接影响社会捐赠以及公共经费的投入，影响其他民间资本的行为预期，而且还由于资产抵押的限制、转投资的限制，其经费来源主要被局限在举办者的投资和办学收入两个途径。在我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既热爱教育事业又具备经济实力的私人或社会组织本身有限，而一味采取增收学费、降低成本等方式以求累积式的滚动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民办高校的声誉，使民办高校陷入循环困境。因此，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制度是我国民办教育持续发展中一个根本性的新问题。

第五，举办者和学校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合理。这个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摘要：

1．经济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肯定了民办学校的法人财产权，而法人财产权是通过出资者权能转移而产生的权利。按照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在法人财产权制度下举办者的财产和学校财产相分离不再是一种操作性、管理层面的制度规范，而成为权利的内在要求。民办学校的出资者一旦投入资产参和举办学校，在学校存续期间，就不再拥有其所投入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即出资财产实际的所有权。那么，举办者在出资后得到的权利是什么呢？《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并未提出对应于公司法人财产制的股权的概念。但可以肯定地说，举办者出资举办学校后的所得和投资设立公司得到的股权是迥然有别的。股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利，由于公司的营利性，股权最集中的体现是自益权即分红权，以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即他益权、诉讼权和在符合法定情况下的退股权；而且，股权的实际价值是以其所占公司资本比例随公司法人财产的扩大而扩大的。

那么，我国法律所设置的和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相对应，专属于民办学校出资人的出资者权益究竟有哪些呢？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摘要：“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折射了立法者的苦心——力图在不违反上位法原则的前提下满足投资者的寻利诉求，将举办者的出资所得即“回报”，不仅以“合理”厘定，且定性为一种“扶持和奖励”办法。根据法律规定，民办教育举办者可以获得的“合理回报”属于奖励的范畴；而且，这一获得还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它们和出资者的投入额以及所占的投资比例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和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的支出占收取费用的比例”、“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在实践中不易厘清的因素相关，合理回报的可操作性因而相对缺乏。同时，民办高校举办者的出资额无法随着校产增值而扩大。在学校经营不好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颗粒无收”，然而在学校经营很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撒几粒种子收几颗米”；即举办者对学校积累所形成财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享有所有权，也不可以分得。此外，法律规定在“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挪用办学经费”，那么，其是否享有自由转让对学校出资的权利呢？由于没有股权的概念，举办者的退出机制无法启动，只能等到学校终结清算时才能重新获得出资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举办者出资办学，这个“资”并不是“资本”，而只能作为“资产”，而且是笔“死资产”。举办者和学校的这种经济权利关系，相应地又带来两个新问题。其一，民办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乏力。一方面，由于无论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们如何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忽然和自己无关，因此，举办者们极有可能对于学校本身积累的资金不敢也不愿再投入，尤其是硬件投入，行为选择趋向短期化。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明晰、合理的产权布置和利益结构，精神的东西陨落之后就是裸的争权夺利，这已经成为一部分民办高校的现实。我们在将民办高校推向市场生存的同时，由于没有立足于权利本位而是更多地从社会本位出发去设置其利益机制，由此不是激发而是遏制了民间教育投资的热情和潜力，导致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其二，民办高校中的违法营利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我国居民富裕程度较低，民营资本也处于成长之中，加上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支持办法还不够完善；因此，投资办学不要求得到回报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我国和许多发达国家存在大量公益性教育机构在社会经济条件上的不同。而事实上，我国的民办高校风起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办学者发轫于营利动机投资办学，由于法人财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民办学校难以据此建立起合理的法人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客观上加剧了举办者、出资者通过违法操作获得利益回报的行为。从近年来民办学校发展的情况看，一些学校的“营利”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2．管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对民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甚少，基于同样的维护教育公益性的出发点，其和公司及一般企业法人的治理结构也大不相同。法律为民办高校设置了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举办者出资后即获得参和学校董事会的权利。但新问题是，由于没有类似公司法制度下股东大会或股东会的设置，也没有董事会应当按照出资者权利的大小分配决策权的规定，出资者的表决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也就没有成为学校权力配置的基础；加之现行法律对于董（理）事任期和产生办法及其任职资格，包括对亲缘关系的限制等亦无规定，且没有把监事的设置作为法人治理的必须要件，权力制衡机制无法形成。那么，在法律设置的这种法人治理结构中，出资者能通过什么方式去影响法人，监督法人，将自己的意思运作于学校的经营，实现对学校财产的管理和支配呢？当自己作为出资者对学校的管理权受到限制或剥夺时，或者是某一出资者对学校“专权”任意所为时，其他出资者的权利如何运用法律加以保护，又如何寻求司法救济呢？法律对此并无规定。

在实践中，民办高校普遍存在着“家族式”的管理，致使小的出资者权益轻易受到侵害，董事会徒有其名。由此而来的新问题是，无论是民办学校的利益，还是出资人的自身利益，都有可能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民办高校的自身发展也无法得到保障。

以上分析说明，民办学校的投资人和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不合理、不规范，存在许多困惑。和公司法所设置的股东和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相比，这些权利在内容上虽然和《公司法》中股权派生出的权利类似，但差别却是本质上的。内在制度的不完善注定了民办高校的先天不足。

民办高等教育立法的上述困扰，其根源在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和现实办学状况即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是促进民办教育，但其所设置的法律框架却无法真正实践“促进”。在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新问题上，从法律地位到法人财产权再到法人治理结构，立法者虽颇费苦心却也未能绕开困境，其关键在于没有解决民办高校从诞生起就存在的根本新问题即产权和营利新问题。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区分营利性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是一种选择，可以使产权和营利新问题迎刃而解；但却和我国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是公益性事业的定性相悖，且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难以一蹴而就。如何从公法和私法的结合中探索出一套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实现教育公益性和资本逐利性的最佳平衡和有机统一，以保障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摘要：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3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投资;高校评估;自主办学

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现状

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由公立高校来进行的,因此,我国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政府的财政投资。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在政府对教育的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国总的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和世界相对的合理水平不尽符合,高等教育支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尽合理。

在1998年高校根据国家的发展要求开始扩招之后,高校的财政问题一年好似一年,但是,总的来说,多数高校自身仍然感觉经费短缺,高校希望国家能够投入更多的经费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而这两年,国家准备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很难再分出更多的资金投入高校,这就是当前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和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所面临的问题。

二、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体制与西方国家之比较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体制同西方各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下表,我们可以进行大致的比较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经费主要是以间接形式向学校提供资助,而美德俄则是由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来共同承担,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显得很单一,而且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投资存在着不足的情况。在欧美发达国家,其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教育甚至普及化教育阶段,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们或早或迟地都选择了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其中,美国“在公立高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资金约占高校经费的50%,其他投资约占50%左右;而其私立大学的学费、学校服务收入、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产业和金融资本等收入所占比例更高,学费收入达到43%,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达14%,学校的服务和其他创收约占21%”[1]。

在英国,高校和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大学基金委员会,作为两者的中介机构,对高校的经费进行评估,然后向政府提出,“政府通过大学基金委员会每5年给大学分配一次拨款,由大学自主安排和使用”[2]。这样,英国政府对高校的投资就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客观性,政府对高校的投资就不会盲目,也使政府的财政投入能够发挥较为实际有效的作用。

在我国,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是全面的,对高校的投资也是直接的,教育部门实际上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此,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投资便是“分内”职责。政府主要根据国家的发展要求来确定对高校投资的重点和数额,而不是根据高校自身实际发展的需求进行投资的。另外,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还是不够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需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

三、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

第一,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低下水平。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占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投资体制下,国家总体教育投入的不足,必然极大地限制高等教育的投入,甚至带来高等教育与国家义务教育争夺资源的问题。

第二,政府的财政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整体发展要求进行预算的,忽视了各高校的实际需求,导致资金在各高校之间的分配存在较大不平衡,有的高校资金过多,而有的高校却缺乏资金;另外,在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益问题,其原因在于,高等学校缺乏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与竞争机制,在制度安排中漠视了成本效益在高等学校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

政府财政投资效益不高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有限资源,有许多没有花在教学与科研的“刀刃”上,而是花在与教学科研无必然关系等方面,比如,大量的用在行政方面甚至后勤方面,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第三,政府拨款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的拨款制度深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对高校的财政拨款主要依据国家计划进行,这种政府拨款方式对高校间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不足,政府拨款基本上起到的只是“输血”的作用,而对高校提高成本效益、提高自主融资能力的激励不够。同时,“政府拨款在缩小高校间固有的地区差距和历史背景而造成的不平衡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够”[3]。例如,近年来,由于非竞争性因素造成的东西部地区高校间的投入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因此,当前的政府拨款制度没能很好的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四、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体制改革的方向

第一,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调整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比例。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今天,应该根据高校实际发展的要求适当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根据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对美、英、日、印度等38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教育投资与人均GNP之间的数量分析所得的结论:我国目前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应该达到GNP的4%左右,而实际上,我国1998年仅为2.55%”。这个数字远低于“1992年发达国家的5.7%,中等收入国家的4.4%以及世界3.6%的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1992年低收入国家2.6%的平均水平”。我国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真正体现为“科教兴国”的目标。

第二,建立高校财政评估机构,即高校和政府的中间机构。建立政府和高校之间的中介机构,可以使其站在高校和政府之外,“旁观者”的立场上,在更为客观的基础上对高校财政投资数额进行评估,从而使政府的投资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效用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教育腐败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大学基金委员会的做法,政府通过大学基金委员会对高校每5年进行一次财政资源分配。另外,我国政府还应该在增强对高等教育拨款的灵活性和效用性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完善政府的财政拨款制度。我国政府的财政拨款制度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现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我们应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改善和完善我国的财政拨款体制。

(1)对教育的政府投资要本着提高我国教育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市场机制为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主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其中,政府应当摆正自己在高等教育产业发展当中的位置,“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对高校办学的直接干预,积极发挥正确的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

(2)要把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估作为财政拨款的重要指标,发挥评估激励机制在拨款中的作用。努力缩小政府投入在高校间的不平衡,应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共建的方式,加大地方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力度。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倾向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和办学条件先天禀赋不充分的高校。

第四,要切实落实高校的办学自和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真正尊重高校的办学主体和融资主体的地位,使高校真正成为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融资主体。对于学校运行的各项成本开支标准,对于如何制定融资战略,高等学校应当具有最终的决定权。高校通过合理运营获得资金赢余,应当受到鼓励。国家应当鼓励学校将赢余投入到改善师资待遇、提高师资水平和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中去。

另外,一些公立高校还可以进行“转制”的改革,创办产权多元的高等教育机构。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引入外资,建立对外合作机制。“政府不应‘大一统’地行使本应由民间力量行使的高等教育投资权利与义务,应当允许公立与私立并举、非营利法人和营利法人共存的办学格局的存在。在明确产权、权利、责任、义务的条件下,高等学校的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和完善了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体制,既能提高高校的办学自,多渠道的动用社会力量进行融资引资,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政府财政投资的效率,使政府能有相对充裕的资金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缓解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矛盾,从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唐忠旺,等.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4,(7).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4篇

1.1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

环境道德教育就是要引导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责任不是最大限度地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而是学会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地球生态环境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关，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与美丽是人类对自然所负的责任和义务，这无论对地球生态还是对人类自身都是有利的。

1.2激发生态意识，培养理性生态人格

生态良知进一步升华就形成了生态意识（或称环境意识），它是人们对自然关系的认识、态度、观念和行为取向等的总和，表征的是现代人的一种道德素质、道德人格。从根本上说，生态意识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通过环境道德教育来确立、内化和普遍化的问题。哲学层次的生态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一个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也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是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它包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即环境价值观）和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3理性生态人格的建构

环境道德教育就是要培育越来越多的具有理性生态人格的各类道德主体，以使他们在各类环境道德实践活动中，能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努力，甚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培养个体形成环境道德品质、进而形成理性生态人格就是环境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理性生态人格的建构过程与环境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是具有一致性的。

2.高校环境道德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2.1学校环境道德教育

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这一阶段的思想对青年人一生的生态行为习惯、对全社会的生态文化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高等教育要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及指导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学的全过程。要用“绿色伦理”思想培养人才，大量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环境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骨干和核心人才，将基础的环境教育课程列为必修的公共课；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贯穿到科学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追求双重目标（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用“绿色校园”示范工程熏陶人，建设环境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绿色校园”。

2.2政府环境道德教育

正规、系统的学校环境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和主要的，但它不能涵盖环境道德教育的全部，为此，就需要学校以外的机构、场所来进行补充。政府在环境道德教育实施中主要进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与阐释，为个人的生产、生活行为确立指导思想、理念和规则。比如颁布多部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提出和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文明”思想、“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因此，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总揽全局、统筹人和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推动者。

2.3社会环境道德教育

社会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培养和维护公民的环境道德素养，以正面的宣传教育影响公民，避免负面影响。比如大众媒体应多出版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期刊专题、图书画册；社会环境保护组织多开展环保运动，加强环保宣传力度；社区可开展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丰富生动的社区活动，加强社区居民环境道德意识；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公民的环保知识和环境意识是成正比的。同时避免宣传铺张浪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的生活、生产行为，比如对奢侈品消费的推崇、对满桌野生动物的高档酒店的称赞等。以此来共同洁净我们的社会环保风气，形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潮流。

2.4家庭环境道德教育

家庭是个人接受教育最早、最久也是最稳定的场所，因此也是最能配和环境道德教育终身性特征的场所。在家庭环境道德教育的初期，也就是孩子的儿童时期，家长应潜移默化地以自身的行动来教育引导孩子，因为儿童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个体在儿童时期所处的生活环境对于其人格品质的培养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意义。家长可以以童话、寓言故事的方式来警示孩子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在从小的生活细节中规范孩子的环境行为习惯，培养孩子的环境道德意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环保知识的补充，强化孩子的环境道德意识，最终使孩子形成稳固的良好的环境道德品格。而在家庭环境道德教育的中后期，由于孩子接收到了更为广阔和新颖的环境知识，家长在这时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者。家长要谦虚地向孩子请教不熟悉的环境知识和思想，这样才能使环境道德教育在家长和子女之间实现双向互动，共同提升双方的环境道德素养。

3.结束语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5篇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类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办学规模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规建设显得相对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严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并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体系建设，健全法律的执法机制与监督机制，为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类型，这已在教育界形成了共识。高等职业教育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了大众化教育行列。高等职业教育在其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相关理论基础、法律法规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如何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度，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规建设综述

(一)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是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的结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是我国第一次把高等职业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68条规定：“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这进一步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首先它是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不同于学术型、研究型、工程型教育类别。其次，它又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区别于职高和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

(二)确定办学类型定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人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该《决定》不仅首次提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并且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将其定位为：“高中后实施、有别于普通教育、与行业配套的一种新型教育类型。”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类型。”这就真正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明确人才培养定位

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适应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农村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

(四)规定高职办学条件

199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意见》，2000年3月，教育部颁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对高职学校院系两级领导的配备、专兼职教师队伍、土地和校舍面积、实习实训场所、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课程与专业设置、基本建设投资和正常教学等各项工作所需的经费等条件作了规定。文件还提出新建高等职业学校四年内在规模、师资、图书设备、教学管理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五)提出办学质量要求

2006年11月16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明了高职培养目标、教育过程和环节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关键问题，这是规范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纲领性文件。

二、现行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法制的滞后性

1．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1995年9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6年9月1日起施行《职业教育法》，1999年1月1日起施行《高等教育法》，到目前尚未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职业教育法》)，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2．《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但高等职业教育尚未真正纳入省政府统筹协调范围之内，地方高等职业院校很难依法获得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教育经费，造成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对高职学校来讲其实这根本就不可能。同时也缺乏“双师型”教师的条款，不利于激励人才流向高等职业教育岗位。

3．《职业教育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是，高职教育是在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的，地方高等职业院校无法直接引用其中的相关条款，诸如资金投入、“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招生及就业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二)法制的依附性

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严重依附于其他教育法。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法》没有出台，高等职业教育只得依附于《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制度。

2．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依附着政策性文件的主导和调控。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省、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等部门颁发的《决定》、《意见》、《通知》、《计划》等等。

(三)法制的零碎性

从表面形式上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已初具规模，但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1．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散见于各类教育法规之中。《教育法》只提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法}69个条文中仅有一处出现了“职业技术教育”字样，《职业教育法》主要规范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程序法缺失。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实体法是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法律，而程序法是为保证实体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制定的有关行政和司法程序的法律。《职业教育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多是宏观方面的条条框框和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施步骤。尽管可用其他教育法来指导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但谁来办高等职业教育、怎么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具体行为执行的方式、形式如何?强制执行的条件、范围如何?行业配合与监督、审查程序等等程序却没有规定，高等职业教育缺乏协调高效、令行禁止的运行机制。

(四)法制的非权威性

1．《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但对高等职业教育就显得缺乏针对性。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同样缺乏针对性，权威性难以体现。

2．有些本应用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却以政策性条文加以规定，其权威性明显不足。政策性规定的内容，因地域差异、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执行者的主观等因素，在具体行政行为上存在不一致性，在实施中存在不到位甚至不实施、不兑现的现象。

3．由于立法的角度不同、颁发的部门或地域不同，以及实施的时间不同，现行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些法律法规等存在许多交叉和矛盾。

4．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行为，无可依据的强制措施，更找不到制裁的办法。《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教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我国大多数高职学院是从中专学校升格的，以前工资享受的提高10％的待遇，升格后被取销了；现在国家公务员实行了生活补贴，大多数中小学教师也参照执行，唯有高职学院教师生活补贴没有纳入地方财政拨款。

(五)法制环境不良

1．观念。有些政府部门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存在着忽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倾向，直接导致了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支持的削弱，资金投入不足，这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社会歧视观念依然存在，认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报考高职院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体制。一方面，法律体制没理顺，具体表现在：其一，上位法定位不规范。《职业教育法》第一条指出，“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在这一规定中，没有提到根本法——《宪法》，很容易使人们认为，“推进职业教育只是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事，是比较明确的行业行为。”其二，原则性条文过多，规范、操作性条文太少。有很多条文表述模糊，一些重要的概念笼统含糊，类似“鼓励”、“可以”、“应当”、“逐步增长”、“一定比例”、“适当”、“酌情”等词语频繁出现和不当使用，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规范性和约束力。其三，法律规则要素不全。“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都是由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的。”但在《职业教育法》中，不少法律条文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法律后果，导致一些法律关系主体虽不履行义务却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一些法律条文对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处主体的规定也不明确，导致执法主体互相推诿、互不负责，最终使规定的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管理体制不顺，首先是管理部门关系不顺，教育部门负责学历证的发放，劳动部门负责职业资格鉴定与证书发放，经过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培训的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后，仍然需要经过劳动部门的培训鉴定，才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这造成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脱节；其次是内部管理不顺，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职成教育部门和高教部门都能管理，结果反而造成两个部门谁都没有管好的局面。

3．政策。一是缺乏具体可操作的配套法规和实施办法，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规划、经费投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劳动就业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不能享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政策待遇，缺乏政策的公平性。如《高等教育法》第32条至第38条规定了高等学校有7项办学自，但高职院校在招生、课程开发、教师聘任等方面仍缺乏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自主选择的权力。《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但高等职业教育却交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明显违反了《教育法》。

4．经费。根据发达国家的统计，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教育的2．5倍，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有资料表明，职业教育经费在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高等职业院校生均事业经费尚不足普通本科院校的一半。很多省市没有按要求制定生均经费标准，高等职业教育的专项经费也很少。举办高等职业院校的部门、行业，也没有按办学规模拨足办学经费。企业缺乏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也缺乏承担职业教育经费的法规约束。高等职业院校主要依靠收取学杂费来维持运转

5．互动。《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规定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各项规定很难落到实处。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但不少高职专业、课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企业缺少参与产教合作的热情，学生也很难得到去企业实习的机会，造成高职学院培养的学生不能完全胜任社会和企业工作的需要。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完善的主要措施

教育部在2009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进程”。教育部副总督学、职成教司司长黄尧指出：“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制定《终身学习法》，完善与两部法律相配套的条例、办法，地方也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督导检查，从制度上保证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制定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成了当务之急。要想使高等职业教育有全面、权威法规的保障，制定一部具有可操作性、制约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高等职业教育法》迫在眉睫。

(一)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

我国《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皆为一种跨类别、跨层次的教育法律，由于立法时高等职业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涉及高职的内容不多，且多是目标性、原则性的，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根本任务、管理体制、管理职责、运行机制、办学条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经费来源、师资、企业的职责等等均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没有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因此在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时，必须明确以下内容。

1．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地位。应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处于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列的、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及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保障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

2．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首先，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而非一个层次，既然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就应该也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目前已发展到博士教育阶段，我国台湾在20世纪5O年代开始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逐级上移，现在已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技术专科、技术本科以及技术硕士和博士的多层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普教与职教沟通的立体化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其次，理顺高职教育管理体系，打破部门界限，成立专门的机构，实行对职业教育的统一领导。

3．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据发展中国家对教育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从国际看，法国大学60％的事业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加拿大大学75％的事业经费由政府拨款，美国教育经费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财政拨款最优先的。因此，我国政府应按照教育成本确定经费配置比例的原则，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提供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改变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区域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的不平衡现象，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院校成本投入体系。应使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经费标准与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拨款经费标准大体持平，降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从而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创造公平的投入环境。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按财政收入的比例确定政府的职业教育投入，按企业收入和职工工资的比例确定企业的投入一同时在税收上制定辅助政策，鼓励企业投身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4．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从国际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职业教育必须要企业参与和合作。我国职业教育的弊端是学生缺乏实践锻炼，只有加强校企联合，高职教育才能培育出企业急需的合格人才。因此，在立法时要明确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和方式，硬性约束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实施职业教育。企业是高职学生最好、最适宜的实习场所，开展合作教育不仅可以解决学校实习场所、设备、技术和经费开支等问题，企业也可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大搞人员培训，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可为毕业学生的就业提供机会，实现学校和企业成功的双赢合作。

5．规范职业资格证与培训。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存在“证出多门”、“乱办班”、“乱收费”和“乱发证”等现象。各行业及各级劳动人事部门都在抢占职业资格鉴定市场，各种培训、审批无序，使得学校和学生无所适从。因此必须尽快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规范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推动行业和地方制定的各类人员任职资格标准或职业技能标准的执行，推动考核鉴定工作有计划地开展。

我国在8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行政法规和规章，基本上是对职业学校教育的规定，很少涉及职业培训方面的内容。职业培训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其重要性丝毫不低于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不仅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为广大劳动者接受终身教育提供机会，而且可以把我国巨大的人口负担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急需通过立法来规范我国的职业培训制度，解决职业培训中各种关系的协调、培训资金的缺乏、培训机构的管理等问题。

(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体系

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经验注重健全职业教育立法机制，明确划分立法权限，杜绝越权立法，尤其要警惕隐性越权。进一步强化权力机关在职业教育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职业教育立法中的行政部门色彩，确保立法程序的严格规范。

在颁布《高等职业教育法》后，需要完善程序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下位法规体系的支撑。以《高等职业教育法》为总法，以职业教育投入法、职教师资法、职业资格证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等若干行政法规为主体，辅以大量的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职业教育法规、众多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构成的上下有序、内容全面、形式完整、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同时，国务院再颁布《实施细则》作为配套的程序法，规定违法责任的处罚措施，避免以往文件口号式的宣传式的弊端，真正按“依法治国”的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三)健全执法机制与监督机制

法律规范如果没有了制裁措施，则不成其为法律规范。我国高职教育绝大部分也以规章、政策的方式予以规范，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即使有一些法律规章也往往只有规范要求，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责任条款，致使这些法规规章成了口号式、宣言式文件。西方各国设立了教育审议制度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监督，如法国的全国教育审议会，德国的联邦及各州教育计划委员会，美国的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英国的中央教育审议会等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及法规的实施效果，都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专门对职教法规进行审议和监督的机构。

现行《职业教育法》中关于违法处罚的问题轻描淡写，造成了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的软弱。职业教育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违法必究。必须加入违反《高等职业教育法》的处罚条款，以便更好地建立健全教育司法制度，打击职业教育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意志的实现更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因此，应该健全教育司法制度，完善教育行政执法工作。《高等职业教育法》的执行与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职业教育机构等密切相关。要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执法程序，强化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出以下几项监督职能。

1．政府要加强依法办学、依法行政和执法检查与监督的力度，将高等职业教育纳入政府督导和人大执法检查范围，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国务院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健全、完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教育执法的监督。

3．各级监察部门、财政部门、政法系统、行业企业对政府教育执法的监督。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6篇

1.兴起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阶段是在1980-1990年间。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所职业大学正式创立；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以及管理干部学院等要结合需要创办高等职业教育；直至1988年我国已经有了119所职业大学，自此高等职业教育被正式纳入了我国的教育体系之中。

2.发展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阶段是在1991-1997年间。1991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并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三改一补”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办法；1996年国家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此在法律上正式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

3.进一步发展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阶段是在1998-2005年间。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这其中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1999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再次推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2000年国家正式把职业技术学院的审批权下放到了地方政府；2002年国务院再次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宗旨与目标；再到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4.改革发展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阶段是在2006年至今。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并将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开始掀起了改革序幕；2006年国家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推出了《国家小范性高职院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10年国家又开始推进示范性骨干高等职业学校遴选建设计划，深化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直至2011年国家开始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规划，从此将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成了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现如今，国家正越来越积极地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全面改革，以求能够为我国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综合型职业技能人才，为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振兴奠定更多的人才基础。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改革趋势

1.加强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改革趋势之一是加强可持续发展道路。高等职业教育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其关键所在就是要主动适应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全面进步。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要遵循“发展需要驱动”的基本规则，也即是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与发展结构来设置相关教育专业，以及根据社会的岗位需求和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来确立与调整教育内容。在新的改革理念之下，高等职业教育应当将过去的强调“我能做什么”和“我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强调“需要我们做什么”和“需要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即，新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理念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创业能力，要将教育、培训与就业合为一体，并将职业教育确立成为一项终身教育内容。这也就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加强特色发展道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另一大未来改革趋势是加强特色发展道路。所谓特色发展道路，主要指的是三大特色，其中之一是职业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特色体现在其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高素质综合型职业技能人才，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之二是行业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行业特色体现在其教育工作能够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专业技能人才，为行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能够将某些行业的有关专业办成品牌专业，从而令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位置；之三是专业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特色体现在其各个教育专业是在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以社会需求为准则之下而确定开设的，它积极探寻和发现市场，将社会的供需链条紧紧连接起来，让各个专业之间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密不可分。

3.加强校企合作道路加强校企合作道路也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一大未来改革趋势。高等职业教育应当建立起与企业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增强服务意识，积极满足企业的需求，同时企业也将依托学校进行新职工的培养以及在职职工的培训。高等职业学校可以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令企业优先录用学校内的毕业生，并积极在学校内开展招聘活动，而学校应也当根据市场与企业的需求来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课程设置等等，以此来实现校方与企业的双赢。

三、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一、选题缘由

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学位论文是传播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普及学科知识的重要资料，统计分析一个学科以往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该学科发展的历程，明确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促进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该学科的研究重点。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高等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选题概况

以高等教育学实力最强的14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2所(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类院校8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类院校4所(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这14所高校均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较高水平。

选取“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学科专业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段为“2010-2014年”，学位为“硕士学位论文”，以这14所高校为学位授予单位，经过两个论文库的比对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论文篇数，检索出共1056篇硕士学位论文，其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在所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最后入学时间是2011年，该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近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为0，因而本研究未对这两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三、选题领域分析

将所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领域分析，所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或分类标准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学七要素说，即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教师等七个要素。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高校课程教学和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参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关于高等教育学杂志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经济与财政、院校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史、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基本栏目。三是受陈学飞分类方法的启发，并借鉴赵苁蓉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划分法，对1056篇高等教育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及主题释义表。

原则上每篇论文只统计到一个主题中，如果研究内容涉及两个主题，则以比重较大的主题为准。

按照本研究的统计标准，对近10年刊载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数量统计，并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第一类是大于10%的主题，有高校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总计比例为51%，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类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题，有高校学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价研究，总计比例为38%;

第三类主题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别是高校教师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总计比例为11%。

通过对CNKI和万方论文库数据库中有关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分析，可以明晰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所在，为今后硕士研究生选题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1]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8篇

我国最早的美术教育机构是公元960年，宋太祖设立的翰林图画院，将画家的选拔和培养纳入到正规的院校中来，有考试，有录取，开设各画科进行专门的教育。明代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涌入，使我国开始接触西方的美术，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学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而美术也成为了西学的重要内容。这些成为了我国美术教育的前期基础。需要明白的是，注重技能的教育方式是我国学校美术教学的初期确立的教学模式，我国美术教育的早期模式对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2.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了解我国美术教育发轫的情况后，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当前我国美术教育现状，然后从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地去解决问题，对我国美术教育不断进行完善和提升。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解放思想的思潮下，西方的思想大量的涌入，尤其是关于艺术方面的，久旱逢甘霖的我国美术教育就在这股思潮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印象派的绘画思想、后现代的美术风格，不断融入到中国的传统美术中来，震撼着我国美术教育的传统。正统的绘画风格受到挑战，非正统的绘画艺术不断被接受，并开始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传统的艺术教育也开始受到影响，迫切地需要改革。传统的批量式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因材施教成为越来越多的学生的要求，提倡个性发挥是培养出符合当前社会的美术人才的重要途径。有了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对各种思想能够更多的接受和包容，不再是一味地评价错与对。学术氛围是在发生变化的，但相应地美术教育的变化却没有紧随其后，从现在我国各大高校美术教育的普遍现状来看，美术教育的观念还比较滞后，虽然是有变化，但是变化的量还不足以产生质变，教学模式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艺术，不应该被局限，而应该是思维的发散，是各种想象不断的变换，是真实和虚幻的结合。艺术教育应该摒弃偏见，更多的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的思想既是高于现实的，又能和现实相融合。多元化格局才应该是艺术教育要走的路。而不是给他设限，这样艺术就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了。当前的美术教学还存在很多的偏见，对于学生的培养，写生和临摹是最主要的内容，注重技能的娴熟，而不重视发展个性，学生的个体特殊性被一点点地打磨掉。我国的艺术院校在绘画的教学上，多是基于写生的训练，尤其是实物写生，长期注重对眼的培养，而没有对大脑的开发，他们只能做到对实物的画面复制，却不能更多的做到创新，他们太多的依赖实物，而创造性下降。以像为佳、不像则次，这样的评价标准培养的出来的只会是强调写实而忽视抽象的学生。他们适应了学校的这套教学模式，并认为美术就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再教给别人这套理论，同样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另一批学生中，成为循环，所以美术教育模式的改革是很迫切的。“艺术不能教”这一观念使得很多教师只对学生进行理论的教育和绘画基本技能的训练，而不太重视个性化的指导和绘画创新思维的训练。从教学理念到教学评价，再到学生的指导，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毕竟对实物的写实照片会比绘画做得更好，绘画要做的是照片做不到的。知识重要，但是想象更重要。因为相对于想象来说，知识是有限的，而正是无限的想象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学习是一种能力，善于学习是很好，可是只会学习不会创造就不是我们所赞扬的了。中国的孩子学习能力都普遍较高，但是想象力却不足。学习并掌握一定的知识是创新的基础，但是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就很难做到。

3.现有美术教育模式的改革

改革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艺术创造力的人才。在高校逐步建立起一个艺术的培养模式，写实的圈子要打破，美术课的重点要成为对学生的艺术创造力的培养，模仿实物的训练要尽量的减少，艺术创造力培养的课程要增加。艺术教育形式要尽量的多元化，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支持创新人才的发展。美学、艺术批评等这样的课程的开设，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艺术批评在提高艺术教学中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会分析，懂鉴赏，能看出艺术作品的优劣，这样才能更好的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规避和成长。通过艺术批评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和分辨力。对于新的艺术，能够理解并能给予公正的评价，不会因为艺术的怪诞或是逆潮流而对他进行排斥。你今天认为它不是艺术，可能明天它就是潮流。

4.总结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第9篇

创新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实践改革的期盼与诉求。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具有自身的特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引进和借鉴外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吸收人类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更要立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当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似乎难以解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碰到的许多问题,往往只能借助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因此,如何从本土化的视角反思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既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内涵为何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不是一个原创性提法,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彰显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品质,蕴涵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深意。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又与高等教育本土化密切关联,但高等教育本土化比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范围广,即前者包含着后者。当然,仅仅如此解说,还不足以辨明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本质内涵。因此,有必要先从“本土化”自身说起。项贤明博士认为:“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织部分的过程。凡本地原有的文化,无论是源于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还是源于现实的活的本土文化,都不存在什么本土-化.的问题。西方的-知识.,即便-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的.,也仍然是西方的-知识.。”[1]可见,项贤明博士眼里的“本土化”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侵淫。质言之,本土化是单向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事实上,本土化涉及的问题复杂而多元,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不但包括研究主题的选择,而且包括理论架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与工具的确立。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路径应该是双向的:一是“由外到内”的本土化,即国外的高等教育理论在本土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高等教育理论构成的过程,其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省,对应的是“外来化”或“进口化”。二是“由内到外”的本土化,即“在本土、由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2]自主创新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本质上表征为研究对象之时空的本土化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对应的是“全球化”或“国际化”。后一条线路的本土化原本不应该受到质疑,因为既然是在本土,那么由本土人、以本土方式研究本土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也有人认为源自本土的东西或研究本土的东西,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一定的语境下是有道理的,但若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语境中,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研究,其产生的理论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理论。

二、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何以必要

高等教育属于文化的和社会的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会往往不同,因而全球普遍通用、历世普遍有效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高等教育理论都不可能存在。假如果真存在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或高等教育理论,那么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然是静态的和整齐划一的。很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存在永恒的和万能的高等教育理论。照此逻辑推理,地缘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由此地向彼地输出或引进,必然需要一个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过程,即本土化的过程。如果缺失或忽视了这些环节,其结果恐怕是难以避免的高等教育理论依附化或殖民化。因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该社会的学术界深具批判反省与原创动力的话,则此移植性才可能逐渐消失。但是,倘若社会缺乏产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学术的原创活力,终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3]作为社会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反观国内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种“舶来品”,其发展历程表征为一种“抄”、“仿”、“搬”、“学”的过程,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然后照搬美国,最后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概念性”和“诠释性”的倾向,要么是古代高等教育思想的诠释,要么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注解,要么是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搬运,高等教育理论界普遍存在言必称美国、西欧的现象,美国化、欧洲化严重。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学术先辈们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做过大量的本土化处理工作,但不可否认移植的色彩是昭著的。特别在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今天,许多学者将西方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的圣地,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看成是高等教育理论的圣经,潜意识地以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引进和借鉴成了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基本理念和惯用手法,甚至连讨论的高等教育热点问题也美国化和西欧化了。尽管我们也经常批判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教育霸权,但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所患的“失语症”,忘却了自己一直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对别人的理论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怎样才能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根本的路径何在?我们的回答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实践,以新的理念与方法去研究和反思本土的高等教育困境,解决本土的高等教育问题与矛盾,完善甚至重构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同时将它推向世界,完成高等教育理论由内向外的本土化过程,而不仅仅满足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简单引进与借鉴。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既不是一个源于“本土化情结”的简单口号,也不是高等教育理论固守本土的文化与传统的教育思想,而是基于高等教育理论要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的内在要求。

三、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路径何在

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既是一个如何引进与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继承与弘扬本国的教育传统以及立足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创新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地看,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离不开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互动,也离不开本国高等教育界本土化的探索。因此,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也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创新精神,还要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质言之,有效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路径是一条基于国际视野的“双向本土化”路径,尤其是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我们“要像技术精巧的花匠一样,把外来高等教育的奇花异草巧妙地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桩上,使其成为本土家园中生长出来的一枝新芽”[4]。

1.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封闭保守,相反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有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有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但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还是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都应该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进而更便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诚然,引进与借鉴外国的高等教育理论,从中获取有益的养分,是一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刻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层面,要保持适当距离和谨慎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衍生的意识理路。况且,就算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并非所有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是先进的,同样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理论输入国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缺乏一种谨慎的和理性的鉴别与选择,一些业已证明欠科学甚至错误的高等教育理论,也可能被理论输入国再次选择,如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乃至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都经历过一个被动选择和模仿的过程,这种被动选择和模仿的痕迹至今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高等教育的主体性和选择性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近乎完全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选择的自主性严重缺失,模仿更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模仿范畴。从2”世纪8”年代起,我国开始转而向美国学习,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均以美国为蓝本,但这种近乎模仿的学习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拥有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教育传统,对美国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模仿或移植,只能产生“南橘北枳”的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强势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建设过程。没有对英国和德国的大学组织体系和办学理念的吸取和借鉴,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与进步。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究竟如何处理,香港中文大学的杜祖贻教授对此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采用外来的学说,因为有着语言文化等不同的因素,所以本土的知识分子应全面了解一个理论的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彻底探究一个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几项重要资料:(1)理论创建者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2)该理论的主要文献,包括原著及有关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及评论;(3)该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的方式、过程及有关的环境因素;(4)理论创建者对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论的评估(包括是否认为该理论具有普遍的功能与价值);(5)在建立的过程中,该理论有没有经过客观的检验?若有,其结果怎样?其后有没有做过重复试验?(6)该理论建立后,有没有被用来解释有关现象及解决问题?若有,其效果怎样?有没有旁证?(7)该理论应用于原产社会和应用于不同社会所得到的效果有何异同?如果有差别的话,能否查考出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8)理论创建者对该理论的应用方法有没有做过任何提示?有没有说过应用该理论时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才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5]与此相对照,我国高等教育界过去在对待一些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仓促的做法,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引进,就缺乏对该理论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条件等重要资料的准确把握,以致今天留下了不少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

2.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离不开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需要走进高等教育现场,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从问题与矛盾的消解中获取创新的灵感。倘若某一高等教育理论根本不关注和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对它多么钟爱,也无论它以何种看似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术语、方法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撑,都属于诠释性的和概念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对鲜活的高等教育实践都将是苍白无力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因而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理应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直面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特殊问题。否则,高等教育理论将因游离于高等教育实践之外,其价值和作用而大打折扣。从学理上讲,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都有其独有的制度性根基和教育传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绝不可直接照搬或简单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而应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出发,创新高等教育理论。以私立高等教育为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始终把私立高等教育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不承认私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国家政策体系也很难为私立高等教育提供一个与公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私立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提供了条件,但早期的私立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捐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的。今天,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已普遍以投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私立大学在性质上已发生裂变,尤其在西方国家以投资为主的私立大学逐步演变成营利性大学,而那些非营利性大学在性质上与公立大学越来越接近,同样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我国虽没有对私立大学进行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分,但投资办学已成为私立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这种办学形式的转变再次使私立大学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从私立高等教育的地位看,国外的私立大学往往拥有国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龙头,占领着学术发展的制高点,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而我国恰恰相反,公立大学垄断着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主体,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私立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补充”。私立高等教育制度性根基与传统的不同,决定着主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难以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