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药；药性；四气；五味
【中图分类号】R28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7-0068-01
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中药四性理论。对于中医药学而言，无论疾病多么复杂，最终均须以阴、阳统之，基本概括为寒、热二证。治疗上必须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原则，“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所谓寒药、热药中的寒与热即指中药四性属性。中药药性理论尽管包括性味、归经、升降沉浮、毒性等内容，但归结起来，寒热药性是其根本，也就是说，无论中药属性多么复杂，最终均需以寒、热两类药性总括之，以应对寒、热二证。《本草经集注》指出：“其（指药性）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惟冷热须明。”可见，是否能够准确把握药性之寒热是临床使用中药能否取得疗效的关键。但是，时至今日，中药寒热药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寒性药与热性药到底有无可界定的科学依据？若有，这个依据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加以解决。再者，基于历史、文化、地域、学术流派和学术水平等不同的客观原因，中医界不同人士对同一药物药性寒热的具体描述往往有所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如上种种问题，不仅造成了中医学习过程中的困惑和临床应用中药时的迷惘，同时也滞碍了中医学术发展。在科学技术高度昌明的今天，这一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应该得到解决。
1四气
四气又称四性，主要用以概括说明中药的寒热温凉属性。寒凉与温热是本质不同、互相对立的两种药性。温与热、寒与凉则是本质相同、程度有别的同一种药性属性，温次于热，凉次于寒。《内经》云：“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进一步指出：“入腹则知其性。”充分说明四气的确定，是在病人服药以后，以中医寒热辨证为基础，从药物对所治疾病的病因、病性或症状寒热性质的影响中得以认识的。也就是说，四气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出来的，是与所治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应的，凡能减轻或消除热性病证的药物，性属寒凉；凡能减轻或消除寒性病证的药物，性属温热。部分文献中将药物标以“大热”、“大寒”、“微温”、“微寒”等，则是对药物四气属性不同程度的进一步区分。此外，中药药性理论认为还存在平性药物，是指寒热之性不甚明显，作用比较缓和的一类药物。但从理论上讲，并不存在绝对的平性药物，所谓的平性药物仍然存在着微寒、微温的药性属性，仍未超越四气范畴。总之，药物四气属性充分反映出药物影响人体阴阳盛衰和寒热变化的作用特点，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用以概括说明中药功能属性和作用特征的主要依据之一。
2五味
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五种药味，是中药药性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五味既是对药物性能的抽象概括，又是部分药物真实滋味的具体标示。五味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洪范》，曰：“润上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味作为药性内容之一，最早见于《内经》。《内经》把五味同阴阳五行理论、天人相应理论、脏腑理论等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刚柔、升降、归经、引经等药性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五味的本义是指药物和食物的真实滋味，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不同味道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功能效应，井将药味与功能联系起来。《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最早概括了味与功能的关系。《本草备要》记载：“凡药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泄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中药五味的确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与实际口尝感觉有关，二是药物临床应用的归纳和总结。因此，本草书籍中记载的药味，有时与实际口感味道并不相符。五味主要包括酸、苦、甘、辛、咸五种药味，也有人认为应包括淡味和涩味，虽说药物的滋味不止五种，但辛甘酸苦咸是五种最基本的药味，所以仍称“五味”。
3归经
归经理论是中药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药物功能作用的向位属性概括。所谓“归经”，主要用来标明药物对人体特定部位的选择性作用。归是走向、归属之意，经指经络。归经理论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所治具体病证为依据，经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点内容之一。归经理论源于《内经》的“五入”、“五走”。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在论及“泽泻”时说：“张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它意。”这可能是用“归某某经”字样的最早记载。在《苏沈良方》等同期著作中，亦有“某药入肝、某药入肾”等相关论述，均属对中药归经的不同认识。将零散的归经理论总结成为体系应是张元素的功劳，在其著作中，归经概念基本确立，其后，主要是完善和补充。正式提出“归经”概念并将“归经”单列一项而全面应用者，始自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归经理论对中药临床应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徐灵胎所言：“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概括起来，应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可以提高用药的针对性、兼顾脏腑的关联性、拓展药物的适应性。
关键词：中国；欧洲；药物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R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5-0954-03
The Comparing and Research of Thinking on Materia Medica
During Foundational Period in Both China and Europe
LI Meixi，ZHANG Bing
（School of Chinese Pharmacy,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102,China）Abstract：Shennong Bencao Jing and De Materia Medica，which represent the top achievement during the origi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y in two different districts，are representative monographs on materia medica before 1BC and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 medica in China and Europe respectively．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find out the common groun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on materia medica during the foundational period by comparing the understandings on the properties of herbs，the toxicity of herbs，the dosage of herbs，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herbs，the collecting and the processing of herbs．That comparing is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for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hought of the two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leaming between the western pharmacy and the Chinese pharmacy in the modem world.So that Chinese pharmacy nowadays can be developed more creatively and vitally．
Keywords:China;europe;academic concepts on Meterial Medica;comparing
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本草史上第一部本草学专著，它载药365种，集秦汉以前本草学成就之大成，是中国本草学理论发展的基石；而同时期古希腊的《药物学》(De Materia Medica)收载药物600余种，是欧洲药学史上第一部药物学专著，一直到17世纪该书仍被欧洲医药界奉为圭某。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比较《神农本草经》和《药物学》中的药物学思想和观念，为同仁深入理解两种传统药学起源思想、促进两种传统药学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提供参考。
1 早期药学思想比较
1.1 关于药物“气味”《神农本草经》序例写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并且指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里的“四气”和“五味”是对药性最重要的描述，它继承了《黄帝内经》中的“五味”理论，并结合了寒热观念来对药性进行分析和说理。而《神农本草经》的各论部分，则是将“四气五味”理论落实到具体每味药物，对其药物性质进行阐释说明，从而更加方便临床用药。同时，从“气”与“味”两个方面描述药性，对药物特性的概括也更加全面，从而可以用来概括和解释药物的多重功效。例如《神农本草经》记载滑石的“味”为甘，故能解释其“益精气”，其“气”为“寒”，故可治疗“身热泄”。但是，每种药物可以有多种“味”，但是却只能具有一种“气”，另外，气味相同的药物往往具有相似的功能，气同味异或气异味同的药物却功能不同。譬如，秦椒和溲疏的“味”均属辛，然而秦椒的“气”为温，用于温中除寒痹，而溲疏的“气”为寒，用于治疗皮肤中热。因此，《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气味”进行明晰的界定，对于针对不同寒热的病症选择正确的药物治疗，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药物学》中提到药物性质有暖性、凉性两大类，同时采取暖药治寒病、凉药治热症的用药原则。该书记载的暖性药物一般具有温煦、活血、、促进消化等作用。譬如书中记载甘松香性暖，能血管，活血，与艾草同用可以通经；苏合香性暖，有软坚和促进消化的功能，可用来疏通血管堵塞，并能活血通经。而该书记载的凉性药物则多具有收敛和固摄的作用，譬如《药物学》中记载法国玫瑰油性凉，有收涩的作用，饮用可止泻，解胃热，还可治疗脑膜炎和渗透性糜烂。又如温柏性凉，对疥疮、溃疡等热症有效。此外，《药物学》中也提到药物的“味”，但这里的“味”指口尝药物的具体味道和鼻闻药物的具体气味，并不具有代表药物特殊性质的抽象意义。例如书中记述胡芦巴油味道甜且苦，没药味道为苦，乌梅味道微涩，甘松香气味香甜，粗没药具有毒的气味。
可见，在药物“气味”的论述方面，《神农本草经》偏于哲学思辨和宏观概括，而《药物学》则侧重于具体功效和用途的阐述。
1.2 关于药物“毒性” 《神农本草经》对于药物毒性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对书中所载的365味药物根据其安全性、烈性、药效的应用特点，分成上、中、下三品，其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可见《神农本草经》时代的中国医家对于药物的毒性及其程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重视。另外，《神农本草经》的序例中对有毒药物用量也进行详细论述，认为“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及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
《药物学》对于药物的毒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书中对某些药物会特别标注“有毒”，譬如，书中提到桂汁和毒参茄属植物是有毒的；另外对于药物的出现毒副作用也有少量描述，例如，书中记述番红花油具有引起头痛、头重和嗜睡等毒副作用。但是《药物学》一书对于药物毒性程度，以及对如何正确把握有毒药物的使用方面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和阐释。
在对药物毒性的认识方面，《神农本草经》已经能够形成一定的理论，比《药物学》更加深入和系统化。
1.3 关于药物配伍
《神农本草经》中已经形成系统的药物配伍理论，该书序例中写道：“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和合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良者，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这里除了继承《黄帝内经》中“君臣佐使”的组方思想外，又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来概括药物相互作用，但是《神农本草经》并未收载具体药方，而是以介绍各单味药物为主。
《药物学》中也有大量关于药物配伍的记载，但是并未将其概括成系统的理论。譬如：肉桂油与小豆蔻同用可用于治疗瘘疾、肌肉腐烂和肺积水；德国鸢尾和蜂蜜，以及两倍量的白藜芦一起炖肉，可以消除雀斑和修复晒伤；桑椹、蜂蜜、明矾、五倍子、没药、乳香、红花和紫罗兰根同煮可以作为治疗脖子溃疡的外用处方。
《神农本草经》和《药物学》二者的配伍思想的不同在于，前者将药物配伍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以作为临床用药的指导方针，而后者则是具体列出各种药物配伍的处方以供临床采用。
1.4 关于药物炮制和制剂
在炮制方面，《神农本草经》记载了金石类药物的具体炮制方法，但尚未将炮制方法上升为系统的炮制理论；而《药物学》未出现药物炮制的相关论述。在制剂方面，《神农本草经》序例提出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并且提出要依据药性选择合适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浸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但是《神农本草经》主要是介绍各单味药的药性、药效和主治，对于药物剂型没有详细的阐述。
《药物学》中尽管没有对药物剂型和药性、药物功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概括，但是书中记述了具体药物被制作成不同的剂型可以发挥不同的药效。譬如，《药物学》中记载土木香的煎出液具有利尿和通经的功效，而将土木香碾成粉化水喝则可以促进身体的排泄；白豆蔻的水煎液性热，可以用来治疗寒症，而将其作为堕胎药使用时则是选择烟熏剂。
可见，在药物加工制剂方面，二者都认识到药物加工制剂要适合药性，但是《神农本草经》缺乏对具体各药的加工制剂的记述，而《药物学》中记载的各药物的制剂加工方法则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1.5 药物采收
《神农本草经》序例中是这样概括药物采收：“阴干，采治时日，生熟，上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另外该书各论中对于每味药物采收的地理位置都有简单的标注，例如书中记载丹沙生于山谷，远志生于川谷，水银生于平土，白蒿生于川泽，龟甲生于池泽等等。但是《神农本草经》对于原药材性状、具体产地、采收时间、品种鉴定等内容和药物贮存的文字表述较少，这一缺陷直到《本草经集注》才得以克服。
《药物学》对于药物采收和贮存以及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并且认识到不同药物产地对药物质量的影响。例如，书中记载德国鸢尾的最佳药材来源于伊利里亚和马其顿地区，其特征是根粗短厚密，不易折断，颜色淡黄，有特别的香气，口尝很苦，根部被碾碎有浓重的气味，但是不难闻，也不会引起喷嚏；质量其次的是利比亚(Libya)的药材，特点是色白，味苦，韧性略逊于前面的，当其生长年久以后，会被虫蚀，气味更加香甜；德国鸢尾采收后应在阴凉处干燥并且用亚麻线穿起来保存。在药物采收方面，《药物学》中的对于药材形状和药物产地的地理位置的详细描述，对于避免药物品种混乱具有重要意义，相比而言，《神农本草经》中对各味药物采收的记载则较为简单。
2 关于两地药物学奠基时期学术观点异同的分析
《神农本草经》和《药物学》分别奠定了中国和欧洲药学理论的基石，反映出公元1世纪前两地药物学的发展水平。综上分析可见，奠基时期的中国和欧洲药学理论虽然有诸多的交点，但在思维方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的差异。
首先，在对待前人经验的态度方面二者有别。《神农本草经》假托神农之名，表现出当时书作者对古圣贤和前人经验的尊崇；而《药物学》一书原出自古希腊军医戴俄斯科利提斯(Dioscorides)的实践经验总结，书中强调其记载内容绝大多数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而非他人经验。
其次，在对药物学的理解方面二者也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神农本草经》在序论中系统概括了药物理论的总纲，然后在此总纲基础之上引入对各单味药的介绍；全书秉承了《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和“气血”等以哲学思辨为基础建立的人体观，并且运用“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将药物特性与药物功效、药物主治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医师可以根据药物的特性，在临床实践中进行辨证分析，灵活的组合药方。因此，《神农本草经》中的载药数量虽不及《药物学》，但是其所包涵的用药理论和用药规律却是不少于《药物学》的。《药物学》没有从总体上对药物学理论进行系统的提炼和概括，而是详细地介绍各单味药特性和具体的用法用途，以及每味药物的配伍处方及具体用途。此外，《药物学》中对药物特性(如性暖、性凉、味苦、味甜)的概括并不具备哲学层面的涵义，其药物治疗针对的是具体的病症而非“证”，因此《药物学》中的药学理论较为直观而且侧重于实证，书中有关药物采收、药物加工的详细介绍十分方便读者快速有效的学习应用。
总之，《神农本草经》和《药物学》两本药学专著反应了中国和欧洲传统药学理论在奠基时期的不同风格，也为各自药学理论以后的不同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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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晟，何端生.中药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传统知识 传统医药 中医药 特点
法律保护制度的确立,必须以保护对象的明确、具体为基本前提。本文拟从法律对传统知识保护的角度,对中医药之概念、特征进行阐释,以期达成共识,从而避免研究中界定不一之弊。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英文术语。中医药理应被翻译为Chinese Medicine(简称TM),而不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TCM)。众所周知,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当下,它又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融合,因此它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所以将中医药表述为TM更为妥当,这也符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重要中医药机构的现行英文翻译。从国际交流用语看, Chinese Medicine可以翻译成汉医,也可以翻译为“中国的医学”,①即不仅包括汉医,还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医学。这样,Chinese Medicine 在对外交流中就可表述为广义的中医药, 而对内又可理解为狭义的汉医,就达到了国内与国外、广义与狭义的统一。②据此,中医药传统知识就翻译成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上位概念。中医药传统知识源自于传统医药(Traditional Medicine),其上位概念是传统知识。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的界定,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及符号、未披露信息,以及一切其他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创新与创造。“基于传统”是指某种知识体系的创造、创新以及文化表达方式,通常是代代相传,为某个特定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随着环境改变而不断演进。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定义,“传统医药”指基于本土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论、原理、信念和经验而形成的一整套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括,无论是否可解释清楚,用于保持健康和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体与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某些国家,补充医药、变通医药、非常规医药等术语往往与传统医药交替使用。2002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对传统医学的定义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在我国,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一个非正规性的流传于乡间的医药知识体系的总称,它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技艺,是一种实务的操作统称”。③笔者以为,传统医学是指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当代医疗保健实践中仍在应用的医药学体系和民间医术及药物;传统医药学体系包括中医(药)学、印度医学和希腊―阿拉伯医学。与“传统医药”相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西医学(Western Medicine)”、“生物医学(Biomedicine)”(它们是同义词,所指称的对象一致,只是命名角度各不相同)。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中国传统医药包括汉族传统医药(即中医药)、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民间医药。为便于研究,本文所称的中医药主要指“汉族医药”。相应地,中医药传统知识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汉族医药的传统知识”。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存续、表达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等。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保护对象中比较核心和重要的部分包括:一、中医药理论知识,如药物理论、方剂理论、疾病与诊疗理论等;二、中药资源,如数量众多的中药材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三、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如中药材的栽培、养殖;四、中医方剂,如处方和制剂,包括古籍中已记载的九万余首医方;五、中医诊疗技术,如望闻问切四诊法等;六、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如推拿、刮痧、食疗等;七、中医药特有的标记、符号,如名医名称、中药名称、传统药铺、经络图谱等。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点
传统知识角度的分析。从传统与现代的比较来看,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中医药传统知识源远流长,世代传承。它不具有现代知识的整合性和新颖性。与现代知识相比较,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发展、应用缺乏广泛性,带有明显的传统性。
第二,群体性。汉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中医药传统知识,因此它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药传统知识体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发展。第三,地域性。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中医药传统知识与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第四,延续性和承继性。由于现代知识产生于法制环境之中,可以直接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故此“产权”相对独立,并可以广泛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进行传播。但中医药传统知识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呈现出动态的自然延续,本质上属于可无限延续的知识。有中医专家认为,它最有效的传承方式是师承传授,这反映出中医药知识既有深层次性,又有容易消逝的随意性。现代知识,尤其是成为现代知识产权法保护客体的现代知识,属于跨越式创新、个体创新或正规创新,而中医药传统知识则属于渐进式创新、群体创新或非正规的创新。
第五,相对的公开性和公有性。如前所述,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汉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其成员来说,此类知识是与群体生活自然相伴并共同掌握和拥有,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共同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角度看,它是公有领域的“在先技术”,人人皆可以自由利用,无法获得确权,更不用说获得相关的侵权救济。但是由于中医药传统知识需要专门的智慧和技能方可运用,再加之“祖传秘方”、“传男不传女”等习俗,使得某些中医药传统知识只能为一部分人所掌握和运用。
中西医、药比较角度的分析。中医、药知识与西医、药知识相比,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医药”包含了“中医”与“中药”。二者往往不能绝对分开,通常合称“中医药”,而西医、西药则不同。
第二,中药多数来源于天然物质,经过几千年的使用和验证,已具有明确的疗效。与西药相比,绝大部分中药的具体成分结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尚不能精确测定。
第三,中医形成的文化根基。中医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以“活着的、整体的、原形的人为其出发点,以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这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表现在生命整体层次上的反应状态(即证候) 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消失的全过程”,④因此具有封闭性、趋同性的特征。“古已有之”常常是中医学立论的依据,不愿意怀疑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特别是古贤或权威的学说。中医遵循“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方法。
第四,中国传统医药学具有人文科学属性。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原本是一个学科整体,但医学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存在,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发展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第五,中医具有一定的经验医学属性。中医思想秉承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强调重视内省的特征,在疾病的整体把握、定性分析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却轻视对病原体的研究,运用高度哲学概括掩盖了众多未知的领域,这不符合实验医学的发展方向。西医学属于实验医学,其大部分概念遵循形式逻辑规律,追求统一、确定、单一的思维形式及表述,这确保了整个西医体系的严谨性。
第六,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多样化特征。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中医理论、中药理论以及针灸、推拿、按摩、骨伤医学等等。另外,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深度融合,因此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
2006年以来,在经历了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后,更多的人接受了如下观点:中西医从各自的出发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观念,到各自的概念(范畴) 体系,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强调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发展、统一性等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看待中医药,那明显是错误的。因而,明晰中医药的基本内涵及其概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超越知识产权: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别立法保护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06JA820027)
注释
①王一方,邱鸿钟:“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 csc.pku.省略,2006年1月10日。
②武贵勉,张韬:“‘中医药传统知识’术语英译的探讨”,《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年第3期。
【关键词】中药；药性；沿革
中药药性理论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以中医理论为依据，根据药物的各种性质及所表现出来的治疗作用总结出来的用药规律，是随着传统中医的医药实践而逐渐产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它是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研究、运用中药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既是指导中医临床用药的依据，又是我们研究和理解历代医家使用中药的临床经验和药效规律的工具。中药药性理论与中医学的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等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密切相关，以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指导，总结了中药对机体的作用及临床运用的一般规律。其内容包括四性（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无毒、功效、剂量、使用禁忌以及七情、配等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把握了药性及药性使用的规律、特点。它们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其中四性（四气）、五味理论又是整个药性理论的核心。为此，有学者[1]将药性内涵概括为：根据中医传统认识，与疗效有关的药物的性质或属性；或者，决定一种物质成为中药的性质或属性。
1药性的涵义
药性即性能，[2]是用中医理论对中药作用(主要是功效)特点的高度概括，是中药基本理论的核心，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中药的重要依据。
药性是指中药与疗效有关的性质和性能，所以它包括中药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因而，阐述药性的物质基础、对机体的影响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称为药性理论。它是中药性质与功能的高度概括。
“药性”一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序列》：“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从这句话的含义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药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药性，而是指中药的制剂宜忌，只是现代药性的一部分，而不能包括整个药性涵义。后世历代医家对药性多有论述，但涉及的范围不尽相同，而且，虽说中医古籍浩如烟海，但药性理论的专著却为数不多，对药性的论述大多是散在于各本草以及综合著作中。
2中药药性的历史考证
2.1春秋战国之前――中药药性理论开始萌生：中药药性理论是以药物为基础的，因此尽管明确见“药性”一词在《神农本草经》中，药性理论的出现却与药物的认识同步，自人类认识药物起，就同时产生了药性理论的萌芽。《说文解字》：“，治病，从，声”。“治病”应该是对药物性能初始的理解，也就是对药性初始的认识。
2.2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中药药性理论初步形成：药性理论初成时期比较长，大概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它对药性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该书对于“气”、“味”有较多的记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阳为气，阴为味”，《素问・六节藏象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结合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四气”、“五味”的概念及其在具体药物中的应用。《素问・汤液醪醴论》：“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石针艾治其外也”，这里虽然提出了“毒”的概念，但此处指的是药物的偏性，而并非后世医家药物有毒无毒之“毒”。
另一部对药性理论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神农本草经》，在《神农本草经・序列》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药性”一词，这标志着药性理论的正式建立。《神农本草经》首次在书中具体给出了四气、五味的概念，并在所载药物下具体列出了药物的四气、五味，书中虽然提出了七情以及用药禁忌的雏形概念，但在具体药物中未见记载。书中所载的某些内容如有毒无毒尚不准确。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普本草》，这是这个时期另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该著作原著已佚，现有著作为尚志钧辑录，该著作的对各药之下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等药性记载较多，个别药物还有七情的记载。另外还有药物的形态描述、产地、采收、功效、主治等，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博引诸家药性，注重实际药效。这一时期药性理论的内容还比较局限，相对粗糙。
2.3晋隋至唐代――中药药性理论的有了进一步发展：晋隋至唐代时期对于药性理论发展，贡献较大的医药著作主要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药性论》等。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如《名医别录》、《药性论》中大部分药物项下都标注了七情内容。而且《名医别录》对《神农本草经》中药物的四性做了部分的补充与修正，使药物的四性记载更趋完善。《本草经集注》保留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不仅使理论知识得以保存，并给后世药性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到唐代时，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的问世，使药性理论得到了整理与继承，为其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此时期药性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2.4宋、金、元时期――药性理论更加充实：宋代官方曾多次组织编纂本草著作，其中收录的药物大量增加，为药性理论的充实打下了物质基础。金元时期，对理论的发展贡献较大的著作主要有《本草衍义》、《汤液本草》等。宋代寇宗在《本草衍义》中首先提出“四性”之说，一改以前的“四气”之说，并将四气禀受于天之说、五味与五行相结合用来分析具体药物的药性。元代王好古综合了这一时期的理论经验，对归经理论进行了总结，使归经理论得以完善，并将之应用到具体药物上，同时还将四气、五味与药物的升降浮沉联系起来，充实了升降浮沉理论。总之，这一时期，在众多医家的不懈努力下，丰富、完善了归经、升降浮沉等理论，使药性理论更加充实，完善。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方剂； 功效； 概念； 主治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34.030
“功效”作为汉语中常用的一个词汇，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包含有功劳、功用、成绩、效验、成效等诸多含义。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该词汇的记载，如《汉书・冯奉世传》“《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至唐代功效这一术语便出现在医学著作之中，明清时期记载相对较多，其含义多表示功用、作用及效果之意，然而该术语应用于方剂学之中则相对较晚，纵观历代方书及《中药大辞典》《中药词典》《中医辞海》《中医大辞典》《中医名称术语精华词典》《中国方剂精华词典》等著作均未收载“功效”这一词条，至民国时期《中国医学大词典》中才将“功效”的近义词“功用”单独罗列表述，但是书中的功用主要指的是主治，如“九味理中汤，功用：治腹泻；药品：人参、白术、干姜、柯子肉、茯苓、木香、藿香叶、肉豆蔻、甘草各一钱；用法：清水煎服，食前通口服”[1]。强调的是方剂的应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功效。直至1974年广东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方剂学》中才将“功效”作为专项描述。通过查阅文学、药学或医学相关文献后发现，各个学科对于功效的理解不尽相同，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统一的概念，在具体使用时存在主观性，缺乏客观科学的描述，为促进方剂功效术语描述的规范化、标准化，故下面对功效的汉语学、中医学、中药学及方剂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阐释以有利于其准确应用与传播交流。
1 汉语概念
“功效”一词，作为汉语常用习语见于多种古代文学著作之中，其具体含义与医学著作中的含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就功效本身而言，功与效均包含有最基本的功效、功用含义。
功在《说文解字》中记载“以诙也，从力从工，工亦”，其意为功劳、功绩、功业。在《辞源》中记载“事也，如农功犹言也；事有成效曰功，如功用，功效；以劳定国曰功，如功勋，功业；古与工同，器之精好者也”。将功作为功劳、功绩解者，可见于不同文学著作之中，如《周礼・司勋》“国功曰功”，《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史记・项羽本纪》“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战国策・赵策》“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庄子・天地》“事求可，功求成”。功通“工”，指工作、事情、功行、工事，见于《诗・豳风・七月》“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孟子・梁惠王上》“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诗・大雅・崧高》“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效在《说文解字》中记载：“效象也，从攴交”，其本意为献出、尽力、效力、功效、效绩。在《辞源》中记载“学也，谓摹仿之也，如效法，效尤；授也；效验也”。将效作为功效、效果、作用解者，可见于多种文学古籍之中，如《左传》“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荀子・正论》“由此效之也”；《庄子・列御寇》“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元命苞》“教之为言逡玻上行之，下逯”；《淮南子・修务训》“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将效作为授也解者，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将效作为效验解者，见于《战国策・秦策一》“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梦溪笔谈》“此其效也”。
“功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效力、效率、成效、功劳、成绩”，功和效两个字的合用首见于《汉书》，随后在众多文学古籍中均有记载，如《北史・贺拔岳传》“天光虽为元帅，而岳功烤佣啵进封樊城县伯”；《元典章・吏部二・选格》“归附后有功者，验所立功看笮￡迁”；清吴敏树《黄特轩传》“若黄君之为团，可谓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矧夫运悼既灵，将他日功恐神妙，有不o激厉此区区汉族者而已”；吴组缃《山洪》“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病根，想一下子就收到改革的功效，是不可能的”。可见，功效一词在文学著作之中主要还是指作用的意思。
2 中医学概念
中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功效则是该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细小元素。作为对人与疾病斗争的产物，中医理论体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功效密切相关。关于中医学功效的概念，在唐代以前，由于古人以单字词为主的用词习惯，致使功与效往往分开单独使用，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素问・五脏别论》“病不准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也”；《灵枢・玉版》“以小治小者其功小”；《灵枢・九针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魏书》“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将功效用于方药作用的描述，目前可以追溯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尽一剂即得力，百日以上可见功效”。随后在诸多医学古籍中也有该词汇的记载，如王焘《外台秘要》“其热微者赤斑出，……功效相倍耳”；在宋代《圣济总录》“治牙疼不止，去风，神仙功效比金散方”；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仍勿令病人知用药味，大有功效”；在明代赵献可《医贯》“数剂之后，茫无功效”；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保真膏治一切虚冷证，及无子，肾衰，……久久贴之，大有功效”；明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药性专长论》“然人只知不可解者之为专长，……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口中噙化一丸，功效不可言也”；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此药大补元气，服一月自觉异常，功效不可尽述”；明代吴有性《温疫论》“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在清代陆以《冷庐医话》“鸦胆子治休息痢，歙《程杏轩文囿医案》甚称其功效”；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方内{砂，有红、白二种，余所用，……未知白色{砂，功效若何”；清代喻昌《医门法律》“痰药方多，惟此立见功效”。可见，功效一词在中医学著作中使用也相对较晚，其具体含义也是主要指作用之意。
3 中药功效概念
“功效”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应用到中药学以来，通常是指具体药物的作用，如麻黄发汗解表、大黄清热泻下、人参补气健脾等，然而对于中药功效概念的内涵则一直处于模糊状态。通过梳理历代本草发现，在汉、唐、宋、金、元时期均无功效专项描述，药物的功效与主治不分，两者常常混为一谈。比如《神农本草经》五味子“主益气，咳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白芍“主邪气腹痛，除血痹，……止痛，利小便，益气”。对于上两味药中的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除血痹，止痛，利小便和益气是属于功效描述，而咳逆上气，劳伤羸瘦，腹痛属于主治。至明清时期功效才从主治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专项描述，但是历代本草著作均未对什么是中药的功效，功效的概念是什么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直到解放后出版的《中华临床中药学》才首次对中药功效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其定义为“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将中药对人体的治疗和保健作用进行的概括和总结”[2]。在随后出版的各版《临床中药学》教材中对中药功效的定义与《中华临床中药学》的定义相比均无明显变化。近年出版《中药功效学》专著对中药功效的定义为“中药功效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于药物的治疗和保健作用的高度概括，是药物对于人体的医疗作用在中医学范畴内的特殊表达形式”[3]。换言之，中药功效是中药治疗、预防、养生作用以中医药理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是药物医疗作用在中医领域内的特殊表述形式，功效实际是中医药理论化了的作用[4]。可见中药功效的表述形式与中医基础理论密切相关，是药物对人体治疗和保健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
4 方剂功效概念
方剂功效来源于中药功效，与中药功效具有诸多相似。在唐宋以前功效一词未指药物的作用，自唐代开始在医药文献中偶见将功效一词用指方药的作用，如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曰：“尽一剂即得力，百日以上可见功效”。宋代苏轼《坡全集・圣散子后序》“圣散子主疾，功糠且唬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在随后众多的医书或方论专著中均未专项记载方剂的功效，对于方剂的功效的描述则常常隐含在主治之中。比如《千金要方・卷八・治诸风方》“当归丸补脾安胃、调气止痛，治脾虚寒身重不举、语音沉鼓、疠风伤痛、便利无度方”。《圣济总录・卷一百五十五・妊娠猝下血》“治妊娠腹满，温胃气，化冷痰，利胸膈，思饮食，藿香丸方”。《奇效良方・卷十九・呕吐哕门》“小丁沉丸治干呕，和调胃气”。上述的补脾安胃，调气止痛，温胃气，化冷痰，利胸膈，和调胃气属于功效描述，身重不举、语音沉鼓、疠风伤痛、腹满、干呕属于主治。近现代出版《中国医学大辞典》中首次罗列功效的近义词“功用”，但未给出明确的定义。1974年广东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方剂学》将“功效”作为专项描述，但是在该书中也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在随后的《方剂学》统编教材中也是采用类似记载，也没有明确给出功效的定义。而现代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方剂功效的一些定义，如赵荣华等[5]认为方剂功效是方剂作用于特定病证后的效用，而丁舸等[6]则认为方剂组成药物在人体内作用的综合反映。可见，目前尚无一个相对明确而又得到广泛认可的方剂功效概念。
5 与功效近似的相关概念
前面已经提到“功效”的近似词汇有“功用、功能、效力、效用、效验、效率、成绩、成效、成效”等，上述术语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医学或药学著作中出现过，但是从总体使用频率来看，“功用”和“功能”的使用最为常见。1974年广东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方剂学》中首次将方剂“功效”作为专项描述，现今最为权威的官方著作《中国药典》将功效称为“功能”，历版统编规划《方剂学》教材则多称为“功用”，而第九版统编规划《方剂学》教材称为“功效”[7]。全国各版本统编规划《中药学》教材均称为“功效”。“用”在《说文解字》中记载“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史记・魏公子列传》“小礼无所用”；唐代韩愈《原毁》“彼虽善事，其用不足称也”。从上述字面意思来看，用即是作用，功能。“能”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熊属，足似鹿。……能兽坚中，故称贤能”；《孙子・谋攻》“将能而君不能御”；《三国志・诸葛亮传》“贤能为之用”。从上述论述可看出，能即是能力、才能，而该意思在“功”字上也有体现。因此，不难看出“功能”一词仅仅表述的是药物的本身能力，而“功效”一词则既可以表明药物本身的能力、才能，又可以反映药物作用于人体后的效果。至于“功用”一词直接反映的是药物的作用，其表述语意范围比“功能”和“功效”更为广阔，属于一个较为上位的概念，该词汇不仅包括了直接起治疗作用的功效含义，同时也包括了其具体应用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该词汇是功效与应用的组合语义。从文字考究来看，功能和功用侧重强调具体的用，未能真正体现“效”的含义。最理想、最完整的方剂功效术语应该包含方中诸药的基本作用和该作用所产生的具体效果，比如化瘀止痛、宣肺平喘、清热凉血等，前面二字均是表示“功”，后面二字均表示“效”。另外，为尽量保持学科间术语的通用性，建议将方剂学中的“功用”统一称为“功效”。
正如前面所述，方剂功效来源于方中诸味药物的功效，使用的术语和含义基本与中药功效一致，但是又有别于单味药物的功效，而且方剂的功效也并不是方中诸味中药功效的简单加合，与方中诸药的剂量、配伍、剂型及煎服方法均有一定的关系。对此，笔者将方剂功效的概念概括为：方剂功效是方中所组成药物确定剂量、用法后的治疗和养生作用的高度概括，是该方对于人体的医疗和养生作用在中医学范畴内的特殊表述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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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舸，谢文光.试论方剂功效[J].江西中医药，2000，31（4）：43-44.
[中图分类号]R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2（b）-013-4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颇多，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就近20年有关辨证论治的热点问题作一综述，以期能为该类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 证的概念与本质
1.1 证的概念
对于证的概念，众说不一，主要观点大致有四类：一是证据，认为“证”是证据、证验，此定义是从字的本源出发[1]；二是证候或证候群，如韦黎认为近年来某些所谓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内容是不折不扣的证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综合概括。2004年结题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规范化研究”课题组给出的证的概念为：证是对疾病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3]；四是机体在疾病中的定型反应形式[4]。
1.2 证与证候
证与证候等同说。证与证候的含义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词义的变迁，至今学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如《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即认为：“证，是证候的简称，其含义是证据或征象”[5]。证包括证候说。徐木林等通过对《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剖析，认为“证”是由证候与病机组成的统一体，即证候是证之外候，是病机的证据，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是证候的根源，证候与病机组成“证”[6]。
证与证候平行说。持此观点的学者多认为二者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刘进等认为：从现实来看，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张志斌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包括“证”与“候”两个方面。证，是指对疾病所处的一定阶段的病机概括，或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候，是指这种病机或状态的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现[8]。这里，证与证候仍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只是证又拓展了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含义。朱文锋等亦撰文建议从概念上这样区分：“证”为病变的本质，“证候”为证所表现的现象[9]。
1.3 证的本质
有关证的本质，有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锋认为中医“证”的概念是哲理、医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它源于临床，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又是一种抽象了的理念，用现代方法难以实证。中医学对于“证”的研究，要扬长避短，采取以“虚”统“实”的思路[10]。门九章、韩向东提出为揭示“证”的本质，应明确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关系；为揭示“证”作为有规律的病理表现这一本质，凡属同“证”，不论何种“病”，皆进行尽可能多的指标检查；寻找微观指标与客观表现的共变关系临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实验研究阶段[11]。陈小野提出证候实质研究中的弱特异性，姚魁武、王阶针对这种弱特异性，提出应从规范中医理论概念、继承发掘古代文献精华与当代专家的系统调研相结合、进行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应用现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医证候的实质[12]。
王旭东提出证的本质是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13]；危北海也认为“证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反应状态、抗病调控反应状态”[14]；祝世讷认为“证”在本质上是功能性病变，“病”在本质上是器质性病变[15]。孙屏蹇等认为中医学反映邪气的损伤表现就是“病”，证机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反映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
宋红普试图从体质与证的关系中挖掘证的本质。他提出体质和证密切相关，体质因素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证型，决定着证的转归和疾病的预后，体质和证共同反映着人的生理病理状态[17]。匡调元也认为体质往往决定着他的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及其对某种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18]。王琦则认为：体质与证既有着本质的差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证的背后或多或少体现着个性的体质特点，但在一定情况下，某些证候与体质状态并不一致。当某些疾病超越体质制约的过程时，则又反过来影响体质的改变[19]。
2 辨病与辨证
2.1 二者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病与证是相随的，二者应结合起来运用。如徐永昌等撰文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辨病辨证论治一直是中医的精髓[20]。杨维益等提出有关辨证论治的六个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认为在“上面提出的六个问题未能满意解答之前，我们应当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谈到辨证与辨病时也认为二者有相互补充的关系[22]。刘保延、张志斌从古典医籍有关外感病辨证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种辨证方法都是以一类疾病为基础，每一种辨证方法所辨之“证”必须与作为基础的“病”相结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医的“病”还是中医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个阶段“无证可辨”，如某些恶性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早期诊断只能是西医的诊断仪器和化验及病理检查等，中医治疗的根据只能是对同种疾病积累起来的治疗经验和中医现代的研究成果，可见这里所说的辨病主要指辨西医的“病”[25]。余瀛鳌数十年来从事临床诊疗和文献研究，一直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终着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临床运用。对于“病”，他认为不只是中医病名，应该说，西医病名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则强调中医的辨病不能单纯理解成辨西医的病。中医的病名内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义，如中风病。对现代医学病名的认识，也必须以临床表现和病机为依据，切忌“对号入座”。如西医的“糖尿病”不等于中医的“消渴”，而中医的消渴，也绝不仅含糖尿病。那种认为中医只有辨证，而辨病仅是指西医病名诊断是不够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强调辨中医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总结一生治疗经验指出：“我们体会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还进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论治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运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时，也只是在此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疗价值”[26]。这里，岳老明确提出辨病名同时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
2.3 如何结合
周仲瑛是辨证的同时根据“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药物。如中医辨证同属阴虚火旺证，如见于肺痨，用秦艽鳖甲散；见于失眠，用黄连阿胶汤；见于遗精，用知柏地黄丸；见于心悸，用天王补心丹；见于汗证，用当归六黄汤；见于郁证，用滋水清肝饮[22]。邱德文认为辨证与辨病结合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辨证分型。这是目前中医临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二是辨证论治加专方专药。这也是逐步通过从临床实践积累上升而成的经验总结[27]。余瀛鳌则是用中医的理论分析西医“病”的病机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为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气养阴、清热生津调中，但中医的消渴可能还包括西医的尿崩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病，治法就与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样是消渴，西医诊断不同，其立法、方药往往同中医有异，有时尚须另开施治法门[25]。王今觉则提出辨病证医药学，即在临床时首先根据“病”，研究针对核心征结的药物（核心方药），再对于“病”的个性特征（“证”）进行辨证论治，使用药物（卫星方药）[33]。
3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
所谓微观辨证，沈自尹的定义是“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处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29]。邱德文撰文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实验诊断、医学影像诊断方法的运用，以及现代检测仪器，检测手段弥补用肉眼观察的不足，使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27]。杨维益等也认为：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是宏观辨证，是“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而微观辨证就是从检测指标来证实宏观辨证的正确性，是通过寻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标来印证中医的证，从而认识在证出现时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用实验分析补充直观的外象观测和传统的逻辑推理[30]。
4 辨证论治的规范
4.1 寒温统一
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近20年来依然有学者继续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经概三焦卫气营血的“六经辨证纲要”[31]。邓铁涛则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了卫气营血辨证，因此应该将温病与伤寒统一于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下[32]。仁则把伤寒温病辨证分析综合，分别从伤寒太阳病与温病上焦卫气分证；伤寒少阳、阳明、太阴病与温病气分证；伤寒少阴病、厥阴病与温病下焦营分、血分证三部分总结异同，并统一为一个辨证体系[33]。万有生则认为应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纲，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脏腑为目，分为表寒虚实证治、表热虚实证治、表里寒热虚实证治、里热虚实证治和里寒虚实证治[34]。
4.2 证的规范化
当代有关证的规范化自80年代轰轰烈烈展开，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要课题到各个中医研究机构到许多专家学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证名的规范。研究成果有《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二是疾病与证候的分类与结构的规范。如有关证候的国标、行标、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三是病证的诊断标准。学者们根据中医古籍记载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经制定出若干病证的诊断标准。如中风、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证等等。
4.3 辨证论治新体系
相对于寒温统一，还有许多学者试图融合各种辨证体系的优点，形成统一的辨证体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方药中的“辨证论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纲辨证”是其中影响广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统一的辨证新体系依然是中医界研究热点，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体系是以五脏系统为核心，其层次结构是五脏系统病名辨证论治；证由“辨证五环节”（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组成，证的层次是基本证复证多级复证；证的核心是病机，病机由三要素组成[35]。
孙屏蹇等认为要综合各种辨证体系，首先要使他们的优势特征结合在一起，如“六经辨证重在病的动态分析，八纲辨证重在病性分析，脏腑辨证重在病位分析”。通过分析，孙氏等认为“病位、病因和体质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辨证就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基础知识，重点分析三大要素，从而作出正确的证候判断”[36]。
朱文锋认为“辨证”就是要辨别当前证候的部位与性质，这是形成辨证统一体系、方法的基础。归纳辨证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证候部位的脑、心、肺、脾、肝、肾等和辨证候层次的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等约30项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别证候变化的本质属性，即形成当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包括“气、血、阴、阳、津、精虚、亡阴、亡阳、陷、不固、风、寒、湿、燥、火热、暑，虫、食、痰、饮、水、滞、瘀、血热、血寒、闭、逆、余(毒、脓等)”等约30项内容。明确辨证的60项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证要素组成约150个常见证，约800个规范证名，然后以脏、腑、体、窍病位为纲进行证候归类[37]。
王永炎院士继2004年发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后，张志斌、王永炎提出：中医证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必须引进复杂科学的理念，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规范要求，又能够适应临床证候动态多变的复杂情况，合理体现辨证论治圆机活法特色优势的、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以象为素，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中心理论。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个环节的关键在于降维升阶。首先是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一种由各种具体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但是通过清晰的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规律的寻找，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38]。这一构想已被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证论治的发展
5.1 发展和趋势
邓铁涛举例热带病研究对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辨证应用等，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断深入不断提高”，同时谆谆教导：“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医理论改造中医、以现代化之名去化掉中医之路，否则将成为中华宝贵文化的败家子， 成为炎黄子孙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总结辨证论治的五大趋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趋势；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趋势；方剂剂型改革的趋势；综合治疗（包括针灸治疗、气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药物疗法、各种自然疗法、药膳、养生康复、心理疗法及音乐疗法、色彩疗法等）的趋势；辨证论治规范化的趋势[40]。
马梦茵、陈家旭总结辨证论治的发展方向：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检查相结合；辨证论治与动物实验相结合[41]。
5.2 对辨证论治的质疑
王旭东从历史角度阐明辨证论治的法则直到南宋之后才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医的主流。从辨证的角度提出，辨证论治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法，只注重“思辨”，懒于“循名责实”，在其“灵活变通”的特点背后，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辨证论治取得疗效的高低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对许多医学事实缺乏指导和解释能力，这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主要障碍[13]。王玉川认为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 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4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辨证论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不深入，从定义、本质、比较、规范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传统中医辨证方法体系到现代中医辨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获得了一批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辨证论治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取得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共识，有些研究成果在临床上推广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证论治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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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 生药学 先行组织者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奥苏伯尔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概述
奥苏伯尔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指出人类的学习从学习的内容和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经验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有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从学习进行的方式来看，可分为接受性学习和发现性学习。①有意义接受学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是指现有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建立联系，即对学生具有潜在意义；而内部因素是指学生具有一种在现有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倾向，即具备意义学习的心向。
奥苏贝尔认为，有意义学习是在学生将现有教学内容与自己认知结构联系起来时发生的。对于学习者而言，已有的知识结构是影响学习的主要因素。在有意义接受学习中，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大致分为三种：第一，原有知识是下位的，新知识是上位的，即上位学习；第二，原有知识为上位的，新知识是下位的，即下位学习；第三，原有知识和新知识是并列的，即并列结合学习。当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已经具备了原有知识，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学习一个概括性强、抽象性高的命题或概念，便产生了上位学习。一旦上位知识形成，又可以成为下次新的学习中同化下位知识的原有知识，这时学习便转化为下位学习了。当新的知识或命题与认知结构中的原有知识既不是类属关系，也不是总括关系，而是并列联合关系时，便产生并列结合学习。奥苏伯尔指出，在学习任务开始之前，给学习者先行设计引导性材料是促进学习和防止干扰的最有效的策略，这种引导性材料称为“先行组织者”。先行组织者有助于学生认识到：只有把新的学习内容的要素与已有认识结构别相关的部分联系起来，才能有意义地接受新的内容。
2 奥苏伯尔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在生药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生药学是药学专业最重要的主干专业课程之一，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科学。该课程是应用本草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药理学、中医学、临床医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生药的基源、鉴定、有效成分、生产、采制、品质评价及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利用等的一门科学。课题组在建设生药学精品课程的基础上，将奥苏伯尔有意义接受学习应用于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加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性状鉴定是生药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对生药进行包括形状、大小、色泽、表面、质地、气、味等特征进行鉴定的方法。生药的形状是最直观、最易于鉴定的，许多难于理解的常常通过有意义的学习，采用简单、生动的语言加以概括，易懂易记，比如“冬麻”最主要的特征红棕色顶芽，被形象地称为“鹦哥嘴”；再者，防风的根茎部分被称为“蚯蚓头”；党参根头具多数疣状突起的茎痕及牙痕称“狮子盘头”；海马的外形称为“马头蛇尾瓦楞身”；山参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芦长碗密枣核，紧皮细纹珍珠须”，这样的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与已有的生活中的概念联系起来，有利于理解与记忆，同时，学生在真正地药材鉴定实践中，有利于辨别真伪和优劣。
显微鉴定是生药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生药学的先修课程药用植物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和术语已被学生所接受、掌握和理解，所要学习的显微鉴定内容是药用植物学中某个概念的扩展。例如，双子叶植物根的横切面特征“无限外韧型维管束”与药用植物学概念“维管束”具有相关性，可采用奥苏伯尔的“上位学习”法，借助学生已有 “维管束”的感性认识来理解“无限外韧型维管束”这个概念，“无限外韧型维管束”是“维管束”六种类型中的一种，即由初生韧皮部、次生韧皮部、形成层、次生木质部和初生木质部组成，韧皮部和木质部是维管束必备的部分，而形成层为增生组织，只有在无限型中存在；同样，“有限外韧型维管束”也是“维管束”六种类型中的一种，由初生韧皮部、次生韧皮部、次生木质部和初生木质部组成，可以借助“并列结合学习法”，结合“无限外韧型维管束”，进行对比学习，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再者，当讲各味药材时，比如葛根、黄连和甘草等双子叶植物根的横切时，运用奥苏伯尔的“下位学习”法，将根据双子叶植物根的显微横切特征，从外到内由木栓层、皮层和维管束三部分组成，结合各种中药材的特征，如甘草，木栓层为红棕色细胞、皮层狭窄、维管束为无限外韧型维管束，包括具有晶鞘纤维、射线弯曲的韧皮部、环不明显的形成层和具有晶鞘纤维、导管成束的木质部，即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采用对比学习延伸、扩展，实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掌握，达到有意义的学习。
理化鉴定也是生药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利用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对生药中所含主要化学成分或有效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来鉴定生药的真伪和品质优良度的一种方法。比如生药槟榔根据其结构为生物碱，与碘化铋钾试液反应能发生浑浊，放置后可见石榴红色球形或方形结晶进行鉴定，再进行学习时奥苏伯尔的“上位学习”法，帮助学生回忆有机化学所学生物碱的结构及化学性质，通过迁移学习使学生认识到生药中的生物碱具有同样的性质，真正理解槟榔的理化鉴定；再比如学习北柴胡理化鉴定时，首先将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结合起来，再提取学生已有的概念-柴胡皂甙在无水乙醇-浓硫酸黄绿色～蓝绿色这一原有知识，然后北柴胡横切片加1滴无水乙醇-浓硫酸液，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木栓层，栓内层和皮层显，提示北柴胡的有效成分柴胡皂甙存在于以上部位这一知识点，即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最大限度地理解实现有意义的学习。
3 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生药学的教学内容与时俱进，结合药材生产及科研实践的不断发展深化教学内容改革，才能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以为后续课程学习奠定基础。而在生药学学本科教学改革过程中，运用奥苏伯尔“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加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优化生药学课堂教学。
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课程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特点。根据西医院校学生的特点，改革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我们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做了大胆的尝试和研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影响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效果的三点不足
1.1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内容较为广泛，教学时数明显不足中医药学概论的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和方剂学。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内容安排通常已占去50%左右，留给中药学和方剂学的时间甚至只有24～26学时。要在这短时间内介绍清楚中药学（介绍常用中药180种）和方剂学（介绍常用方98首）的最基本内容都是很困难的，更谈不上通过实例讲授有关研究方法和引起学生对本学科的关注。
1.2兴趣淡薄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关调查表明，西医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医药课程的兴趣淡薄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它使学生的学习处于被动状态并由此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日益严重的困难对自信心的打击，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兴趣，这样，形成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便是知识结构残缺，视野狭窄，创造力低下等等。可见，不解决兴趣问题，素质教育则无异于画饼充饥。导致兴趣淡薄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思维方法在过渡环节上出现障碍，这是药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衰落”的现实在心理上的投射。勿庸讳言，步履蹒跚的中医药学和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兴趣的缺乏无疑也来自这一反差在学生心理上的投射。第三，封闭而又细腻的教学风格。这样的做法使受教育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兴趣”则让受教育者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可见，这一教学风格与“兴趣培养”是背道而驰的。
1.3中医药学概论在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方面投入不足如中药学需要大量的中药样品实物做教学演示，然而，在课堂上不可能把某种中药所有的不同品种、不同产地和不同规格的样品都展示给学生，但使用多媒体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的软件应加紧开发，硬件也应适当配备。
2我们对提高中医药学概论教学质量的四点做法
2.1提高对中医药学概论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加必要的教学时数由于现代中药符合世界发展，现转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消费观向重视生活质量方向发展的潮流，医疗保健观转向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整体医疗保健的潮流，体现为崇尚自然。因此，我国已从国家角度提出发展战略支持该产业发展，以回应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在传统药物（天然药物）对我国提出的挑战。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药是极具高科技含量和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中医药是最具我国民族特色和独特优势的领域，最有希望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在我国21世纪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加入WTO，西药的研发难度将更大，而以中药为基础的天然药物研究必将成为研究对象的中医药学概论在药学中的重要地位将更加凸显出来。
我省是中药的资源大省，居全国首位，中药材的品种和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古往今来，云南享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药物宝库”的美誉，而且许多地道名贵中药材云南比较具有优势。民族医药是云南的一朵奇葩。1998年，云南拥有药品生产企业109家，生产中药材及中成药的企业数为36家，而云南医药工业总产值中56%是中药（包括中成药和植物提取物），大大高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而且逐年有所提高。
中医药学概论是生药学、天然药物化学、中成药学等相关课程的重要基础，同时肩负着为中药产业培养科技人才的直接责任。要完成这个任务，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学时。没有足够的学时，不可能掌握中医药学概论的主要内容，也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医药的前沿研究内容。
我校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已将中医药学概论由原来的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能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重视度；同时教学时数增加为64学时，并且增加了后续分化课程——中成药学。
2.2课程体系内容的调整如中药学与方剂学是较为成熟的中医基础学科，彼此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分别进行授课，既过多占用学时，又显啰嗦重复，同时也增加了学生理解和掌握的难度。对此，我们根据中药、方剂讲解的基本结构（如都讲功效与应用）相似、分类基本相同的特点（如都有解表类、清热类、泻下类……）把同一类药、剂归为一个章节进行讲解。在每个章节讲完药物后，跟着讲本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如讲完辛凉解表药后再讲银翘散等方剂），然后演示自制课件——《生药学》中的中成药照片，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使其及早了解医药市场情况，打破了两门课程间的界限，使之系统条理化。这种调整减少了篇幅，精练了内容，较好地解决了课时少，内容多的矛盾。
2.3精选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药学专业的培养对象是从事一般药物制剂、鉴定和临床合理用药等工作的执业药师，教学内容应侧重在药而不在医。例如，中药学部分很多内容（如药物的来源、产地、采制等）将要在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系统学习［6］，中药学中可不讲或少讲，中药的理论、功效与应用是教学的重点而重点讲授。因而课程内容及课时均可相应减少。
2.4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在沿海及京、津、沪等发达地区，中医药学概论大量使用了多种教学媒体，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突出直观性、生动性和应用性，以达到教学过程的整体优化，明显提高了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近年来，我们注意广泛收集适于中医药的影像资料，并把它们制作成多媒体课件，采用了多种教学媒体在教学中应用。其结果，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总之，教学改革是时代前进的需要，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中，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改革更势在必行。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应不断探索与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学以致用，更能胜任今后的工作。
1材料和方法
以我国的“中国期刊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为检索资源，以1995－2011年10月31日为年限检索，将“药学服务”、“药学监护”和“药学保健”作为篇名进行期刊精确检索，剔除重复发表和少部分实际内容离题的论文，获得药学服务相关有效文献1840篇。对检索出的每篇文献按照论文年度发表量、发表文献出处的区域分布和研究内容、覆盖的疾病种类及药品类型等项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发表文献的数量年度变化情况1995－1999年药学服务相关文献年度发表量相对较少，2000年开始迅速增加。药学服务相关文献的阶段发表量与构成见表1。
2．2作者机构分布情况按文献第一作者的所在机构对对1840篇药学服务文献的出处进行汇总分析，见下表2。排名前五位与后五位文献出处机构的省际分布表，见表3。从表2可见，我国的医疗机构是非常重视药学服务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占总发表文献量的88．9%，高等院校及研究所是开展药学服务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我国卫生行政部门也开始重视药学服务的管理和法律问题。从表3可见，总体上，17年间经济发达地区对药学服务的关注度远远高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药学服务的研究关注度最高的为北京，最低的为，发展最快的为江苏省。
2．3研究领域分类情况药学服务文献研究主题内容归为3类: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其他类。其中，理论研究包括介绍药学服务相关概念、理论、准则、方法、分析模型和管理等但不涉及具体疾病或药物分析的文献;而将药学服务在医院、疾病、药品和社会药房、社区和卫生应急事件中应用的实践经验分析以及药师职责转变分析、社会调查研究文献列入应用研究类;将对国外文献的翻译和教学实践等文献归为其他类。从表4可见，我国目前药学服务理论概念研究文献占32．6%，应用研究文献占65．3%，其他类占2．1%。在理论概念研究中，我国学者将引入价值链管理、6σ管理、品管圈、质量管理、象形图示等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药学服务研究中，不断丰富了人们对药学服务的内涵和层次的理解和药学服务质量评价的手段［5-11］，具体见表5。药学服务应用研究的主体为医院，文献报道涉及综合性大医院、县级医院、基层医院、儿童医院、军队医院等多层次医疗机构，覆盖面较广。尽管社会药房和社区药学服务实践文献占总文献量的4．5%，但近两年人们对社区药学服务研究关注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与我国人口的老年化和慢性病问题密切相关。信息技术在药学服务实践中的应用从开始的医院信息、病案信息系统的引入发展到自主软件的设计［12］。其次，我国学者也对美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药学服务模式、服务体系、临床实践和高等药学教育系统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与报道。
2．4我国药学服务文献覆盖的疾病和药品类型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对哪些疾病和药品开展了药学服务实践活动呢?表6和表7对文献中覆盖的疾病种类和药品类型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表6、表7显示，医务工作者对呼吸系统、重症感染、心脑血管的药物治疗问题和抗菌药、中药的合理使用及药品的不良事件重视程度更高。
2．5我国医务人员和患者对药学服务的认知情况对医务人员、患者和社区居民对药学服务的认知状况社会调查文献共计48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3-24］:
(1)目前我国临床药师开展的主要药学服务工作包括处方点评、药师参与查房、药物信息服务、用药咨询、药品不良反应收集、监测血药浓度，设计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
(2)未来医院药学发展方向是药学服务，药师的主要任务是实施药学服务，大部分调查的医院、临床医生、患者支持药学人员开展药学服务;
(3)医师最希望从临床药师处得到的药学信息为药品的适应征、正确使用方法、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新药的信息、同类药物比较、特殊人群用药调整等方面;
(4)患者最希望临床药师提供的药学系信息为用药选择、用法用量、用药咨询、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注意事项、用药宣教、药物贮存方法、药物的价格、药品报销范围;
(5)临床药师开展药学服务目前最欠缺的知识体系为:疾病知识、临床知识、药物治疗知识和联合用药知识缺乏。
2．6药学服务干预对疾病治疗效果的影响分析在345篇关于药学服务干预对疾病治疗效果的文献报道中，以医务作者的个案的药学服务干预报道居多，而对照性干预评价报道偏少。在药学服务评价指标的选取中以患者用药依从性、患者对药物治疗知识的知晓率偏多，综合性的评价偏少［25-27］。国外学者在临床药学服务质量的评价上，对照研究较多，评价指标既包括患者用药依从性，也包括患者对于药物治疗的认识、药物不良事件和药疗错误的发生率、合理用药状况、干预措施被医师接受的程度、抗生素使用频度等客观指标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患者满意度等主观指标［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