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1篇

世界上的众多团体和个人，他们常常为了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忙碌，进行不同形式的表演和实践活动，将已经失传的或者有此趋势的传统技艺向周边展示，随着他们所处环境的不断变迁，手中的技艺和传统文化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得到了关注和发展，进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而有的依旧离开了我们。

二、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重要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尤其是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际保护工作上的方法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最具特色的“貌合神离”的工作方式应该尽快转变。同时，我国从上到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化划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工作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认同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也作出了贡献，它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有一定的统一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实现国家现阶段整体目标。要切实建设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一定要进行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众多利于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可以从规范、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向我们灌输营养，使我们的社会在文化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它关系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一旦濒临危险，就将会带给我们无法挽回的遗憾。多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急剧流失，当年的敦煌文书最完整的资料流失到日本，楼兰古城的资料也被锁在大英博物馆中，湖南滩头年画也被日本和德国收藏，所以我国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极力换回和保护这些珍贵遗产。

（二）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面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工作实施的过程当中更加有针对性的加以调整。随着生态文化的改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逝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危险，加之现在的保护工作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一定要提高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有种紧迫感。

（三）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的原则和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不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可能地在紧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基础上寻觅更好的保护手段。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项目才会在交互规律的影响中得到发展。

四、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2篇

一、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0年出台了《茂名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立了非遗科，开展非物质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专家委员会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体系。此外，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制度。茂名市已经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体系，非遗保护工作逐步全面、规范、细致。木偶戏、信宜镇隆飘色、八音锣鼓、小良横堂班等项目往往与年例“捆绑”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间，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详的助兴节目。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深入人心，是群众心中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合江梧村庙会和合江龙舟也类似，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习俗。当习俗成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习惯，这些习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传。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保护的方式也因具体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玉雕、传统中医药文化（化橘红中药文化）、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信宜竹编技艺、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依靠企业，有的依靠个体户经营，在经营利润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刻画和缅茄雕刻利润微小，习学时间较长，市场需求较小，精通此技艺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内享有一定名气，经常应邀参加省级、市级的工艺大赛，在名誉和微薄利润的支持下，也得到保护和传承。但一些传统舞蹈，在保护传承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化州跳花棚是部级代表性项目，也屡次在表演中获得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民间艺术。而其他的传统舞蹈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青壮年去表演。在毫无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表演纯粹成为了一种兴趣，难以持久激发年轻人表演传承的积极性。山歌民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目前，愿意学习山歌民歌的年轻人较少，而保护传承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的方法是后继有人。

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四）非遗项目应该多参加比赛。每年相关权威部门总会举办一些部级、省级的文化比赛。茂名市的非遗项目应该踊跃参与这些比赛，通过比赛走出茂名，让外地人深入了解茂名文化。一种文化，享有了本地以外的声誉，反过来也会激发了传承人的创作激情，也就容易传承。文化部门也应该支持非遗文化项目多参加有分量的比赛。例如表演类节目，电白的人龙舞、高脚狮舞和麒麟舞，信宜的春牛舞、跳禾舞等等，跳这些舞蹈的人并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打工仔，或是做小本生意的村民。这些人练习舞蹈，需要放下生计一段时间，集中时间全心尽力地排舞，然后去参加比赛。排舞、比赛纯粹是一种喜爱，一种对地方荣誉的自豪感，一种对地方深厚的感情。在这个情况下，文化部门的鼓励也就变得很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3篇

关键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 虚拟现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如下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沿海居民在长期的涉海行为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植根于辽阔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岛的封闭性与独立性，相对来说，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间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一种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有特定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而文化空间又成为文化活动不可脱离的空间环境。

1.文化空间的概念

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地理概念，是指由点、线、面构成的方向或者形状空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做出了新的哲学诠释。他在《空间的生产》里建立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由原先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进而，他在列举空间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样的描述，很明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一个专门术语，文化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结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为，甚至有精神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文化空间的形成和作用来看，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在此，笔者把文化空间分为两类，一类文化空间是单一、纯粹或动态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产生、包含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文化空间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资源状况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对文化空间的依赖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没有文化空间的形式，但中国并不缺乏文化空间。而且，从文化空间的第二种类型来看，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化空间。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海洋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形式的场所，或是某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根据文化空间的性质、内涵、特征与形式，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明显区别与大陆居民，漫长岁月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习惯、海洋生活习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进了诸如渔业、盐业、造船业、航海业、海洋科技等海洋产业的形成，还造就了极富海洋特色的人文历史景观建筑等。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是一个活态的空间，样式多样且极富有变化，流动性较强。

第二，海岛村落。海岛村落尤其是传统海岛古村落浓缩了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蕴含着海岛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间。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在2014年3月的《海岛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价值与路径浅析》的调查报告中，将舟山群岛海岛村落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县的倭井潭村，嵊泗县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风情村落，例如定海区的紫薇村，普陀区的莲兴村。三是自然生态村落，例如普陀区的西岙村。海岛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是一种自然景观，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因此，也逐渐融入到人文历史景观当中。比如，海岛村落从海岛地理地貌视角来看，它是属于自然地域景观。但从村落文化视角来看，它是属于人文历史景观。不同的地理决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观的结构、样式、文化特色和素质等。例如，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语。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遗产的首要条件，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话被当地人叫做“舟山咸话”，这“咸话”两字并不是“闲话”的错别字或谐音。因为“闲话”的意思是“闲暇无事，随便聊聊”。而“咸话”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种，“淡”就是淡而无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话”，就是指舟山的海岛居民讲的有滋味、有风趣的一种语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对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感受所创造出来的神、灵形象，以及对这些神、灵形象的崇拜和禁忌仪式及其传承活动。海洋信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空间。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它也一种文化空间。例如舟山群岛普陀山的观音信仰，观音信仰是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诞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庙文化，诞生了观音文化节、观音祭祀朝拜礼仪，也诞生了观音饼工艺、观音传说的口头文学等。

第六，海洋节气。海洋节气是中国传统节气与沿海和海岛地区的特殊地域节气相结合的用来指导涉海生活生产的一些特殊性时刻或时段。在这一时间阶段，为了辅助涉海生活生产，沿海居民往往会举行相应的习俗、礼仪、节庆等方式，进行表达和纪念。中国传统的节气因为沿海或海岛特殊的地理，会披上海洋的特色，而这些每到节气，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纪念和庆祝方式。

3.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55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项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官员埃德蒙・木卡拉对此解释说：“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择的时间。”从这个解释来看。文化空间似乎又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间一词，亨利・列斐伏尔早就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其著作《空间的产生》中提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间，去研究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那么，文化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会丰富得多。

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空间。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产物，它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化。中国的观音信仰大致起源于两晋时期，但把观音奉为海神，作为海洋信仰的对象，则是唐代开始的。舟山的观音传说具有浓郁的海洋气息，这和普陀山称谓南海观音的道场是有关系。例如不肯去观音、慧锷请观音等观音传说故事，都是依托海洋这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而逐渐形成的。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文化空间的土壤而生，如果离开了这个文化空间，它就可能变异，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它们是渔民在渔业劳作时为了休闲放松、或调节、统一行动和工序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然而，随着渔业科技的发展，随着渔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闲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在现实的渔业生产现场听到自然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了。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那就必须得到横向和纵向的转播。还是以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尽管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地抢救、保护和传承。但传统的渔业生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渔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甚至连方言俚语也逐渐被淡化，这让渔歌或渔歌号子失去了文化空间。艺术是需要灵感和情感的，这样脱离实际氛围的传习，即便是绘声绘色的舞台表演，都很难让演唱者和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或作用，除了物质上的支撑之外，更是精神上的养成和寄托。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问，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4.基于文化空间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视角，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原著空间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著空间是指现实的海洋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原著空间保护是基于现实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间的基础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自从舟山群岛进入大桥时代，原本的离岛变成了半岛，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冲击。不过，舟山群岛有1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那些远离本岛的海岛便成为原著空间保护的典型样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岛便是典型的离岛群落。在嵊泗离岛当中，像黄龙岛、花鸟岛、枸杞岛等海岛村落，都是远离舟山本岛甚至远离嵊泗县主岛的小岛，相对来说，原生态的海洋资源保护得比较好，体现了浓郁典型的海岛特色。

第二，装饰空间保护。所谓装饰空间保护就是利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商业街、广场等文化经济场所，以实体的形式再现某个海洋文化空间，利用真实的实物模拟，再现具有海洋、海岛特征的生产生活场景与氛围。这样的文化空间一方面能够作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也能够作为参观的对象。很多海洋的节庆礼仪活动都是可以通过装饰空间来得到展现和传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也是一种良好的途径。

第三，艺术空间保护。艺术空间保护是指通过艺术表演舞台、氛围的营造，来展示、传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演绎成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进行传承、展示和传播。例如，将观音传说改编成舞台剧、戏曲的形式，通过舞台背景的布置，舞蹈音乐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语言的表达，将观音传说由平面的语言转化成立体、流动的空间表演艺术，更加有利于表达和接受。

第四，虚拟空间保护。所谓虚拟空间保护是指利用能够再现海洋现实文化空间的虚拟现实技术，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和传承。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汪成为在其著作《人类认识世界的帮手：虚拟现实》一书中是如此来定义虚拟现实技术的：“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传感器（如高性能计算机、图形图像生成系统，以及特制服装、特制手套、特别眼镜等）的支持下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的，具有一定的视、听、触、嗅等感知能力的环境，使用户在这些软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能以简捷、自然的方法与这一由计算机所生成的“虚拟”的世界中对象进行交互作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虚拟现实空间就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海洋原著空间以立体三维空间的形式再现，利用光、影、声的反射，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嗅觉等，使其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种现实动态的海洋场景。形象逼真的虚拟现实空间，能把你带回到真实的海洋生产生活场景、海洋自然场景当中。它可以成为一个接近于现实的平台，去体验文化，接受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4篇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团队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艺术教育能够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一门重要学科。为了促进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实施，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实行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意识课程指导方案》等条例，加快了公共艺术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程，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取得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整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设置了相关课程，但是得到的重视程度却比较低，甚至没有配备专业的老师，存在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的情况。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够合理，教学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落后，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的环节，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上课的目的主要是凑学分或者是单纯地觉得好玩，很难达到艺术教育原本的教学效果。

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以一个悠久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古代中国到现在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很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礼仪、节日、风俗等方面，与艺术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这样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热衷于追求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少，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无法体会到优秀非物质文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保护与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之魂在世界上长盛不衰。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引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还能发挥艺术的熏陶作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应当实现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让文化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

（一）树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理念

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系统性比较强，主要引用的是一些正统的文化和艺术，忽视了对本土非物质文化的引用，还没有正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课程体系中，因而造成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脱节现象。高校公共艺术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逐渐养成“文化自觉”的思想，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出现代价值，不断丰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内容，实现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二）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

区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与劳动的积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提炼，挖掘其中的艺术内容和教育价值，并融入到高效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中，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课程体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继续发扬光大。高效公共艺术教育要实现与民间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杂技等的融合，不断拓展其题材和内容，吸引更多学生的眼球。

（三）建设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师队伍

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来看，他们大都毕业于正规的艺术院校，正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他们掌握了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较少，很难实现文化传承与艺术教育的融合。针对这样一种情况，高校要加强对艺术教师的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鼓励他们深入研究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课题，不断提升教学素养和能力，为艺术教育效果的提高打下基础。

（四）实现课堂教学与参观实践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其艺术载体展现出来，如果单纯依靠老师的讲解或者是欣赏图片、观看影响的形式，则不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走出课堂的限制，让学生近距离与文化艺术进行交流，在辅助以必要的讲解，把遗产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艺术思想传达给学生，教会学生一些欣赏艺术作品的方法，引导学生提出新颖的看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笔者于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融合的实际教学中总结出如下一些经验。

1.将公共艺术教育当作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平台，并将其纳入专业课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个教学平台必须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知道，知识应该更新换代，并不等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遭到抛弃，与之相反，对其传承与发扬理念应当贯穿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始终。

2.在教学中抓住校内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一定数量的校外实践基地作为教学的基础元素，积极践行设计实践、采风实践以及假期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并且带率领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这样可以将民间工艺美术在校内外得到广泛传承和发扬。

3.使用多媒体以及校内刊物作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交流和专业教学的平台，配合与公共艺术教育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窗口和栏目，征集理论上有创新学术上价值的观点和论文，以便辅助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从而提高设计的教学效果，达到设计的教学目的。

4.老师可以利用假期或周末，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或者拜访一些民间艺人，让学生记下心得体会，鼓励学生发掘更多的本地文化遗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5篇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摄影不仅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式上的表现，而是全方位的反映和再现，必须能够达到记录史实和说证的效果。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包括了社会生产、节庆、礼仪、民居、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体育等各种民俗活动，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可能会想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听得见，摸不着，如何拍摄出好的作品，怎么拍摄，需要探究。

首先，笔者认为，无论是拍摄什么主题的作品，都要对其先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拍摄出好的作品。在进行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之前，必须做到对这一遗产项目心中有数，要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俗学内涵、了解其和民俗的关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空间。

其次，拍摄手法主要以纪实为主，客观真实地记录现象，在摄影语境中寻求艺术表达。通过考察以确定对项目摄影的表达和拍摄技巧。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点不同，其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传统戏剧类反映的是舞台表演，主要以演员表演为主，具有戏剧夸张的效果，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运用大胆夸张的拍摄手法，运用夸张的角度或镜头勾勒出富有戏剧性的照片，从而达到以形式的张扬去适应项目的内涵；民俗类则更适应相对平实的表现手法，以事件的第三者的姿态拍摄，不要刻意摆拍。在不干涉主体展现的情况下，真实地记录和再现非遗项目场景，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注重动感、气势以及节奏的表现，突出主题，讲究形式美，在表演的轨迹中截取最具美感的瞬间，抓住瞬间的美丽，以表演轨迹的高潮点为重点，留下发展轨迹。

最后，是资料型叙事般的记录，对拍摄项目进行完整的图片记录，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流程进行拍摄，运用拍摄不同的景别和画幅，透过组照构成一个整体，全面而集中地阐明项目主题和整个项目事件，达到看图知事的要求。最后，一幅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作品一定要有文字解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存在形式特别，一些信息很难从画面上完全体现出来，如拍摄时间、地点以及项目名称、项目内容等，图片无法明确表明的信息，需要有相应的文字资料补充。这样，随着时间的变迁，后人不仅可以从图片中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能从相应文字里清楚了解到该项目的整体来龙去脉。例如笔者曾经拍摄过一组有关湖南滩头造纸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照片，该民间手工技术自宋朝初期流传至今，传人现在已经有80岁高龄，如果没有照片的文字说明和当时事件的简述，以后人们恐怕很难弄明白照片中的人物和记录的事件。所以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摄影作品只有图文并存，才能给读者传递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有知识性和史料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6篇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是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和制定障碍，并提出了自己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57-02

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保护传统艺术刻不容缓。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出现的官方文件是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而真正明确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定义的，是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其具体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则出现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概括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有：

一是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二是传承性。非物质文化并不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它的完成和完善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原始创造，或者是同一时代许多人共同创作而成， 加之后来的努力和改进， 才能达到今天极具饱满和精华的技术状态。

三是民族性。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民族性，它是一种通过某个民族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四是公权与私权兼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有着相似的无形性，而且都是智力劳动成果，而知识产权则是私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这些民俗、传统常常表现为该民族所独有，是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公有领域”，但这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集体私权”。[4]

二、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客体决定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法律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无形性，是知识财产的一种。就工艺品而言,古代匠人制作的工艺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人制作的工艺品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而现代人掌握的关于工艺品的某种制作工艺技能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从前人的技艺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智力成果。从民法的客体理论看，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法上物的范畴，对其保护应采用物权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应划归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 对其保护应采知识产权制度。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障碍

1.知识产权制度的客体范围过于狭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著作权法里，保护的仅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等作品、素材和风格。”我们从上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各项客体并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范围。

2.权利的性质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过程中，倘若以保护私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利于其继续流传；若采用保护公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又恐难以防止权利主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中面临着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矛盾。

3.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知识产权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求受保护的对象具有独创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几代或十几代人经过不断模仿、学习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首位创作人或许早已消失，而后人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不断地创新和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经历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创作主体具有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其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4.保护期限的冲突

著作权法第21条、商标法第38条、专利法第42条均对作品、商标、专利的期限进行规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其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世代相传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如果为其设定保护期限，就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甚至会造成断层。

三、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法律思考

（一）做好排查统计工作，尽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种形式散落在民间，明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2004年8月，我国政府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要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落实到地方，乡镇文化站作为最基层的文化管理事业单位，应当做好排查统计工作；提倡各地政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妥善保存和展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实物、资料；积极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各级（部级、省级、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地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

（二）完善权利人认定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因此它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从而成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传承人的表达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传承人的离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失去了遗产生存的环境而慢慢消亡、流失或退化，最终可能导致其灭绝。因此，要适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先完善其权利人的认定标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权利主体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是指根据某群体、部落或社区的习惯法和做法，得到该群体、部落或社区人民认可，委托由其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监护人或保护人的群体、部落或社区或人群、或个人。[5]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质，因此，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时，依据具体情况，该权利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组织，甚至是国家。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完善意见

1.专利模式

专利权模式主要适用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主要指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包括有关大自然和宇宙的观念( 如时间和空间观念和宇宙观) 、农业知识和实践、生态知识和实践、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航海知识和实践等；第五类为传统的手工艺，主要指世代相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发明最适合专利保护模式。[6]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群体性，所以依据专利模式保护仍然存在难以新颖性和难以保障权利人利益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应当在完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基础上确定其新颖性；第二，建立专利申请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明制度。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利益，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应该明确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处，并提供证据表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取和使用是经其来源国或社区事先知情同意的，而且与该来源国或社区分享利益，否则专利申请应被驳回。

2.著作权模式

著作权模式主要涵盖《公约》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间文艺。根据《公约》第2 条的规定，第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第二类为表演艺术，主要是指在文化群体的节庆或礼仪活动中的表演艺术，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以上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适用著作权保护模式，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除外。[7]

对于著作权保护模式，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存在着权利的二元性特点，即区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拥有者应该属于一定区域内群体共同所有。财产权利是与精神权利相对应的，在实践中，财产权利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将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某种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以获得财产；二是通过邻接权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便出现权利的享有者分离和权利主体不确定的现象。笔者建议可以采取确立以权利代管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的管理，即无论精神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人将其拥有的权利全权转让给权利代管机构，此机构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占权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甚至转让的权利，将所获的收益按照转让合同约定分配给权利人。

3.商标权模式

商标权模式适用于商业开发中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适用于保护土著群体特殊符号和标记。商标权保护模式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成本低，可以提供一个能够续展的保护期，更大的优势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开发。商标权保护模式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中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把一些特点的符号申请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这样不仅能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以及特定品质，而且还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利用时不被歪曲、变形。

参考文献：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11-01-01）. 载于找china.findlaw.cn/fagui/guojifa/gj/22/19334_4.html.

[2]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3] 田圣斌、蓝楠、姜艳丽. 知识产权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2期，第148页.

[4] 张邦铺. 知识产权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第78页.

[5] 严永和. 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J]. 民族研究. 2010年第3期，第20页.

[6] 齐爱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J]. 电子知识产权. 2007年第6期，第20页.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7篇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6，（1）.

[2]曹本冶，陈婷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曹本冶教授关于UNESCO专家小组会议的电话采访纪要.音乐艺术，2006，（1）.

[3]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8篇

诚如学者们研究所示，从人类学角度界定的文化空间，其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文化广场、广场文化、宗教场所、古村落、海岛、集镇中心、“大房子”、庙宇寺观教堂、神山、圣山、湖泊等形态;其文化属性表现为:岁时性的民间节日、神圣的宗教聚会纪念日、周期性的民间集贸市场、季节性的情爱交流场所、娱乐性的歌会舞节、盛大的祭祀礼仪及其场所、语言、族群的各种独特文化、独特的历史传统等形态。①大致而言，江南城市休闲型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和城市消费风尚转移的必然结果。王锜(1433－1499)就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弘治)，愈益繁盛，闾簷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②由此，笔者认为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大约从明弘治年间开始兴盛至晚明愈益发达，经清初数十年战乱，城市生活一度萧条零落，并在清初高压统治和思想钳制下，人们生活往往循规蹈矩，迨至乾嘉时期，江南城市休闲生活和通俗文化的发展才又兴盛起来。晚清江南上海开埠，西风东渐，城市生活风尚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文化空间甚至带有殖民色彩(如晚清上海英法公共租界的四马路，见下文———笔者注)。其间虽有萧条与繁荣的起伏变化，但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和特征在变化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其类型大致可分为广场型、庙会型、水体型(湖泊、内河)、街区型以及园林型等，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试详述之。

(一)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类型

1.广场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界定的广场型文化空间在国际上较为普遍，典型的如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千百年来，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就是音乐家、说书艺人、舞蹈家、魔术师、行吟诗人等活动的场所，形成独特的民间文化展示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此类场所并不鲜见。苏州府城在明清时代不止一处广场，比较著名的城市广场就有三处:一是虎丘千人石，二是玄妙观前广场，三是阊门外朱家庄广场。虎丘千人石，其范围略似城市广场，这里不仅是外地游客必到之地，也是当地居民、文人士子、青楼艳妓、歌舞艺人等举行游艺活动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其游憩主体的文化程度、身份地位相对较高。晚明公安派著名作家袁宏道曾运用夸张的笔墨记述道:“每至是日(指农历八月中秋———笔者注)……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瀉，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①嘉道间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载，玄妙观内广场“杂耍诸戏，各奏其技，以资谋食。如绳伎走索、狡童缘橦、舞盆飞水、吞刀蹑蹻、傀儡牵丝、猴猱演剧，或隔帷象声，围场扑打、盲叟弹词……靡不毕至，以售其艺。”阊门外朱家庄广场“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麕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元都(指玄妙观———笔者注)相埒。”②也就是说，朱家庄广场与玄妙观前广场相比，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南京夫子庙贡院前的广场每逢正月，“有卖雀戏者”，嘉庆间“有卖戏法者，为北省人设场于泮宫前”。③2.庙会型。乌丙安认为:“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④它是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周而复始地进行某些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而明清江南都市中的庙会则具有类似的特征。杭州西湖香市是晚明文学家张岱一直津津乐道的文化盛事。他说:“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⑤明清时代，民众普遍具有城隍信仰，在城隍诞日，香火最盛。于是城隍庙及其广场便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袁景澜所记嘉道间苏州府城隍庙，“牲醴酬献，笙歌演剧，庙无虚日……或称神诞日，会首鸣金号众，威仪杂遝，百戏罗列。金钱玉帛，川委云输”⑥。3.水体型。江南为水乡，城市居民亲水文化典型地表现在城市内河和湖泊中的游憩活动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休闲文化上，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水域文化空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河流型线性文化空间，如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河、无锡的惠山河塘;二是湖泊型面状文化空间，如杭州西湖、苏州葑门外荷花荡、嘉兴的莺泽湖等。晚明南京秦淮河，“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通心桥、莲化桥，各归一浜，无能紊乱”⑦。同时期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述了杭州各阶层民众的西湖游憩行为特征是，“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⑧形成独特的地域休闲文化习俗。嘉兴鸳湖(又名莺泽湖)早在明代就是风景名胜区，特别是湖边的烟雨楼更是观赏风景的绝佳场所。“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⑨乾隆《元和县志》载，苏州“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①。晚清秦锡光称，常州府无锡县“湖船俗称花船，客集，例开惠山河塘，晚归泊酱园浜，邀月纳凉，笙歌彻夜”。②4.街区型。明清时代，江南中心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府、开埠后的上海等大城市中一般都有相对集中且长期演变形成的“历史街区”，如南京夫子庙贡院街、苏州山塘街、上海英法租界的四马路等。前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河街混合模式;后一种是所谓的“十里洋场”，它是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太平天国战争阴霾笼罩下的特殊产物，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南京的传统休闲游憩地分布于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两岸，俗称“河房”。“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③此外，苏州南濠上下塘、开埠后上海的四马路，都是公共游憩空间。“盖英界据沪上之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而四马路为会归焉。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④。以四马路为中心的十里洋场是晚清沪上娱乐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曾经盛极一时。5.园林型。论者多认为江南私家园林多为士大夫个人私密休闲空间，但在江南还存在形式各异的公共游豫园林，并形成了不同于私园的文化个性。杭州西湖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公共游憩空间，每逢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会有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⑤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南某些私家园林逐渐对外开放，并形成当地居民固定的游乐场所。在苏州的“南园、北园之间，虎阜、灵岩之畔”，“宝榭朱楼，红妆按曲。画桥乌榜，诗客传觞。歌舞百戏，乐声嘈杂，数里并无阒境”⑥。晚清以后，江南私家园林的公共游憩功能逐渐加大，杭州“西湖名园鳞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饶。方春士女遨游，连肩接衽”。⑦同治《苏州府志》记载，苏州“诸园皆于清明日开，令人输钱入游，立夏日止，无虚日。妖姬、静女、游侠、贵介踵相接也”⑧。在康雍乾时代，松江府园林功能就发生了转变，从原初的小众精英分子的“雅集”到乾嘉时代的园庙结合后的大众“市集”的转变，也即从私人休闲之所向公共游憩空间的转变。⑨“今造城隍庙于其中(指豫园———笔者注)，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瑏瑠。开埠后上海的豫园“竞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瑏瑡。晚清上海张园成为观光旅游、展览、购物，甚至公共集会之所。

(二)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特征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特征，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往往具有综合性、周期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特点①。但总体来看，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学者们公认的文化空间特征。②通过史料的爬梳钩沉，笔者认为，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大致具有公共性、周期性、娱乐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1.公共性。文化空间的公共性是指游憩主体不分贫富、贵贱、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活动。晚明时代的苏州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③。清代中期的苏州玄妙观前广场，“五方群估丛萃”;杂耍卖艺者“各奏其技，以资谋食……贵贱相还，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即使深处闺中的妇女也不甘寂寞，“妇女之容饰妖邪者，游人环集之，谓之打围”④。2.周期性。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上演文化事件，这是“非遗”文化空间的典型特征。苏州虎丘山塘、千人石，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杭州西湖、无锡惠山河塘等公共文化空间都是一年中重要节事活动的举办地，特别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种周期性也可以说是岁时性、季节性，它是农业文明的体现。张瀚的《松窗梦语》云:“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⑤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每当新年“医卜星相之属纷列于道。弹者、唱者、舞者、跳者以及鱼龙曼衍”⑥。端午节龙舟竞渡一般固定在传统文化空间中进行，比如秦淮河、虎丘山塘等水体类文化空间。张岱说:秦淮河房“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舟中鏾钹星铙，燕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⑦。在苏州，“每岁竞渡市”，“杂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工夫、十锦戏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艺擅长”⑧。中秋节也是江南民众最为重视的节日，虎丘“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⑨。3.娱乐性。江南文化空间中的民众休闲活动体现出极强的娱乐性，形成民众普遍认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数百年不易，且深入骨髓。正如叶权所言，“大家坟墓俱在两山，四方宾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则小民生计绝矣。且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虽无西湖，不能遽变”。瑏瑠这种全民狂欢性活动也多发生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梢，即起龙舟开演……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瑏瑡。至夏日，则“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谾或虎阜十字洋边……佳人雪藕，公子调冰，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弹唱新声绮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琖、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橅”②。杭州西湖历来是各阶层民众休闲娱乐之地，汪汝谦谓:“大抵游观者，朝则六桥看花，午余理棹湖心亭，投壶蹴踘，对奕弹琴，象板银筝，笙歌盈耳。”③4.地域性。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明文学家张岱长期寓居杭州，在其晚年的记述中往往会将本地域的休闲活动和文化表现与其他地域相比较，从而突出其所描绘对象的特征。西湖香市，赶庙会者“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④虎丘千人石竞歌，袁宏道、张岱都曾对其极尽夸张性的描绘。虎丘八月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让人更为惊异的是，千百人同唱一首歌，其场面之宏大，令人瞠目。“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席席征歌，人人献技”⑤。“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在张岱看来，这样颇具地域特色的节日文化，也只有苏州才有可能存在。即使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江南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表现也让外来者不可思议。“吴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坟墓，俗称上坟。大家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合队而出，笑语喧哗……趋芳树，择园囿，游庵堂、寺院及旧家亭榭，列座尽醉，杯盘酬劝。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以尽一日之欢”⑥。所谓墓祭，某种程度上是吴越之民借此游览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机会，“哀往而乐回”是其生动写照。正如谢肇淛所言，“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⑦。南北方的清明节俗有较大差异，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江南都市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性、服务性等内涵。这些内涵在上述特征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此处不赘。

二、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休闲服务功能

(一)歌舞竞技

从休闲文化生产者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雅俗文化共有的表演场所。比如中秋节苏州虎丘千人石竞歌。万历以降，著名作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文学家张岱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布席之初，讴者百千，分曹部署，竞以新艳相角，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清声亮彻，听者魂销”。⑧千人石歌咏比赛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必看的节目和成为苏州府城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域品牌，引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①。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歌舞表演更多地表现为江湖艺人的演艺展示场域，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色彩。南京夫子庙贡院广场，“值晴明日，百戏具陈，如解马、奇虫透飞、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②。苏州虎丘山塘河也是民间艺人的歌舞演出的主要基地。“习清唱为避暑计者，白堤青舫，争相斗曲，夜以继日，谓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弹唱新声绮调，明目男子演说古今小说，谓之说书”③。文学家往往以夸张的笔调描绘其所见所闻，但也可从中体会出江南城市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休闲游憩活动之盛。杭州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④

(二)休闲娱乐

从休闲游憩者的主体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娱乐的必要条件。崇祯《吴县志》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⑤。这些“山水园亭”就成为市民们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夏日江南水体型文化空间在居民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苏州，“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斗艳……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⑥。在秦淮，“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⑦。

(三)旅游服务

民间贸易集市某种程度上也是“非遗”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在明清江南，无论是庙会型，还是城市广场型、私家园林型，甚至城市内河、湖泊等水体型文化空间，往往都成为旅游服务、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清明时节的西湖苏堤上，“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须。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曹者，在在成市”⑧。另一处规模更大的休闲消费市场则是西湖香市，其宗教朝圣意义似乎被休闲娱乐、商品贸易的噪杂声所掩盖。张岱说:“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⑨晚明以来，宗教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宗教僧侣在这种庙会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积极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清梁绍壬记载:“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瑏瑠广场型文化空间在传统节日中所售之物也多是日用消费品和娱乐之物。比如苏州玄妙观前广场，“更有地铃、丝鹞、太平箫、西洋镜诸玩具，以玻璃瓶盛朱鱼，转侧其影，大小俄变……以悦儿童”①。江南水乡，水体型文化空间在特定时节也往往成为娱乐消费市场。“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②。

(四)节日庆典

周期性地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举行盛大仪式庆典，是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明清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往往也是周期性地举行传统节事活动的集散地。陈建勤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几大传统节日为考察对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广泛存在于江南社会中的节令游俗。③陈建军则将笔墨集中于苏州山塘河街中一年四季所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④，说明江南都市节庆活动的丰富多彩。这些节日周期性地发生于江南都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虎丘山塘、西湖、秦淮、惠山河塘、嘉兴南湖，以及苏州玄妙观广场、江南各市城隍庙、杭州昭庆寺等地。以虎丘山塘为例，据陈建军的研究，明清苏州山塘河街最主要的节日活动分“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节庆有“三节会”“百花生日”“山塘竞渡”;民间节会主要有“灯会”“庙会”“花市”和商贾集市等。所谓“三节会”，实际上是在本地官府主持下年年都要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时间在每年的清明、农历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定制的官方仪式。“吴郡无祀厉坛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统祭于此。清明赛会最盛，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节会，谓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也”。三节会期间，“家窥则朱栏綺席，水览则白舫青帘。观者填溢衢巷，臂倚肩凭，袂云汗雨，不可胜计，是名看会”⑤。此外，笔者查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一书发现，仅苏州一城，一年四季与节事有关的活动就有“放烟火”“闹元宵”“灯节”“百花生日”“观音山香市”“山塘清明节会”“虎阜花市”“山塘竞渡”“元都醮会”“七月半中元节”“山塘桂花节”“盂兰盆会”“十月朝”等，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而这些节事活动无疑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头戏。

(五)文化生产

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它是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空间。晚明时代的夫子庙秦淮河房，“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⑥。在康熙时代的杭州西湖，一些女中精英往往将游湖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清初杭州的“蕉园七子”，就是显例。“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鬚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⑦。此外，历代文人墨客都为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什，成为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本。因为这些文化空间往往是文人雅士送往迎来的重要场所，这就为其文学艺术创作提供难得的素材。万历十年，屠隆赴京述职，路经苏州，夜游虎丘，苏城士大夫为其置酒饯行，“主公布席千人座，飞觥促膝，联韵赋诗，邑士民千人环而视之如城比”①。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有意味”的空间或书之于游记，或行之于歌咏。景因文传，境缘人胜。

三、几点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9篇

为非遗传承在高职校有一个长效机制，特别成立了“苏扇技艺传承研发教学基地”。基地享有专用教学场地，三个功能教学区。同时行业企业成为了学校实训的校外基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为了苏扇传承教学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学生参观学习的基地。本基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展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培训、创新探索。此外，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基地建设目标和内容》、《基地管理办法》、《基地管理人员及职责》、《旅游工艺品实训室基地规章制度》、《基地教学研讨记录》、《基地活动手册》等。从日常细节到宏观组织，都有严谨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基地真正成为一个校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

2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3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4建立苏扇名师工作室，加强行业交流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