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1篇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2篇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的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3篇

关键词：前沿性 现代汉语教材 《现代汉语导论》

一、关于《现代汉语导论》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各种版本的《现代汉语》教材层出不穷。随着各位编者对现代汉语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时代的发展，各个版本的《现代汉语》教材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时代性和前沿性。《现代汉语导论》就是其中的一本。《现代汉语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由周芸、邓瑶、周春林主编，以当前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现状和质量为背景，基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建设，采取因材施教、知识与技能并重的编写原则，重视学生的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和理论。《导论》适应时代的号召应运而生，集科学性、理论性、学术性、和导向性为一体，同时兼顾时代性和前沿性，对高校现代汉语课程和《现代汉语》教材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导论》与其它两本《现代汉语》教材的不同

《导论》与邢福义老师主编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邢本”）、骆小所老师主编的《现代汉语引论》（以下简称“骆本”）由于教材侧重点不同，所以内容安排上就会有不同。

（一）绪论

这部分《导论》用四节内容就综合了邢本和骆本涵盖的内容，并详细地介绍了每部分的内容，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又多加了部分内容，如语言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现代汉语书写符号的规范化、普通话的推广和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方法等，并做了系统介绍，这些邢本和骆本都没有提及。《导论》在内容上基于现代汉语的客观事实，以当前学术界研究的动向为依据，体现了前沿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二）语音

这部分《导论》综合了邢本和骆本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章节安排上，首先概说语音及现代汉语语音，然后遵循汉语传统音韵学的方法把汉语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分成三节分别介绍了现代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的定义及其发音和分类。在内容上，《导论》增加了现代汉语语音的特点、普通话声调的标记、轻声的类型等。《导论》还以当前学术界研究的动向为依据，体现前沿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如，当前学术界争论的零声母音节属于一种声母与否，并就学术界争论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三）词汇

这部分《导论》综合归纳了各本《现代汉语》教材的内容，并有所创新。首先，概括介绍了词汇和词汇学、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及其单位，使读者对现代汉语词汇有初步认识。然后，分析词、构词类型及词汇的构成，使读者了解词和词汇的构成后接着介绍词义和词音，邢本介绍了词义没有介绍词音，骆本在讲词汇这部分内容时没有介绍词义和词音。最后，增加了词汇的发展变化、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和一般词的类型和特点，这是邢本和骆本没有的。《导论》突破邢本和骆本的模式，采用对比的方法介绍了基本词和一般词、古语词和新造词、标准语词和方言词、本族语词和外来词。缩略语涉及造词法和构词法的问题，邢本和骆本都没有提到缩略语，这体现出了《导论》的前沿性特征。

（四）语法

这部分《导论》没有对句群进行单列介绍，因为《导论》把现代汉语的语法单位划分为语素、词、短语、句子四种，而邢本和骆本都把现代汉语的语法单位切分成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五种。内容上，首先，《导论》系统介绍了兼类词的构成条件以及常见的兼类现象，骆本没有提及，邢本进行了简单介绍；其次，《导论》的实词部分增加了区别词，骆本有提及而邢本没有提及；然后，在处理现代汉语常见错误识别和修改时，《导论》分为词类、单句和复句常见错误的识别和修改，这样具有针对性，方便读者学习和掌握；最后，《导论》详细介绍了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化的内容和现代汉语语法的变异，邢本作了简单介绍，而骆本没有提及。这部分中《导论》涉及到了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些问题，体现了前沿性的特征。

（五）语用

《导论》设置语用这章，在章节编排上也是独特的。首先，设置语用和现代汉语语用这节，概括介绍了语用、语境和现代汉语语用的特点。然后介绍语用原则和语用含义，这些邢本和骆本是没有的。其次，认为语用原则主要包括得体原则和和谐原则，得体原则又包括适度原则和层级原则，和谐原则又包括尊重原则和接纳原则。然后，把词语的选择和句式的选择归为语用方法及其选择上，并增加了语篇的选择。由于修辞格的运用是现代汉语语用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所以《导论》把修辞格及其语用放在了语用方法及其选择上，又与词语、句式和语篇的选择区分开来。

（六）汉字

这部分邢本和骆本都编排为现行汉字一章，而《导论》独创性地编排为现代汉语书写符号，包含了汉字和标点符号两个部分，并全面概括出汉字的特点，增加了汉字的造字法、汉字与文化、汉字的信息处理等，详细介绍了汉字的文化功能、汉字和汉字文化的传播，这是顺应时展要求的。然后介绍了标点符号及其类型、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和变异使用，这是独创性的。这些都显示出了《导论》的前沿性。

三、小结

《导论》在内容上体现出了学界研究的前沿，每一章节后的“拓展与探究”，对相关知识的学术背景作简单介绍，立足学术界的研究前沿，让学生在掌握现代汉语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能够了解相关内容的学术背景和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帮助学生获取知识、开拓视野，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内容基于现代汉语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又顺应时展的要求，吸取当前学界研究的前沿，体现时代性和前沿性特征。

总的说来，《现代汉语导论》是在时代的召唤下而产生出来的具有独特运思，并时代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前沿性相互统一的教材，值得大家细细品味和研读。

参考文献：

[1]周芸，邓瑶，周春林.现代汉语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4篇

一、晁继周、贺巍；江蓝生、孟庚海、董琨。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薜戎?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

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钡摹堵硎衔耐ㄓ胫泄?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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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5篇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6篇

专业必修课开设情况：对外汉语专业开设15门，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11门，两个专业相同的必修课有7门，都由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任课。相同课程之外，对外汉语的专业必修课还有中国文化概论、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高级英语阅读、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外语等8门课。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还有文学理论、语文教学论、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再看专业必修实践课：对外汉语开设7门，实际施行的有4门，汉语言文学开设8门，实际施行的有8门。根据《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对外汉语专业最注重语言、教学法及在此基础上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修养和外语的学习。因此，下面再从语言学及教学法、文学与文化、外语几个方面进行分类，来观察相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校对外汉语课程是否符合要求。首先看对外汉语专业：语言学及教学法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汉字教学专题、汉语词汇教学专题、汉语语法教学专题、言语交际学、学术论文写作9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汉语修辞、汉语教育改革研究2门。中外文学和文化类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化概论、外国文化与礼仪、古代文学作品欣赏、汉语写作8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当代西方小说研究、欧美文学专题、东方文学专题、海外华文文学专题、民俗学、岭南文化、东南亚文化与习俗9门。外语类必修和选修课程，有大学英语、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高级英语阅读、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6门课，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英语口译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专业英语3门。再看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及教学法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文教学论、学术论文写作、形式逻辑、语文教育实习指导、中学语文教材研究、训诂学、教学案例研究、语文现代文研究、朗读学、修辞学13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词汇学、音韵学、社会语言学3门。中外文学和文化类，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文学、儿童文学、鲁迅研究、新诗研究、女性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诗研究、庄子散文研究、文学理论、西方现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应用文写作、基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19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诗经研究、楚辞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东方文学、宗教文化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7门。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四）努力建设双语教学团队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7篇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逻辑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反叛，它为当前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观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必须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走汉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56. ［13］王宁.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M］∥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27.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8篇

【关键词】语义研究；语法研究；语义转向研究；汉语言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16-04

作为语义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也作为体验者和参与者，而对这场语义上的转向，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坚定立场和价值体现，并且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中延伸出来这次语义的转变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认识。这对此种情况，本文对汉语语法研究语义的转变及演变主要从四个方而进行论述及探讨，包括形式出发、意义出发、强调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这四个阶段来对语义转向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同时，还针对现代汉语语义转向的方法进行相关总结，并整理出汉语语法研究向语义研究转向的各种原因，包括人们对语法、语义特点的特殊需求，语义对现在人们的生活文化交流的影响等。最后，现代汉语的语义转向对传统语法的冲击、继承和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形意结合、语义转向的方向指出表明。

随着语义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在逻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当中语义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语义的研究已经上升成为了时代进步的标志，在现当代的语言体系当中，语义逐渐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一语义的转向，正因为如此，语义才被越来越多的领域所关注。在对语法的研究中，对意义和形式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关注的，但是对于语义来说，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还一直被其困扰着。从近百年的现代汉语发展的历史来说，对语义取向的转向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从语法分析、排斥语义到与语义的结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语法要进行进一步发展时，又碰到了语义转向问题。所以，这对这样的情况，对应当如何正确的处理语义问题成为现代语言学家们着重探讨的话题之一。

对于语义的研究，在整个语法体系当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语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语法科学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著作对语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解释，更重要的是，很多用语义作为论述基础的语法理论已经得到了全而发展。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要更加有理由的相信，对于语义的转向时期已经到来，而且正在深入到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当中。通过本篇文章的论述，对语义的转向期间所表现的种种特点加以分析探讨，同时还包括语义转向的原因和对语义转向的正确认识等等。这样透彻的了解，对于把握汉语言的研究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结出一整套适合汉语言特点的发展道路和研究方法。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义取向的嬗变

在语法体系中，语义所处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研究者整体的改变而产生发生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语义的变化大致发生了以下几种转变：

（一）从语义的层次角度，意义处于次要地位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时期，主义理论已经开始广泛的影响着中国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在文法革新阶段，广为流传的两种理论就对开始吸收分布理论加以改造，这两重理论为“方光焘的‘广义形态’和陈望道所提出的‘功能中心”’这些学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当时的语法构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就算是影响较为广泛的两说学说都没有对语言构架形成系统化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中赵元任的著作《国语入门》-书是第一个全而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的。这当中对语句的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且针对相应的位置去确定了主宾语，并总结出了几种简单的造句语法。

但是这当中着重强调的是对结构的分析，相反，对于语法所表明的意义却没有进行多少谈论，这和传统的语法从意义出发的根本角度差别很大，同时，还较为注重证实方法论和同质语言关，并且两者的关系还较为密切。回避或者是排斥意义的异质要素的必然因素是对语言系统内部同质要素的注重和对其构成结构主义的考察和证实，为了全而的保证研究的严密性和可行性，就对意义进行了研究范围的缩小和牺牲，这从根本上加大了研究的可能性。我国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有一部关于汉语言语法的著作，它就是成功的把结构主义中国先列，在整个语法研究中的，对汉语言语法研究体系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这部著作出发点跟别的著作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以形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整个句子的层次和次序包括成份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句法的成份和确定主宾语的关系都是以位置来确定。这部著作的横空出世，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五月；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两个阶段期间引起了争议较大的两次讨论，这两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词类和主宾语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之后，得出了“从形式出发、同时结合意义”的语法研究共识。但是由于当时学者的认识和意识不够，对于语义的问题却没有展开相应的讨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形式出发”的这一研究理念再后来的语法研究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此后的很多学者，对汉语言语法的细致探索和深入描述都成功的运用了这一方式。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结构主义在语法中取得了相应的地位并得到认可的著作是熙的《语法讲义》，这让语法研究增加了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使语法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同时也让结构主义在语法研究中取得了可支配的地位。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四十余年的研究，对于语法的形式分析已经由浅入深，最终成为了主流理论，这样的突破，对推动我国语言的发展，推动我国语法研究更加的现代化和精密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语法结构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但是对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也做了相应的揭示和分析。但是处于当时形式主义作为主要潮流的社会背景中，加上白身的理论和概括的能力不足，纵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改变形式主义成为社会形式的结果，所以，在语法的研究领域中，语义依然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

（二）从意义出发阶段

在汉语言语法研究的前其，并没进行改革和创新，依旧是在传统的语法理论下进行，这当中出现了两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分别是初创期和革新期，这两个时期均是源于罗马合和古希腊的传统语言学。异质观一直是当时所坚持的语言理论，包括对语言的注重和其外在的联系等，所以，在我国早起进行语法研究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来白于西方传统语法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语法研究有从“意义”出发这一特点，以此作为后期句法和词类的主要依据。我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部著作，是以语义和逻辑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和完整的描写白话文语法的著作，这部著作是黎锦熙所作的《新著国语文法》。这部著作用意义来划分词类，但是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这本著作的主语和宾语之间存在着“变式”的情况，在很多语句上，都有“受事等同于宾语”的状况。而后来的《中国文法要略》则是根据词语的概念意义用于划分词类的，对语法的说明和挖掘都较为注重。在词类划分上，根据意义的实质，主要把词类分为两类：实词和辅助词。实词一般是包括句子中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词语，而这些实词还有下而的分支结构，分为：无形、事件、人物和物质这四个小类；而辅助词就是一个句子当中没有实质意义的组成部分，比如“的、地、得、和”等都属于辅肋词，以便使句子的结构和所表达的意思更加的完整。这本著作，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少用到主语和谓语这两个概念，形式到意义和意义到形式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格局。

总的来说，传统的汉语语法的研究对我国的语法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在一定形式上，为语法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同时也为语法的研究提供利理论和技术支持。但是，如果从意义这一观念来对语法进行系统分析，那么施受语义的关系就会和主宾语句法处于一样的地位，这是因为词类的划分主要用概念意义作为划分依据。

（三）强调形式和意义结合阶段

随着结构分析法在语法的研究中占据了重大的地位之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弊端所产生的局限性已经逐渐地被众多学者所清楚的认识。意义的牺牲来换实证性，由于语言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只是从结构形式来分析，而把语义关系排除在外，这对语法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针对语法中的语义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想法，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基础。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同时很多学者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最后使语法分析和形式分析都处于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几经沉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语义终于在语法研究中得到了一个确立的地位，人们不再只是针对形式分析、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结合为探讨的主流，而是逐渐把精力转移到语义当中。

（四）转向语义阶段

语义在语法研究中得到一定的地位之后，通过后来的发展，语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语义的转向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个时候的学者甚至说道：对语法中的语义探讨是八十年代语法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说语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形式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针对意义的语法研究已经在国内起步。

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转向语义的表现特征

（一）研究方法向语义的倾斜

在上文已经谈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语义的研究就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主要趋势。而到了九十年代，语义格、语义特征和语义价等和语义有关的研究已经在语法研究领域全而展开，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二）研究对象向语义倾斜

语义探讨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这个过程长达十多年，这当中包含了语义范畴的研究和意义系统的构建和描写，其中探讨较为深入的是对句法语义的探讨，这充分表明了研究的对象已经偏向于语义研究领域。同时，当时定期举办的语法研讨会也研究过关于语义的问题，其中一九九四年举办的语法研讨会就以“句法结构中的予以问题”作为这次研讨会所研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语义分析成为研究的主流铺平了道路。

（三）语法理论向语义倾斜

从外国引进的配价语法、格语法、生成语义学语法等这些相关的理论较为偏重于理论，是语法研究理论向语义倾斜的具体体现。同时原创性的语义侧重也决定了向语义的倾向。通过语义十余年的研究高峰期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对象这二而都已经显露出对语义转向的特征。所以，汉语言语义研究的转向是语法研究的以此重大变革，同时表明了我国的语法研究正在跟随现代语言学的节奏，打破了传统的以研究分析形势的模式，确立了语义的研究成为现今语法研究的只要方向。

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转向语义的原因

在语法研究领域中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之后，我们应该进行一定的分析，任何学术的诞生都需要适合的研究土壤，也就是说，一种思想诞生就必须要有有社会的需求和潜在的动力。那么针对语法研究完成向转向语义的转向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分析：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存在着深入的内在需求

语义发生转向一定需要一个内因，也就是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就是语法研究白身的需要，这里存在两个条件，一个是可能条件，另一个则是必然的条件。

首先是可能条件，语义发生转向的可能是语义的独立地位确定的。一直以来，由于对形式结构的研究较为深入，语义没有得到独立的堤外。但是在过往的语法研究中，又时常会出现语义的影子，句子和语义不能很明确的却别开来，甚至有时候，会把语义作为句法的附属物。所以根本上区分句法和语义的方法，只能是使语义得到独立的地位。从而分别出语法机构有语法的结构，语义结构有语义的结构，这两者虽然有区别也有联系，根本上杜绝了混合不清的状况。同时，语义的独立，为全而的进行语法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语义转型的必然源于语义研究的薄弱。再通过对语义和句法之间的明确区分后，对于语义研究的欠缺就暴露无遗，这使得整个研究系统显得不协调、不自然，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相对而言的，语法形式的研究在经历了许多的分析法之后为句法结构层次的分析和汉语语法单位的提取分类提供了严密的分析程序。当对形式分析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研究者再回过头来针对语义，却发现语义没有和他们多研究的体系处于一个平而上，也即照样还是停留在词义逻辑分析阶段。这导致了语义研究环节的薄弱，为了使语法的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明确，对语义的研究也就随之成为了必然。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后，之前对语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语义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体现，所以在具备了一系列的语义转向条件之后，语义的转向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无可阻挡。

（二）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的要求

现代汉语语法的要求成为语法研究语义转向的另一个原因，改革开放之前的语法仅仅是作为我国母语的学习，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对中国语言的基本了解和语言规则，用以使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长此以往，人们对语言形式和句子成分分析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语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但是对于基本的过于教育需求还能够得到满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涌入了大量的外国人，为了保证外汉语的教学能够顺利进行，现代汉语所偏重的形式和意义研究导致的薄弱问题就显露无疑，语法的研究受到外汉语教学的严峻挑战。同时，在句法和表现形式等问题上，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也表现出了较大的不足。所以，而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不足这两个问题的挑战，是中国的语法研究者强烈的感觉到，语义研究在整个语法研究中是最为需要突破的一个关隘。

（三）受到外国哲学思潮的语法理论的影响

语言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可能独立于其他国家的语言研究理论之外，中国汉语确实有它特别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不仅仅是用于彰显民族的特征和软实力，这样过于片而的拒绝国外的理论也不是真正的研究，同时要把世界的语言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发现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所以，国外的语言对于国语来说也具备一定的解说能力，同时也有很多值得汉语语法研究值得借鉴的理论，广外收纳国外较好的语言经验，对自身语言的完善发展和深化研究都会得到较大的帮助。在汉语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外来的理论，比如系统功能语言法、切夫语法、配价语法等等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语法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理论的引进，强调了语义分析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我国汉语语义研究。

（四）现代汉语语法所具备的的引导作用

如果较为片而的强调西方国家语言的影响力，从而对白己语言的民族特征进行忽视，这在语法研究领域也是极为不正确的，所以，现代汉语的引导作用就是汉语言的特点，其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语法特点的引导和国外理论的推动从根本上促使汉语语法转向语义的研究行为，使之成为后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四、对现代汉语语法转向语义的认识

（一）语义的转向与传统语法研究的关系

回顾汉语语法研究的种种历史，会发现语法的研究终究与意义、个性和共之间存在着联系。汉语语法语义转向是在一定的基础上，是通过对传统的语法研究的结果进行接纳传承和一定形式否定的基础上决定汉语语法转向的，而并不是对传统汉语语法的简单回归，汉语语法语义的转向，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台阶，是其对语义的分析进行形式化和精细化的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语义转向与形意结合原则的关系

语义的转向和形式形意的结合之间并没有存在任何矛盾，而是对其坚持实行结合的原则。在汉语言体系里而，形式和形意本来就存在，任何一方都不能也不会进行单独行事的存在，它们是独立和结合的统一。之所在语法语义转向之后再次强调两者的统一，不仅是为了形式与意义结合这一原则的普遍和重要，更是为了另一个值得我们考虑和反思的问题：“当今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要抛开一切句法而只从语义系统求解释的提法”值得深思。

五、结语

不管从哪一个方而来说，对现代汉语语法转向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论应该借鉴，这对我国的汉语言研究有着重大作用。现今，我国的语法语义的转向，是汉语语法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以质的飞跃，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语法研究中语义处于薄弱环节的尴尬局而。对我国语法研究的深入和精细化的研究方向在形式化和可行性的追求上，将极力的推动者我国语法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同时，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在语法研究日趋成熟的今天，对语义研究的热潮依旧不减，应该再这样的潮流中，结合多种模式和研究途径，对汉语特点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积极的努力的探索，以求取得更好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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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第9篇

关键词：汉语方言 古代汉语 教学

无论是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还是在日常言语交际中，我们一贯强调“要讲普通话”，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更是如此，这是为了工作需要、交流方便。然而，古代汉语教学则不同，我们提倡学生讲普通话的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关注方言，分析、研究方言，联系方言学习、理解古代汉语。这是因为“古与今异言，古语未尽废也”（李恭，1988）。“古语未尽废”，是说“古语”存于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均有保留。那么，如何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发挥汉语方言的作用，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效果呢？

古代汉语是高校文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门“死语言”课，教学效果都不太理想。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教学局面，很多学者、古代汉语教师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与研究。纵观这些探究，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同，所以教学改革的方法、手段、内容也不尽相同，因而效果也千差万别。有的古代汉语教师从教学内容入手进行改革，有的教师则从教学方法进行探索，还有的教师提倡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进行尝试性改革。尽管改革的侧重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都希望获得好的教学效果，取得好的教学成绩，培养优秀的古代汉语教学与科研人才，传授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笔者长期工作在古代汉语教学战线上，做了相应的教学改革，自然也饱尝了古代汉语教学的艰辛，并先后撰文《实现古代汉语教学功能多元化的一些思考》《论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当前的古代汉语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古代汉语教学，不应将这门课单纯地作为工具课程，应该结合社会文化发展大背景，开发古代汉语课程文化传承与传播、人文教育、审美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试图通过穿插、讲授一些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的礼制、职官、人文精神等内容，来提升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实际上，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新的问题是，我们发现讲到古代汉语音韵、语法的发展规律时，很多现象都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所没有的，因此，尽管教师讲得精彩，但学生依然听得一头雾水，不能很好地理解。通过不断摸索，我们欣喜地发现古代汉语中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汉语方言得到印证。于是尝试将汉语方言引入到古代汉语教学中，以“活化石”印证“古语”，同学们顿时茅塞顿开，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我们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和应用实践，我们认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音韵、语法、词汇诸方面教学中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语音韵发展变化的规律

语音的特点是一发即逝，古人的说话、读书声音我们已无从得知。音韵学是一门难懂的学问，古代汉语学习中，音韵是重要的内容，也是难点之一。凡是涉及音韵，学生大多会感到头疼。如古今语音的异同问题即如此，韵律问题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以方音对照讲解，则可以有效地化解这一危机。我们读古诗时，发现有些诗歌用现代普通话来读是不押韵的，但从我国诗歌的特点来说不押韵是不可能的。如唐代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按照诗律来说，本诗韵脚是“斜”“家”“花”。可是用现代语音来读，则“斜”并不入韵，这让学生很困惑。有的教师根据诗韵特点，改读“斜”为xiá，押韵倒是押韵了，可字典中却查不到“斜”还有xiá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中上注明“旧读xiá”,修订版中取消了这一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力先生教我们一招，就是从方言中去印证，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在唐代“斜”读作siá（s读浊音），和现代上海“斜”字的读音一样，在当时是谐和的（王力，2000）。意思是说这首诗如果用上海话来读，大概是押韵的。这给我们很大启发。

又如，讲到古今声母的不同时，会涉及到舌面音j、q、x的来源问题。我们知道，现代语音中的声母j、q、x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于古代的“见”母，一个来源于古代的“精”母。但到底是怎么演变的呢？除非是研究需要，如专门研究音韵学的研究生，否则就没有说明演变过程的必要；另外，由于课时所限，课堂上要补充大量的音韵学知识是不太现实的。我们认为对这一音变规律的解读也可以从方言入手，可以说这是一条快捷之路。如考察川、陕、甘等地方言，我们发现这些方言中至今还保留有很多读古音的现象。如“街”读为gāi,“鞋”读为hái，“巷”读为hàng，“解”读为gǎi等；甘肃白银等地方言中“鸡”的声母为z，而有一些“精”母字声母却演化为j。这不正是j、q、x来源的最好例证吗？

再如，《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孔安国注：“阳货者，阳虎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货虎一声之转，疑货是名，虎是字也。”据李恭先生考证，渭水流域将巡行乡间、兜售杂货的人（货郎）称为“呼郎儿”，认为“呼”就是“货”，读为“虎”，是一声之转的一个例证。今由陇方言的实际情况可证李先生之言不虚。

教学实践证明，以上方言例证在教学中的运用效果是明显的。将方言语音渗透到古汉语音韵教学中，使学生备感方言之亲切，又了解了语音的演变。

（二）可以解释并印证古代汉语的某些语法现象

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语法问题。虽说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古今亘古不变。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难点主要有词类活用现象、语气词、特殊句型等，前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汉语方言佐证来解决。

首先说词类活用问题。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教学中让人煞费苦心的难点问题，因为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加之现代汉语用字越来越规范，所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罕有词类活用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于成语来解释这一问题。因为成语中保留了这类语法现象，如“不可名状”中的“名”用作动词，“闭月羞花”中的“闭”和“羞”为使动用法，“不远千里”中的“远”为意动用法，“星罗棋布”中的“星”和“棋”则是名词作状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于汉语方言来解释，因为这类现象也存在于一些方言中。如“饮”字，一般字典中只有一个读音yǐn ,意思是“喝、喝水”。其他时候都只作为“饮用、饮料”等词的构词词素。当我们读《左传・晋灵公不君》“晋侯饮赵盾酒”一句时，才知道“饮”的用法和平时不同，并不是晋侯喝赵盾的酒，而是晋侯请赵盾饮酒，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其实这种用法还保留在陕、甘、青等西北方言中，如“饮牛、饮马、饮羊”，意思是赶牛、马、羊去饮水，要读作yìn，这和古代汉语一致。

再说说语气词的问题。古代汉语中的语气词比较丰富，又和现代汉语不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句首、句中语气词，所以我们无法对应理解古代汉语句首、句中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如《诗经・小雅・小明》“嗟尔君子，无恒安息”中的“嗟”就是一个句首语气词。李恭先生也从甘肃方言来找理据。他说：“皋兰一带人常用‘嗟’为发声辞，如云‘嗟尔来呀’”（李恭，1988）。这里的发声辞就是句首语气词，也叫发语词。现在的甘肃永登、靖远等地还这样用，“嗟”表示一种请求、提示的语气，和古代汉语的情况一致。在甘肃定西一带方言中，“嗟”则音变为jià。又如话本、杂剧中多用句中语气词“咱”，这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的。《董西厢》二：“你咱说谎，我着甚痴心没去就。”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解释为：“你咱，即你也”（长相，1955）。甘肃定西一带表示感慨，即用此法。往往还在句首加上表感叹的语气词“”，如“！你咱叫人没法说。”意思是：“你啊！让人没法说！”这种用法常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叹语气。

总之，将汉语方言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对照汉语方言，可以解决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中的许多问题。

（三）可以说明古代汉语某些词汇的意义

汉语方言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虽不像语音、语法那么直观，但我们也做了尝试，效果令人欣喜。其实，关于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方面的作用，前人多有论述，如郭芹纳先生就对方言与词语训诂颇多心得。他还举陕西方言说明《庄子・天运篇》“蚊虻肤，则通昔不寐”中“”就是“咬、叮”的意思，苏轼《六月二十六日望湖楼醉书》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中的“白雨”就是“暴雨”。下面再举两例来说明。

（1）《荀子・劝学篇》：“端而言。”杨《荀子注》注为：“端读为喘。喘，微言也。”按：杨注为是。今陕甘方言中犹谓“言说”为“喘”。如“你言喘”“问不喘”可证。

（2）《老子》：“埏埴以为器。”“埏”，应玄《一切经音义》、陆德明《释文》均引作“”。《说文》：“从手延，延亦声。”《释文》训为“和也”，“柔也”。又一曰“柔”。按：“柔”当为 “揉”，“揉”“”同义，都是用手揉搓之义。陇右一带将“”读为yán，指用手揉捏、揉搓。如“一下就不疼了”即此用法。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用方言解释古汉语语词，既生动，又亲切，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二、将汉语方言应用到古代汉语教学中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课堂，固然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让师生互动，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毕竟这是古代汉语课，而不是方言课，所以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教师要有丰富的汉语方言知识。要用汉语方言印证古代汉语，这就要求古代汉语教师不仅熟悉古代汉语知识，还应熟悉汉语方言的有关知识。如讲到《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夫颛臾固而近于费”时，教材上说“费”古音bì。如果教师不懂得“古无轻唇音”的道理，是讲不清楚“费”何以读为bì的；反过来，如果教师不懂现代有些方言中这类字声母还是b而不是f时，同样是讲不清楚的，学生又怎么会明白呢？当然“缤纷”在古代何以是“双声”这类问题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引导、鼓励学生关注汉语方言。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课堂，只有老师懂方言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引导鼓励学生关注方言，观察、感受方言的读音、词义、语法等。当学生有了这种体会，我们再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教学，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做法是，先培养学生关注方言的意识，阅读有关方言的资料，再由教师根据课程内容选择性地布置一些作业，辅导学生进行方言考察。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相信问题会迎刃而解。

再次，正确、合理地使用汉语方言辅助教学。古代汉语教师必须明白，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只是一种为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和教学效果而采取的辅手段，不能完全上成汉语方言课，否则会带来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适当而合理地发挥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死课活讲”，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效果，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方言研究能力，可谓一举三得。

（本文系2011年甘肃联合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1106。）

参考文献：

[1]李恭.陇右方言发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2]王金娥.实现古代汉语教学功能多元化的一些思考[J].语文学刊，

2009，（12）.

[3]王金娥.论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

[4]王力.诗词格律[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