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第1篇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马寅初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人口经济学第2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妇女就业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石巧兰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口经济学第3篇

俞宪忠（1956.12-），男，山东滕州市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劳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获得聊城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和河海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人力资源方向）。曾在山东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济南大学等高校任教，主讲过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专业课及基础课，并于2000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是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交通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科规划办专家库成员，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新浪网财经和凤凰网财经频道“经济学人”专栏作者等。

二、研究领域

俞宪忠教授主研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从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理论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一是制度变迁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作为市场经济制度核心构件的产权制度，尤其是自由选择性质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二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和劳动者自由选择问题，致力于表达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诉求；三是劳动就业制度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农业、乡镇、国企和政府四大充分就业陷阱，并致力于寻求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创新路径问题等。俞宪忠教授的主要研究特色是主张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竞争等学术理性，并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思想现代化、人口现代化、就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包括政府现代化）的“新四化”，远比作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老四化”而更加重要，“老四化”只能是“新四化”的发展函数。“新四化”对各种发展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俞宪忠教授的职业精神：做一个独立而有良知的经济学人。

三、研究成果

俞宪忠教授先后共出版经济学著作与教材13部。在《人民日报》、《经济学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年鉴》、《文史哲》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CSSCI和全中文核心期刊70余篇，98%以上的文章均为个人独立撰写。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口年鉴》等转载20余篇次。独立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骨干参研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主持人和一般项目执行人）。先后共获得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0、2008、2012、2014）、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014）、山东省第6届精品工程奖（2001）和山东省软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等学术奖项10余项。

四、主要论著

1、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流动性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城乡和谐就业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自主产权与自由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文史哲，1999年第4期。

6、可持续性创新分析，光明日报，2000年7月4日。

7、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文史哲，2000年第4期。

8、制度现代化解构，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9、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10、城市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辨析，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1、充分就业状态及其发展陷阱，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12、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宏观政策命题，文史哲，2004年第6期。

13、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

14、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经济学家，2005年第2期。

15、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6、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17、从“招商引资”到“招商引制”，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

18、对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质疑，财经科学，2010年第4期。

19、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人民日报，2010年6月17日。

20、“包容”是民众发展的制度诉求，人民日报，201010月14日。

21、从科斯定理到劳动力自主产权，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22、从正面理解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23、专业化分工的经济驱动效应，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24、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体权利诉求，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5、自主产权、物品产权和知识产权背景的制度效能，改革，2011年第4期。

26、优好制度设计：激励与惩罚相兼容，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27、制度现代化的演进趋向与路径选择，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28、劳动力产权界定的最优模式与最佳路径，经济问题，2012年第8期。

29、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益，东岳论丛，2012年第2期。

30、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和谐发展研究，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

31、市场经济制度与劳动力自主产权，当代财经，2012年第10期。

32、当代人力资源研究的缺陷及其成因，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3、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代际权益配置，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

人口经济学第4篇

1 初创时期的人口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12]张新平.循环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理性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8，（9）：27-31. 

人口经济学第5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妇女就业

救助失学儿童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

“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

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a；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超级秘书网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人口经济学第6篇

关键词：超越“经济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本假设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专业自设置以来，在学科建设、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此领域的研究人才。尽管如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在学术界，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莫衷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与主流经济学一样需要基本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否同样适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假设前提？本文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置的背景、现实使命、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基本内涵、“经济人”假设是否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具有解释力等角度来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设置背景与现实使命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消费方式，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剧增问题，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三十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有限资源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已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GDP的8%-12%。中国的人口压力巨大，根据最近几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31亿，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1.6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2.95亿，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3.3亿，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而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情况是：耕地面积有限，能为全国人口提供充足粮食的能力受到制约；水资源短缺，并在水体污染以及工农业用水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剧了短缺；森林资源覆盖率低且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森林资源的需求；草地资源严重退化，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严峻等。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要。

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唯有摆脱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多重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未来才更美好。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了“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自此，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

在此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于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置，是适应综合解决人口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学科的性质是经济学。曼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一门社会科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内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中，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如何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事实上，在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已得到了公认，而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人口是否是稀缺资源一直存在争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靠的是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劳动力是投入要素之一，大量的廉价低质量的劳动力是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粗放式增长是一种不考虑生产要素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而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所以，从劳动者素质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仍然存在很大的稀缺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三种稀缺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以及高效利用的经济学，该专业是适应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的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污染严重、人口数量多但素质低这些难题。以该学科为指导，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该学科所负有的重要的现实使命。

如今，该学科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是还不完善，并且很多问题还没有一致的定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要担负起现实使命，必须要弄清楚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可否解决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才能指导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人”命题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适用性

（一）有关“经济人”命题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指的理性的、自利最大化的人。自从亚当・斯密对“经济人”作出详细论述以来，“经济人”命题一直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具有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利己的本性构成“经济人”基础性的价值层面，“经济人”的利他是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的，也由此产生社会性的共同利益。“经济人”一方面是自利的，同时能无意识的增进他人与社会利益。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坚持了经济学的伦理思想，那么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同样富有伦理意蕴。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认为：“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并未走得很远，现代的新古典经济主义者把理仅仅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

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学模型和实证方法，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少，“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占据了主流，“经济人”已转化为“理性选择”的代名词。现代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动机做了非常狭隘的设定，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人的理的特征，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几乎与伦理学无涉。阿玛蒂亚・森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忽视了对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自利理性观点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的断然拒绝”。“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自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单纯的自利最大化已经无法对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

（二）“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类行为探讨。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人类的行为是多样的，包括经济行为、人口行为、资源与环境行为等。在这些行为中，只有人类的经济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理，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成本-收益进行核算，尽量实现利益最大化。人类的人口行为是复杂的，包括出生、死亡、迁移、教育投资等，长期以来并没有事实表明，人类的人口行为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虽然，加里・贝克尔将效用论引入了生育决策，但是现实的生育情况并非仅仅取决于成本-收益，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政府的生育政策就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很多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对于教育投资更是如此，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极少考虑回报，绝大多数父母并未在教育投资之前就算计好了未来能从孩子那里获得的回报将高于现实的投资，他们之所以愿意投资子女教育，主要动机是对下一代的关心。如果真要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投资下一代教育，大多数教育投资将不会发生。

复杂的人口行为难以用自利最大化来解释，而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利最大化。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需要，并无资源量的限制，但在此阶段，人类并不是一味的从自然界索取而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就是例证。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很多思想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环境价值观，道家的“尊道贵德”是天人和谐与万物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佛学主张“众生平等”与“依正不二”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即使在资源环境丰裕的状态下人们也不是按照自利最大化来获取资源，而是考虑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要量多，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也多，受资源环境总量的限制也多，这时候人类调整了自己的资源环境行为，采取低耗高效的技术、实施资源替代，并有意识地对环境进行治理与保护，到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环境状况予以很大关心。从20世纪开始，人类对非人类物种权利与价值高度关注，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行为并非出于自利，而是对其他物种的关心、对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生态伦理。

综上，人类行为是多样与复杂的，但行为动机并非是单一的自利最大化，单纯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就到达5.4亿，1976年时9.3亿，20多年增长了近4亿。如今的人口已经有13.3亿，这还是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数量。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形成制约，人口数量多与人口素质低的状况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众多，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量少，加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科技不发达，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大、利用效率低，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

人口经济学第7篇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JP2]

人口经济学第8篇

关键词：人口经济学；开发扶贫；启示

前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有人参与，人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处于主体地位，缺少了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充分肯定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需要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已经存在，经济活动的动因同样来自于人。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分析，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生存和消费的客观需要，也正是这种生存与消费的需求，使经济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人的高级活动。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

第一，经济活动的开展要以人口作为基础，同时，人口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又是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种观点可以从市场规模方面进行理解，当人口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市场需求也就被固定了下来，市场的总体需求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刺激作用，缺乏需求刺激，导致经济活动的发展动力不足。而当人口规模符合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时，使得市场需求也随之变化，市场需求的增长，导致经济活动不得不朝着更高层次发展，这样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是规模经营的方式。

第二，人口的增长保证了经济活动充足的劳动力。最初的规模较大的经济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转变而来的，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包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范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人口的增长恰恰为此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人口的增长有进一步提高了市场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人类又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

二、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人口的过快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确实对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人口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会对经济活动的发展造成相应的阻碍。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市场需求的激增，而为了能够满足人口的生存与消费需求，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必须扩大，才能够适应逐渐增长的市场需求。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扩大就会带来对资源更多的开采和利用，从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过度的开采是森林植被的面积逐年减少，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大面积水土流失，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危机四伏。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人均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就业等问题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人口增长的初期，大部分人口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只能作为消费者来消耗社会资源，这样一来，人口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人口增长就会降低人均收入，造成人地矛盾明显，人口消费支出增长。家庭原有的收入能够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当有新生儿降生时，必然会增加家庭的消费总量，原有收入可能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所需，造成生活拮据。到了人口增长的中期，为了保证正常的生存与消费，就业人口必然会大幅度上涨，而由此引发的就业问题也将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形成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人口增长过快，使原有的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业用地总量相对固定，而农业人口的增长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大量的农业人口因此而失业，失业人口增多，又会引起人均收入的下滑，农业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根据人口总量而定的，当人口增长较快时，就会是原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政府也因此会从财政支持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造成其他类型支出的减少。另外，人口增长将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为适应社会需求，必须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储蓄就会降低，影响资本形成和积累。

三、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普遍较低，家庭生活困难重重，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会进一步加剧生活的困难。人口增长率的提高首先引起的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的增长，这些人口在具备生产能力之前，处在单项的消费层面，无法为家庭创造社会价值，家庭负担也会因此而加重。

第二，人口增长较快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造成与人口增长缓慢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困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直线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而降低。相反，如果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参与收入水平分配的人口数量也会相对较少。当新生人口具备了生产能力的时候，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会被缓解，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与某一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协调，会极大的带动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地区和谐和稳定，反之，人口过快增长或者人口增长的速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目前我国发展情况来看，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贫困地区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众所周知，我国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相对较少，所以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直接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收入下降，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

四、合理的人口增长数量是支持地区经济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增长数量不合理，对于社会的发展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和负担。面对当下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现状，不得不面临土地资源分配的难题，也给资源能量的支持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一般会出现的人口数量增多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不发达地区。因为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明显的发现相对的粮食、资本分配能力不足，导致越不发达越贫穷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状况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来实现。

合理的人口规划，主要依靠的环境因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资源能源的支持和利用，能够符合当地人口的数量，加大资源能源开采实力，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支持。其次，就是合理的人口数量不会对环境造成太大的污染。还有合理的人口数量不会对当地的就业机会造成负担。实现良好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能够有效的提升不发达地区的整体经济文化能力。

结论：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看，人口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过快的人口增长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强化贫困地区人口的生产性能力的发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贫困地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海峰.人口经济学观点对开发扶贫的启示[J].现代商贸工业，2011，08：16-17.

人口经济学第9篇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人口计生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口问题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重要的位置。

做好人口计生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就是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人与自然及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对于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自觉地把人口计生工作放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中去思考，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去把握，放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位置去认识，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人口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问题的认识上来，真正树立人口计生工作就是经济工作的观念，切实加强对人口计生工作的领导。

二、科学开展创建优质服务县工作的有利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家庭收入、文化教育、妇女地位、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了改善和提高，这为提高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水平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优质的物质条件，为转变群众旧的生育观念，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对于新形势下我省开展创建优质服务县工作中全省各地“村为主”工作稳步推进，村级组织建设得到加强，技术服务网络设施进一步完善，为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深入开展等都为全省开展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工作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三、开展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工作

1.确立优质服务理念和参与意识。要从根本上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突击活动和补救措施推行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逐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技术服务和管理相结合的系统为依托的新型管理模式。坚持依法管理，依法行政，规范服务，维护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建立育龄群众信息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流程图，逐步形成对育龄群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需求进行定期调查和追踪服务机制，把管理和服务质量以及育龄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

2.切实加强和完善县、级、村三级服务网络，全面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各地要对现有的服务条件、服务环境和服务现状进行分析，找准问题，投入必要资金，规范达标，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可信、方便、温馨的服务条件和服务环境；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服务，规范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行为，维护群众的生殖健康权益；严格执行相关的专业技术标准、操作常规，尤其是节育手术常规、消毒灭菌常规、危急病情抢救常规等；严格制定和执行管理制度、工作制度和行为规范。强化技术服务人员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引进适宜技术，增加服务项目，提高服务的及时率；提高手术质量，减少和避免手术并发症、减少药具不良反应的发生，避免手术事故，建立起高效、严谨的工作秩序和技术质量保证体系。

3.做好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积极开展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出生缺陷干预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广泛开展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咨询和技术服务。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发展生殖健康产业，加强计划生育药具及保健品市场管理。通过优质服务吸引群众、教育群众，寓管理于服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