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论文第1篇

1.1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这一历经华夏文明几千年风雨洗礼的文化瑰宝，以其保家卫国、行侠仗义的豪气雄风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谱写着一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生命赞歌。所以，中国武术固有的民族性才被打上生命华章的审美文化烙印。当“关爱生命”的理念成为世人的共识、“以人为本”的生命乐章已然奏响之际，中华审美文化从生命本体出发，对生命本真的弘扬与审美观照理应成为时展的主旋律，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语境下愈发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予。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中国武术在武技、武理、武德等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华审美文化理想，并以独特的生命情感流注阐发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蕴。因而，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揭示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审美表现和审美特征，透视出与之相应的中华审美文化理念，可以在广泛传播武术的进程中增进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情感渗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交汇中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当代武术的发展走向与价值拷问。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恰恰在民族文化繁荣的时代航标下、在人们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精神诉求下、在生态文明趋势的奏鸣曲中得以强化和深化。这似乎为武术的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只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结构的深层，围绕“人”、“生命”、“审美意象”、“人文精神”等关节点，展开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理论发掘，才能把握住武术审美文化精神，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国梦”之浪潮中推动武术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美术论文第2篇

艺术家和艺术行为的赞助人是艺术史中最基本的人的因素。通过赞助这一重要因素，艺术与社会发生联系。因此通过对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研究，可以透视资金在艺术领域中的流通状况。

赞助人是社会学比较关注的一个角度，它是从西方美术史学研究中衍生出的一种方法。在西方美术史的研究中，赞助人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包括作品的材料、技巧、尺寸、藏处、功能以及题材选择等方面的问题。但它在涉及作品的鉴定问题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赞助人一词，或称从赞助人角度观看中国古代美术史，学者做了诸多尝试，涉及自先秦至明清以来长时段的历史。由于中国美术史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那么在使用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或者说是使用这样一个方法的时候，学者们首先需要认真的鉴别。本文主要介绍近年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①

一、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

《牛津英语词典》对赞助人(patron)一词下的定义是：“提供具有影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某项事业、某种艺术……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业用语中指某位常客。wWW.133229.coM”西方艺术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的赞助息息相关。西方中世纪的艺术家为教会创作，发端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至15世纪30年代走向巅峰，有钱有势的普通人也开始订制艺术作品，一代大师如雕刻家多纳太罗、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以及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和阿尔贝蒂等等正产生于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控佛罗伦萨城。

最早研究艺术赞助的学者之一是艺术史家瓦尔堡。他在1902年撰写的论文《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考察艺术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时期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赞助人的精神状况和艺术趣味。他认为这些赞助人之所以希望请佛兰德斯画家画肖像、之所以发狂地收藏佛兰德斯艺术，其原因在于：这些赞助人都是原纱染厂商和丝绸制品商，所以他们特别欣赏佛兰德斯艺术中对华丽高贵的服饰作的夸张描绘。可见二者的趣味不谋而合。该文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富有想象力的历史思辨相结合，这是从赞助人角度解释艺术现象的发轫之作。

西方美术史研究中涉及赞助人的三项代表性研究成果分别来自贡布里希、巴克桑德尔和哈斯克尔，其对个案研究的细致梳理与考证，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方法的衍生和运用。

英国的人文主义学者贡布里希1960年在对美第奇家族的早期赞助的研究中表明，直至15世纪，“艺术作品是捐赠人的作品”，②也就是说，被视为创作者的是赞助人而非艺术家，因为是赞助人全盘控制了题材和媒介。因此，我们如今所说的“艺术”在当时是用来表达宗教信仰，而不是传达审美情感的。马西莫·菲尔波精辟地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辉煌，成为数十年间杰出的艺术家们荟萃的中心，如果没有教会的大量订货和教皇与红衣主教们用之不竭的消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前提之一。”③通过贡布里希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在艺术中的作用，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即一批对人文主义和艺术充满热爱和有着独到眼光的赞助者与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一起将文艺复兴艺术推向了顶峰。

英国的巴克桑德尔毕生致力于研究文化史与批评的关系。他在写于1972年的《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和经验：图画风格的社会史入门》中对赞助人所下定义为：“约请作画，提供资金及确定此画用途者。”④另外他还特别指出“patron一词是个从其他不同情景中获得诸多微妙含义的专门术语。”由于赞助人在画作交易上不一定乐善好施，因此巴氏在该书中将其称之为“雇主(client)”。在这部书中，巴克桑德尔对于雇主是如何参与了画作的制作、艺术市场的结构、画家和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媒介作用、作坊的状况、某些材料的特定价值等等做了精心阐述。他一再强调，15世纪是预订画作的时期，它不同于后期浪漫主义的情况。他以菲利普·利皮为乔瓦尼·美第奇创作祭坛三联画和基兰达约为因诺琴第修道院创作《博士来拜》为例，阐述了一件艺术作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积淀，这些关系是通过与艺术生产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一种有效的服务合同的产品，因此我们在观看这些委托的艺术和建筑时必须考虑赞助者的需求和愿望。透视合同内容所述可见，在佛罗伦萨尤为盛行的商业性的交往奠定了15世纪赞助制度的基调。巴氏进一步鞭辟入里地剖析了15世纪合同强调重点的不断演变，即淡化昂贵颜料规定和突出绘画技巧要求这一过程的演变进入了对绘画技巧本身崇拜的历史过渡，而对于大师的膜拜势必伴随着艺术家个人作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⑤巴氏通过构织15世纪意大利绘画交易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寻求绘画技巧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英国艺术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对于艺术赞助研究的主旨是：揭示艺术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物质和赞助条件下产生的。他依据原始材料，对赞助人和收藏家的不同动机与趣味，以及艺术市场机制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由此而得出具体的、可以证伪的说明。哈氏著作《赞助人与画家：对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则是为巴洛克艺术“翻案”，推翻了巴洛克艺术是耶稣会精神表现这一流行看法，而得出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进一步完善了文艺复兴的成就，在透视、明暗和色彩技巧上精益求精，创造出了更为复杂更为惊人的错觉效果。哈斯克尔对于导致巴洛克时代意大利画坛星光寂寥的解释是：前所未闻的宗教世俗的赞助热情抑制了艺术个性和独创性，迫使其就范于一种“公共风格”。哈斯克尔还将这一成果扩大到对于19世纪法国艺术的重新审视，由此推翻了许多广为流传的“等号式理论”，诸如新古典主义艺术代表贵族阶级的趣味，而喜爱精雕细作的风格则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嗜好等等。⑥哈斯克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一系列的公认定论，揭示了许多被忽视和遮蔽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对艺术史有了新的认识。

综合上述学术成果，从瓦尔堡对赞助人原始文献的缜密研究、巴克桑德尔对文艺复兴几百份合同资料的梳理，到哈斯克尔对有名有姓的赞助人、收藏家和画商的趣味，展览、画廊和其他影响艺术创作的各种可能因素的生动描述与分析，以及更多相关的西方美术史的研究，⑦可见，赞助人这一新的视角为美术史既有史料的重新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打开了思路，但同时也应看到基本功力的长期积累是新观点、新方法得以施展的坚实基础。从古代碑文的著录，档案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各种史籍和专集的编纂到数量宏大的专题研究和学术论文，这些都是西方史学之功力所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坚实基础的存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有施展的余地。

二、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

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倡导对方法的重视，这与上世纪80年代学者的讨论、译介与争论分不开，⑧同时也受惠于国外中国美术史研究对于方法的重视与自觉，从而促进了研究方法的讲求和多元并存。以哈斯克尔的艺术与社会研究为例，就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外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李铸晋的《赞助人与画家》、高居翰的《画家的实践》到包华石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现》，从书名、理论框架、探讨的具体问题、各种观念的论述、对艺术家的解释，作者们都不讳谈到受哈氏的启发。

美国学者谢柏轲认为现代的艺术史家有责任去评估由艺术与社会等级联合而形成或歪曲历史记载的方式，他提出了如下艺术赞助研究的若干命题：赞助人怎样确切地支配他们雇佣的画家创作的作品、风格和内容，这和那些非交易性的求画者（朋友或其他人）对业余画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地方性的职业绘画组织，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业余画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谓业余的？被文人们大量忽视而只偶然见载于官方史籍的皇家画院是如何建立并怎样发挥其作用的？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内向观”(instrinsic study)为主的研究方式开始与“外向观”(extrinsic study)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⑩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中国美术史的一些传统认识：即画如其人，而是将绘画作品意义的来源从内部引向外部，从个人引向社会，从而有助于研究中国绘画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其代表事件就是1980年11月20-24日在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由李铸晋组织的“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研究讲习会，其中心论题就是画家与收藏者、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主持人，李铸晋对赞助人的概念作了阐释，他认为艺术赞助人的兴趣爱好和赞助会影响艺术创作。艺术若要生存，它就必须对人类有价值。它或者作为商品或者功利品，或者是审美手段或精神事物。只要涉足这些方面中一项或者几项的人就可以被看作是赞助人。同时，李铸晋也提到，奇怪的是中国传统著作似乎并没有提到一个与“赞助人”(patron)含义相当的术语。“鉴赏家”和“收藏家”的意思相近，但都不含有“赞助人”的含义。在现代词典中，由于patron译为“赞助人”、“保护人”或“顾客”等，所以李铸晋也特别指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重要的是应当牢记它在英语语言中更深刻的含义。此次会议提交的17篇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赞助人与机构包括：著名的“收藏人”、左右时代审美风尚的文人和艺术家群体、大家族，与重要城市相关的士人等，宫廷皇室、画院、寺庙道观。与会的年轻学者从具体个别画家和画派的研究中去揭示拥有经济力量的收藏者与赞助人在与画家交往中对画风发展的导向与制约。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揭示了绘画风格形态演进的外部原因与内部依据的关系，反映了对中国美术史在方法上的新变化。(11）

这一研究视角的拓展，揭示出了中国美术史历来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即自从宋朝开始，一些艺术评论家总是重复地认为创作本质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觉得艺术家不仅是画他们所认为最美好的事物，甚至完全不考虑到买主或消费者的品味。(12)这种理想主义则部分地遮蔽了赞助人和公众的关系及其趣味的相互影响乃至冲突。因此包括高居翰、包华石在内的学者通过他们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绘画也和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一样，会受经济的或类似经济的交易行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体系下，艺术家作画乃是为了报答、迎合社会上的某些人的需求或期望，从这种交易的过程中，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或传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获取某种利益。(13)而对于这一研究方法，中国学者也有着自己的评价。针对赞助人，薛永年指出“被称为赞助人的古代中国画收藏家，不少是画家的朋友，获得佳作的手段也多非购买，但实质上仍类乎交易。”(14)赵国英认为在绘画史与鉴藏史的研究论著中，常常会出现“赏鉴家”、“收藏家”、“鉴藏家”、“好事者”、“赞助人”等等说法，有时在使用上界定不清，而这些概念在古人的眼里是有区别的。(15)

本文尝试以薛永年、高居翰和巫鸿的研究为代表，探讨赞助人方法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针对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的关系，薛永年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因时因地而异的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18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社会文化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艺术精神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

薛永年以传统鉴定学、目录学、文献学为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扬州画派纳入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并联系当时的艺术思潮、收藏风尚和观众的审美趣味变化及绘画自身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多角度进行交叉综合分析，详细地阐释了绘画本体与客体、他律与自律的因果互动关系，避免了孤立看问题和套用概念的弊端。(16)

高居翰以倪瓒山水画的固定风格作研究，他认为倪瓒山水画固定风格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因倪瓒的特殊性情和独特的社会地位所致，传达了传统以来某些文人的特殊个性和处世态度，也反映了这位对于现实环境不满的文士超脱俗世的崇高理想。此外也可能是那些雇用倪瓒作画，而希望在他的画中反映出与倪瓒相同情性的赞助者或雇主，借画以传达情感之产物。(17)

高居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绘画上，他为中国山水画的功能做了分类，包括祝寿、离别、隐逸、地形画、田园画等。(18)他认为这些山水画的特质，都反映出艺术家和被赠予者间的相同政治地位或相同的社会背景，而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充满着不同利害关系的社会中，某一些有共同理想的人间的交换行为。(19)高居翰的研究是“外向观”的代表，他的研究重心在于如何能够分辨出一张作品的功能，并由此而深入探讨画家选用此种绘画类型后如何表达其特殊用途？以及在丰富人们的看画经验之外，更能了解在中国社会制度下，艺术家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反省风格是如何传递了绘画作品以外的人类的想法。

巫鸿的研究则是将赞助人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他在《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20)中谈到“原境”(contexts)，也就是通过审视一件艺术品的物质、礼制、宗教、思想和政治环境，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它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功能。与这种“原境”研究相关的方法论，即所谓的对艺术“赞助”的研究。在这本著作中，他自始至终强调了艺术赞助人的作用，比如把耗费资源的礼器之出现与史前时代东部沿海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有钱有势的艺术赞助人的兴起相联系；又如将东周时期对宏伟宫殿和陵墓的强烈偏好归因于其艺术赞助人的政治野心；甚至该书第三章都是在考察皇室艺术赞助人在西汉都城长安城市兴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如有关东汉陵寝建筑的讨论，艺术赞助人的地位不再是君主，而成为死者本人、死者的家人、故旧知交。

在《“私爱”与“公义”》一文中，巫鸿则通过审视赞助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揭示了汉代人的死后理想和道德观念在丧葬艺术中的体现。(21)另外由巫鸿主编的《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论文集，(22)其中第四部分的4篇文章突出了对解释方法的重视。作者对赞助人在宗教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所讨论的赞助人包括具有强烈政治企图的外族统治者、不同等级和阶层的女施主及地方宗教社团的成员等等。在综合分析考古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这些作者确定了相关研究中赞助人的身份和他们支持宗教艺术的意图。赞助人方法在这些有关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与凸显。

总之，从赞助人这一视角进行古代美术史研究，已经跨越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赞助人，及其对不同材质、不同功能的艺术品的选择……这样的研究角度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艺术史上的艺术家与作品，他们所共有的主题、意义和价值，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三、赞助人方法检讨

近年来，方法论的介绍与研讨成为学术界的关心热点，它对各文艺学科的建设和开拓无疑十分有益。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方法即对象本身”，离开了每个学科的特殊对象与直接目的去泛论方法，或许有益于建设方法论学科，可是未必一定能够解决本学科中的问题。

正如曹意强对哈斯克尔的评价，(23)上述学者的共同贡献在于给予中国美术史研究很大启发，拓展了我们思考艺术的角度。现在当我们再面临一件艺术作品时，不再局限于下列问题：这是谁的作品？是何时何地创作的？它属于哪个流派？与前人或同代人在风格上有何相异之处？它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有什么象征意义？而是可以进一步追问：它是为谁创作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有多大的自由与限制？是谁为此而付的钱？订购人和他的同代人及后人是怎样看待它的？它在历史上与其他收藏者有什么关系？一言以蔽之，它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特定思想、抱负、希望、恐惧、爱和恨？

然而，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国美术史为例，用赞助的概念来阐释艺术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谁赞助艺术谁就可以左右艺术创作的风格和趣味的变化。而这一结论非常危险，因为从文献到实物资料都仍缺乏有效和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美术史上的赞助人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因此，尽管对赞助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分辨许多外在于作品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能有效解答作品的内在形式特质问题。而这一点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尤为关键。

因此，薛永年就认为“西方学者长于从某种特定的思维角度来看美术史及作品，……的确有助于发现新的问题，可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弊端在于，只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问题，对画家的了解就不容易全面、深入，有时得到的结论会比较片面、简单。而传统研究方法也有其优势，中国的学问从明清以来讲究集大成，也就是注重用综合的方式。书画本身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具体研究中要根据对象来运用方法，而不是用方法来套对象。”(24)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美术史研究学者才会不断地把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分析方法更切合实际地运用到中国画鉴定上来，以便改造中国古已有之的纯靠经验、过于偏重名家个人风格的鉴定方法，建立科学且持之有故的断代标准。

所以，一方面虽然我们主张史学必须不断地吸收新方法，但另一方面则强调不可迷信方法。从经验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局限：彼此相互借用之时一定要慎重抉择因经验对象相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新方法的发展成熟又期待学者的反复试验。而研究的关键还是要以题目或问题为中心，呆板和一成不变的方法不能适用于不同题材的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借鉴和更新是由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决定的，因此近年来学者们才会不断提出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杜维运说：“（陈寅恪）留学西洋，会通其史学理论与方法，归而不露痕迹的研究国史，撰写国史，这是输入西方史学的最高境界。”(25)这或许对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我们有所启发。

（拙文撰写中，殷双喜博士、刘婕博士提出宝贵意见，赵国英博士、吴晓明博士提供艺术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而深入。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学者们大多是运用这一方法就具体问题予以解答。

②贡布里希《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梅迪奇家族》，《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③［意］欧金尼奥·加林主编，李玉成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三联书店2003年。

④baxandall, michae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1972.

⑤巴克桑德尔的一系列文章由《新美术》译介，如《时代之眼》，《新美术》1991年第2期；《绘画交易的条件》，《新美术》1991年第2期；《视觉习惯与文化》，《新美术》1998年第1期；《绘画与种类》，《新美术》2001年第2期，等等。（英）m.巴克森德尔著，曹意强等译《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

⑥haskell，francis, past and present in art and taste:selected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skell, francis, taste and antique: the lure of classical sculpture, 1500-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曹意强《艺术与历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哈斯克尔的一系列文章亦由《新美术》译介，如《19世纪法国绘画中古代大师的形象》，《新美术》1991年第4期；《趣味与历史》，《新美术》1991年第3期，等等。

⑦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新美术》2000年第1期；邵宏《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⑧薛永年《美国研究中国方法述略》，《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林家琳《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概况》，《美术》1989年第5期。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⑨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⑩相关内容参见：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高居翰、班宗华《通信集》，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11)李铸晋，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部分论文翻译后在《荣宝斋》杂志连载发表。

(12)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朵云第52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13)martin. powers, pictorial arts and lts public in early imperial china,art history, june 1984; and artistic taste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former han china,art history，september 1986.

(14)薛永年《中国画在美国》，《中国画》1986年第2-4期。

(15)赵国英《关于绘画史与鉴藏史的思索——从王鉴绘画研究中看明末清初绘画与鉴藏的关系》，《美术研究》2006年第1期。

(16)谭叔乐《尽微·致广·通变——薛永年的治学》，《美术观察》2003年第12期。

(17)james cahill, ed, shadows of mt. huang: chinese pain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anhui school, berkeley, 1981;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18)高居翰《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新美术》1997年第4期。

(19)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朵云第52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0)wu hung，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巫鸿《“私爱”与“公义”——汉代画像中的儿童图像”》，《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7月。

(22)1999年11月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第一次“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会议。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23)曹意强《艺术与历史》导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中国美术论文第3篇

关键词：水彩画；特色；造型；形象；风格；色彩

水彩画是西方绘画品种的重要一种，传入我国以后，已成为我国画坛中的一朵奇葩。分析、研究、把握水彩画的艺术特色，无论是对于水彩画的创作与学习，也无论是在理论启示上还是在艺术实践上，不仅大有裨益，而且十分必要。为此本文试就水彩画的艺术特色这一重要艺术命题发表几点肤浅之见，以与同行共同讨论、共同切磋、共同提高。

具体而言，水彩画的艺术特色可分为以下四大层面予以解读—

a．造型的集中性

水彩画同中外所有的绘画艺术一样，都是造型艺术，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水彩画更加强调造型的集中性，这种集中性，又具体通过以下几大手法来体现：

其一是以平面显立体。水彩画同所有的绘画一样，都是平面（二维空间）造型艺术，但它并不是孤立呆板、单调僵化的平面艺术，而是以平面显立体的艺术，即以二维空间表现三维空间的艺术。绘画作品只有长与宽，而没有高，只能从正面通过视角进行观赏。这的确是绘画艺术之短，但作为水彩画，却可以扬长避短，甚至以短见长，即通过观赏者的第一视觉印象的联想与想像，获得最大的艺术信息量，创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立体空间，获得审美的极致。

其二是以瞬间显永恒。水彩画选取的是瞬间的物象，但却以这瞬间的物象显示了人物或事物的永恒。wwW.133229.cOm狄德罗说：“画家的笔只有一个顷刻：他不能同时画两个顷刻，也不能同时画两个动作。”①莱辛也说：“绘画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后都可以从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②因此，水彩画选择的瞬间形象，应当是事物发展与人的感觉的顶点，因为顶点就意味着止境。莱辛认为：在一种激情的整个过程里，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再朝远处去看，想像也就会停止了。水彩画画出这人世间的瞬间物象，它又被圈定下来，显示出人世间事物的永恒。

其三是以静止显动态。水彩画是静止的艺术，但它却通过静止的画面表现动态性特征。例如大海的波涛在画面上是静止的，但它却显示出动态的汹涌之姿；蓝天上的白云也是静止的，它也显示出不断飘动的意象。

由此可见，水彩画正是通过以平面显立体、以瞬间显永恒、以静止显动态的辨证统一的艺术手法，来实现它的集中性的。

b．形象的多样性

水彩画的绘画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它既有人物形象，又有动物形象，还有景物形象、器物（静物）形象，具体可分为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静物画、动物画、宗教画、历史画、壁画、年画、儿童画等各种形式。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形象之中，还饱含着画家深刻的思想与深厚的情感。也就是说，水彩画的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也是形与意的有机统一。例如一幅蓝天大海的风景水彩画，其形象是碧海、蓝天、白云、海鸥、帆船等等，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又透出画家对自然景色的喜爱之情与渴望飞向更广阔的天地的向往之心和理想之趣。

由此可见，水彩画的形象，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既表现在物象本身的多样性，又表现在物象之外的多样性，即所谓“象外之象”、“画外之画”。用我国传统的绘画理论而言，就是“诗中有画，画外有诗”。

因此，水彩画的学习与创作，都要仔细品味、认真揣摩、全面把握由形象性所形成的这种“味外之旨”、“弦外之音”、“画外之蕴”。

c．风格的写实性

水彩画作为西方绘画的品种，属于写实主义范畴。从美学原则与艺术精神的视角考量，它是受西方传统美学原则与传统艺术精神所制约的。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彭吉象先生所概括的那样：“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西方传统美学则强调美与真的统一，更加重视艺术的认识价值。中国传统美学强调艺术的表现、抒情、言志；西方传统美学是强调艺术的再现、模仿、写实。我们从中西美学史上可以发现，‘模仿说’是古希腊美学的普遍原则，亚里士多德以模仿的基础建立起的《诗学》体系，在欧洲雄霸了两千年。而‘表现说’则成为中国先秦美学的核心，‘言志’、‘缘情’是我国诗论重视表现的最早见解，在情与理的统一中，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作为最高境界。”③

作为写实主义风格的水彩画，主要通过明暗处理与焦点透视来得以具体体现。通过光影与明暗的不同，通过近大远小成比例的焦点透视法，来加强其真实感。

d．色彩的独特性

水彩画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它色彩的独特性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④水彩一的灵魂是水彩，它是用胶水和颜料等调制而成的，作画时用水溶解于纸上，利用画板的白地与水分互相渗透等条件，表现出透明感，具有轻快、湿润等特殊效果。既不同于油画的油质色彩，也不同于水粉画的用水调合的方法。一言以蔽之，水彩画色彩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水彩味”。

注释：

①②转引陈兆金主编：《艺术鉴赏学导论》第321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7版。

中国美术论文第4篇

一、之所以给中国油画定义为“水墨”情结，鉴于中国的传统画理论与审美尺度，在水墨画中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这一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油画的影响也同样令人注目。具体表现如下：

（一） 积极主动的意象造型

画家注重对物象进行能动反映与参照，体现画家主观心意与客观物象的有机融合，对物象进行提炼或创造，直至夸张、变形，从而使画家的审美意识与原初物象的审美特征达到完的统一。

早期的油画家常玉、关良、林凤眠等，在他们的油画中不求明暗之微妙，而重对物象造型的提炼，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手法参合西方现代绘画的意趣，线色交融，轻松自如，画面单纯明快，物与物之间在不经意处见功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却有一种稚拙的趣味。

当代新表现油画家申玲、陈均正等人的作品也比较鲜明地体现出对中国意象理论的解释。他们作品中的形象已不是对客观物象的机械反映，而是画家主观审美情思的能动表现。wwW.133229.COm他们在作品中采用意象造型，粗犷的壁橱与机理反射出画家内心逸气，书法了他们个人的“性灵”与审美情操，这都对中国传统表现艺术借鉴转换的结果。

（二） 充满神韵的精神内在

画家在创作过程中舍弃或淡化某些非本质部分，突出或强化那些最能表现审美对象的神态与情态，以内心世界的冲动为源泉，注重形式语言的再现，在作品中释放出只可意会难以言表的精神内在与格调风度。

尚扬、丁方的作品在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尚扬的《爷爷的河》《黄土》系列，丁方的《城》《走向信仰》等系列作品，均以其坚定执着的对民族精神的思考，通过极具粒度的形和色来表现作品中深邃的精神境界。以文化母土所蕴含的雄浑粒度，经过生命的激情与感性的升华，给人的灵魂以巨大的震撼和鼓舞，才赋予绘画形式以永久的光辉。他们的作品不重形式而重神似与气韵，所以使艺术形象具有一种气韵生动的内在精神，给人以呼之欲出的，过目难忘的审美印象与审美享受。这样的作品由于消解了原初对象的真实与客观，所带有极强的情感张力，给观众以巨大的审美联想空间，使作品具有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表的艺术境界。

（三） 蕴籍含蓄的艺术境界

水墨中的意境可谓是妙不可言。那种注重情景的交融、强化一种诗意，而且有神气的艺术境界与充满丰富情感的想象力，给人一种若隐若现，蕴籍含蓄的艺术美感，从而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应。

中国油画在对已经的追求与再现可与水墨画相提并论，油画家注重作品意境营造的比比皆市，举不胜举。罗工柳的《雾中日如月》张钦若的《新月当空》苏天赐的《春》欧洋的《韵》，单看这些作品的题目就让人们感受到了“诗情画意”。“即便是无题也并非无思想性，知识意味深远的诗境难用简单的一个题目来概括而已。绘画作品的无题当更易理解，因形象之美往往非语言所能代替，何必一定要用语言来干扰无言之美呢？”（吴冠中）

苏天赐的作品《水边的幽篁》可以说是水墨画的再现。但又赋予了油画一种新的形式。作品空灵，用笔大胆而有分寸，笔笔见功夫，尤其是枝干，苍劲、挺拔、富有力度。色彩雅而不俗、淡而不薄，特别是对中景远景以及水面的处理简单而又有内涵，整体却又有变化。若隐若现，蕴籍含蓄，是一幅难得的中国油画精品。

（四） 不拘形式的再现效果

在构图方面吸取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或无点透视来丰富画面的感受，巧妙地处理画面中的空白，使无画处皆成妙境。在技法方面用笔，勾、点、搽、曲直、湿笔、侧笔等水墨笔法在中国油画中运用的相当广泛。同时学习西方油画对光和色的科学理解，借鉴纯客观的自然主义描绘和色彩极具表现的现代绘画。为了强调物象的特征或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和主题思想的表现，画家会对色彩进行主观再创造，达到一种妙超自然的境界。

二、中国油画的“水墨”情结，在赵无极、陈逸飞、丁邵光等人的作品中依然得到了再现。他们的作品，从取材上大部分是描绘女性，表现手法细腻、抒情，展现了东方女性的含蓄和阴柔之酶，揭示画家内心对母土文化的难解难分之情。

中国美术论文第5篇

[关键词]书法艺术 书法欣赏 书法作品

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康有为在《广艺双楫•十六宗》中，提出了十条评论标准，即所谓“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辉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发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郭绍虞在《怎样欣赏书法》中提出了六条标准：“一、形体，看结构天成，横直相安；二、魄力，从笔力用墨看；三、意态，要飞动；四、流派，不拘泥碑帖，不以碑的标准看帖；五、才学，书法以外关系；六、气象，挥朴安详。wWW.133229.cOM”

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欣赏书法作品时的参考。如果进一步加以归纳，则不外乎“形”、“神”二字。所谓“形”，指的是由特殊的笔画线条所构成的外形，包括字的笔画、字的结构、一幅字的布局；所谓“神”，指的是上述外形中内在的精神，包括笔力、气势神态、情感等各个方面。因此，欣赏书法作品，不仅要看一点一画、一字字和整幅字的外形，更要看它的笔力、气势、神态。如果外形美观多姿，内在奕奕有神，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形神兼备”的好作品。分析、欣赏书法作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字的笔画长短、粗细、浓淡是否多变而适宜

汉字是由若干个线条式的笔画有机的组合而成的，这若各个笔画，尤其是一字之中的相同笔画，在字中不能长短、粗细、浓淡一模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有所变化。如“多”字的四个“撇”画，唐太宗认为，应该分别写作，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这里所说的“缩”，就是笔势收缩而不伸展，含有“短”的意思：“锋”就是笔势伸展而不收缩，含有“长”的意思。“多”字的“撇”画是这样，其它的笔画也是这样，否则，字形就显得死板，单调，也就无艺术可言。

二、字的“重心”能否给人以稳健的感觉

字姿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千姿百态，但不可忽略必须把字的重心“稳住”。欧阳询的字，初看起来，有摇摇欲坠之感，但仔细一看，它犹似千年古塔，虽欲倾却“重心”不离地，依然稳健如新。有些书法欠佳的字，平躺在纸上似乎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但如果一竖起来，则往往东倒西歪，中心不稳。因此，要判别字的重心如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纸竖起来，看看它有没有“倒塌”。

三、字势是否自然

宋代王安石有一句论书名言：“不必勉强方通神。”所谓“不必勉强”，就是历来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们都一致强调的要“自然得体”。王羲之在给他的儿子王献之传授书法经验时说：字要“自然宽狭得所”，“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独擅一家之美”，关键在于“天质自然”。

四、看整篇书法作品的章法、笔势是否一气呵成、融会贯通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犹如一幅好的山水画，它必然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气势连贯，笔虽短而意却连。汁白以当黑，疏密得当，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印章也是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是否用得恰倒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是画蛇添足，也会有损于整幅作品的艺术性。

五、看书法作品中的笔法是否有法度有新意

书法艺术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书写者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度。但是，仅有继承，甚至与古人写的一模一样，还称不上真正书法艺术，充其量只能是他人的“奴书”，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在评论和欣赏书法作品时，要看作品中能否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六、在欣赏书法作品时，要适当地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

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一样，与作者书写时的心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艺术风格常随作者的年龄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书法家可以由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情而写出不尽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作品来，如颜真卿中期写的《多宝塔碑》，是在和平环境的得意之中写就的，字势端重浑厚，清晰悦目，成为楷书中的代表作；他晚期写的《祭侄文稿》则是在朝廷岌岌可危，侄儿不幸身亡之中写就的，悲愤之情夺腔而出，于是，出现了笔画浓淡、疏密、大小不一，甚至涂涂改改的粗犷、潇洒的风格，成为行书中的代表作。因此，一定要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论和欣赏，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七、欣赏书法要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要防止以实论实

中国美术论文第6篇

然而，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意识的改变，思想表达的多样性要求再加上外来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影响，传统的水彩语言形式已不再能满足艺术家们的需要。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引入使水彩画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文化艺术的繁荣，在祖国的南方出现了以广州美术学院的王肇民教授为代表的另一个水彩语言体系。它突出油画般强烈的色彩感染力、素描关系的加强表现，同时与国画的笔法意韵和诗意高度融合的语言特色，与“轻音乐”式的传统水彩语言的艺术面貌拉开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它以雄浑、博大、深沉厚重的力度之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彩的艺术语言，中国水彩从此从“轻音乐”发展为“交响曲”，成为表现对象和画家情感的交响，成为色彩、水分、笔触的交响。它时而淡雅、轻快；时而扑朔迷离；时而强悍有力；时而气势磅薄。它使“抢看”与“耐看”的品格在水彩画中同时得到体现。习惯上，人们把这种风格大异而带着地方特色的语言体系俗称为“广派”水彩。

王肇民先生早年在杭州艺专学习，由法国写实派教授克里多教素描，受校长林风眠色彩技巧的启迪，向潘天寿、李苦禅学习国画。以这些西画、国画方面的第一流大师为师，给了王先生学画一个很高的起点，中西文化的交汇，在他的身上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对于西方艺术，他继承尊重自然的写实技巧，有选择地汲取了现代艺术在色彩和构成方面的某些经验；对于东方艺术，他吸收了八大山人、石涛、潘天寿等人的水墨画的笔法和风韵，使水彩画的具象美和抽象美高度统一，把西方艺术的色彩美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笔法美融为一体，在浓厚苍劲中含有细腻的诗情。WWw.133229.Com其画风质朴、执著、品格高尚，成为80年代中国水彩画重新兴起的重要标志。

在水彩语言的运用上，王肇民先生一改传统水彩以水分流动、色彩透明而产生的以轻快见长的效果，把透明流动的色彩与坚实厚重的色彩结合在一起，“色彩险异地单纯化却不失丰富，画面大胆地平面化却不失纵深”，以概括、变化、简练、丰富的水彩艺术语言表现出水彩中罕见的力度。作品《红壶》以较单纯的红、黑、白、黄的大色块和微妙的色彩变化，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又不乏其和谐的画面整体感，所表现出的非一般响亮的色彩“能量”是油画艺术也不易达到的。王先生说：“作画，色阶越多越弱，色阶越少越有力。多则对比性弱，弱则无力；少则对比性强，强则有力。”画面中大块的红色鲜明、饱和，而黑色却又是那么深邃、静穆。这些，在色彩美感的表达上，都远远超出了传统水彩语言的强度。

同时，王肇民先生的水彩艺术也十分注重画面黑、白、灰关系的强化，从而加强画面的表现力。作品《荷花玉兰》以明显深邃的黑、灰层次为背景，衬托出洁白、通透的主体，花的圣洁、清高跃然纸上，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而在《大叶紫薇》《桔》《石榴》等大量作品中，王先生把中国画笔法中的皴擦、飞白、骨笔等用法与水彩语言高度融合，把西方的具象表现与东方的意象表现共冶一炉，以西方的绘画语言，强烈而含蓄地传达着东方民族文化精华，的确让观者为之折服。

王肇民水彩艺术“在艺术语言的运用上充分制造矛盾和调和矛盾：埋险而破险；以少见多，以一当十；处处充满艺术的辩证法”。他的作品亦体现了“以浊见清，以轻见重，以巧见拙，以华见朴，以矛盾的统一为依归”的艺术格调。林庸称道：“艺术形式的各种语言被他富有韵致地谱成了各式光彩夺目的画面”，而“绘画本身就是充满辩证色彩的艺术，唯其辩证得令你信服，才赢得了艺术的深沉与深刻”。王肇民水彩以其辩证的语言、罕见的力度美在中国水彩语言形式的发展上树立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在王肇民水彩艺术的一脉相承下，借着大师的臂膀，广州美术学院的水彩语言体系不断地发展、壮大，风靡大江南北。在广东，水彩画吸引了一大批艺术家们从油画、中国画等到其他专业转到水彩来发展他们的绘画语言，“广派”水彩，便因此而越来越体现出浓厚的“借鉴、融合”油画和国画的特征，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其中，龙虎、黄增炎、陈海宁、陈朝生、许以冠等都是个性分明、比较有影响的“广派”青年水彩画家。总的来说，“广派”水彩以王肇民水彩艺术为基础不断发展，其艺术特色日益鲜明，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在色彩的运用上注重加强对比，洋溢着油画般厚重、有力度的色彩和空间效果，浓艳中却又仍然保持水的韵味。例如：在黄增炎的《同心协力》《炼钢人》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比油画更油画的充满力度和重量感的水彩。又如：龙虎在他的水彩风景画中善于创造性地运用色彩，画面色彩无论是对比还是统一都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他的作品色彩饱满，对比强烈，如《湘西老桥》《阳光下的老屋》等；特别是在作品《山村晨光》中透过碰撞的色彩和变化剧烈的造型，我们仿佛听到画家心灵深处令人震撼的呐喊。

（二）在材料、工具的运用上探索求新、大胆突破，不断创造新的画风，大大拓宽着水彩画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许多水彩画家认为：水彩画的寿命主要是由于画纸的日渐灰暗而受影响。为了克服水彩纸的这一缺点，许多年前，王肇民先生就开始使用白色水粉颜料作为画面的底料，而黄增炎先生则发展性地在水彩纸上刷上丙烯涂层，并且改用油漆刷子作画，从而获得结实、厚重、流畅奔放的线条，其飞白处更带着几分中国书法的韵味。在《石榴》《陶鼎》等作品中，通过对材料、工具的不断尝试和总结，黄增炎先生摸索出一条综合性水彩的道路。

在厚重、有力的水彩语言的追求上，龙虎把水彩工具在表现力方面能达到的粗糙、浑厚的肌理效果推向了极致。他在作品《黎村的傍晚》中，讲究突出主观感受，不受对象细节变化的牵制，综合运用油画笔、水彩笔顺、逆、顿、搓的用笔，随形而变，把涩笔、肌理、色块与概括的造型高度融合，作品中蕴含着强大的张力。

（三）在水彩技法的运用上，“广派”水彩主张打破传统观念，不断推陈出新。

黄增炎先生认为透明颜料因为不能覆盖，有些灰色调只能通过水淡化颜色来获得，使水彩的色域相当有限。因此，在其作品《墓室陶鼎》中，他首先运用纯度高的朱红、桔黄等颜色覆盖在褚石等纯度低的色之上，从而获得鲜明、通透而沉着的色彩效果，进而利用涂了底料的纸面可以反复调整而不失其颜色的鲜艳的这一特性，在严格的干湿控制下用笔反复皴擦，时而滴上清水，反复数次，使画面获得丰富的、厚重的边线效果。

陈朝生在《橘子》《协奏金秋》《红土人》等作品中，尝试用透明的颜色覆盖在不透明的颜色上，使上下层颜色互相辉映、衬托，对提高调节画面色彩的明亮度和饱和度起到关键作用。

（四）画种语言的相互借鉴、吸纳，是当今绘画艺术语言形式一个很主要的特点。毫不例外，“广派”水彩在水彩创作中，除了融会油画般厚重的色彩，国画的笔意、诗韵之外，还对其他各门类艺术、画种进行吸收、借鉴，与水彩画高度融合，创造新的画风。

陈海宁在静物画《和谐的记忆》中，结合现代设计的形式美的装饰风格，传达着和平、宁静、深邃的美。画面局部看具有厚重的立体感，整体看却是含蓄的、平面的、有装饰味的。

广东的青年水彩画家许以冠在其作品《河边》《山泉水》中，明显地受了表现主义风格的影响。他把人物的轮廓切割、透叠，通过空间错落，重新组合，使形象更为深刻动人。

“广派”水彩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水彩语言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它既可这样表现，当然也可以那样表现。水色淋漓的语言形式带给人们的是轻快、酣畅、朦胧的阴柔之美，而浑厚、有力、苍劲的水彩语言带给我们的是更强烈的来自心灵的震撼。从某种角度看，也似乎背离了传统观念以透明、轻快和作为品味水彩画的标尺。但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不破则不立，关键在于是以某种约定的规范来限定其语言形式，还是将其表现的语言形式作为延续发展的概念来探索。”作为一种工具，水彩是艺术家表达情感的一种形式、手段，轻盈、酣畅固然是它的语言表现形式，然而水彩为何不可凝重而厚实？中国水彩画老前辈李剑晨曾自谦地感叹：“画了一辈子水彩画，仍没有跳出外国水彩画的圈圈。”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的确，变革中国水彩画，画出中国气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广派”水彩的崛起，反映了中国水彩艺术家们在观念、意识上的拓展与进步。

别具一格的语言模式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对自身语言形式的充分肯定和认同，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它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以王肇民的水彩艺术为开端的“广派”水彩，充分借鉴了油画的空间处理手法和强烈的色彩感染力，国画的笔法、意韵、现代设计的平面、装饰化理念，以浑厚、有力、苍劲的水彩语言形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水彩语言体系。它标志着中国水彩艺术的发展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为中国水彩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刘骁纯.极平凡的创造.美术学报,1993年, 4.16

[2]王肇民.王肇民画语.台北:台湾国风出版社，1992.13

[3]陈杰雄.王氏风格的辩证法.水彩艺术,1996, 1.2

[4]林墉.银河大海. 美术学报,1993年, 14:44

中国美术论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体育舞蹈　价值　体育运动

价值是人们对物质、文化需要的体现，价值的产生是由物质、文化自身固有的功能决定的。功能的多少，作用的大小，决定了人们需要的程度。“体育价值观是体育行为的杠杆”。体育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体育运动的一部分。它的兴起和发展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显示出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强大的生命力。自1984年以来先后有日本、英国、美国、香港、台弯等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舞蹈专家前来我国进行表演与教学。北京、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组织了相应活动，掀起了全国各地学习与推广体育舞蹈的热潮。我国体育舞蹈在体育中的作用已被国家教委所重视，1987年国家教委为高师体育增设了体育舞蹈课，一些大学在体育课中也增加了体育舞蹈的内容。体育舞蹈在我国得到如此迅猛发展，从本质上讲，是其自身功能与价值所决定的。为了能使体育舞蹈在我国长期稳定的发展，应首先对其功能与价值进行研究，以求得共识。本文通过自身的实践经验，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对体育舞蹈的价值进行了几方面研究，旨为广泛宣传推广这一新兴体育项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Www.133229.cOm

1　运动学价值

体育舞蹈是根据人体解剖、生理特征，在音乐在伴奏下，通过人体各环节有节奏的变化而塑造出不同难度的形体动作和造型，表现不同的情感和技艺，达到自娱自乐和增强体质或进行竞技的一项体育运动。体育学是研究人的身体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作为体育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实现体育目的手段与方法的体育舞蹈，是体育文化系统中的新生事物，是体育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已经步入了科学化、自动化、信息化时代，人们繁重的劳动量将减少，工作时间缩短、休闲时间增多，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必然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满足自我需要的高级精神享受和追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体育内容、手段和方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通过在娱乐中运动，达到更好地完善自身， 改造自我，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

体育舞蹈在我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的实践证明，它是实现体育目的，使身体得到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是人们十分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

体育舞蹈的形式有个体练习，但更多的是群体练习，在运动过程中要求参加者相互配合，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体育舞蹈运动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美、创造美、实现美的过程，参加者在活动中可以表现美、欣赏美，获得美的享受。

运动学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对象是人体运动的一般规律，把运动知识化、系统化、理论化，更好地指导体育运动实践，实现体育的目的。体育舞蹈遵循了人体运动的一般规律，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运动形式，丰富了体育运动的内容，是强身健体的有效手段和可靠方法。体育舞蹈动作，以人体肌肉活动特有的运动形式产生负荷，刺激内脏器官，促进呼吸、循环、消化、神经等系统机能的增强，满足肌肉负荷后的需要，维持机体在新的情况下的平衡。由此可见，体育舞蹈具有明显的体育运动学价值，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是当今社会中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项目。

2　生理学价值

运动生理学是一门研究人体对运动的反应和适应的学科。根据运动负荷的价值或理论，学术界曾提出如下结论：即心率在110次／分以下，机体的血压、血液成分、尿蛋白和心电图等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健身价值不大；心率在130／分时，每搏输出量开始出现接近或达到一般人的最佳状态，健身效果明显；心率在150次／分时每搏输出量开始出现缓慢的下降；心率增加到160—170次／分之间虽无不良的反应，但亦未能出现更好的健身迹象。因此，通常把一般人的健身效果的最佳区间保持在120—140次／分之间。生理学实验证明，心率在120—140次／分情况下活动，身体各组织能得到充分的血液供应，代谢状态最好。查阅有关资料可知，华尔兹最高平均心率为142．8次／分，探戈舞最高平均心率为142．6次／分，恰恰舞最高平均心率为145．2次／分，牛仔舞最高平均心率为172．8次／分，以上四种舞蹈对健身效果明显，具有生理学价值。

3　心理学价值

体育舞踞是一项全身性娱乐运动，对参加者的身心很有好处，有明显的心理学价值。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的注意是受指向性刺激制约的。在翩翩起舞的过程中，人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欣赏优雅的舞曲和依照音乐节奏将内心情感抒发在舞姿上，由于注意的转移，能使其它部分机体得到调整和充分休息，所以体育舞踞具有消除疲劳、陶冶情操、康复机体、消除心理障碍的作用。另外体育舞蹈还具有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由于体育舞蹈是一种群体运动，在集体场所进行，能使参加者体验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我”置于“我们”之中，起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

4　美学价值

体育舞蹈是一项融体育、舞蹈、音乐为一体的运动项目，其综合性、艺术性很强，具有丰富的美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美学观认为，美既不是人的主观精神意识的产物，也不是纯自然进化的结果，美是人类社会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从摆脱自然生产开始，人类社会就朝着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两个方向发展，并具有审美属性。在今天，现代体育运动许多项目对美的要求愈来愈高，如艺术体操、健美操、花样游泳、花样滑冰、武术等等。而体育舞蹈是美中的佼佼者，她为人们创造大量的审美客体，其运动过程，还是创造美的过程。通过体育舞蹈的训练，可使人体外型更加匀称和谐，体态更加刚健、优美，动作刚柔相济。这既能满足自我实现美的愿望，也能成为他人的审美客体。另外，体育舞蹈中的团体舞更是美不胜收，群体的配合位置，队形的变化，伴以相应的音乐，构成一幅幅刚健、优美、丰富多彩的动态画面，给别人以欣赏的同时，把自己看到的形体美、姿态美、动作美、服饰美和听到的音乐美结合起来，在情感上进行调整疏理和谐，自我欣赏，得到美的享受。一个人审美能力除了与社会条件、经济地位、文化素质有关外，还受着自我身体条件的限制。经常参加体育舞蹈运动，人们改变着自我的形体、姿态等身体条件，并在体育舞蹈优美的音乐和优美动作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着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审美活动，提高审美能力。

中国美术论文第8篇

1999年至2003年，中国还位居第六。2004年至200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位。英国仍排第三，日本滑到第四，德国第五，法国第六。报告说：“中国位次快速上升尤其引人关注……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研发经费增长率为20%，今年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还培养出数量巨大的理工科大学生。

英国广播公司3月28日报道，原题：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 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研究报告描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主导国家所面临的挑战。1996年，美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是中国的十多倍。到2008年，美国的科研论文总量只略微增加，达316317篇，中国则增长7倍多，达184080篇。

以前的评估认为，科研论文的增长率表明中国要到2020年后才可能超越美国，但这份报告表明最快两年内就可能实现———比预期早得多。

中国美术论文第9篇

关 键 词：师范 美院 设计应用类 美术课程设计

人类从开始懂得用教育发展自己以来,经历了艰难而沉重的跋涉。如今,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日益显示出美术教育的隐性价值。而高校美术教育的关键是使美术所包含的相关各科相互联系,相互融合,通力合作。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新的高校美术课程体系。

美术课程的设计,通常是指学校设置美术课程类型和对不同的美术类型课程的教学目的、内容、进程、评价等设计的总体方案。美术系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课程编制理论，即“以美为魂，以术为本”，使美术人才培养目标的脉络逐渐清晰，即以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基础美术理论，培养学生熟练地应用技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先进教育教学理念。

随着社会进步,美术课程编制也有所发展,不再只拘泥于传统国画、油画、书法、中外美术史、教育学、实习等课程,还设置有工艺、版画、创作与写生、染织、动画、考察等课程。由此来看,美术课程的编写逐渐从单一的绘画向多门类发展。高校美术的课程可以分类为师范、美院、设计应用类美术课程设计三个大方面。以下几点是笔者对高校美术教育课程设计的一些思考。

一、师范类美术教育课程的设计

随着网络运用与普及，美术学科教育不再是单一的知识与技能传授，而是传递美术文化与育人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它还具有促进感知力、观察力、表现力的发展，开发右脑思维与创造力发展的多种教育功能。wwW.133229.cOm因此,师范院校是为普通美术教育输送美术教师的摇篮,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教育有着杠杆性作用。

高师院校承担着高中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资的培养,因此,做一个热爱美术教育事业、甘当人梯的普通老师是师范类高校的教育目标。其次,其专业设置面广,无论是国画或是西画,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无论是工艺还是实习等均为必修课，其目的是使师范生根据教学目的及其特点，全面掌握美术知识和技能。高师课程设置应该以各门美术技能专业为主,与教育学、心理学、中外美术史等相结合,形成立体交叉的思维、教育模式。以下是几所师范美术系的课程设置对比:

由此得出结论:高师教育是以多门课程为基础,技法课和理论课相结合,与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相互结合、渗透、融会的一种学科。

二、美院类美术课程设计

有史以来,各类美术人才的培养基本上是在师傅带徒弟的传授中进行,所以它的发展是缓慢的。随着社会进步,改变了美术发展缓慢的轨迹,产生了规模更大的皇家美术教育机构——画院,即现代美院的前身。

自东汉时期洛阳鸿都门学创办,到五代十国的南唐画院和西蜀画院,以及宋代的翰林图画院的兴起, 画院规模已经很大,人才众多。清代由于西画家进入中国,透视、结构、色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美院课程设置的发展。与此同时,外国的美院教育也有所发展,1498年的达·芬奇学院,1562年的佛罗伦萨绘画学院 ,1648年的法兰西皇家绘画雕刻学院,都最早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组织形式,成为各国美院的楷模。

在课程设计上，美院主要特点是课程设置的专业性，从入校开始就明确了油画系或国画系,四年专攻一个专业。美术院校注重的是美术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培养的是专才。以下是美院的课程设置的对比:

专业美术教育是国家专业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上表可以看出，课程设置主张学生专攻一个学科，相关的鉴赏课、史论课等开设的很少，相对于师范，缺少了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美院追求的是在某个画种方面有独特的研究和创造，或在某一个领域的理论有独特的见解，所以美院的课程设置也应该与之相适应，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使学生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三、设计应用类美术课程设计

设计应用类美术简称工艺美术教育,由于流传方式单一，很难形成教育规模。由于工艺美术与经济密切相关，而工艺美术的发展要依赖于工艺美术教育，所以说，高校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课程设计对于高校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工艺美术教育是面向现实生活的设计教育，其范围之广，加大了高校的课程设置的难度，它大到飞机、整个城市的设计，小到商标、纽扣的设计。工艺美术教学的基本原则是培养具有创造性的设计人才。以下是两组关于大学工艺美术课程的课程设置表格：

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高等设计院校培养的学生的设计作品中应该体现出更高的文化修养。设计课程应与市场相适应。现在，国内的设计教育与市场出现脱节的情况，忽略了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加强理论课、选修课的教育，重视交叉学科和电脑的教育，是我国课程设计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课程设计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必然存在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问题入手，以解决在教学中的普遍问题为立足点。新课程教学法必须是在课程实践过程中发展和获得广泛认同的教学法，必须结合课程改革中的具体问题，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思考，高等美术院校的美术课程设计要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编写不同的教材，做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1]常锐伦：《美术学科教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