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科建设基础薄弱
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将意识形态“泛化”和“标签化”，教学过程教条化，教学内容干瘪化，教学实践脱离社会现实。由于忽视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日益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强学科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是探索先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的现实基础。
2.课程建设力度不够
缺乏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力度最突出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仍占主流，课程教学过于强调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教学内容恪守教材，脱离于社会现实，校本教材编撰没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时，一些学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针对性，制度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或评估，没有将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理念的变革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通过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内容内化为学生头脑中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具有先进而科学的教学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刻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泛化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创新，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学要点的精神实质；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教师讲什么，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老师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实践的。
二、医学院校应树立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1.意识形态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为法国哲学家拖拉西，后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产物，以语言为载体，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基础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3]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意识形态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着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拓展教学视野。第二，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复杂性为主线，结合最新形势与政策，充实教学内容，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高度进行深入探索，引导学生认清在复杂发展情境下，如何看待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如何正确辨析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大方向与大趋势。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深刻领会“四个讲清楚”，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四个讲清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要求和诉求，因此，要引导学生明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团体、个人的本质表现，具有价值导向、动力激发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医乃仁术，医学更强调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义务，把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十分重视技术与医德统一性，如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崇尚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医疗实践目的与医学目的日益背道而驰，不道德医生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损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面对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红包问题等，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认同医学职业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贯穿敬畏生命理念应是当务之急。敬畏生命，促进生命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立德树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应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尤其是医学院校，更应将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直面生命、体会生命的温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过程，把关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和理念转化为生命文化的自觉，并作为一种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就在于“对人之生命意义引导，人之尊严引导，人之生活引导，人之德性引导，人之求知引导，人之智慧引导。”医学人文精神是“伴随医学产生以来同时形成的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规定性。它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本质特征和医疗职业的理性自觉，是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对现代医疗技术本质的把握和医学科学成果的吸纳，大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观，在尊重、维护生命和对待医学死亡的问题上积累新的经验做法，所以，医学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融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寻找新的支撑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医学人文逐步走向体制化，从而促使医学人文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
3.团队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教师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了解大学生面对现实的困惑，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团队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表现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团队合作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它需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需要教师之间共同分享经验，师生之间通过互动彼此支持。”团队合作不仅仅是教学理念，更是一种教学实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团队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凝练；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问题意识和包容对话的追求。
4.终身学习理念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1.1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需要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3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等文件。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1.2服务医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医疗卫生工作是以人为对象,救死扶伤,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这一特殊的职业和服务对象,决定了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而且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光有医术或光有医德都不能为人民健康提供良好的服务。但是目前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医学教育中重医术轻医德或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地存在。同时,由于受社会环境影响,医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医学思想道德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因此,这就要求医学教育者必须高度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环,其实践课具有自身独到的优势,它可以让医学生在实践教学中体悟道理,受到启发,继而培养仁爱精神,促进医学生成长成才。
1.3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建设的需要实践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践教学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整个课程的质量。当实践教学贴近学生实际,能发挥教育人、锻炼人的实效时,它就能带来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的整体提升;当实践教学开展不好,反过来会削弱理论课的吸引力,降低整个课程的受欢迎程度,继而制约整个课程的建设。
2凸显医学特色,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1教学理念突出以医学生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首先,我们坚持以“帮助医学生发展”为出发点,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为他们成长为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服务。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其实践教学必须分担这一职责,为医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人文养料。其次,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我们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培养出有主动探索精神,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具有良好适应能力,开拓进取的医学生。而我们的实践教学改革正是瞄准这一目标,不仅让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在实践教学中得到提升,同时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实践教学中去,使他们的主体性得到尊重与发展。
2.2教学内容注重与医学交融在实践教学的内容上,我校的改革非常注重与医学交融。尽量将思想道德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找到思想道德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交集,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更贴切医学生实际。近年来,我们在实践教学上做了较大的改革,进一步突出了实践教学的医学专业特色。根据教学大纲,紧紧围绕“医”字,按照教材内容,我们设计了多次实践教学,如邀请优秀校友来校作讲座;开展“我看校园”之教育篇:校园观察系列活动;“大医精诚”之教育篇:“医学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专题活动等。这些实践教学活动的着眼点就是培养医学生的仁爱精神和医学相关法律素质。
2.3教学方式方法灵活多样为摸清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和心理需求,每年开学之初,组织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状况及心理健康普查。根据调查结果,设计实践教学活动。实践教学既有医学生生涯规划,又有医学生法律讲座,既有优秀校友采访,又有医学话剧或小品表演等,方式方法丰富多样,深受学生喜欢。比如,“大学生涯之规划篇:我的大学我做主”主题教育活动,主要是引导我校学生尽早适应大学生活,让他们做好三年学习生涯的规划,使他们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医学生。“我看校园之教育篇:校园观察系列活动”,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发觉校园里的文明现象和不文明现象,分析不文明现象存在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让学生在观察、分析中提高认识,加强修养,提升医学人文素质。“大医精诚之教育篇:医学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由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一定的任务,诸如优秀校友采访、视频拍摄,或者编演医学话剧与小品等,并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受到教益,继而培养他们的医学精神。“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专题讲座”,重在培养学生与医学专业相关的法律素质。
3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效果
3.1学生综合素养明显提升近年来,我校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明显。思想政治方面,绝大多数学生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法律素质方面,学生自觉学法、守法,近年来我校没有发生一起违法暴力事件。同时,经过举办医学相关法律讲座,学生与医学相关的法律素质得到了应有提升。例如护理系学生学习了护士条例,临床系学生了解了执业医师法,他们知晓了医学相关法律规范,初步树立起依法行医的意识。仁爱精神方面,帮扶弱者成了学生的一大乐事,学生积极参加“义务献血”“社区健康体检”“尊老爱幼”等活动。团队精神方面,通过在活动中分工协作,互助互济,团队凝聚力有了增强,合作精神大大提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内容提要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关键词“经济人”政治理性人双重需求三元利益权力媒介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当前政治学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政治人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从逻辑上导致非兼容的理论构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有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当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理性需求相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需求形成冲突，作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以上两种功能加以分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也未必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僚个体的自身利益？这一系列政府行为问题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确立权力主体的人性假设。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主要不是以研究领域，而是该学科特有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特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存在前提。若将政治人性假设设定为道德人，所有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道德人假定政治活动中的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彼此独立，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人”受自利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动机表现为超越个人利益之利他主义，政治人唯一目标在于谋求、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道德人假设显然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复杂的、相冲突着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道德人”假设因而在本文中不作为论述重点。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但若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简单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以作为政治研究的基本人性假设前提，那么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最基本人性假设方法论的依据何在？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行为实践，本文在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的比较中，来挖掘与建构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一、理性与经济人理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Rationality)一词源自希腊文，具有规律、思想、言语等含义。《后汉书·党锢传序》指出：“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认为“理性”是人们应有的一种修养和品性。“理性”或是“理智”皆表现为一种人类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动物的动物性完全受本能支配，而人类的动物性则受特有的理性或理智支配。人类如果企图有效地控制自身行为，首先必须明确自身行为的价值目的，并围绕着行为的价值目的，寻找实现价值目的的工具，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运用正确的工具实现价值目标。人类的活动目的必须与人类自身价值相符合，人类的活动手段必须与人类的活动目的相符合。为使人类活动目的和活动手段符合客观规律，就须运用人的理性来认识客观规律，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客观规律选择行为与实践工具，才能实现行为的价值目的。“理性”具有两种最基本的涵义，即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反映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能力，指引人们透过事物表象观察事物本质与内在规律。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为正确感知事物的能力，而且反映在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抽象、判断、推理的认识能力。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将理性称为“理念”、“理式”，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的日常世界背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对理性的绝对至上性进行辩证思考之后，认为理性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可怀疑，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从而将人类社会的理性提到空前高度。理性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才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了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人类自身的动物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调节与制约下得以满足，这种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据以调节和控制自身欲望与行为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人的“实践理性”。马克思有一段人们十分熟悉并且经常引用的话：“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劳动者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是由实践理性建构起来的。这种由实践理性所建构、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在头脑中预先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既是人的存在本性与活动方式所使然的特殊的观念形态，也是人的劳动过程区别于动物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理性既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又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实践中理性融贯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涉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并不会改变，“政治人理性”是与“经济人理性”相比较而分析得出，那么首先需要在“理性”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经济人理性的内涵。人一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就成为经济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了以自利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还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经济人假设的必然联系，为人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开拓了新的视野。进入19世纪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S.Mill，1806-1873)肯定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进一步把“经济人”描绘成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确指出“经济人理性”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经济人”假设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来，进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改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经济人“有限理性”命题，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使经济人假设更接近真实世界经验。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只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权力、声誉、安全、健康、舒适等非物质财富效用都要纳入个人效用函数，而且为了实现个人整体效用最大化，人们会以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其他利益，这样“经济人”活动范围就超出了经济活动本身而扩展到家庭、社区、公共政治等其他领域，使经济学的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科研究领域之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用经济学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他认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主张以“经济人”假设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说明”。发端于5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进一步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对非市场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领域的“经济人”。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说因与人性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契合”，从而“避免了一些学科避讳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虚妄无奈的期许之中，并导致说教与现实的无法对接之苦”，进而认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对于学界以“经济人假设”取代人类社会一切人性基本假设的观点，乔治·索罗斯(GeoreSoros)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人假设对政治学领域理论研究具有很大启示与意义，但如果经济人假设完全套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人，那样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不仅在研究领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该学科存在特有基本方法论，而人性假设则是基本方法论的核心。二、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使当代政治学获取了新的方法论资源，这亦是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在当代政治学领域中取得出色的理论成就，正是因为研究基本前提设定为理性人，将政治行为理解为政治人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从而能相对准确地与政治场域中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但愈是如此，一系列问题就越是凸现：政治学领域的人性假设是否等同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理主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政治理性人的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满足？既然人皆是自利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为又何以可能？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将政治理性人的需求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认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是一种交易过程，政府及官僚亦是“经济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是由这些人作出的，因此政府行为和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认为，“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或在''''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并未划出任何界线。经济学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场中各个人的行为(例如买卖活动)。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经济学可以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分析，将政治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人在菜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为动机没有任何两样，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科学领域人性假设是构建各个学科的基石，如果政治人完全等同于经济人假设，那样政治学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相反，有学者给出另一种分析进路，认为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构成政治人实施政治行为的理性基石，“政治人理的实现过程则是一个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以国家为最高形式的各种社会公共性组织这一社会政治结构为客观载体、以政治人权力价值理性的自律和权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结合为根本约束条件的过程。”这种分析进路将精神需求视为政治人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基石，具有一定启发与创新意义，但若将政治理性人的权力行为完全归因于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满足，何以解释现实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自利性现象：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行为、官僚行为？这一理论假设亦难以获得充分经验检验。关于政治人的人性假设建构，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比较系统地提出“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当人的活动一旦从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进入以公共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就由社会人或经济人转化为政治人。政治人亦是理性人，政治人之所以称之为理性人是因为，政治理性人的活动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在此意义上，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存在着共性逻辑，即需求衍生利益，需求是利益的基础；利益衍生行为，利益是行为的基石；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理性人在需求--利益--行为之结构、内涵、权力媒介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基本分歧，政治理性人内涵不是简单的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所能包涵，它的内涵远比“经济人”假设更为丰富与复杂，公共性、集团性、阶级性、自利性等客观存在政治特性元素在同一政治场域内的交织、冲突与协调，形成了一致与冲突共存的“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
政治理性人行为基于利益，而利益本质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激励。物质需要是以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直接依赖关系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化的自然物来得到满足，而不再局限于对单纯自然物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通过物质所派生出来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的直接依赖而产生的需要，是通过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各种活动而形成的情感或某种心理状态来满足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利益多样性，政治理性人的利益结构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向激励。当人从社会领域进入以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成为政治理性人，政治理性人需求的多样性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体利益。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重激励。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需求，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过契约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组织(国家与政府)来实现公共利益，通过权力运作满足社会公共物质生活需求。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机构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公共职能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实现需要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通过一系列委托机制与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所预期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亦形成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动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荣誉感会促使政治理性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实施公共行为，从而获取与实现人生价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需要五层次论解释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间关系，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人的行为，这些需要和动机又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按照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发展顺序，分成由低级到高级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需要，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本质上是人的能动的社会化的成长过程，是人的自身潜能和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从精神层面认识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政治理性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政治理性人追求权力，运用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动机。集团利益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的物质需求。在阶级社会中，集团利益主要体现阶级利益，国家与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首先要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需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尽管公共性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与政府所应具有的属性，但阶级社会结构中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政府属性却主要体现为阶级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国家及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保护他们的私有和公有财产，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各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集团性不再主要表现为阶级间冲突而表现为阶层间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的内容，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不能涵盖新产生的、更细化、更丰富的社会阶层。“如果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在社会结构上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和''''阶层''''并存的社会，社会结构复杂化了，分化和组合出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阶层或集团参与、影响、驱动公共权力机构实现有利于特定集团利益的公共决策，作为仲裁者的政府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观对社会各利益集团进行权威性分配，对阶层或集团间利益冲突进行调谐，使冲突控制在统治秩序的范围之内。再者，政府存在自身利益，政府一旦形成，公共利益应成为政府权力运作的应然价值理性，但实然层面上，政府条块部门与个体官僚仍客观存在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实现这种特殊利益需求的冲动。政府自身利益源于政府条块组织(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组织中的官僚为主体的物质利益需求。国家整体利益的优先并不能否定局部利益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往往形成以区域为边界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在条块分割的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中，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事实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需求；公共利益的追求亦不能绝对排除政治理性人个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官僚亦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在与法治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官僚个体可能运用公权力实现和满足个体物质利益需求。由此可见，政治人理和经济人理均以利益为基础，但两者需求--利益--行为的内涵却存在本质差别。经济理性人的行为基于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而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基于多元利益结构：以社会整体为主体的公共利益、以社会特定集团为主体的集团利益(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利益)、以政府组织或官僚个体为主体的政府自身利益，这三重利益共存于政治场域之中，彼此间在形式上共存，在实质上存在利益冲突，形成一致与冲突的综合矛盾体。在利益矛盾体结构中，利益激励又驱动政治理性人通过政治途径追求权力、获取权力、并运用权力实施政治行为，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理性人运用权力实施利益权威性分配则外在体现为政府公共、集团行为、自利行为。当公共权力体现为公利属性，公共权力可以与公共利益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能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当权力体现为集团性，阶级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主要维护与保障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随着当代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现代政府主要能对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平衡和调谐。当公共权力体现为自利性属性，公共权力机构及行为往往为政府机构或官僚自身服务，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运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属性混合状态，特定政府的行为与决策究竟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还是侧重于特定集团利益，或是侧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取决于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特定政治主体，以特定利益为圆心，根据三元属性的对比与动态变化实施政府行为，所实现特定的利益分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成本不断提升，政府自利性将逐步得以限制，而社会公共需求的上升必将导致公共性的凸现，政府理将倾向于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发展。在政治理性人需求--利益--行为互动逻辑关系之间，权力构成政治理性人需求实现与利益满足的媒介与纽带。政治权力形成于人们的需求，政治理性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萌发其利益需求，为实现利益需求，就必然倾向于通过政治渠道争取与获取政治权力，并运用和行使权力来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经济理性人的活动舞台是市场，市场构成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交换商品的空间场所。政治理性人围绕着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与公共权力相关的组织，以谋取权力、运用权力为活动特征。“政治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的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还把别人也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社会公共权力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决定性力量，亦外在地成为“政治人”之所以为政治人的客观标志，政治人的活动一旦脱离了社会公共权力，就不能称之为政治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以“权力”作为其政治学学说的核心。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无论是古典政治学主流观点，还是当代政治学主流观点，政治理性人与权力存在必然联系，“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关系总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正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中，“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政治进程一切方面的核心要素，一切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舞台的政治主体--阶级、利益集团，还是官僚、政客、政治精英，总是围绕着权力的获取、实施而展开，“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体现出双重理性，既体现工具理性，亦体现出价值理性。在从需求到利益的第一阶段，政治权力具有价值理性，由于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实现不是自发和自动的过程，在社会资源稀缺的前提条件下，权力所特有的需求满足与资源分配的功能，诱使社会主体进入政治场域成为政治人，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途径来追求、夺取、掌握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赋予了权力价值理性。在从利益到行为的第二阶段，权力由价值理性转化为工具理性，因为一旦政治主体获取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不再成为终极目标，政治理性人终极目标是在政治场域中通过权力的运用和行使，来实现特定行动者所偏好的利益分配，权力因而构成链接需求--利益--政治行为的核心纽带。综上所述，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一）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以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坚持以相应的理论课程为中心，让青年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指导下组织开展相应的实践教学。
（二）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实现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完善，内容广泛、理论性强，系统的课堂教学有利于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要真正达到让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教学目标，促使青年学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需要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同志强调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为之，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老师的指导下，让青年学生结合所学理论知识，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投身实践教学，在现实生活中体会、领悟和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知识。
（三）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教学机制相结合，以体现对教育规律的遵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教学活动，同样需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理论的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实践的教育、养成的教育。
二、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
（一）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系统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是全面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关键。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实践基地指导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之中，补充实践教学教师数量。当前，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师队伍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数量不断增加，素质能力不断提高，为全面提升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现实来看，如果仅仅依靠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作为实践教学教师，难以有效组织数量众多的大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因此需要系统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补充和壮大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为之，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纳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三支队伍壮大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从不同的层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共同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渠道。一是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内平台。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自身就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理想场所，因此需要积极挖掘和培育有利于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内实践平台。为之，可以通过建立诸如校史馆等具有历史和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采取措施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紧密融合，促使大学生在参与课外活动的过程中理解、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知识；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社团，设置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课题项目，组织开展类似于全国大学生科技类的竞赛活动等方式建立高校内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平台。二是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外基地。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需要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高度重视，本着主题吻合度高、地点就近就便的原则统筹规划，通过制定和建立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指定本省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以便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场地和平台。同时，高校应主动与城市社区、农村乡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建立联系，建立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三、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领导体制与评价机制
（一）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是扎实推进实践教学的根本保障。国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国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单独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政策和制度，统筹规划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工作，系统设计教学体系、科学制定教学标准。将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执行落实情况和教育质量效果作为评价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和制度层面要求和指导高校扎实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一）从人的本质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价值观培育
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起初只是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进入一定的地缘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之中。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下，人慢慢掌握一定的社会文化，学会参与社会生活，逐步由自然人转变为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形成和丰富的过程。因此，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也是接受社会影响、教化的过程，同时人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塑造自己。“社会与人的这种不可分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只能是先接受社会中已有的知识、观念、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从事独立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价值观教育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人的活动之中，对人的价值观发生作用。”［2］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社会不可分离，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与交往之中。社会对人所具有的先在性特征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可能性。
（二）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看价值观培育
列宁的灌输理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了解和不掌握的先进意识、政治意识；二是指“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的灌输理论实际上是强调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宣传、培育等自觉的方式才能掌握。尽管列宁的灌输理论是在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人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灌输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自会的，同样需要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育才能确立起来。但不能将灌输理论简单地与教育的具体方法等同起来，认为灌输就是填鸭式、生硬说教。任何时代的科学的价值观都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时代精神，这种价值观也不是自发的、自然的演进过程，要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教育。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也需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才能形成。
（三）从中西方价值观培育的实践看价值观培育
古今中外的价值观培育实践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价值观的培育，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克己复礼为仁”，把恢复周礼作为“仁”的目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德政。这些思想成为儒家政治文化“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儒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逐步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还提出了一些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上，以“孝”为核心，讲究孝亲。在此基础上由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形成完整的“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在个人修养上，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和内省。为了培育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极力推崇《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经书。为了使经书的内容深入民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历代统治者还进行了核心价值的大众化工作，编写了《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通俗易懂的书籍，传播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西方政治和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基本原则。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核心价值观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普及和强化。在美国，道德教育经历了从主张道德相对主义到提倡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反映出西方学者对学校教育的反思和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认识。在英国，从2002年8月起，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正式成为中学阶段的法定必修课。英国剑桥大学戴维哈格里夫指出：“所有学校都应开设一种专为多元文化社会制订的共同公民教育课。这种社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以产生国家内聚力所必需的粘合剂。”［4］英国执行官员尼克塔特在《课程中的精神与道德》中指出：“道德相对主义应该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即我们认为社会中存在道德事实，一些道德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组成我们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应该传授给青少年。”［5］在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方法上，许多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以简单机械的道德灌输、知识学习的方式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较差，西方教育学的一些流派如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教育理论、道德两难判断等将多种教育方法与品格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过分注重社会因素和知识的作用，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主体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社会中心课程论”重社会整体，轻个体。离开独立的大学生个体抽象地谈论社会，难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而“知识中心课程观”以知识为重要支柱，片面强调思想政治理论间接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需要、兴趣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总之，无论是“社会中心课程观”还是“知识中心课程观”，都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发展，落后于时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从这种片面的课程观中走出来，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的指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缺陷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是教育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五个方面的课程目标中，有四个是涉及世界观方面的目标，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这种课程目标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缺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价值观目标。随着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人类已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容易被忽视，这一缺陷很显然是与时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第三，缺乏审美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随着物质的丰富多彩，大学生对审美价值观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不够。第四，缺乏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和国际合作精神的培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大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缺乏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
（三）课程内容忽视差异，存在偏差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是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制定的，它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要求。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不难发现存在下列问题。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价值观培育方面忽视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比较大，但国家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忽视了各地区、各省市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不强。第二，课程内容比较注重课程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比较注重从理论层面阐释问题，而在结合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和在回应大学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课程内容缺乏说服力和针对性。第三，从本科所开设的四门课程来看，部分课程内容有重复的现象。如《中国近现代史》与高中历史就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同时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也有不少重复。这些问题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四）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课时不够课程设计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按照一定的课程理念和目标，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安排课程的各种要素和各种成分，形成课程标准和课程教材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由国家层面进行课程设计的，总体来看，这种课程设计的规格高、科学性强。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视角看当前的课程设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处理好大学与中学阶段的衔接。在课程设计上，高中历史和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有重复，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也不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课程设置与学时的分布不够合理。在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设置了三门，为11学分，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一门，为3学分。课程之间的课时分配也不合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百多年的历史，只安排了2个学分，完成教学内容的难度很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由原来的两门课程合并的，但只有3个学分，完成教学的难度也偏大。最后，教材内容理论性的知识过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有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但是在大专根本就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育人为本的课程观强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学生积极健康的思想品德的养成作为课程的中心。当前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改革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号角，时代呼唤着大学生的主体人格和创造能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考虑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主动加强核心价值观的修养，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二）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建设
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要求我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的误区中走出来，以育人为本的课程观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加强课程目标建设：制定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目标；设定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引导大学生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审美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提高审美素养；同时还要在课程中设定人与世界关系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在课程内容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学者们应该充分研究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足和缺陷，在实践中丰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构成。针对当前存在的重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等，而道德教育、政治实践、价值观教育相对较弱，教材内容重复的现状，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建设。而在教育过程中，教材内容出现的重复，更是需要联合多个部分协同解决。
（四）增强课程设计的科学性
课程设计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前提。因此，第一，必须深入调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储备，弄清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的教学衔接问题。第二，在课程设计上应坚持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育人的活动，只有结合现实的社会条件，才能尽可能地促进人的发展。第三，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要科学。应适当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的学分，让大学生有机会根据自身的思想品德状况选修课程。同时，应增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学分，使之更加合理。在课程设计中应将以下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进去：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教育，二是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教育，三是科技价值观教育，四是人权价值观教育。
迁移学习包括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横向迁移指的是利用他学科的知识学习政治课程，包括文史地知识和政治知识的迁移，数理化知识和政治知识的迁移，同时也包括与此相关的思想和能力的迁移；纵向迁移包括新旧知识的迁移，利用学生在政治课堂中已经学习的知识促进新知识的掌握和学习。
（一）迁移理论之知识迁移
高中政治学科的设置是螺旋式上升的，政治教学强调的是在基础知识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引导学生运用政治理论分析社会现象。政治理论的教育是由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但是却不是唯一的方式，在文史地，甚至数理化等学科的学习中，都会出现政治理论的相关知识。例如，在高中历史中出现的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涉及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历史呈现，这些都是高中政治教学中可以利用的相互知识。同时政治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现象反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政治教学可以利用学生的日常所见所闻，如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教学中，结合生活中乡镇以下的直接选举以及县以上的直接选举，引导学生回忆在村长、市长选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来促进知识的学习。对于高中生来说，政治学习不是对一个毫无经验的陌生理论的探索，而是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一个“温故知新”的过程，抓住新旧知识的纽带，促进学生的迁移学习。
（二）迁移理论之能力迁移
高中政治的学习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先前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但是同时需要学生具备联系知识、使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迁移能力的培养不是政治一门学科所能够塑造的。迁移能力是学生在所有学科中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方式逐渐培养出来的，包括阅读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分层次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文科知识的学习方法的积累等，这些能力在迁移学习的过程中促进着新知识的学习，同时在解决新知识疑难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高中政治的学习不单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而是知识和能力并重的学习，通过知识和能力的迁移，学生展开新知识的自主学习，自主阅读新知识、自主分析教师的导学问题、自主寻找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方法，进而自主建构知识，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中政治课堂。
二、迁移理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有效策略
（一）利用形象化的情境促进知识的迁移
高中政治理论的抽象性造成学生的学习困难，借助形象化的情境塑造形象具体的政治现象，将政治理论的学习建立在丰富案例的感知上，促进学生的知识迁移是高中政治教学的有效办法。例如，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在班级模拟实践的方式开展教学。班级组织为期一周的“二手书籍出售”活动，学生把自己已经看过的图书拿到学校，投资图书者可以收到原价20%的投资费。在出售图书的过程中，设计三种工作人员，第一种是选择图书地点，设计图书出售宣传和价格制定；第二种是负责出售书籍；第三种是收入统计和发配人员，三种工作人员的薪资由班级学生共同商定，同时班主任作为举办方，要获得收入的20%，这个收入作为班费。班级学生分成三大组开始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逐渐理解按劳分配的内涵以及其他分配方式存在的必要性，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平衡了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的矛盾。
（二）运用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促进知识的迁移
政治学科要促进学生政治理论的感知，培养学生对政治生活的分析能力，这个原则是政治学科必须要坚持的，但是政治学科中几乎囊括了所用学科的知识，一堂政治课的顺利开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因此要利用政治学科和他学科的横向联系来促进学习能力的正迁移。例如，《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理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内容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抽象的，但是这个内容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中多次涉及，苏联的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而西欧的改革由自由方式的经济发展向罗斯福的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国的经济史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发展历程。这些内容都是学习本节课重要的知识基础，学生通过知识迁移学习本节课的知识就会简单很多。
（三）通过创造轻松的课堂气氛来促进迁移
知识的迁移是建立在学生知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学生只有在思考的基础上展开关于政治知识的讨论才能够促进知识的迁移，也就是说，政治学科中迁移能力的培养首先需要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培养学生敢说敢想的能力。例如，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小组学习，通过头脑风暴法来陈述自己认为的正确消费观是什么，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自己的陈述，在相近或者观点对立的消费观的陈述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小组间的辩论，例如一组学生说勤俭节约是一个正确的消费观，而另一组学生认为勤俭节约不是一种正确的消费观，两个小组学生借助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展开自己的观点陈述和辩论，在辩论中学生逐渐明确正确的消费观是什么，并论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婚礼”“农民伯伯的攒钱观”进评析，促进了学生正确消费观的树立。
三、结语
首先，要变教学目标设计的“片面性”为“全面性”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心理误区之一，就是做为施教主体的政治教师在教学目标追求上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的“考分”，反映出教学目标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又表现为：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同化于社会上的错误认识----感到只要认真完成课堂45分钟，只要让学生的考试成绩理想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教师”，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教师”；在教学设计与备课上只注重于构思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在组织教学上仅敏感于学生知识理解掌握和成绩的差异；在对学生的评价观念上认为成绩优秀的就是“好学生”，平时关心学生大多是作业与成绩等等。显然，教师如果只倾注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上述教学心态，势必同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相悖，同教育心理学相违，也会同自身教学企盼相反。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提出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多方向的、深层次的，整体性的。如果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与说教”“检查与考试”是非常片面的，显而易见，这是“折扣”的执行《大纲》，不利于《大纲》的真正落实。从教学过程本身而言，它既是复杂的师生智力活动过程，也是奥妙的师生心理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美的课堂教学整体目标，应该促进学生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前苏联著名教学论专家赞科夫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获得知识，同时要得到一般发展。
限于智力开发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特殊的具有多重任务的思想政治课更是如此。事实上，政治课教学如果在目标上存在“单一性”“低标准”“小范围”，就自然地捆住教师的教育思想，限制了教学思路，就会阻碍学生各方面能力和个性心理的发展。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学在目标上应注意“全面性”和“高要求”。
政治教师要在每堂课教学中想方设法努力让学生的知识、能力、觉悟和心理素质水平得到提高；“高要求和全面性”的压力下促使自己的教学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境界。
其次，要变教学心理氛围的“逆反性”为“相容性”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心理误区之二就是存在“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不仅存在于学生之中，而且在政治教师中也存在。教师的逆反心理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其职业、专业的不顺心；对教材“多变性”的反感；对教材理论与实际“差距”的茫然；对高考教学难度提高的困惑；对政治教师言行特殊要求的潜在压力等。
学生的逆反心理主要又表现为对一些枯燥教材内容的乏味；对社会存在轻视政治科现象的认同；对为应试而大量背诵的厌倦；对教顺简单古板教学的失落感；对教师言行不合“理论要求”的不满；对教师教育要求的直接或间接抵触等等。上述师生逆反心理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思想政治课教学成功的取得。为此，变师生对教学的“逆反性”为“相容性”就成为政治教师自我提高的一个客观要求。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克服自身的逆反心理，消除一些不正确的观念，立志于政治课教学事业，拿出勇气和信心排除心理障碍，“轻装”教学。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努力学习锤炼，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实现以精辟的政治理论说服学生；以精湛的教学技艺吸引学生；以良好的师表感染学生，让学生感到政治课教学可亲、可近、可信，有兴趣、有作用、有收获，从而缩短学生与政治教师、学生与政治教材的心理距离，消除学生的抵触、不顺心的心理状态，更好的保证思想政治课教学顺利健康、稳步的发展。
第三，要变教学中师生交往的“单向性”为“多项性”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心理误区之三就是教学中的“民主”牎“平等”、“和谐”牭氖ι?叵瞪形唇?ⅲ师生教学的交往相当一部分处于“单向性”、“一言堂”。这种单向性突出的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课堂教学由教师一灌到底，来不得学生的应有活动；二是教师听不进学生独立的、有益的、新颖的思想认识和观点看法，教师表现出对教材内容理解的绝对权威，教师没有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学生。教师在教学中常常只是搞演说、发指令、提要求、查结果的监督人，以教师的“一言”“一行”淹没了活跃的学生思想和聪明才智。学生成为被动的吸收器。这种教学，学生感到压抑，教师也十分疲倦，缺乏活力与生机。思想政治课教学也应做到师生交往的“多项性”。政治教师应明确创建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心理氛围的重要性，放下架子，改进教法，彻底改变“一言堂”的家长式教学，不断探索出符合师生多顶交流的好方法、好举措，大胆创新。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在认识、情感、意志方面的交流过程。认识上的一致、情感上的共鸣和意志信心方向的相鼓励就能更好的取得教学上的成功。
最后，变教学情感的“消极性”为“积极性”思想政治课教学心理误区之四，就是学生对政治课教学的“冷漠”，缺乏应有的学习愉悦与激情，表现为情感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导致了教师上起课来“没劲”，学生学起课来“乏力”，教学空气沉闷，学生学习欲望低落，教学效果差。众所周知，思想政治课自身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许多理论的阐述，本身就较为枯躁，为此，如果不消除学生情感上的“消极性”，实现朝“积极性”转化，必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情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赞科夫说得好，“扎实地掌握知识，与其靠多次地重复，不如说靠理解，靠内部的诱因，靠学生的情绪状态而达到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关键还在于教师，教师自身对马列主义的笃信程度，对政治理论传授热情的高低，以及对政治课教学技巧的掌握驾驭水平直接牵动着学生的情感。政治教师若能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热情饱满地投入课堂，具有娴熟的艺术教学手段，就会激发学生对学生政治理论的强烈需求，产生对政治课的教学的兴趣、愉快、满意、欢乐等积极的教学情感，这种情感正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列宁同志也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