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1篇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 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 损害补偿责任 2.3 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 “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 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征收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污染源治理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用排污费建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后,如果污染者有能力且自愿自行治理的,排污费仍适用以前的规定;如果污染者要求交由他人集中处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就应作相应修正:或征收主体仍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但排污费的使用应给集中处理单位保留一定的份额,即使仍实行专款专用,对具体补助对象也应向集中治理的倾斜;或污染者按比例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或集中处理单位缴纳排污费。

3.3 限期治理制度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2篇

农村水环境是整个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不仅防治农村水污染，保护良好的农村水环境，而且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决定了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调整手段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由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等各种法律规范组成，这决定了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调整手段的综合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核心价值，这体现了其调整时空的可持续性。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立法存在起步晚、不受重视等原因，我国现行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缺乏切合农村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现代环境问题起因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严重的城市污染，最先受到污染的城市自然成为我国环保立法的背景。在该立法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立法思想。我国对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污染的治理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而农村水污染的治理却鲜人问津。例如大中型企业的排污费返还使用制度、可低价或无偿征地来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这些在农村水污染的防治上并不适用。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严格执行

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一般是该农村的经济支柱。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使得当地的环境执法机关很难在农村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使得乡镇企业的水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甚至没有水污染防治设施，严重污染农村水资源。

(三)地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

近年来，中央出台很多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治理水污染，但是依然收效甚微，因为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于污染防治有更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监管本行政区域水环境的权力，但是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现如今，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从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环保机构不健全、执行力不足，但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没有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

三、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水污染形势严峻，农村水污染防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仅依靠以往的行政手段难以取得较大成果，需要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防治农村水污染。

(一)转变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指导思想

农村水污染防治首先应该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改变现行立法中重点防治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水污染的状况，建立起城市和农村统筹协调发展的水污染防治机制。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应确立为:以保护农村水源和居民饮用水安全为目的，协调农村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间的关系，结合农村水污染的特点，积极推广高效低耗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控制农村水污染，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可以有效防治农村水污染。然而我国农村水污染具有污染面广且污染源分散的特点，因此，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还需要明确环境公平原则、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分类治理原则。

(三)构建并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1．建立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

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是以管理农村水环境为目标，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调整农村水污染防治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综合考虑与农村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合理安排排污时间和排污空间，从而达到预防农村水污染的目的，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建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制度

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视程度，颁布专门的政策法规，投入专门资金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政府环保部门要形成一个标准体系来监督管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实现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管理，有效利用环保资金。

3．明确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强化责任制度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3篇

一、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不同法律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不系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

二是监测水平滞后。多数地区缺乏土壤监测必备的仪器和人员，尤其是基本农田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存在监测站点布置过少、监测项目少、监测数据流通信息不畅、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诸多问题。

三是修复技术不成熟。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大多数仍处于实验阶段，有些还只仅适用于实验室的小规模实验，与工程的实际推广尚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现有修复技术成本较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

四是防治资金短缺。土壤污染防治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由政府买单。而政府财力的相对有限性使防治资金的来源受到很大局限。尤其对于无主的污染场地，由于其大多数位置偏远，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积极性不高，中央资金的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目前我国土壤治理修复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社会资金进入相对困难。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和相关建议

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丹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围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检测、治理、防控、资金、惩治等诸多环节，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如美国设立了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并以这一基金为核心，制定了全面有效的污染土地管理框架。针对责任方建立了“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即不论潜在责任方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地污染，也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责任方都必须为场地污染负责。丹麦在2000年就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土壤污染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设立了土壤检测点，对土壤进行长期实时监测，进行动态管理。英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制定了详细的土壤污染指导性标准，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基于风险的污染地块管理框架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建议：

1.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相应配套各类法规细则，构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为土壤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2.全面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摸清底数，并建立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3.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各级政府和机构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并根据不同区域土壤环境状况，按照轻重缓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4.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列为常规环境监测内容，建立起完善的土壤监测网络，制定科学的定期监测制度，长期、动态、实时地对土壤及其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并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5.拓宽防治资金投入渠道。一是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土壤污染实行永久性的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土壤污染者除了要承担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外，还应承担土壤修复费用。二是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资金保障机制，成立类似美国“超级基金”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主要用于解决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的土壤污染的管理和修复，保证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来源的稳定。另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科研开发、企业的清洁生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土壤治理修复。

6.加强防治技术人才支撑。一是制定土壤修复企业准入制度，引导行业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加快相关人才培养和设备研发。一方面在各大高校增设土壤修复等方面的专业，加大专业土壤防治人才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科研部门要加快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原料等研发的步伐。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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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目前出台的这些法律法规可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的需求，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难免出现漏洞，其有些条款已不能应对当前形势。因此需要对其的完善进行探析。

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之缺陷

（一）法律修订缓慢，有些条款明显滞后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宗旨同现今人类对大气环境的要求已有差别。 目前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而是要锁定排放物，减少排放物。同时，法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单一，新污染物不能及时补充，导致一些标准已经滞后于社会的需求。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限期治”的规定。国务院至今未做细化规定，导致执法中“无法可依”。

（二）有些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现行法律条款只是笼统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对于如何具体防治，比如对大气质量的监测及相关费用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仅规定国家和省、直辖市有权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这项规定明显压缩了地方的立法权限，打击地方工作的积极性。

再次，《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其它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的规定，基于兜底性条款，其职责范围难以确定，责任承担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三）处罚力度轻，违法成本低。

《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定罚款上限低，行政处罚力度小，不足以制裁、震慑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致使多数企业宁愿选择缴纳罚款违法排污，也不愿停止自己的生产。

（四）法律对策于地方“落实难”。

第一，执法和监督难。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利，如查封、扣押、没收、关闭等强制性权利，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变成了环保部门有效监督的防火墙。第二，处理难。现有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一些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第三，上下配合、部门联动难。大气污染防治涉及环保、建委、环卫、交管、市政和城管等多个部门，现行管理制度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责任不明及不同机构之间的执法机制不衔接等现象的存在。 第四，地方政府贯彻力度不大，特别是对《防治条例》的制定，基本上是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复制，没有因地制宜。

二、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完善

通过前文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律缺陷的探析，本文在次建言献策。

（一）与时俱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

1、调整政府责任范围，增加不同辖区的环保部门合作的规定。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可增加：“各地方人民政府应相互配合共同防治大气污染”；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可增加：“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本地区的标准”；最后，《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可增加：“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边境城市列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2、“责令限期治理”条文可进行修改

本文建议《大气污染防治法》将“责令限期治理”部分修改为“排放超标行为，即为违法行为，必须责令立即停产，并进行罚款或整改”；第五十六条可增加一项：“未建设配套脱硫、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除尘的措施，新建、扩建排放二氧化硫的火电厂和其他大中型企业，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

3、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规定的五万元和二万元以下罚款标准明显过低，难以达到防治目的。建议将罚款标准范围化而不是具体化。

4、增设征收“大气污染物排放税”。重度污染企业或者个人征收高额税，而对于轻度或者无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或个人则征收较低或者免征环境税。

此外，随着环境污染惩罚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更新、以及对于环境污染，事件责任承担的明确，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开征大气污染强制责任险。

（二）因地制宜，推动地方积极制定相关的法律对策

《大气污染防治法》已为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了蓝本，那么地方就应因地制宜制定有效的法律对策。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各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可增写“环境权”，提高民众的环保法律意识。建议《条例》第一条曾写：“维护大气环境权益”，强调公众享有环境权，负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依法获取大气环境信息、参与大气环境行政决策、监督大气污染排放行为等权利。

2、各地结合实际，对自己的条例增设防治PM2.5污染专章，对PM2.5污染防治问题进行直接和专门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同时制定有效的执行和保障措施。

3、借鉴其他地方，加大处罚力度，可以考虑环境违法按日处罚。此做法鉴于重庆市借鉴美国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计罚，取得良好效果。

4、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制度，主动出面协调不同机构之间的执法机制，形成上下配合、部门联动。

总之，政府应大力投入人力和物力，及时科学的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相配套法律对策。 最终做到大气污染防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注释：

解振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J].生态环境与保护，2004（7）.

周珂.环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1-147.

王新程.环境执法难的问题及对策[J].环境保护，2006（ 23）.

周胜.日本的大气污染防治[N].环境导报， 2000（6）.

孔佩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2.4.

法制日报[N].2013年2月1日，第003版.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78-179.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5篇

摘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向水污染宣战的行动纲领。文章解读了行动计划出台的背景和水污染防治新机制改革创新的内容，深入削析了行动计划在推动政府、企业、公众各自权利与责任落实方面的转变。最后从管理体制机制、环境法治、公众参与和经济政策配套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水污染防治新机制的制度与政策创新重点，推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治污合力，构建“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关键词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社会共治：水环境管理：环境治理

近日，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表明我国治理水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环境民生的决心，也是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的又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大举措。“水十条”为水污染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

我国水环境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九五”开始，政府就集中力量对“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进行综合整治。“十一五”以来，有关部门大力推进污染减排，水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是，我国水污染严重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水污染现象日益凸显，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分突出，亟需深化改革创新，破解瓶颈、擅补短板，特别是需要强化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融合和各自角色发挥。

政府在环境保护中错位、缺位与越位现象并存，亟需明确政府的环境责任定位

一是受“环保靠政府”理念的影响，导致环境治理事宜政府大包大揽负担过重，政府承担了很多本该企业和社会承担的责任，依赖政府的环保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治理绩效不高、历史欠账较多；二是在现行财税体制和重GDP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缺乏保护改善环境的内在动力，甚至主动牺牲环境求发展，为环境违法企业保驾护航；三是生态环境监管任务日趋繁重，基层部门监管能力严重滞后，管理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突出，管理效能总体低下。因此，政府要做实环境保护监管职能，将企业、公众等社会力量引入，激发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使政府真正起到统领、监管和监督作用。

污染治理成本未能有效内部化，作为治理主体的企业外部驱动力严重不足

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和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也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制造者，应当承担起治理环境污染和恢复环境质量的责任。当前我国水价、排污费标准太低，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不利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引导节水和保护水环境的作用。企业所缴纳的排污费严重低于治污成本，排污费政策尚不能真正达到刺激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目的。现行价格、财税、金融、外贸等经济政策不能充分反映环境保护的要求，在促进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的调控激励作用不强。

社会公众是行动者、参与者和监督者，需要强化对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认识，形成正确的环境权益观

随着公众的环境关注度、期待度、参与度的提升与忍耐度的降低，对邻近地区建设项目的决策、环境质量评价、政府问责等日益关注，公众维权意识与参与意识正在增强，公众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意愿日益强烈。但是，一方面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末端参与，即在环境遭到污染和生态遭到破坏之后，公众受到了污染影响才会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被动参与多，主动参与少，参与渠道不畅，环境诉求成本高，导致公众诉求不能有效表达，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另一方面公众往往既是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的制造者，公众对自身环境权利和责任没有明确的认识，往往强调权利的实现，但主动践行环保责任的意识弱。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公众环境利益，切实做好环境治理，有必要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环境公平正义观和环境权益观，让公众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到环境社会治理中。

“水十条”体现环境治理体系誓三个转变”

“水十条”充分把握了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环境管理转型的基本要求，按照环境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将完善制度政策本身作为计划实施的重点任务，改革创新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依法施策与市场驱动并举，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多主体共治，通过建立长效机制释放水污染防治的“政策红利”。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国家水污染防治思路的重大转变。

从“督企”向“督政”转变，推动地方政府和部门责任落实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要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改善责任，改善环境质量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水十条”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工作方案，要把“什么地方治成什么样”等阶段性进展向社会公开，同时要明确责任人，公布环境质量信息，公示达标进程。在后续手段上，提出了区域限批，挂牌督办，约谈，取消荣誉称号、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措施，切实推动地方政府水污染防治责任落实。在部门责任落实方面，“水十条”在时就明确了每项措施的责任部门和参与部门，环境保护部负责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工作进展。

从政府一元管理向“政府一企业一公众”多元主体社会共治模式转变

根据国外的治理经验，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参与是水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过去我们的规划、计划主要强调政府管理，“水十条”提出建立“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体系中，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形成一种有机的合作关系，政府成为环境保护的监管主体，由企业落实治污减排的法定主体责任，公众则具有环境保护监督和实践的双重身份，冲破了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束缚与水污染防治责任。环境社会共治是公众参与的升级版，不仅强调公众要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工作中，更强调各主体自我管理和主动践行环保责任；不仅要求信息公开，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公开的追责机制、监督机制；不仅加大了信息公开的力度，更让公众参与监督地方政府、重点排污单位等有法可依。因此，“水十条”的出台，让公众在参与水环境治理时，形式更加多元化，逐步实现从“末端参与”向“全过程参与”转变。

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向政府监管与市场驱动并举转变

政府的制度安排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和保障，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环保制度规则制定，积极转变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角色，由环境治理的承载主体转向环境监管的承载主体；另一方面应努力建立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推进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运用市场力量解决水污染防治问题。因此，“水十条”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一是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建立健全一系列水环境保护相关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制度、目标任务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重大制度，形成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制度；二是按照创建、利用和规范市场的基本要求，从价格、财政、税费、投融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环境市场的有效形成和顺利运行，规范发展环保产业，推动经济绿色化。

构建水污染防治新机制的重点与方向

改善水环境质量，关键在行动，重点在落实，突破在机制。“水十条”亮出了向水污染宣战的“利剑”，它是我国水环境保护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行动。为此，我国政府应进一步重点加强以下保障措施。

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水污染防治责任落实

一是以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为突破口，重构水环境监测监管体系。“水十条”提出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统一规划设置监测断面（点位），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水污染防治职能，有序整合不同领域、部门、层次的监管力量，对所有水污染物、水污染源和水环境介质实施统一监管。按照国家考核、国家监测的原则，上收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将水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运行、维护全部上收到中央本级，加大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生态等环境监测资源统筹共享力度，实现水环境监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信息。“水十条”还明确提出流域上下游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定期会商，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并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于2015年年底前建立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二是实施地方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实施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分流域、分区域、分海域对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三是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开创“九龙”合力、系统治理的新气象。对行业主管部门实施抓行业管理和抓行业环保“一岗双责”，加快建立健全区域流域协作机制，加强水资源消费量控制与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协调联动。在“水十条”研究编制过程中，各部门积极配合，形成了很多好想法、好思想、好点子，有些落实到“水十条”文字中，有些已经落实到各自部门工作部署中，有些协同推进已经见到实效。地方也要借鉴国家经验，特别要注意把握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的系统思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行“一岗双责”，以任务的形式明确各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强化行业管理的任务要求和联动增效。“水十条”还明确提出建立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交流进展、解决问题，真正实现联动协作。

加强环境法治，依法落实企事业单位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一是明确企事业单位节水减污、风险防范、达标排放、自主监测、信息公开等法律义务，加大环境违法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力度，强化企事业单位环境刑事责任追究，明确企事业单位的水环境修复责任，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二是“水十条”创新性地提出了排污企业“红黄牌”制度，秉承新《环保法》中对污染企业严格处罚的思路，将违法排污企业公之于众，通过“贴牌”，确保持久曝光，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强烈震慑，对违法排污企业“齐抓共管”。三是构建环境保护信用约束机制。开展企业环境自行监测，自觉公布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推行企事业单位环境行为颜色评价，形成直观有效的管控体系。加强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结合公布的“黄牌”和“红牌”企业名单，加强与信贷、环保资金优先支持等相关的政策联动，推动企事业单位环保自律机制形成。

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让社会大众成为水污染防治的监督者和行动参与者

一是政府完善参与平台，构建环境信息沟通与协商平台，充分听取公众、NGO对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的意见，告知社会公众治理河流名称、采取的措施、治理进展和责任部门（人）、达标进程，引导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让社会公众在参与“水十条”过程中加强对环境治理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二是以绿色消费革命推动消费端和需求侧的转变，强化公众责任，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让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改善进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比如参与水环境质量改善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清单的选择。三是加强信息公开的力度，“水十条”提出公布“水环境质量及达标情况、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 ‘黄牌’和‘红牌’企业名单、黑臭水体治理进展、饮水安全状况、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环境违法典型案件”等方面要求，要严格按照“水十条”的时间和频次要求进行信息公开，以信息公开推动监督，以监督保障落实：国家每年分流域公布各省（区、市）和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四是重点突破社会监督制度，健全举报制度，通过有序推进有奖举报等方式，鼓励公众对污染现象“随手拍”、“随手传”、“随手报”，加强对政府、企业的监督。五是提升环境舆情引导能力，合理引导公众环境预期。

加快制定和实施配套经济政策，促进水污染全成本内部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诸多国际经验也表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推动水污染防治进程。因此，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政策是落实“水十条”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这主要包括进一步调整价格政策，完善水价、排污收费征收标准和范围，刺激节约用水和污染防治；创建环境资源市场，实施跨界水环境补偿，建立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开展补偿试点；以环境资源有偿使用为基础深化排污权交易试点；大力健全节水环保“领跑者”制度、财税政策、绿色金融等激励政策，较多地采用政府采购环保服务制度、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第三方治理等产业形态创新，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搞活环保市场。我国各地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水环境问题千差万别，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地区的重大政策先行先试，早出台、早实施、早受益。北京市已经将排污费调整到原征收标准的14～15倍，实现污染成本内部化，并且收入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海南等地开展了“银政投”绿色信贷计划试点，目标总规模20亿元，目前已经前期投入10亿元。对下游为饮用水水源功能区、水质有改善需求且有污染纠纷的跨省界水体，可考虑开展跨省界补偿试点。

结论和展望

“水十条”自始至终体现改革创新的思想，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机制的建设，创新工作思路，重构了部门联动、落实企业责任、发挥公众监督等水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税收、价格、生态补偿等经济政策手段，推动第三方治理、环保产业等投融资机制改革，为水污染防治工作和“水十条”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基础。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6篇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 政府责任 原因

大气作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其质量的优劣，与人类健康、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然而，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问题也日渐突出，而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中政府责任缺失主要表现在决策和监管执行上。首先，在决策上，政府选择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道路，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投入，从而忽略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先污染后治理”就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的经济效率，先任由污染发生，或者在人们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污染，最后再采取措施减少和治理污染。其次，在监管上，我国政府不仅对涉大气污染新建企业的行政审批把关不严，而且对新建企业的大气污染影响评价也流于形式。另外，政府对企事业单位治理大气污染的监管也存在懈怠。政府在面对企事业单位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大多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这一方面受限于大气污染测量技术的落后，同时与政府和企业相互的“灰色利益”也密不可分。

究其原因，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从理论上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组织及其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主体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不受公共利益的激励，他们的行为是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组织往往为了达到预算的最大化，不断追求组织规模的扩张和公共产品的无限提供；而政府官员则追求权力或金钱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实施管理地区性公共事务的时候，往往同时承载着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政府自身利益等多重利益。由于目前我国的政绩考核大多以GDP为导向，与官员的自身利益是正相关关系，所以政府官员往往更注重眼前利益，过多地关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在涉及经济增长和大气污染治理时，经济发展通常会超越环境保护目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

然而，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中政府责任缺失更多的可以归结为以下现实原因：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理念滞后。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末端治理”方式是不可取也是不科学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的复杂性和整体性要求政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治理理念，必须从源头上防范大气污染问题的产生，从而彻底摈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末端治理”理念。此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理应具备的基本责任意识被日益扭曲和畸形的政绩观淡化，政府责任意识严重缺位。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上存在缺陷。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规范和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其一，立法观念落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总是侧重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整体性法律法规，忽视制定有助于落实的具体法规。其二，立法体系不够健全，我国目前缺少一部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要求纳入综合型大气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我国环保部政策法规司的司长之前在解读《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重点时曾强调，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中，要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其三，立法内容不完备。在我国，在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过程中，政府只设立了总量控制指标，没有将该指标细化、量化和标准化。在大气排污许可证制度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责任不明，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原本应该是“事前申报”的许可证申请要求在排污企业为避免更多责任，承担治污成本和环保单位为避免投入资源进行数据审核的双方趋利避害行为下变成事后申请和确认，对于这些行为，法律中的处罚规定不明，罚款较少，从而使得大气排污许可证成为摆设。

再次，对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履行环境责任缺乏监督。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如果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完善的外部监督，我们很难保证其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都能做到全心全意为环境公共利益行事，而不利用权力寻租。此时，寻求有效的外部监督及其重要，行政问责机制和社会公众监督是外部监督的两种最重要的监督形式。目前，政府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尚缺乏有效的系统的监督机制，不但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而且社会公众监督环节也相当薄弱。监督职能的弱化和监督力度的不足是导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中政府责任缺失的重要原因。第一，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问责政府不当的行政行为已成为衡量政府执行力的标准之一。当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普遍存在着“重企业环境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的特点，而少数规定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条文则呈现出“重政府环境权力、轻政府环境义务”的特征。而有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严重缺失，这使得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及时的监督和纠偏，行政问责机制有待完善。第二，社会公众监督环节薄弱。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在规定单位和个人用有检举和控告权利的同时，却在如何实施检举权和控告权方面没有相关规定，这就造成了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法律缺位。同样，法律在规定公民就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监督权也是如此，监督权如何实施是最大难题，公民获取信息渠道受到限制，参与面相当狭窄，很多公民基本都是“被代表”，公民的监督权无处并且无力实施。

为此，我国政府要强化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责任，可以在加强政府责任意识，规范大气污染防治中政府责任的立法，加强政府环境责任的内外部监督等方面采取措施。只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生态经济观念纳入政府绩效的考核体系，才能保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构建生态文明与经济富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吕景城.论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控制机制[J].东南学术，2005，（3）.

[2]高涛.污染治理对策研究――以大气治理为例[J].生态经济，2009，（2）.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7篇

 

近些年来，作者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调查中发现，其中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防治法律体制架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吸附机制等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当前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问题分析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

 

众所周知，公众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众可以通过行使自身的权利，来对破坏海洋环境的现象进行诉讼，并由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核以及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对公众权利内容不够全面，使得一些居民发现海洋存在着污染的情况却无能为力，从而使始作俑者更肆无忌惮的对海洋进行破坏，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完善势在必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问题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应有着针对性的防治方向，结合不同海洋区域的实际情况，对相应的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并将其严格的实施下去，从而保证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有效性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整体架构缺乏合理性，法律体系架构过于雷同，未能结合实际的海洋区域进行相应的设计。

 

另外，缺乏对陆源污染的重视，陆源污染作为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方式之一，其中蕴含着多种破坏因素，而陆源污染问题却没有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进行充分的体现，影响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科学性。2013年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内容较少，仅仅修改了第四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内容，删除了第八十条的内容，海洋污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程度加深，污染方式多样，海洋资源的稀缺，以及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与近年来的深化改革，调整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关系和适用范围及风险评价、责任追究制度上应当进行立法调整。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问题

 

海洋资源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要想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对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 。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情况来看，整体运行效率并不高，而且，机制的落实力度严重不足，很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条例过于形式化，不利于海洋环境防治工作顺利的进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在运行的过程中，民事责任制度还有待完善，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应赋予公民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诉讼权利，这样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公民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利来行使请求权，从而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效率 。公民的环境权主要包括知情权、使用权、环境权、参与权等，公民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居民赖以生存的海洋受到污染，给居民的海洋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居民所得到的赔偿不公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居民得到公平的补偿，同时对保护海洋环境不再受到污染和破坏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海洋环境防治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其次，应不断的完善海洋环境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大量的实践发现，海洋环境侵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原则上通常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为了提高民事责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应重视免责情况的运用，不仅要严格的执行下去，同时要根据其发展趋势不断的对免责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对于一些由于不可抗力出现的重大过错，应属于正当的免责事由。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完善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已经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随着人们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导致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运行的不合理，应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 。

 

首先，应站在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上对其体系架构进行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是全球的重点工作，而且，在法律上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国家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办法，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海洋环境的进化现状，对一些重点海域制定相关的单行法、行政法，不断的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例如，渤海、东海、黄海、南海等在不同的海域都存在相同的污染源，而污染来源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应根据这些海域污染的差异性有针对性的对其制定防范措施，从而保证各个海域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运行的合理性。例如，在针对我国南海环境保护中，对其制定了《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质量。

 

其次，应重视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的对其《条例》进行不断的完善。所谓陆源污染主要是在陆地上所产生的污染，进入到海洋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源，陆源污染与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构成海洋的三大污染源，陆源污染不仅具有较多的种类，而且，数量也比其他两种污染源多，并且给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陆源污染的防治条例的完善。作者认为，在对《条例》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陆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细致化、具体化、原则化，要将其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一致，进一步完善《条例》，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有一些与陆源污染息息相关的法制体系，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应对其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这样才能充分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效率，为海洋环境保护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最后，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以往针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虽然制定了相应的民事法律，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十分不足，针对这类情况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不仅要对民事法律进行完善，更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完善

 

所谓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是指海洋资源的受益人或使用人，在合法的基础上利用相应资源的时候所支付相应费用的制度 。在近些年来，我国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过程中，补偿机制不够全面，还依旧存在一些补偿问题，例如，一些海洋区域的海洋工程等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其污染实施者却未能对其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陷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会让更多的实施者大肆而为之，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完善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的修订，结合海洋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对海洋工程、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倾倒废弃物污染等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在完善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着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根据海洋区域的实际资源使用情况确定受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程序、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提升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率。

 

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主要指的是利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极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生态改变，针对于一些小污染小破坏，通过海洋自身的自然修复能力，能够实现良好的修复效果，而针对于一些大污染大破坏，仅仅通过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修复是十分缓慢，甚至是出现无法修复的问题，将会给海洋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在这里需要对海洋环境的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才能利用修复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应将其作为海洋环境修复的辅助方式，以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为主体对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修复，再进行适当的人工辅助，将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恢复，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完善。另外，在对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完善，当然，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地区或是先进国家的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例如，建设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建设繁殖场所、栖息场所、建设海底森林等，更好的填补我国当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空白，从而有效的提升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实施效率，为海洋环境修复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四)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其他配套工作的完善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之外，还应注重一些配套工作的完善，才能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运行质量。首先，应重点考虑海洋环境污染与相关环境保护法之间社会效益的均衡性，如排污权、环境权之间的平衡，根据不同海洋区域的特点，对于一些没有超标的排污所造成的损害来说，其赔偿机制应当建立在社会化赔偿机制之上，如公害赔偿的商业保险、赔偿基金等，为保证海洋环境做好充足的工作。其次，应该加强执法改革，从以往对海洋环境执法的情况来看，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应不断地对海洋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优化。另外，由于海洋大多都是跨越国家的，因此，在海洋环境防治法律上，应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签署国际协定、公约等进一步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从而为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持。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为了避免或降低对海洋环境破坏的程度，需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进行完善，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积极做好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工作，促进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8篇

【关键词】 土壤污染；英国污染地块；污染修复；生态环境

一、我国的现实背景

土壤是几乎所有污染物最终的宿营地，土壤污染也称为“农产品安全的隐形杀手”。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类型多样化，其中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我国由工业企业搬迁而废弃遗留下来的城市污染地块（棕地）超过50多万，成为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土地资源安全再利用的限制因素。另外由于长期使用化肥与农药引起的面源耕地污染、矿山与油田开采导致的流域性污染，形成了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复杂格局。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共54件，其中，吴青、杜国玲等69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2件（第59、185号）。议案提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土壤污染等环境侵权诉讼案件频发，而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局限性，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的监测评估、污染控制以及污染后的治理与修复及污染责任等做出专门规定。

年初，环保部《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术语》5 项污染场地系列标准，于2014 年7 月1日正式实施，这将促进污染场地修复产业的快速发展。[2]

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面对污染，总理掷地有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在此背景下，探究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应对土壤污染的模式，并在对这些制度和措施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吸收国外成功经验，取其精华，以期为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为我国实现绿色中国梦提供参考。

二、英国污染地块法律制度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蓬勃的工业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带来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面对严峻的污染问题，英国开始研发专业的技术体系，并制定严格可行的政策法规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入，英国的立法指导思想逐渐发展为通过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标准来避免产生环境问题的污染预防，立法主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污染者付费、污染预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据此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综合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标准。依靠和运用法律手段特别是采用环境标准是英国环境控制体制的核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

《1995环境法》中的第57章的内容形成了《1990环境保护法》中《Part 2A污染场地管理框架》，是污染场地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并于2000年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生效，2001年在威尔士生效，2012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更新。该法规提供一套识别和污染场地治理的标准流程及相关技术规范，同时还制定了《1990年城乡规划法令》，确定了土地开发商为责任主体，使得污染场地（棕地）再开发与治理过程具有安全、可持续性。该导则在使用的同时也不停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使监管机构判断场地是否发生污染有了更具体的依据，更注重对最需要治理的地块进行最优化治理设计，使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谨慎而针对性更强的治理策略，避免过去制定的一刀切做法。2012年更新的Part 2A具有治理成本更少、效果更快、策略更具针对性等潜在优势。在处理污染场地的同时，可让决策层在污染场地治理时选择最优的治理策略。

《1990年环境保护法》Part 2A中对“污染场地”进行了定义，用以规范地方政府（特殊场地如放射性污染场地除外）对污染场地进行判别：

“污染场地”是指在地方政府所管辖区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场地：（a）正在造成显著危害或者产生显著危害的可能性很高；（b）正在对水环境造成显著污染或者产生显著水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很高。

“危害”是指对生物体健康的损害或对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干扰，还包括对人类财产的损害。

针对如何界定危害或水污染是否达到“显著”水平，以及危害或水污染的可能性是否达到“显著”水平，可根据2009年定稿的污染场地暴露评估导则来确定。

根据Part 2A，法官有义务对承担治理费用的责任人进行初步鉴定。在进行初步鉴定时，每个重要污染物链条进行单独考虑（除非由于责任部分相同可以进行多链条考虑）。法官首先根据有关章节寻找造成或故意允许他人造成污染的责任人（即A类责任人）。若未能找到A类责任人，法官通常对场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即B类责任人）进行鉴定，但此步骤并不适用于控制水源区的单独污染。对每个链条负责任的责任人组成该链条的“责任小组”，责任小组可由多人组成，根据“A类责任小组”与“B类责任小组”的指导意见反映小组中责任人的性质。若有多个A类与B类责任人，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法律责任分配。无法找到A类和B类责任人的污染场地需用特别基金进行治理。

Part 2A具有一定的适用弹性，如皇家维勒市当局于2006年为某垃圾填埋场制定的管理及治理策略，尽管场地周边发现了两例因急性白血病死亡患者，但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场地有关，因此并未予以考虑。此外，尽管某些地块土壤中存在高浓度镉，但经详细地球化学调查后发现，无明确证据表明土壤中高浓度的镉会通过可能的暴露途径对人体产生危害。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作为伦敦奥运会高级环境顾问参加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奥运公园的治理工程也是在《1990年环境保护法》Part 2A和《1990年城乡规划法令》框架下进行的，首先制定了《奥运公园整体治理策略》，其中推到了针对不同使用功能与规划的土壤与地下水筛选标准，制定了从调查，评估到治理技术筛选的工作程序，同时强调了每单元地块必须进行详细调查及使用评估技术制定修复目标的重要性，最终实现了伦敦东部可持续性旧城改造及绿色奥运的主旨。

三、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思考

英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成功经验， 无论是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的选择方面， 还是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和具体制度的建构方面， 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具体而言：

1、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相关法律以应对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我国环境污染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受环境污染法总体规则的规范。不论是土壤污染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都应该视为是环境污染法调整的对象，也应该成为其他法律部门面临的新的法律事实，对其他法律部门的发展和演化带来一些新的力量。我国现存的以1989 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为首的污染防治法体系，形成于20 世纪末或者21 世纪初，其中很多环境管理规范都与当代的环境保护理念不符，应该借《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机会对一般环境污染规范进行完善，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污染形式。

2、强化土壤安全意识，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立法中，要把土壤污染防治的问题提到国家环境安全的高度，通过立法强化各级政府、企业和全国公民的土壤安全意识，明确政府、企业、公民的职责和责任。在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实行连带、无限、不溯及既往的归责原则，并对我国污染土地的修复程序和措施做出明确具体的构建。在分析英国污染地块法令法规的基础上，主张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原则要与环境法其他原则协调一致，按照“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付费”原则，从严设立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特别是针对我国有的企业违法排污十分恶劣的状况，应借鉴英国的做法，给予其足于破产关闭的严厉的经济处罚，并且规定相关人员严厉的刑事责任。切实贯彻和实行相关立法，莫让法律规范成为“无牙的老虎”。

四、结语

土壤经不起污染，守护土壤安全，义不容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保护土壤生态环境，是建设生态文明，快速引导我国环境修复产业的健康发展，弥补透支环境红利造成的损失，实现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再平衡，成为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应坚持务实的态度，借鉴英国治理模式的可取之处，立足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和制度体系，采用“利益主导模式”，将土壤污染整治和土地再开发利用结合起来，灵活选择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有效地降低污染土壤的清理费用，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实现土地的再利用，实现绿色中国梦，法治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注 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2.06.06）[2012.10.08].http：//jcs.mep. /hjzl/zkgb/2011zkgb/.

[2] 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3.

【参考文献】

[1] 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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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第9篇

（一）重金属污染的形成机制。重金属污染的形成机制，可以从产生因素、来源途径、产生主体和产生时间等方面来分析。（1）产生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重金属在大气、水体、土壤、生物体中广泛分布，个别地区如喀斯特地区因石漠化导致重金属释放而造成自然环境中重金属污染；重金属一般以天然浓度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由于人类对重金属的开采、冶炼、加工及商业制造活动日益增多，造成不少重金属如铅、汞、镉、钴等进入大气、水、土壤中，人为引起严重的重金属污染。（2）产生途径：主要来源工业污染、交通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工业污染大多通过废渣、废水、废气排入环境，在人和动物、植物中富集，从而对环境和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交通污染主要是汽车尾气的排放；生活污染主要是一些生活垃圾的污染，废旧电池、破碎的照明灯、没有用完的化妆品、上彩釉的碗碟等。（3）产生主体：首先，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盲目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因此，对于涉重金属污染的企业，不少地方政府往往采取非常宽松的投资政策，对涉重金属企业项目考察不严格、监管力度松散，发生了多起重金属污染事故。据报道，某地由于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曾经在2007年大规模整治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但被整治企业却接到了山西、河南、湖南、广西等地的邀请，将污染企业成功的转移，也为后来各地的重金属污染事故埋下了伏笔。其次，企业是造成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者。湘江流域涉重金属企业总计1635家，湘江重金属污染与地方产业结构直接相关。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尤其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藏的开采、冶炼企业在湘江流域齐聚。虽然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扛起重金属污染治理示范大旗。尽管旷日持久的“排毒”战已持续20多年，然而，专家的定性仍为“积重难返”。再者，日常生活中，民众的不恰当处理废旧电池等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也是组成部分。（4）产生时间：历史的沉淀与现实的积累。重金属污染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既有历史的沉淀，以各种化学状态或化学形态存在的重金属，在进入环境或生态系统后就会存留、积累和迁移，造成危害。如随废水排出的重金属，即使浓度小，也可在藻类和底泥中积累，被鱼和贝的体表吸附，产生食物链浓缩，从而造成公害。根据湖南省环保厅历年对湘江水质监测数据,湘江总体水质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总体污染特征是以有机污染为主的重金属、微生物复合污染,其中重金属污染特征尤为突出。也有现代工业的三废排放、农业化肥的过度使用和人们生活垃圾无序处理而形成的污染，而且，经济越发达，重金属污染的现象愈发严重。

（二）重金属污染的主要特点。（1）来源复杂。重金属污染来源于自然界，来源于工业、农业、人们的生活，来源于城市和乡村。（2）主体多元化。人为造成重金属污染的主体众多，有政府、企业、公民。而且受害主体不特定化。（3）时间长，隐蔽性强。由于历史的积累以及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忽视，重金属污染的时期长，其造成的危害不会马上体现处理，不易为人们所重视。（4）影响深，危害大。“重金属污染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的污染；二是对人体的伤害。”在环境污染方面，重金属污染与其他有机化合物的污染不同，不少有机化合物可以通过自然界本身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净化，使有害性降低或解除。而重金属很难在环境中降解。在开采、冶炼、加工及商业制造活动中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大气、水，造成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最终，大部分重金属停留在土壤和河流底泥中。当环境变化时，底泥中的重金属形态将发生转化并释放造成水污染。在对人体的伤害方面，重金属通过大气、水、食物链进入人体，在人体内和蛋白质及各种酶发生作用，使它们失去活性，并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富集，如果超过人体所能耐受的限度，会造成人体急性或慢性中毒，具有致癌、致畸及致突变作用，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危害。（5）综合治理任务艰巨。重金属污染防治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地区、甚至多个省份的协调与综合治理。湘江流域涉重金属的防治就涉及株洲、衡阳、郴州、湘潭、娄底5个市。需要发改、财政、国土、环保、工信、卫生、安全、科技等多部门的合力与协调。

二、重金属污染的形成机制对构建司法保护机制的主要影响

我们所说的重金属污染指的就是因人类活动导致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增加，超出正常范围，并导致环境质量恶化。从重金属污染形成机制和特点来探析其法律机制的主要问题，能更好的对症下药。

（一）来源的多样性突显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不完善。重金属污染存在于水体、大气和土壤等。对于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立法中均有涉及，但没有形成系统的重金属产过程中污染防治制度体系。原则性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责任机制不健全。政府的监督责任不健全甚至缺乏；污染企业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民众环保意识不足，法律救济途径存在缺陷。（三）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彰显出法律规定顾此失彼，不全面。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注重工业排放的治理，对农业和生活垃圾污染缺乏应有的关注。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注重工业生重金属的排放控制，忽视生活活动中重金属的污染物的排放，也忽视对生活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物的监测、评价与管理。④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很多重金属应用到日常消费产品及农业用品中。由于这些含有重金属产品的使用日益广泛，回收困难且没有建立完整回收、处理系统，加上消费者对重金属的存在及其危害缺乏了解而容易轻视，易导致含有重金属产品在使用、丢弃、冲洗处理、掩埋中，扩散了重金属污染的范围，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四）影响的深远与严重的危害性考量着国家司法的综合执行力。我国环境法学专家蔡守秋教授指出：“我国现行的污染防治法都存在一个最大的弊端：没有有效的执行手段和责任追究机制。”污染者因为处罚力度不够大，于是污染事件时常发生。但问题的关键是法律法规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处罚力度不够大。这已经成了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大顽疾。（五）综合治理的艰巨性使得实践操作中综合治理与协调机制缺乏可操作性。整治重金属污染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影响包括重金属污染防治在内的环境保护任务的实现，一是缺乏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责任及其监督的法律规定，环境管理体制有待改革和完善。二是需要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公民环境知情权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和公众监督机制。三是一些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尚需建立和完善，一些环境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存在污染防治责任不明确、违法成本低、环境健康损害救济难、环境公益损害救济难等问题。

三、构建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机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