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论文第1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污染治理论文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理环境污染成为我国当下一个紧迫的问题。本文阐述了环境污染的现状，试图用经济手段为我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条件。在我国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资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不仅是环境的产物，而且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条件。主要表现在，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环境能够吸纳生产和生活所排出的废料（废气、废水、废渣）等；环境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空间场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发展的好与坏，快与慢是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人在环境面前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为了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量消耗环境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现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到当下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环境污染问题不改善和解决，就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环境污染的现状

所谓的环境污染，在经济学家看来，是指环境的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有害和不合需要的因素。现今的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气污染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大气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物质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大量的废物进入大气，远远超过了大气自然的扩散能力，从而使空气质量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温室效应”的出现，使得南北极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类似于印度洋海啸、沙尘暴、局部地区异常干旱缺雨等不正常的天气现象会更加频繁地发生。

（二）土地污染

目前，我国20％的耕地遭受污染，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当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土地污染的危害不亚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但人们却远不像关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那样关注土地污染。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乃至绝收，严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土地污染的罪魁祸首是来自工矿业废水的灌溉。我国每年由于污染水、污染农用地造成的损失达90亿元。不科学的开采和利用重金属、开办造纸厂、重化工厂等高污染企业，在短时期内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是长期以来，这类企业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不得不荒芜，迫使当地百姓背井离乡。

（三）草原退化

由于草原的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严重。我国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一是产草量的下降。据调查，全国各类草原的牧草产量普遍比20世纪50～60年代下降30%～50%。全国退化草原的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70万公顷。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方主要草原分布区产草量平均下降幅度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荒漠草原达40%左右，典型草原的下降幅度在20%左右。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二是牧草质量上的变化，可食性牧草减少，毒草和杂草增加，使牧场的使用价值下降。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导致气候恶化，许多地方的大风日数和沙暴次数逐渐增加。气候的恶化又促进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过程。我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面积已近18万平方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间，因沙漠化已丧失了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水体污染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近海总体未受到污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海洋污染、江河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到上世纪末，已有2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

2005年，我国有317亿吨的污水排入大海，其中有50%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我国的环渤海领域每年吸收的工业排污量高达57亿吨，另外还有每年200万吨固体垃圾。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标准的2000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已经没有鱼类生存。据海洋专家测算，即使现在停止向渤海排污染物，恐怕需要至少200年的时间才能让渤海彻底恢复清洁。同样长江和黄河的污染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西部大开发，各地政府积极发展重化工企业，使得黄河上游污染极其严重，到了下游黄河水已经变成劣五类水质，无法饮用。由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的省份治理工业带来的污染，使得重污染企业纷纷转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也随之侵入到长江中上游。现在，长江和黄河的污染已经是全流域的污染。

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的典型表现。所谓的外部负效应，也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是指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在未来价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费用，或是说，是指某一产品的社会成本大于生产者私人成本的现象。

（一）押金——退款制

这是欧盟国家处理各种有毒垃圾（如硫酸瓶、铅酸电池等）的有效办法。按照这种制度规定，在制造商向零售商出售油漆时，要收取押金作为一种税，零售商将他们用过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把押金收回。同样，回收站就可以从管理机构那里把押金收回。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电池生产企业，如果能有效地执行这一办法，将会大大减少土地污染问题。

（二）庇古税和庇古补贴

用征税或罚款的办法来解决外部负效应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也被称为“庇古税”。“庇古税”主张的是，对产生外部负效应的企业或个人，课征相当于它所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外部成本便成了当事企业或个人的内部成本，即实现外部负效应的内在化，从而迫使其考虑该成本，达到纠正外部负效应的目的。另一种手段就是对污染的企业征收排污费，即向污染物排放者根据排放量征收一定的费用。污染企业面对这些收费，一方面将缩减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对于污染性的企业，政府除了对其征收税收和排污费之外，还可以向企业提出补贴，鼓励其扩大投入采取消除污染的措施，改进生产工艺，从而达到纠正负外部性的目的。原则上补贴额应该等于污染治理的边际社会收益。如果企业每减少一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既可得到一份补贴，那么对企业来说，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大于补贴时，他会选择放弃补贴而继续排污；而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小于补贴时，他将选择接受补贴而减少排污。

庇古税和庇古补贴在解决环境污染方面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典型的方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污染者付费原则，OECD国家普遍实行了征收环境税的政策，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征收排污费以及产品税等。比如，对于汽车燃料，依据有铅和无铅，几乎所有的OECD国家开征了有差别的税收。在日本，还对下水道排污量的多少进行征税，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开始绿化其税制体系，比如，开征新的生态税，实行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全面征税的政策。与前面的办法相比，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更加偏爱庇古税和庇古补贴，但是他们也存在较大的缺陷，要消除外部负效应，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其征税和补贴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然而，在实际中，很难衡量和掌握各企业的外部成本或收益，而且也很难避免政府寻租的出现。

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

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是科斯定理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实际应用。科斯定理是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认为，只要明确界定并切实保护产权，随后产生的市场（产权）交易就能自然消除和解决外部性问题，使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可能实现污染的零排放，所以排污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利用环境资源的问题。政府如何规定和限制排污权的大小以及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这种权利，成为问题的关键。其实，政府在可接受的排污总量的限度内，将排污许可证分发给污染制造者，并允许排污量较低的企业将剩余的配额进行出售，也允许超标排放的企业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排放量。这一方法不仅没有超出规定的排污总量，而且在企业间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个人或企业改进控污技术，从而降低控污费用，最终达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目的。利用市场机制，使得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在企业之间实现最优配置，也会大大减少政府部门寻租的现象出现，最后实现双赢。

美国是这一制度的最早实践者。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开始试点实行一项新的政策——“气泡（Bubble）政策”。即把一个工厂当作一个气泡，只要该气泡向外界排出的污染物总量符合政府按环境要求计算的排污量，并保持不变，不危害周围的大气质量，则允许气泡内各排污源的自行调整。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该项政策实施的第四个年头，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二氧化硫排放消减量大大超过预定目标，许可证市场的价格远远低于预期水平，充分体现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保护环境质量，降低交易费用的巨大优势。超级秘书网

我国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开始于1988年。首先考虑控制的是水污染物。1988年3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确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18个城市进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1989年9月，在河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199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开始选择试行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城市。199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又在6个城市开始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工作。到1996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实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共向42412个企业发放了41720个排污许可证。从1991年开始，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阳等城市尝试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在满足大气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排污许可证的买卖，运用市场刺激手段，鼓励企业采用低费用、少污染的措施，并促使污染源的合理布局。

总之，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的典型表现。我国应该结合国情，总结和借鉴外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宝贵经验，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步骤、有措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文达.发展经济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污染治理论文第3篇

根据山西省水环境监测中心1993年至2000年水质监测资料，选取汾河源头、上中游、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水质控制站，运用现在通行的季节性肯达尔检验法进行水质变化趋势检验并进行分析。

1.1水质测站选择

选择汾河上、中、下游卞要水质控制站进行研究。汾河上游及源头选取宁化堡、静乐为研究站;汾河中游选取小店桥、义棠为研究站，其中小店桥为太原出水水质控制站;汾河下游选取赵城、临汾、柴庄、新绛为研究站，其中临汾站为临汾市市区出水水质控制站，新绛为河尾站。

1.2分析项目

选用高锰酸吉时旨数、氨氮、挥发酚、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等5项汾河卞要污染物(指数)进行分析，

说明汾河的水环境状况。

1.3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采用季节性肯达尔检验法。

季节性肯达尔检验的原理是将历年相同月(季)的水质资料进行比较，如果后面的值(时间上)高于前ICI的值记为“+”号，否则记作“一”号。如果加号的个数比减号的多，则可能为上升趋势;加号个数小于减号个数，则可能为下降趋势。如果加、减号个数相同则表明水质资料不存在上升或下降趋势。

众所周知，河流流量具有一年一度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河流水质组分浓度大多受流量的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北方典型季节性河流更是如此。因此，汛期与非汛期的水质资料缺乏可比性。季节性肯达尔检验定义为水质资料在历年相同月份间的比较，这避免了季节性的影响。同时一，由十数据比较只考虑数据相对排列而不考虑其大小，故能避免水质资料中常见的漏测值问题，也使奇异值对水质趋势分析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1.4趋势检验成果

河流水污染物卞要有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挥发酚、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在8个站点中，汾河上游的宁化堡、静乐与下游的新绛3站所选的5项污染物基本无趋势变化。其它站点污染趋势均有明显变化，其中小店桥、临汾、柴庄站溶解氧呈下降趋势;义棠站五日生化需氧量、赵城站挥发酚呈下降趋势;义棠溶解氧，赵城、临汾氨氮以及柴庄高锰酸盐指数呈上升趋势;小店桥、临汾、柴庄3站近10年整体污染呈上升趋势，尤其以柴庄站污染上升最快。

2汾河沿程各污染物变化分析

肯达尔检验成果反映的是污染趋势的变化，但不能反映河水的污染基数高低及河流受污染的程度。为此，根据各站点上、下游关系，用1993年至2000年各站污染物多年平均浓度绘制汾河沿程水质演变曲线图，与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木项目标准限值》111类及V类水质标准限值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各站分项目污染趋势如何，从河流受污染程度看，汾河静乐以上受污染程度低，各项目均优于GB3838-2002III类水限值。自小店桥以下污染严币，但沿程各地污染状况又不相同。受太原市各大、小工矿企业及市区排污影响，小店桥站污染非常严币，大多数水质参数严币超标，所选的5个污染物项目除溶解氧略优十V类水限值外，其余项目值均远远超过V类水限值，属严币超V类水。义棠站位于晋中介休市下游，水污染依然严币，主要是由于汾河沿岸晋中各市县排污严币，各污染因子没有得到有效稀释就又与下游污染物混合，从而使多数项目检出值大大超过环境V类水限值，有些项目甚至高于小店桥站检出值。汾河水出介休后进入灵霍峡谷，沿途少有大中城市及大型排污企业排污，又有山区泉水等汇入，原河水得到稀释，使汾河水在峡谷内的水污染程度大大降低，义棠到赵城段是汾河自太原以下水质最好的河段，多数项目水质检测值可以达到III类或V类水水限值，但赵城段氨氮污染依然严币，多年平均值仍高出V类水限值近0.4信。赵城以下汾河进入下游河谷盆地，沿岸市县经济较发达，工业化指数高，纳入临汾市城市污水后污染程度更为严重，临汾、柴庄所选监测项目检测值均接近或高于V类水限值。汾河出临汾后污染程度逐渐降低，但总体污染状况到新绛站时依然严重。

3汾河水污染产生原因

3.1天然径流小，河道稀释作用不明显

河流的污染程度取决于污染物入河量与河道天然径流量的比值。据水文方面数据知，汾河柴庄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1亿m3（1993年至2000年），多年平均流量为16.3m3/s，1993年到1999年实测最小流量为0.011m3/s<1992年6月10日)，而2000年5月1日汾河柴庄段断流，并持续了28d，2001年断流时-间提前至4月14日，断流持续57d。河道天然径流的减少，使汾河多数时间失去了对污废水的稀释自净作用，下游多数河段成为了“排污渠道”。

.2工业污染严币，污废水处理效率低

汾河中下游河谷盆地是山西省经济最发达地区，沿岸有太原、晋中、临汾等大中城市，太钢、山焦、山化等大型企业，还有无数的中小型企业分布在汾河两岸。但是多数地区生活污水、土业废水处理效率非常低，甚至直接排入河道。据统不一，2001年汾河流域年入河废污水量达33541万t}其中土业废水11796万t，生活污水8117万t，混合废污水13628万t，污染物COD年入河量73628t，氨氮年入河量11579t。大量的废污水排入汾河，自上而下逐段逐级祟积，污染越积越重。

4汾河水污染治理方法对策思考

4.1分类指导，狠下工夫，加快水污染治理步伐

对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要进行分类处理，处理生活污水要建污水处理厂，但污水厂的运行必须要有配套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做支撑，大型污水处理厂每吨水运行费用约为0.87一1元，因此，考虑先在沿岸几个重点排污城市增扩建污水厂，扩大处理规模，中小城市也应因地制宜地建设合适规模的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设施。

工业废水较为复杂。由于工业行业非常多，几个行业企业所产废水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处理方法上也不完全一样。应当根据各个企业的产品及所产废水性质区别对待，经过处理的废水，有回用条件的应该回用，不能回用的也要实行达标排放，应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从污染源上治理汾河水污染。

4.2调整布局，优化结构，加张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由于山西省缺乏适当的投融资机制，排污收费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有偿使用制度极不健全，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和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省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因此，政府应该鼓励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投入的多儿化，对于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要走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

4.3积极宣传，强化执法，依法保护水资源

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环保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的环境息识和法制观念。人民大众是环境污染的最终受害者一，也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要通过扩展环境权益来提高环境息识，把人的环境息识的提高过程与对人们切身利益的保护和改善联系起来，使公众了解企业污染对自身利益造成的影响与威胁，自觉参与环境管理。同时，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加大《水污染防治法》的实施力度，依法保护水资源。

【论文关键词】水污染季节性肯达尔检验法治理汾河

【论文摘要】汾浏是山西第一大河，同时水质污染也最为严重。根据现存水质除测资料，采用季节性肯达尔检验法对汾浏重点水质控制站，要污染项目进行了趋势检验与分析，得出了汾浏近to午的水污染趋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汾浏水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何大伟，陈静z匕崔树彬.黄河下游“断流”浏段水量与水质的关系[JJ.环场化学，2002,21(5):423-428.

污染治理论文第4篇

近年来，作为重要民生工程、菜篮子工程的畜禽养殖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加快发展，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粪便、污水等养殖废弃物的产生量也迅速增加，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据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专业户）的畜禽粪便产生量为2.43亿吨，尿液产生量为1.63亿吨，已居农业污染源之首。目前，大部分养殖场污染防治水平低下，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滞后，畜禽养殖粪便和废水未能得到妥善处置和处理，严重威胁人居环境和人体健康。

2造成污染的原因

2.1国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2001年5月8日由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实施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9号）和2014年1月1日由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仅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建设管理提出了明确的污染治理要求。但对于养猪500头以下、鸡3万羽以下、牛100头以下的养殖场未作规定，且其对规模化畜禽养殖的污染防治条款还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加上国家没有统一出台畜禽粪便污染治理技术规定和标准，尤其是对上述养殖规模以下的小型养殖场法律监控还是空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畜禽粪便依法监管和查处难以到位。

2.2地方政府和养殖业主环境意识淡薄。有些地方政府在大力扶植和发展畜禽养殖的同时，忽视区域环境容量，没有对辖区内畜禽养殖业提出规划布局、污染防治等建设要求，致使辖区内大、小畜禽养殖场无序发展；另外，畜禽养殖业主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效益轻管理、重眼前利益轻长远谋划的心理，只注重养殖增效，不重视环境保护，畜禽养殖场未经环保部门环评审批和验收，擅自将未经处理的畜禽粪便和污水直接排放，对区域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造成污染。

2.3治污设施不齐全，环保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由于我国畜禽养殖没有实行准入制度，大部分规模养殖场的建设都是因陋就简，没有统一规划，缺乏必要的污染处理设施；另一方面，由于养殖是微利经营，污染治理投资与运行费用相对较高，养殖户单独治污资金匮乏，负担过重，大多数养殖场自身很难承受，致使畜禽粪便的处理、利用还停留在直接还田、甚至直接排放等粗放模式上。

2.4缺乏部门联动，环保部门监管力不足。目前，畜禽养殖企业主要受畜牧部门管理，能养能卖已经成为养殖业主养殖盈利的最低门槛。对于畜禽养殖项目的环评审批及建成后的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特别是规模以下小型养殖场，环保部门没有有效的制约性措施。

3污染治理对策

3.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制。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养殖业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建立畜禽养殖行业准入机制，从行业准入、建设施工等源头实施依法监管。

3.2加强环保宣传、提高环保意识。在全社会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大力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宣传环保工作方针政策，增强环保国策意识。结合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污染事件，加强对民众的警示教育，摄制、制作一些以破坏环境为题材的警示教育片到企业、农村巡回放映，将查处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公之于众，以案说法，教育广大群众，唤起环境忧患意识，使民众进一步加深对遵守环境法律法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法制意识，提高群众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3.3对已存在的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整治。对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范围内已存在的畜禽养殖单位，地方政府应及时制定综合整治方案，采取限期搬迁或者关闭、限期治理等措施，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集中治理。

3.4建立行业准入制度、科学规划、上大限小，合理布局。对新、改、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国家应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城镇发展总体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以及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的要求，科学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统筹考虑人口、城市发展、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对畜禽养殖业进行合理布局，鼓励规模化畜禽养殖，科学指导辖区内畜禽养殖的发展。

3.5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各级政府应当采取示范奖励等措施，扶持规模化、标准化畜禽养殖，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进行标准化改造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与改造，鼓励分散饲养向集约饲养方式转变。

污染治理论文第5篇

1.1土壤被酸化被污染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有:1)在肥料配比上，我国氮、磷、钾比例约为100∶45∶17，这种化肥配比结构不合理，呈现氮肥用量偏高，钾肥用量偏低。加上无机化肥过多，有机肥太少，不合理的肥料配比结构容易使得土壤的化肥营养元素发生偏向性富集与流失，积累性过程造成土壤酸化，地力下降。2)挥发性农用化学产品等可经由一定的路径，先进入大气，形成第一次大气污染;随后引起酸雨，形成二次污染，间接造成土壤酸化及农业设备腐蚀等危害。土壤酸度增大，许多对植物生长有益的微生物(如固氧根瘤菌)的硝化作用都会受到抑制，当pH＜4．0时，硝化作用完全停止，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会显著减慢。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耕地质量问题凸显，区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1.2农用地膜产生多重污染农用地膜属高分子有机化学聚合物，在土壤中非但不易降解，而且降解之后又产生有害物质，逐年积累下来，从4个方面影响土地生产力:1)残膜造成土壤的通气性能降低，透水性能减弱，养分分布不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和正常土壤结构形成，最终降低土壤的肥力水平;2)由于土壤残膜碎片改变土壤结构，影响正常土壤渗透现象，消弱了耕地的抗旱能力，甚至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严重的后果;3)由于残膜影响和破坏土壤理化性状，必然造成农作物根系发育困难，影响作物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致使产量下降，据农业专家介绍:每亩地的土壤中残膜达到3．9kg时，玉米减产11%～23%，小麦减产9%～16%，蔬菜减产14．6%～59．2%［6］;4)农膜含有的增塑剂等不利化学物资，它们可能在土壤中挥发，对农作物特别是蔬菜作物产生毒性，破坏农作物叶绿素的合成，致使作物生长缓慢或黄化死亡。

1.3水质恶化农业环境污染对于水体的污染是极其严重的。农用化学物的施用对水质的影响主要有4条路径。

1.3．1转换化肥等农用化学物极其容易转换成氮氧化物，各种氮氧化物进入地下水就影响饮用水的品质。

1.3．2水体营养化作用据测定，农业施用的化肥等农用化学物高达65%不能被有效利用，流入水体，造成水体营养化。

1.3．3气态循环部分农用化学物具有高挥发性，使用气态形式进入大气，通过降水进入水体，导致地下水中氮磷物质含量增高、江河湖泊富营养化。

1.3．4渗透在农田中，农用化学物所含的氮损失性外漏，导致地下水的硝酸盐富集，影响地下水质。

1.4产生大气污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环境污染对大气的污染方式至少有4种。2．5．1操作方式在一般施用时，一些挥发性强的化肥和农药会随风飘扬，污染大气。

1.4．2转换方式水稻灌溉期间犹如沼气池，在适度的气候等条件下，氧氮化合物、甲烷等气体会冒出来，产生大量CH4、CO2等温室气体，不但形成室温效应，而且还能够引起臭氧层的破坏。

1.4．3反硝化作用方式在土壤反硝化微生物作用下，农用化学物的增加，会使难溶态、吸附态和水溶态的氮化合物还原成亚硝酸盐，转化生成氮和氮氧化物进入大气。

1.4．4焚烧方式我国每年产生各类农作物秸秆约6亿t，其中大约50%未被有效利用［7］，秸秆随处堆放或就地焚烧，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在进行农业作业时，田边茅草的焚烧加重了这种污染，导致大气污染加重。

1.5对人类的危害农用化学物对人类的危害主要有直接与间接方式。虽然，人体自身具有分解或排泄有毒物质的本能，但当污染物长期持续侵入而超过人体本身的解毒能力时，污染物质便在人体体内逐渐累积，引发内分泌紊乱，造成人体正常激素失常，表现在发育、生殖、精神、情绪等多个方面。严重的会造成人体器官机能病变，甚至死亡。

2农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对策

农业环境污染危害极大，必须治理，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2．1应明确现阶段农业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要进行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必须明确中央政府是农业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首先，农民不是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主要理由:1)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在我国，个体农民不是法定土地产权业主，作为集体土地的承包人，以社会现行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正常农业生产，法律是许可的，无法要求个体农民承担农村环境污染责任;2)保证粮食安全。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主导下，化肥、农药用量也急速增加，到2013年，我国化肥使用总量已经超过7000万t，农药超过170万t(见表1)，而真正被利用的不超过35%。农民无法成为大量面源性污染的责任主体。其次，把地方政府列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体也不是很适当的。主要理由有:1)资金来源问题。各地农村地方政府比较穷，拿不出多少钱来搞农业环境治理;2)投入与受益问题。事实是，当地确实出现了环境污染，但是往往倒霉的是下游区域。如果缺乏良好的区域间补偿与惩罚制度顶层设计与执行，建立起利益科学分享体系，再好的政策组合也无法完全奏效;3)地方政府责任问题，由于自然流域的延伸与政府系统的保护，无法界定地方政府的责任。再者，农村面源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按照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在众多的责任群中，作为全国农村社会管理者的中央政府，应当推为是全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总负责者。中央政府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责任，统帅地方政府，投入资金，集聚各种治理资源，动员全体农民参与，合理确定各类参与者的责任、权力与义务，形成全国一盘棋式规划，并严格行动之。

2．2政府要有所作为由于国家管理体制的方式决定，农业污染治理还需进行顶层设计。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2．2．1完善农业与环境政策我国的《我国21世纪议程》和《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均强调了“农业与环境政策一体化原则”。我国不能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考虑保障粮食安全这一唯一目标，还必须同时兼顾农业与整个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2．2建立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与推广高效体系要全面监测农田环境容量和耕地质量;建设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业技术使用效率;积极推广成熟的化学品使用技术。

2．2．3实行对流域的综合规划与管理应在国家规划下，以流域/河网区域为治理单元，进行综合治理，基于节氮、控磷、控药，建设农田生态拦截系统，原位减低对农田污染排放。

2．2．4完善农业环境保护立法我国可以有针对性地从国际环境公约、法律、条例、法规等4个方面入手，系统梳理，建立起完善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2．3要完善有机产品市场建设我国已经属于市场经济，应尽可能将农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引入市场诱导规则。在环境物权逐渐明晰的状况下，尽可能利用市场规则进行调节。在农业领域内，与化学促成农产品相对应的是有机农产品。来自国家认监委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机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达5000多家，有机生产面积已经达到200万hm2之多，全国共有23家认证机构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活动［8］。有机农产品市场已经初步建成。但是，也出现了随意打有机产品的招牌等现象，扰乱了有机农产品市场，间接破坏了治理农业环境污染的努力，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完善建设显得十分紧迫。

3．4控制农用化学物资使用农用化学物特性各异，控制方法也必须科学、有针对性。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它对土壤、水和大气环境的污染。研究农药污染的途径有利于污染的治理(见表3)。因此，要打出“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制定最严格的农药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使用标准、合理使用农药、调有效防治措施、加强重点控制等”组合拳，有效遏制农药污染。科学施用化肥是主要的土壤培肥措施之一。施用的化肥主要以4种方式转化与被吸收(见表4)。应引入农业环境评价体系和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方法，实施流域综合管理，结合监测和普查，完善农业环境安全的评估体系;加强农民专业技术组织的建设，推动面源污染控制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和研究示范。农膜技术的推广在实现农作物大幅度高产稳产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不溶解、不腐烂的废旧、残留农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残留农膜的白色污染。环境激素污染问题已成为国际环境科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实现农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环境激素防控。“控制源头、约束品质、科技领先、意识先进”，控制“源头”，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保持食物多样性，才能有效减少环境激素的危害。

2．5构筑现代生态农业产业链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生态农业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合理组织农业生产，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功能与配套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资源保护和资源增殖相结合，使农业综合效益最佳的一种可持续农业(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粮食加工企业和饲料、肥料厂为纽带联系了农业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渔业三大系统集成，以形成良性循环。

3结束语

污染治理论文第6篇

作者：刘广兵 刘伟京 李小路 徐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业生产的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工业经济仍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产值分别排在第4，5，6，7位，4个行业工业产值占一级保护区工业总产值的25.0%。一级保护区内产值最高的前100个企业中，37%属于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一级保护区内有纺织企业637家，占企业总数的6.5%，但纺织行业COD排放量居各行业之首，占排放总量的37.21%。无锡市区、宜兴市和吴江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均为纺织业，纺织业COD排放量分别占各地工业排放总量的29.5%，54.7%和83.1%。一级保护区工业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3）外来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级保护区人口为207.7万人，陆域范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600人/km2，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级保护区内有6个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包含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人口的聚集，外来人口占一级保护区人口总数的33.6%。其中吴江市外来人口比重最大，达到45.1%，其次是无锡市区，外来人口占39.0%，2地区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级保护区平均水平以上，一级保护区人口及外来人口分布见图1。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虽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根据统计，太湖一级保护区COD排放量为17816t/a、氨氮排放量为1781t/a、总磷排放量为346t/a、总氮排放量为3424t/a。一级保护区面积占整个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流域总量的3.1％，2.8％，3.5％，6.0％。一级保护区工业用水66.58万t/km2（江苏省为3.44万t/km2），工业废水排放量3.13万t/km2（江苏省为2.53万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万t/km2（江苏省为2.71万t/km2）。可见，一级保护区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体水平，总磷排放强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流域；用水及排水强度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和水资源的高消耗对太湖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一级保护区内凡新建工业企业（项目）必须进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区，改、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规且在经过有权部门的严格审批后方可施行。一级保护区内的开发区数量及规模维持现状水平，近5年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开发区。新建居民点必须在城镇总体规划区内，近5年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划区维持现状水平，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城镇总体规划[5]。调整工业结构（1）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严禁新建、改（扩）建包括纺织染整、化工、电镀、造纸、钢铁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对区域内164家六大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提标改造，按照清洁生产二级标准重新核发排污许可证，达不到排污许可证要求的一律依法关闭。区域内尚没有接管的重污染企业必须接管。按照《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号）要求，对产生危险废物的搬迁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2）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力，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关停、转移、转型和转化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依法推进的工作机制，坚决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险、低效益的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提高整个区域产业资源的集约化程度[6-7]。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产出”产业，加快形成节约、环保、高效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转变，加快形成区域内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对象配套、服务功能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制定行业规划和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以生活服务为主体的传统第三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生态旅游、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国际服务外包等为重点的生产业，逐步形成一级保护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新格局，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优化城乡布局，调整人口结构（1）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控制外来人口增长限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处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科技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淘汰旧产品，培训提高工人技能，尽可能地减少用工人员。（2）限制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模优化太湖一级保护区城乡布局，发展紧凑型都市圈，科学合理地限制城镇用地规模，不得扩大城市规划区范围，城市规划区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面积。

通过对太湖一级保护区进行调研，得到了以下的结论。（1）一级保护区土地开发强度为17.2%，已超过苏中苏北地区，并直逼苏州市开发平均水平，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必将带来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限制城镇发展规模，并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2）一级保护区产业积聚度高，企业密度是江苏省企业密度的4.2倍，且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3）一级保护区人口密度大，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来人口多，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3.6%，加剧了一级保护区的环境压力。必须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控制外来人口增长。

污染治理论文第7篇

1.1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几个方面。畜禽养殖场污水属于高浓度有机废水，含有大量的N、P等营养物质。养殖场废水一方面通过地表径流污染地表水，从而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另一方面通过土壤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使水中NO2-、NO3-浓度升高，人若长期或大量饮用，可能会诱发癌症[1]。研究认为，养殖业污染是导致水源氮污染的关键影响因子[2]。此外，粪便中的病原微生物也是养殖场污水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畜禽养殖中大气污染源主要是CO2、CH4、NH3、H2S等气体，它们主要来源于畜禽饲料中氨的转换及畜禽粪尿在微生物作用下的降解。畜禽养殖产生的废气CO2、CH4能加重温室效应，NH3、H2S可以引起环境酸化。并且空气中的病原微生物严重影响了动物和居民的健康[3]。畜禽养殖业中大量添加剂如Cu、Zn、Fe、As的使用，导致畜禽粪便中重金属元素含量较高[4~5]。畜禽粪便中的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在土壤中累积，影响到土壤中各有机物的代谢，破坏土壤平衡，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及农产品的安全性，进而危害人类健康[6~8]。目前，畜禽废弃物已成为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面对畜禽养殖业污染的严峻形势，“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农业源污染纳入了减排范围，核算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2年）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2423.7万吨。其中，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153.8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7.6％，是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3.4倍。氨氮排放总量253.6万吨。其中，农业源氨氮排放量80.6万吨，占氨氮排放总量的31.8％，是工业氨氮排放量的3.1倍。而畜禽养殖业污染又占农业源污染的95％以上。因此，畜禽养殖业已成为排污之首，其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城镇生活与工业的污染物排放量之和。

1.2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1.2.1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设施配套不全

我国畜禽养殖业缺乏相关的引导和规划，大部分养殖场都是自由发展，普遍缺乏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如固定的防雨、防渗粪便堆放场和污水、尿液储存池。固体粪便堆放在露天场地，且无防渗措施；污水、尿液储存在无防渗措施的储液池中。在降雨过程中，畜禽粪便及尿液中的氮、磷、重金属及其他污染物质通过地表径流及地下渗漏的方式发生转移，导致大量污染物质进入周边及地下水体。

1.2.2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资金投入不够

由于传统养殖习惯，大部分老养殖场内部的环境管理比较粗放，加之畜禽养殖业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效益波动较大。因此，畜禽养殖单位主动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而目前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污染减排工程建设推进工作存在较大的阻力，进展缓慢。

1.2.3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法规体系不完善

随着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的不断加重，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等。目前，最新的法律法规是国务院于2013年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上的农业环境保护类法律法规。此条例将激励我国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的进一步资源化利用，引导畜禽养殖业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养殖之路。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目前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以增加其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度，才能有效应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作。

1.2.4畜禽养殖单位污染防治观念淡薄

受传统养殖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养殖单位缺乏对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的意识。建场时只考虑养殖，没有考虑养殖废弃物的储存、处理及利用的问题，粪便随意堆放、污水、尿液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缺乏主观能动性，对政府的要求能拖即拖。因此，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推动工作存在较大的困难。

2养殖废弃物处理利用技术途径

2.1能源化

2.1.1沼气工程

畜禽养殖沼气工程是以畜禽养殖场的粪便污水为原料，在厌氧条件下，通过微生物发酵，将其中的高分子碳化合物分解为小分子物质的过程[9]。沼气工程是集污水处理、沼气生产和资源化利用为一体的系统工程。通过沼气工程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而且产生了新型能源-沼气。沼气是一种优质清洁能源，可以用作照明、炊事或生产用能，以减少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能源的消耗[10]。目前，沼气技术在我国已经非常成熟，养殖场可以根据自己的养殖规模建设相应大小、相应种类的沼气池，并配备相应面积的沼渣、沼液消纳土地，使养殖场的污染物达到零排放。

2.1.2微生物燃料电池

微生物燃料电池是一种利用微生物将有机物中所含的化学能直接转化成电能的绿色产能技术[11~12]。该技术具有能量转化效率高、反应条件温和、清洁无污染等优势。目前，微生物燃料电池尚处于起步阶段，燃料电池功率低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通过研究非贵金属催化剂、阴阳极材料的优化、质子交换膜的改善、微生物的筛选和培育、生物膜固化技术等，可以突破燃料电池发展的瓶颈，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南开大学的金涛通过对阴阳极材料修饰改性，对微生物燃料电池进行了优化，获得了该技术处理畜禽废水迄今为止最高的功率密度[13]。随着微生物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及推广，畜禽养殖废水不仅得到了处理，而且产生了新的能源－电能，同时解决了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问题，实现了双赢。

2.2肥料化

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及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是农业生产中需要的宝贵资源。我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方式是简单的堆肥后还田，或者是直接还田。由于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病原菌和虫卵，还田后对农作物及人体健康存在一定的危害。目前应用较为广泛且最具有市场前景的是生物有机肥法。生物有机肥是畜禽粪便经生物肥菌种发酵、除臭和完全腐熟后加工而成的有机肥料。能够调理土壤、提高土壤肥力，使农作物大幅度增产。生物有机肥法是一种集处理和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于一体的生物方法。这种方法处理粪便的优点在于最终产物无毒无味，且干燥，易包装、使用，而且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14]。由于畜禽粪便中含有重金属，而目前缺乏有效的去除重金属的方法，畜禽粪便生产有机肥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大量使用易引起土壤重金属污染。因此，生物有机肥技术还需进一步完善。随着国家对有机肥生产、使用等税收、补贴政策的推广，有机肥生产技术的开发研究，生物有机肥产业将会进一步得到推广。

2.3饲料化

研究证明，畜禽粪便含有大量未消化的蛋白质、B族维生素、矿物质元素、粗脂肪和一定数量的碳水化合物，经过加工处理可成为较好的饲料资源[15]。但由于畜禽粪便作饲料存在能量低，矿物质含量较高等营养不平衡，此外，畜禽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各种添加剂，其大部分残留在粪便中，粪便再作为饲料使用时，可能会出现超标甚至中毒的问题[16]，所以目前发达国家已不主张使用畜禽粪便作饲料[17]。

3污染防治对策及建议

3.1合理布局，种养结合

针对地方环境特点，对畜禽养殖业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合理布局，划定禁养区和限养区。根据养殖业规模、养殖废弃物的特点决定地方种植业结构。通过农牧结合，以农养牧的方式来解决养殖业污染，使养殖业废弃物充分得到资源化利用。

3.2引导养殖专业户向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转变

目前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化、专业户程度不高，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2012》数据统计，2011年我国生猪规模化（年出栏≥500头）养殖场（小区）户数为23.7806万户，非规模化养殖户数为5763.6539万户，占总养殖户数的99.6％。畜禽养殖散养化程度较高，给畜禽废弃物集中处理带来了不便。因此，积极鼓励、引导家庭养殖户向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转变，向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走清洁、生态养殖之路，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3.3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建设废弃物综合治理设施

对于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消纳养殖废弃物，政府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引导规模化养殖单位建立废弃物综合治理设施，如：沼气池、微生物燃料电池、生物有机肥厂等处理设施。发展一批规模较大、污染防治设施齐全、养殖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规范的示范企业，以带动周围区域畜禽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使养殖废弃物转换成能源及肥料，既避免了环境污染，又缓解了能源危机。

3.4积极宣传和推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

通过电视、网络、宣传栏、培训班等方式，大力宣传和推广畜禽养殖污染的科普知识和防治技术。让人们了解并熟悉养殖业可能造成的各种环境污染及危害，掌握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防治技术，以加强养殖单位污染防治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广大养殖户的环保意识，激发养殖户的治污紧迫感和责任心，变要我治污为我要治污[18]。

3.5加强技术开发与研究

虽然我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畜禽粪便中部分重金属超标，要加强重金属钝化技术研究，确保安全后，粪便才能制作肥料或饲料[19]。利用微生物燃料电池处理畜禽废水的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推广与应用还需进一步研究。各地区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根据自身环境和养殖特点，深入开展研究适合本地区的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治理及利用核心技术。这也是目前我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关键之路。

4结论

污染治理论文第8篇

南水北调工程的总体布局基本合理，规划的引水方案基本可行。根据规划中的东、中、西三条调水路线的具体供水范围和各方面条件，近期应首先建设东线工程，尽快完成穿黄隧洞，将水送到天津，先通后畅、先小后大。

东线工程应当重点解决：

1．补充胶东地区水资源不足；

2．为停止津浦沿线超采深层地下水创造条件（这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3．为开发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创造条件，这一地区地广人稀，濒临渤海，是今后城市港口重点开发的地区，必须解决淡水资源问题；

4．为天津干旱年份供水提供保证。东线工程沿途有适宜的调蓄场所，可以逐步加大供水能力，适应用水量逐步增加的特点。东线工程的关键是要治污先行，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

为缓解北京市和黄河以北京广沿线城市工业发展用水的紧张局面，并控制地下水超采，中线调水工程也应及早兴建。但作为中线工程水源的丹江口水库可供水量不稳定，供水区与受水区同丰、同枯的机会很多。建议引水量不宜过高；引水路线过黄河以后分高低两线供水：高线应沿京广铁路以西修渠，以供城市用水为主，规模不宜超过30亿立方米／年，但要求稳定供水；低线应沿原规划的“引黄入淀”路线，将水送到白洋淀及其附近洼地，一方面补充地下水，另一方面沿途用于农田灌溉，引水量可随丹江口水库可引水量的大小变化，不要求稳定引水，干旱年份可多用地下水调节供水不足。中线分高低两线引水，可以缓解沿途缺乏调节水库的矛盾。

南水北调工程必须立足于节水和治污的基础上，在城市增加供水的同时，必须加强污水处理，把处理后的污水用于农田灌溉和城市绿化。在节水未达到一定标准时，不宜增加供水。

污染治理论文第9篇

（1）环保意识不强。有些养殖场的饲养管理不科学，饲料、水资源浪费严重，还有一些饲养员为了省时省力，用大量的水冲洗畜禽舍，增加了污水来源。很多养殖场只注重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愿意投资进行污染治理，增加了治理难度。

（2）治理污染投入的资金少。养殖场的治污资金通常由政府投入一定比例，养殖户也要自己承担一部分。但是治污设备一次性投入的成本较高，而且运行成本也不低，这就制约了养殖场治污的积极性。尤其在农村，大多数中小型养殖场没有治污设施，粪便和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外界环境中，使农村的居住环境变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2治理对策

2.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环保意识为了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畜禽养殖场污染的危害，提高环保意识，政府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调动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经常组织养殖者参加培训和参观学习，了解先进的治污技术，推广有效的治污模式，提高治污效率。

2.2合理规划布局，严格执行环境准入制度畜牧兽医职能部门要对全县畜禽养殖场的生产规模和污染治理情况做全面的调查工作，了解全县养殖场的位置、面积、养殖种类、数量、排泄物的生产量和治理方式等，做好全县畜禽养殖场的整体建设布局和污染治理规划。对于新建、扩建的养殖场，要按照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分级管理权限规定执行，未经批准私自建设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绝不姑息。

2.3增强畜禽养殖业环境执法力度环保部门要协同有关部门，落实好畜禽养殖场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治理污染工作，实现污染物排放达标。对于养殖场的环境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未批先建、污染治理措施不到位的责令限期完成，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经济处罚。建立有效的举报制度，发动群众参与，强化社会监督，逐步将规模化养殖场的环境治理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