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第1篇

传统的语言哲学把语言看成是对逻辑的并非完美无缺的表达。因为哲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并对语言有依赖性的，它的很多分支为了在进行哲学描述时使语言更接近完美无瑕都对语言有过思考。认识论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我们认识某事物的能力与我们对该事物的表达或描述之关系。后来，语言哲学越来越倾向于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概念。也就是说，哲学家们不再去寻找与概念（如道德、正义、因果等）相对应的现象或假设概念的理想境界，而是更多地探索表述一个概念、给确指概念的术语下定义等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在处理概念时发生的语义问题更加敏感。于是早期的“语言哲学”主要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关注和解释语言形成中的句法和语义的特征与规则，而后期由于句法学和语义学不能解释实际语言使用的全部问题，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使用中的语言即采用语用分析的方法，“语言哲学”内部实现了由语义到语用的转向。作为西方中世纪人文三学科之一的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被认为是有别于纯粹逻辑和真理的，具有“或然性”的诡辩特征，这样修辞学就与追求真理的哲学在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造成修辞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与哲学“对立”的一面。随着“语言哲学”的语用转向，使修辞学与哲学出现了融合。而此时的修辞学在受到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也开始转向语言意义、语言与人、世界的关系的考察。这样，哲学与修辞学具有了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如语词的意义、语言、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中语言辩证法思想的应用等。“语言哲学”修复了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使修辞学在历经过长期的低谷期后在当代得以复兴，进而找到了自我发展的新路标。JohnMuckelbauer就哲学和修辞学的关系曾指出：哲学或许已经修辞学化，具有知识、历史及政治内涵；修辞学内蕴哲学并与语言及其使用相关；哲学从来没有停止修辞学化，修辞学也未停止哲学化，两者之间的界限渐现模糊。这样，当代西方修辞学以“语言哲学”为突破口，超越了对劝说进行心理描写的传统修辞学研究范式，开始涉及到关于人类使用语言的本体论假说问题，体现了对“语言、人、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其特点是“从认识论、方法论、人的社会本质等角度上来思考修辞现象”。温科学认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的哲学转向或者准确地说，哲学家的修辞学转向建构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而其核心就是修辞哲学。换言之，现代西方修辞学的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词意义的哲学描写的基础上的，并成为一门“将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把目的和阐释作为确定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正是对语言使用问题的关注使修辞学闪现着“语言哲学”的“灵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以来的修辞学理论是以“语言哲学”为基石，重新丰富作为语言使用理论的修辞学内容。这样就产生了研究修辞学理论的修辞哲学，即关于语言及其含义之间的关系，思维及思维对象之间的关系；知识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意识与其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等。因此，修辞学的具体对象不再是交谈或劝说或评判的技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的意义。“语言”、“意义”及“思维”等成为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的要素。

二、语言意义：哲学与修辞学的核心命题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本体论主要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这时的哲学家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敬畏，试图以统一来概括杂多，从现象中找到本质，他们研究“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等。作为哲学的第二次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样，二十世纪初“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出现了。Sluga认为“语言哲学”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语言哲学”认为哲学的混乱源于语言使用的混乱，所以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阐明语词和语句的意义，解决语言使用中的混乱现象。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言意义的哲学思考基础上的，这与当代哲学关于语言的观点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转向”的西方哲学为人们重新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20世纪早期的语言哲学家，如皮尔斯（C.S.Pierce）、莫里斯（C.Morris）、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巴赫金（MikhailBakhtin）、理查兹（I.A.Richards）等人试图阐述系统的规律并明确其运作过程，他们的理论（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层次”理论、维氏的“语言游戏”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理查兹的“语义三角”理论）都涉及到当代修辞学的本质问题，即语言与意义问题。例如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在解构传统哲学以及消解哲学与修辞学隔阂的同时，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上蕴涵着浓厚的修辞哲学基础，对当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维氏的“语言游戏”说强调语言是人们活动的组成部分。语言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人们用语词作为工具相互之间传递信息。其实，“语言游戏”的提出是维氏后期在对语言和意义作出重新思考后提出的一种意义观。正是看到传统形而上学对意义和指称阐释的“困难”，他把意义归结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这体现了“语言游戏”对意义的动态阐释。在维氏看来，对语词的考察必须把其和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理解其意义，掌握其用法。语词没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维氏认为语言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语词的生命是由语境给予的，或者说是通过使用获得的。脱离了语境，无法进入交流，语词也就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抽象的、没有任何生命的符号了。“语言游戏”动态特征说明维氏语言无本质的思想。以维氏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思想说明：“语言哲学”研究把把意义构建视为动态的、有目的的与受规则规定的、语境化的社会实践；人们动态地解释语言意义，按照规则从事“语言游戏”，对客观世界作出反应。

英国的修辞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修辞哲学》一书明显地继承了英美语言哲学的基本假说，清楚地体现了语言哲学的特征，将修辞学概念拓展到了劝说之外的需要和可能。在与奥格登（C.K.Ogden）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讨论了皮尔斯、索绪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用一个表示交际的三角形来说明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在这个三角形中，语言符号直接地表示了大脑的示意或所指物体，但只是间接地表示了在世界上大脑外和语言外的“所指意义”。他们也赞同索绪尔关于符号任意性的原则，但索绪尔回避了意义的问题，而这正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认为，符号为了要有意义需要阐释。他们的结论是，符号阐释取决于要被阐释符号的环境，因此意义不是存在于词语的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阐释者记忆中的情景之中。理查兹的语义三角阐释了其意义理论，认为意义和符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符号要有意义就必须阐释，而符号的阐释受到符号所经验的情景的制约，因此，意义不是由词语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词语所处的环境（语境）决定的，这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观点相一致。理查兹的意义阐释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并构建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及其他同时代的语言研究者一样，语言哲学家及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也受到了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巨大影响。巴赫金也接受了符号学的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符号本身又是任意的，符号只是符号，并不指语言之外的实体。但巴赫金摈弃了皮尔斯和索绪尔认为话语意义在于对符号心里处理过程之中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他认为语言只能作为对话被理解。诸如结构语言学或文体学等体系并没有能够说明目的、阐释、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在产生意义时所起的作用。他还认为，意识的逻辑学是思想交流的逻辑学，是某一社团使用的符号的相互作用，所有的话语形式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效果的策略法，并提出该把修辞学分析扩大到对每一种言语形式，强调语言意义的阐释不仅取决于符号本身而且还取决于语境和反应。虽然巴赫金并不明显地借助修辞学传统，但他评论说，样式是在文学和修辞学中都很有用的范畴，对修辞学样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所以，他建议把修辞分析扩展到对每一种话语的研究。他认为，样式是使语言使用适合复杂环境（包括以往话语交流的历史环境和处于具体社会环境里的使用者的直接环境）的工具。巴赫金的哲学思想现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修辞学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构筑了当代西方修辞学与“语言哲学”研究的桥梁。

三、语言：人类生存的关键

关于“语言、人（思维）、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哲学历来关注的核心。当代“语言哲学”认为，人类通过语言去把握实在；世界或实在通过进入我们的语言而进入我们的认知；语言是人类公共交流、相互理解的平台，人们运用语言去表达思想，提出诉求，相互沟通，达成相互理解，构建有序的社会生活；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的交际，没有交际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因而就不能有人。因此，语言与世界、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与人类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去谈论这个世界，同时也表达人类的思想，而思想也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语言、人（思维）与世界构成了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三者处于同一本体论范畴。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思想就体现着“语言、人（思维）、世界”的哲学思考。在这三位一体中，“语言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总是处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交互过程中；人是最关键的环节”。在“语言游戏”中维氏把人的因素带入在语言意义构建之内，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反应，强调了人在反应中的作用，因为“语言哲学的目的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人及人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语言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对修辞学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语言哲学”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体现了语言与人类的关系。这样，语言意义的讨论必须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人离不开语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其对语言的使用。“人创造了语言，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因为，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的价值观、动机和行动，才有了社会与政治”。语言是世界、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不存在脱离人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哲学”本体论思想体现在修辞学中就是主体化的语言建构活动。修辞学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主体化的语言建构活动（修辞活动）而产生的，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修辞以“主体间”的方式起作用，是一门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的性质、根据、标准以及合法性的学科。现代修辞学认为，修辞就是人们运用各种符号诱发行动的象征行为。人对世界的体验不能不受他的语言模式的制约，不能不经过他的语言过滤，人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观察整个世界，他的语言方式不是机械化的、逻辑化的，而是修辞化的。

人们通过语言来构筑或接近现实的时候，不断借助超越逻辑语言的修辞方式，修辞成为人抵达认识彼岸的“舟筏”。所以，从修辞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哲学”体现了修辞主体人的哲学观点，把修辞的范围从单纯的论辩或文学作品扩大到语言、人和世界的关系上，人的特性就是修辞性，这就预示着修辞学的发展出现了哲学化的倾向。美国新修辞学的奠基人物伯克（KennethBurke）重新定义并拓宽了修辞学和修辞分析的范围。伯克认为，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核心”，即使用符号（或象征）去影响他人的学问，是阐释人类行为及关系的学科。人离不开修辞，人的生存依赖于修辞。修辞学关于人的观点对修辞本体论有重要的意义。伯克认为，人类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对一个有等级秩序的世界的构建和保持上。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这种世界。而修辞学是人类寻求或保持那种秩序的一种特殊的手段。不仅在个人头脑中的关系方面，而且在人类所有人际的、社会团体的和阶级之间关系方面，人类正在努力通过与内部自我和外部世界保持社会平衡的方法，寻求在一个公认秩序中的生存地位。对伯克来说，所有话语的使用都是为了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动机，因而，应该通过对意图和效果的研究来寻找语义。伯克用“戏剧”（伯克的“戏剧主义”理论）眼光来看语言意义，认为语言是有动机的，即是有修辞性的。他将修辞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美学融合在一起研究人类的行为，对语言意义的研究采用了宽阔的视域。综上所述，20世纪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逐渐突破了早期对意义的逻辑考察，开始探索语言意义外部的因素对语义形成影响，把语言意义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语言意义的形成是复杂的过程。同时，修辞学在经历过长期的低谷期后，在语言哲学推动下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动力，突破了传统对演说、写作、辞格、交谈等的研究，把一切话语形式包含在自己的研究范围，探寻语言意义形成的动因和效果。可以说，正是对语言意义、人与世界关系的关注使语言哲学和修辞学具有一种内在相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语言辩证法思想得以体现的。

四、语言辩证法：修辞学的重要基础

“语言辩证法是修辞学的重要基础”。因为，语言辩证法确立的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修辞学所要做的则是运用任何通过辩证法而确立的立场来说明与行为世界之间的关系。要使修辞学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把修辞学与语言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修辞学与语言辩证法的结合表明了修辞学回到辩证法上来，而辩证法又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哲学研究之中了。如果修辞学是与辩证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辩证法为基础，而辩证法有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在哲学研究中得到了表达。韦弗（Weaver）的《修辞伦理学》也对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修辞是关于言说的，辩证是关于真理的，但是两者都是研究“或然性”的，都是以常识性的“或然性”为依据，而不是表达必然真理的逻辑，修辞必须与辩证法结合才有意义；辩证是以获取真理和知识为目的，而修辞是获取听众；辩证是追求知识，修辞追求的是舆论”。正是对语言的辩证阐释使得语言哲学与修辞学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同性特征。具体说来，“语言哲学”把对语言的研究从理想中回归到现实交往中，将语言与生活联系起来，注重使用者的作用，将语言的使用放在动态的修辞情景中观察，强调语境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着眼于辩证地研究语言、意义、使用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如果修辞与语言辩证法有关联并且建立在辩证的基础上，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语言哲学研究的基床上了。

五、结语

语言哲学论文第2篇

目前，据调查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哲理的理解和关注不足，更多地停留于语文知识的传授，这样一来既难达到教学审美情趣的效果，更谈不上教学语言的哲理性，这便是目前高职语文教学语言方面普遍存在的明显不足。造成这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客观上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参”过度依赖，往往导致了公式化教学语言的产生，教师失去了阐发教材时的能动性、艺术性和个性；教师缺乏通过语文教学塑造自己、学生人格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从主观上讲，目前高职语文教学的应试教育模式，教学目的上过于注重语文知识点的传授；教学方式上过于注重向学生传授死的知识，死记硬背；教学目标上，追求考试高分，高及格率。最后，从当前学术界的认识来看，学界普遍认为高职语文教学哲理化、艺术化仅仅是教学的外化形式要求，形式较之内容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使得大部分高校的大部分语文教师忽视了语文课堂语言美的创造。忽视了人文关怀和人生引导，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变成为单纯一味的知识的授与被授的关系。

二、培养语文教学哲理美的意义

首先，语文教学语言的哲理化、艺术化绝非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绝非是可要可不要的问题。高职语文教学哲理化、艺术化它不仅是教学内容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教学内容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是由高职语文教学追求真、善、美的目的决定的。高职语文教学是文化建设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文化建设和人文教育的深层内涵之一便是培养人们有意识地追求真、善、美，而语文教学的哲理美正是实现这一目的必要途径。目的和途径分离，目的总难实现。(2)这是语文知识传授过程和升华过程的统一，而传授和升华两者本身不可分离，若做到教学语言的哲理化，那么，语文知识传授的过程就是语文知识创新和升华的过程。由此而来，高职语文教学的哲理化就是教学的内容之一。其次，具有深邃哲理美的教学语言，实际上是更能详尽阐述教学内容的更有效的形式。教学语言深邃的哲理美，能使教学内容在多样化的形式中闪耀光彩，发挥效力。能使新鲜的内容在新颖的形式中变成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新信息、新观念；这能使新颖的语言形成为一种活化剂和驱动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欣然自觉地投入教学过程，以及教学过程后的人生哲理的思考。最后，富有哲理美的语文教学语言更能切合学生的思维状况、思维能力、思维方式以及学生的思想状况、思想水平的实际，从而更能有效地完成教书育人的教学任务。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感性的、鲜艳的、明亮的语言色彩更能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同时，教育心理学还认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苏霍姆林斯基)

三、培养语文教训哲理美的建议

高职语文教学语言是由教学内容所决定的，高职语文教学语言的哲理美来源于教学内容。它是语文教师在对教材进行深层次地挖掘与深刻把握的基础上，结合教师人生感悟和高尚的情操，以独特的审美慧眼从课文世界中“开采”出人生的真谛，给予学生以强大的人格魅力影响。这里对课文的“开采”既可以是对“点”(句或段)的生发，也可以是对“面”(篇)的升华。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对教材要有审美透视力，从中发掘出美的光华，并结合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提炼出具有深邃哲理性的语言，与学生分享。首先，“点”的生发既很重要，又很必要；这既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是提炼教学语言的哲理美的开始。况且，在高职语文教材中具有丰富思想营养的篇目也很多，例如，《孟子》节选中那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乡》那深沉隽永的结尾：“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生命的意义》中那段激励了几代人的、荡气回肠的名言：“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等等。在这些闪光的词句中，可以说已深刻地阐发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问题在于，教师应该在精心策划的基础上，用极富哲理色彩的教学语言作深刻的阐发与引申，留给学生足供咀嚼和品味的深邃启迪，从而有效地培养他们的忧患意识、奋斗精神，使之为其圆满、充实地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奠定坚实的思想情操基础，也为培养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信念创造条件。其次，教师的语言还应当具有审美性。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是应当有文采的，高职语文教师的语言尤其应当如此。教师的语言美，仔细分析起来，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美，一个是形式美。内容美要求教师的语言思想深刻，富于哲理，充实而又含蓄，常常具有令人豁然开朗的启迪性；形式美则是要求教师在遣词造句和修辞上显示出高超的艺术，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规范化语言，要锦上添花，努力做到具有“建筑美、色彩美和音乐美”。许多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教师语言范例，都是富于审美性的。

语言因为美丽，所以才动人，“大自然的美不同于巧夺天工的工艺美，不同于绕梁三日的音乐美，也不同于充满青春活力的人体美。然而大自然的美又似乎融合了所有的美。尤其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山河，美得令人陶醉。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季节，展现出不同的姿态。今天我们要学一组文情并茂，描写四季景色的名家散文，来领略祖国大自然的美景”。这段导语通排比、对照、夸张等修辞手法，表达了富于哲理的美学思想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美好情怀，烘托渲染一种美的氛围，正与高职语文教学目标相吻合。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国文教学[M].上海：开明书局，1945.

[2]陈先菊.高职语文教育法[M].武汉：华中师范高职出版社，2001.

[3]杨道麟.语文教育学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郭启明.教师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

[5]赵大鹏.对优化高职语文教学语言的思考[J].语文教学通讯，1997.

[6]马月红.语文课要重视学生想象力的培养[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5).

语言哲学论文第3篇

（一）具体内容

受到CEFR的启发，国家汉办2007年颁布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改变了过去以掌握多少汉语知识来衡量汉语水平的评判标准，转为以能力为导向，以使用汉语“能做某事”作为衡量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重要依据。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外语学习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最终才能提高个人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实力，满足现代国家对知晓不同民族文化、熟悉专业知识、通识知识的外语复合式人才的需求。那么这样的客观认识就告知外语教学老师，在实际教学中，让学生用目的语言解决实际问题为语言学习的重要方式，在合理输入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最终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培养出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二）指导思想

实施5个C为标准的外语学习模式，就是在课堂上进行有目的、有意义、有组织的讨论交流。若要顺利有效地实现这一教学过程，还需要教师调整自己的角色。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要成为帮助学生探索知识的向导和同伴。教师要准备应对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指导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中心。在教师正确的引导下，学生将逐步适应新的学习模式，从被动地死记硬背各种定义和概念变为主动地在语料海洋中去发现吸收自然语言。这就提示我们外语教学教师应以“功能”和“形式”两个要素来分析我们的外语教学。两个要素正如我们人的血肉和骨架。只单方面强调“形式”，也就是语法和词汇层面，就如一个人只有骨架而无血肉一样可怕，因此不可忽略“功能”的要素。中国教师对此指导思想并无异议，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却很难做到，这是由于我们教师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应试教育。很多老师在实际教学中，遇到了力不从心的状况：试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改变一言堂的习惯，但效力颇低。教师一定要把学生看做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需要我们大学教师更多阅读现当代教学理论，借鉴西方有益的方法，开阔眼界，从而有效的进行外语教学，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解决实际工作需要。

（三）基本原则

外语人才的高效创新培养这一项目的实施应以全世界主要的语言教学目标为依托，优化大学对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辅助教学的原则；坚持以建构主义和任务型教学理论为指导，强调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

（四）以五C标准为原则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1.五C标准之一：比较。

国内外学者就课堂活动的开发建设提出多种策略和方法，首先应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汲取国内外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利用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课堂活动设计，比较筛选出优化模式。课堂活动与“任务型”教学模式相配套，设计出可操作性强的各项“任务”。

2.五C标准之二：文化。

思维来自于语言。不同的语言背景下当然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意识形态。中西文化差异更容易在教学模式的差异中得以展现。在中国的传统课堂中，教师角色是需要进行转变的：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者。引导学生改变以往的“坐等”的学习习惯，使其意识到他们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作用之一体现在“导”字上，在学习上给予指导，帮助学生获得知识，起到一个推动和帮助的作用。外语教师在学习新理论发扬自身长处的时候，更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思想，正如Nieto&Bode所说：tounlearninordertolearn。也就是说进步的基础是不仅仅要学习新的内容，还要去掉头脑中陈旧的东西。苹果前总裁乔布斯也告诉过我们：Stayhungry，stayfoolish。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同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能海纳百川，得以全面提升自己，外语老师才能够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成功培养真正能够实际作战的外语人才，才能得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吸收借鉴西方发达的经济技术成果。复合式外语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外语教育技能掌握及工具性一面。所以在文化的比较借鉴中，更需要我们利用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提炼出有益于我们培养具有创新意识、能参与国际事务、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

3.五C标准之三：联结。

教师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选用较新教材资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与优化输入内容。其次，确保外语教学精读课授课地点为多媒体教室，均配备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另外，教师应熟练应用“任务型”教学方法，经验丰富，为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任务提供必要保证。能够把课上所讲授内容与现实联结、国际联结。只有通过此种方式，才能实现我们新世纪的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4.五C标准之四：交流。

经济技术的进步为学生的外语学习提供了最新最真实的语料环境。教师应对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内容进行加工选择，使学生的利用能够最大化高效化。外语学习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营造多元文化的校园环境，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国际意识。那么交流就是一个锻炼学生在国际化环境下进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有效方式。国内在这一领域已颇具规模的培养院校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西安利物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对培养外语技能基础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创新意识、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外语人才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我们各大院校外语培养模式学习的一个内容。

5.五C标准之五：社区。

一段时间我们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的工具型人才，主要目的是培养能够进行书面翻译和进行文献阅读的外语人才。但是在时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早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我们要培养复合式的外语人才，并且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出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外语人才。在培养中，同社区的联系、交流、比较这一环节必不可少。我们培养的人才是能够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解决问题，具有创新意识。这就更需要我们在课程设置的同时同社区发展相联结，让学生的专业能有用武之地，让学生懂得回报社会。

二、创新之处

语言哲学论文第4篇

关键词：延续性；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Stern.VonWright.NormanMalcolm.PeterHacker.Gorden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R.Shields、MarieMcGinnandBrainMcGinness以及Tim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of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offairs）、诸事况（the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8〕〔10〕雷梅英.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之宗教启示探究[D].2013.

〔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rans.D.F.PearsandB.B.McGuinness.TheTaylor&Francise-Library,2002.3.

〔7〕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23.

〔9〕徐有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6.

语言哲学论文第5篇

关键词 哲学 语言 语言学转向 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HU Hu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ran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the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transition of linguistics philosophy guides a new way to western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history， reasons of forming and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linguistics direction".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eeting of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y； language； linguistics direction； ontology

西方的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语言作为主体的功能逐渐显露的一个过程。语言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客体逐渐转为主体的事实，说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两次重大的转折，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折，（这次转向完成了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转向）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认识论到主客体中间对象的进化使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这样，就使得哲学研究的焦点从研究纯粹主体转变到研究主体与客体中间环节即语言上来。这两次重大转折，也让语言哲学变成了第一哲学，让语言变成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也让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认识论为主体转为语言本身。哲学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应该是语言的问题，这已经让不少学者意识到当今西方哲学的转轨倾向。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全部哲学即是‘语言的批判’。” 要解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哲学应该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洪堡特也说过：“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西方哲学从此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语言哲学阶段。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哲学的这次语言学转向不仅是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也是语言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1 背景

就西方哲学转向这个过程，有一本名叫《作为未来的过去》的书曾经提到：西方的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理论和哲学，它们在20世纪发生了让人瞩目的变化。它们以认知方式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和主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为基本模式的哲学观念为首要特征。许多哲学家一直在质疑意识是否可以为知识提供最后的可靠性保证，从而变成所有和知识和认识的最初来源，一些基本的传统哲学概念，如因果性、主体性、连续性、必然性、同一性、先验的理性等等，受到来自各界越来越激烈的批判，从而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和西方的哲学。因此，很多哲学家希望新途径可以通过在以前探索的范围之外得以找到，于是他们纷纷从传统哲学的角度逃离。它们慢慢注重语言在认识世界和存在所起的重要作用，注重语言本质在人和世界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媒介功用，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由此变为语言。至此，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分析和诠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倾向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对语言的强调和重视使得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应运而出。

2 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由来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也译为语言论转向或语言转向），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提出来的。它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强调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在古斯塔夫·伯格曼看来，语言学转向是通过两步来进行的，首先是“语言的转向”，这涵盖英美分析哲学重新表述传统哲学问题为“语言逻辑”的问题，它让语言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代替了原本“意识”“思维”以及“经验”在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同时，“语言的转向”也一种反思，即欧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的反思。接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转向”，开始了，即人们在60年代以后所看到的， 在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时，是语言学理论模式在起作用，它被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参照体系，它是西方现代哲学转折点，也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转向的成果。

归根究底，“语言学转向”既是某种哲学观的转变，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研究某种哲学转向时，某种体系完整，具有典型范式，且有着深刻影响的哲学学说，实际上人们在心里已经认定在此之前就存在着。而转向则为确立另一种新型的哲学范式和发展方向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对原有哲学范式的某种缺陷或局限性的克服，也是对既有哲学范式的超越。纵观哲学的历史性转向，都有这个特性，不管是对“语言学转向”而言还是对“认识论转向”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再转向”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或选择。有学者认为，所谓“语言学转向”可以用一个基本命题来概括：即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这样就把语言问题提到哲学中问题中的首要位置，可以这样说，它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3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成因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原因很多， 有学者认为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研究焦点的转移，则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两个方面就是其所取得的成就。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奠定了人工语言的发展基础，而日常语言学派则拓宽了自然语言的发展道路。

还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重新理解人及其世界。卡勒曾经说过：”语言分化的产物就是人文科学，只有回到语言本身才能去揭开一些学科的秘密。因为植根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无论何时的关联之中的就是语言的命运。”由此可见，人们所认为始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因此，海德格尔就说：“如果我们要思考存在变成气这一所谓的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从对语言的思考开始，这并非偶然。”西方哲学在思考了什么是“存在”以及知识如何可能之后，在历经了传统的本体论阶段和近代的认识论阶段以后，发现，一切问题都是形而上学不存在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属于语言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存在”是什么等问题只有在把语言问题弄清楚后才能回答。

利奥塔，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即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他在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里指出，科学知识就是一种话语，语言跟所谓的40年来尖端科技都有关系，如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现代代数与信息学、存储问题与数据库、交流问题与控制论、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等等，因此，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去重新定位人和世界本身的生存状态，而语言哲学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新的思维模式，即哲学问题用语言来解读。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变化。它不再以过去传统的研究哲学方式进行，它的主题词由“主体”、“意识”、“思维”、转成了“逻辑形式”，“意义”、“语言”，它开始了对语言意义、本质、以及应用的研究，不再是对概念思辨体系的研究。

第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以语言研究的发展为基础的。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研究的发展，它直接奠定了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理论基础。语言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其中对语言哲学的创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有三个方面，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建立；二、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研究；三、弗雷格数理逻辑的建立。其中，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认为语言是自己在说自己，而不是人在说语言，存在之言是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的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地位和功能，语言的地位变成了“先在”地位，而不再是原来的“表征”或“再现”地位，它由被认识的客体一跃成为占据主动的主体。

还有学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和发展。一个原因是被迫改迁，也就是把语言转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传统哲学认识和思路遭到了外力阻碍而不得不变迁；另一个原因是学理的自然演进，也就是这种转向完全是西方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外力所致。被迫改迁论的认为，海德格尔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从而造成他后期的语言转向， 他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是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发生在哲学范畴内的一个渐进的、系统的过程，它是因为外部的困境触动了内部的某根神经而产生的震动，它是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多方因素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4 西方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哲学的意义

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给西方哲学带来的影响和具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六点：第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展示了一次巨大觉醒，即作为反思性学问的哲学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第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哲学作为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系统包含了许多方面。这一系统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语言来分析和讨论哲学问题。在哲学言说、哲学运思的方式方法上，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对西方的传统哲学展开了一次全面性的批判。第三，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入哲学的乃是一系列新的方法。尽管不同的分析哲学家赋予了“分析”一词不同的含义，但这些方法都以强调分析而著称。第四，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赋予哲学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它是哲学多种形式中的其中一种。它的加入使得哲学的内容得以丰富和多样，使得传统的西方哲学遭受了“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可也正是这种转向，为西方哲学的重建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第五，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 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最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第六，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直接导致20世纪“文化转型”。“语言学转向”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也从根基上动摇了西方的传统文化。

5 结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有人甚至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是否能代表整个学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很明确而且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学以及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哲学，这显然是一个双向研究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把这样一个双向研究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更为今后哲学及语言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

参考文献

[1] 维特根斯坦.名理论[M].张申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 胡明杨.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陆俊杰.语言学转向：内涵·历史·思考[J].福建论坛，2008（2）：155-157.

[4] 章国锋.作为未来的过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 左其福.语言学转向与20世纪西方文论观念的变革[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30（1）.

[6] 邓念利.当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探微[J].科教文汇，2009（2）.

[7] 刘艳茹.索绪尔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J].外语学刊，2007（4）.

[8] 卡勒.索绪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语言哲学论文第6篇

“言语”论者包括“语感”论者、“言语—语言—言语”论者、“言意互转”论者、“言语生命教育”论者、“言语智慧教育”论者，他们都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学说”为理论依据，否定“工具性”论者的性质观，认为“语文学科”或“语文课”不是教语言而是教言语，只是由于他们对“言语”的理解不同或者体系运演的不同而导致具体主张有别。“工具性＋人文性”论者虽然否定“工具性＋思想性”学科性质观，但却使用了与“工具性＋思想性”论者基本相同的思想方法，先承认“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再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上的“思想性”修改为“人文性”。“人文性”论者反对“二元论”，并试图彻底抛弃语言或言语的“工具”与“技术”属性，认为“语文”不是“工具学科”，而属于“人文学科”，“人文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模糊性”论者针对“工具性”论者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唯科学主义取向的“标准化”考试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认为“语文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是相对的”，“模糊性”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本质属性。

“美辞”论者认为“语文课”不是教学生学语言也不是学言语，而是学习修辞——美辞：听读上能鉴赏美的辞、说写上能使辞美。在经历了上述无休止的争论之后，近几年出现了自称“本质悬置”和“反本质”的声音。“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了，暂且将本质“悬置”，转而说可以说的“‘语文’不是什么”。“反本质”论者则认为不是“语文”的本质说不清楚，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原本就没有“语文”这么回事，甚至有人主张将“语文”还原为“国文”，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由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该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而“语文教育本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语文教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碰到“事物的本质”这个表述时，它的要点显然是说，那可供我们使用与支配的东西，实际上有一种自身的存在，这使它能抵制我们用不适当的方式去使用它。或者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一种不能更改的给定性，我们必须适应这种给定性。维特根斯坦发现，即使我们认为是同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它们充其量只有“家族类似”。那么，超越种种语文教育内容观、价值观、目的观介入的语文教育“家族类似”的“给定性”即为“语文教育本质”，“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就是要对这种“家族类似”的“给定性”给出“唯一表达”。

语言哲学论文第7篇

作者：李松崎 刘亮 单位：烟台南山学院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包括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两者根本区别在于哲学的目标和任务上:理想语言学派试图把哲学变为科学，日常语言学派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前者以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主要代表;后者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将理想语言的逻辑分析推向了最顶峰，而后期又将其开创性地回归到自然语言的分析，建构了以语言游戏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质上是强调如何在语境中理解语言的意义，这为日常语言学派以及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思想，也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哲学理据。语言理论的本体意义和后效作用语言理论在哲学的作用下产生，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哲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对语言哲学具有明显的反作用。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就语言学对语言哲学的反向作用来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影响最大。

哲学对语言理论的启示和决定作用1.传统语言学的哲学思想传统语言学以文艺复兴为分水岭，之前对语言的研究主要在哲学领域。文艺复兴之后，语言学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大学派的对立甚至影响到当今的语言学界，如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对立就集中体现了哲学基础的对立。2.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哲学因素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学家探察世界语言的谱系，提出科学的研究方法，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此之前语言学一直附属于哲学。洪堡特提出不同语言对相同感觉经验的整理结果也不同，思维和语言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确定成为有形的东西。这种观点对后来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先驱萨丕尔和沃尔夫产生了影响，这表明具有哲学动因的语言思想更有深度，也最具生命力。3.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哲学因素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他的理论深受当时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学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经验实证主义哲学以及黑格尔派的冲击，而社会学又以自身携带的哲学因素来影响语言学的发展。索绪尔将语言的研究建立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上，并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语言属于虚拟世界，被认为是不变和稳定的，而言语则属于现实世界，被认为是变化和不稳定的，这条原则是我们理解结构主义哲学和其影响的关键［5］。4.生成语言学中的哲学思想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引发了一场革命，使得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不再占据语言研究的主流［6］。根据笛卡尔的天赋论理性主义和洪堡特对语言主要思想，他以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为前提来研究语言和心智的关系，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隐藏在日常语言使用和习得背后的人类思维和大脑活动过程与结构。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建立在吸收哲学中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得益于对哲学缺陷部分的批判，正是一方面继承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同时批判他关于存在着一个精神实体和一个物质实体的二元论观点，乔姆斯基才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生成语法。5.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从语用学概念的提出到语用学核心理论的建设，都是语言哲学家参与其中。语言哲学家莫里斯在1938年最早在符号学的框架内提出语用学的概念［7］，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的学生塞尔沿着奥斯汀的研究线路不断发展言语行为理论，使该理论成为语用学的核心理论。语言哲学家开辟了一条研究语言的新途径，而语言学家紧随这一思路继续研究不断发展深化。

认知语言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有关范畴的语言理论直接来源于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8］。另外，认知语言学关于一词多义的语言理论也多借鉴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有关词语意义之间关系的观点。由此可见，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家不断从语言哲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发展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将理论建立在体验哲学基础之上，这又反过来丰富了哲学的研究。西方哲学在语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在高度上对语言学给以引导，使得语言理论更有深度和根基，同时现代语言理论的建立又对哲学发展产生反作用。进入21世纪语言研究若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必须回溯哲学的历史，充分发挥哲学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继承，继承中批判，将语言研究深植于哲学的根基上，语言理论的枝叶才会更加繁茂。

语言哲学论文第8篇

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人工语言；自然语言；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二）作为哲学语言的人工语言

1.形式化的人工语言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6]（P22）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与语法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本质。语言哲学正是在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从数理逻辑起家的语言哲学家，费雷格的论旨同样充沛着对世界和语言的形式化。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提供了一个语言和世界同构对应的模式”。[8]（P57）

弗雷格和罗素均认为自然语言有着两个主要缺陷：（1）自然语言有含糊性和歧义性，认为日常语言词义含混，逻辑混乱，因而它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完善工具；（2）自然语言不清晰，它的表面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的真正结构，即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2]（P102）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了一种精密演算、以分析和解释为研究方法的人工语言哲学。人工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混乱不堪，主张抛弃自然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套理想的人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 以根本消除科学、哲学表述中的含混和歧义。[9]（P15）在这种语言中，句法均遵循数理逻辑而严谨地构成。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人工派主张“真值意义论”，“人工派的‘真值’立场是和他们要用数理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精密的形式化研究的主张相一致的”。[9]（P15）

2. 语言与世界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Nominatum），到罗素（1905）的《论指称》（On Denoting），再到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无一不是在追寻和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对应。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7]（P28）“语言是存在的住所”正是语言哲学所揭示的语用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合。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命题而成就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构造问题：由于语言与实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实在。[3]（P4）

（三）自然语言的哲学回归

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6]（P24）但逻辑语言，或者“人工语言”，终究是人为定义的、高度形式化的、两极化的表现世界的手段，其中缺乏人的情愫、未能描述人际互动中模糊的边缘地带。

1.日常语言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也称语言分析学派或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可见，语言分析是这一学派的重点。其实，逻辑语言学派同样重视语言分析，只不过逻辑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其分析介质为逻辑符号，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往往忽视自然语言实际用法中的微妙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区别”。[6]（P194）日常语言学派认为逻辑语言学派并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0]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这一点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分析的元语言。可以说，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是逻辑语言学派形式极化的必然反转，是对于其过度形式化而致使研究内容缺失的补充，也是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的人类的自我回归。

2.自然语言是哲学的元语言

哲学与逻辑的并行致使哲学家需要一种高度精确的语言，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希望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系统表述和分析哲学命题，以避免自然语言的“两个主要缺陷（含糊性和歧义性与不清晰性）”。[2]（P102）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赖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批评逻辑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他们忽视了语言中包含的很多重要的逻辑差别，径自把自创的逻辑格式套用在自然语言上，从而他们的语言分析只不过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开始放进语言里的东西。[6]（P194）显而易见，自然语言是日常生活、工作、思考的语言，它本身就是完善的。

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之于自然语言的元语言哲学转向是必要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在人工语言的设计和兴起以前，语言分析的介质从来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哲学思考的初始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攻，就孰为初始的问题而言，稍加思考便可得知：人工语言作为被人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其特殊意义是人通过自然语言赋予的，并需要自然语言作为介质进行解释、说明以及传播；反之，人工语言则无法作为通用语言进行解释自然语言。这是其一。其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世界的探知活动，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活动，是对所有科学的基础的探求，同时也是探求世界和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客观的、是形而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依托的一种活动。无论是对世界的探知，还是对所有科学基础的探求，还是一种方法论，哲学的活动实施不可能依赖人工语言，究其根本，哲学活动是依赖于自然语言进行的，因为人工语言的定义介质终归是自然语言。人工语言如意欲流通而成为非某（些）人的私有语言，亦更是无法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传播要通过自然语言来传递。因此，自然语言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6]（P205）而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归到自然语言。毕竟，“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11]（P4）

3.人的哲学地位回归

“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便是在不断地接近一些人所谓的‘人类的本质’，它是人脑的显著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与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人在任何关键阶段不可分割的”。[12]当语言成为人独具的特征，语言便无法脱离人而独自同构世界，因为人是语言无法摆脱的介质，更是它发挥任何作用的主控者。日常语言才是作为分析和描述的实质性的介质，因为人具有“意向性”，因此人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意向性”。可以说，语言即便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启动装置仍然是“人”。

赛尔（J.R.Searle）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奥斯汀（J.L.Austin）的学生。赛尔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为哲学的语言回归至“日常语言”进行了有力有据的论证。

第一，语言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13]（P1）人的心灵的意向直接导致其语言对世界的组构，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未遇过心地邪恶的人，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诸如“邪恶”这样的语言，即便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邪恶”，他也无法找出相应的语言去对应这种非其意向的世界。赛尔列出了一些表示意向状态的例子，如“信念、害怕、希望……热望、消遣和失望”。[13]（P4）意向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当哲学遇到“语言”，也同时遇到了“人”。

第二，语言的可表达性。任何意旨的内容都可以表达的原则，赛尔称之为“可表达性原则”。[14]（P19）正如语言的意向性源于人的心灵的意向性，人所表达出的话语同样源于人的意旨。在实际上不可能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情况下，原则上也是可以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14]（P19）可见，赛尔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对人的主控地位的认可。

第三，语言的规约性。按照赛尔的观点，语言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如同象棋一样，语言涉及惯例问题；不同的人类语言，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作同一潜在规则以不同的惯例实现。[14]（P39）孩子刚学说话，会说“吃水”，会说“没怕的”，是掌握了语言规则的大人教会孩子说“喝水”“不怕的”。惯例也好，规则也罢，均为人的意向的产物。有人才有惯例，有人才有规则，因为是人能动地进行规约。

三、语用学的源起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的标识性论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是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他的图像理论。而他在《哲学研究》中则认为语言是一种和其他行为纠织在一起的活动，即“语言游戏说”，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从“图像映射论”到“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截然的哲学观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从逻辑中抽离，转而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已经距离语用学咫尺之遥。《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P28）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比作游戏。他认为，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一定有某种共同点，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15]（P42～43）“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5]（P15）各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哲学界对于陈述之言（statement）所做的描述或陈述，一直以来，只有真实或谬误之说。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哲学界一直认为陈述之言应该具有可验证性”，[16]（P2）奥斯汀（1962）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一贯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是貌似陈述，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坦直地叙述或者传递相关事实为目的。据此，奥斯汀早期把句子区分为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与真值有关；后者通过所说的话语来进行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与真值无关，但可以恰当性进行区分。

奥斯汀虽然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但“未能找到区别这两类话语的句法形式上的标准”。[17]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 （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主要是发出语音、说出单词、句子；（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这一动作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传达某种目的如： 警告、命令、问候等）”；（3）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动作所带来的后果。[16]（P94～108）在这三层意义中， 言后行为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调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了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言语得当与否不仅依赖于词语的本身意义，更加依赖于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下的目的和意图。[16]（P145）

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不仅把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探究的对象，同时使“人”所想要的后果作为意义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代哲学家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思考中，终于“人”这一从未脱离但又从未被注意的在语言与世界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得到了相应地谙思。他的哲学研究新方法打开了语言学家的语用视野，为词语的意义注入了语境的释义，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是“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使语用学蛰生。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然而，奥斯汀所强调的并非“人”，而是人所存在的语境。真正把“人”作为思维和意义建构的主体，置回于他理应存在的位置上的人是哲学家赛尔。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他的“以言行事”的观点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赛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赛尔（1976）指出奥斯汀的分类的不足之处，并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赛尔（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14]（P16～17）根据赛尔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人”自行规定的活动，并且是有“人”各自的意图的活动。除表达“人”各自的意图而外，言语行为的“适从向”以及“心理状态”应充分思及“利他”的初衷和心理需求。虽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18]（P40～41）虽然此处的“利他”仅限于满足语言听众的心理需求，而无疑，这是语用学源起的心理需要。

（四）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哲学家格莱斯把意义区分为“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并认为“隐含而未直白的内容”与行为有关。所谓直说的内容，是指话语的意义只需要进行表层的理解，并不传递意图；含蓄的内容是“用意”，话语的意义不能只能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含蓄的内容是传递说话人的意图。例如，“It’s cold here”，字面含义是“冷”，其“含义”可以传递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关窗、开暖气或希望离开此地等意图。格莱斯认为，说话人发出一个言说具有“含义”或“用意”， 当且只有当说话人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受话人那里引起某种效果，受话人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格莱斯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交际者的交流意向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共识，具有共识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前基。这说明，在日常语言中，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它们的命题内容，以逻辑语言抽象而出的真值与日常话语中的逻辑概念也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她怀孕并结婚了。”和“她结婚并怀孕了。”两个句子真值条件相同，但句子含义不同。格莱斯研究的重点在于“非天然意义”， 即非字面意义或字面以外的意义，需要依据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分析而得。

格莱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交际者在交谈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相互配合。交际者在参与交谈时应说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时机和公认目的或方向的话，这就是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9]。格莱斯认为，交际者在言语互动中须互相合作，合作使交际直接而高效。然而，交际者往往在交际过程中违反某些准则。例如：“A：电话响了。”“B：我在刷牙。”B的回答听起来是所答非所问，违法了关联准则，实则是说明不能去接听电话的原因。此时，B的回答究其合作的层面来看，不合作是表相，而合作才是真象。 因此，违反了某一准则的合作方式，正是非天然意义的潜伏点，这也是推导“会话含义”的语用分析程序。

格莱斯在假设合作原则成立的基础上，效仿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这四个哲学范畴，进一步区分了四项基本准则。该哲学理论启动了语用推理模式，扩大了人类语言的“意义”的范畴，进一步巩固了元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转向语言从而研究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一直都在不断地追寻真理。随着奥斯汀、赛尔和格莱斯等哲学家对语言意义的不停探寻，“人”的意向因素回归哲学，语用的语义成为哲学于语义新的中心。语义的语境化、语义的意向性变成语义的真理所在，并催生了语用学。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以及塞尔继“以言行事”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可以独树一帜的学科、并独立于语言学的哲学理论， 进而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参考文献]

[1]陈思清.语言哲学及其对语言学的贡献[J].现代外语，1991，（1）.

[2]俞东明.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J].浙江大学学报，1998，（2）.

[3]江怡.当代语言哲学研究：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J].外语学刊，2007，（3）.

[4]崔凤娟，苗兴伟.语用学的哲学维度[J]. 外语学刊， 2007，（4）.

[5]李洪儒.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J].外语学刊，2005，（5）.

[6]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徐友渔.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1996.

[9]姜孟.关于语用学缘起的三个疑问[J].山东外语教学，2005，（2）.

[10]Strawson， P. F （1950）.On Referring.In Martinich， A.P.（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3rd edition）[M].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1]李洪儒.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J].外语学刊，2011，（6）.

[12]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3]Searle， J.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刘叶涛，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4]Searle， J.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15]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8]周纯.利他的文化渊源及其概念界定[J].东疆学刊，2012，（4）.

[19]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In Martinich，A.P.（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3rd edition）[M].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语言哲学论文第9篇

[关键词]语言学；哲学；语言理论；常项

[中图分类号]H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5-06

一、引言

当代语言理论不断地涌现新观点、新思想甚至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或者理论有的基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句法语音、词汇句法等等理论，有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近似值、盖然率、级阶等理论，有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认知框架等理论，也有的基于语言文化学的预言世界图景、语言定型、语言个性等理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数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新兴学科，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国外语言理论飞速发展的同时，国内语言学界也奋力追赶，不过，在面对国外五花八门的语言理论时，中国语言学总有一种永远都追不上国外语言理论发展的步伐之感。这就足以引起学界的思考：为什么国内语言学界鲜有新的语言理论产生，而只是以国外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本国的语言？如何建立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时如何选择或者创造适合于一定研究目的的语言理论与方法？

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作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37，“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3]52，“语言是存在之家”[4]，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体现了语言的多维性。的确，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凝聚在语言中，同时又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所以对语言的研究就可以以不同的视点、在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不过，不管视点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个维度中，对语言的研究都有一些恒定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知识体系。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所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离不开哲学这一常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哲学开始的。“哲学（philosophia）”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philein和sophia，意思是“爱”、“知识”或“智慧”[5]1，哲学即“热爱智慧”，就是指人类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更智慧地生存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在汉语中，“哲”这个词起源很早，“哲”或者“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都反映了“哲”这个词的涵义。总之，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哲学都是探索人类自身、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等等问题。而在从古至今的种种哲学思辨中，都避免不了对语言的关注，因为 “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生态，人类及其历史不仅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且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之中。”[6]从上古时期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文艺复兴、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以及当代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都体现了语言和哲学无法分割的关系。

二、语言的哲学思索

（一）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思索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语言也不例外。人类最初对语言的探究散见于古代的哲学著作中，最早涉及语言问题的哲学家是上古时期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生成变化是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规律（逻各斯）进行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问题的思索集中体现在“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即“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还是由人来规定的。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相”或者“理念”的世界，他认为人类世界有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分，理念世界是永恒和完美的，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只是在“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一类个别事物共有的性质，“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中世纪关于语言的论争集中到“共相”问题的这一结点上。经院哲学家把语言作为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主要工具。“在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灵—三样独立的事物—是同一的，即‘上帝’。‘上帝’一词因而不仅适用于单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普遍词语。”[5]92所以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心中的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另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的本质和一般的性质，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实论）；还有一种认为普遍词语仅仅和思维中的概念对应（概念论），从而确立了唯实论、唯名论和概念论三个主要观点。这些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于中世纪的关于语言的思考，直接导致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并且对语言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文化主义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近代哲学。一方面机械的客观世界对于自身的描写要求语言是一个摆脱模棱两可性和优美性的关系系统，要求准确、清楚、形式化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又是一个人们表达情感，具有某种语义模糊性的实体，所以就出现了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语言的唯理主义探索和培根、洛克、维柯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经验主义探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在1629年11月20日写给梅森教士的信中，描述了建立通用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的思想；而莱布尼茨则发展了笛卡尔的通用语言的构想和该构想与逻辑的关系，长期致力于普遍文字思想的研究，是公认的世界语的先驱[7]74-81。唯理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波尔·罗瓦雅尔的《唯理普遍语法》。《唯理普遍语法》以唯理主义者对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语言是由两个层次或者两种语言构成的：一个层次是准确的、清楚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对于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另一个层次是每个民族独特的、变化无常的、不合逻辑的，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具有非普遍规律的。唯理普遍语法是对所有语言都普适的语法，自然，这样的语法只能是逻辑上的。作为逻辑上的语法，不仅仅是普遍的语法，还是演绎的语法。《唯理普遍语法》的作者阿尔诺和兰斯洛认为语法首先是以语词中，尤其是句子中思想表达的普遍规律作为真正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语法就是科学。个别语言中的语法相对于前者就是个别情形，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由每一种语言及其“日常语法”的具体特点造成的，因此确切地说，是“艺术”，因此，可能存在“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普遍语法是基于理性规律的关于所有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普遍和不变的原则的科学，而个别语法是基于不同民族语言中不同的用法任意建立起来的个别语言的形式的科学。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洛克的白板说和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维柯所持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代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第一卷中探究了天赋观念的问题，他认为，任何有天赋的原理，人类心灵就一定能意识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于心灵中，而不为心灵所察觉。心灵的原来状态是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的板块，一个暗室，一个空箱或者一张白纸，其中没有任何字样、任何观念。人类观念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另一个是内省或者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的活动，诸如知觉、思维、怀疑、信奉、推理、认识和愿望的观念[8]。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的思索从哲学上来说是认识论的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完全客观的认识，完全除却“不定”因素的干扰，同时还是要考虑到“有思维能力的东西”[7]74-81，也就是要探求语言自身潜在的基础—“人”的潜在影响。就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而言，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因素。

对语言最有影响的还有发生于20世纪初的语言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般分为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9]。这两个传统的哲学都体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但是两者的切入点、理论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相去甚远。弗雷格是个数学家，他在对数学提供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对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提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就是在弗雷格与布尔等建立的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罗素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展开了自己的逻辑研究和语言研究，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展开语言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他从“思维-语言-现实”三元关系来全方位地探索和研究语言哲学，他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则认为完全逻辑的方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或者“存在”遗忘，致使文明、文化的失落，他们的语言哲学就是要争得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们的语言哲学和文化、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海德格尔在其哲学之路伊始就开始关注语言，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研究，而后期的《在通向语言途中》更是把语言问题放到了中心位置。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动摇了传统的西方文化传统，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德格尔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伽达默尔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中说明了一切理解都必须通过语言发生，哲学阐释学的归宿是语言。

哲学对语言的思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等研究范式的更替，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说是对语言本体、语言性质、语言功能等等维度的认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许多语言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所以对西方语言学的认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哲学这一本源。

（二）中国哲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同，中国的哲学也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史前年代。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思考。公孙龙在《指物篇》中论及“指”和“物”的关系时说：“物莫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天下无物，可谓之乎？”[10]12这里的“指”就是“物”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们的特征，没有特征就不可以称之为物，同样没有物也就没有它们的特征，所有的“名”都是由这些“物”的特征而产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0]14就是说事物与名称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名称来指什么事物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约就是“宜”，不符合就是“不宜”。这些古代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西方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是一致的，都是对现实世界本体的思索。不过，这些零星的言说之词，对中国整个语言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对整个社会、乃至各个学科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国家所延续下来的社会思想体系。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一，就是自然，是永恒。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致的。但是道家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哲学，儒家思想以道德楷模来作为训鉴后人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对经典作品、经典人物的推崇与注疏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哲学的主要手段。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训诂、文字、音韵三个板块—训诂是对古代经典作品的注疏、文字是对“字”的本源进行探究、音韵是对语言的语音外壳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研究是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这与中国当时的主导哲学体系是一致的。

自从以西方语言体系为框架的《马氏文通》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的语言学就开始追寻西方的语言研究之路，不过因为中国语言本身的特点，所以中国语言学现在走到了永远都在追赶别人步伐的瓶颈中，要突破这个瓶颈，除了要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外，还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对学科赖以生成的基础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建立起适合这种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

三、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从洪堡特、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韩礼德，语言学经历了许多流派、许多门类的研究范式，但是总体而言，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本体、语言功能、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语言的研究也就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形式、功能和认知方面。形式和功能是从语言的两个最主要的显性特征，形式是语言自身的表象，功能是语言作为一种实体的内涵，而认知作为研究语言与心智、思维相关的新兴研究方向，已经对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甚或是认知语义，其研究的根源都离不开基本的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理论的产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论上也必须遵循哲学的方法论。

（一）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语言理论的建立都是和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以索绪尔为起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传承的是唯名—唯理—形式路线，想要找到的是除却一切不定因素、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共性的东西。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要“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做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30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洪堡特问题”—“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柏拉图问题”—先于经验的内在天赋的存在、“笛卡尔问题”—思维实体中认知系统的存在。这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要“解决整体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问题”[11]。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可以从柏拉图和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中找到源头，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人谈论问题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选择系统，可接受性或用途是其标准。从洪堡特的语言功能论到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观再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遵循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能”，而且是一种“功”，其哲学基础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写道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它的相对静的部分在人的心灵中不断地被加以复制；语言不是研究完成了的工作，而是一种行动[3]56。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必须采用功能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的分析。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发展了语言是一种“功”、一套系统，认为每一个系统就是语言行为中的一套可以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通过说话者对语言的不断选择而进行的分类，从而得出某种表达的系统形式。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一些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如Johnson、Putnam都是其理论生成的直接推手[12]。由此可见，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那一刻开始，哲学就一直是其理论的隐性基础，所有成熟的语言理论都有很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没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语言理论很难有持续的发展。

（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语言学也是从哲学中汲取营养的。语言学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一方面，要探求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度，所以就用哲学中的二元论，以及由哲学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等等形式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索绪尔所创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内-语言外、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历时-共时等等都是二元论的体现，哲学中的数理逻辑以及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都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论的基础。数理逻辑的先驱是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后来由布尔、亨廷顿、康托、弗雷格等人发展完善起来。数理逻辑包含很多东西，有模型论、集合论、递归论和构造主义等等。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就是以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的集合论思想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认为，“所有的可以为同性质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东西，叫做自类有限。”[7]85在他看来，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逻辑上的界限来限定。索绪尔以语言将其表达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由其本身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其反面，即它们之间彼此的区别特征来决定的。实体不是别的，而是具有反面的区分特征的集合（区别性特征）。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更是用一系列的数学计算方法演绎语言中出现的、未出现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与人、世界的割不断的关系，所以语言又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精密，因而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也采用人类中心论、原型范畴等等理论。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发展而来的原型理论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所以不能单纯地以二元对立、互补来研究语言，原型理论在解决语义问题上有着更加合理之处。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多维的现象，在研究的方法论上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手段，但是这些方法论的起源都来自哲学。

四、语言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的哲学思索

一定的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论都是为具体的语言研究服务的，当前语言学研究中遵循美国行为主义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的三大分野—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语义学处理符号与符号的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句法学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处理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衡发展，这三个维度本身就是语言学、哲学和语词艺术中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7]1在这三个维度上，语言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

语义学是语言学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方向，语义学与传统语言研究最相近，传统语言研究是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传统哲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名称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的论断，拿现代符号学的观念来说就是符号学中符号与符号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对语义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在他那里，“逻各斯”从形式上表示言说之词，从内容上表示思想及理性本身。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者“逻各斯”进行，揭示这种规律就是哲学的任务。继苏格拉底之后，“逻各斯”主要是具有“概念”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古希腊哲学可以被称为“概念哲学”。概念哲学把世界看成是分布在空间中的事物的总和，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古代哲学家就此把关于事物的概念进行了范畴化分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主动、被动。在这些范畴中，实体居于第一位，其他九个范畴都是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样一来，范畴本身就已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名称多半是主词，所有其余的大多是谓词或者某些可能命题构成中的限定语。在语义研究中，语义三角是最小的也是最稳固的图式：语词与事物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命名；语词与事物的概念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表达，即用词表达概念。

句法学是语言研究的第二个范式，和语义学不同，句法学关注的并不是世界中的个体事物，而是语言事实，罗素认为不能把世界想象成由事物构成，而是由事件或事实构成。事实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可以被命名，世界由“事件”或“事实”构成，每一个事件都是用“原子”句来描写的，这种描写是客观的，与观察者—说话人的态度无关，观察者的态度在事实世界中或者不予考虑，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用来表达事实的语言形式是句子（命题），而谓词是其中心。在谓词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中，空间和时间统一在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中，即时空统一。每一个事件都由四维，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来界定。谓词中是事实命题的核心，谓词概念的实质内容包含着同样的四维，谓词是最不具有语义性的一个恒定项，谓词之间的关系是思维单位，是外部世界中的语言外客观对应物及其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把它引入到语言领域并不是因为语义，而是句法。在句法的研究中，数理逻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论述了句子结构的内在相互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通过运算来得出句子。所以在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研究中，语言学家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句子本身，而是首先对直接构成的句子的分析，然后通过句子各个阶段的生成转换来分析计算这一类形式下能够涵盖的所有出现的或者是没有出现的句子。

语用学是语言的第三个研究范式，与语义句法研究不同的是，语用研究范式中整个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主体都与“自我”相关，而且用于语言描写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被相对化。在语用范式中，“我”始终在研究的中心，是所有其他相关项的必要基础，除了“我”以外，接下来是以“我”为基础的语词，“这里”、“此时”、“这个”等等，罗素把这些词称为“自我中心特称词”，而语用学中一般称之为“指示语”。指示语指向的是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说话的那个“我”才能被理解的语词。其余的语境、语义蕴含等等都是在“我”的理解和我的存在下才能被感知和被理解。

语言和哲学向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语言研究中，哲学一直起着基础和指示作用；每一种语言理论的确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在具体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同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起着隐性的指导作用；在语言研究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中，同样是哲学指引着研究的方向。以《马氏文通》为起点的中国语言学选择的是西方语言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要求国内的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理论时，遵守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重视其研究中的哲学常项以及哲学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其语音、形态、语义也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汉语本身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语言个性的语言理论。

[参考文献]

[1]葛本仪.语言学概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2008：15.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7.

[3]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08.

[4]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10：269.

[5]布鲁克·诺埃尔·穆尔.思想的力量[M].李宏昀，倪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6]刘利民.哲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J].外语学刊，2006（6）：1-5.

[7]Ю.С.斯捷潘诺夫.现代语言哲学的语言与方法[M].隋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梯利.西方哲学史[M].伍德，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4-349.

[9]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10]彭兰玉.语言学简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