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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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横向打通文论要点与

柏格森认为笑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介绍他的生命哲学，“笑”的理论更易吃透。讲“精神分析学说”的文论，就必须介绍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是一个整体，指人的个性构成，与通常所指的人的品质有所区别。人格整体包括3个部分，分别称为本我、自我、超我。人格中的3个部分彼此交互影响，在不同时间内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同的支配作用。与本我、自我、超我相对应的是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和理想原则。如果只介绍“潜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或者梦的理论，没有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介绍就显得很突兀。对荣格“原型”理论的认识必须在弗洛伊德个人“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引进“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分析心理学”的“原始意象”、“自主情结”等文论要点就会迎刃而解。再如，解构主义文论，罗兰·巴特是从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反思走向解构主义的。他在《S/Z》中开宗明义：“从每个故事里抽取出它的模型，以这些模型再建立一个巨大的叙述结构，然后（为了验证）又回到任何一部作品上去：这件任务使人筋疲力尽，而且索然寡味，因为文本因此而失去了差异。”而德里达是从语言学出发，反对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里须适当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知识。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就具体语言符号而言，能指是随意的，与所指没有必然的联系。任意性、差别性局限于能指领域。语言优于文字，文字的首要用途是记录语言。德里达认为“所指”领域同样存在任意性和差别性，语言并不优于文字。为此，他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说明“所指”世界构成一个流动的意义指涉过程，它也是不确定的。至此，德里达在深广的背景下，打开了解构主义的大门。“言虽不能言，非言无以传”，他后来自造“分延”（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踪迹”（trace）等新词也正是以自己的理论为基础的。

二、纵向梳理相关文论流派的发展

脉络，抓住不同流派嬗变的联结点20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变的世纪，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在传统的权威之下，人们充满了影响的焦虑。每一个流派都试图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突破。要讲透西方文论的知识点，就必须把握好各流派之间嬗变的联结点。就20世纪盛行的文本批评而言，它发端于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重点是什克罗夫斯基等人对“陌生化”的研究，雅各布森对隐喻和换喻的探索。另外还有普罗普对童话形态的研究，他从童话中总结出31个要素。形式主义文论打破了传统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形式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系统，形式与形式相比较而存在，传统的内容，比如情节的安排是有机形式的重要部分。文学研究的重点是研究文学性。后来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是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布莱希特吸收什氏理论的精髓，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社会批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间离效果”（也译为“陌生化”），他侧重在叙事剧领域倡导文学手法的革新，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以“旁观者的”目光来进行理性反思，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同是“陌生化”，一个脱离社会现实，认为：“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一个讲究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后者虽然受到前者的影响，其本体论精神实质却是迥异的。雅各布森的两个概念，与汉语中的比喻和借代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对此的讲解可以联系语言学纵向聚合与横向组合，共时性与历时性，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凝缩”与“移置”机制，欧洲文学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原始巫术的相似律与相关律，现代科学中右脑与左脑的主要功能，以及电影的蒙太奇、长镜头等知识点，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出这些两两一组的概念中相似性和相关性是核心。文艺概念蕴含着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宏观梳理，易于阐明。结构主义学者格雷马斯等对神话的探索发端于普罗普的理论，他把31个要素概括为7个主要因素，重点研究神话，提出关于人类起源于大地或交媾的二元理论，这又是后来解构主义的分析目标。通过相关流派脉络的梳理，在先后映照的关系中更容易理解知识点。又如，西方文论的主要特点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审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高度重视文学的能动功能，很多理论观点是糅合经典马列文论、心理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等流派，结合当代现实条件下更彻底、更深入，有的也是更偏执的探索。适当介绍经典马列文论中“异化劳动”，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国家机器，艺术生产，乃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等相关理论，更容易切入“西马”重点。关于艺术起源，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等人认为文艺起源于生产劳动。卢卡奇从劳动与巫术的相互一体、相互作用出发，认为原始人类的劳动和巫术模仿活动一起对艺术的起源产生决定作用，这一理论，既深化了赖纳等人关于艺术的巫术起源说，又丰富了经典关于艺术的劳动起源说，为艺术发生学做出了新的贡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观念、政治、工会、文化传播，具有非强制性）的理论是对暴力国家机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把人变成“单面人”，这个命题是“异化”理论的深入发展。他结合“”压抑的理论，认为当代艺术能够造就“新感性”，提出艺术的实质是“革命”和“造反”，是游离了经典马列文论，对艺术功能的过度发挥。本雅明认为古典艺术突出“膜拜价值”，具有独一无二性，当代艺术彰显“展示价值”，带有民主性，古典艺术在当代丧失了一时一地性，消失了“光晕”，这与当代社会艺术进入了机器复制的时代密切关联。这是在现实条件下对艺术的特性的深刻洞察，也是对艺术生产的“二重性”理论的创造性发挥。现象学文论家伽达默尔探索艺术与游戏、艺术与节日的关系，阐明艺术的象征性、特殊感受性、无目的性、共同参与性等特性，努力打通古典艺术与当代艺术的鸿沟，认为无论是古典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其基础都是人类交往共在的原初要求。当代艺术努力消除观众群、消费者群以及读者圈子与艺术作品之间保持的对立距离，使观看者和表演者邂逅，为当代艺术寻找合法性。这是“艺术终结论”在现实条件下激起的深度反思。总之，抓住文论要点的前后衔接处，对于理解当代西方文论是一把钥匙。当代西方很多文学名流集评论和创作于一身。讲解文艺理论既要打通衔接处，又要讲透知识点，即做到横向联结，纵向打通。与此同时，还要熟悉百余年的西方文学，这样参照文本便可信手拈来。西方文论不仅理论性很强，而且普适性、可操作性也很强。通过学习，学生可以获得研究中外文艺现象的崭新视角。比如，讲象征主义文论，可以联系波德莱尔《应和》、《忧郁之四》等。讲荒诞派戏剧可以结合尤奈斯库的《椅子》、《秃头歌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讲意识流文学可以选讲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创作。迈克尔·布莱顿用形式主义、性别批评等八种方法解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用十多种方法来阐释莫瑞森的《蓝色的眼睛》，在评论家笔下文学像红魔方一样展示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又如，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女性主义文论分析《三国演义》，用结构主义叙事学赏析《祝福》，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雷雨》。这样便可避免用生涩的话语讲解外国的文论，达到深入浅出、学以致用的效果。讲授西方文艺理论在认清理论重心的同时，必须把握学界理论转型和热点。比如，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艺理论宏观上出现了反中心、反确定性的特点，这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酷儿理论等思潮中均有体现，与此同时，当下文论界在文本转向、读者转向后又出现了传播学转向，重点和热点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打好基础，同时能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目前我国的教学论中非师范院校的高等教育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实际上，高等教育不同于中小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生教育，各自都需要研究教学论。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需要教师发挥在理论深度上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不仅要让学生吃透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理论思维的创造性。课程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

作者：田兆耀 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第2篇

微博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微博文学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的新媒体技术的新的媒体形式，其传播形态与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完全不同，但是无论是微博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其实都是出自自媒体时代的作品序列。自媒体时代的微博传播，是完全自主性的传播，传播内容涉及到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对过去的纸质传媒甚至是以书写为前提的传媒形式的颠覆，而且深刻地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范式，形成了微博文学独特的即时阅读、浅阅读、表层阅读、跨文化阅读等阅读形态，微博文学不知不觉对大众阅读方式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基于上述影响和作用，微博文学被认定为一种全新的媒体传播形式并被固化，这种被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

二、自媒体时代微博传播与传统传播方式的差异

自媒体时代的微博媒体传播，与传统的媒体存在着几个比较大的差异。新媒体时代文学阅读浅化、泛化、图像化、视觉化、游戏化、娱乐化等趋向，这让文学阅读进入了一个充满着自主性和自由度的新空间，读者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自主参与，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具体表现在下面的几个方面：

（一）微博信息具有极度的开放性，可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博文学构成现代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系统，微博文学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微博文学传播渠道十分简便，只要有最基本的网络传播技术和相关设备，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信息传播，传统传播方式对包含微博传播在内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制约已经很有限，并且以微博传播为代表的传播方式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在实际传播中，信息虽然长度有一定限制，但由于其发送的及时性，信息荷载量大，因此被广大的受众喜欢。

（二）微博信息具有便捷性，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以几何增长的方式传播开来

在过去的以纸张媒体和空中信号为传播方式的传统媒体中，信息的荷载量并不大，而且会受到传播路径的影响，传播速度有限，而且路径会因为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而形成中断。以互联网为传播途径的微博传播方式，一旦网络本身渠道畅通，就可以以网络作为媒介将信息传播出去，信息传播渠道本身的立体化链接后，就可以将信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里面去。

（三）传播方和受众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形成了平等和开放性的关系

在信息相互交互的过程中，传播方和受众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因为沟通之间仅仅是依靠网络和基本的设备进行，人与人之间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在沟通过程中显得更加平等开放，自己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做出反馈并形成链条反应，而二者之间的互动随时都在进行，因此显得更加的积极和迅速。

三、微博文学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全面发展，形成了新的当代文学概念

（一）微博文学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全面发展

最初的网络文学并不被人看好，但是却在短的时间里面吸引了数量巨大的观众，据统计我国文学网民超过两亿人，其中十分之一在网络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其中百分之一是各个文学网站上注册的。这些依靠网络进行写作甚至将写作作为职业的人，现在也开始转向而来以微博传播为传播方式的写作。这些写作范式比较简短但是贴近生活，阅读轻松自如，能够在手机、数字移动终端设备上进行阅读，因此很快就被广泛接受。微博传播受到了商业运作的影响，但是相对于过去传统媒体的传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相对于这个时代两千万名上网写作的庞大人群，微博传播已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

（二）微博文学彻底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观念和环境，形成了新的文学创作概念

微博文学是与过去的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概念，文学已经从所谓的“政治文学”、“应景文学”等走向的大众传播系统，而过去“高大全”式样的文学形象已经被微博文学彻底颠覆。现代微博文学，更加强调娱乐性和阅读受众的接受程度，甚至会受到消费观念的影响，成为商业化运作的文学样式，其消费性更加突出，而其电子出版物的方式也更加的商业运作。

（三）微博文学转化了传统的创作方式，形成了新的创作方式

“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对主流文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而他的价值观、操作方案、产业化模式等等也开始向整个文学界蔓延。”微博文学的出现，和现代信息技术，还有与信息技术密切联系的网络技术和智能化手机技术分不开的。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对主流文坛上造成的意见和建议，很多和读者之间甚至形成了合作关系。微博文学进入了读图时代，形成了新的表达方式———以图片或者表情符号进行表达，文字表达居于从属地位———甚至是无文字的表达方式。

四、愿望与展望

第3篇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在196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是17、18世纪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不断兴起的一股力量，人们借助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作为场所，传递信息、发表议论以达到相互认同的目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私人的家庭生活与国家权力领域里开辟出来的公共生活领域，其中文学公共领域是重要组成部分。交流正是文学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因素，在文学公共领域内，作者发表作品，读者发表意见。文学期刊是重要的文学公共领域，在文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文学期刊传达着人物私人化的内心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由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而发展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纯文学期刊借当时的“举国文学热”发展突飞猛进，最终的落脚点定在了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倾诉、传达人文主义关怀上，由于纯文学期刊的人文气息较浓，可以给人以享受与感动，在读者中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并使读者产生了共鸣与对话的欲望。其次，文学期刊还担负着文学批评的功能。批评是传达公共舆论的重要形式之一。批评家的身份可以看做是读者与作家的中介，他们的一个身份是读者的代言人，另一个身份则是读者的教育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启发读者，也可以监督作家。文学批评功能不仅可以促使文学期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可以在文学公共领域里使文学获得公众的认同。

二：文学期刊对作者的塑造

文学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有效地建构起了一个当代“文学场”、作者、作品、读者在此场域中相互关联与促进，其中，文学期刊与作家的关系可以说是休戚与共。文学期刊的对文学作品的汇集其实是一个“把关”的过程。毫无疑问，每一种文学期刊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根据这种文学主张来选择更能够体现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品。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首先就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宣扬与把控来提倡某种文学思潮或某种文学创作方式，从而引导作者的创作与文学期刊的文学主张保持一致。文学期刊推介能够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期刊本身的发展，一些常用的塑造作者的手段也在刊物上屡见不鲜：第一是版面的安排，文学期刊常常把自己推介的作品放在头条的位置上，以能够迅速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二是多发跟推介作者作品相关的“读者来信”，这种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尽可能多地呈现一些与作家相关的信息。第三是发表针对推介作者的批评文章与作者本人的创作谈。

三：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

第4篇

(一)川端康成作品的忧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影响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色彩。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忧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川端康成启发了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眼光，使其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写作中逃离出来。随着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强，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审美趋向。莫言说过：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品格，J端康成对美学的追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中国的作家创作时应该去感受真正的文学对象和审美品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仅结合了日本式审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忧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紧紧抓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日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大江健三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其文学作品中便体现出深深的忧郁性。“苦难”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作品都绵延着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担忧，深深的忧郁性渗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形成原因

1．个人生活体验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的忧虑意识与时代幻变与个人体验直接相关。日本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传统天皇制崩溃，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让他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残疾儿小说的灵感来自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残疾孩子与广岛的二战遭遇联系在一起。且将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终停留在萨特身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谬性，积极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倾向，与大江内心深处对于时代、民族、人类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这一切促使他力图在文学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性。

2．日本民族忧郁传统的影响

大江文学的忧郁意识无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忧郁传统。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日本又是忧思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与浓厚。日本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人们的各种情感中，只有忧愁苦闷之类的情感才会让人感触最深，结合日本的国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忧郁传统，不仅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民族忧郁特质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响了大江文学的忧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文化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莫言在《影响的焦虑》中表明了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莫言之所以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与大江健三郎对他的作品高调的认同不无关系。大江作品启迪了中国作家。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

村上春树作品一般反映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莫名的迷茫与哀愁，具有典型的忧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写主人公的空虚、自我封闭，快乐时不与人分享，痛苦时不与人分担。看似坚强的外壳难以掩饰灵魂深处的空虚。自私的永泽，自卑的直子，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死观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忧郁性。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忧郁性格的影响

文如其人。从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倾向。实际上，村上虽然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学界来往．也不参加任何作家协会。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也不做任何报告，不接受任何采访。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善与人交际，自己也很孤独，他将这种孤独忧郁的情感倾注在作品中。

2．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根源在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二十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和“大学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像无根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不敢面对社会，也无力改变社会。村上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孤独、不安和空虚，在作品中呈现出忧郁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应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梦想中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法彻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在不断深化，模仿村上春树的作品不断出现。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题、情节、作品风格、结构、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亚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职员，一个失无可失、无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寻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但可以说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文化。“8O后”作者张佳玮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树式的忧郁性气息，显然其许多细节受了村上春树的启示。

四、结语

第5篇

（一）当代旅游景区社会文化市场化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现了文化市场化的特点，而这种文化市场化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利与弊，文化迎合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认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建设，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在一些方面上给本地旅游文化带来新的问题，这种市场化的转变需要文化本身适应市场，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独特性与自然性，表现为文化的大众性，在这基础上一些不被游客认可的旅游文化将会被淘汰，而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给我国的问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遗憾。专家为此讨论正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中怎样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发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场化中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道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的文化体验颇多，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传统文化的离我们而去。现代更多的旅游是倾向于现代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而传统的应有的风格的文化已经衰退下去。这是我们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这种传统的衰落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代的旅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也是当今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传统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来，我相信无论是在旅游业上还是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着个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好的现象。不断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着对于旅游、经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发展与进步。

（三）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转向问题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存在着一个转变的方向，这深深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问题表现在旅游文化为使其自身存在竞争力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上，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问题，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样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来说，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国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旅游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这种民族文化的转向也为双方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也是国家的文化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会促进其发展，专家们的讨论与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能等同混为一种，这种转变充分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内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对景区自身的文化影响问题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区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本地文化，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产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会想成对旅游文化风景区的不同理解，旅游区游客的一部分认同，与一部分不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认同的游客会给景区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就给当代的旅游文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现在其自身的设计与变革，、适应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这个转变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景区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与丧失等，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努力找寻旅游文化的发展方向。解决这种矛盾成为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

（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也是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内部研究为主体还是外部研究为主体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与其说这是一场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对旅游文化的自身与内容的地位问题存在分歧，也就是说现在在旅游文化的领域内对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旅游文化的整体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讨论中更是有对其旅游文化的界定问题产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专家的讨论对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当代旅游文化发展建设问题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设上与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区别，面对这种文化的建设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对旅游文化宣传的这一方面上的问题，因为旅游存在多种那么这种宣传也是多种的，这就个文化的宣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对旅游文化的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存在区别，很难鉴定这种素质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规则来提升对建设者的要求这才能有效的建设旅游文化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在旅游文化的应用问题上也是一大难点，对此研究的程度也较高，许多专家为此进行讨论怎样应用，应用到的地区和范围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中国旅游文化未来发展趋势

（一）向文化方面转变中国旅游业

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文化做为精神方面是对精神上的提高，当代社会下人们已经有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与对文化与知识的理解，都对文物古迹表现出浓浓的兴趣，在黄金周期间，故宫的旅游人数更是创下了史上之最。这种回归文化的势头还会继续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华侨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来源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文化的作用不断突出。这也体现出人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文物古迹作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传承中有其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旅游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向这种文化的转变。长城也是文物古迹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国家的优秀文化，游客的认可也显示向文化转向的发展。

（二）生态保护与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强

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中国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历史较短。中国的生态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森林公园建设以及森林生态旅游保护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一个明显的态度的转变。我国面积广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旅游的开发要与当代的生态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对旅游开发的首要条件，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环境，而这种生态保护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当地的生态保护做的到位，旅游景区的质量的不断增强，才能招揽大量的游客。例如对我国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对藏羚羊的保护尤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是难得的自然资源，作为国家的资源，保护要第一位，为此随着旅游的开发，生态保护也会得到加强，而游客的增多也为当地的风景区带来大量的资金来做生态环境保护，这种双向的互动，是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旅游文化内涵

价值提升旅游产品开发从“外向型”向“内涵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不断提升是人们对旅游的文化的认同的表现，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们对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自身所体现的内容是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人们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场景中发展与利用，外在型与内涵型是旅游产品的在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化产品的外向型的需求，这就为旅游文化向内涵型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文化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是从广众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内向型的转变的深刻体现。而且研究发现这种转变的趋势将会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这种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是一大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趋势。

三、结语

第6篇

新闻采写要注重题材的选择。首先要围绕党的路线方针，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件，宣传好人好事，批评虚假丑恶。要更多的关注百姓生活，要将百姓想知道的信息及时传递给他们。时刻保持新闻媒体的高度敏感性，及时捕捉既独特又具有积极意义的新闻事件。其次，新闻选材要新颖，要能够让听众觉感到新鲜，在重要的社会生活信息和具体的突发事件融入新的思想，体现新的价值，引起他们的关注。最后，题材要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意义，要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广播新闻要选取典型的题材，能代表某部分人的思想，通过一件事来反映一种社会现象，使受众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观念，改变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主题的开掘。它要求广播新闻工作者透过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表象发掘事物本质，使新闻具有深刻的内涵。广播新闻写作大致可以分为消息和通讯(即专题)。广播消息简单明了、传播速度快。要尽量发挥这个特点，在最短时间将消息传播出去。从大众传播学及广播新闻学的理论系统来看，消息写作主要应该采用螺旋式和倒金字塔式结构。螺旋式结构要求新闻的开篇是新闻的核心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或正常的逻辑顺序写作之后的主题部分。这样听众就能最先收听到最重要的信息，听众的求知习惯一般是这样的，因此能广泛应用在当代广播新闻写作中。倒金字塔式结构的新闻开头是最重要的说明主题的材料，依据重要程度依次排列其他材料。这样听众就能根据播出时间方便地收听消息。通讯是以叙述、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具体形象地报道具有新闻特性的典型人物、事件和经验的文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部分广播电台把原来的通讯题材归入“新闻专稿”范畴。广播通讯注重细节描写和主题的深度挖掘，讲求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编写方式灵活，表现手段丰富。主要包括：纵式结构、横式结构、递进式结构。简单来说，纵式结构式按照事物正常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材料，横式结构是分别描写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事件来共同表达一个主题，递进式通过推进事物发展去探求事物本质的编写方式。与消息写作相比较，通讯可以运用更为丰富的综合技巧，所以一定要有十分准确的逻辑。

新闻编辑，广义的说包括新闻节目的整体编辑和节目内部具体新闻的编辑工作[2]。编辑的创新活动体现在内容的创新，吸引广大听众的注意力是信息时代对广播的要求。广播能否留住听众注意力，关键是节目内容能否适应听众需求。节目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则容易得到听众认可和追捧；过时、落后的内容则难令听众接受。而且，听众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今天新鲜的东西，也许不久就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显得陈旧。所谓“新”只是相对的，因此，编辑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拓宽视野，从听众的关切点上挖掘新闻内涵，根据听众的兴趣和需要，采用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的编辑工作。这样广播节目才能与社会经济生活同步、才能适应人们的收听需要。编辑的创新活动不仅要体现在内容上也要体现在形式、风格样式方面。广播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快，而这正是新闻传播最需要的。因为传播越快，信息量越大，能在第一时间让听众收到最新信息，新闻的价值就越高，吸引力就越强。在当前面临各种媒体强有力挑战的情况下，新闻广播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在“快”字上做文章。千方百计提高新闻节目的传播速度。特别是在移动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只要记者到了新闻事件的现场，就可能直接用电话将新闻发回电台直播间，并迅速传送给听众，达到广播对新闻事件的同步报道，让听众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新信息。其次，要强调在“听”字上做文章，最大限度地发挥声音的优势和声音的艺术，一切求其自然。如注重使用有关现场音响和人物谈话的实况，注意通俗口语，亲切自然，接近生活，使听众喜欢听，力求给听众一个真实自然的广播形象。

三、新闻播出

在新闻策划与制作全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新闻播出，它向受众集中展示最终成果，一档新闻栏目的成功与否由它直接决定。播音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广播新闻播出阶段的工作，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播音员要有较高的业务能力，新闻的传播效果决定于他二度创作新闻的好坏。新闻播音要用事实说话，向听众准确无误地报告最新近发生的事情，让听众被事实本身的力量吸引，而且让听众被新鲜的事情打动[3]。新闻播音需要再度创作，不能简单的机械地照搬事实。这就要求播音员理解稿件内容要深刻，稿件思想要把握准确，要在经过自我的思维创作之后再将稿件内容传递给广大听众。从广播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来看，广播新闻节目要想赢得听众，赢得市场，要多采用现场报道的方式。现场报道是广播新闻最能吸引听众的报道形式。因为现场报道的广播新闻能使听众身临其境，取得良好的认同效应。广播新闻性节目首先应当强调客观事实真实，这是第一性的。但是，仅有真实性还不行，还得让听众听了产生真实感。真实感是指在内容真实的基础上实现的良好传播效果，使人一听就信服。从目前广播电台的播出实践看，广泛采用的是录音报道，即记者通过采集现场音响后，回媒体进行后期剪辑制作播出。录音报道的现场感和时效性是不可与现场报道相比的。广播新闻报道采用现场报道形式向听众展示现场情景，采用的是即时报道、同步报道，这是标准的“用事实说话”，最能使听众产生真实感。特别是记者在现场捕捉到的一些细节和事件的最新发展变化，会在听众的心目中产生良好的认同效应，达到圆满的传播效果。“时效性”、“真实感”与”真实性“相比，尽管不是放在第一位，却绝不能轻视。现在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事实完全真实，可就是因为缺乏真实感而不能使受众心悦诚服，缺乏认同效应，因为缺乏时效性而导致社会效益差，经济效益也差。所以，广播新闻报道本身要求真实性和真实感、时效性能有机地统一，即要通过记者在现场采访过程中的听觉选择、细节观察和敏捷反应等等有效的现场报道手法，向听众展示事物的原生形态，有力地证明报道是在第一时间发生的，而且内容是千真万确的。这也就是传播学上所说的”易受性“，即受众便于接受。在真真切切的现场报道中，记者、主持人有时用不着长篇大论地解说，只要让听众通过电波听到现场所发生的一切，再略加引导即可让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事物发生发展的情况，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判断，留下深刻印象，达到广播新闻报道的教化目的。

第7篇

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即“失根”，即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症”的药方，就是重建有民族特色的，适应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建设这种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论。本文着重探讨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三个途径。

【关键词】 失根 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基本上走的是“西化” 路线。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更是进入了一个众语喧哗的时代。许多西方理论从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被一波又一波地引进到中国，偌大的中国成了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西方话语或观点来解释中外文学现象。仔细审视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众语喧哗的时代，我们听到多是形形西方文论的叫卖声，却唯独缺少我们民族自己的声音。正如一些学者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踪外国人的理论与批评，忙于学习，把握外国人的新说”①，“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的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②

“失语”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显著特征，而“失语症”也成为当代文论的一种症候。究其病因，我们认为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即“失根”，就是它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它的理论框架、话语系统、思维模式等都从西方移植而来，缺少自己民族的个性。而没有民族个性的文论是不能处于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地位的，只能生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阴影之下。故有学者指出我们唯有“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③，只有鲜明民族性的理论，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病”的药方，就是重新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适应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建设这种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论。但是由于古今语境、文学样式、文学功能等的变化，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及原理等套用于当代文论的建设上。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意识来阐释古代文论，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转换，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论断开出的药方’”④。

那么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呢?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三个途径:

一、继承古代文论的人文主义和审美主义传统，建构“有根”的当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源远流长，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儒家文论的人文主义传统和道家文论的审美主义传统对古代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也是建设当代文论的重要精神资源。

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严重搅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人们注重金钱名利的追逐，却淡漠道德价值的失落。而这种不良风气同样影响到了文学界。如我们近期的文学创作以“贫血的青春美文”为时尚，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为卖点等。有人曾描绘世纪末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是“诗人死了”、“长篇小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堕落”、“报告文学等于广告文学”、“沉默与聒噪的文学批评”等等，其产生的原因则是一些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己，“他们由产生失落、困惑、焦虑、浮躁、愤怒直到放弃理想、责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极其庸俗的精神和相当卑劣的姿态出现在崭新的历史舞台上”⑤。显然，文学界这种“精神的溃败”和“道德危机”现象是不利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因而我们应以关注当今人们的精神困惑为立足点，从解决当代文学创作所存问题的角度来建构当代文论。如果从这个立足点和角度出发，那我们就应该把张扬人文精神作为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说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如儒家主张以道德为本位的诗学观，强调文艺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主张真善美统一等都极富现代意义。正如蒋述卓先生所指出的:“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会现实，提升人类灵魂等方面，古代文论是相当有成就的。孔子、孟子、庄子、陈子昂、韩愈、白居易、李贽等人的文学思想，都是出于对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忧虑与关怀提出来的，其针对性、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⑥ 在继承儒家人文精神，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方面，现代新儒家为我们做出许多有价值的尝试和贡献。他们植根于儒家的精神传统，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有效范畴，用现代意识和话语加以阐述，并致力于新儒家文化诗学的建构。“新儒家的诗学理论，不是浮游无根的仿制品，而是遍润中华文化的灵根和神髓的话语场。”⑦现代新儒家对古代传统的阐述与转换，无疑对于我们建构当代文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义传统是源于中国古人与天地和谐共处的心态，依据佛老哲学而建立起来的。它体现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追求言外之意、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等。如果我们能将这些优良传统加以继承，融入到当代文论中去，不仅纠正当代文学创作“矫情为文”、“废话诗”的不良倾向，而且能使当代文论更具民族特色。

二、转换古代文论的有效范畴，吸取传统文学批评手法的特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应用，即我们能否将经过转换后的古文论应用到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去。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文本不是封闭的，并且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封闭，它一直呈现为开放状态，并且它永远向未来敞开，永远无尽地接纳无尽的阐述者对它无尽的读解，并且释放出无尽的意义。”⑧当我们以当代人的意识去对古代文论进行阐述时，实际上我们就已经赋予了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前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王国维将“意境”理论成功转换，他的“境界”说就是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还有鲁迅的“白描说”、朱光潜的“诗境论”说等等。

此外，中国古代文论中许多概念与范畴根本不须刻意转换，就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当代文论，成为当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气势、感悟、主旨、意象等等⑨，这都证实了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的批评手法也对当代文论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学作品是文质、情理、形神统一的生命形式。故古代的批评手法注重评点者自我整体感悟，注重直觉性与即兴性，主张留给读者更多的审美感受与空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批评家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就具有传统批评手法的特点。他的批评文字大多源于直觉的美感，来源于印象、感悟的自我体现，他的批评是一种鲜活新颖的文体，大多读过李健吾文章的人都能心动一时，久久难忘。当代也有许多人尝试这种传统手法，如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王蒙评点《红楼梦》、肖云儒评点贾平凹的《高老庄》等。这说明传统的批评手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能将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手法融入当代文学批评中，无疑会给当代文论增色不少。

三、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中西对话与融合，建构具有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论

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融合也是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途经。“在信息、交通空前发展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⑩，所以我们的当代文论，就应该是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体系。我们应该既不排斥西方文论，也不忽视中国古代传统;我们要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当代意识来阐述它们;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为出发点来整合它们，使之形成具有新形态的思想和话语。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禅宗就是中国古人用自己的传统与印度佛教对话而形成的。而现当代一些学术大师们，如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都在整合中西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说明这种整合是确实可行的。这可行性就在于一些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与庄子的道家美学思想等之间的暗合等。而在这种整合中产生的新的思想与话语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国际性的。而在这种整合中建立起来的开放性文论既有助于它走向世界，也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钱中文:《在夕阳的辉煌与新世纪的曙光之中》，《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辑，第3页。

② 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2)。

③ 欧阳友权:《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4)。

④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2)。

⑤ 陈耀明:《中国文学，世纪末的忧虑》，《新世纪》，1996(2)。

⑥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5)。

⑦ 侯敏:《有根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⑧ 杨乃乔:《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理论学刊》，2001(1)。

第8篇

均衡概念常见于经济学论著，它是从牛顿力学理论中借用过来的。③“均衡”作为社会生活状态，往往通过自由法则发挥作用。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强制。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产物。心理学认为，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受“驱策力”的影响，驱策力源自内心压力。饥渴、都是基本的驱策力。有机体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不断减少驱策力，它们借助实验、尝试等方法，不计失败与挫折，以求行为的正当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驱策力能有效减少到一个能与有机体神经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均衡的界定。行为的重复导致习惯的萌生，习惯慢慢演化为法律。法律“适合于减少驱策力和压力，使有机体达到一个充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平衡状态”。④以“均衡”为目标的司法，实质上是包含了自由、反强制;人本、重习惯;独立、有尊严等丰富的价值特征。从结构功能视角，司法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立场域，以法官裁判为核心环节，联结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均衡互动。⑤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以裁判所进行的诉讼、审判活动为中心，包含着法的规范、法的程序、法的解释以及从事这些法的生产活动的法学家主体等要素，司法又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的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这个法的空间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着一种媒体的作用。”⑥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架中，现代司法似乎更注重国家成文法(制定法)对非正式制度(民间法)和非制度行为的权威性吸纳。潜藏在“自上而下”背后的，还有习惯法、民间法律行动、社会法律协商规范等对司法过程的深度影响。从运行机理来看，司法是一个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顾盼往返的审慎过程，经常涉及到利益主体的价值衡量，个案具有政策意义，关系到“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⑦司法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权利冲突的化解与协调、权能资源的调整与均衡过程。司法权的运行包含了公权与人权的互动与均衡。司法公权通常以司法权力的形式出场。所谓司法权力，是法律权力和事实权力在具体个案中的伸展运用，它在内容上渊源于事实权力，但在形式上又依靠于法律权力。在现代国家，司法权力的拥有者一般是公权的享有者，它不容被随意分配或割裂。任何权力都具有外形的公共性和内在的排他性。当司法权力制度化地为一个集团或群体垄断，我们便称，这个团体具有“司法权威”。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力合法垄断主体的外界肯定，司法权威通常与法律信仰紧密关联。当司法权力为特定主体制度化占有、行使，形成法律和事实上的惯习，便有了“司法权能”。司法权能是司法权力与司法权威理性契合的产物，它兼具权力和权威的特色，从制度上维持着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在司法公权内部运行的同时，司法人权也即公民基本司法权利也在不断进行“权能交涉”。比如，作为前设人权的司法请求权。司法请求权指的是享有基础权利的人权主体向特定的司法公权主体提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能总和，包括自力救济的保有权能、要求公平裁判的请求权能、强制履行权能等等。再如，作为一般人权的“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即公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正审判权”是一项与生存权、发展权并列的基本人权，它被视为由一系定的相互关联的权利组合而成的一项“集合权利”。又如，作为特别人权的“获得司法救济权”。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法律社会化浪潮的突进，人们愈益认识到，旨在解决贫困和边缘化群体在面对法律和权力时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的“获得司法救济权”如同“公正审判权”一样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人权。当司法公权与人权达到均衡，个案正义和规则正义均可无碍实现，司法权的均衡本质也就不是空洞的口号了。如果把司法仅仅理解为司法权力，当然，中国的司法权不是独立的，因为它必须接受党、人大、检察院等主体的政治与法律制约。但是，如果将司法权解释为人权和公权博弈均衡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包含了独立、终极的司法人权，法院审判权等司法公权能否在司法人权的框架下建构一个中立、权威并兼顾人情和效率的独特场域，的确事关重大。站在司法均衡论的立场，司法独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有关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均衡本质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可以为司法改革窘境的突破找到新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逻辑与策略均衡达成制度与文化均衡，实现司法本质的制度复归。

二、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法治逻辑不能停留在纸面的宣示，必须内化为行动的指南。司法文化的古今中西之别，造成了沟通的困境，也为法治逻辑的文化证成提出了攻坚任务。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以法治的现代性为根基，着眼于现代司法体制在文化上与传统的融通，增强现行制度的实效因素，着力司法改革的现实操作，缓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与文化的紧张。从西方历史来看，近代司法体制的确立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和防范具有文化心理层面的紧密关联。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权力分割，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法治培育。西方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告诉人们，对司法公权力无比细致入微的切分终归不是治本之道，正如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和部门划分不是真正的权力监督一样，司法改革的真正基础在于现代法治文化的支撑。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在西方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权力意志的痴迷信奉，导致了司法体系无法成为独立运作的公共领域。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赐予了官方以行政命令取代法理裁决的能力和胆量，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也成为某些部门和个人权力扩张的借口。在权力文化和人治逻辑的支配下，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构想难以落成，老百姓对司法的绩效评价持续走低，藉由更高的权力实现利益的渴求不断增长，无理上访与高发。探寻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必须深入到法治文化层面。⑧罗素早有预言，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中，最重要的还是文化问题。⑨文化层面的司法改革是克服人治逻辑的优选路径，但它注定也是慢热和渐进的，需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对当今政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出了严峻考验。中国法治建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只要保持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司法改革会在法治逻辑的指引下水到渠成。但由于政治民主化的滞后以及法治逻辑的文化缺失，司法体制改革极易成为经济发展型的政治合法性工具。⑩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虽然尚未完全建成“法治国家”，正处于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接近司法主导的法治社会，这为公民提供了依据法律维护权利的希望。瑏瑡这种希望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条件作为保障，需要客观看待中国法治进程与司法改革的“特殊国情”与“基本特色”。由于历史文化、政经体制、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的司法改革内蕴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征，超出了西方司法理论与经验的适用范围，必须通过新的框架和路径加以描述和推进。综合逻辑论与策略论，我们可以推知，中国司法改革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与策略错位造成的制度与文化冲突。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一方面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逻辑，从文化层面重构司法权体系;同时借助文化变革的力量消除专制结构的不良影响，建立符合法治逻辑的司法体制。在现代法治文化的视域中，司法权本质上是司法过程中公权与人权的均衡过程。瑏瑣司法权的运行根基在于“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及其衍生的公权契约(委托)。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凭借自然权利自我裁判，后组成社群，为求公正与便捷，大家委托一批精英行使司法公权，但依旧保留着最后的裁断权利。司法之“法”，表层是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颁行的法律规范，但最深层的“法”还是那些普适、恒久的自然法，在当代表现为“人权法”。此点若不明确，或遭否认，司法体制便失去了根本的灵魂，会沦落为政治的装饰，成为公权专断的帮凶。反观中国，人们对“法”的定义和认识，一直都未能突破公权至上的人治逻辑。“法”，无论是圣人天子作，还是国会议会定，始终都是少数上层强加给多数下层的“规矩”，广大百姓不知“权利”的真谛，也难知“司法”的真谛。愚民政策最大的功效就是否定了基于人权的“公民司法”，并将它妖魔化为暴民造反和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既然司法权可以分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两种形态，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改革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我们要建立统一和权威的司法公权体系，必须将那些非法非理的“司法权力”一一清除。党委审批案件、人大个案监督、新闻媒体主导舆论审判，法学家唯利是图的“专家论证”……这些做法背后潜藏的是极为散乱的司法权力主体。司法部门化、地方化、条块分割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权力独立行使的顽疾。“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掠夺化、掠夺利益公开化”，必然造成政府权威流失。瑏瑤弥散于各部门、各集团、各行业的司法权力都不受干涉，诸多矛盾甚至相互打架的司法公权力行使者在内部产生了极大的耗损，无规则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多输”。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步骤就是建立统一、权威的司法体系，尤其是要强化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否则，司法独立只能是既得各利益集团扩张权力的借口。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人治逻辑对应的是“专制结构”，政治专制与司法权威是互不相容的两极;法治策略对应的是“同意结构”，中国有限的司法独立即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瑏瑥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专制结构如果长期占据优势，法治就会成为人治逻辑支配下的被动策略。专制结构中的行政首脑、军队、官僚、执政党等因素无不对司法的独立和权威造成致命影响。要克服专制结构对司法体制的消极影响，必须强化中国政治“同意结构”对于司法权威的捍卫功能。首先是权力机关的司法保障功能。在中国，权力机关虽一般不直接行使司法公权，但人大代表可以代表“司法人权”，他们的独立言论，对人权法的审议和通过，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监督，都会对司法公权的独立行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权力机构虽非专门的司法公权机关，但它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司法保障职能。中国的各级人大，需要强化代表的司法人权代议功能，保证司法权威免遭行政权力的破坏和威胁，同时克制自身的司法公权欲望，对法官独立审判保持尊重和审慎。其次是公民组织的司法政策参与功能。社会各行业的协会、团体须独立于政治国家，它们构成了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根基。各公民组织可以积极探寻自身的司法权能，并积极影响司法公权的制度运作，在司法权运行中发挥政策参与的影响功能。最后是公共舆论的司法促进功能。现代政治的实质乃是沟通与认同，专制一旦曝于阳光、悖于民意，势必现出狐尾、露出狰狞，结果是与社会公众为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理性的公共舆论与暴民政治不同，它是基于人权保障原则的有序认知体系。与恶意的媒体炒作及舆论操纵大相径庭，它天然同情并支援司法独立与权威，不会造成“舆论审判”的恶果。

三、“司法均衡”:一个新的乌托邦?

出于对中国司法的切身观察，笔者强调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并非是为了对现实进行申辩，也不奢望制度理论的批判能换得改革共识的达成。笔者对现有司法研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自身理论有何重大创见，在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一构想面临“乌托邦”的风险。“司法均衡”的方案，或许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中国转型时期的非均衡发展基本国情很难短时间改变。均衡总归是难及的理想，非均衡才是常在的现状。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均衡诉求已经极为强大，决策者们也适时因应了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案。其中，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重要的一环。瑏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对短期实现社会均衡抱有太大希望，尤其在中国司法深陷窘境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必须相时而动，必须依靠有力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保障。这是因为，转型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基本国情背后，潜藏着治理哲学的深刻矛盾。法治意识形态并为转化为真正的行动方案，与当前中国实用主义的技术性专才治理并不合契。瑏瑧但作为一种理想构造，加之现实弊端的问题求解压力，许多“未来之路”的勾画不得不乞灵于法治意识形态的神光。如同并不客观存在却又无处不在的神秘幽灵，法治在转型中国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吊诡。如果中国司法长期缺乏均衡的主线，势必牢牢受制于政治教义和道德伦理。司法场域势必被切割为政法的一个环节，或者干脆沿袭“阶级刀把子”的革命传统。一系列的恶果并非危言耸听:政党幕后指挥，政府台前执行，政治国家对公民社会绝对控制，公共领域结构缺失，独立个体精神消泯，无组织、无归宿的游民化、原子化生存状态，以及公民政治关怀的消散泯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下，人治的逻辑绝不能通行无碍，法治精神绝不能反遭践踏。将人治与法治硬搭在一起，势必发生逻辑与策略的双重混乱:人治的效率优势受到法治抵消，法治的正义基础被人治破坏。其后果是，制度与文化冲突，心智与行为错乱。司法权既然可以理解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的博弈均衡过程，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独立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

四、结语

第9篇

当代绘画艺术与以往的绘画艺术相比，在绘画风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不同的美学标准，人们对审美的标准有了不同的概念。其次，就是文化的积累和发展有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原有哲学体系的突破，更加激发了画家的激情，拓宽了画家的思维和视野，使绘画有了很大的突破。那些夸张、变形、抽象、内涵的绘画形式使当代绘画艺术变得异常的丰富和多样。“印象派”“抽象派”“表现派”“野兽派”等这些不同的派别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画面，前卫、大胆的绘画使当代绘画艺术增色不少，加之思想极度开放的艺术家们勇于打破常规，创造出了新的艺术规则，使当代绘画艺术有了不一样的风采。现当代绘画艺术的典型代表人物有梵高、毕加索、莫奈等，他们都是绘画史中的奇才，使绘画艺术在无限的长廊中变得辉煌和绚丽。梵高的大胆、夸张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了艺术家强烈的精神渴望和寄托，运动中起伏的麦田、繁星闪烁无限旋转的夜空。拥有着无限立体主义的毕加索用几个平面的叠加、转换变换出无尽的复杂艺术，有效地统一了空间和平面。印象派画家莫奈把自己的思想用模糊不清的意象表达出来，其寻找的是瞬间的模糊概念，画的是转瞬即逝的灵感，我们可以从其模糊的意象中看出清晰的世界。现当代绘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在摸索前进的道路中，我们会看到千奇百怪的画面，装修精良的川菜馆中的特色菜却是西方的快餐食品。不知道这是当代艺术发展中所具备的特有艺术，还是对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嘲讽。尽管这不尽理性的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虽说时常还会闹出笑话，但却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二、当代绘画艺术的美学特点

审美中出现了丑。“丑”出现在绘画艺术中是起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艺术家接二连三地高声呼喊，把丑送上了绘画艺术的历史舞台，并且这一观点广泛地影响到很多国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艺术生活中开始出现了丑恶美。在古代绘画艺术中，是种和谐的美，是对美的模拟和仿照。正如周来祥先生概括的“古代朴素的和谐美”，古典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是努力表现艺术中的魅力，再现生活中的美景。现当代绘画中“丑”的审美形象如蒙克的绘画作品《呐喊》，在这一作品中展现了一个骷髅，骷髅在痛苦地挣扎着，充满了恐惧。作品中描绘的不仅仅是表面的丑陋，同时反映出的是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丑恶，这种直观的表达与那种朦胧的诗意是截然不同的。当代绘画艺术抽离了作品中的画面意义。在绘画艺术发展到当代，绘画者对形式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以前，尤其是印象派的画家们，他们最为强调直观的感受，绘画的是画者瞬间的感受，对于画面的内容不是很重视。而立体派完全颠覆了以前的形式，把正常的形象肢解，然后肆意地重组，根本就谈不上作品画面的意义。在现当代绘画作品中，看到的是作品带给观者的速度美和视觉冲击力，与古典绘画作品中的宁静和和谐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绘画艺术重视色彩、形状和作品的材质对观者的影响，作品的内容和画面的意义被剥离开来，没有了内容的意义，形式变得理性化，观者对作品的辨识也变得模糊，使观者的情感受到一定的影响。艺术理解的私有化。只注重艺术家私人的思想意识，缺少一定的内涵。在作品中很难看到深度的影子，没有了历史和对未来的憧憬，同时这也是现当代绘画艺术诗性丧失的原因之一。在作品中，观者感受不到这特有的私人情绪，觉得画家的个人情感过于主观，不能与观者形成共鸣，影响思想情感的沟通。像《风中的新娘》，由于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个人元素，观者很难真正地了解画家的意图，看到的只是精神的焦虑和神情的痛苦。这种讽刺直接明了地呈现在了观者的面前，会对观者形成较大的震撼，但是没有了蕴涵的内容，缺少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三、当代绘画艺术诗性的缺失

当代绘画艺术没有了那种徜徉在林中，让人生发出无限的回味和遐想的意境，嗅不到古典绘画艺术中熟悉的味道，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画面变成了一次次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震颤，这惊愕之情在当代绘画艺术作品面前显得竟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小便器作为生活用品出现在我们周围，不论怎样，对我们的震颤应该不会多么强烈，即使有着开玩笑的色彩。但当杜尚将其搬到展览馆时，却引发了现当代绘画艺术界的轰动，杜尚仅仅将小便器改名为“泉”，这就使生活用品变成了艺术品。或许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上天眼中的艺术品，只是我们被匆忙的社会冲昏了头脑，没有时间去欣赏，久而久之，也就被忽略掉了。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当代的绘画艺术可以总结为机械地复制时代，也就是对周围事物的盲目复制和挪用，没有了自己主观的思维与情绪的融入。艺术真正的气质———韵味在现当代的绘画艺术中已经不多见了，甚至有消失殆尽之意。绘画作品中的韵味使作品瞬间有了灵性，就像一座旷古的高山，经过雨水的洗礼，一道道瀑布从悬崖倾泻而下，在这一刻，山中所有的寂寥和空虚顿时成为诗意。犹如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中的绘画意境，几种简单的意象经过画者简单的罗列和修饰，就会在无形中生发出来画中没有的东西，虽说在画中没有实物的展示，但观者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并且是清晰的，带有自己感情的东西，这就是意境，也就是绘画作品中的韵味，这种韵味就是“象外之象”的绘画意境，这意境会使观者遐思，产生自己的审美感受。

就像中国的古诗，简单的几个文字经过韵律的编排就会产生无穷的魅力，达到用有限的文字描写丰富的感情的效果，即使传达的感情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是这感情是由作者所激发的。如元代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简单的曲子是由多种常见的秋天景物组成，几种景物组合成了一幅凄凉的秋天郊外的夕照图。浪迹天涯的游子，牵着一匹马儿，由于长途奔波、劳累，马显得消瘦、疲倦。夕阳中的古道旁，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河水清澈却有些凛冽，横跨河流的小桥在秋风中瑟缩着，飘满了落叶。桥的尽头一棵近乎干枯的老柳树矗立着，犹如饱经风霜的老者，附近的藤蔓依旧紧紧地缠绕着自己，虽然已经干枯，但是依然可见盛夏时的妖娆。这就是古典绘画艺术中的诗性，《天净沙•秋思》属于诗中的画，用极其简单的言语表达出了丰富的内涵，极为凝练的语言下却包含了巨大的容量，并且意蕴深远，把飘零天涯浪子的思乡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诗中意境的作用，可以生发出巨大的力量，使情境变得鲜活，并且能够无止境地拓展。绘画中也具备这种意境，绘画的线条、色彩通过这些构图的安排，就可以在观者面前呈现富有动态、节奏的画面，或者是由描绘出来的景物联想到没有的景物。在《林泉高致•画意》中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就是绘画的诗性，在绘画中能够表达出画者特定的情感和思想，并且可以达到一语生万情的效果。“诗要求画，以自然物状之和谐纳于文字声律;画亦要求诗，以宇宙生生之节奏，人间心灵之呼吸和血脉之流动，托于线条色彩。”绘画有了诗意，也就具备了绘画的韵味，让人产生审美情趣。绘画艺术的诗性是由观者产生的，对作品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由画者的绘画艺术刺激产生的，观者观看产生直观的情感召唤，并且乐于观赏。绘画作品对于观赏者来说是一个刺激源，绘画中的诗性是作品的内容的体现，好的作品，可以通过分析作品来汲取艺术诗性的特质。绘画艺术发展到目前，尤其是当代绘画艺术，客观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审美性质也有了质的改变。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