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分析论文第1篇

1、发展教育技术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他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20年来，这些指示一直指引着我国教育技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是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深刻揭示了科技、教育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同时正确分析和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以及世界范围内教育、科技发展新趋势、新情况。1977年10月19日，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就对英国开放大学利用广播、电视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当即表示：“我们要利用电视手段来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时隔不到4个月的1978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亲笔批示“同意”筹备电视大学，半年后又批准筹建中央电化教育馆。这些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视与支持。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力主发展广播电视教育等手段，并把它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教育的重要途径，用政府行为，积极推动它的发展。

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教育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要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进行变革，逐步实现教育自身现代化，包括：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模式等多年方面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对教育技术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第一次从教育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发展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的作用，奠定了教育技术作为实现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小平同志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积极关注各种先进媒体如：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进入教学领域，对传统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学组织形式、课程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变革所产生巨大影响。在计算机还没有开始普及的时候，他就要求“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我们已经承认比国外落后了”，就“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力戒空谈”的思想。

2、教育技术发展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结果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和政府积极支持教育技术的发展，几任政府领导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创造性地推动这项工作。

1986年为落实开办卫星电视教育台，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卫星电视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他说：“现在，教育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一个是如何发展高等教育问题。义务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得要两条政策。一条叫因地制宜，就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教育发展的状况，来考虑和确定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在全国不搞一刀切。再一条是要培养合格的师资。”为此，“参考国外用广播电视卫星传送教育节目的经验，中央决定在我们租用的卫星上专门开一个教育频道。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办法，使全国尽可能多的中小学教师不脱离工作岗位，就得到培训提高的机会。使他们经过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学习，达到合格的水平”。他还说，开通教育频道有利于发展成人教育，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电视教育频道把晚上的时间给电视大学，可以使更多的在职职工和农民能够不脱产学习。中国这样大，需要那么多的专门人才，只靠普通大学一条路是不行的。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发展高等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电化教育的优势。使人才的培养做到收效快、质量高。”

为落实卫星教育电视网络建设，总理亲自布署：“租用国际卫星、编制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上行站的投资和经常费用由中央负担；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要自己解决卫星地面收转站需要的投资和经常费用”。要求各地“一是要支持这件事情，二是要勤俭办事”，“采取各级都分摊一点，都集点资的办法”，解决资金方面的困难。他指出：“这件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各省、市、县领导要以实际行动来组织和支持这项工作。”

在国家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下，我国卫星电视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10个省级教育台，107个地（市）级、数百个县级教育电视台和10000多座接收站，66000多个放像点，全

国70%的地市以上有线电视台转播了中国教育电台的节目，形成了全国卫星电视教育传输网络。

1992年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和学校电化教育，推广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抓好教育卫星电视接收和播放网点建设，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全国电教网络覆盖大多数乡镇和边远地区。”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卫星电视教育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优先安排，给予扶持”。“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至此，学校教育技术和卫星电视教育纳入了国家法制化的轨道。”

卫星电视教育开办十多年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电大课程与各类教育节目共九万多小时。有效地配合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由62.8%提高到89.9%，其中70%是通过卫星电视教育手段实现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十年培养毕业生137万多人；农业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也通过卫星电视，使近百万农民达到中专毕业水平或单科结业。卫星电视教育的开通，改变了中国远程教育的面貌，推动了“普九”和扫盲工作，也推动了继续教育的发展和“燎原计划”的实施，缩小了因教育投入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

3、改革开放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

从本世纪20年代视听教育引入中国，定名为电化教育以来，我国开展教育技术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改革开放创造了教育技术发展的良好机遇。

教育技术的大发展是经济发展、人才需要的直接结果。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类专业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尤为突出，而现有的传统高等教育规模一时很满足大批量、多样化培养人才的急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力主用电视、广播等先进媒体手段武装教育，增加新型教育方式，扩大教育范围，解决教育资源不足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20年来，广播电视教育培养的大批毕业生在国家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已经成为了各条战线的重要骨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导下，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教学改革呼唤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实践证明，一系列行进的物质型技术和智能型理论引入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工艺的面貌，使班级授课提高了效率和质量，使学生分散、个别化学习成为可能，扩大了教育时空，延伸了学校功能，使更多的学习者有了学习的机会。

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使我国学校教育从视听教育逐步跃入了计算机多媒体阶段。丰富的市场，多功能、多价位的竞争创造了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情况的教育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选择恰当媒体，推进教育技术现代化，进而进行一体化教学设计的广阔天地。通过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交流，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和教育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有些方面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誉。

在国际交流中，我国学者积极吸取国外研究成果，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把电化教育推向教育技术新阶段，明确指出要把过去的工作范围从视听教育或视听媒体的研究与应用，拓展为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估的理论和实践。使电化教育由原来的教育教学的辅助手段，变成电子信息技术等物质型技术与系统方法、传播理论、教学设计等智能型技术相互交叉、结合、相互渗透的新型学科——教育技术学。

面对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认真研究国际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任务，在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教育部提出，发展面向21世纪的终身教育（学习）的现代远程教育，要按照“统筹规划、需求推动、扩大开放、提高质量”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及构造面向21世纪的终身教育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二、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引下，我国现代教育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体系，已经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1、初步奠定了教育手段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从1978年，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央电化教育馆，到1986年，成立中国教育电视台，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的三大系统，即由中央、省、地（市）、县电化教育馆（中心）以及学校电教机构组成的学校教育技术系统；由中央电大、44所省级电大、823所地（市）级电大分校和1766所县级电大工作站组成的广播电视教育系统；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省、地（市）教育电视台和县、乡卫星教育电视收转台及放像网点组成的卫星电视教育系统。在三大系统的有力支持下，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得到进一步普及和应用。

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一直强调发展现代教育技术，要坚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具体实际，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七·五”和“八·五”期间都提出了“中等学校和中小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指导并推动了学校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建设。

从目前的情况看，现代教育技术在我国中小学的应用，仍然基于视听媒体技术的多媒体优化组合教学形式为主；基于电子通讯和计算机网络的远程教育形式已经在一部分学校中开始应用，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现代教育技术在中小学的应用，优化了教育过程，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效率，减轻了学生负担，促进了中小学

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改革。我国高校已经由视听技术向多媒体、网络化发展，进入到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阶段。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或地区提出“建设现代化教育强省，启动或建设现代化教育工程”。据1995年底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缺贵州省）的统计，“八五”期间我国教育技术总投资为115亿多元，其中财政预算内投入占80%，预算外投入占20%，平均每年投入23亿元。由于国家和地方对发展教育技术的重视，我国用于现代化教育的设备、设施在20年间有了突飞猛进发展，为教育现代化建设打下较好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

2、音像电子教材建设不断满足需要

音像电子教材建设作为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保证，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过去，我国教材建设形式单一，基本是文字教材“一统天下”。随着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教材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视盘、计算机软件等音像电子教材已成为我国教材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中小学的音像电子教材建设经历了从投影、幻灯（80年代初期）到录音、录像（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以及到现在以多媒体组合教学形式为主的几个发展阶段。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以投影、幻灯、录音、广播、电视、录像、计算机等媒体优化组合的多媒体教学形式不仅是现在，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学校教育的主要媒体形式。中小学使用的音像电子教材，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规划和组织建设。中央电化教育馆及地方各级电化教育馆为中小学组织编制了大量的投影、幻灯、录音、录像等音像电子教材。随着教育软件市场的发育和逐步规范，涌现了一批教育软件公司，生产制作符合学校需要的音像电子教材。一些有条件的学校、教师还自己开发制作了适合教学需要的音像电子教材作为教学的补充。截止到1995年底的统计，用于教育过程的音像电子教材，幻灯、投影片为8.3亿张，录音教材1716万小时，录像教材1708万小时，计算机教学软件28万个，光盘3.9万张。新媒体的交互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知主体作用的发挥，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有利于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引起了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有更多教师的应用和参与开发新的教育教学软件。

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材建设也发生很大变化，由借用普通高校的文字教材，配套录制“课堂搬家”式的音像教材，变为自行编制适于远距离教育要求的、相互配套的文字与音像电子教材。全国电大现有录像带167.9万盘，录音带198.7万盒。我国卫星电视教育开通了综合教育、电视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等三个卫星电视频道，在北京地区通过35频道还播出一套综合教育电视节目，每天共播出5.1小时。使一些学校通过接收，选播，扩大了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件供需之间的矛盾，逐步满足教育教学的需要。

3、现代教育技术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现代教育技术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广泛开展，研究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受到了各级领导和从事现代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重视。学校现代教育技术的科研已经从早期的媒体对比型研究、学科专题型研究向以整体、综合为主的实验研究过渡。各级电教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从事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队伍，开展了一批对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如：现代教育技术环境的研究、中小学音像电子教材建设的研究、信息技术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研究、我国基础教育实施现代化教育工程的策略研究、中小学校及职业技术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置标准的研究、中小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现状及其资源共享的实验研究、小学语文“四结合”的实验研究、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教学优化的实验研究、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等，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我国高校中的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在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开展教育技术理论、方法，远程教育，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教学设计，资源共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前导和推动作用。我国远距离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在远距离教育的开放性和教学现代化方面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了全国广播电视教育改革和发展。“八五”开始，为推动农科教结合、燎原计划实施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教委组织开展了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验县的研究。全国有一批综合实验县，在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宝贵的实验研究经验和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领域。

4、建立了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一支队伍

在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技术学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具有较强专业技术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技术专门人才队伍。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交叉学科，已经在我国绝大多数师范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建立起来。非师范专业的高等院校，也有部分设立了教育技术学专业。教育技术学学科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层次齐全人才培养能力。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在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支有理想、懂专业的专门人才队伍。这部分人才除了从从事教育技术相关专业工作的同志和教师中选，进行培养和任用者外，大部分是从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据1995年的调查，我国已有教育技术机构74849个，专职从事教育技术工作的人员达20万人，还有数十万兼职从事教育技术工作的教师，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支具有较强专业技术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技术队伍必将在实践

、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5、探索了全面提高学生以及劳动者的素质的途径

各级各类学校充分利用先进媒体手段，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教师和教育技术人员充分利用录像、电影等媒体，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节目给学生们播放，使孩子们在形象生动的画面里和感人的情节中接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一些中小学还建立了卫星电视接收站和校园有线电视网，收集了许多优秀教育电视节目、教育影片、VCD光盘、录像片定期为学生播放，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高等学校为加强思想政治课建设，编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音像教材，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开展中国的国情教育。由于改变了传统单一说教的方式，多种媒体教学，为学生所喜闻乐见。一些高校充分利用校园“有线电视台”，每周编制校内新闻和反映本校教师学生生活的专题节目，使大家了解学校工作，表扬先进，指出存在问题，使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深受师生欢迎。

中国教育电视台以及各省级教育电视台在播放教学节目的同时，积极开办教育新闻、教育信息和综合性教育节目，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介绍教育战线工作情况，宣传优秀教师、著名专家的业绩，使社会对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中国教育电视台举办的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展播，受到社会好评。

电化教育的开展为广大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并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组成部分。许多县电教部门以支农为己任，把当地农民急需的农业技术知识、商品经济知识、医疗卫生知识的录像节目送下乡，宣传了致富门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深受农民欢迎，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的地方把如《稻田养鱼》、《毛竹种植》、《烤烟技术》等录像片反复为乡村农民播放，使农民迅速掌握了致富技术。还有的县电教部门将扫盲识字与推广一、二项致富技术结合在一起，利用电教手段培训农民，也收到很好效果。1991年原国家教委表彰了天津市静海县等31个综合开展电化教育，在学校电教、教育电视收转站建设、农村实用技术推广等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县为全国电化教育先进县。

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势，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服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电教手段得到广泛应用。职业高等专科学校、职业高中、大型厂矿培训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开展教育技术工作。电力系统、人民银行系统利用专业培训录像带直接为基层岗位培训继续教育提供了形象教材，受到社会广泛欢迎。

三、认真总结20年的基本经验，积极规划面向21世纪的发展蓝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我国重新起步的教育技术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为教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邓小平教育理论，特别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加快教育手段现代化的思想，是我国教育技术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教育技术重新起步与迅速发展，源自改革开放后国情的实际需要，来自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教育技术的发展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适应与满足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积极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服务。

教育技术实践领域涉及面宽，覆盖面广，必须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依靠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作，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既要依靠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和必要的投入；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取得社会支持；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

教育技术是一门新兴科学，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手段为教育服务，为教育教学整体改革服务。在信息化过程中，要重视网络化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同时要注重各种现代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不能偏废。只有注意把“常规媒体手段”与“先进媒体手段”恰当结合，才能取得最大的教学效益。

教育技术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学过程的组成要素。教育技术要深入学科、深入教学、深入课堂。要调动广大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积极性，始终围绕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有效开展工作，并始终把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益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术学科和事业的发展，要高度重视教育技术工作者和广大教师的培训工作，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技术队伍，通过他们观念上的转变和实践上的努力，促进并支持教育技术的发展。

电子媒体教材建设始终是教育技术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统筹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持久地抓好这项工作。软硬件建设必须协调发展，政策和资金要向软件倾斜，使软件建设从数量上、质量上进一步缓解目前仍很突出的供需矛盾，逐步满足目前我国的迫切需求。

20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上还显落后。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准确把握世界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进一步加强宏观管理，进一步从战略高度规划教育技术工作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与信息资源，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整体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也对教育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入21世纪，我们必须在深刻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战略。

随着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即将来临的21世纪，许多新的技

术将应用到教育领域之中，从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数字化音像技术，广播与卫星通讯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都已应用到了教育与教学中。教育技术的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发展趋势可归纳为：音像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卫星广播技术应用于远距离教学；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个别化交互学习；交互网络技术应用于通讯教学；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仿真教学。与此同时，当前的教学媒体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信息显示的多媒体化，信息传输网络化以及教学过程的智能化。从教育技术的应用领域看，国外教育技术正在学校教育、培训和作业技术三个方面向纵深发展。这些发展趋势和特点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策略应是：巩固发展以音像技术为基础的课堂多媒体组合教学；逐步推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

首先，要发展学校教育技术，促进素质教育的开展，实现教学现代化

面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国学校教育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观念上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教学环境的改变。教育技术工作应高度重视对现代化教学环境的建设，重视教育技术对促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的研究。

在基础教育领域，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以音像技术为基础的课堂多媒体组合教学，根据不同地区，加强分类指导，使大部分学校在不同层面上的教育技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推动“普九”工作的巩固、提高，促进素质教育的开展。通过《全国电化教育“九五”计划》的实施，到本世纪末，全国城市中小学和县城中小学达到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一类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的学校总数增长8%，有条件的乡镇中学、中心校和少数民族寄宿制学校达到二类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常规技术媒体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应用；现有卫星资源被充分用于教学活动，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有条件的学校积极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和实验，少数学校和发达地区建立起校园网并与社会联网。通过全国中小学1000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校工作，带动和加强教育技术实验研究，总结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开展教育技术的典型经验，指导并促进学校教育技术的全面开展。统筹规划，加强审定，引导教材制作企业的发展，使一体化设计的教材初步满足多层次、多规格的教学需要。

在高等教育领域，根据高校的不同情况，建设不同层次的教学环境，把教育内容、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建立在教育技术的平台上。到2010年，使我国若干所高校的教育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各校都有应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多媒体教室，使其在数量上基本满足教学需要；建设校园网络，实现教学信息、图文资料和管理信息收集、存储、检索、调用的现代化，并与“教育科研网”联网，及时获取国内外信息资源。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实施的基础上，一体化设计教材。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工作的意见》，初步完成高校教育技术机构的有机合并，使学校教育技术力量得到综合利用，运用教育技术的学科和教师范围有明显扩大。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建设远程教育设施，以自己的优势学科参与远程教育，使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

在现代远程教育领域，面对世纪之交，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态势，要把现代远程教育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面向21世纪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逐步推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必将进一步使教育领域产生深刻变革，促进教育现代化。它也将进一步突破传统教育时空的限制，扩展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化。同时，它将会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大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需求，促进优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带动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成为国家信息产业发展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推动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将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不断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到2010年，基本形成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体系。现阶段，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的公众和专业信息传输网络，形成以卫星视频传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的多元化现代远程教育专业传输网。充分发挥实力雄厚的研究性大学的优势，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通过各类高校的远程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逐步提高公民的学历层次和科学文化素质，积极探讨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发展多种行业和专业的继续教育，为在职专业人员提供各种进修机会，满足各方面学习者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和中小学开展中小学远程教育试点，扩展教育资源。提高师资水平；建设学习资源中心，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学生主动学习的条件，推进素质教育。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形成以省（直辖市）为主，统筹管理的现代远程教育区域网络。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解决老、少、边、穷地区教育问题，推动“普九”和“扫盲”工作，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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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的，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基础和教育基础。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1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1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1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近代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210世纪为之1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1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8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1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2千年来第1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1面反对读经，1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因此，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1步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1场批孔批儒的运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3纲”，认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命”，3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易白沙以《孔子评议》为文，指摘孔子学术的弊病。吴虞更与鲁迅呼应，谓“孔2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4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概括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代中国的儒教兴衰史来看，新文化运动正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1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10数年时间，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

2

经过本世纪初210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儒学在青年中更失去权威。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儒学的困境并未进1步，其原因是中山先生坚持以“4维8德”发展民族精神，赋予了传统儒学德目以新的精神。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也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4年蒋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对于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都给予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增入许多现代社会的公德。尽管新生活运动未能配合以推广知识教育和技术发展，在政治和土地未解决的情况下，其成效有限，问题不少，但其社会伦理意义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保留了儒家伦理的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5的8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对儒学的态度与民初相比有了1个明显的变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成为这1时期国共两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识。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以“8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共产党立即表示用拥护此纲领，号召其党员发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6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1，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

早在民国初年，围绕宪法中是否应有尊孔条款及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曾经历多次讨论，由于1915、1917年的两次复辟帝制都举出尊孔为旗号，最终使宪法中未能肯定儒教的地位，儒学未能取得政治上和国民教育上的指导地位。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1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儒家伦理在国民精神与国民教育中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却无力使儒家原则在社会层面实现。1949年以后，情况又为之1变，儒家的命运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遭遇了1次更大的曲折。

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4维8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3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710年代与4人帮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54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210世纪最大的破坏。

另1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传统的官僚—教育制度的瓦解、军阀间的混战、乡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紧张、乃至国共之争，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的自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土豪劣绅与功能低下的基层村保人员。梁漱溟曾想通过“乡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但不可能成功。1949年以后，经过、合作社到，整齐地建立了“队为基础、3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的力量经和阶级斗争彻底分化，党的政策通过公社、大队、的行政和党的组织1直贯彻到村庄，社会组织的脉络上下打通，亲族之外，传统主义不复存在。尽管人与土地的技术关系未变，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化的基础。除家庭之外，传统儒学在社会基层结构上也失去了依托。

3

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3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1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象古玩1样珍爱着。”7然而，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从春秋到6朝，儒家思想的存在并非以王朝的推崇为前提；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与宗法制也并非在每1时期或每1地区、每1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所以，正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8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已提出中体西用，他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可见他所谓中学为体室指治身心的传统伦理不必因在应世事方面西方而发生根本改变。与张1时先后的先进之士多是如此。帝制以后社会状况使得这种呼声更多，“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改，民彝无改”，事实上是当时相当1部分人的看法。康有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也是“又经大乱，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10以对治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为己任。陈焕章的主张是：“孔教既废，人之道德心尽亡”“中国之道德，1言以蔽之，曰孔教而已矣。”11与基督教面对“上帝死了”所发出的惊呼如出1辙。所以梁启超民初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明白地主张：“1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1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12这些都是着眼于风俗教化而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后来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孔教方面也仍集中于主张在宪法中明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3

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争，围绕儒学发生的争论，从所谓“保守主义”的方面来看仍在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适用性上。章士钊的所谓新旧调和论继续张之洞以来的主题，要“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14这并非反对个性独立解放，而是着眼于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维持。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也反复强调，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5杜亚泉在陈独秀的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16特别是，他们对西学有相当多了解，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的主张决不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儒教革命始终加以反抗。

不仅如此，1般看来对伦理关切似不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包含着这个方面。梁济1918年自杀时人多谓以殉清之故，但他自己已说明：“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这里的“所学”当即指传统伦理而言。他的自杀乃是要以1死以警醒世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清华校长称：“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但吴宓则说：“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17稍后陈寅恪所撰挽辞序更说：“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3纲5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8饱受西方教育的吴宓与陈寅恪所钟情的“礼教”“3纪纲5纪”显然是指普遍性的儒家伦理原则和价值理想。在道德生活的态度上，偏于西化的知识分子亦不例外，傅斯年1929年曾承认，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这并没有妨害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1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处显然也是就伦理准则和人生态度而言。19而以“新文化，旧道德”著称的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主政者与正统派知识分子在兼求道德性与现代性方面是1致的，孙中山赋予“8德”以新的解说，如忠于国、忠于民、始终不渝、博爱守仁等，很注意对传统道德的发扬，故蔡元培认为孙中山是“1方面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另1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20孙中山死后的国民政府更明确把4维8德列入《教育宗旨》，主张赋予5伦新的涵意而继续其精神。后来《中国之命运》1面认为工业化为中国之急需，另1面在文化上主张保守道德伦理精神，与冯友兰、贺麟的看法相1致。冯友兰在抗战初所写《新事论》中，1方面主张工业化为中国通向自由之路，另1方面认为传统道德中“不变的道德”仍可用来组织社会和调节精神生活。他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中体西用’这个话是可说的。”21贺麟的主张在410年代的新儒学中最富文化意味，他不仅着力结合现代生活重新阐释3纲和5伦，对新文化运动对宋儒理欲之辩的抨击给予了哲学家的辨析，他主张吸收西洋哲学、宗教、以发挥儒家的、礼教和诗教，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甚至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22从民初到抗战结束的这些呼声，决不表示这些思想家企图全盘搬用先秦或宋明儒家的道德来解决近代文化危机中的道德衰落，对传统道德伦理根据时代加以调整、批判、补充对这些饱学中西的学者来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内的刘少奇在30年代末提倡道德精神与修养时，自然地和无可避免地大量援用了儒家文化的资源，这使得他的书50—60年代得到青年及大众的高度认同，甚至使其影响在60年代前期1度超过。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积极致力于肯定和阐扬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的学者中，多数基于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而有见于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近年来政府方面致力改革和主管经济、贸易、教育的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注意到这1点。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1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1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教，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41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3纲5伦的诠释和张扬，在54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10年代不反对“中体西用”，在51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1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1。不仅54前后是如此，81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1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于21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1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即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因此，21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

，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1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23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是对价值理性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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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0世纪文化史表明，儒学的危机除了转型必然带来的基础之改变外，主要来自于国人在功能坐标中判定儒学不能富国强兵、救亡自强，以及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下已不再认同儒家伦理的价值。因此，210世纪儒学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价值信念的危机。从这个观点来看，像马1浮、熊10力、冯友兰等人的儒家，虽然在学术和哲学层面可以看作儒家在现代文化中的存在，但马、熊、冯等未真正面对54以来儒学的文化的危机。他们的哲学是在54以来激进主义反孔运动的遗产未得清理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特殊的氛围中产生的。而儒学的文化危机则本质上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只是抗战使得这1根本主题暂时淡化而已。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文化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810年代经历而且910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

因此，“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于“作为文化的儒教”，前者是学术思想的存在，而后者则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马、熊、冯及近年在大陆介绍较多的当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相当可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的儒学”在210世纪不仅不能说是衰微，反倒可以说是较为活跃的。但是这样1种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元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这除了制度性的基础已经不同之外，主要原因是缺少“作为文化的儒教”以为基础。而由于知识分子拒绝儒家价值，民众及青年缺乏稳定的道德权威和价值信念，无法形成“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统1的国民精神，文化病症与道德危机在市场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拨除中国近代因习用富有岐义的“体用”概念造成的讨论上的混乱，就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应当或是否需要从传统保留什么、从西方吸取什么来看，20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源，可以说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无论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或张之洞“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乃至前述冯友兰、贺麟的思想，都决不是1种文化情感上的对传统的怀恋，而是基于对传统道德性之普遍性格的信念及对现代化经验对道德害之提防。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或道德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是，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彻底摈弃传统以拥抱市场工商业、城市文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竞争性、功利主义等为的现代性。而所谓保守主义则始终认为、民主、市场经济、民主都不能自发产生公民道德或导致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不能满足人生价值的需要，并认为近代社会抑制不力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适足以危害群体生活和社会道德。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要素，但实存的现代社会并不能仅靠现代性而存在。近代以来主张正面理解儒学价值呼声1致认为，现代社会中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的维护和贞定决不能采取反儒批孔的方式，必须守护价值传统和道德权威，从而体现为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对儒学普遍性道德价值的肯定和呼唤。这1切是在哲学层面上发展儒家哲学的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妨碍正确理解儒学的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激进否定，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在近几10年的批判儒学的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批判在批林批孔时代4人帮的提法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充分。而批林批孔时期的极左文化观在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至其影响在今天仍可常常看到它的表现。如果说80年代的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90年代中期，1个正在兴起的、小规模的批儒运动主要来自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学说是1个非常封建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应该是批判性的否定关系，把儒学仅仅看成1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提出“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1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1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24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假意识形态的威权，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学术意见，这无疑是9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中的1种倒退的表现。同时，也可看出，在把儒学视作“农业文明”、“专制意识形态”方面，教条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是是受同1种启蒙话语所支配的。

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1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1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与前提。

注释：

1．参看陈青之：《史》下册，第6编，商务，1938年。

2．参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复古思潮平议》，分载1915年《大中华》1卷2期、7期。

3．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4．见其《说孝》等，载《吴虞文录》，亚东图书馆1929。

5．参看宋仲福等著：《儒学在中国》，第206页，中州古籍，1991年。

6．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4月《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引同上书。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此处译文用自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

8．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9．张之洞：《劝学篇》，大连出版社1990。

10．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选》下册，中华1981。

11．《民国经世文编》卷410，上海经世文社编。

12．同上卷2。

13．见191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草案19条。

14．章士钊：《新之青年》，《东方杂志》，16卷11号。

15．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1923。

16．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

17．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321、322页。

18．引自《陈寅恪诗集》页10，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19．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的日记》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

20．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1985。

21．冯友兰：《新事论》，《3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2．贺麟：《文化与人生》，页6—17，商务印书馆，1988。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课程信息化是现代教育技术课堂教学的本质特征．文章认为，借鉴先进的学习理论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立数字化学习环境，通过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促进教学改革深化，是实现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信息化的重要途径．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为了使毕业生特别是师范类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能迅速适应教育信息化的要求，在强化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的同时，深化教学改革，实现课程的信息化显得非常重要．现代教育技术除了让学生了解一般的教育信息知识之外，还应该让学生掌握运用信息技术处理教育信息的能力，提高其综合信息素质．

1借鉴先进的学习理论构建新的教学模式

大胆运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课程理论来改进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建立起符合信息化课堂要求的课程目标和教学模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促进现代教育技术课改革深化的关键．现代教育技术课的改革实践，可以借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中，借助他人(教师、学习伙伴等)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构建自己知识结构的过程．目前，比较成熟的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之上的教学模式有三种：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和随机进入教学．由于学习者的社会背景、认知需求、情绪强度、知识准备、智力智商、构建过程等的不同，对同一事物、同一概念的理解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判定好与坏，只要这种差异不被人为肆意放大就可存在．因此，建构主义要求，在教学设计中要尽可能营造真实的学习情景，展示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引导学习者通过多种途径来把握事物和概念内涵的复杂性，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概念的理解．建构主义还强调，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但让学生掌握知识，最终完成意义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习到意义建构的方法和策略．

将建构主义的思想应用到教学设计的具体环节和课件开发的具体实践中，通过探索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和随机进入教学等教学模式，打破传统的封闭的课堂环境．根据课程目标任务的要求，以真实事件或问题为基础，设计活动项目，让学生自主地到现实世界环境中去感受、体验、调查、分析和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在基于传统媒体、基于多媒体和基于网络的不同应用环境中来解决问题，以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多角度思维方法．

在教学内容上，要充分考虑当今现代教育技术高速发展的趋势，充分利用教学设计技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教学向学生介绍国内外信息教育媒体的最新成果，让学生了解现代信息环境下先进的教育理论、系统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趋势；进而通过见习、实习与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中小学信息教育的现状与实际应用，让学生掌握基于发展中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并能运用教学设计的方法指导实际教学，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另外，加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让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体现其对现代信息技术学习的主体能动性原则．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方向发展是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趋势．因此，要充分利用课堂信息化的优势，配合相应的教学资源，包括校园网操作技能、计算机基本知识、多媒体CAI制作技能、多媒体课件的选择和应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远程教育教学技能等，开发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演示过程，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

2利用多媒体及网络技术建立数字化学习环境

课程信息化要求把表现丰富的数字化信息资源经过重组替代固定化的课程内容，形成学科课程信息资源；把以计算机及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与情感激励工具；整合多媒体、超文本信息资源及适应知识探究的计算机软件构建学生学习的情境、氛围，帮助师生获得各种体验；通过获取、分析、加工和利用信息，锤炼运用信息方法的能力，促进信息素养的养成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通过问题解决和探究过程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使学生的教育信息能力得到培养与提高．因此，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正是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创建数字化学习环境的理想认知工具．

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建立可以让学生自主体验课程知识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是提高教育技术公共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这种数字化学习环境主要包括自主学习环境与协作学习环境两部分，自主性学习环境的设计主要考虑如何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自主性学习空间，来保障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发生．既能体现不同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学习习惯和学习风格，也能够为学习者开展自主学习提供示例和帮助．因此自主学习环境的设计应包括：超文本方式组建的知识内容、丰富的案例和学习资源及自测题库等．协作学习环境的设计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在认识过程中通过对话与协作可以培养高级认知能力．通过网络环境的设计，为学生与学生之间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创设一个良好的支撑环境，让不同时空的学习者在该环境中通过协商、会话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其设计应包括：搭建学习社区，在该社区中，学生之间可以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对讨论后仍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向指导教师或课程专家进行咨询以获得帮助；提供协作工具，如专题论坛、即时聊天工具等．以构建一个基于资源的开放性、交互性的学习环境．

通过课堂教学和学习策略的设计，促进新的知识与学生所在专业的学科知识相结合，以激发学生学习教育技术的兴趣，加深对所学的教育技术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经过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建立，协助学生构建开放式的现代教育技术知识框架，特别是通过激发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来达到开放式的数字化教学目的．在同一个教学知识点上，可以建立多个与其整合的不同学科和问题的作业小组，让学生以小组协作学习的形式完成作业．

开发课件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灵感．数字化学习环境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优势，让学生创作一些计算机软件作品譬如开发cAI课件，一方面培养研究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实践的能力．在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及网络系统学习课件开发的过程中，学生始终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从选择开发内容到脚本撰写、设计开发，都需要开发者进行反复审视、反复探索，这就为学生提供了表现自我和发展自我的机会，使其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使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念潜移默化的植入学生的脑海，这既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素养的过程，也是一个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学生达到自主地收集、判断、呈现、处理、创造和传递相关信息，实现教育课题有效解决能力的目标则水到渠成．

3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以深化教学改革

信息化社会出现的信息大爆炸现象，直接导致了人们筛选信息的难度增大．现代教育技术教学，在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和数字化教学环境的过程中，有效的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往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赋予那些杂乱无序的信息以结构和意义，这是需要教师具备较高信息素养的．面临着掌握信息技术如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仿真技术等的复杂性和技巧性，现代教育技术课的教师必须以较高的信息素养为基础，学会有效地获取信息，熟练、批判性地评价信息，精确、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协助学生构建一个开放式的现代教育技术知识框架，培养学生在传统媒体和多媒体网络的不同应用环境中多角度思考、多方式解决问题和自我更新的创造能力的任务．教师只有具备了较强的教育信息能力，才能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学生的自我参与程度．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优势，指导学生创作一些计算机软件作品，在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学习实践的过程中，培养研究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及知识创新能力．

从教学过程上看，现代教育逐渐由传统的注入式教学进一步向强调学生的主体能动性获取知识的模式转变．从教师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主要是将过去以教师为主体的单一资源传授变为在教师帮助下以学生为主体的多途径立体化的获取知识和主动性的建构知识．教学开始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变，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应用开拓了新的方向和实践领域．作为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开发课题，亟须教师提高自己的教育信息素养．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4篇

关键词：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认真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演变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落伍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和被动挨打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富民强国”就一直成为萦绕在中国人民心头最大的愿望和理想。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志士仁人就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从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由于他们把现代化的视角放在了西方的模式上，不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因而这几代人苦苦追求、舍身奋斗，最终还是以悲壮的失败走下历史的舞台。它尽管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仍旧是久久难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改良是补缀的办法，应主张大规模的改造”，唯一可行的是采用“激烈方法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正是在这种“俄式”革命的指引下，通过“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又一伟大的篇章，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是稳健的，中国共产党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按照既定的模式，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成功地对几亿农民实现了合作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党内出现“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急躁情绪和机械仿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没有取得战略意义的价值地位”和当时“思想观念上防资本主义的弦崩得太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模式过早地出现了转换，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发育不全”、举步维艰的曲折历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会主义”一直是邓小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这30年的曲折发展，尤其是20年的严重失误，邓小平开始从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进而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率先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此，中国真正找到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路子。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次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演变，实践证明，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任何“西化”或者“苏联模式”的道路都是无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出路的。

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来看，其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律就是蕴涵在这绚丽多彩的发展模式之中。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时，从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制宜，各国情况不同，其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深刻的论述和独特的设计。

首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由于“”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的错误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思维方式上习惯于把讲政治与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现代化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真正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他一方面抓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抓科技教育，大力纠正将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从现代化事业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代表着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的高度，来认识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问题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而且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其次，邓小平一方面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批判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指出我们讲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这种现实的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建设一个“小康之家”。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时要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社会主义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模式。

在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上，一方面，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他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有可靠的保证。一方面，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指出，要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必须有可靠的政治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动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紧贴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际，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不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它紧紧把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紧密结合起来，给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了蓬勃生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邓小平那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由于有了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指导，才使中国社会主义在逆境中奋起，才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5篇

论文摘要：高台特色蔬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推进全县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高台特色蔬菜现代化发展的状况与问题、思路及对策。

特色蔬菜是高台蔬菜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向,不仅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安全环保，而且生产规模大、标准化程度高、经济效益好，在机遇和挑战中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高台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1特色蔬菜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现状

高台县地处河西中部黑河中游地区，境内海拔1260～3140m，属典型大陆性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全县辖6乡3镇，135个行政村，4.60万户，15.8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09万人，耕地面积21333.30km2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3962元。县内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灌溉方便，交通便利，渠、路、林、电等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健全，信息快捷，适合特色蔬菜的发展。目前，全县建成了具有地方优势的加工番茄、脱水蔬菜和日光温室及塑料大棚瓜菜、制种瓜菜等强势特色产业基地，种植特色瓜菜5940.50km2，占全县瓜菜总面积7532.50km2的78.90％，特色蔬菜总产量达到3.1439亿kg，总收入2.0978亿元，纯收入1.3317亿元，全县农民人均1026元。特色蔬菜已经成为我县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之一，对推动我县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特点有六个方面：一是现代设施农业平稳发展，目前形成了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品牌西葫芦、强势辣椒及瓜果类为主的蔬菜生产基地，新技术新品种得到了集成装备配套，现代化程度和水平日益提高，设施农业总收入达到9259万元，实现纯收入6230万元，人均479元，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二是现代加工业争相崛起，以八家特菜加工企业和九家制种企业为龙头的“企业+基地+农户”的共赢产业链和订单农业迅速发展，带动农户种植加工型特色蔬菜3305.90km2、制种瓜菜799.20km2，联动效益日益强化，实现了企民联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社会经济效益极为显著。三是市场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牵动作用明显，服务环境优越，信息快捷，互动性强，批发市场年集散量达到23.80万吨，零售市场年销售量达到10万吨，给农民群众发展特色蔬菜提供了一个宽松的交易平台。四是蔬菜专业协会应用而生，全县20多个蔬菜加工、运销、种植协会，20多家运销组织，300多名从业经纪人和加工企业经营人员活跃在国内和东南亚及欧美国际市场，流通渠道顺畅,产品竞争力增强，特色蔬菜产销两旺。五是标准化生产基地初具规模，建成农产品质量监测检验站1处、2333km2的无公害蔬菜中心示范区1个、千亩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示范点7个，西葫芦、辣椒干特色产品取得产品认证，菜篮子消费日益安全，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进展顺利。六是园艺技术推广和培训体系健全，上下、内外互动服务到位，培训和推广渠道畅通，引进推广和转化增值正常。

2特色蔬菜现代化发展中存在问题

2.1设施农业技术配套集成水平低，效益提升不快，明显影响了发展进程。

2.2利益分配不够公平合理，市场现代化、规范化管理程度低，压级压价和损害菜农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订单农业合同惠民让利的吸引力不强，农户得利小企业转利大，专业协会、经纪人和贩销队伍作用有限，特菜外销渠道不够广阔。

2．3特色蔬菜加工分级启步缓慢，规模小，包装粗糙，特菜品位和价格优势发挥不够。

2.4市场导向作用发挥不完全，农民种植特色蔬菜有一定的盲目性，如去年大面积跟风种植的洋葱价格低、无市场。

2.5特色蔬菜产业规模效益不够准确，不能科学评价和反映特色蔬菜生产水平和经济能力。

2.6标准化水平低，监测手段滞后，安全意识不强，专柜专营和准入机制不健全，优质不优价，不能发挥特色优势和品牌效应。

3特色蔬菜现代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基本思路。坚持用市场和工业化理念谋划现代特色蔬菜，按照安全环保、培植特色、提升效益、创新品牌的思路，依靠龙头企业调优种植结构，不断加快特色蔬菜生产基地的开发建设，提高特色蔬菜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增加农民和龙企收入，实现富民兴企，兴企强县，互惠共赢，和谐发展的重要目标。

3.2措施与对策

3.2.1强化组织协调，制定鼓励政策，健全激励机制，推行目标管理，分级分产业负责，政府部门、龙头企业、市场经营者和种植户共同谋划现代特色蔬菜的发展。

3.2.2发挥协会作用，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和经营者与农户签定订单农业合同，合理均衡利益，既照顾好龙企和经营方的利益，又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同时杜绝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全力构建企民联动、公平合理、互利共赢、联手和谐、共谋发展现代特色蔬菜的新局面。

3.2.3合理区域布局，紧紧依靠龙头企业和市场,着力实施品牌战略，不断加快10个特色瓜菜生产基地的开发建设，做大做强品牌和强势产业，力争到2010年建成900km2的日光温室品牌西葫芦和强势辣椒为主的蔬菜基地，533km2的塑料大棚强势瓜果类为主的蔬菜基地，2867km2的黑河灌区无公害番茄基地（含2667km2的加工番茄基地），700km2的川区无公害西葫芦基地,667km2的沿山冷凉灌区无公害马铃薯洋葱基地，233km2的辣椒干生产基地，200km2的加工类甜椒、四季豆生产基地，并建成1867km2的制种瓜菜基地,加快特色蔬菜建设。

3.2.4严格统计标准，按占地多少挤干水分报实面积，因样点大小采用加权平均数计算产值效益，如实反映实际情况，为科学评价和决策提供依据。

3.2.5从培育特色蔬菜示范典型和培训菜农素质入手,加快推广温室集成技术，最大限度的挖掘潜力，提升效益，紧紧围绕特菜基地培育和建立冬、夏季特色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点，创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品牌优势的高标准、高水平的新典型，带动现代特色蔬菜基地建设。

3.2.6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观念，大胆调整种植结构，合理种植现代高效特色蔬菜，重点种植温室精品西葫芦、强势辣椒和加工番茄、辣椒干、脱毒洋芋、制种瓜菜等品牌特色蔬菜。同时，鼓励扩大特菜加工规模，精细包装，分级上市，充分发挥特菜品位和价格优势。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6篇

关键词：鸦片战争现代化民族心态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文明国家。鸦片战争的枪炮击碎了清王朝的梦想，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化进程漫长曲折，民族心态的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一、鸦片战争以前，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民族的优越感

清朝中期以前，我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可以说直到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道德与文化修养最高的国家。正如西波拉在1976年所言，与中国文明相比那时“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辉煌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优越感。但是，自清朝中期以后，感油然而生，民族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夜郎自大，使得统治者以及被愚化的国民，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利马窦曾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使野蛮人，而且看成使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使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直觉”，而正当清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

二、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转而以欧洲为中心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从一个君临世界的天朝大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远远领先于任何民族的大国，变成了在新兴科技面前无所适从的国家。巨大的落差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挫伤，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掀起了一股向外国学习的浪潮。一些鸦片战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隐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一条缝隙，开始重视西方文化，思索鸦片战争中彼强我弱的缘由急于筹思挽救之方，然而，民族自豪感的严重挫伤，使中国士人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很难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于是出现了对西学又爱又恨、又接受又排斥的现象。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时而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三、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国人又重新找回了民族自豪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对内，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稳定物价，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彻底扫荡；对外，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新中国的独立外交。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在短期内巩固了新生政权，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并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国家发展的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这更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膨胀，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比如“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导致极左思潮。

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态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以来我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发展，是民族心态从偏激走向平衡的前提。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继而掀起了一股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外交胜利，使新中国摆脱了与一些强国的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也逐渐以平等的心态接受外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国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社会的宽容度进一步提高。面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们越来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张开臂膀拥抱世界。

注释：

倪健中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郝侠君．中国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7篇

[关键词]宪法现代化人权民主价值形式主义

引言：“不一样”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权、生存权等，忽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个体权利。一般认为，人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但在笔者看来，人权主体主要是公民个体，集体或团体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延续、或者被视为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体人格时，它才享有部分的权利。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针对公民个体才具有实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国家目的或集体权利，其代价必然是牺牲公民个体权利。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对“人民”原则的确认。“人民”原则是民主的精髓，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dueprocess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8篇

【论文摘要】个性化的用户信息需求引导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向个性化转变，个性化信息服务是时展的需要，是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我们正在步入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新时代，图书馆事业亦未曾落伍，图书馆紧跟信息化时代的步伐，“十七大精神”对文化事业提出的要求，对图书馆事业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图书馆事业将谋求更高层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个性化的用户信息需求引导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向个性化转变有效推动了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发展。

一、个性化特色服务主要表现形式

1.定题跟踪服务

根据用户所提供行业或企业的基本情况确定跟踪的媒体，围绕其业务领域、关注热点问题以及同业竟争情况进行国内外媒体跟踪，提供监测和报送服务。还可以依靠丰富的文献资源和资深咨询人员，根据用户需求，在全面检索文献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针对文献的特点，加以分类、总结，为用户提供史专业的服务。

2.新科技查询服务

科技查新是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科技管理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它可为科研立项、科技项日评估、验收、奖励、专利申请、技术交易与人股等提供客观评价依据，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服务。

3.电子信息及检索服务

图书馆以覆盖各学科领域的电子期刊，博硕士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及中、西、日、俄文等世界著名检索期刊及国内外联机数据库为依托，以环境幽雅、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及文献检索室为窗口，由专业的文献检索馆员为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广大读者提供电子文献检索服务、论文查证服务、代检代查服务。

4.企业信息服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图书馆拥有无法比拟的信息资源、人才技术及业务网络优势，在为企业用户提供服务时会得心应手。建立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中心，聘请有从业经验的信息咨询师，以优秀、诚挚的服务和专业的技术为用户提供公众媒体信息过滤、提炼、分析等优质的全方位资讯服务。为客户提供包括英语、俄语以及一些小语种的翻译服务。

二、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特点

目前，国内外许多数字图书馆都推出了各自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从广度和深度上看，服务形式各有不同，服务效果各有长短。综合分析，这些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数字化资源的利用率，并呈现出许多更具有发展潜力的特点。

2.1服务方式个性化

传统信息服务‘以一适全”的模式难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系统通过高效、便捷的用户分析、交流与反馈机制为用户量身定做合适的信息内容和系统服务。它的服务方向与措施是以用户的各种个性化特征和需求为牵引的。

2.2信息提供知识化

个性化信息服务强调由信息提供向知识提供的转化，以及隐性知识的挖掘和显性转化，即信息提供的知识化。建立知识化的资源库群和服务体系，提供能够用于决策支持、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化、个性化服务。

2.3服务手段智能化

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是利用各种智能化信息技术，如个性化定制、数据挖掘、人工神经网络等提供智能化的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将充分考虑用户的检索知识和经验相对不足，更理解用户的智能化信息服务手段。Agent智能技术就是目前能实现数字图书馆的智能化服务的重要技术之一。它能跟踪用户的信息活动，自动捕捉用户的兴趣爱好，主动搜索可能引起用户兴趣的信息并提供给用户。

2.4服务模式集成化

数字图书馆是个集多种智能化技术于一身、融多种信息资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信息资源库。集成化是指针对某特定领域或特定用户群的信息需求，集成多种信息技术把多种服务形式与分布式管理的信息资源集成为有机的整体，使用户得到面向主题的“一站式”的信息服务。

2.5服务形式主动化

个性化信息服务通过建立用户模型，对用户的个性化特征和信息需求进行分析，把握用户的专业力向，调整服务角度和内容，利用智能技术、信息推送技术、信息过滤技术等，及时主动地将符合用户兴趣和需求的信息随时推荐给用户，不必等待用户的信息请求，这样既节省了用户的时间，又提高了服务效率。

三、更好的利用个性化服务于众的形式

现代化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处不在的便利，图书馆也应积极了解科技发展动态、学习新生事物，做到推陈出新，积极利用现代化手段服务于自身事业。

我们时刻握在手中的通讯设备—手机也可以应用在图书馆服务业中。利用手机短信服务或手机上网，可以将图书馆中的某些业务或信息实时传达给读者，如浏览网站、图书查询、新书推荐、借阅查询等，甚至还可以通过手机完成书籍的借还、对图书馆举办活动的参与等，实现与图书馆的积极互动。

“无线图书馆”已不是梦，无线上网技术也可以应用到图书馆事业中。它去除掉了以往靠网线的繁琐连接方式和空间的占用，它的存在将使图书馆内各个角落充满着信息化和网络化，只要利用一部可以上网的设备，就可实现互联网的畅游，使读者真切感受到图书馆的现代化气息，可谓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网络化图书馆。

总之，个性化服务是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和信息资源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争先运用现代新技术手段建立的高度集成化、个性化、开放化的信息服务系统。力图达到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化、信息提供智能化、知识化以及信息服务集成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效果。

【参考文献】

[1]马维华，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发展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6，39（6）

[2]马文峰，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探索。图书馆杂志，2003，05

现代化分析论文第9篇

外资企业的优势是资金足、人才多、技术强、管理规范;国有企业的优势是网络宽广、历史悠久、硬件较好;而民营企业的优势是价格低、创新快、理念新、机制灵活。同时,国有企业刚刚走上市场化的道路,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而言,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长期分割运营造成组织化程度较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出“小、少、弱、散”的局面,多数还不具备规模效益和竞争优势。虽然拥有众多网点,但全系统网络往往是行政管理上的意义较大,而在业务整合联通上的意义较小,其整体优势和网络优势得不到发挥,与“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相距较远,难以应对国际化的竞争和挑战;民营企业则存在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资源紧张、后劲不足等问题而难以与外资、国企平分天下。为了顺应规模化、集约化、系统化的发展方向,不断趋向管理精确、标准统一的评判指标;达到提高效率、规范管理、取悦客户的目的,各企业都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而管理水平的比拼实质上就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比拼,谁能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上独占鳌头,谁就能在市场上旗帜高扬。

这个根本问题,各企业的领军人物都注意到了,不少企业都以高度重视,大量投入建设管理信息系统,那么,如何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证质量、保证速度、节约成本呢?加强项目管理,控制项目风险是项目建设的核心。由于对信息化项目风险认识和控制不足造成项目失败的案例却很多,信息化项目管理者往往缺乏对信息化风险的管理能力,从而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领导重视不足、乙方实施经验不足、双方对实施成功定义不同、双方对项目管理认识不足、项目经理行业经验不足、第三方咨询能力不足等。作为一项日益被重视的专业技能,项目管理能力越来越被重视,那么,在项目整体建设过程中,应如何充分体现先项目管理的作用呢?

经过实践检验,应注意以下关键环节:

1规划先行要做好信息化系统建设的项目管理,一条便捷之道便是"尊重常识,尊重历史经验教训"。在软件项目管理中,有许多的原则和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预先做好统一的中长期规划是系统成功的必要条件。规划的主要内容包含:根据经营思路,分析业务要求,实事求是确定工作目标。计划细分,明确实施步骤,确定分期目标。抓好配套工作,理清业务流程、在资金预算、人力安排上确保规划能够顺利进行。切合实际的规划可以避免系统建设上的失效和反复,并可以对象目的持续建设提供保障。

2前期准备(1)前期工作至关重要,建议请监理公司予以监督。监理公司不但可以项目管理专家身份协助建立项目管理机制、工作方式、进度质量和专业技术,更为有效的是用户方和开发方之间协调沟通的重要渠道,有些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可请监理方提出。(2)选择开发商。资本雄厚、技术成熟十分重要,最好选择本地开发商。异地开发商可以在招标阶段有很好地承诺,但验收后,到运行维护阶段,便会有很大困难,只能在网上和他们的技术人员交流。(3)商务谈判和合同签订。这个过程并不过分困难,价格、主要工作甚至细则都在招标过程中确定了;合同较为关键,建议使用规范文本,并尽量分期付款,会给后续工作带来很大好处。(4)分析需求。用户往往无法明确提出需求,对希望建立的交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只有含糊概念和原则性的要求,需求分析的重任往往落在开发商的肩上;而开发商往往难以真正领会用户的想法,或是向较为简单的程序解决方式引导,必须多方把关,尤其要发挥监理公司的作用。

3过程控制过程控制是保证项目建设的时间、质量的关键步骤。包括:(1)规则确立。项目开始前,必须明确开发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控制问题,包括组织机构的建立、明确分工、决策机制和授权、沟通方式、例会及纪要、文档交接、档案管理方式等。(2)阶段划分。阶段性成功对于项目非常重要,使工作团队有张有弛。(3)问题解决机制。问题出现怎么办?如何确认?如何解决?应在此阶段定义。

4开发过程(1)规则建立开发的规则主要是指开发公司在编码和实施中对源程序的撰写规则和标注要求。研究成果不单独归属开发方时都应当对此予以重视,这项根本规则的确立使程序可读,在后续的维护甚至调改、续写过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2)需求细化①业务细化:业务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细节很重要;涉及各部门间衔接部分,设计要尤为明确。②管理模式建立、用户权限:岗位设计、岗位管理、用户设计和权限分配。(3)详细设计。所有的用户需求细节、技术框架的搭建都在此体现,专业性较强,建议用户、监理方都要审核确认。(4)编码。这个阶段主要靠开发公司的内部控制,如果合同中确定成果归用户方所有且用户方有意在后续维护中掌握主动,可派员定期了解编码情况。(5)开发方内部测试调改。开发方需提交测试脚本、规范的开发公司有专门的测试部门,完成内部测试后,主要是准确性、黑箱和压力测试,要出具书面测试报告。(6)用户测试。以功能、业务流程测试为主,需要搭建模拟环境,按照业务流程进行测试;也可选择一、两个试点,运行实际业务测试。

5实施过程(1)数据采集。保证系统成功的艰苦的、重要的过程,如果是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则需要明确数据格式、类型、项目以及对应的关系;如果是首次建立系统,就需要安排不少于2个月的时间,具体要依照系统规模,专业工作小组做这件事。(2)用户建设和管理模式成型。这是用户方要切实把握的部分,建设的核心是权责分明,权力与义务对等,简洁实用的统计查询会大大提高本项工作效率。(3)培训。首次培训的作用只是和系统见个面,用户方信息化工作部门要有心理准备,在半年左右的时间不断解决问题。(4)试运行。前6个月最辛苦,问题多,权限必须放得较大,以允许各类数据、情况进入系统追踪范围。待运行平稳后,必须将权限重新清理,按照标准重新核定。但在此阶段,用户要注意明确自身要求,控制详细设计书以外的额外要求,防止需求膨胀,阻碍系统接收。这样做表面上维护了用户利益,实际上往往拖垮了开发公司,交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6组织配套。按照系统建设的原则,按照系统确定的业务流程和用户体系,如果与企业现行组织机构不相符合,应在此时进行调整。同时,系统正式运行后,系统管理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不断清理缺陷数据,保证系统顺畅运行的工作必不可少,所以用户方的信息化工作部门要装备好专门力量。

7验收。试运行结束即为可开始准备验收工作的标志。(1)条件准备。合同确定条件齐备、确认,包括文档准备、源程序交付等。(2)专家组邀请。专家组成员为单数,应包含业务专家、IT专家,内部及外部人员。对专家们提出的不足要有照单全收的气量,毕竟专家们要提出问题再主流肯定的。

8运行维护(1)软件。集中于系统BUG和小的需求调整,应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由软件开发公司着手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源程序文档的完善和注释,以保持系统清洁。(2)硬件网络。主要作用是保持系统通畅可用,随时对硬件性能、网络带宽进行分析检测,提供性能建议,并做好备份及考虑异地灾备。(3)系统运行。企业管理上的难点,亦可。无论多么严密的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无一例外要出现数据上的问题,保持系统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安全性就成为运行维护的重点。要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用户方系统管海事作,完善制度建设,定义好系统运行、修改的流程、档案留存、定期盘存等事宜,并对系统数据进行分析,查找纰漏,分析趋势。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