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这个问题在批评界引起很大争议。在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的英译以及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英译中，三位译者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后面隐藏的是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目的决定方法，这正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因此功能翻译理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我们评价文学翻译好坏的一个标准。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可能像庞德翻译诗歌那样采用比较有“创译”的方法，它负担的使命太沉重了。杨宪益一贯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夹杂自己的东西。对待《红楼梦》这一巨作的翻译，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更是强调到极至，时时处处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
中国哲学本体思想下的翻译本体探究
不同的翻译学家对翻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的视角由原文转向译文，研究的方法由规定转向描写，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转向文化、认知。除了翻译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译研究，翻译的领域越来越大，翻译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探讨翻译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农耕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人们眼里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诗经》的《大雅》中有“：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本”的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渐在有的典籍中，逐渐出现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庄子知北游》中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根本。”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本”还有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的意思。如《论语学而》中：“君子务本”。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的最初的意义是身体，人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建的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学家十分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体”首先与人对自己的直接体验有关。《礼记大学》中说“：心微宽体胖”。《论语微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体之外“，体”还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本体”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学中。其最初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后来“本体”的含义扩展为“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了无形之境。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里的“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有的状态，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中国哲学中“，本体”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
东晋僧人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点。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的本体论即“翻译是什么”的论题。然而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没有发展到对本体有着充分认识的时候，道安没有能从正面找到翻译的本体，而是从侧面指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译内容、风格，抓住了翻译的“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对“根本”的重视。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中国国学之道。在中国哲学对本体有充分的认识前提下，钱钟书先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化境”。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钱先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翻译本体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本体”的解释不谋而合，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无形而永恒存在的本来状态。无论“化境”能不能达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译的本来状态。在中国哲学体系下，本体是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翻译的本体是“化境”，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本状态，本来状态。但从实际翻译来看，受源语和译语差别、文化知识等等因素的影响，会有道安说的“五不翻，三不易”现象，“化境”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五失本，三不易”从侧面体现着翻译的本体。而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等，都是翻译本体的具体化，是本体的某个方面。
认知视域下翻译客体探究
从字对字翻译，意对意翻译，到动态对等，文本类类型，再到最佳关联，翻译的对象由最初的静态语言现象，到重视读者反应，到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体现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由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深入到主体的认识，再到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翻译活动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断拓展，翻译理论也经历了由文本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和文化的转向，认知转向。翻译的客体大概由词、意义、意义及其语用范围、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及语篇发展到概念内容及识解能力。翻译的客体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决定，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和特点，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某两种或几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是语言背后的人类认知本能是一样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在翻译理论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下，认知视角为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p#分页标题#e#
罗马时代的“字对字”翻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人们用拉丁语最贴近的语法对等语替换希腊语的每一个单词。这样，罗马人阅读译文时可以把希腊原文与拉丁译文逐字对照。这与当时人们对希腊源文的崇拜、敬畏有关，也与当时的翻译范围狭窄有关。当时翻译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和宗教文献翻译。“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将单个的字词作为了翻译的客体。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和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提出了“意对意”的翻译，将“字对字”的翻译客体拓展到了意义，包括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奈达将翻译客体拓展到意义及其语用范围。奈达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获得启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术语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功能主义学者霍尔兹-曼塔利将翻译视为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虑到翻译的语用和意符层面，以及各类话语和话语所属不同社会的社会语言和意涵问题。认知视角下，翻译过程被视为有源语文本触发的心理场景的激活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表现或刻画该场景的目的文本的选取。翻译的客体是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
翻译客体的不断演化，从不同侧重点强调了翻译主体指向、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而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将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盖起来，实现了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的译文就实现了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的心理场景的激活。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是认知语法的两个术语，可以被借鉴到翻译理论中。概念内容由一系列的认知域组成的，识解能力是人们用不同方式描绘或构建相同场景的能力。认知学法学家兰盖克认为语法认知观必须建立在语义之上。翻译同样要建立在源言语和目的语语义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础上。兰盖克指出意义是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经历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对物质的、语言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等经历的理解。但他也强调对语义结构作完整及确定的描绘是不现实的。语言意义都是开放的，在范围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意义要依赖语境及对世界的百科知识来理解。语言的意义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义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类的世界知识上。意义包括语义内容及人对该语义内容的识解，而识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义是内容和识解作用的结果。认知域给我们提供了内容，认知能力给了我们识解。一个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是由一系列的认知域提供的。认知域构成意义的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是语言表达的意义。作为认知主体，人们可以强调不同的认知域，其结果是同样的客观事实不同的语义表达。在翻译理解原文和译文输出时，对不同认知域的强调通过识解的不同维度的侧重来实现，寻求译文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心理场景最大的激活。
就某一特定译作而言，与之发生价值联系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会与译作形成价值关系。因此，译作除了与其译者形成价值关系外，还与其读者形成了价值关系。就后一类价值关系而言，有多少读者就理应有多少种价值关系。在围绕译作所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中，译者与译作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种，因为译作主要是为读者而不是为译者准备的。译作与其读者尤其是与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译作与上述个体和群体所形成的众多价值关系，翻译文学批评都有关注的必要和责任，从而也形成了翻译批评的不同方面。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翻译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价值关系，往往不是译作与个体读者的关系，因为每个读者的修养、阅读目的、情趣等不尽相同，批评者很难对他与译作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关系进行评判，即使能够进行这样的评判，评判的结果往往也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然而，一部译作与其庞大的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常常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也自然成为翻译文学批评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翻译文学批评所要评价的价值关系，主要应该是译作与其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而非译作与个体读者或译者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主体主要是读者群。翻译批评要评价的价值关系，应该是译作与其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即看译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群的需要，尤其是译作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显然，翻译文学批评主要不是评价译作与译者的价值关系，也不是评价译作与某位特定读者所形成的价值关系，而往往是评价译作与广大读者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既然如此，译作与众多的价值主体所形成的多种价值关系中，广大读者所构成的价值主体才是翻译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主体。《引论》没有专门论述翻译文学的价值主体，但在论及评价的结构时指出:“价值关系是评价的客体，而价值关系又是由价值主体(译者)和价值客体(译作)组成。”(吕俊，2009:56)在论及严复的《天演论》时，《引论》明确指出:“严复的这些翻译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他作为译者是该项活动的价值主体，他的诸多译作就是价值客体。它们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吕俊，2009:57)尽管《引论》认为译者是价值主体并没有错，但将译者作为翻译文学唯一或最主要的价值主体却是不尽合理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主体是价值关系中客体属性满足其需要的那个(类)人。译者能阅读原文，从包括阅读在内的许多角度讲，译者并不需要译本。译者从事翻译，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读者是译本价值的重要主体。关于这一点，《引论》其实是不否认的，因为作者对严复《天演论》译本影响巨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译本读者的反应上:“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对社会进步和后来的百日维新等变革活动有理论的指导意义，我国学者曹聚仁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他在20年中所读五百多种回忆录中，很少不受严译《天演论》一书影响的。可见其影响之巨。”(吕俊，2009:57)尽管《引论》随后指出，“评价者可以根据译文的内容与译法，文本选择与增益削删的情况同原文进行比对，并阐明译者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他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即满足了他的需要，达到了他的目的”，(吕俊，2009:57)以此来说明《天演论》译本对译者严复的价值虽然不无道理，但将严复《天演论》译本的价值仅仅局限在证明译者无论是“拟译原文选择”，还是“故意没有采用近世利俗的文字，而采用秦汉文辞句法”，“达到他启蒙的目的”，(吕俊，2009:57)显然是偏离了翻译文学批评的要害。不仅“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说明，《引论》作者在评价《天演论》“影响之巨”时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社会”，而且其他学者在评论严复的这部译作时也是将当时的广大读者视为价值主体。例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作者认为:“……‘严译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的《天演论》，像平地一声春雷，震惊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郭延礼，1997:10)可见，深刻认识价值主体，准确判断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这对翻译批评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为评价活动提供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过程中价值主体的易位或改变必然带来评价的错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有效性。
2．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不同的评价主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翻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定的评价活动也不例外。因此，深刻认识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翻译文学批评，也能使我们在进行翻译文学批评时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评价主体是价值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我国学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冯平(1995:36)认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属于评价客体中的一部分。在事实上，两者既可能是合二为一完全重合的，也可能是部分重合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不重合的。”阮青(2004:88－89)也持相同的观点。马俊峰(1994:125)则持不同的观点:“评价的对象是价值，价值就是一定事物(价值客体)对人(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评价主体往往同时又是价值主体，二者往往相重合(或部分重合，或完全重合)。”他也在新近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观点。(马俊峰，2012:246)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述评价时并没有明确阐释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李连科，1991;邱均平、文庭孝，2010;李德顺，2013)马俊峰(1994:137)认为，评价主体从数量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众所周知，个人作为评价主体所做的评价，既包括群体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也包括个人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就后者而言，评价可以是针对自己的，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重合;评价也可以是针对另一个体，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因此本文认为，在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冯平的观点无疑是更为深刻的。与其他评价活动相似，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可能完全或部分重合，也可能相互分离。在评价活动中，“评价的标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评价主体所把握的、所理解的价值主体的需要。”(冯平，1995:35)这就是说，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不同，评价结论也会随之不同。由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完全重复、部分重合和相互分离的三种情况下，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评价活动中区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翻译及其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引论》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多重价值关系，认为作者与其作品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译者与译作“构成了第二层的价值关系，即译者成了翻译活动的价值主体，译作是他的价值客体。
最后，当我们再对这部译作进行评价时，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关系，即以我们作为评价主体而译作作为价值客体的第三层的评价活动，其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吕俊，2009:29)既然译作“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那“我们”自然就是译作与“我们”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与此同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的论述又说明，作为价值主体的“我们”同时也是评价主体。由于“我们”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因此上述论述中“我们”同时作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这种关系应该属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三种关系中的前两种，即二者完全或部分重合。由于这是《引论》所提到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唯一的关系，因此无意中就排除了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忽视或轻视翻译文学批评中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往往会导致评价过程中评价标准的变换，从而使得评价结论难免不失偏颇，也难以完全服人，这一点在前些年对严复《天演论》译本的评论中比较明显。“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周笃宝，2000:29)“严复以‘汉以前字法句法’迻译《天演论》和译文应求‘雅’的译论，向来受到后人批评……”(王克非，1992:9)试设想，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如果不“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他的译本能为当时的读者欣然接受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天演论》在民族危亡关头受到重视与好评，既有其内在的思想因素，也不能忽视其“先秦文体”的作用。如果我们一方面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同时却认为帮助译本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体“显然不妥”，这不仅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也让读者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对同一译作的评价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评价主体对译作所构成的两种价值关系同时进行评价。当我们谈到这部译著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指译作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当时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非译作在当代的影响，因为《天演论》早已退出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它与现代的广大普通读者并没有构成价值关系。在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评价主体，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当时的读者。如果我们诟病严复所采用的“先秦文体”，我们评价的是《天演论》与当代普通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而非它与当时的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罗新璋，1984:151)在评论《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即当时的读者分离的;在诟病《天演论》的“先秦文体”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部分重合的。忽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既包括实体上的分离，也包括逻辑上的分离)，也表现在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评价中。
柳宗元的《江雪》是我国古诗中的名篇，中外都不止一位译者将其译成英语。我国译者中尤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受到高度评价。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译者，其译文各有千秋，但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模式下传递出的意境美角度来审视，笔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从整体译文来看，WitterBynner的译文几乎完全遵从原诗的语言成分，在译文中进行复制式的形式对应，却未充分考虑原诗语言之外的美感因素，结果未有效再现原诗的意境美。(辛红娟、覃远洲，2012:95)朱小美和陈倩倩(2010:106)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外，本文作者于2006初做过一个小型讲座，对象是三名美国西肯塔基大学交换生。讲座中提到《江雪》的三种译文，即许渊冲、WitterBynner和GarySnyder的译文。在准备讲座时，笔者仔细比较了三种译文，形成与辛红娟和覃远洲基本一致的观点。讲座中问及最喜欢哪个译文时，三个美国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WitterBynner的译文。虽然这三名交换生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英语读者对这三种译文的看法，但他们的观点无疑折射了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第一反应。毫无疑问，我国翻译界《江雪》英译文的评价者虽然也是该译文的读者，构成其价值主体的一部分，但中国古诗的英译首先和主要是为满足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因此我国的评价者或评价主体并不构成该诗译文的主要价值主体。由于评价尺度来自价值主体的需要，因此价值主体主要成员的需要自然成了评价尺度的主要来源。然而，《江雪》英译文的我国读者与外国读者由于文化背景、阅读动机等差异，其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同，因此以只占价值主体小部分的我国读者的需要作为评价尺度，评价结果难免与中国古诗英译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江雪》的英译，我国学界对《红楼梦》两个完整译本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评价者只有明确区分译文的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评价结论才有可能更接近译本接受实际。
3．结语
民国时期刊物众多，具体来看，登载外国文学译文的刊物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一般性的杂志，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期刊或翻译刊物，但出于文化启蒙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等目的，也刊载了一定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类刊物的代表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现代》等；其次是文艺期刊，尤其是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文学研究社的《文学旬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新月社的《新月》，未名社的《莽原》，学衡派的《学衡》等，都将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最后在30年代还出现了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为该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上各类刊物由于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不同，以及文学倾向的差异等，在译介的方式、内容和侧重点方面也多有不同。《新青年》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据统计，1915～1921年的6年时间里，该杂志共发表了约128篇翻译作品。其中日本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共有35篇，占全部翻译作品的27%。其次是俄苏文学作品，共有18篇，占总数的14%，重点译介的作家有易卜生、王尔德、莫泊桑、屠格涅夫、泰戈尔等，译者则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名家。在它之前，期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受利益驱动，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的，并不太看重文学性，不以艺术价值为评判标准，而相对注重文学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对国外通俗文学译介较多。但自《新青年》开始，文学翻译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将外来文学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办刊之初，陈独秀就提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青年》曾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王尔德、易卜生等国外名家作品，很多都是国内的首次翻译。对易卜生作品的一系列翻译，更突出体现了该杂志的翻译特点。胡适对此有准确的评述，《新青年》译介易卜生，“在于借（易卜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他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茅盾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在《新青年》的翻译中，易卜生并不是作为戏剧家和作家，而是“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除一般性杂志之外，在民国期刊中，对外国文学翻译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文艺期刊。如有学者所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每期都有几篇翻译文学的作品发表”，而一些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新月》《学衡》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茅盾担任主编后，改变了原有的编辑方针，特别提出“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由此，《小说月报》成为民国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仅1921～1931年的10年间，该杂志就译介了外国文学作品800余篇，涉及的作家来自几十个国家。同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其翻译也反映出了该社团的文学倾向，即重视俄国、法国、北欧等国家尤其是“被损害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作为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更多表现出重浪漫主义的倾向，其译介重点包括了卢梭、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由于创造社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曾留学日本，杂志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占了很大比重。《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方面，这与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英美留学背景有关，由于深受英美文学的浸染和影响，他们在对外来文学的翻译中侧重选择英美近现代作家作品，表现出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倾向。其译介重点有英国作家济慈、哈代、曼斯菲尔德等，对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伍尔夫、劳伦斯、奥尼尔等人的作品也多有翻译，填补了国内此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中的空白。除此之外，还有未名社创办的《未名》半月刊、《莽原》周刊等，对苏联、日本以及法国文学等多有译介。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原有的文学期刊因各种原因终刊，如《未名》1930年停刊，《新月》1933年停刊《，学衡》也出至1933年第79期停刊；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局势混乱，文学翻译一度出现沉寂。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个专门刊载译文的期刊，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使外国文学翻译在艰难的时期仍然得以持续。《译文》创刊于1934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而创刊目的则如茅盾所说，“是供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在翻译题材选择方面，该刊没有特定的限制，但从其发表的文章来看，杂志在广泛涉及各国文学的同时，仍然侧重苏联文学以及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也反映了刊物最早的发起者、主编鲁迅的文学倾向和主张。《西洋文学》存在时间较短，自1940年9月创刊，仅出版了10期，但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译文选择方面，《西洋文学》更看重诗歌，曾刊发多位英国诗人作品，如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叶芝、乔伊斯等，尤其是对于乔伊斯的译介（该刊译为“乔易士”），在乔伊斯去世的两个月后制作完成，包括了作家小传、诗歌、小说、评论等，内容全面，反映出了当时国内期刊对于国外当代文学事件的迅速反应，同时也体现了编者的独特眼光。
二、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编辑策略
民国时期各类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的余波，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有关，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达到文化与文学变革的目的，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力引介外来文学，并将文学作为传递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工具。然而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毕竟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为此各期刊在外国文学译文的编辑方面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从而有效地消除阅读障碍，推动了作品在读者中的阅读与接受。以“专号”“特辑”等方式对重点作家作品做出推介，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相对于书籍出版，期刊的翻译更加迅捷、及时，但也存在着译介零散、不系统的问题，而有关外国文学的专号、特辑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专号（特辑）多围绕特定作家或主题进行，如最早由《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是我国期刊发展史上第一个作家专号，为此后的期刊译介外国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小说月报》先后推出安徒生、拜伦、罗曼•罗兰等作家专号，《西洋文学》推出“拜伦专栏”“乔易士特辑”“叶芝特辑”。也有专号围绕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如《小说月报》推出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非战文学专号等。“专号”“特辑”的出现，一方面与编译者的文学倾向有关，体现出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文学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期刊本身对外界事件的迅速反应。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现代》刊登“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在接下来的3月份国内期刊中出现3个专号，分别是《论语》“萧伯纳游华专号”、《青年界》“萧伯纳来华纪念”、以及《矛盾》“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诞辰、纪念日等也成为开设专号的好时机，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小说月报》推出纪念号“拜伦专辑”；1923年，《创造》也推出了“雪莱纪念号”；类似的还有1932年《现代》的“司各特百年祭特辑”等。从以上专号的内容来看，以国外近现代作家为主，但也有例外，如莎士比亚特辑在民国期刊中就曾多次出现，1937年《新演剧》《戏剧时代》分别推出“莎士比亚特辑”，1941年《戏剧春秋》为莎士比亚逝世325年推出“莎士比亚纪念辑”，1948年《文潮月刊》也推出了“莎翁专辑”。
特辑、专号往往包括了作家小传、作品译文、相关评论等内容，对作家作品做出了更为立体和深入的呈现，从而有效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以“编者注”或“译者注”的形式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介绍，也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虽然自晚清以来，随着翻译业务的逐渐发展，国内读者早已接触到国外的文学，但民国期刊中出现的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当时读者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为了消除隔膜，更有效地推动外来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各期刊往往会在刊发译文的同时，对作家作品加以说明，内容一般包括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创作背景等，编者（或译者）有时也会对作品做出点评，这些或长或短的注解构成了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的“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特定作品的理解和接受。1923年第4期《创造》季刊登载了多首雪莱诗歌译文，诗前都有一段文字，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缘起，同时也多有短评，如认为《西风歌》（OdetotheWestWind）“原诗音调极其雄厚，真如暴风驰骋，有但丁之遗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的是《学衡》的翻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学衡》编辑经常会加入“编者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阅读。以1925年第39期华兹华斯诗歌翻译为例，在译文前编者先以“按语”的形式对华氏文风做出介绍，认为其诗“高旷之胸襟，冲和之天趣，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盖有类乎吾国之陶渊明、王右丞、白香山三家之诗也”。将华兹华斯与中国古典诗人相提并论。而对于下文所译“露西”组诗第二首的解读，“按语”也从中国古典诗歌托物喻志的传统出发，认为该诗“盖威志威斯（华兹华斯）理想之所寄托”。通过“编者按”的形式《，学衡》编辑对华兹华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改头换面”，使其带有了中国古典诗人的色彩，并进一步实现了借外国文学来彰显古典文学价值的目的。图文并茂，以插图的形式使读者获得对外国文学更直观的认识，是民国期刊译介和推广外国作家作品的又一个策略。插图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对外国作家产生直观印象，消除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作家形象的深入人心，因此成为民国期刊在推介外国文学时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如1923年14卷9号的《小说月报》推出“太戈尔号”，封面即印有泰戈尔像，刊内除登载泰戈尔作品译文以及各类评论文章之外，还附有7幅插图，分别是“太戈尔像”（两色版）“、一八七七年时的太戈尔”“壮年时的太戈尔”“幼年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歌”“太戈尔的手迹”“在美国时的太戈尔”（2幅）。1924年15卷4号《小说月报》刊登“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其中也加入了6幅插图，包括了拜伦不同时期的画像，诗人手迹以及故居图片等。插图的加入使纪念特辑有点有面，诗人形象更加生动可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外国作家作品在国内读者中的传播。1925年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就曾提到“一张铜版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同时还提到了“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伤逝》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提到的这一细节却真实反映了杂志刊登的作家肖像在读者中的影响。一些外国作家如拜伦、雪莱等的偶像气质，及其在青年读者心中的深刻影响，都与期刊中频繁出现的作家肖像有关。
三、民国期刊与外国文学译介
大量期刊的存在及其对翻译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一方面，与书籍出版相比，期刊的周期短、价格低廉，覆盖的读者群体也更广泛，通过期刊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传播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也有机会面对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期刊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使其容纳了更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使国内文学翻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民国期刊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大量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译者队伍的发展。从译者身份来看，当时期刊译文的来源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名家征稿，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学者、作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沈雁冰等，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名家，他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因此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为多家杂志供稿。张芝联在回忆40年代的杂志编辑时，就提到“当时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以及“西南联大的一些成名译者”都曾为《西洋文学》提供稿件。另一种来源是期刊编辑的译稿以及自组稿件，如前文所述《学衡》出现的一诗多译，主要译者都是主编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期刊所选译文则是他们在翻译课上的作业，其中陈铨、贺麟、张荫麟等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投稿，一般在推出系统的翻译专号之前，期刊都会提前发出通知向读者征稿，如《论语》第52期发出消息征集译文，并在第56期时推出了“西洋幽默专号”。
【关键词】《翻译学归结论》；文化派翻译观；翻译文化转向；“趋同”；“逼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 (2012)02-0045-02
翻译本身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所以翻译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1］ (p1)赵彦春教授以过去的翻译研究为背景，系统思辨和证伪了文化派及相关理论，并从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以及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五方面向我们阐释了翻译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赵教授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一，为本，为体；有为多，为末，为用。“无”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而“有”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化。这就正为翻译学归结论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Reductionism leads translation back from the diversity of its phenomenon to the universality of its essence. 这就从哲学高度奠定了翻译学归结论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派的泛泛而谈有很大区别。
《翻译归结论》一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系统质疑，囊括了从多元系统、操控理论、规范理论到女性主义批评等后殖民流派。作者从翻译的本质属性出发，指出其中的偏颇，对翻译研究过度扩张加以批评。第二章阐述并论证了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第三章说明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在当今众多理论中,赵教授发现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与翻译有着很好的契合，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第四章提出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阐述了关联原则指导下自下而上的成篇过程。最后一章是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着重论述语言形意之间的张力，并根据趋同原则要求译文最大程度地向原文映现。［2］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1990年芭斯奈特和勒斐维尔（Bassnett & 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喊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应者如潮。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在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以芭斯奈特和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了强调翻译的本质即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发展新空间的同时，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试图否定传统翻译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3］以芭丝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甚至把这写些制约因素看作了翻译的本质。他们对权利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试图以此否定传统的翻译观、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p16)赵教授指出，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化中蕴藏着驱动和制约翻译的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他们没能做到客观、全面的描述。
赵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以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派走的是一条现象描写的道路，更由于它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慢慢走向了否定翻译学基础体系的极端。文化派的翻译观就是“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为了确立文化派的翻译观，文化派就必须破除的两大障碍就是“忠实”和“对等”。在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看来，哲罗姆模式正是“忠实”、“对等”的典型模式，所以是必须“证伪”的。［4］(p50)而在赵教授看来，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误读了哲罗姆模式，因为他们把该模式误解为“硬译”、“死译”而非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模式了。哲罗姆模式的实质其实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文化派”在强调以前被忽略的问题之时,确实有矫枉过正之嫌。描写翻译学的初衷是对现成译本予以描写，“它的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原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循的规范”。它们的研究本应该是像他们最初宣称的那样“不作价值判断”，而事实上，他们对翻译标准“忠实”、“对等”的否定就是价值判断。我们在承认现实文本中存在有大量不忠实的文本的同时，完全没必要否定在应用翻译学层次上的“忠实”之翻译伦理规范。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和翻译教学中，还是应力求做到赵彦春教授所主张的“趋同”或“逼近”。“忠实”还是翻译实践中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这是应用翻译学对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翻译行为的规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行为进行规范，这是应用翻译学的任务。至于探求因文化因素，在规范之下而出现的“不规范”或无法做到“规范”的行为结果，则是描写翻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认为，健全的翻译研究必须既有描写也应有规范，这样才能达到理论的最高境界——解释性。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C］//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 丛滋杭. 归结论与翻译学: 简评《翻译学归结论》［J］. 外语研究, 2006, (4).
［3］ 姜艳. 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 ［J］. 上海翻译, 2006, (3).
国家教育部于2007年组织有关专家制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翻译教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达到以下最低标准：遇到熟识的题材，能利用工具书完成汉英互译，且译文基本忠实原文，其中，汉译英达到250字/时，英译汉达到300单词/时。[8]然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重听说读写，轻翻译，使得翻译教学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一）外部问题1.CET4和CET6指挥棒的作用。四六级考试出现翻译题型始于1996年，但是此部分所占分值少，难度较小，因此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9]久而久之，在四六级考试指挥棒的误导下，教师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教翻译，学生也缺乏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2月CET4和CET6进行了改革，首次将段落翻译作为一个专门的题型进行考查，翻译材料选材广泛，牵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此次改革明确了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必将推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研究和发展。2.缺乏专门的翻译教材。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未为非英语专业学生订购专门的翻译教材。非英语专业学生多数只有读写和听说教材，教材很少对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系统的讲解，翻译部分基本以课后题的形式出现，且多是简单机械地巩固已学的词汇，因而并不能称之为翻译。
（二）内部问题1.教师方面。一是很多大学英语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欠缺。他们未系统学习过翻译理论知识，而且毕业就从事教学工作，实战经验不足，因此翻译教学只能照本宣科，不能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是教学方法陈旧。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但教师很少给予理论指导，而是偏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讲授。课堂上，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做口头翻译，或给出译文让学生自己检测，但学生的翻译能力并未因此得到较大提高。此外，课后翻译作业也往往强调无语法和词汇错误，很少关注语篇连贯、逻辑清晰等因素。2.学生方面。一是对翻译不够重视。很多学生认为听说读写是关键，翻译无关紧要。因此，在翻译学习中，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处于被动地位，从不主动探索。二是缺乏跨文化和语用意识。很多学生片面地认为翻译就是字对字、词对词的转换，因此只要掌握语法和词汇就足够了。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如果只重视语言形式的对应，翻译出来的句子可能佶屈聱牙。同样，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一词多义现象，需要学生多积累、勤思考，才能译出准确的译文。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之处如此之多，引入有效的翻译理论对其进行指导，从理论高度设计出合理的教学体系刻不容缓。
二、语用翻译理论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解释力
作为一种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理论，语用学不仅关注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还关注受话者对信息的理解和转化。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既关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关注译者在译文中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具有共同的关注对象。[10]正如吕俊所说，语用学与翻译结合，让译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翻译中的问题，从而为翻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11]将语用学理论，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引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将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教学提供指导，从而克服以往教学中的各种不足。
（一）指示语与翻译教学言语交际涉及两个过程，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和听话者对信息的理解，指示语在这两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根据语境、说话者、受话者等因素，推理出指称与所指的关系，同时注意文化、社交的适当性。例如，ShortlybeforeCongressmanJamesLangevincasthisvotelastmonthtorelaxfederalrulesonfundingofstemcellre-search,theRhodeIslandDemocratstoldhiscolleges…。原文中的theRhodeIslandDemocrats根据上下文指的是前文的JamesLangevin，翻译时若将其作为他人处理，译文将与原文相悖。指示语的意义离不开语境，教师应启发学生关注语境的意识，切不可过分注重字面意义而造成译文对原文的偏离。
（二）语用预设与翻译教学语用预设对翻译过程有重要影响。从翻译角度看，预设对语境具有敏感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坚守以前实践中形成的预设，而应该考虑到当前的语境因素，形成恰当的译文。例如看到game这个词，译者首先会利用之前形成的预设将其翻译为“游戏、比赛”，但是在新的语境中game可形成新搭配，从而具有新的外延。如，“Gametheoryisthescienceofstrategy”，应当译为“博弈论是有关策略的科学”。
（三）会话含义理论与翻译教学会话含义理论要求翻译时，译者始终忠实于原文的会话含义。具体说来，合作原则对翻译规定了特殊的要求：量的准则规定译者不得毫无根据扩充或节减原作内容；质的准则表明译者应忠实传达原作信息，切忌错译、乱译；关联准则强调译者应注重两方面的关联：原文上下文的关联和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联；方式准则规定译者用精炼清晰的语言传达原文内容，不允许隐晦难懂。[2]但是，有时为了修辞的需要，说话者常常有意地、巧妙地偏离合作原则，从而产生言外之意。在此情况下，如果原文背离了合作原则，译者翻译时也需要相应地背离，至于语用意义则留给读者去推理，译者无需代劳。如：A：昨天晚上吃的什么？B：就吃了些东西。B的回答明显背离了“量的准则”，因为其传递的信息显然不足，语用意义是B不愿意告知A相关信息。翻译此对话时，译者即使知道乙晚上吃的是什么，也应把乙的话直译过来，切不可画蛇添足。
（四）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教学言语行为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透视一定语境下的言外之力，进而用明晰或隐晦的方式构造表达同样言外之力的译文。例如：“Saturdaymeantmostadultswereathomeontheroute.Sowereschool-agedchildren.IthoughtthismightmeanmoreexchangesasImadetheroundstoday.”文段描述的是垃圾工人的心理活动，从上下文信息可知这是垃圾工人苦中作乐的美好想象。“madetherounds”、“moreexchanges”可分别翻译为“挨家挨户收垃圾”、“搭上几句话”，从而将原文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五）礼貌原则与翻译教学礼貌原则提出了交际者应遵循的六条小的规则。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致使人们对礼貌的领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人被夸奖时，很自然地会回答：“惭愧，惭愧！”如果直译成“Ifeelashamed”，英美读者将稀里糊涂；如选用归化策略意译为“Thankyou!”，则变得规范地道。礼貌原则对翻译教学的借鉴意义为：教师课堂上应适时引导学生弄清中外表达礼貌方式的差异。分清哪些礼貌信息是原文的重点，因而译文中必须很好地体现出来；哪些不是原文的核心，并且直译会让读者不知所云。前者通常选用异化策略，而后者多选用归化策略。
（六）关联理论与翻译教学假设S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T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解读。根据关联理论，成功的翻译应是T=S，但是实际翻译中译者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12]翻译要考虑两个层面关联性的对应：原文和译文的关联以及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关联，尤其后者是译者努力的方向，即使译文读者付出较少的努力获取与原文读者一样的语境效果。为此，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把英语学习当成认知过程，还要鼓励学生寻找关联，并把此当做学习的目标。[13]例如，翻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译者不仅要通过认知推理得知它的真正含义———化词汇的形象与语用含义关系不大。如果把“瓜、豆”的形象传达出来，将让读者无法理解。所以，译文应把原文的暗含信息翻译出来，即，“Asyousow，youwillreap.”
（七）顺应理论与翻译教学从顺应理论出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解释翻译过程，即译语要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翻译的动态过程，且这一过程是有意识的。[2]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译文读者有着与原文读者不同的文化心理、社交规范等，因此翻译时要选择顺应译文读者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表达。语言结构顺应强调，译语与原语在语码、语体、词汇等方面存在差异，翻译要选择符合译语语言结构的表达。动态顺应强调，译语不能只顺应语境关系或语言结构，而应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顺应。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学体系是当务之急。结合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在语用学翻译理论指导下，现提出如下教学体系。
（一）丰富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水平传统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翻译教学的要求，刻板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为了更好地驾驭翻译课堂，教师必须先提高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即扎实的翻译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水平缺一不可。为此，教师应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成立翻译研讨小组，每周至少开一次研讨会，互相交流翻译教学和科研心得，提高理论修养。其次，积极寻找机会，从事翻译实践工作，丰富实践经验。
（二）传授语用知识，增强语用能力语用学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脱离了语境，翻译这种输出型活动的正确性和得体性就无法实现。所以，教师在翻译课堂上应有意识教授学生语用知识和能力。正如冉永平所说，语用能力或知识是可教的。[14]首先，教师不仅要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有意识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鼓励他们在翻译中自觉掌握和运用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等语用翻译理论，避免产生误读和交际失败。例如，公司每年生产10万只玩具。译文1：Thecompanyturnsout100,000toyseveryyear.译文2：Theannualoutputofthecompanyis100,000toys.此例教师可启发学生关注语境因素。根据顺应翻译理论，为了得体，译文需要追求语境关系顺应。如果是日常语境，译文1较为合适，但如果是商务场合等正式语境，译文2则更合适。其次，创造合适语境，组织互动式活动，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理解和掌握目的。例如，miss这个单词可有不同的含义。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创设语境，如在等车的场合，“Imissthebus”,表达的是“错过”的意思。
（三）输入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意识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不容忽视。在运用礼貌原则、关联论、顺应论等理论指导翻译时，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合理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首先，教师应积极向学生输入西方文化知识，并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其次，鼓励学生课下看一些英文读物或电影，要求以读书报告的形式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最后，启发学生用目的语思考，发展学生的移情，引导他们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文化，从而避免母语的干扰。例如，“望子成龙”，直译过来是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但是这一译文无法为外国人接受，因为龙虽在中国是吉祥物，在国外却被视为凶恶残暴之物。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文要能使译文读者在付出较少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到一样的语境效果。所以教师可引导学生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此句，即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
（四）检测语用文化知识，规范评价尺度测试形式和内容易影响包括翻译教学在内的语言教学，但是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以及文化知识等很少出现在外语测试中。为了更好的评价学生的翻译水平，并用评价结果来指导翻译教学，在考试中应加入语用社交等方面的内容，检测学生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可给出原文，让学生在各种语境中选出或给出准确的译文；也可考查案例分析题，让学生分析其中的文化冲突。
四、结语
关键词：翻译规范理论；英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文学翻译的相关理论也随着各国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翻译规范的定义却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目前在西方的学者中，图里，切斯特曼等人对翻译规范的理解对于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明白翻译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和交际行为，它受着社会文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制约。下面就以他们的翻译规范理论为视角来探讨有关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
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翻译
图里是一名以色列的翻译研究教授，在描述性翻译学派中有e足轻重的地位。图里对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这三个翻译研究的分支的关系进行了就进一步的探讨，并且着重强调了描述性翻译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意义，将社会学中的“规范”引入翻译活动中，明确的提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翻译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类，应该受到社会文化对其的约束。在这样的认知下，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预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三类，所谓的预规范就是指在进行翻译前翻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元规范是指翻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操作规范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法。下面就以具体翻译作品为例进行探讨。
20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曾被认为是“近乎完美无缺”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出身贫穷的盖茨比因为无法忘掉曾经抛弃他的嫌贫爱富女友，经过一番刻苦努力成为十分了不起的富翁后，苦苦追求女友最终悲惨丧命的故事。这部小说引入中国后广受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国内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翻译，最受喜爱的当属2003年的姚乃强译本，他的翻译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传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刚刚步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升，对于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再是简单的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名称，而是更关注人物的性格魅力，故事的文化内涵等等，所以随着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这部小说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新的译本的出现。而且当时中国社会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发生某些现象与小说中的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广受读者的喜爱，并且引起许多学者的研究和评论，根据上面提到的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中的预规范，知道翻译者选择作品时要考虑是否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读者的阅读喜好，所以这些原因对于姚乃强选择重新翻译这部作品起着重要作用。
图里的翻译理论中的操作规范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法，既包括宏观上的篇章结构布局，段落的增减，也包括微观上单词短语的选择等。姚乃强的译本基本保留了原著的篇章布局，没有对篇章和段落进行删减，而在语言方面姚乃强也尽量保持原著流畅灵动的文风。文中有一句“he Weflrs apink suit”，直译过来就是“他穿一套粉红色的衣服”，但是这句话是汤姆所说，是他对乔丹说的盖茨比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反驳，汤姆的话不仅仅是对盖茨比教育背景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盖茨比的嘲讽，所以姚乃强将其译为“看他穿的那套粉红色的衣服！”则很好的将汤姆自大，刻薄的嘴脸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在翻译作品时，姚乃强会使用许多四字格的短语，不仅能够使文章言简意赅，生动灵活，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姚乃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遵循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尽量的将原著的风采展现给中国读者。
中国著名的学者孙大雨先生，作为“清华四子”之一，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代翻译家，曾翻译了许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和英语诗歌，他的《英诗选择集》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翻译规范。孙大雨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重内容的传达，但是由于文化问的差异，读者无法安全理解原诗的内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接受，孙大雨采用“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译策略，他的诗歌翻译展现的是中国化的东西，从而便于读者接受，易于读者产生共鸣。他的整部筷诗选择集》在元规范的指导下，选择了“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译策略使其新诗更好的被读者接受。
二、切斯特曼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翻译
在对翻译规范理论的见解中，切斯特曼的翻译理论是比较突出的。切斯特曼在对图里的理论基础上对翻译规范理论进行更具体的探讨，并且将图里忽略的制约翻译因素一读者的期待，纳入自己的探讨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切斯特曼将生物学中术语的“文化基因”引入翻译规范理论中，认为规范是由“文化基因”演变来的，将翻译规范分为“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和“过程规范或专业规范”两类。下面就以具体翻译作品为例进行探讨。
关键词：对外宣传 外宣翻译 文学翻译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各个领域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日趋频繁。加强对外宣传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强有力的渠道和工具。我国外宣工作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外宣翻译，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 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 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作为应用翻译的一个领域经常与文学翻译相提并论，从而忽略了其独特性，包括翻译对象、目的、标准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鉴于此，有必要对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区别进行梳理，以期加强翻译工作者对外宣翻译的认识、提高其翻译质量并提升对外宣传的效果，本文从三方面来论述二者的区别。
二、区别之一：翻译对象和目的
对外宣传是一种国际信息传播活动，以外国受众为宣传对象，其翻译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状况的对外介绍、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公告及对外交流活动的信息通告； 或各地市政建设宣传、招商引资与旅游宣传、各种国际性活动及行业展览活动宣传； 或公司与乡镇企业的对外宣传及产品介绍等等”。（曾利沙，2007）由此可见外宣翻译文本有政府文件、告示、宣传、产品介绍等，（徐建国，2009）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以客观事实为主的信息，在类型上属于应用型翻译的范畴。虽然外宣翻译也需遵从翻译的一般标准，但翻译的信息基本属于“知识性、逻辑性信息，其特点是它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刘雅峰，2010：24）这一特性决定了外宣翻译对准确和严谨的要求。相比之下，文学翻译以文学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为对象，对“原作中包含的社会生活映象（一定的艺术意境）进行认识和反映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张今，1987：15）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性特质，使得文学翻译具有了艺术性、形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目的是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形象，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宣传中国的文化和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态度，其目的性非常明确： 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因对外宣传的领域众多，侧重点各有所异，如政治外宣强调宣传国家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立场，旅游外宣旨在吸引海外游客， 提高经济效益等。简言之， 对外宣传翻译目的就是获得最佳社会效应。（周锰珍，曾利沙，2006）而文学翻译的目的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是真实生动再现原文中的社会映像，传递原文作者抒发的感情，诉之于人的心灵，去“影响人们的理智、感情和意志， 引导人们认识生活的规律性，使人们受到教育，得到美的享受”。（张今，1987：15）从新世纪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文学翻译将本国或他国的文化精华传递给彼此，担当着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融合的使者。
三、区别之二：翻译标准和要求
因为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对象和目的各有侧重，判断其译文的标准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古今中外对翻译标准和原则虽表述各异，但都体现出一些共性：如都主张忠实原文、译文通畅和语言规范等。外宣翻译虽与文学翻译的标准有共通之处，达到标准的具体要求却不尽相同。首先外宣翻译语言使用要严谨、简洁，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因此外宣翻译很少使用带强烈感彩和形象的语言手段或词汇，以免行文虚饰浮夸；其次由于对外宣传的传播性质，外宣翻译要注重交际效果，考虑受众反应，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对译语读者的影响；此外，外宣翻译要体现时代性和政治性，需要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对于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词语的翻译不仅要体现时代感，还要贴近受众的思维习惯；同时外宣翻译的内容很多涉及国家立场、政策，译者要具有敏感的政治意识以维护国家的形象和政治、经济利益等。
就文学翻译的标准而言，在中国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以及后来较为人所知的傅雷提出的“神似”和钱锺书提出的“化境”说。尽管各家翻译标准表述不一，但都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风格文体的统一。刘重德就曾将严复的“信、达、雅”改为“信、达、切”，因为“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做到雅，原文的风格需要得到完全的再现”。（刘重德，1995：26）“切”在他看来就是要与原文风格吻合。因为文学翻译具有语言艺术美学的特征，不仅要译意， 还更要传情，传达原文的审美功能和艺术感染力。文学翻译要达到“神似”、“化境”，保持原作的风味，对译者的素质修养和文学造诣提出很高的要求，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译者的艺术审美和主观创造，再现原作的艺术性和神韵是文学翻译应该把握的关键。
四、区别之三：翻译策略和手段
外宣翻译是从中文稿译成外文，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宣传稿往往内外不分，反映到宣传用语上常常表现为用词华丽、行文冗长、 喜用公式性套语，有夸大煽情的倾向，这对国内的受众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西方话语推崇表面上看似平白无华、质朴自然， 实则精心构筑的修辞文本， 倾向于使用质朴自然、无雕饰、不造作、有真情实感、在平实中显生动、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的文字……不提倡文字表达中过分张扬、空洞无物、重复堆砌”。（陈小蔚，2007）根据“外宣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不是逐字逐句机械地把中文转化为外文，而是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实行“内外有别”，在中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加工，包括增删、改写、编译等，以求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有学者针对外宣翻译目的提出了相应翻译策略――经济简明原则和信息突出原则，（周锰珍，曾利沙，2006）前者指用尽可能少的文字传达相应的信息量，让受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最明快流畅的信息；后者则是指为了实现最佳效应这一目的， 根据不同海外受众群体的特殊需求、兴趣和接受心理，对不同类型宣传资料中具有关联性信息的文字进行有理据的操作性调节， 予以相应的突出，非关联性信息则被弱化或虚化。以下以一例说明：
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北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奥运会如在这里举行，将使东西方文化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中交融。一个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蓬勃发展的新北京，将以古典与现代合璧的姿态，把自己悠远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谦和礼貌的公德素养，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展现给全世界，为世界奉献一届与众不同的新奥运，为奥林匹克运动在新世纪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促使这一运动真正成为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度的世界性文化体系。
Beijing， with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history as a city， is a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f the Olympiad is held he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have a chance to integrate. Beijing， with its new prosperous look as a resul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up drive， will present the world with a unique Olympiad so that the event can truly become a global culture transcendi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衡孝军，2011：149）.
在上例中，相比较汉语文本，英译文对原文的一些信息进行了删减，把握国外受众的文化心理特征，省译了那些渲染情感的修饰语和价值度低的信息，突出了价值度高的关联性信息。外宣文本共性特征表现在侧重于传递以客观事实为主的信息，注重对外宣传的社会效应， 而文字符号所荷载的美学意义或个性特征则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徐建国，2009）为实现更好的外宣效果，适当的“译前处理”显得很有必要，对原文进行语言本身方面的处理， 包括风格、文体、篇章等。（李欣，2001）由上所见，在外宣翻译中，不能完全实践“信”或忠实原则，翻译要灵活变通，不能和原文亦步亦趋。从语言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外宣翻译更适宜“归化”的倾向。
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争论最多的就是“异化”和“归化”策略。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翻译史， 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调。（周福娟，2005）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末，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趣味大量使用归化法，对英文小说中的地名、人名和对话进行汉化，甚至对一些段落进行了删节。而近三十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归化策略，认为“归化”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不能导致文化失真，如果文学翻译出现“文化误读， 那文化交流的质量就会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 就翻译界已取得的共识而言， 文学翻译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周福娟，2005）也就是说，文学翻译要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大致相同的审美体验，因此文学翻译要再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和风格，使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传达出原文的精神，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对原作进行改写、编辑甚至加工在当代文学翻译领域是不可取的方法，“忠实”原则依然是文学翻译秉持的方针。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不同的文化在碰撞冲突中逐渐融合。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使得担当重要文化交流媒介之一的文学翻译被提上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文化霸权主义的日渐落没和中国经济文化地位的崛起，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这一前提和认识，在中译外文学翻译中，一些文学翻译家和学者如孙致礼（2002）、范建华（2004）等主张 “异化”翻译策略应成为新世纪文学翻译的趋势。
五、结语
外宣翻译因其翻译对象和目的的特殊性，翻译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对译员的要求以及处理原语的策略手段都和文学翻译诸方面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别。对外宣传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对外宣传的效果，如果直接套用文学翻译的标准和方法，产生的译文必然不够理想，不能为外国受众更好地接受，也达不到预期的宣传目标。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文体翻译类型的对比，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外宣翻译的性质和特点，从而为指导其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级英语口译》和上海理工大学核心课程建设项目《中级英语口笔译》的项目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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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功能理论；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
引言：功能翻译理论是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一个翻译学分支，在这一理论中通过从译者角度的研究，将翻译的内容分成了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两类，而在这两种翻译类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区别。
一、功能理论下翻译的概念
自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一大批翻译学家将翻译定义为一种符号转换成另一种符号的过程，同时从语言的结构学以及语法转化对于语言结构的影响等着手分析，通过对源语以及译语之间在语法的对应以及转化上的研究，证明翻译是一种将源语转换成一种相对应的译语。但是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够通过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清楚，一部分的翻译学家开始从其他的方向开始研究翻译学，所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功能理论在翻译学中建立起一套新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的主旨在于将翻译从原文中剥离出来，专门从翻译者的角度进行研究，将翻译当成是一种考虑目标读者或者客户的行为，使得翻译不再是与原文对等语言，而功能理论在进行文学类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区别的研究中也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理论根据[1]。
二、基于功能理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本质差别
（一）在功能方面的区别
文学类的翻译与非文学类的翻译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与其功能的不同，一方面文学翻译更加的偏向于翻译的艺术程度，比较注重在翻译时保留原文中语言的华丽词汇，是一种表现性的翻译，所以在进行翻译时通常都是一些文学类的作品。在这一类的翻译中语言并非单纯的是一种带有信息的符号，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这样的作品是通过文字将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感受以及一些描写出来的画面传递给读者，使其接收到作者的感情以及思想。所以使用清楚明确的语言将原文的内容表达出来只是翻译的最低标准，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则需要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对于原文中的内容表达清楚，同时也要将原文所传递出来的情感以及思想同样要用另一中语言再次表现出来，能够使翻译表达出与原文一样的思想情感。这也是与非文学翻译的最大不同，在文学翻译中应当更加的注重对原文艺术性和美学性的保留。另一方面，非文学翻译通常对象都是一些比较注重信息原意的表达，需要对原文进行准确、专业的进行翻译[2]。
（二）在思维方面的区别
在文学翻译中，主要是要将社会的生活或者风俗等元素以一种形象的文字表现出来，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加的注重作者的思维与形象的结合，这里所谓的思维就是指作者进行创作时对客观事物予以加工的思考过程，通过作者的想象以及联想，将客观的事物加入自身的感情与见解，而形象是指作者在创作中会将“加工”过的客观事物以一种具有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通过文字承载作者的感情以及思想[3]。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需要将这种思维与形象同时的翻译出来，不仅仅是表达出客观事物的形象，同时也要将作者对事物加工的内容也展现出来，这就要求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在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经验以及阅历等因素将作者对于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还原一遍，在自己的思S中构建出与原作者一致的形象，使翻译者在精神层面上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而非文学翻译则不同，在非文学的翻译中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实用的文章，比如使用说明，文件档案等。这种类型的文章其内容上更加的客观准确，作者对文章中的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的程度比较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同时这一类的文章通常会用于社会工作当中，所以在语言上更为严谨规范，属于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所以在对非文学的翻译时，需要的更多的是逻辑严谨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应当真实的进行表现，不可以加入任何的想象的内容，同时为保证在译文中不会产生歧义，这就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注重语言的单义性，这也是与文学类翻译的明显区别。
（三）在原作者权威方面的区别
在功能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者的权威性有着的独特的见解，在传统的翻译中，人们更加的重视原著，认为翻译的过程就像将原文以另一种文字重新表达出来，不应该对原文进行改动。但是在功能翻译理论中，认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原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容完整准确，可以清楚的表现出作者的想要传递的信息。而另一种则是一些内容相对模糊、不完整、不准确的文章，通过这样的原文无法将作者想要传递的意思很好的表达出来，而这样的原文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翻译者对原文就行修改以及删减，将翻译出来的文章可以将原作者的思想清楚的表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文学类的翻译与非文学类的翻译有着较大的区别[4]。首先在文学类的翻译中，大多数需要翻译的对象都会是一些名著或者经典的作品，至少能够写出文学作品的作者其文笔应当可以清楚的将自身的思想感情通过文章表达出来，这就属于第一种比较完整的文章。但是许多非文学的文章则不然，大多数的非文学的翻译都是一些工具类的文章，原作者基本上都不是语言专业毕业或者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所以文章本身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障，在原文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语言上的错误，如语句不通顺，语法错误等，而这些错误的原文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应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不能应为原文的错误致使译文中出现同样的错误。
（四）在译者地位方面的区别
对于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之间，译者也会有着较大的区别。一方面，是在文学类翻译时，翻译过程只会涉及到译者、原作者、读者这三类。进行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借助原作者的语言形象，通过对原著的理解以及原作者性格的把握，将自己的社会经验以及人生经历与原作者进行精神上的同步，在使用另一种语言将原著中原作者的思想情感等元素完整的再现出来，这就要求了译者进行翻译时，既要符合原著的内容又要有着自己的想象，既是一种写作同时又比创作更加的复杂，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同时包括了想象的部分又包括了进行原文转化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在非文学翻译中，则会涉及到更多的人员，包括了译者、原作者、客户、译文的使用者，在整理流程中，首先是客户发起翻译任务，找到译者进行翻译，然后交给译文使用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并不需要通过对原作者进行了解，只需要受客户的需求，将原文翻译成译文使用者需要的文章即可[5]。
三、基于功能理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操作差别
（一）翻译准备阶段的区别
在进行翻译之前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都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是不同的翻译类型其准备工作的内容会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是在文学翻译之前，需要进行准备的工作是十分复杂的，翻译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需要译者通过大量的时间去体会原著中的思想内涵、语言结构、人物性格、作者的创作背景等一系列的内容，可以说一部文学的作品就是对一个社会的映射，只有将原著中的信息尽可能的全部了解清楚才能将原著的内容、情感等真实的还原出来。否则一部文学作品就会被翻译成非文学的翻译。其次在非文学翻译之前，需要从整个译文进行考虑，包括译文会被那些人使用，使用者的语言接受程度，译文的功能有哪些。这就要求在进行翻译之前对客户以及受众等众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解，这是文学翻译中所没有的[6]。
（二）对于理解的区别
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文学类的翻译和非文学类的翻译对于原著的理解也将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文学类翻译中，是一种译者参照原文的内容，再次将客观事物进行想象加工的过程，在这样的翻译中译者理解原文的时候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原文中“意”的部分，这里的“意”不仅仅是指含义的意思，更是对原著意境的理解，所以在进行翻译时，需要更多的艺术性和灵活性。但非文学的翻译则正好相反，译者在进行非文学类的翻译时，需要侧重理解原文的文字原意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清楚准确的翻译出原文的客观内容，在对原文进行理解时尽量减少将自身的想象加入到翻译中去[7]。
（三）在优化原文方面的区别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原著的权威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原文是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的，这就涉及到对原文进行优化的问题。但是在对于原文进行优化时并非一定是非文学的作品就一定需要优化而文学类的作品就需要优化，这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具体考虑的。在进行翻译时，中文与英文有着较大的差别，中文更加注重“意”的表达，所以许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语言逻辑不通顺的情况，但是却依然能够表达出其中的内涵。可英文则更为注重语言的逻辑性、准确性。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两种语言不同的转换方式，在进行原文的优化时，首先是原文的内容有问题，语言逻辑不同顺或者是模糊的进行表达。其次是语言的不同进行直接的翻译无法发挥出相同的效果，最后是由于译者的能力有限，无法真实的将原文的意识表达出来，所以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8]。
（四）在表达上的区别
在进行语言的表达上，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有着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是在中文与英文的转换上的区别，由于中文的语言中更加注重“意”的表现，所以在许多的文章中都会出现较多的形容词或者修饰词，可同样是这些词汇在英文中却是属于多余的。就比如中文里的“红色”在英文中就是翻译成“red”。非文学的翻译中，这样的词汇相对较少。而在文学类的翻译中这样的词汇随处可见，这就需要译者进行在进行翻译时运用合理的转化。其次是在文笔的上的区别，在非文学的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笔相对的简单直接，更加需要将原文的意思准确的表达出来，而在文学类的翻译中，则需要较高的文字功底，能够将原文的情感等鲜明的表现出来[9]。
四、结语
总而言之，相较于传统的翻译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无疑有着更多独特的思考，能够将翻译从原作者的权威性中解放出来。通过这样的理论，可以把传统的翻译分成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而在这两种的类型的翻译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就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不同的翻译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林海，石艳婷.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现代沙特阿拉伯文学叙事艺术》翻译实践为例[J].外国语文，2014（04）：123-126.
[2]尹筠杉.浅谈文学翻译的“再创造”艺术[D].湖北师范学院，2014.
[3]肖佳.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D].湖南师范大学，2014.
[4]谭丽萍.功能对等理论在非文学翻译中的体现[D].河北联合大学，2014.
[5]胡榕.目的论视野下的儿童文学翻译[D].福建师范大学，2014.
[6]张慧.功能翻译理论ξ难Х译的适用性――兼评庞德的《神州集》[J].科技视界，2015（08）：158+245.
[7]李霄露.基于功能主义理论的儿童文学翻译报告[D].鲁东大学，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