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一：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分析
一、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不确定性
西方经济学教材种类繁多，如国外原著和翻译版，比较经典的有曼昆、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平狄克等的《经济学原理》，国内高鸿业、梁小民、黎诣远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很多高校学者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独立院校发展的时间较短，目前市面上很少有针对独立学院特点而专门为独立学院学生编写的教材，所以很多独立学院依然采用校本部所指定的教材，但是普通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注重培养的是理论型人才，而独立本科院校在经济学课程中则需注重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样教学效果肯定不理想。目前，一般本科院校大多采用高鸿业主编的教材，该教材逻辑性、推理性、完整性都很好，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也一直采用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适应，因为高鸿业版本内容较抽象，数学理论使用较多，案例太少，对独立学院学生来说太难，苦于无其他适合的教材，因此依然采用。
(二)独立学院学生数理基础较差
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在学术规范上又偏重于用大量的数学语言表现，因此，在学西方经济学之前需先修经济数学。从独立学院招生情况看，经管类专业招生文科生比重较高，以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为例，2011年经管类专业招生情况看，文史类招生人数高达理工类招生人数的4倍。工商管理专业文史类招收40人，理工类招收10人。整体而言数理基础较差，所以西方经济学历来是学生感到头疼的课程，学生在刚接触经济学时，兴趣非常浓厚，当微观经济学开始涉及数理推理时，有些同学不坚持，到后来逐渐放弃，这样的教学效果显然不理想。
(三)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年轻型
独立学院的办学机制，开始是依托本部专任教师，只应聘辅导员。但由于依托本部教师上课，因对其约束力小，很多教师应付了事，同时对学生有比较心理，认为独立学院学生不如本部学生好。这种依靠本部的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多问题时，因此开始转向自身应聘专任教师队伍的机制。独立学院是年轻的，独立学院的教师队伍更是年轻的，以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为例，自聘教师90%都是讲师职称。西方经济学教学要求非常高，大多高校承担该门课程的都是教授职称或是非常优秀的讲师。自聘教师基本是高校毕业直接参与教学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经验不足，实践能力有限，这必然影响教学效果。另外，从各高校教学大纲的教学方法看，基本都是讲授，教师教学方法较单一。这种教学形式忽视了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性，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只满足于理解和记忆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都能通过恰当举例，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如边际效用论、博弈论、企业竞争等，但宏观经济学的例子就较难，易过时，即使通过一些实例使学生理解了某一理论，学生往往也不能运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释当前的热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学生对社会了解的缺乏，理解教学内容的难度加大，更谈不上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和独立分析问题并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所以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课堂上，往往事倍功半，教学效果不佳。
二、提高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方向
(一)选择合适的教辅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早在2005年以前就进行了独立学院教材建设的调研工作。2005年1月开始联合有关高等院校，着手组织编写全国性的独立学院系列教材。但至今未出现一本优秀的被大多独立学院都采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所以高鸿业主编的教材依然被广泛采用。基于此情况只能备好辅导资料，如茅于轼的《大家的经济学》、《生活中的经济学》;梁小民的《小民说话》、《小民说经济》;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还有一些经济论坛，中经信息网等资料都可以作为辅导材料。但是，我国教材的更新速度较慢，教材内容很难跟上时代，跟上国情，我国《西方经济学》才出版到第5版，而萨缪尔森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已到第17版。因此，选择国内教材，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教师必须时时更新教学资料，关注时事结合理论分析，学生才容易接受。作为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指出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来回反复修改，来回磨。好的教材起到引导点睛的做用。因此，应集独立学院优秀教师及我国经济学者之力磨出一本适合的优秀教材。
(二)正确对待学生
从高考招生录取看，独立学院学生整体基础较差，学生已经进入学校，在此方面已不能强求，因此根据现有的条件，提高他们的大学学习热情是非常重要的。1.尊重学生独立学院学生心理比较脆弱，特别是有些因高考失利到来的同学，不仅需要辅导员的帮助，而且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要正确的引导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他们，只有尊重他们，他们才更愿意合作，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共同进步的过程。刚开始学西方经济时，学生满怀着喜悦和憧憬，在他们看来学经济学和钱有关，当讲到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分和弹性概念时，理解差的学生开始跟不上，因此应该放慢进度。作为授课老师，尽量认识学生，让其知道教师对他的尊重和认可，多与学生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为后续的深入教学工作奠定基础。2.加强练习西方经济学习题练习不可少，王则柯老师上中级微观经济学提到，如果平时不做练习就不用参加考试，因为即使参加考试了，结果也是基本都不会做。要求学生上课时都必须准备草稿纸以备画图和计算，同时让学生独立完成课后习题，在摸索中前进。常言笨鸟先飞，只有加强课后练习及习题集的练习，才能更好掌握专业术语和更深理解基本原理。教师也应趁热打铁，及时指导，吩咐安排监督完成，严格要求学生。
(三)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1.建立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课堂教学以讲课为主，讨论为辅，课外教学专题讲座和实践教学并用，以科学、生动和灵活的讲授方式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根据教学进度的需要，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准确诠释课本内容，穿插案例教学，使课堂生动有趣。微观经济学案例较多，特别是效用论和博弈论，学生经常津津乐道。同时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其参与讨论热点话题，主动思考。如：当前通胀对自身有什么影响;国家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十二五规划期间怎样调整经济结构等，让其为国家献策，培养主人翁精神。课外之专题讲座，既可以请企业单位的经济管理人才，也可以请地方著名的学者作报告拓宽学生的眼界，了解经济前沿，把握时代方向。注重实践教学，通过实地调研，深入社会才能了解社会，分析问题才能更透彻，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寒暑假参与企业的生产，了解企业的成本，分析企业的长短期利润。鼓励学生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建立课题研究。如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建立了学生创新基金，学生已成功申请了《荆州市区域竞争力调产研究》、《荆州市优势产业选择》、《关于提高荆州市农民收入的对策研究》等基金，培养了他们查阅文献、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建立一师一导制
教学水平的提高，需要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擦出思想火花。独立学院教师普遍年轻，教学及科研水平有限。专任教师少，及时交流提高的机会就少。因此，在节约独立学院办学成本的基础上，可以聘请退休的优秀老教师，建立一名老教师带一批年轻教师的制度，为青年教师的发展提供条件，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要想讲好西方经济学，教师具有丰富的知识，包括经济数学、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很多知识，还必须有社会经验的积累。因此导师对教师的每月一评，周周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在年轻教师申请科研时能提供有用的建议，提高命中率，对教师的发展和学院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3.激励机制的建立
独立学院年轻教师为了生活，承担了大量的课程，课时量较多，如此，教师又有多少时间思量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教学方法呢?资源是有限的，承担教学任务过多，必然科研水平就欠缺。教学和科研对于教师来说都是不能或缺的，他们相互影响。基于这种情况，一些院校限制教师的选课门数和周课时，但这种方式必削减教师的积极性，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关键在于学校建立怎样的激励机制。如：获得教学质量优秀教师的物质奖励;鼓励教师科研给予适当的工作量，提供教师外出培训和考察的机会，让教师有归属感。
三、结束语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因此，对于独立学院来说，可以大量吸取前人的经验，但要充分认识独立学院问题的特殊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学院还需不断的探讨，如：如何建立有效的长效的激励机制?如何核算导师工作量?这些具体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影响教学质量的长期性。
有关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二：西方经济学教改思路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与课堂教学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流派众多,学生难于区分差别。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之一。英国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的诞生,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例如,以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1887-1975)、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15-)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以琼罗宾逊(JoanV.Robinson1903-1983)、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Koldor1908-1986)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以罗伯特韦内克洛委尔(RWClower,1926-)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7.312006.11.16)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等。正是因为这种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状况,经济学才得以长足的发展,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得以紧密结合,关于同一经济问题,不同的学派也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我国传统教育培养的高校学生,也很难理清思路去辨别哪种理论是主导的,这就对学生的课后阅读和对理论体系的把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多样,学生难于理解掌握。与其他经管类课程不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多样,它包括: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等。实际上,该门学科大体上分成三种层次: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层次越高理论体系中包含的数理知识和模型说明就越多,历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产生在经济学模型的建立与分析领域。这对首次接触到经济学的高校学生同样是个考验,因为同学们在从前的学习中已经习惯文和理的区别,把二者有机的结合是一个大的挑战,一旦对数理模型失去信心,经济学是学不好的。
(三)理论体系庞杂,初学者难于分清脉络。西方经济学涉及到微宏观两个大的门类,而两个主要门类之下有划分成诸多的章节,实际上作为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涵盖了几乎所有其他专业课的基础知识,比如:微观经济学包括消费者需求理论、生产者理论、效用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等。如此多的理论体系让学生在一次的教学周期内掌握,融会贯通,分清知识脉络,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
(四)知识体系更新迅速,教师难于及时调整。由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要求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理论体系相比其他学科更新较快。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再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已经发行到了第十七版;哈佛大学教授格利高利曼昆1995年的《经济学》著作,被称作最受欢迎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已经发行了第五版,几乎两年就会改换版本。这种版式的调整包含了案例的不断更新和理论知识的改动与补充。任课教师必须要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新理论的补充及案例的调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特点,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积极开拓新的教学方法、采用有效地教学模式是任课教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味的板书和讲解不仅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有时甚至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二、对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几点改革建议
(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水平是课堂教学效果提高的根本。教育界有句名言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一桶水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了教学的效果。任课教师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该去读透该门学科的经典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货币、信息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要与时俱进地阅读权威期刊的论文,掌握国内外的经济动向;要通过观察和调研,更多地去研究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从而提高自己对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掌握,讲课时才会厚积薄发、行云流水,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多样性的教学方法和灵活的教学方式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关键。课堂教学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而这些方法的使用要和课堂的讲授内容相结合,随时随地调动学生的兴奋点。首先,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都是以案例为基础的,在大量运用案例的同时,有效地把经济学理论传输给学生是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最大特点。作为任课教师,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案例,让学生在现实基础上了解掌握理论。例如生产者理论中可以用一个大公司通用汽车的案例贯穿始终;国内生产总值的讲解可以采用上年度本国的实际数据作为案例;基尼系数可以用我国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比较的真实数据作为重点讲解。其次,互动式教学法是适合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方法。随时随地地与学生进行交流,能够及时把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课堂教学的难点与重点。作为大学教师,保持与学生的有效互动是营造良好课堂气氛和学习氛围的关键所在。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具有争议或属于某个流派的,这也正是该门课程的魅力所在,学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与见解,老师如能适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无疑对学生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氛围,又实现了教学目的。再次,在经济学课堂开展多媒体教学。这是为了借助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延伸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教师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多媒体课件开发,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有优势把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信息传授的效率。
(三)经典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独立思维的有效途径。在充分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情况有机地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是研究商品价格变化与需求量的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这对于未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如果进行相应的分组,让学生以营销部经理的身份去考虑如何进行合理定价从而使公司利润最大化,学生就会在仔细学习理论知识之后开动脑筋,结合实际去拟定价格,在此基础之上再让每组学生选代表到讲台上阐述本组的定价策略,同学们相互探讨利与弊,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论文样式的报告。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学生不仅学习兴趣空前高涨,而且对理论知识也不再生疏,从而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再如,奥肯定律是阐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呈反方向变动,即失业率越高,通胀率越低;失业率越低,通胀率越高。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经济发展迅速,物价水平趋高,有通胀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这样就产生了与经典理论之间的矛盾,如何分析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如何去更好地解释奥肯定律在当前中国出现的悖论。学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学习理论知识,不仅掌握了经典理论,也了解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找到问题的根源的创新与钻研能力也是当前大学生最缺少的一种素质。
(四)数理模型的双重讲解是解决教学难点的良好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数理模型非常的常见,随着学习的深入几乎每一个经济理论都会有相应的模型和公式。教师在上课时应把每一个模型理解清楚,讲解清楚,再用现实的情况加以深入浅出的点拨。例如,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关系是一个教学难点。三条曲线的形状、交点、拐点等都是有明确定位的。首先,教师要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告知学生三条曲线的画法及彼此的关系;其次,讲解完之后要学生到黑板前板书,检验掌握程度;最后以身边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解释为何三条线是这样的关系。以班级某门课程的期末成绩为例:总产量就是班级的总分;平均产量就是平均分;边际产量就是新插班学生的得分。边际产量高于平均产量,平均产量呈上升状态可以解释为:只要刚到班上的同学分数低于现在平均分,对于全班的平均分都是向下的拉动作用,反之亦然。当然,这一例子不见得恰当,但通过这样例子的讲解,几乎所有同学都会理解老师所要阐述的内容,再去理解模型就非常的简单了。
(五)课堂讨论、社会调研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发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学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时代,学生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为了很好的讲授一门课程,如何调动学生的兴趣,抓住学生的兴奋点显得异常重要。理论来源于实践,让学生在能力范围内去检验自己,是师生双赢的策略。所以,任课教师要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生的动脑能力、动手能力,让他们走进现实社会去感受经济学理论的魅力。例如,研究商品的促销手段,让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逛商场,不买东西,只观察商家的定价变化和所谓的活动,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些商家的促销手段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偏好、收入、预期、替代商品价格中的哪一个影响因素。这样的课堂不仅让学生学会了专业的知识,加深了印象,甚至对学生在今后商品交易中也可以很清楚的分析自己的利害得失,从而进行最佳的选择。
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一方面，经济学是科学，这是因为从科学的判断标准来看，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客观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并且能够有效改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因此说经济学是科学；另一方面，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经济学中充满了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具有强烈的伦理性或人文性，因此，真正的经济学是充满了人文性的科学，其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价值立场。然而，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是摆脱了价值立场从而实现了价值中立的“纯科学”，他们大多不愿意公开承认甚至强烈排斥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光明正大地公开其经济理论中的价值立场，并自觉地站在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研究经济理论。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立
场西方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到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再到19世纪70年代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时产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逐步发展到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再到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努力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改造经济学的做法不断升级，而到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是同力学一样的物理数学科学，并且立志要把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物理学。为此他们从理性和实用主义出发，理所当然地以“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制度，是最合理、永恒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他们的经济学是只研究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增长而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纯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五、总结
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不再从“圣经”和宗教神学典范中寻求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而更加关注人自身和人所生活的社会，一切从现象本身出发，用人的眼睛去观察客观世界，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成为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商主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早期，另一种是晚期的。前者重商主义方法特别之处是：第一，此方法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总结而来，第二此方法是依据以往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中得来。晚期重商主义则是以商业资本家的实战经验为中心进行的经济活动，并开始试图构建经济学体系，近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枷锁。
二、归纳演绎法促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因而斯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斯密在哲学观上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一种是自然哲学，一种是休谟的怀疑论。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比人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优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人是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人只能通过描述事物外部的现象来获得经验的认识。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到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为分析依据，以演绎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归纳法对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来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类。斯密的归纳演绎法主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包含了重商主义、配第等有关人员的归纳方法，也包含了传统的哲学演绎思想，这样得来的归纳演绎法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长河中更上一层楼。同时，他的方法也对后来的经济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以后，经济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归纳法为主，从马尔萨斯、萨伊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派是以演绎法为主，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三、分析综合法促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
分析综合法简单的说就是把分析法与综合法有效结合的产物，这种方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分析法主要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事物，对其进行一一研究；所谓综合法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质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的方法。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要求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看待认识对象，分析是对整体中的部分、系统中的要素的分析;综合是整体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各个要素的综合。分析综合法的不断发展引发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出现，另外还使得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除了微观分析综合法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元素-宏观分析综合法，开创了微观分析综合法和宏观分析综合法共同主宰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历史。同时宏观分析综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纷纷放弃微观分析综合法转而研究宏观分析综合法，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英国的琼•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等;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等。
四、证实证伪法促成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新分支的出现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2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的假说，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1．启发示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注重教师的启发与学生的参与。课堂上，教师根据经济社会热点提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与讨论，师生间形成良性互动。但提出的问题本身既要有一定深度，同时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学生通过积极思考，既培养了创造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深化了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授“价格歧视”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讨论在国内很多公园中，针对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为什么收取不同的票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施行这种差别价格政策才能有效呢?可以启发学生运用三级价格歧视的概念与理论模型进行讨论。由于国内外游客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采用差别价格政策能使公园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样种策略的实行是有条件的。首先这种产品必须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黄鹤楼公园全国仅此一家，即使收取高一点价格，外国人也不会放弃到此一游。第二，必须能把不同市场或市场的各个部分有效地分割开来。公园可根据国籍、肤色、语言的不同来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他们实行差别价格。第三，各个市场必须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不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比中国人小得多，因而定高一点价格的门票并不会影响他们游览黄鹤楼。接着还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现实中还有哪些情况下实行了这种差别价格策略。为了调动学生对启发性问题进行回答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如凡是自愿回答启发性提问的同学，如果回答能自圆其说，期末平时成绩可以酌情加分。
2．案例教学法
例如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时，可以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两种政策的实际操作过程向学生进行介绍。首先将此段时间的政策操作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介绍每个阶段实行相应操作的经济背景，实行松紧搭配的原因，取得的效果，最后再对政策的混合使用进行评价。这样就结合了IS－LM模型与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的原理，解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第一阶段是1988．9－1990．9，此阶段实行的是“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第二阶段(1990．9－1991．12)，实行“紧财政松货币”的搭配。第三阶段(1992．1－1993．6)，实行“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第四阶段(1993．7－1996年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第五阶段(1997－2002)实行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六阶段(2004年—2007年)“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以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各国经济的不景气，分析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哪些宏观调控的政策以及原因。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又联系了实际经济问题，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确定一个感兴趣的知识点并联系一个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该组同学自己制作课件，然后到讲台上为大家陈述，最后由老师就这个知识点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点评。这种方式可使学生增强主动学习的兴趣，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精彩陈述，学生必须对理论熟悉于心并灵活运用，从而提高了学习效果。通过讨论，帮助学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尽量在学到相关知识时寻找现实生活中比较贴切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专题讨论+课后小论文形式
在完成理论讲授、材料分析后，就要结合社会现实并针对学生求知欲强、思维活跃的特点，紧扣所学的理论内容，拟出相关思考题，进行实践性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引发讨论和辩论，把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向更深层次。
1．专题讨论
教师可以在某个理论系统讲授之后提出一个专题，让学生分析讨论，教师在其中可以适当进行启发式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例如在学习分配理论这一章时，其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所以上课时首先提出问题———公平与效率谁为先，让学生们根据所学的理论和现实情况各抒己见。有的同学从政治学的角度，有的同学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有的从富人、穷人的角度分析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阐述了到底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最后，教师结合大家的讨论结果，得出大多数同学认可的观点，即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分配，比平均分配更有经济效率。但是按市场原则分配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政府应该对社会收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以兼顾公平。通过这样结合实际的分析，使学生们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感受到经济学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2．组织专题辩论
这主要是选择一些综合性案例，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案例教学。如“人民币应该升值吗”、“我国现阶段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等专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论。在辩论完后还可以要求学生就这些问题写出小论文，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可启发学生就身边的一些热点问题用学过的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锻炼经济思维能力，还可以促使学生去查阅大量资料，拓展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自身的特点西方经济学理论系统较庞大且相对复杂。其中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重要的部分，微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解决资源的配置问题，包含需求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国家微观经济调控政策等；宏观经济学主要解决资源的回收利用问题，以及对国民收入的宏观调控、对经济上出现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监控和调整。西方经济学包含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在市场经济下确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现在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例如国家在应对近些年过快发展的房价问题、国民供需比例失调、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现象，进行合理化分析，促进国家政府实行适当的宏观整合。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广大院校缺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相关教程，更多的是对学生进行应用能力理论知识的培养。缺少专业的西方经济学教务人员，教务人员一般都是对于理论知识掌握较强，但是缺乏具体的实践经验，就不能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要求。加之西方经济学教材系统性较强，学生难以进行通俗的理解，其中包含的案例较多，相对于中国案例的分析较少，缺少针对于中国国情的案例。西方经济学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考核评估系统不完善，主要采用试卷的考核方式，难以综合的进行评估和判断。国内各大院校在教学方法上存在漏洞。教学方法缺乏创新，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严重到影响教学效果，加上学生一味的对权威认可，缺乏自主分析判断的能力，使难以得对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西方经济学学习产生兴趣，学习过程身心疲惫，学习效率降低，最终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失去信心。
二、对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培养的西方经济学的改革和调整
（一）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在课程教学中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务人员适当插入当今社会出现的经济热点问题，运用多种途径的教学方法，增添教学形式的多样性。提高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的兴趣，最大程度的运用高科技教学，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对西方经济学的运用，注重人才的实际应用。改变传统授课方式适当的进行启发式教学，适当的运用案例教学法，科学的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性，确立良好的西方经济学学习氛围，课堂对于繁琐的西方经济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后，通过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进行呈现，对注重多种的教学方式综合。
（二）改革西方经济学教育考核体系确定新的西方经济学教育考核评估方案，深入开展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改革。改革单纯以测试的分数作为学生学习能力高低的鉴别方法，从一张试卷中难以判断学生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考评的目的是确认学生是否已经掌握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尤其是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新型改革的考核体系应该具有能逐步体现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提倡考核体系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除了运用试卷成绩进行评估，还要具有实践操作的成绩和平时课堂表现的评分，更多的在试卷中增加实际分析题以及实验题，这样的考核体系才能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更好地解决出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三）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要通过全面研究国内各大院校经济管理不同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并做好前续课程和后期课程的衔接，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好基础。西方经济学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但是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来看，课程学习的中心要放在人才实践上的培养。合理的安排课时，要求教务人员在进行课程讲解的同时做好课时内容的分配，在能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保证好教学质量。
（四）注重多种学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宏观并且抽象的经济学概论，在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要注意与数学知识的相结合，例如对进行微积分的深入的剖析就会很好地帮助理解西方经济学，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务人员可以在进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前，抽出适当时间带领学生对经济学中常用到的高等数学相关知识进行简单的复习。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要充分做好西方经济学与个学科之间的衔接，例如在高中政治课堂中所讲到的价值决定购买能力，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则是供需决定价格，因为两者所占在市场分析的角度不同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会不同，掌握好两者的相结合点进行简单的分析，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热情。
西方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到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再到19世纪70年代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时产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逐步发展到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再到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努力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改造经济学的做法不断升级，而到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是同力学一样的物理数学科学，并且立志要把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物理学。为此他们从理性和实用主义出发，理所当然地以“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制度，是最合理、永恒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他们的经济学是只研究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增长而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纯经济学”。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价值立场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context-specific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Greif,Avner(1993a)."ReputationandCoalitionsinMedievalTrade:Evidenceonthe
MaghribiTraders."JournalofEconomicHistory,49(4)(December):pp.857-882.
2(1993b)."ContractEnforceabilityandEconomicInstitutio-nsinEarlyTrade:theMaghribiTrades''''coali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83(3)(June):pp.525-48.
3(1994a)."TradingInstitutionandCommercialRevolutioninMedievalEurope,"in
AbelAganbegyan,OlegBogomolov,andMic-healKaser.Eds.,Economicsinachangingworld.Vol.1.London:Macmillan,pp.115-25.
4(1994b)."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02(5)(October):pp.912-50.
5(1997a):"MicrotheoryandResentDevelopmentsintheStud-yofInstitutionsThroughEconomicHistory,"inDavidM.KerpsandKennethF.Wallis,
eds.,Advancesineconomictheory,vol.11.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c1997.
6(1997b)"EconomicHistoryandGameTheory:aSurvey",Worki-ngPaper,StanfordUniversity.
7(1997c):"OntheInterrelationsandEconomicImplicationsofEconomic,Social,
Political,andNormativeFactors:Reflectio-nsfromTwoLateMedievalSocieties",In"TheFrontiersofthe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byDrobak,NewYork,c1997.
8(1997d)."Self-EnforcingPoliticalSystemandEconomicGro-wth:LateMedievalGenoa."Workingpaper,StanfordUniversityP-ress.
9(1997e)."OntheHistoricalDevelopmentandSocialFounda-tionsofInstitutionsthatFacilitateImpersonalExchange."Wo-rkingpaper,StanfordUniversity.
10(1998)."Historicaland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1998.p,80-84.
11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Norton.中文版，上海三联，1994年版。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经济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空想主义者摩莱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对本国经济给予扶助,甚至不惜通过战争以打击､排挤外国的同业竞争者｡这一时期,经济法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自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亚当·斯密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国家虽然也要对一些社会经济进行管理,但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统治[1]｡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发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发展没有为国家干预意义上的经济法留下多少余地｡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家遭到重创｡各国政府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纷纷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限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时期主流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说,代表人物为凯恩斯｡他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可见,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划分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单纯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决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就是经济法｡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质疑,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供给学派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坚决反对国家过多和全面的干预｡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市场直接的自我调节为主,国家间接的宏观调节为辅｡
(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概况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之前,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市场秩序规制立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强调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与监督,着手制订各种不同的计划,试图在“无形之手”和“国家之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自由与政府调控权威相得益彰｡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这时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的第一部法律——《保护商标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斗争法》｡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的经济法有《一般授权法》､《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一方面废除了战时经济统制法,另一方面又沿袭战时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实行社会市场体制｡战后初期,根据占领军的指令,实行《反卡特尔法》｡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该法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借助经济法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市场,亦即经济法通过两种方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一,维持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能;其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市场运行予以规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4]｡日本经济法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卡特尔在明治中期已产生,最初,日本对卡特尔采取保护与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出口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产组织法》,它们属于规制未加入卡特尔的组织使之从属于卡特尔的强制卡特尔法,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和1932年《工业组合法》也是促进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日本统治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整和管理经济,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垄断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还颁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产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了对自由竞争产生极大妨碍的垄断,引起了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美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出面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限制竞争的法律｡主要经济立法有:1890年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后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二阶段(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土壤保护法》､《新农业法》､《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6]｡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二战后,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觉用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和必然性手段｡这时期的主要经济立法有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经济复兴法》和1986年《税法》等｡
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计划是国家用来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事实证明,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符合当时社会要求,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去办急需的事业,使我国迅速从经济废墟里恢复过来｡但在计划经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我国没有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人类20世纪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显示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内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机制障碍,二是激励机制障碍｡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自身却不具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计划体制除其内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处还在于它的实施有赖于计划的主体——政府官员的高效性和无私性｡由于政府内各行为主体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具体负责的公务员又缺乏竞争意识和对成本的关心,政府的活动无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使政府干预的结果往往背离其初衷,从而导致“政府失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诱发了,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党和政府面对“合法性危机”而重建严重受损的合法性基础的过程,它顺应了时展的需求,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必然会使我国经济体制失去效率和发展动力,引发社会危机｡国家干预的失败必然要求在计划体制中引入市场力量,在“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结合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法也就产生了｡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开始认识到单一的计划经济的不足,从而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第二阶段: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实行共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的经济法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产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92年),这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92年以来),这是中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法在中国诞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部经济法｡这期间的经济法还有《统计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此外还有大量由国务院制定的经济行政法规｡随着经济法的兴起,民商法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继通过｡党的十四大在对国内外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历史性选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抓住法制建设的契机,重视经济立法,从而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这一阶段,市场规制法异军突起,和先前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法组成了我国经济法的主体部分｡这时期的经济法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审计法》､《价格法》､《劳动法》等｡三、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差异性及启示
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7]｡中西方经济法赖以生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生成差异,通过对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8]｡所以,中国经济法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其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觉地从无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具体途径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也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存在观念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和受苏联否认私法上,即为民商法缺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9]｡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也完全不同｡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经济法存在很多的差异,有着不同的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规律,所要面对的问题和肩负的任务是不同的｡中国经济法矗立的现实基础是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既要克服市场失灵也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属于政府推进型的,加之我国经济法发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作用和警惕干预的滥用,我国经济法还肩负规范和约束政府的经济行为的重任｡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10]｡我们不能忽视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的客观存在｡目前,我国经济法学界大多从中西方经济法一致的假设出发,仅以西方经济法为参照系来论证经济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则完全有可能导致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来代替中国经济法的个性,进而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代替整个经济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来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抛开西方经济法学说对我们的束缚,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出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J].法律科学,1999,(2):56.
[2]肖光辉.20世纪世界经济法理论的几个问题[A].何勤华.20世纪外国经济法的前沿[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6.
[3]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42.
[4]程信和,刘国政.比较法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对中国的启示[J].法学评论,1999,(2):65-66.
[6]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82,47.
[7]谭喜祥,唐孝东.中西经济法差异比较与我国经济立法的思考[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65.
[8]刘超,张昊.经济法体系建设应充分关注国际性资源和本土资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13.
[9]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J].法律科学,1999,(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