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言学论文第1篇

英文名称：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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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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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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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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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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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论文第2篇

1.关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思考

2.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3.“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热点及分布分析

4.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课题立项情况历时统计分析

5.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科点课程规划研究

6.基于立项信息语料库的外国语言学研究热点分析

7.中国学者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正道

8.对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思考

9.外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及方法探讨

10.当代隐喻学在中国(1994—2013)——一项基于CSSCI外国语言学来源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 

11.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思考及探索

12.论外国语学院学科建设的有效策略——以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例

13.聚类分析在外国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14.国际语言文化交流中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15.漫谈外国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16.反思性教学在外国语言学课程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17.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 

18.山东省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9.略述外国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

20.校级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简介

21.外国语学院学科建设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2.近十年外语学界对跨文化研究1的梳理及分析——以2002-2012年外国语言学类核心期刊2为例

23.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2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培养模式、机制研究

25.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科介绍

26.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职业发展规划调查研究——以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

27.反思性教学与外国语言学课程教改探索

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29.学院重点建设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0.反思性教学与外国语言学课程教改探索

31.文学与语言学怎样相处——2002年外国文学年会座谈纪要

32.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第二语言研究”方向介绍

33.第三届江苏省外国语言学学术论坛在苏大举行

34.第二届江苏省外国语言学学术论坛总结报告

35.“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讨会回顾

36.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简介

37.基于对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38.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

39.首届江苏省外国语言学学术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40.繁荣中的北航哲学社会科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引智平台

41.中国外国语言学界研究现状的实证分析报告——基于2007—2009年6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量化研究

42.首届江苏外国语言学学术论坛将在南京举行

43.南京大学举行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成立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44.浅谈外国民族政策中的语言政策  

45.外国自闭症儿童语言习得研究近15年之综述  

46.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点简介

47.三类写作任务条件下外国CFL学习者作文语言特征  

48.外国普通语言学期刊选介

49.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简介

50.语言学视角下的外国文学中的语言胜境概览  

51.语言学与外国文学研究:模式、分析与融合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

52.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学科知识结构的构建和课程设置

53.“性别与语言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举行

54.语料库语言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

55.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简介 

56.外国文学课程中性别语言差异及社会性别意识改观研究——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视角  

57.“语言学与外国文学研究：模式、分析与融合”学术研讨会通知

58.语言学范例、语言与文学性：对外国学生的文学教学策略

59.“性别与语言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举行

60.第二届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征稿通知

61.语言学教育理论视阈下外国文学与汉语教学的融合与探索

62.第二届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征稿通知

63.倾向作者模糊限制语初探

64.现代外国语言学术语词典概述(1960—1975) 

65.培养学生自主能力，促进教师自主发展——访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锦芬教授

66.功能语言学视角下上海世博会外国展馆宣传资料的中译——以博洛尼亚案例馆中文宣传手册为例

67.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看词典中的外国人名翻译

68.聚类分析在外国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69.同外国友人浅谈中国语言和文字 

70.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  

71.清末至民国时期外国学者对黎族人体质、语言研究 

72.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与学派的形成——兼谈钱冠连先生的学术思想  

73.外国语言教学语境下文化词语教学策略探讨

74.外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及方法探讨  

75.学科风采——外国语言文学

76.外国学生汉语写作中非语言困难及解决方法 

77.构建语言类外国专家综合评估体系 

78.媒介学视域下哈代小说在外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化 

79.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

80.外国学生副词“又”的习得顺序研究——基于北京语言大学HSK作文动态语料库的研究  

81.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简介 

82.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第九卷)征稿启事

83.在新媒体视角下做好独立学院新闻宣传工作的对策与途径——以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为例

84.比较两种外国语言的异同点 

85.热烈祝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86.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87.构建语言类外国专家综合评估体系  

88.谈谈外国语言的科学研究

89.“双一流”背景下的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战略  

90.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

91.二一二年全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暨《山东外语教学》发展战略高峰论坛举办

92.浅议外国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93.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言研究中心《国外外语教学》(CSSCI来源期刊)编辑部“青年学者培养计划”

94.外语基础教学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广东省外国语言学会94年度学术研讨会综述

95.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96.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97.语言经验在听者感知英语外国口音程度中的效应研究

98.《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9年第4季度)

99.谈大型外语研究专科索引的编纂——《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 》(1949—1989)编纂透视

100.基于对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外国语言学论文第3篇

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外国语言学论文第4篇

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外国语言学论文第5篇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外国语言学论文第6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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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论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国内研究 综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高潮。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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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导读[A]・北京: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琼,女,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讲师,从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言学论文第8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 学科 对外汉语教学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是1983年在为筹备成立的全国性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学术团体取名时首次提出并正式启用的。自1950年7月清华大学最早设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至今,全国已有近400所大学开展了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

早在1978年,吕必松先生就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建设;1984年,熙先生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是一门学问,在国外,已经变成一门学问,这需要研究”;1984年12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明确指出:“多年事实证明,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一)“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型而又特殊的学科。

说它新型,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性质、内涵等问题,众多学者如吕必松(1999)、胡明扬(2000)、邢福义(2000)、陆俭明(2000)、赵金铭(2001)等发表的意见都不尽相同。说它特殊,是因为在全国所有的学科中,只有这门学科有部级的领导小组及专门的机构。

在讨论学科定位时,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局限性,因为它无法用来指称对海外华人的汉语教学,也无法指称在世界其它地方进行的汉语教学。在讨论学科地位时,人们又感到“对外汉语教学”似乎只落实在了“教学”二字上,而缺少理论色彩。如潘文国(2004)“‘对外汉语教学’无法进入现行的学科体系”,“把建立学科的希望转移到‘对外汉语’上”。也就是说应把学科和专业合二为一。郭熙(2004)提出采用“对外汉语学”作为学科名称。周健(2005)也提出:“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或‘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称是不合适的,我们建议把‘对外汉语语言学’作为本学科的正式名称。”总的来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作为现代汉语专业的分支;一是从现代汉语专业中分立出来,作为教育学的分支;一是作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因为学科地位没有定论,学科的正式名称也就没有定论。正如鲁健骥(2000)所说,“一个学科,在发展初期,对其名称多推敲推敲,也是正常的,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二)一个学科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对外汉语教学(虽学科的名称没有定论,但它是使用者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名称)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研究目的是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客观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研究内容包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1.对比研究。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做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学术报告,是向对外汉语教学界发出的开展不同语言间对比研究的号召。事实证明,它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是语言教学的有效资源,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又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不同文化中。2.定量分析。“语言研究有一种其他任何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又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工具并以语言本身为表达方式的科学。这就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宁春岩,1982)。

以往的语言研究,多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而定性分析具有随意性,引入定量分析恰恰可以限制其主观随意性,使结论更客观、更科学。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体系是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使其达到有机统一,形成能够全面指导教学活动的理论系统。

(三)搞好学科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核心,这是众多学者的共识。

对外汉语学科理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讨论空间。吕必松先生在他的着作和论文中提出了搞好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归结为基础理论和教学理论两个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主要的热点问题有:1.国外语言教学流派介绍。对外汉语教学是世界第二语言教学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只有遵循第二语言教学规律,将自己纳入世界第二语言教学这一大的坐标系统中,才能取长补短、科学发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是《现代外语教学法》和《语言教学原理》等专着。现在设立的课程体系、分技能的课程教学模式都是它的产物。2.语言学习和习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中,对外国人汉语学习的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显着,北京语言大学还研制出了“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虽然此类研究几乎是跟国际同类研究同步进行的,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3.汉语认知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是出成果比较多的时期。语言认知研究是当前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国际潮流。语言认知研究依据信息加工理论,探索影响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因素和学习策略,对认识汉语学习规律、改进教学,有着重要作用。目前教学理论的几个热点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文化与文化教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探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成为一股世界潮流。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也进行了不断探讨,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第二,汉字教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汉字教学成为了世界范围的研究热点,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并研制了汉字教学软件。第三,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研究。这方面相关的呼吁和理论探讨虽然不少,但除建立了个别教学网站,研制出了一些课件外,实际进展非常缓慢。

二、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现状

对外汉语专业由1985年仅局限于4所高校到现在的遍地开花,成为对高考考生有吸引力的 专业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对“对外汉语”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如吕必松、施光亨等认为“对外”是修饰“汉语教学”或“汉语教育”的,“汉语”本身没有对内、对外之分(汉语有无对内、对外之分也引起了讨论,如潘文国[2004]、周健[2005]、王路江[2003])。但“对外汉语”这一名称自从出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就一直使用至今。 在学者们纷纷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时,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的是将来有可能承担对外汉语教学任务的从业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具体的教学,或参与开发相关测试工作等。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学科理论建设搞得再好,也无法有效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无法搞好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在“汉语热”席卷全球而汉语师资缺口又相当大的情况下,“对外汉语”专业无疑是个“香饽饽”。但这个“香饽饽”的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集中体现为就业率低和专业不对口。这种尴尬的状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第一,从课程设置和主干学科来看,根据200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对该专业的要求,全国普遍开设此专业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大致包括以下四类:语言类、文学类、文化类和教育教学类。就语言类来说,对该专业的学生而言,汉语既是他们听、说、读、写的工具,也是他们学习、研究的对象,更是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目的语。汉语的学习、教学才是该专业的本体。但是,从目前各高校的课程设置比重来看,基本上是外语所占的比重多于汉语。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顺利出国,可能对国外环境的适应性很强,但其实际的教学能力却是令人担忧的。

对外汉语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从专业设置上看,以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为主干学科的设置,无法体现出它的专业特性,也无法跟传统的相近专业区别开来。虽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对此专业的主要课程做了相应的规定,但一般的高校在“学科基础课”中都添加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在专业课中都设置了“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等课程。目前,加强该专业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比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第二,从专业特色来看,该专业发展的突破口是做好专业特色的建设工作。有文章曾将同时开设“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秘”“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做过比对,发现这三个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几乎一样,稍有不同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在专业课中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通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两门课程以示区别。还有的高校在选修课上大作文章,将各种课程都纳入该体系中,美其名曰扩大学生的就业面。这两种做法实质上都将对外汉语专业置于了不伦不类的境地,没有深刻理解对外汉语的专业特色。该专业的特色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扎实的中文素养、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及较好的对外汉语教学技能,其中较好的对外汉语教学技能尤其重要。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外国人聚集较多的地方,都开设有对外汉语教学培训班,如“上海默恩国际对外汉语教学培训班”“上海曙海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研修班”等,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这项事业中。如何提升本科生的就业竞争力是开设此专业的学校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与社会汉语教学人员相比,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是对外汉语教师的优势,但如果没有一个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教学实践平台,缺少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就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为该专业的学生打造教学实践平台,是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凸现其专业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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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J].世界汉语教学,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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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陆俭明.增强学科意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4,(4).

[12]崔永华.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热点回顾[J].语言文字应用,2005,(1).

外国语言学论文第9篇

[关键词] 语言接触；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

[基金项目] 本论文参加了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cx1210

【中图分类号】 H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5-129-2

语言接触即常见的一种语言和社会现象，也是近代以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新疆是语言接触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种多语言的存在和多民族社会人员广泛的交往为语言接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中，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在突厥语民族中拥有最古老的历史。作为古老的民族，从古至今两个民族一直共同生活着。准确的说，十五世纪之前，乌尔汗回鹘汗国和叶尼塞河柯尔克孜汗国人民在戈壁地区一起生活，时至今日，在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依然在一起生活着。无论如何，上述两个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时而和平，时而战乱，在共同语言和信仰的关系下，一直生活至今。于是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接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言语活动的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一、国外研究

国外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的时间很早，语言接触研究的源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开始阶段1881年至1953年。这段的语言接触研究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研究。最初是W.D.whitney1881年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探讨。德国语言学家，克里奥尔语研究的奠基人雨果.舒喀德（Hugo.Schuchardt）发表《克里奥尔语研究》为题的一系列论文，引起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研究的注意。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接触现象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德籍语言学家U.Weinerich出版《Language in Contact》一书，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研究语言接触的先河，此后许多论著出现。

第二发展阶段1950年到1980年。50年代末，社会语言学成为语言研究新的分支学科，为语言接触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W.labov和英国语言学家P.trudgill的研究中，就语言接触对英语和加力比地区语言的影响做过探讨，提出了因接触而发生变异的重要理论认识，引发了社会语言学对语言接触研究的广泛兴趣。到了8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Gumprez等人在研究语言社区语言使用的语言学特征和社会文化机制的过程中，对南美和非洲的语言接触现象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对语言接触产生的混合语“creole”（克里奥尔语）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提出了重要的结论，其中他把语言接触看作是文化接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后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多元化阶段1980年到1990年。80代兴起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对交际中的语言接触、语言成分借用和语言相互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语言接触的研究一方面强调文化对人们交际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对语言使用具有的“管辖作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后来语言接触研究的动态化和多维度认识具有扩展领域和加深认识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心理语言学对接触中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心理选择”也有研究。

第四高度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语言接触中的文化和心理机制研究得到了比较多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俄国（包括前苏联）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B.B radelow的《突厥语方言词典试编》、B.M najiayev等编著的《古代突厥语词典》、G.klovson的《13世纪以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等在这一领域里做出了贡献。

二、国内研究

（一）内地语言接触的研究

国内对语言接触的研究比国外的语言接触研究将近晚了一世。国内对于语言接触现象的现代研究可以追溯到罗常培先生，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中就有对国内语言接触现象的论述。在20世纪后半期，在民族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中，常有对语言接触的个案探讨。

在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公谨、戴庆厦教授，对国内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做过系统研究，有多项成果问世，提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语言接触现象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同时国内很多研究者在汉民语语言接触中的借词、语法和文体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多有论著发表。其中，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论文集《语言关系于语言工作》（1990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研究》（1990）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1992年戴庆厦先生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出版，以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影响、语言专用等问题，阐述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陈保亚先生出版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一书中，考察了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机制和过程，归纳出了一些列有创意的理论和方法。2001年袁焱博士所著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中，以汉语对阿昌语的影响为主，在分析大量语言想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阿昌语规范问题的一些看法。中央民族大学史有为教授在专著《汉语外来词》中全面谈论汉语外来词，从汉语外来词的性质、类型以及发展趋势和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探讨。这位学者在他的另外一本专著《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从文化交流的角度阐释外来词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详细说明了外来词的文化含义、产生的过程和途径、汉语外来词的源流和出处，故这本书即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部外来词词典。此外国内出版的许多社会语言学著作中，也对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如，在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等编写的《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对语言接触的不同类型和结果进行研究，阐述了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语言接触的不同结果――双语现象、语言借用、语码转换、语言变异等方面的看法。

总体来看，国内语言接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14年到1949年。该阶段以欧化汉语即欧洲语对汉语构词法和句法的影响研究为重点。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第二阶段为1950年到1990年。在该时期，外来词研究成就轰然。许多外来词研究论著和外来词词典相继发表、出版。如；高明凯、刘正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和岑麒样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90）等。此外，欧化汉语研究生就业取得巨大成就。意大利学者Hermanova Novotna（1975）撰文详细分析了英语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C.kubler和谢耀基分别于1985年和1989年出版关于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的著作。第三阶段自1991年开始，直至今日。该时期汉外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义演变开始得到关注。学术界改变以前以文学作品为研究语料的做法，基于保障语料进行研究，并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

（二）新疆语言接触的研究

突厥语族诸语言在历史上就与世界各系属语言有过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早在11世纪，著名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中就有多处提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问题，其序言中就指出，最清晰、最正确的语言是只懂一种语言而没有与阿拉伯、波斯人接触，也没有与外国人来往的人的语言，而会两种语言的、与城里人接触过的人，语言混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研究者对于突厥语族语接触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王远新的《突厥语言学界语言影响与语言关系研究综述》、陈宗振的《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概况》等论文总结了中国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研究概况，着重分析了借词、语言接触和影响等问题。牛汝极的《西域语言接触概说》、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如干规律――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王希杰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的演变及其规律――兼评》等文章从不同侧面探索了新疆语言接触的历史、规律和影响。艾尔肯・肉孜的《现代维吾尔语阿图什方言研究》探讨了阿图什方言的语音受柯尔克孜语的影响，阿曼图尔・阿布都热苏力的《亲属语言的特点》中研究了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词汇方面的影响，在吐尔逊・卡得的博士论文《维吾尔语柯坪土语研究》（2011年）中提出了不少柯尔克孜语借词，马新军的《柯坪土语与维吾尔语标准语对比分析》中找出了柯尔克孜语借词，才甫丁依沙克的《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元音和谐规律产生差异的原因初探》中初探了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的元音和谐规律情况，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元音和谐规律产生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有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贺群副教授的《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与演变规律》中不仅对新疆突厥语言接触概况总体分析而且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结果、演变方向进行了深刻探讨和分析。作者认为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会产生同化、借用、融合和双语现象，这是语言兼用、转用、混合、竞争的结果。强势语言决定弱势语言。

三、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理论基础薄弱

19世纪中叶瑞德语言学家索绪尔为当代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后国外的语言研究事业发展的非常快，通过将近两个世纪时间的努力和奋语言学研究各方面斗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新疆是语言接触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种多语言的存在和多民族社会人员广泛的交往为语言接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着手语言研究者较少研究事业比较晚。绝大部分语言接触研究理论和方法从大陆或国外的语言接触研究方法和理论中引进过来的。而且倾向于单向研究。要么谈理论，要么谈实际例子。理论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因此，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基础较薄弱。

（二）研究集中某个角度

新疆语言接触研究集中语言的某些成分或某一个时代。到目前为止很多学者涉足于研究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但是绝大多数是针对某一个焦点，而且集中于借词方面的研究，即探讨个别问题的较多，系统研究整体面貌较少；共时、静态的研究较多，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和分析较少；研究属于语言本体的现象较多，但研究引起这些现象的综合因素较多。

（三）实地调查研究少

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接触研究方面虽然有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到当地去收来的第一手资料。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这方面做得实地调查很少很少，几乎是一个空白，很多学者光探讨了理论方面的问题。

结语

前辈学者的工作为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总的来看，目前无论是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还是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尚存在关键的环节。比如上面所谈到的理论基础较弱、研究角度较淡薄、实地调查研究较少等等。这些需要学者们下功夫进一步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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