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心得体会
一、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客观认识
法，彰显民主、公正、公平。
由近代民主的进程可知：法，加速了近代民主的步伐；法，代表民主、代表公共权益。依法治国是我国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治国方略。十多年的政策落实，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深入人心，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学法、用法、懂法”，用法律保护个人的权益，遍布神州。可以说：法，作用于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一切。由此也对我们财政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作为国家财政机关的工作要求和基本要义，就是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等规定，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来管理国家财政，将一切财政收支活动都纳入法制规范的范围，实现财政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在财政管理中的具体体现，更是市场经济规律对财政工作的客观要求。
（一）依法理财是公共财政的精髓
财政，亦称公共财政，其本质要求就是满足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在民主法治社会，任何国家财政活动，首先都要得到民力机构的批准；其次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相关法律的监督。只有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方能保证财政工作的规范化，受益的社会化。
（二）财政分配的特殊性，必须要依法行政
财政分配遵循的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特征。财政分配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社会弱者，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即负税人与受益人具有非同一性，财政分配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性。财政收入的强制性和财政分配非对等性，必然要求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政府财政收支政策倾向，保障大多数人的公共权益。
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工作经历
今年我们区加强了对预算单位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控制。由于建立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行了新的支付方式，在运作机制上，改变过去分散、多重设置银行账户，层层拨付、占压资金的状况而且并从制度上能够有效地预防、遏制和纠正资金使用中的不规范操作和违规问题。
近年，我们自觉用法律规范财(来源：文秘站 ）政工作。包括学习和执行《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以及《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执行《预算法》，按预算计划用款额度拨付，并划分财政支付方式，即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审核报销票据；；坚决杜绝空帐的行为，对不符合预算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禁止。同时，电子数据库保存了各预算单位每一笔支付交易的记录，提高了预算执行透明度，为财政运行管理提供了及时可靠的信息基础。此外，对全区的预算资金、财政专项的使用情况，进行依法监督；坚决贯彻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三、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心得体会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大庆市让胡路区财政局财政支付中心的工作经历，使我深知依法执政、依法理财的实效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依法执政、依法理财”是对我们财苑人工作最基本的标准。伴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财政体制也由大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作为新型财政体制，其本质是服务于公共权益。
（一）时效性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在我区财政系统贯彻落实以来，不仅规范了我们财政人员的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有效促进了由大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过渡，增强了服务于地方经济的能力；同时，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也提高了办事效率，使各项财政收支工作及时有效进行，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必要性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从法治原则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依法做好财政工作的关键环节；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也是依法管理财政的关键所在；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来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得以实施的关键。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保证了财政工作的科学有效，落实了财政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了财政的社会功效。
（三）重要性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依法治国对财政工作的根本要求。我们深知：财政部门代表国家行使财权，我们的财政资金必须依法使用、依法取得；只有依法贯彻人民的意志、履行人民的重托，才能做好本职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通过对《规划》的学习，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规划》的理解，提高了对贯彻落实《规划》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做好《规划》实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全面把握《规划》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规划》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未来五年我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这是指导全省各级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加强政府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目标、九项任务和六项保障。《规划》突出了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1、强化了深化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
一是为打造服务型政府，《规划》第3条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制定社会组织促进和管理条例；二是《规划》第4条提出的“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在依法行政规划中提出尚属首次；三是《规划》第7条开创性地提出建立行政审批项目设立和清理的良性衔接机制。
2、强化了完善信用体系，打造“诚信政府”
一是《规划》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建立健全政府信用评价机制。《规划》第8条规定：“建立健全政府信用社会评价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政府信用评价工作”；二是《规划》还对信用人才培养、信用文化建设、信用中介机构培育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3、强化了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一是针对当前行政相对人维权艰难的现状，《规划》第38条在全国首次提出建立健全赔偿或补偿义务机关先行支付制度；二是《规划》第12条还就完善各类保险、保障制度，大力发展福利和慈善事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等民生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
4、强化了对行政执法人员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硬性要求
《规划》在全国首次就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对拟任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明确的硬性的规定。
5、强化了保障措施
为使《规划》的各项措施得以落实，并最终全面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规划》还突破性地规定了一些保障措施。如《规划》第47条规定：“将依法行政考核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作为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规划》第50条对“完善依法行政”经费保障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贯彻落实《规划》，当前应着力抓好的几项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把《规划》的贯彻落实提上重要日程
我市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贯彻执行《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市、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要认真履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考评等职责，充分发挥好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2、提高认识，积极组织对《规划》的学习和宣传
我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规划》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要结合当前开展的读书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班、报告会、中心组学习等各种形式，将《规划》纳入领导干部、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内容。要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规划》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逐步形成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社会氛围。
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长期以来，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和色彩，工作方式主要依政府政策和地方条例进行调整控制，基本上形成以行政制约、“人治”管理为主的运作模式。法制建设比较滞后，计划生育工作往往依行政强制手段多，提供服务少；要求群众尽义务多，考虑群众的权益少；考虑政府行使的权力多，而考虑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少。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加快，相关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化，原来的工作方式不能适应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加快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步伐，改变工作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法》）颁布实施。《法》颁布实施以来，它以国家的形式确立了人口与计生基本国策的地位，将具有特色综合治理人口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生工作，特别是基层工作，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人口与计生工作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法律是规范社会成员及集体在开展社会活动中做出各种实际行为的准则。人口与计生工作作为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的一部分，不仅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还关系着国家兴衰、民族强盛与否的命运。特别是基层人口与计生工作，面对的是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一言一行、一举一止与芸芸众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所应享受的权利和义务都体现在计生工作人员手中。怎样实现广大群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对等交换?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实现。因此，依法管理人口与计生工作具有三个必要性：
（一）具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依法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是新形势下，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是以人的为中心，强化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之所在。特别是《法》的颁布实施，以及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顺应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依法行政，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人口与计生工作的行政行为，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为构建以宪法为主线，以《法》为依据，以行政法规、地规为主体、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相配套的人口和计生工作法制体系，结束了长期以来主要依政府和地方性法规开展人口与计生工作的。依法管理人口与计生育工作，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与规范公民生育行为，以及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在人口与计生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确立了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工作思路。使人口与计生工作直接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人口与计生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人类进步，为人口与计生事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具有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必要性。一是必须正确认识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与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克服“官贵民”的观念，纠正认为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和片面强调法律对“民”的强制性的旧的、封建的观点；克服“依习惯行政”的做法和观念，认为有些做法过去就是这样的，甚至效果不错，现在也可以照旧这样做。实际上，依法管理计划生育不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工作中依法办事，既可以强化依法管理又可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二是在计划生育依法行政过程中，做出的行政行为必须做到合法、合理、公平、公开。三是开展服务，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在维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方面，从依法行政角度讲，突出的就是要坚决执行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的“七个不准”的规定。
（三）具有合理调整广大育龄群众生育、节育行为的必要性。实行人口与计生依法管理是维护群众民利，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群众依法生育的迫切需要。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又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群众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人，人民群众既有按有关法律和政策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也有获得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意志，从而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力。在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只有坚持依法治理，才能切实保障群众在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权利，才能维护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体地位。
二、基层人口与计生依法行政之现状
《法》颁布实施以来，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但是还有一些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由于地方经济较落后，群众的思想没有转变，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法制意识不强，致使部分基层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在经济较落后的，养儿防老、门头风的思想依然存在。二是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不强、素质不高。还习惯于过去那种行政强制性干预的办法。造成了基层农民的计划生育没有根本转变，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思在不断提高，计生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与新形势下、新的情况不相适应。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反映在“三个强化，三个弱化”上。即：有超生欲望的人群依法自我保护意识强化了，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意识弱化了；民告官的意识强化了，服从政府管理的意识弱化了；计划生育服务机制强化了，行政管理机制弱化了。这些矛盾的出现，使计划生育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产生了新的阻力，给长期习惯于依行政制约，习惯于集中突击、暴风骤雨式工作方法的计生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带来了新的困扰，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基层人口与计生工作依法行政的建议
（一）更新观念，拓宽思路，达到“一个转变”。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强化、深入和计划生育“七不准”规定及《法》的出台，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进入“由人治向法制，由单纯的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与服务并重”的重要转折关头。伴随这一转折，要做好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突破。落实“七不准”，就必须走依法管理的路子，用法律手段解决现阶段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实行“党政牵头、舆论先导、部门联动、综合施治
、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新思路。在具体运作中，坚持“思想引导，经济处罚制约，部门联动助阵，执法部门攻坚，政法部门护航”的原则。促使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正在从粗放型管理中解脱出来，开始由“人治”逐步走向“法治”轨道。（二）找好载体，找准切入点，做到“四个强化”。
依法管理计划生育是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计生工作的现实选择，是计划生育长期依赖行政管理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管理，思想、组织、措施保证是关键。在实施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过程中，要抓好四个重点：
一是强化宣传教育，创造法制环境。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是先导。因此，要把解决基层干部和群众知法、懂法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抓，要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并在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突破。在宣传内容上，突出《法》的宣传，让广大群众懂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突出强制案件的宣传，通过对案件的跟踪报道，公开曝光，增强宣传的震动性和警示性。突出政法部门保驾护航的宣传，营造令行禁止、违者必究的氛围。在宣传形式上，除了坚持“社会舆论扬法，办班培训讲法，宣传制品送法、文艺演出传法”等形式外，还充分利用“进村入户说法”（与民谈心）、“公开审理示法”（召开依法强制执行现场会）形式，为群众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法制课，达到了“执法一人、教育一片，执行一户、教育全村”的社会效果，把宣传教育向广泛性和深层次拓展。通过深入、广泛、扎实、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深入人心，促使群众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得到明显增强。
二是强化队伍建设，提供组织保证。实施计划生育依法管理，必须有一支素质高、能力强、作风硬的工作队伍。在队伍建设上，首先要抓好计生队伍的整顿，要在计生系统中推行竞争上岗，择优用人办法，通过考核，精简了一批文化低、素质差的人员。其次，抓好专业培训，使计生人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减少在行政执法中的盲目性。每年要举办依法管理培训班。在行政执法中，要坚持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在立案、查证、下达处罚决定书、送达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五个环节中，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一旦发现有违法违纪现象，经查实后，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调离岗位，为人口计生依法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是强化管理机制，促工作上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程序管理制度，坚持公平合理的执法原则是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关键所在。为在执法过程中做到有规可循、有矩可蹈、有章可依，要从基础建设抓起，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建立健全《执法人员上岗责任制》、《立案审批制度》、《错案追究制度》、《计划外生育费征管制度》等工作制度和《生育证发放审批程序》等工作管理程序，严格规范了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各种行政行为，增强了原则性，克服了随意性。为了保证制度和管理程序更好地得到执行和遵守，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并长抓不懈，落实“三责任九合同”的管理办法，逐级建立计划生育工作目标责任制，并分九个工作口自上而下签订了管理服务合同书。把工作关系以合同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各自的义务和责任，有效地促进了依法管理工作的开展。
四是强化服务意识，提供技术保障。充分发掘基层卫生资源，利用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为育龄群众提供政策法规、科普知识及各种致富技能培训服务，定期邀请专家前来指导讲课，为已婚育龄妇女开展生育、节育、不育、生殖保健等知识教育。注重发挥卫生医疗网点和医疗专业人员作用，在中小学开展人口国情教育与计划生育专题讲座，为学生讲授人口、青春期生理及心理知识，向青少年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全面开展以妇女病为重点的生殖保健服务。与卫生医疗部门密切配合，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妇科病普查。针对大部分育龄妇女工作较忙的实际情况，把妇科病普查与双查工作结合起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出生缺陷干预和生殖道感染干预三大工程。同时，加强基层技术服务硬件建设，完善各项服务设施，为已婚育龄妇女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完善措施，政策推动，力求“四个结合”。
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是依法治县和新形势下开展计划生育的客观要求，如何开展依法管理，要做到“四个结合”。一是要力求职能管理与部门联动相结合，形成综合依法管理人口与计生工作的新局面。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关键是一个“法”字，离不开法律部门的参与和支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告诉我们，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单计生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公、检、法、司全面介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整体行动是突破行政执法难点，保证依法管理全面实施的有效途径。为了加强执法力度，基层要联合法院成立“计划生育巡回法庭”，由县法院行政庭庭长担任计生法庭庭长。计生法庭做到当时接案，当时受理，保证了执法效率、执法质量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公安、检察等部门紧密配合。快速反应，现场办公，从快处理，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二是要力求与村民自治、合同化管理相结合，积极推动人口与计生工作重心下移。把开展村民自治，落实计划生育合同化管理，作为基层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突出点，它是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也是贯彻省计生委提出的“县指导、乡负责、村管理、户落实、群众参与”的具体实践。一部分村委作为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示范村，逐步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以计划生育合同化管理为载体，努力加强村级计生管理，探索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新路子。村委在与村民代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讨论通过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由村委会与育龄群众签订《一（二）孩生育证管理服务合同》、《避孕节育管理服务合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合同》、《全程优质服务合同》、《接受新婚期教育服务合同》等项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合同。以双方协议的形式，将《条例》和村规民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落实到合同中，既有甲方对乙方婚育行为的监控和优质服务的承诺，又有乙方履行义务的
一、认识
1、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依法行政是时展的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2、依法行政是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目的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依法行政，本质上是规范、约束、监督行政权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3、依法行政体现在六个方面：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
4、依法行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影响依法行政的因素及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
1、政府机关内部职责分工不清影响依法行政;
2、行政体制下的“唯上”工作机制导致知法违法;
3、党政关系对依法行政具有影响;
4、在有些领域还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
5、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
6、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7、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公务员群体)依法行政观念淡薄，甚至有些主体都不合法。
三、关于加强依法行政的思考
(一)切实增强**意识，强化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1、树立法律的权威，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
2、树立**意识，民本观念和服务理念;
3、树立诚信意识，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
(二)澄清模糊认识，树立长期奋斗的理念
1、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2、处理好合法、合情、合理的关系及法律、道德、信仰的关系;
3、坚持立法宗旨，处理好良法与恶法的关系;
4、加强依法行政的教育培训和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学法、知法、用法，健全完善监督机制，发挥监督的有效性。
四、需要解决的问题：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Ruleof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新晨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关键词]内涵；保障；结合；实践；凝聚力
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两个原则虽先后顺序不一，但两者早在各自正式提出并确定之前就已然结合，只是名称有别，但意义趋同。2001年正式确定以德治国重要原则，更明确了以德行政对依法行政的战略性补充。首先分析一下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各自的内涵，以更清晰理解两者的内在关系。
一、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内涵分析
（一）依法行政内涵
法是行政权行使的依据、准则，是既定的法律，行政权不能对抗既定的法律，不能抵触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进入新格局，一些特定行政机关具有了一定的制定法规、规章的权利，制定的这些法规、规章将是法的另一种新形态，其立法过程中必须本着不抵触、不对抗既定法律的原则，而其他无权制定法规、规章的行政机关要服从遵守特定行政机关制定的相关法规、规章。特定机关制定相关法规、规章时要有法律依据，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无法律依据是违法或不当的设定，因此，要求特定机关在设定权利和义务时，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明文规定或管理幅度过大时，应先考虑既成的原则。依法行政是治国的核心与关键，是国家行政机关在法的权限范围内依据既定法律管理国家公共事务。
（二）以德行政内涵
以德行政具有新时代精神，是适应社会主义发展建立起来的与依法行政相配合、相辅助、相补充富有民心凝聚力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合乎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第一，行政主体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而不论作为或不作为都是有起因的，也就是主观动机。这种主观动机是作为或不作为的诱因，是原生发动机，处于首要关节，而内在的动机往往被行为外化的表象所掩盖，被忽略、遗忘。法律制定中难以准确界定复杂的内因，也更容易忽视对于主观动机的规制，即便有考虑也是极有限和谨慎的。行政主体的主观动机应以善良为本、利他为愿，此为以德行政范畴，也即以德行政的内涵之一。第二，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利和义务过程中存在自律和他律的问题。自律是行政主体自我约束，自我校正行为规范，使其符合既定法律规则及道德规范。他律是带有一定强制、节制性的法律制约，使其符合法律行为标准。自律和他律相较，自律更能体现行为自觉，自我控制力，是基于法律而又超于法律之上的道德、良心自律，自我校正行为亦是存在最基本的人性中的良知。第三，以德行政的内涵，还包括奉献精神的体现。所谓奉献精神是一种主观倾向。行政主体同自然界中可称为主体的动物或植物等一样，具有自我意识防范。自我保护、防范的这种本能是在突发事件中发生冲突时出于本能的下意识自我保护，若是对抗正义，非法的一味自我保护就是贬义的，是不正当的自我保护；若为对抗非正义的、非法的行为事件而采取的正当的保护自我行为，即为褒义的，是正当的自我保护。第四，以德行政的服务价值取向。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体现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决定主客体的换位问题。如果行政机关作为主体，对社会群体发号施令、以主动行为针对其他相对群体，存在强制、剥削、占有的倾向，视自已为临驾其他民众之上的主人。民众成为客体被动接受不公正、不合理社会结构而服务于主人，这是一种服务取向。而另一种服务取向是主客置变换。民众是主体、行政机关是客体，客体需服务于主体。即所谓的公仆，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意识，公众这一主体可以决定行政机关这一客体的存在。行政机关要用公众赋予他们的权力行使正当的服务，为公众当好公仆，为公众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民做主、为民办事。第五，以德行政重在体现“德”字上。人文因素要考虑，自然因素也要考虑，以符合人文环境的客观要求，符合自然环境的客观规律为参证，尽可能体现一种自然正义，符合人性基本要求。
二、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关系
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化社会所起的作用是不容质疑的，是依法治国的保障、核心、关键，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不可取代性，但依法行政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是完美无缺、毫无疏漏的，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有待弥补的不足，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阶级、哪个时期、哪个国家能只依靠法律强制行政而取得高质量的社会和谐、社会融洽共存，民众共谋发展的社会新形态结构体系。这就要求有另一种形态的行政作为其疏漏、先天不足的及时补充、辅助，以德行政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被提出来并赋予重要原则意义被重视起来的。
[关键词]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D922.1；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2-0231-01
一、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衡量标准和基本要求
我国基层政府一般是指县级（即市辖区、县、自治县）和乡级（乡、民族乡、镇政府）政府。基层政府是政策的推行者，又面对广大百姓，是依法行政的主要层级，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指基层政府的行政机关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同时对其行政行为后果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和是否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一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规范透明，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有效运行；二是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政府管理各方面制度基本成熟定型，三是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高效，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等各方面都清晰明确并且法定化；四是宪法法律严格公正体现，依法行政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制度全面实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落实；五是人民权益切实得到维护保障，社会突发矛盾能够及时正确处理，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有效运转；六是各部门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进团结的能力明显增强提高。
二、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现实紧迫性
“郡县治，天下安”，在实现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基层政府处于基础性的关键地位，依法行政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
第一，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顺利实施，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落实奠定基础。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我国现有县级基层政府2800多个、乡镇街办40400多个。这些基层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各方面的权力，担负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事务的管理活动，在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如果只要求公民守法，而基层政府自身游离于法律之外，就会损害法律及行政机关在公民心中的形象与威信，开上行下效之风，最终导致依法治国成为一纸空谈。因此，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提到：“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今后基层政府身上的责任更重、权力更大，加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管理势在必行。
第二，防止基层政府滥用公共权力损害公众利益。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具有法定性、专属性、强制性、公益性、单方性、不可处分性等特点，这使得行政权力覆盖范围过多过大，若有关公务人员、执法人员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不能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来办事，势必会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基层政府由于远离中央政府，使部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产生“山高皇帝远”的心理，特别是在行政自由量裁权过大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权力滥用、等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而通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能够从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等方面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确保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合理合法使用，同时促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度和合理行使，进而杜绝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通过依法行政，可以缓和矛盾，增加群众的信任度，巩固政府执政基础。
第三，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增进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渔水关系。从表面上看，依法行政是对法律与行政关系的一种调整和规范，其目标是促进行政对法律的服从和尊重。从本质上看，依法行政是对公民、法人以及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由于行政权力具有支配性，其权力行使容易扩张并侵犯到公民合法权益，而依法行政对行政权力的来源及行使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并严格追究违法行政人员的法律责任，真正将行政权力纳入法治框架之中，使之严格遵守法定的实体与程序规范，防止出现基层政府行政机关自我授权或行政权力行使违背公民意志与立场的情况，从而有力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鉴于基层政府行政为直接针对的都是老百姓，绝大多数行政都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老百姓的利益影响及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直接的。做到了依法行政，必然也就使得人民相信政府，依靠政府，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和谐融洽。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理论。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中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