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典故的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典故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基因、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在不同的接受场景下，同一典故的翻译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关键词 ：文学翻译；典故；翻译策略；有效传递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1—0143—02
典故是诗文中利用神话、寓言、传说、历史故事或历史名人的话语构成的语句。用典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丰富作品的内涵，又能给读者以“似曾相识”的感受，可谓一举多得。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钟情于用典故为自己的作品“增色”。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必须重视对典故的翻译。
典故往往包含、传递着许多文化意象。典故的翻译常常涉及文化意象的破译与传递。在多数情况下，典故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基因、文化信息的重新编排与有效传递，接受群体不同、接受场景不同，就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直译
直译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一种重要的翻译方法。如果原文所包含的典故经过直译后能够使读者易于理解，不会造成误解或错误的联想，就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而不需要进行补偿性的处理。很多由英语直译过来的典故已经为人们所熟悉，成为英语典故直译的典范。如stick and carrot policy（胡萝卜加大棒政策），domino theory（多米诺骨牌理论），Pandora?s box（潘多拉盒子），ugly duckling（丑小鸭），black horse（黑马），等等。这样的直译既能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和民族色彩，传递原文的语义内涵，又能丰富译入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二、意译
有些典故包含人名、地名或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如果将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全部直译过来，可能要么出现信息丢失，要么显得过于繁琐，对于不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容易出现理解困难，这时就不能拘泥于原文语言的形式，而要考虑采取意译的方法。例如：
1.Would any of the stock of Barabbas/H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istian！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
Barabbas出自《圣经》，是古时候一个强盗的名字。对于在英国文化或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英国人来说，《圣经》的影响深远，其中的内容更是耳熟能详，其中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他们语言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却是陌生的或毫无意义的。如果译为“巴拉巴的子孙”，只会让读者一头雾水，而意译为“强盗的子孙”，既没改变原文的意思，又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可谓典故翻译的范例。
2．The goalkeeper is the heel of Achilles.那守门员太弱是致命的缺陷。
“The heel of Achilles”出自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对于不熟悉希腊神话故事的中国读者来说，很难通过其字面意思理解背后的文化传统，而采用意译的方法译出其蕴含的意义之后，读者便很容易理解了。
三、直译增补法
由于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一些对母语文本读者来说耳熟能详的典故对译入语读者来说却非常陌生。这时可以采取直译加补充信息的翻译方法，即先直译，再在原文中补充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He wondered.This reminded him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ur，whose endeavo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he thought，“——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天运》，大意是：美女西施病了，皱着眉头，按着心口。同村的丑女看见之后觉得很美，也学她的样子，却丑得可怕。后人称这个丑女为东施。此典故比喻胡乱模仿，结果却适得其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因为知道这个典故的背景知识，因此，很容易理解它在这段话中的意思。而对于多数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头脑中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如果将“东施效颦”直译过来，对他们而言很难理解。霍克思在翻译时进行了解释，弥补了西方读者在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不足，使英美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
直译增补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旦运用不当，有可能破坏整个行文的流畅及作者的风格等。因此，译者必须慎重对待，在必须使用这一方法之时才能选用，而且要保证所补充的背景知识不影响行文流畅，并与文章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四、直译加注法
对于一些蕴含深厚文学背景的词句，为了使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源语文化，译者可以先直译，再通过加注的方式，在注释中将典故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典籍出处、来源等充分地介绍给读者，加深读者的理解。例如：
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And what?s the third？”）“The dream of the Southern Tributary State.”At this she made no comment.
（Based on a Tang story in which a scholar had a dream of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r，then he woke up and found it was just an empty dream.）
如果只是直译《南柯梦》，而不加注释的话，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尤其是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就是个难题。他们难以从直译中读懂其在该语境中的言外之意，更无法理解原本兴高采烈的贾母为何“听了，便不言语”。因此，译者特意加注解释了这一典故，使读者不至于因不了解原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产生阅读障碍。
现代读者接受理论认为，译文读者也是积极主动的接受者，在遇到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因素时，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思索和推理。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读者的接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让东西方文化交流变得更加便捷。考虑到上述这些因素，译者在翻译时应避免做过多不必要的解释和补充，应留给读者一些审美想象的空间。例如：
Everyone in the family bullied her and made her do the housework.She was indeed a Cinderella.
家里人人都欺负她，强迫她做家务。她确实是个“灰姑娘”。
灰姑娘是欧洲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中国大部分读者都知道“灰姑娘”是个在家里受欺压的女孩。因此，将Cinderella直译出来，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而且会引起读者的联想。
综上所述，由于译文读者与源文本作者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是不同的时代，与源文本读者在文化认同、文化接受力、阅读期待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译文读者很难理解源文本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尤其是在面对文化内涵丰富的典故时，就需要译者在了解译文读者接受能力和阅读需求的条件下，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以使译文更好地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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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喻云根.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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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方法,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原则和方法,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
例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杨宪益)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
例2,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杨宪益)
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hawkes)
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折中就意味着有所不忠实,这也是文学译者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正如皮特斯所说,“民族中心主义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这与翻译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是不相容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只会抹杀翻译存在的依据,翻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然而对外来语的全盘接受也会使译入语失去自我。因此,以翻译形式进行的对话和交流,既要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也要尊重外来的“异”的成分,这两种态度的结合就是译者努力达到忠实的翻译的基础。“异”的消融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异”的保留程度也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主角。
参考文献:
[1]schuttleworth&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je rome publisher, u.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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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孙艺风先生在04年8月出版了《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作为“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学翻译的本质进行探索,即探讨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尤其对文学翻译的特质及所涉及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提出准确的描述和展开详细的讨论,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文学翻译相关的重要理论,在话语、文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揭示文学翻译的规律和特质。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十二章,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绪论、翻译理论(第一至四章)、文学翻译(第五至八章)、翻译中涉及的文化问题(第九至十二章)。 孙艺风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视角转换的益处和必要性、阐释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在翻译过程以及阅读过程中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难以及相应的处理策略。可以说,这三项内容贯穿全书始末,相互交融,构成全书主线。 在绪论中,孙先生开门见山地对三个问题做出了评论。一、转换视角可以改变心态与观念,相对单一的本土文化视角应借助它者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看待文化差异,“本土文化若要保持真正的个性化,必须要呈现多元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以多元的视角,综合考虑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除译入语文化视角外,还应包括源语文化视角,以及源语文本作者的视角。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更应该站在一个足够高远的视角,纵观、把握翻译活动的全局,并尽可能地将涉及的各种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之内”。二、文学批评与阐释息息相关,既然是文学翻译,势必要诠释文本,而在诠释文本时,由于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阐释不仅仅是意义的翻译,更有寓意模糊性与延伸的翻译。三、翻译的真正挑战在于文化信息的交流,而不应仅仅关注语言间的差异。许多翻译问题,尤其是争论不断的不可译性问题,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而不是语言差异。不同文化需要经过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补充。文化的互文关系是对文学翻译的最大挑战。孙先生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翻译规范问题:译者在受到翻译规范的约束后,如何协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阅读的审美视角,即是应该注重翻译规范,还是应该强化翻译的主体性。 翻译理论(第一到四章)经验总结可以是理论的基础,但不等同于理论,理论大于经验的总和。就翻译而言,原作者的意图和动机以及译者的意图和动机难以用经验来解释清楚。孙先生还提到中国翻译界的一个认知误区,就是希望建立所谓的中国翻译学。翻译学没有什么国界可分,建立自我封闭式的所谓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只管外译中,不理中译外,那该理论的褊狭性就难以否认了。关于翻译理论术语的问题,孙先生通过对“equivalence(对等)”、“sourcelanguage(源语、原语)”等词各方面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关键性术语可能涉及到的巨大复杂性。对术语不加以规范统一,可能利大于弊。各种语言有各种语言的长处与特色,语言联合文化特色,使得该语言、文化中的读者及学者对某个词,包括术语,产生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下的读者及学者的理解和细化,即不同语言文化促使人们看待学术术语时采用不同的视角,这样也就改进、细化了术语。“多元”地翻译和使用学术语,可以增加学术的活力,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充分利用术语灵活性的同时,还要注意术语的统一性。 译入语读者视角势必与源语读者的视角不同,因而产生译入语读者与源语读者之间的距离。距离和视角息息相关,视角的转换可以立即改变距离,从而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人为地操纵距离给翻译提供了调整、取舍、变通与归化的空间。翻译问题通常是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客观距离造成的,而翻译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人为的距离方能解决。视角的把握有助于距离的调整,其后便可以进行各类变通。符号之间的有效交际关系是通过距离的不断调整来完成的,人为地制造翻译距离可以缩短客观上存在的语言距离。关于意识形态,孙先生认为译者意识形态的存在会对翻译产生干预,但不应夸大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意识形态这一文学作品的审视角度之外,文化视角同样必不可少,二者关系互补。文化冲突比意识形态冲突更为常见。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之死”不等于源语的意义尤其是文化内涵可以随意弃之不顾或任意宰割处置,因为代表其文化生态的源语文本有其文化意旨,可以规约意义。 过分强调忠实反映了对翻译活动认识的简单化。翻译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妥协意味着接受某种程度或形式的异质。翻译时,为了完整表达源语的意义,目标语本身必须不断扩展以与源语相匹配,这也会使目标语系统趋于完善。翻译行为总是试图消除两种语言及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异质,就算明知不可为,也不断地设法制造某种“假象”,让人真伪难辨。异质的消除是徒劳无功的,文化交流的意义是通过对异质的了解和借鉴,更好地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 翻译的前提是准确无误的理解,如果意义得不到准确的把握,风格的传递便无从谈起。 话语信息的传递不是自动的,需要解码,即释义。所谓“不可译性”,除了在翻译转换时所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等因素外,还与源语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性有直接关系。阅读的寓意与语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语境对于意义的产生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在该书中有进一步的论述,突出强调语境重构对于翻译的帮助。 译者应重视阐释道德,即不可依自己的好恶对源语文本任意删略、发挥,或者厚此薄彼。 文学语言与文学翻译(第五到八章)翻译文学作品时,需要注意到语言的特质,而不能简单地翻译意思或意译。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甚至可以说,简单地传递意义的基本信息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为了达到艺术目的,作者常常重新建立审美机制,通过独创更新而生出新的美感。制订翻译策略时更应努力克服死板僵硬的翻译,使译文保持鲜活态势,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时(可使读者从中受益,获得不同的视角),理清交错缠杂的互文和文化资源的关系,使得翻译语言同样具有强大而神秘的内驱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翻译时,应对原作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和挖掘,以更多样的方法阐释和复原,并充分考虑审美文化差异,小心谨慎地进行文化移植以及对意象结构的调整与整合。#p#分页标题#e# 在文学作品中,信息是怎么传达的,怎样歪曲的,怎样传达不完整充分的,或者是如何不传达、从而造成信息亏损的,都与编码与再编码有紧密的关系。这其中牵涉阐释学,更包含效果传递的问题。再编码时不应只注重形式上的模仿,还有整体效果与风格的模仿。译者在重编码时不可仗着已经解了原码就随心所欲地翻译,他需要在二者之间不断调解。翻译的目的不只是语义的传递,而是整体的意思。 意思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决不仅限于语义,而是各种关系的总和。翻译的对象除了基本语义外,还有一些相关成分不容忽略,如语气、隐喻、效果等。翻译的挑战之一是在分析了各种成分的组成和特征之后(这一步骤本身已很难),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目的语里包容与合成这些成分。 应区分直译与硬译,矛盾的观点是二者的区别标准是检验译文读者看懂和看不懂。但直译有时也无法达到交际目的,例如隐喻对象属“文化特有项”时,译入语读者就会很难领悟。 汉语的字或词在形式上没有单、复数之分,也无冠词确指,所以某些细微意思难以简洁地传达出来。孙先生在这里提到一个概念,即场景的重构,随后接着的是语境的重新构筑。在重构语境后,译者的功能有近似于作者的地方;由于没有现成的对应值,他需要对自己的语言负责,杜绝或减少误解的机会,同时还要设法最大限度地将原语的信息及包含的引申意义传递到译文里去。(译者可以避过分析原文这一步骤,而把这个过程留给读者。 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与文化体系。 规范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直面了翻译所涉及的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差异,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的惯例。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对译入语中规范的存在有清醒的意识。主体意识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翻译时应进行适度变通。变通有别于归化,变通至少兼顾了“充分”与“接受”,变通在二者之间不断游离,相机而行,以待良策,而归化主要着眼于“接受”,甚至可能肆无忌惮。规范与主体意识密切互动,翻译透过主体意识,遵循一定语言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使意义从源文本转入译入语文本。在文本转换的过程中,规范可能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翻译不能无视其存在。规范制约翻译的同时,还驱动翻译进行创新。 翻译中文化问题的探讨(第九到十二章)不可译性是翻译中所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不相溶性的一部分。对不可译性的论争实质上源于对文化的考虑,而不仅是出于对语言特征的考虑。“文化翻译”一词,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是指全球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述行理论,这使全球社会认识到了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各自有其特性,但是我们必须要穿越翻译中文化所指(culturalreferences)的莽林。翻译是在各个文化之间进行斡旋、调节,因为文化是根据其时间与地点而得以界定的,所以,文化“他者”得以在翻译中保存下来。有些文化之间是没有直接对应与对等关系的,所以想要尽善尽美地解决“翻译”问题极具挑战性。一种文化能否发展,有赖于从他者文化和传统中获取新认识与理解的能力。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源语的意义,既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原因。既然所有文本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那么,译文则自然不同于原文。译者的工作之难就不仅在于语言上的翻译,更是历史的与文化的翻译。对他者文化的开放性,使得译者可以对来自他者文化背景和区域性传统的作品进行充分翻译。 代表或体现某个特定语言系统的、富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信息恰是翻译需要传达的内容,也是译入语读者想要获悉了解的主要方面。我们需要转换的不只是语言符号,更有文化符号,譬如含有浓缩了大量文化信息的隐喻,其可译性就是严重的挑战。与形式和内容有直接关联的是隐喻,尤其是文化成分含量高的所谓文化隐喻(culturalmetaphor)。跨文化翻译时,不可贪图便利,走只译意义的快捷方式,应注意在译入语系统理搜寻对应的隐喻形式,或调动各种修辞手段重构、甚至再创隐喻,尽量保留隐喻所具备的想象空间。翻译研究应涉及到文化学的研究与借鉴,从而超越仅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讨论翻译差异。文化翻译是传递信息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不应拘泥于狭义的对应值寻找,更应设法在文化的层面进行沟通、协调,在多变形式的选择中,挑选、改造有关形式,以获取最佳值。在某种意义上,信息的传递是语境的传递,这样可以使意思有相对的稳定性。只有语言层面上的沟通与文化层面上的沟通相结合,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译者是文化使者,同时相对于原作者又是他者,但似乎难当一个无意识的传声筒。一方面,译者希望有自己的话语空间,不愿做没有主体功能的他者,另一方面,有时他者又显得十分令人向往甚至着迷,恨不能由他者取代自我(希望传播外来文化的渴望)。鉴于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方式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然而然地,翻译研究也要将意识形态纳入研究范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拨开语言的迷雾,不难看到文化信息后面蕴藏的意识形态意图。对于文化的话语霸权需要颠覆和消解,而提倡包含差异的多元化文化社会,就是对付不平等的有效途径。 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改变视角从文化层面看待翻译可以更方便地解决很多原本难以解决的问题。本书谈及的内容其实远超过题目所及,孙先生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说明了翻译中可能遇到的大多问题。 如寓意模糊性与延伸的翻译可以通过语境重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文化的互文关系是对文学翻译的最大挑战,单单的直译可能无法完成目的,可以联合适度的规划、意义及变通,而站在原文化视角可以协助译者理解原文,进而翻译到位。由于译入语规范也会限制直译,应尽可能繁荣、进化译入语及译入语文化,使得翻译与译入语之间相互促进。 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比赛,更是不同文化的比赛,比赛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而是增进友谊相互促进。别人有别人的身体素质(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有的是由于现实差距形成的),从而形成相应的技战术。我们虽无法一味模仿,但可以通过媒介———翻译,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认识和了解,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甚至全部吸收。#p#分页标题#e#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5705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正在切实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有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手段，涉及影视产业、表演艺术、汉语言本身、中国文论、中国文学等，手段涉及制定可行的政策、谋求合作、外贸输出等。毋庸置疑，翻译作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翻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要实施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既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又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从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树立新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虽然在过去和现在，不少中国作品都已译介到国外，但是审视中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进一步认识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手段――翻译。
二、重视并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总体上一直受到轻视。例如，国外的一本畅销书介绍到中国，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给译者的报酬也比较低，译者也根本没有版权可言。译著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著封皮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现；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很少介绍译者，有些甚至连译者的名字都不出现。正如美国学者韦努蒂指出，译者的存在似乎只是个影子，译文的合法定位显得模糊和不利，译者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原作者决定性地控制译文的出版，译者从没有著作权（Venuti）。今天，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对翻译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翻译协会、翻译组织、出版社乃至高等院校必须加大力度宣传翻译的重要性，呼吁全社会重视翻译，尊重译者。翻译协会可以定期出版关于翻译方面的简报，组织德高望重的中国翻译家和国外从事中外翻译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公开场合（如书店、学校等）发表演讲或举办讲座，增强大众对翻译的认识，尤其是使大众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使社会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译者从事中国文化的翻译工作。高等院校应该重视翻译这一学科在外语专业中的地位，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
第二，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应逐步提高译者的报酬和地位。目前，从事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报酬相当低，很多外语专业甚至是翻译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愿从事文学翻译这样收入微薄的工作。其次，出版社要在译作和译著显著的位置标注译者的姓名，即书脊、封皮、扉页上都应该印有译者的名字，并附上译者的简介，这样一方面是对译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促使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对自己的译作负责。
第三，要从更高层次上关注译者，比如探讨译者的版权和版税等问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为译者争取过版权和版税。严复还未完成《原富》的翻译之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就写信给严复请求
出版该书，1900年2月《原富》译完后严复写信给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的版税问题，认为版权保护非常必要。1903 年4月严复上书给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说明版权立法保护作者的经济和精神权利的必要。在严复看来，给予译者版权可以带来以下好处：从精神上来说，著译者劳心劳力，理应得到重视与保护；从经济上说，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也可以免去著译者的后顾之忧；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著译新书是开启民智、强盛教育的前提，如果著译者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放弃这一工作，那么，对国民教育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将是严重的阻碍（刘玉一）。严复的这一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是今日，中国给予译者的权利却少之又少，一般译者只是一次性拿到微薄的翻译费，没有版税、版权可言。如果译界和出版界能够借鉴严复的这一远见卓识，势必会有更多的译者愿意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
总之，在对待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态度方面采取上述策略可以真正使译者从“隐形”变成“显形”，从而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更好更快地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
三、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内容选择的再认识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应特别重视正确处理迎合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应建立在译语读者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应当选择一些迎合外国读者阅读兴趣的作品。例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文本的选译方面，他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主动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出版商的出版发行兴趣。他认为，美国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其喜好集中于政治、性和性别方面，甚至是人的本性方面，于是自己翻译了《檀香刑》、《酒国》、《米》等，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擅于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与暴力的场景。同时，葛浩文还翻译了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古华的《贞女》以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因为这些作品属第三世界的性别话题，能够赢取英语读者及海外出版商的青睐（胡安江）。葛浩文翻译的作品在美国赢得了较多的读者，对传播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翻译实践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内容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莫言于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葛浩文又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之一，因此，中国文学要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选译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当然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迎合外国读者的兴趣而忽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只选译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及暴力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长此以往，必定会破坏中国人和中国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读者如果读到的都是以上内容的作品，一定会认为中国到处充满了暴力、黑暗、邪恶和。因此，在适当译介一些迎合外国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译介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
鉴于此，如何选择既能引起外国读者兴趣又能正面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需要相关部门、出版社认真研究。从文学的选译内容看，应该更多地译介描写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进步和含有更多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刻画中国民族乐观豁达、勤劳善良和幸福生活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的进步和积极意义
，吸引更多的读者群，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大、更多的兴趣。
四、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选择的再认识
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身份非常重要。首先，译者要使译语读者有一种身份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译者要了解外语读者的喜好，了解中国的文化如何使外语读者接受。因此，在选择译者方面应该谨慎从事。
中国文学的译介离不开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外接受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例如美国史奈德译出了20首寒山诗，这些英译诗歌首先得到了小说家凯鲁亚克的认同，凯鲁亚克又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中讲述自己与史奈德的一段友谊，写自己如何倾听史奈德所译的寒山诗、所讲的寒山精神，并在史奈德引导之下回归山林，得到顿悟。此书一经出版，寒山子与史奈德便双双化为传奇人物，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钟玲）。寒山子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因为诗歌所表现出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史奈德在美国已经成为著名诗人，凯鲁亚克以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尤其是其代表作《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几乎一夜成名，被封为“垮掉派之王”，深受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因此可以说，史奈德所译寒山诗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更是因为英语读者对译者具有认同感。霍克思和闵福德两位著名汉学家翻译的《红楼梦》也是英语国家中广受推崇的翻译杰作。金庸的一些作品由英语译者译出后也深受欢迎，如《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由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高度评价（罗永洲）。最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外籍翻译者葛浩文等功不可没，因为葛浩文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翻译的时候除根据自己的爱好外，更重要的是知道该如何根据英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作进行取舍。
但是，如果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完成翻译工作，不能保证中国文学承载的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如果没有中国译者的挑选和审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很可能有失偏颇，对中国在国外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造成损害。当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因为有的本土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用外语表达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熟练地用外语表现原文一些文化特色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存在问题。耿强指出，中国1981-2007年推出的“熊猫丛书”翻译虽然为中国文学的英译和推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个别译本在域外也受到了欢迎，销量很好，但正如西方很多汉学家所指出，整体而言丛书译介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译者多为中国本土译者，虽然他们在原文理解方面毫无障碍， 但在将母语翻译成第二外语时， 会遇到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有俗语的翻译、句式韵律的体验与作品风格的把握。如果译者对英语的掌握达不到精通母语的程度， 很可能会造成译文在语言上偏离英美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的西方汉学家就称某些译文读起来荒唐可笑（耿强）。还有一些译者甚至连中国文学本身的内容理解都存在问题，更不用说将其翻译成外文，让外国读者接受。
鉴于此，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翻译机构或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文学翻译进行统一规划，鼓励翻译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甚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使中国本土的译者和海外译者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照顾到读者的接受习惯。正如谢天振指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还可以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中译外的常设基地，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到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
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谢天振的这一建议非常可取，而且，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也会更快地培养一批能够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译者。
五、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再认识
从文化和文学翻译的角度讲，翻译策略不外乎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策略。前者意指译文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而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foreignness）”；后者意指翻译中使用透明而又通顺的风格，尽量减少“异国情调”，使译文带有目的语的文化价值，从而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Venuti）。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角度讲，当然选择前者，但是从读者接受译本的角度讲，当然应该是后者。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看，“归化”策略更容易使外国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初期，文学翻译应该更多地迎合读者的口味，更多地采取归化甚至编译的翻译策略。但是随着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传播，外国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可以在“归化”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最终让“异化”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具体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采取“分步走”策略。
第一步，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adequacy）”；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EvenZohar）。 这实际上和上文提到的“异化”和“归化”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文学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非中心的位置，所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尽可能地接近译文，也就是说“归化”的成分会多一些，虽然译文会与原文之间产生很大的偏差，但这样的翻译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例如，美国当代翻译家雷克思罗斯在翻译中国欧阳修的诗歌时，力求译文一方面保持与读者沟通的语调，一方面让所有诗歌变为自由诗体，用词浅白，文法简洁。这实际上迎合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流行形式。前文提及的汉学家葛浩文虽然说过要尊重原文，要保持原文的准确性，但归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翻译作品（胡安江）。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就进行了删改。原文中那些不符合英美文化中文类规范的内容自然要删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更加流畅和生动，更加小说化（耿强）。另外，葛氏对原文中过多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的部分，一律做了删减处理。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葛又有意识地在正文相应部分增补相关背景信息（胡安江）。
第二步，达到“异化”和“归化”的平衡。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在中译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再次陷入“归化”和“异化”之争，译者应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平衡。在对话中求融合，在融合中求主宰（罗永洲）。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要根据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中的地位而确定。中国文学经过“归化”在海外传播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的翻译就可以加进更多“异化”的成分，尽快达到“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第三步，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会再一次像唐代一样成为东方文明大国，届时中国文学也会更多地成为国外许多读者关注的对象。对于国外文学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翻译文学最终会在各国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时便可以考虑伊文-佐哈尔所说的“译作要接近原作”从而体现出“充分性”的策略，也就是韦努蒂所谓的“异化”策略。这种“充分性”或“异化”策略就会有利于中国文学中的更多文化元素译介到国外。
六、结语
总之，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翻译，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提高译者的待遇，尊重译者的署名权、版权等；其次，在文本的选译、译者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要注意一定的尺度和步骤，这样才能更好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将上述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对翻译的再认识推而广之，可以适用于中国诸多文化方面的“走出去”战略。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使中国文学真正为西方读者接受，使更多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发生兴趣，还有待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参考文献：
[1]EVENZOHAR.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1）.
[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J]. 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82-87.
[4]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10-15.
[5]刘玉一. 从《原富》看严复的版权思想[J].编辑之友，2001（2）：63-64.
[6]罗永洲.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1（3）：51-55.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一、翻译伦理基本模式
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法国的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Berman）是翻译伦理研究的开创者。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是此研究方面影响巨大的一位学者，对翻译伦理的研究较为客观，在中国影响力也最大。Chesterman分四个模式阐述了翻译伦理问题，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再现伦理模式即在译文中，视原文为经典而不敢有丝毫的亵渎，对原文无增加、删减或改变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译文中尽可能地再现他者。正如韦努蒂所提倡的那样，翻译就是尽可能体现他者而没有归化的痕迹。它要求译者不仅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还应模仿原作者的风格和笔调，寻求译文与原文间最大程度的对等。“服务伦理”是将翻译视为一种商业服务而提出的，主要指翻译的功能模式。翻译行为要在翻译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翻译方法和策略也会受到翻译目的的制约。传统意义上的“信”、“忠”、“对等”翻译原则要服从于翻译目的或功能。局部的不忠,不但使删减法和改译法有了合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使翻译策略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译者也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大的主体性。交际伦理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的目的不是再现“他者”，而是与“他者”进行交流沟通。皮姆（Pym）认为，传统翻译理论拘囿于二元对立模式，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掩盖了翻译的实质。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在于由合作带来的双方互利，因而，翻译的伦理目标应是相异双方进一步进行跨文化的合作，改善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交际双方的交流合作。基于规范的伦理要求译者的翻译行为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能被译入语国家与社会所接受。规范是对翻译行为或译文文本“好”与“不好”的评判。切斯特曼将翻译规范分为期待规范与职业规范。这些规范诠释了在目的语文化中何种译本可被接受，并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译本是如何发生变化的。Chesterman对翻译伦理模式的阐述，摆脱了传统译论始终在原语文本的囿域中展开关于“忠实”讨论的局限，扩宽了译者对“忠实”的理解层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多向度的、历史的视角,客观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文学翻译中有意误译的伦理分析。
二、文学翻译有意误译伦理观
（一）辞格（修辞）形式的契合在文学创作中，作者有时为了增添作品音韵美感、增强幽默效果特地使用各种具有本民族语言特色表达方式。如何把这些民族特色语言再现，是文学翻译工作者殚精极虑处理的语言障碍，譬如带文字游戏式的“押韵”和“双关”。如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原文中的pig和fig押韵，读起来增加作品的音乐美，取得特殊的幽默感。而汉语的对应词“猪”和“无花果”则毫无韵味可言。比较上述两种译文，可以发现“薯”与“无花果”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物，但从行文的效果来看，译文二的“薯”表面上不忠实于原文却以简洁押韵而胜出。因而在这种特殊的语言背景下，有意的误译反而成了“貌离神合”的贴切翻译。词语的多义性同样让译者面临不可译这一难题。《红楼梦》第六十回赵姨娘因芳官把茉莉粉当作蔷薇硝给贾环到大观园大骂芳官一节。文中的“粉头”的多义性“双关”就给译者出了难题：赵姨娘“：小！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是娼妇粉头之流！”芳官“：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是粉头面头的！”霍克斯译文：Zhao:Littlestrumpet!Play-actorsandprostitutesaretheclassofpeopleyoubelongto!Fangguan:I’malittlegirl,notatrumpetorwhat-everitwasyoucalledme.杨氏夫妇译文：Zhao:Youtrollop!You’renothingbutapaintedwhore!Fangguan:WhatdoIknowaboutpaintedwhores?在霍克斯的译文中，“粉头”被译成了“号角（trumpet）”，从字面看来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从行文的效果来看，“号角”不“忠实”于原文却更好地表达原著的意思，且和英语中“（strumpet）”一词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杨氏夫妇的译文虽在字面上和原著一致，实际含义却有所欠缺，成了貌合神离的误译。
（二）意象功能近似一般来说，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在各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它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慢慢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文化意象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不同特点，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某些植物、动物、成语、谚语等等。另一个有意误读而成功变形的范例就是许渊冲翻译的词牌名“和满子”。“和满子”是首曲牌名，声调哀婉。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从头到尾都是断肠声。许渊冲把该意象译为“TheSwanSong”，不仅冲破了语言的牢笼，而且也摆脱了原文的桎梏，把中国式意象“和满子”颇具创意地译写为西方文化中的意象“swan（天鹅）”，是因为根据西方传说，swan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swansong常用来比喻“诗人、作家等最后的作品”。这样的变形即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文化含义，又实现了原诗与译作之间中西文化的艺术上的完美契合与高度和谐。
（三）诗学引进内化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精髓，大多通过文学语言形式体现出来。文学作品的翻译目的不仅仅是把作品中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个性丰满的人物引入到目的语，而且还要使异质的文化精髓，尤其是与译语文学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借鉴，促进各种异质文学的发展创新。庞德的中国古诗英译本Cathay（《华夏集》）是部倍受争议的作品。其翻译《华夏集》主要是出于厌倦了后维多利亚伤感的诗风、前人抽象的说教和陈旧的题材而发起旨在改变当时文坛诗风的意象派运动的想法。因此,《华夏集》的既定翻译目的是为庞德的意象派运动寻找依据。庞德翻译李白的两句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抽刀断水水更流，Drawingsword,cu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举杯消愁愁更愁。Rise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庞德这几句诗的翻译表面上像在逐字死译。仔细品读，觉得像蒙太奇似的“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是庞德模仿中国古诗的特点，忠实表达古诗意象组合的方法之一。在翻译上述两句诗的时候，庞德刻意地保留原文特色就是期望达到这个效果。这一点在意象派诗歌的特点中体现出来，也印证了庞德翻译时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并融入译语文化的翻译伦理观。
论文摘要：网络自主学习已成为当今教育界关注的课题，将网络自主学习运用到翻译课程教学中，使教师用新的教学理念与新的学习理论探索新的学习方式，符合当前翻译教学发展趋势，但应注意传统翻译教学与自主学习的利弊，更好地整合课程资源。
信息技术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界关注、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它的普及推动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全面建设。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可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的方式，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真正落到实处。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作为教育的第四大革命，基于计算机的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
一、网络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的概念是由HenriHolec(1981)正式提出的。90年代以来，自主学习已经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自主学习源于人本主义，并随着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新教学理念，是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学习理念，也是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Little(1991)、Benson&Voller(1997)、Cotterall&Crabe(1999)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我国对此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终身学习能力，不仅使他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步入信息时代，网络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网络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教师不是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知识的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网络信息资源丰富，使用方便、成本低廉、形式多样，为学习活动创建了一个超级信息平台。使学生具有更多的自与决策权，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意义的主动构建者，这对学生运用能力的提高起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对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积极的影响。提倡网络自主学习，强调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学生主动接受和探究学习；强调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在网络自主学习与合作过程当中的互动：关注学习内容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注重对知识的全面把握，注重个人的整体发展，构建个体的知识结构体系。
二、网络自主学习与翻译教学
以网络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知识传播和应用的重要引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带来的革新是全面的，它的应用对实践创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源泉：用网络教育促进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是国家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当今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目标。
将网络自主学习运用到翻译课程教学中来，使教师用新的教学理念与新的学习理论探索新的学习方式，完全符合当前翻译教学发展趋势：网络自主学习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将带来课程资源的变化：扩大课程资源范围与资源共享，同时带来学生方式的革命：网络自主学习有利于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发挥学习者的主体能动性，培养学习者运用各种资源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学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的理念；信息技术可以作为自测工具，有利于学生自我反馈，发展学生的思维：也可以作为教师电子测评的手段优化评价过程，革新传统的课程评价观和方法。
早在本世纪初，学者们就呼吁翻译教学要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翻译教育的信息化，以提高翻译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人们对多媒体教室网络、计算机辅助技术、语料库等在翻译教学的应用做了有益探索；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翻译课程中广泛采用成为翻译课程的发展趋势之一。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电脑与网络已成为现代译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网络信息资源为翻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借助这种资源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翻译困难，从而大大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准确性，网络已成为译者不可或缺的帮手。
然而我国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如何通过学与教方式变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研究还不够，尤其是翻译教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要改变目前翻译教学的落后现状，就应在这一方面进行大力研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化课程教学、优化教学资源、优化发展学生综合翻译能力、有效指导翻译自主学习，即通过网络及网络自主学习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学生充分利用与有效应用网络资源的能力。三、传统翻译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的利弊
(一)传统翻译课堂教学利弊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之所以仍有许多学生愿意花钱去上新东方学校而不是在家里自主学习，之所以还有学生去参加英语培训班学习，就是因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例如在课堂教学中，面对情感因素的影响，Kmshen认为各种情感因素，如缺乏动机，自尊心不强、焦虑等会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心理障碍，从而阻碍学习，教师可以鼓励缺乏自信的学生并使其进步，可以对学生进行理想注意交易以激发其学习动机，并将授课与育人相结合等等，这些面对面的师生互动以及课堂教学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因素是机器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授翻译理论与技巧知识，给学生构建翻译体系的宏观构架，让学生了解翻译体系的脉络与相关实践知识，师生之间可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在教学中能及时发现问题与解决一定问题，但课堂课程的教授难以因材施教，学生实践、运用机会少，纯理论的讲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利弊
翻译课堂教学由于课时少，实践机会少等诸多不利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的因素，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将成为提高翻译能力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网络自主学习课程的研究成为翻译课程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主要是为了顺应翻译学科发展的实际，顺应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顺应学生对提高翻译能力和翻译素养的现实需求，在翻译教学上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互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一种能支撑情境创设、启发思考、信息获取、资源共享、多重交互、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等多方面要求的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网络辅助翻译课程集成了大量的翻译教学资源和设计了较丰富的翻译教学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能力，自主开展翻译学习，实现因材施教。网络为学生提供海量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的记忆功能，避免重复的翻译工作，并通过网络的平行文本进行比照，弥补了中国学生英语语言能力不足的缺陷，降低了汉译英的难度，消除了学生惯有的为难情绪，增加译文的地道性；还可利用网络信息，提高对文本的理解。在传统的翻译练习模式下，很多学生是为老师作翻译，不认真阅读原文、译文粗制滥造，马虎了事：在网络学习下的翻译练习，练习译文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在网络上，扩大了读者群，学生潜意识中有把练习做得更好的冲动，因此，质量意识逐步地得到了提高。
但在网络自主学习中，处在虚拟的世界中，学生易出现焦躁、迷茫与失落等情绪，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不能持之以恒地参加网上学习交流活动，在自主学习遇到问题时，得不到帮助和指导，缺乏人际交流，学习者难以进行错误分析，也不利于教书育人。
网络自主学习的培养在中国传统说教式教学观念以及应试教育的主流环境中，是一个挑战。对学生而言，网络学习使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权利和途径，但同时又没了依靠。少了竞争，这对学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一个考验，同时也对翻译教师提出了考验。
从文化角度来讲，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于差异，导致在交流中翻译就成为了必须，可是到底有多少人认真考虑过什么文化，什么是翻译呢？
二、文化的定义
什么是文化？“《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广义的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二是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三是行为文化层，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四是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三、翻译的定义
什么是翻译呢？简单来说，就是将一种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更精确些就“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其真正难度在于历来中外各类学者给它定了许多的准则使其成为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早在清末时期严复就明确提出了翻译的三大标准：信、达、雅。后来傅雷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之后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钱钟书则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国外关于翻译标准最常引用的有AlexanderF.Tytler和EugeneA.Nida。AlexanderF.Tytler提出了三条翻译基本理论：大致“翻译”过来就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译文在保持和原文风格以及笔调一致的基础上要流畅的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思想观点。EugeneA.Nida提出了将其总结为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译作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要与原作相等。
四、《红楼梦》的两个译本
那么在真正的文学翻译中，这些理论到底怎么样呢？下面作者将从多数学者们公认的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杨宪益和DavidHawkes的两个《红楼梦》译本中选例来说明。《红楼梦》中曹雪芹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诗词。其中有《西江月》二词，在此摘录其一：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懂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杨宪益译为：!这首《西江月》是来描写贾宝玉的叛逆的。其中有的句子是七言，有的是六言，韵脚也是标准的从头到尾都是拼音ang韵，我们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转而读一读两个译文呢？抑扬顿挫的也有押韵，意思也传达的不错。可是，原著中这是一首中国传统的词，它有很多要求的，每个句子该有几个字，该押什么韵，平仄也是有要求的，这些能在两个译文中找到多少呢？英语中就没有词这么一种文体，所以只能将就着一行一行的当做诗歌来翻译了。那词和诗在英语里就成了一种文体了。这样的翻译是达到了“信”、“化”、“神似”、还是在读者身上产生了equivalentresponse呢？
一、审视角度
译者面对翻译对象应如何审视,主要有三方面:语言事实,形式(包括修辞手段或者文体特征)和精神气质。于是,与之相对应的翻译批评与赏析层面分别是:意义批评,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在翻译时强调语言事实的翻译我们可称其为语义翻译,语义翻译是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Newmark提出的两种翻译模式之一。对于一部译作的分析,看其语义翻译得是否与原文接近,从翻译批评与赏析层面,对译作的分析就是意义批评与赏析。翻译活动面对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就语言而论,当语言表达形式(语音、词汇、句法和修辞等)的特点本身作为信息的内容传达时,翻译时强调形式,就是为了凸显某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功能,比如说中国诗歌的诗性功能。在翻译时,译者有时会采用修辞手段、特殊文体甚至创新的排版印刷格式等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艺术效果,发挥吸引读者的功能。第三个视角,从精神气质方面审视翻译对象侧重的是文化特质的翻译。由于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交流,因此中西方文化在文化内涵、生活方式、认知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会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看一部译作是否译出了原作的精神气质,就是看它能否将原作的文化很好地传达出来,而对其进行赏析是则要从文化批评角度着手。对一部译作的批评与赏析应该是多角度的、多方面的,可以对译者的行为和活动进行批评与赏析,还可以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进行批评赏析,也可以对翻译的文体格式等进行批评赏析。
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这部杰作的时候,建构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的翻译本体。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和高度来讲,都是文学翻译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创新,这种在翻译中格式的变通,对于译作的成就具有何等重要的奠基作用。下面就对霍译版本中某些格式变通之处从意义、形式以及文化角度进行批评与赏析。1“.敕造宁国府”的翻译:第三回,林黛玉见“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霍译:NING-GUOHOUSEFoundedandConstructedbyImperialCommand就意义而言,霍克斯把“敕造”二字译成"foundedandconstructedbyimperialcommand",在这里"founded"和"constructed"似乎有重复之意,其实仔细查阅两个单词的英文释义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found"包含一个"tobethefirsttostartbuilding"之意,而"construct"则只是"build"之意,霍克斯在这里将两个单词一起使用有更加形象地突出了“造”的意义。从形式角度来看,中文突出强调了“敕造宁国府”这一门上牌匾。试想《红楼梦》那个时代宁国府上所挂匾额的书写格式,可能是敕造二字纵向排列位于匾的左边,宁国府三个字依次向右排开,也可能是其他排列方式,不管怎样排列,这块匾是宁国府荣誉的象征,必然十分显眼。霍克斯为了强调,在英译中使用了适当的格式强调方式,他以不同字样分三行居中单独排出,这样排版颇有赫然显现,吸引人的视线之势。霍克斯可以说抓住了中国匾额的特点,以这种特殊的排版方式翻译兼顾了意义与形式,将中国匾额的内容表现尽致。从文化角度来看该匾的翻译,霍克斯先说"NING-GUOHOUSE",再将“敕造”二字译作"foundedandconstructedbyimperialcommand"。敕造是指奉诏令建造,如果英文也直接用汉语拼音译作"chizao",外国读者读起来一定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霍克斯则是在"NING-GUOHOUSE"下边用了小一号的字体进行释义,这样一解释,既起到了突显门匾的功能,同时又很好的将这块匾所蕴含的敕造是依皇帝的命令而建这一层中国文化传播开来。2.“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翻译:开卷第一回,女娲炼石补天剩一石,弃于青埂峰下,而此石性灵已通,适逢二仙来此讲些人间的好处,不觉凡心打动,便要二仙携其到人间。那僧人先说如此如此,又笑道:“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霍克斯的译文是这样处理的:中文原来是隐没在段落之中排列的,并不突出,而英译为了模仿中文的四字结构的铺陈效果,却一连用了9个形容词单行排列,整句共占了11行,阅读效果不同凡响。就意义而言,英译将“昌明隆盛、诗礼簪缨、花柳繁华、温柔富贵”之意用九个形容词描写的淋漓尽致,在此不得不佩服霍克斯的才华。中国文字涵义丰富,例如“诗礼簪缨”,诗指诗经,礼指礼记,簪是文官官帽上束头发的的簪子,缨指武将头盔上的缨穗。合起来通常指一个家族文化传统非常浓厚久远,而且世代都是高官显贵,出将入相,是世族门阀。霍克斯在英文译本中用"poetical","cultivated","aristocratic"三个词将诗礼簪缨的意义完全表达了出来。霍译更突出的是强调语言的形式的功能,他采用十一行的排版格式,传达出艺术信息,传达出中国诗学里的诗性美,也更好地实现和加强了主题信息。翻译过程中译者进行了再创造,为的是要达到与原文相近或相同的艺术效果,原文中“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颇显诗性,中国诗的有自己的诗律和格式,以形式见长,霍克斯这样翻译,也突出了形式,体现出译文的诗性功能同时,霍克斯还抓住了原文运用了排比修辞这一手段,在英译中也运用排比修辞来组织句子,并且每个形容词占一行整齐排列,传递了原文的特殊修辞效果。虽缺少了原文的铺陈之美,但其格式的变通不能不说是霍克斯独到创造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