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第1篇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纪80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一样，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无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由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种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际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ofcharity)。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种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前辈，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性主义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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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善博：“科学合理性：在转向与困境之间”，《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4期，第19页。

当代科学论文第2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 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请记住我站域名/]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 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着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着《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当代科学论文第3篇

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四、结语

当代科学论文第4篇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当代科学论文第5篇

传统上，解决建构主义的上述困难有种种途径，只是都不令人满意。例如康德为了解释建构的有效性，便把建构活动归属于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主体。康德并且区分开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认为自在之物不是人类的建构，但也非人类认识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现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这就使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玄虚的、形而上的区别。针对康德的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说拒绝谈论自在之物，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中放弃了超验的普遍主体，因此在《逻辑 哲学 论》中，他不得不假定实在论主体和唯我论主体是同一的。〔8〕不过，在他的晚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构主义，他抛弃了那种认为所有语言都能达到同样目标的主张，而认为主体性是在诸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实现的。他也抛弃了为认识寻求某种同一的资质的想法。〔9〕

瓦尔纳教授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并且通过区分环境界和现实界来避免其旧有困难。环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处在于，它是可以被人类活动所运作的。与之同时人类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环境界，换句话说，人类的此种实践活动是不能被逻辑地测度的。在运作环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建构起一些“实体”，譬如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个 电子 等等，这些实体并不原本地摹写环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类认识中进行建构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总和便是人类认识的参照——现实界（实在界）。我们看到，在这里，瓦尔纳试图区分“运行的有效性”和“建构的可理解性”来解决建构主义的困难。换言之，运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构的对象，而是通过建构来实现的，因此不能成为认识论的适当话题。知识意味着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构，使知识的范围局限于现实界。

关于“运行”和“理解”之间的区别，早已有人做出。不过，传统的认识论始终相信，人类认识能在“运行”与“阐释”之间建立同一。可运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标志，而理解也就意味着可以运作。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补充上“力量即知识”，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在瓦尔纳看来，此种思想混淆了人类的两种不同资质，模糊了人类的自我。他认为不能假设人类思维的同一性。这一观点进一步导向了如下结论。

第三，建构实在论强调“阐释”（理解）对 科学 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于此的“异离化”策略的运用，为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学正在变得工具主义化，瓦尔纳教授认为，这是在运行与阐释之间不作区分，最终以运行代替阐释（理解）的必然后果。“欧洲 历史 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对知识的仲裁权信托给了经验事实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条）

瓦尔纳不但区分开运行和阐释，而且认为阐释对知识而言比运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学科（瓦尔纳称为“精神科学”）向 自然 科学靠拢，追求运行的有效性，便显出是一条歧路。“从事精神科学的人们必须被看成是阐释的主人，他们能成为自然科学家的训练员。”（[9]，第2章第5.16条）“在‘硬科学，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 社会 的和心理的 影响 而污染了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将被阐释的不定程度之间的差别所取代，被那些更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和较不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之间的区分所取代。在阐释上的低水准将和知识上的低水准联系在一起。”（[ 9]，第2章第5.17条）这样，学科际合作的图景就改变了。

为了有效地进行阐释，　瓦尔纳教授引入了“异离化”（verfremdung）的概念。 这个德文词在此处是从释悟学（hermeneutics）借用过来的，

意味着把一种本文（text ）从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来，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学科际 问题 上，异离化要求科学家们能用别种学科的语言表达自己学科内的思想，从而实现对本学科语言的反思，并达到理解。我们看到，这正是实践中的学科际合作（或称跨学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学科 研究 中，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向其它领域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的工作中还有某某环节不能实现，你们能否帮我实现？”这只是运作上的相互补充和衔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种跨学科合作虽能形成科学运作体系的庞大增殖，却无助于理解科学的本性，更白白丧失了在学科际合作中发掘 方法 论革新之路的机会。

在文化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将丧失异离化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理解的可能性。异离化是适用于文化际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论，在科学交流方面有特殊意义。科学原本处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当把它“输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时，实际上是一个对科学进行异离化的过程。通过详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便能真正理解何谓科学，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态，最终有可能使科学交流过程不再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其它各种文化的压服。

三、小结

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站在文化际与学科际潮流最前列的学说，试图对抗的是有至少70年传统的主流科学哲学，其所遭到的批评，其所暴露出来的不成熟之处，都是很多的。笔者曾就建构实在论请教于一些主流科学哲学家，包括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这样的学术泰斗，他们多数对该学说并不持激赏的态度。但是该学说中呈现出来的创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学者最前沿的大胆探索。

中国 是最大的 发展 中国家，拥有悠久和强壮的非西方传统。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维艰。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 现代 化目标，70年代“科学是生产力”与80年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直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使科学不但能在中国社会内部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与生长点，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 应用 于并推动全社会的发展。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呢？如果真是这样，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探讨科学在文化际“异离化”的科学哲学，就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sills,david l.,ed.,intern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72,vol 7,p407.

〔2〕collingridge,d & c.reeve, science　speaks　to　power, london,1986,pp.37—39.

〔3 〕wallner, fritz, acht　 vorlesungen　 iiber　 den konstruktiven realismus,wien,1990,pp.19—29.

当代科学论文第6篇

论文摘要：现代科学劳动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劳动者队伍中大量存在并将继续增加的农民工科学劳动能力严重缺失，素质和能力都不能适应其要求。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行大力开发，才能使他们满足现代科学劳动的要求，成为合格的劳动者。

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我国现代科学劳动体系中不断增多的农民工，当然也要按照这一理念给予关注。本文拟从“现代科学劳动”出发，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索农民工的发展之路。

一、现代科学劳动的内涵

今天的劳动系统，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现代科学劳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体力劳动形态。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征教授曾对现代科学劳动做出了极富创建性的分析，指出当代劳动具有鲜明的特点:商品价值创造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科学劳动对生产和经济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精神劳动生产的精神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科学劳动是当代劳动新特点的主要内容。

所谓的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高级脑力劳动，是人们借助科学技术驾驭自然力、改造自然力、利用自然力，将自然物质改变为人类有用物，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即科学的发现、发展和应用过程，其主要形式是脑力劳动。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一般科学劳动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已经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即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先进技术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脑力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

现代科学劳动使现代的生产力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工具的改进突飞猛进，自动化的程度日新月异，无人化的生产和管理成为现代企业一道奇妙的风景;劳动对象无所不包，外太空、地球内核、微粒子、生命遗传信息等，其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劳动者必须掌握现代最新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科学能力—生产、更新与发展科学知识体系的能力，技术能力—把科学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程序、工艺流程的能力，生产能力—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最终形成现实的物质产品的能力，闭终身学习的能力—持续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接受新观念的能力，才能胜任现代科学劳动。

而且，现代科学劳动使当今世界的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这种劳动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量，更多的社会财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但却使劳动的数量大规模的减少。这一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每一个汽动主体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无法回避的挑战。

二、现代科学劳动条件下我国农民工的劳动状况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伴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我国的劳动力系统中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新的劳动主体—农民工，极大地改变了建国以后一直比较稳定的劳动力力的构成。

农民工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的特有群体，目前的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界定还存在诸多歧义，但是在“他们的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他们中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走出乡村和田野，进入城市和工厂，成为我国现代生产力系统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之一。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非凡的贡献，默默地改变着城市和农村.同时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

1.农民工的数量巨大

据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和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今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还会进一步增加，所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地构成比率的进一步下降、城乡差距的增加等因素，农民工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2.我国当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男性为主，女性的比例较小，其平均年龄为28.6岁，16-30岁的占610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年龄比较轻，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

农民外出务工以自发性为主，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这种形式就业成本低、成功率高，但也说明了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少，对社会职业中介机构诚信的认同感低。

农民工主要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落后，农民收入偏低，生产、生活环境较差，而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就业容量大，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部门。几乎占农民工总数的7500。限于城乡分制的户籍制度，农民工的职业与身份相分离，多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即所谓“亦工亦农、亦城亦乡”。

3.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分析

农民工的上述这些特点，说明了虽然他们数量、规模巨大，但是整体上素质较低，并不具备就业的比较优势。数量上的优势反而成为他们就业的一大障碍，似乎是无限的供给使农民工劳动力价格极为便宜，导致其价值严重贬值，甚至不能维持其简单再生产。素质的低下，使得他们不能利用先进的就业信息平台获取就业信息，虽然洗去了两脚泥走进了向往的城市，还是生产、生活在一个以亲缘、地缘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中，接触范围仍然十分狭窄，根本不可能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空间。他们虽然是农村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但和全社会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偏低，与城市的教育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他们不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不熟悉城市生活情况，只能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中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就业，从事那些城市劳动力不愿涉足的苦、累、脏、险的简单劳动;精神生产、管理劳动、高级服务劳动对他们来说无能为力、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没有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本。城市就业、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还不愿轻易放弃在农村的少量土地，那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贫困落后的农村依然是他们的生命之根所在，城乡双向流动还将是他们长期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新的改变，随着工业化的演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上因为下岗工人的增加、高等院校毕业生的膨胀、外籍雇工的加入，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将不言而喻的增大，处境将日趋恶劣，不仅是今天的城市边缘人，而且会成为被社会淘汰的人。

4.农民工的科学劳动能力的缺失

如前所述，当代劳动具有不同于传统劳动的新特点，现代科学劳动体系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劳动者应该具有相应的科学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才能满足其要求。而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庞大的群体，与现代科学劳动的要求存在明显的差距。

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偏低。国际统计局:200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民工流动的就业人群中，文盲占20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6写，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50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00，中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00。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85%下降到8300，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所占比重同期由15%上升到16%，但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300，说明农民工的总体文化程度偏低。

职业技能培训极度缺乏。同样来源的数据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800，未接受过培训的占到72，多达7成以上。就业前缺少引导性培训，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就业环境和工业化生产管理系统缺乏必要的了解，如果没有以地缘、血缘为中心的关系网，盲目地进入陌生的地方，极容易上当受骗，难以顺利就业;或者即使能够有幸就业，也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业后同样缺少技能培训，企业限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培训的外部性、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也不愿对农民工进行在岗培训。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技术能力、生产能力自然十分有限，几乎不存在提升的空间。农民工当然因此会受到损害，他们始终处在劳动的最底层，只能从事没有技术含量或技术含量极少的简单的体力劳动，身份和社会地位难以改变;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因此而受损，高素质劳动力的缺乏，必然会影响其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润和效益的持续增长，最终丧失市场竞争力;最严重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难以发挥，综合竞争力难以提高。

文化程度的低下，使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具备科学能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连必要的科学知识体系都不甚了解，更不要说科学知识的生产、更新和发展了。现实似乎注定了他们只能是科学能力的仰望者，短期内不可能成为其拥有者。自身的素质还限制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他们中大部分缺乏自学成才、改变命运的意识和动力，更不会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客观上也因为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工资收入偏低，缺少学习的时间和条件。

农民工自身的条件已经非常严重地限制了他们的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再加上农民工就业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的扭曲，他们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在一定的时间内还困难重重。长此以往，不仅对用工企业产生消极影响，还将会限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三、坚持以人为本，使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和能力适应科学劳动的要求

众所周知，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个人口大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素质的人才所占人口比例极低。在国家的整个劳动力系统中，劳动者的素质普遍不高，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快速涌进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大军，情况更令人担忧。如何改变农民工的素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增强企业竞争力，使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是当今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农民工劳动素质和能力提高的内容

在知识经济时代，从科学劳动的内在要求看，必须大力开发形成现代科学劳动能力、影响现代科学劳动能力发挥程度的各种因素，以期获得提高。概括地说，现代科学劳动的素质和能力主要包括:承载劳动力物质基础的身心健康素质、形成具体劳动能力的智商素质、影响劳动能力形成与实用效果的情商因素、规范劳动者行为方向的思想意识素质。具体内容大致有:体质、智力、文化、自学能力、思维方式、心理健康、适应能力、职业技术技能、创新能力、目标动力、个性基础、人际能力、道德等方面。

2.农民工劳动素质和能力提高的路径

政府要更新观念，转变职能。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不短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劳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需求，而且是用工企业和国家发展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应该站在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对此加以重视;通过各种政策安排，真正从根本上转变职能，变纯粹的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在宏观上为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战略支持，比如已启动的惠及全国各地农民工的“阳光工程”就已经初见成效。

切实保证农民工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一个重要环节，其顺利实现也是其素质和能力提高的前提条件，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则是劳动力价值的实现。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力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维持劳动力本人生存的生活资料价值、养活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劳动者所需要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劳动者的工资应该满足这三方面的需要。大量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的工资之低根本不能维持其再生产，有的甚至难以维持农民工个人的基本生活，由此导致的恶劣后果已经显出端倪。因此全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通过各种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等切实可行的方式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的发放和工资水平的逐步提高，以顺利实现其再生产，为其素质、能力的提高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急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教育和培训是农民工劳动素质和能力提高的最佳的、也是根本的途径。对已经就业和即将就业的农民工来说，职业教育可能是比较可取的选择，按部就班的学校全日制的基础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干中学。应该集中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多层次的农民工职业教育，针对上述现代科学能力的要求安排教学内容，进行各种教学形式的创新。特别是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的相关部门，更应该联手行动，使就业前的岗前教育培训与就业后的在岗教育培训相衔接，使他们切实获得新的劳动技能，并且可以在劳动中从各方面提高自身素质，捉升自己的能力，例如有些农民工输出地进行的“订单培训”就是很好的尝试。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一个潜力很大的教育市场，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许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探讨、不断地实践，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

改变投资理念。农民工、用工主体、国家都应该从只重视实物投资转向人力资源投资与实物投资并重的观念上来。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说明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物质资料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生产才能正常地进行。如果物质资料超出了劳动者的支配范围就会导致部分生产资料的闲置，造成物质资源的浪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对现有的资源挖潜革新，而实现的前提就是劳动者的科学劳动素质。因此，首先，农民工必须从主观上意识到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与其就业的机会、就业的远近、就业岗位的高低、工资收入、自身的发展都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是人力资源投资的结果。其次，用工主体应该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加强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源投资。珠三角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已经预示了廉价农民工的无限供给受到了挑战，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即将丧失。对农民工劳动者的培训决不单单是成本的增加，恰恰是企业利润和效益增长的源泉。最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该关注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群体，加大对他们的教育培训投资力度，从各方面保障他们的发展权，为综合国力的增强添加新的因素。

当代科学论文第7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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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论文第8篇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于2008年11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田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前主席颜泽贤，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 “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

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

当代科学论文第9篇

我认为首先应该正视我们所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形势，才能正确认识文艺学学科当前所出现的争论与今后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说，当前所面临的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的信息社会以及由乡村状态到大幅度城市化的转变。而从文化的角度说，则是从印刷的纸质文化到电信与网络文化、由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到受众空前的大众文化、由文化的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而对文艺学学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出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即哲学领域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表现为由主客二分到有机整体、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由欧洲中心到多元平等对话的转变等等。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必然对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形成巨大冲击。从传统的文艺学来讲，历来以认识论作为其哲学根据，在权威的教材中宣布“艺术就是作者对于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作典型的形象的认识”。但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对于这 种混淆文学艺术与科学的认识论文艺观是否定的。而对于文艺学的对象——文学艺术现象，由于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勃兴，审美进一步走向生活，走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在文艺、生活与商品之间难以划清界限的广告、服饰乃至影视剧、影片、vcd等等。因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难以蠡清。而在传统文艺学的主要范畴上，由于上述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对主客二分“解构”的各种现论的流行，因而也出现诸多歧异，乃至于颠覆传统的情形。例如，文学与生活、形象与典型、文本与读者等等，由于审美的生活化与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意义的追寻、接受美学的阐释本体等理论现象的传入，以上传统范畴的固有内涵均难以成立。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文化研究的盛行，也导致了对传统的审美的内部的研究方法的解构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确面临空前尖锐的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但其实也正是一种发展的机遇，促使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面对新时代，改革旧体系，充实新内涵，真正走上与时俱进之途。因为，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最大动力。恩格斯在1894年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其实，上述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对文艺学学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艺学学科应主动适应这种需要与变化，而不是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抵制，当然也抵制不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对文艺学学科现状的自我审视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角度，无疑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出现过以西方古典形态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僵化教条理论模式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现象。例如，在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影响深远的“实践美学”，其主要提出者就认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从分析解决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这显然在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上是一种倒退和误解。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想，我们也不能做到正确评价，虽然这种理论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传入，迅速传播。但对其理解和评价总难统一，长期以来我们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总体上对其持否定态度，对其价值意义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其克服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走向存在意义的追寻与“非人类中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以钱钟书、宗白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存在用西方古典形态“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和谐论”美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硬套中国古代建立在“天人之际”、“阴阳相生”、“位育中和”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学与文艺思想的情形。以上回顾旨在说明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自身的确存在不适应时代要求，相对落后，急需改革的一面。而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又的确给文艺学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无疑是文艺传播的革命，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是对传统精英阶层文化霸权的一种冲击，并使文学艺术的参与者从未有过的扩大，而文化诗学则给文艺研究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社会文化的转型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负面作用。其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低俗趋势、文化产业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求、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泛滥、城市化与社会竞争所形成的精神疾患蔓延、网络化所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等等，集中表现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的非美化现实。这一切恰恰为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海德格尔认为，面对当代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有一种新的美学和文艺学形态应运而生。他说:“一旦我们始终去沉思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猜度，即: 在那种促逼的暴力中，亦即在现代技术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中，可能有一种嵌合的指定者（das verfugende einer fuge）起着支配作用，而从这种嵌合而来，并且通过这种嵌合，整个无限关系就适合于它的四重之物”。这就是“天、地、人、神”的四方游戏及由此形成的人的“诗意地生存”。这正是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应运而生。

文艺学学科的当展还必须转变观念。面对新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传统形态的文艺学将逐步得到改造。在哲学根据上，主客二分的传统认识论将代之以现代形态的有机整体哲学。而传统的文艺学学科自身严密而清晰的超稳定的边界也将打破，而代之以跨学科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当然，文艺学学科也不是无任何边界，让人无法把握，而是具有相对的学科边界。例如，在美与非美、文艺与生活的边界问题上，可以具有社会共通感的“审美经验”与“人的诗意的生存”作为其方向。在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形态上也不应是一元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统帅下呈现多元共存、多姿多彩之势。而随着对当代西方“解构”理论的某种认同，文艺学学科领域的“欧洲中心”也将逐步打破，而代之以中西平等对话，特别是在摈弃主客二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后，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古代“言志说”、“意境说”与“气韵说”等古典存在论文艺观与现代文艺学优秀遗产的重新阐发与继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