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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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2篇

关键词：财务报告 舞弊 态度 合理化借口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86-04

财务报告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公平性和经济运行的效率，公司经营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他们都需要通过企业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经营业绩和经营趋势。然而资本市场频频遭受财务报表舞弊丑闻的袭击，上市公司屡禁不止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不仅给投资者、债权人和广大员工带来灾难性的财富损失，而且直接动摇了资本市场的信心，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文献综述

财务报告舞弊有其深刻的制度环境与行为动机。Loebbecke 和 Willingham对SEC的会计审计执行公告（AAERs）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经典的舞弊三角理论（三因素论），认为舞弊行为的发生需要三大因素：动机/压力（incentive/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道德价值观/合理化借口（attitude/rationalization）。具体而言，舞弊的动机/压力因素主要包括财务压力、不良习惯压力、工作压力等；机会因素主要包括缺乏内部控制、信息不对称、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惩罚措施、难以评价工作质量、缺乏审计轨迹等；借口因素实际上属于道德价值判断范畴，是舞弊者自我安慰的手段。Loebbecke和Willingham选取了77家舞弊公司对舞弊三角模型进行了检验，根据每一项舞弊风险因素在舞弊案例中的出现次数，用单变量卡方检验测试了舞弊三角模型中的三类舞弊因子的识别能力，结果发现88%的舞弊案例中至少存在舞弊三角模型中的三类舞弊因子中的一类。

Bell and Carcello 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证明了基于财务数据的预测模型在判别舞弊公司方面比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表现出色；Spathis、Doumpos 和Zopounidis采用一种多标准辅助判别方法对10 个财务指标建立预测模型， 发现这种方法比传统的判别方法更有效；Lin、Hwang 和Becker根据会计收益指标和会计收益趋势构建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财务舞弊判别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审计师的偏见或弥补审计师的不足；Skousen and Wright （2006）旨在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与财务报表舞弊有关的当期风险因素，并利用这些舞弊风险因素构建了舞弊预测模型。

国内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洪荭、胡华夏和郭春飞、秦江萍、许娟娟、陈志阳以财务指标为依据，分别建立多元判别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财务压力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发现财务压力指标包括应收款项比率、应收款项周转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比率、现金债务总额比、净利润现金保证率等，对于财务舞弊具有显著影响。蔡志岳和吴世农、刘英明、上官鸣和刘瑞娇、陈庆杰、杨清香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机会因素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发现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王晓明和施建军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得出当期财务造假是因为期望收益为正，多期财务造假则在于造假者效用贴现大于零的结论。李清和任朝阳依据“舞弊钻石”理论基于案例推理思想构建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模型。陈艳、孔晨和于洪鉴基于行为人的基本决策规则，以行为人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行为人过度自信、时间偏好、风险偏好与舞弊倾向的相关关系及影响程度。

二、研究假设

（一）财务报告者态度和性格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按照社会心理学对于态度的三因素结构的界定，态度的不同成分对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均支持这一假设，并在很多领域中都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在态度和行为形成的解释理论中，态度往往被作为行为的前因变量之一。

在英语中“Machiavelli”作为词根而导致的诸如“Machiavellism”和“Machiavellist”等一系列单词的产生，进一步说明在世俗社会生活中马基雅维利的影响。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马基雅维利指出：“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利避凶的，贪得无厌的。”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欲望追求的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马基雅维利强调权术，强调“必要面前无道德”和“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法国人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由于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使得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不择手段、背信弃义、虚假伪善的代名词。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舞弊态度偏好和舞弊行为正相关。

假设2：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正相关。

（二）成本效益原则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人选择犯罪的原因是因为获得的预期收益比被处罚的成本高很多。在存在大量分散化经济决策主体的经济中，政府及其惩罚机制选择，决定了这些主体如何在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间的抉择，并最终造成了资源配置的差异。理性的经理人是否选择财务报告舞弊，取决于经理人对于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对比分析。舞弊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有薪酬的增加、良好的声誉、股权的激励等等，间接收益主要包括潜在的期权，即管理当局通过舞弊财务报告提高股价，在股价较高之时行权。舞弊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遭受处罚、失去声誉和未来职业机会的减少以及要在监狱中度过的时光，机会成本主要指原有薪酬的损失。有些经理人会考虑提供舞弊的财务报告是否对其他人构成伤害，道德分离理论（Bandura， 1991）指出个体将希望通过采取行动降低负面心理反应的影响。财务舞弊行为使得个体体验强烈的负面心理反应，他们会选择避免这种负面情感，选择如实发表财务报告。

在舞弊模型中，每个个体的成本权重和收益权重取决于个人的效用函数，当舞弊成本大于舞弊效益则选择如实报告财务信息；当舞弊效益大于舞弊成本则选择舞弊。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与负罪感增加正相关。

假设4：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与心理不舒适度增加正相关。

（三）采用减少负面心理影响的方法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认知矛盾理论（Festinger 1962； Cooper and Fazio 1984）指出当个体经历矛盾时将感到心理不舒服，矛盾导致两种认知或两种行为之间的竞争。如同当一个人吸烟时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当一个人舞弊时，他自知舞弊是一种错误行为，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反应，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情绪，财务报告舞弊者往往采取各种方法来降低负面的心理反应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1）寻找各种合理化借口，如“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的做法不会伤害任何人”；“可以打法律的球”；“我没有义务帮助别人”；“这是企业欠我的”；“我只是暂时借用这笔钱，以后会归还的”；“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我有权得到更多”；“我是为了做好事”；“一旦度过难关，我们马上修正账簿”等等。（2）自我肯定，认知矛盾理论中两种矛盾的认知在竞争过程中，认知中正面的自我肯定情绪被激发，如知道舞弊是错误行为的财务报告舞弊者通过向慈善机构捐助大量的钱财进行自我肯定。（3）转变态度，态度的转变是认知矛盾降低的有效方法之一，当个体在强烈支持原有立场和反对行为之间矛盾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他/她可以转变态度，如将“舞弊是错误行为”转变为“舞弊也许没有那么糟”。那么，他/她的心理不舒适度会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5。

假设5：能够预知个人行为将直接导致他人财务损失事件和舞弊行为负相关。

三、建立财务报告舞弊者态度模型

基于上述假设，结合认知矛盾理论（Festinger 1962； Cooper and Fazio 1984）和道德分离理论（Bandura 1999）构建舞弊者行为态度模型（图1），该模型描述个体在财务报告过程中的思想过程，模拟一个CEO、CFO或者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做财务报告时的决策过程。

该模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前提，舞弊三角中的机会和动机已经存在；财务报告者的态度、特征（品质）、道德价值观决定财务报告者没有舞弊倾向。第二层，财务报告者进行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的分析，如果舞弊成本大于舞弊效益则选择如实报告财务信息；如果舞弊收益大于舞弊成本则选择舞弊。第三层，如果财务报告者选择舞弊，他（她）将产生由于舞弊带来的负面的心理影响，他（她）将采取寻找合理化借口、自我肯定、转变态度等方法降低心理的负反应。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测试者与变量选择

本文采取两种方法获得样本数据，一种是召集某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会计系毕业班学生参与测试，他们多为各个单位的会计从业人员，共有115名学生参加。首先，请参加测试的同学完成两份调查问卷，然后请测试者完成一份会计学试卷，按照考试成绩决定测试报酬金额，满分100分，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100元，如果测试者的会计学考试成绩为60分，那么他可以得到相应的60元报酬，但是报酬的发放不是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而是让测试者自己申报取得分数，组织者将按照申报的分数发放相应的报酬，而不是按照实际应发放报酬（考试成绩）支付；另外一种是通过网站进行问卷调查的设计、提交，主要对象是已经毕业的某高校会计系毕业生，而且现在从事会计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96份，收回有效问卷56份。前种方式主要用于数据的取得，后种方式主要用于问卷量表的修订。

假设1、假设2和假设5研究舞弊行为的独立变量为MISR和MISP，MISR为两分变量，即有或者没有舞弊行为，若财务报告者发生舞弊行为，则值为1，否则值为0；MISP为百分比变量，计算参加者舞弊与所有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报告收入-实际应得收入）/（100元-实际应得收入），反映参加测试者决定舞弊的可能性。

假设3和假设4采用的独立变量为罪恶感和心理不舒适度，罪恶感（GUIL）的量度分为烦恼、失望、内疚、后悔、自我否定、耻辱六级。不舒适度（DISC）的量度分为烦扰、痛苦、紧张、不安、恐惧五级。

其他变量定义如下：

ATTI―趋向诚实报告的态度量度的得分，采用5刻度Likert量表。得分范围从10到50。得分30为中间值，得分高于30分，说明报告人倾向于真实财务报告；

MACH―得分基于马基雅维里性格特征量表，采用5刻度Likert量表，得分范围从10～50，得分高于30代表高度匹配，性格特征可以用于预测舞弊行为的发生；

EARN―会计测试中参与者获得的报酬金额；

REPO―参加测试者报告的金额；

TIME―测试者参加测试的时间；

GUIL―两次测试负罪感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DISC―两次测试心理不舒适度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RATI―参加测试者找到合理化借口值为1，否则值为0；

CHAR―若参加测试者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值为1，否则值为0。

（二）财务报告行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见上页）是对于财务报告行为的描述统计分析，分为最初样本，实报样本和舞弊样本三个部分，实报者在测试中比舞弊者赢得更多的测试资金（p=0.006），舞弊者在做出报告决策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p=0.005），舞弊者实际获得的比他们应该获得的平均多出23.03元，实报者在影响因素的测量上变化小于舞弊者，舞弊者反映出负面心理状态的影响增加，如负罪感、心理不舒适度的增强，而对于自我肯定则在减少。舞弊者比实报者更加积极参与慈善活动（p=0.045）。

（三）变量相关性分析

通过Person相关分析，两个舞弊倾向性变量ATTI和MACH相关度相对较高。是否舞弊（MISR）和舞弊程度（MISP）均与影响变量（TIME、GUIL、DISC）相关度较高，说明时间、负罪感、不舒适感对是否舞弊及舞弊程度产生影响。

（四）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5，分析态度偏好和性格特征是否可以用来预测舞弊行为的发生，有效的控制手段是否可以减少舞弊行为的发生，采用两种类型的回归，（1）对于独立变量（MISR）采用二元逻辑回归；（2）对于连续独立变量（MISP）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建立模型如下：

MISR（orMISP）=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1）

其中：

MANI―若测试者操纵数据，则值为1，否则值为0；

TIME―测试者参加测试的时间。

首先分析两分变量MISR，即财务报告者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MISR=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2）

运用spss11.5做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如下：

再分析程度变量MISP，即参加测试者决定舞弊的可能性。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MISP=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3）

为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本文以负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为独立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GUIL（roDISC）=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4）

其中：

GUIL―两次测试负罪感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DISC―两次测试心理不舒适度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首先分析舞弊负面心理影响负罪感GUIL，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GUIL=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5）

再分析舞弊负面影响心理不舒适度DISC，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DISC=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6）

五、结论与启示

（一）假设结果分析

假设1讨论舞弊倾向（态度、特质）和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1、假设2和假设5的测试结果见表3和表4，表3运用Logistic回归以是否舞弊（MISR）为独立变量，显示测试者操纵数据（MANI）和是否舞弊（MISR）（p=0.089）、会计测试中参与者所获报酬金额（EARN）和是否舞弊（MISR）（p=0.027）显著负相关，测试时间（TIME）和是否舞弊（MISR）显著正相关（p=0.018），测试者态度（ATTI）和是否舞弊（MISR）、马基雅维里性格（MACH）和是否舞弊（MISR）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表4以舞弊比例（MISP）为独立变量运用线性回归，显示测试者操控数据（MANI）和舞弊比例（MISP）显著负相关（p=0.051线性回归），测试者态度（ATTI）和舞弊比例（MISP）在线性回归中呈显著负相关（p=0.095）。

假设3和假设4讨论财务报告舞弊者提供虚假报告后的心理不舒适度及负罪感是否发生变化，表5和表6显示变量是否舞弊（MISR）和变量负罪感（GUIL）显著正相关（p=0.001），假设3成立；变量是否舞弊（MISR）和变量不舒适度（DISC）显著正相关（p=0.001），假设4成立。

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虽然初始的态度变量和舞弊可能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与舞弊水平存在最低限度的相关。态度变量在消除其他倾向性量度条件下和舞弊水平存在敏感影响。态度可以影响舞弊程度，但是不能影响是否发生舞弊。同样，对于假设2发现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得分和舞弊水平存在轻度负相关。总之，财务报告者态度和性格特征不能用于判别是否产生舞弊行为，但是可以预测财务报告者的舞弊程度。

（二）敏感性测试

主要进行部分舞弊与全部舞弊分析。有的测试者选择部分舞弊，如会计考试成绩为20分，即测试报酬为20元，但测试者虚假报告27元；而有的测试者选择全部舞弊，即无论测试者考试成绩多少，均报告最高值30元，故将样本分为三个组，实报（n=78）、部分舞弊（n=22）、全部舞弊（n=15），重新运行等式1和等式2分别采用样本实报和部分舞弊（n=100）、实报和全部舞弊（n=93）。

对于研究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等式1，采用全部舞弊样本时结果和没有区分部分舞弊与全部舞弊时结果一样，采用部分舞弊样本时财务报告者态度和舞弊程度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p=0.063）。

对于研究财务报告舞弊影响的等式2，两个样本存在较大差异，是否舞弊（MISR）和不舒适度（DISC）全部舞弊样本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18），部分舞弊样本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01）。

总之，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对于部分舞弊者的敏感程度均大于对于全部舞弊者。

（三）结论与建议

认知矛盾理论和道德分离理论很好地解释财务报告者的舞弊行为，本文发现财务报告舞弊者的犯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水平明显高于真实财务报告的提供者，而且随着寻找合理化借口的难度加大，财务报告提供者的舞弊倾向会显著下降。建议通过减少财务报告提供者合理化借口；让财务报告舞弊者感觉舞弊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让舞弊者明白舞弊行为会给他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等干预措施来有效地降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发生。

[课题基金：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基金号：2013SJD63007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金号：15GLB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基金号：11YJA8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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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海大学 江苏常州 213022）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3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鉴定报告；实证研究；公司特征

中图分类号：F275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变化，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建立网站披露财务报告，特别是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成为发展的新形式。它以其所具有的低成本、大容量、高频率、广触及等优势逐渐得到一些公司的喜爱，很多国家政府部门也鼓励公司实施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公司披露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它们的影响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研究假设

假设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正相关。

假设2：管理层持股情况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负相关。

假设3：聘用的事务所规模大小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正相关。

假设4：审计意见类型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正相关。

假设5：公司是否为技术信息业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正相关。

假设6：公司规模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正相关。

假设7：公司业绩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自愿披露程度正相关。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地址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公司基本信息中列示的网站地址，我们按照公司所提供的网站逐家进行了访问（中小板块除外）。有效样本一共是283个。

2.2 变量构造

根据研究的需要，构造了以下变量：

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总指数，包括了内容指数和形式指数，用来衡量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实施情况。这是因变量Y。大股东持股比例，选取了前10名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自变量X1；管理层持股情况，出现管理层持股的记为1；否则为0。这是自变量X2；聘用的事务所规模大小，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记为1；否则为0。这是自变量X3；审计意见类型，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记为1；否则为0。这是自变量X4；公司是否为技术信息业，若是记为1；否则为0。这是自变量X5；公司规模，选用公司总资产作为衡量标准，这是自变量X6；公司业绩，选用资产报酬率作为衡量标准，这是自变量X7。

3 统计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的283个样本中，公司网站主要设置了公司基本情况、产品服务信息栏、投资者关系、电子商务、客户服务、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基本栏目。其中，用于反映公司与投资者关系的“投资者关系”栏目，所占比例比较高，而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通常会在这一栏中反映，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有很大一部分公司愿意采用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形式来反映企业财务信息。但有些公司的信息比较陈旧，或者与相关的证券网站做了一个超级链接。统计表明，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总指数平均得分为9.80分，与总分（18分）相比较，公司自愿实施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平均程度还不高。

3.2 回归分析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283个样本进行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表1 模型的相关参数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常数 3.482 2.426 1.552 .248

X1 .017 .018 .050 .814 .411

X2 1.457 .547 .154 2.647 .009

X3 1.362 .961 .083 1.431 .163

X4 1.384 .805 .107 1.718 .087

X5 .617 1.044 .034 .592 .554

X6 3.443E-11 .000 .118 2.050 .042

X7 2.540 1.913 .085 1.338 .185

分别对各个假设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

（1）假设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是否自愿实施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没有显著的影响。

（2）假设2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但是符号与假设相反。即若管理层持股，公司更愿意实施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这违背了我们的假设，可以解释为管理层持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问题。

（3）假设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公司是否聘用“四大”对公司是否自愿实施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没有显著的影响。

（4）假设4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审计意见的类型会影响到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实施。因为可以通过强化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形式来向市场传递公司的利好消息。

（5）假设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是否为信息技术行业对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实施没有很大的影响。

（6）假设6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公司规模显著地影响到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实施。

（7）假设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公司业绩对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实施没有很大的影响。

4 建议与局限

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以其所具有的低成本、大容量、高频率、广触及等优势逐渐被一些公司所接受，很多国家政府部门也鼓励公司实施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但作为一种自愿形式，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建立网站，即使建立网站也不一定披露内部控制鉴定报告，各公司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内容与列报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即便如此，此调查和分析仍然证明了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实施受到公司特征等信息披露环境的影响。又加之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所带来的优越性，随着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的运用，更应该支持鼓励其发展。一是改进现有技术，建立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的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便于传递和有机结合；二是相关证券管理部门的介入，在披露制度上应当加以规范，从而促进网络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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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刚，安静，张超.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回顾与思考[J].会计之友，2011（12）.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4篇

关键词：经营者特征；受教育程度；CSR信息披露

一、 引言

企业通过CSR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所以，CSR报告在推动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沟通的重要工具（Chapple et al.，2005）。然而，2010年度，在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中，了CSR报告的企业仅有274家，接近一半的企业没有CSR报告。此外，已的CSR报告质量也参差不齐。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企业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已经从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等方面对CSR报告的影响展开了研究。相关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可以影响诸如企业CSR报告数量、慈善行为等结果（沈洪涛，2007）。

以往的研究发现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领导层群体特征与CSR报告数量有关（Tarca，200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了更多的CSR报告；企业规模和CSR报告成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了更多的CSR报告；臧伟等（2010）从高层领导群体的视角探讨了高层领导者群体特征与CSR的关系，发现CSR报告数量与高层领导者群体的平均年龄及平均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关注了着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对CSR报告质量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对CSR报告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就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还没有展开专门的研究。由于CSR信息披露对推进CSR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企业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探讨这些影响因素对CSR信息披露产生怎样的影响，不仅如此，还要从经营者的个人层面和企业所在行业层面，分层次仔细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并检验，经营者个人特征对企业CSR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间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本研究填补了已有研究还未讨论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这一空白；在实践上，本研究结果为企业如何提升企业报告的数量和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经营者身份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因果定向理论是自我决定理的一个分支。因果定向理论认为人们具有朝着有利于自己决定的环境定向发展的倾向，并且越是具有自主定向的人越勇于承担CSR（Fogarty et al.，2004）。Patton（1992）发现自主定向不仅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后天学习的影响。

因果定向理论对于理解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一个主要贡献可能是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许多社会心理学上的研究已经直接或间接的证实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自我定向的程度也越高。一个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经营者倾向于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其他群体成员来做决定。没有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经营者往往倾向于倾听群体成员的意见。产生这些结果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决定的，当经营者受过较高的教育后，就会对自己的判断、决策、看法更有信心。相反，当经营者受的教育层次较低的时候，往往会听取他人的意见与判断，因为经营者会认为其他人，特别是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提出的意见会更稳妥或更准确。根据因果定向理论，越是自我做决定的人越勇于承担CSR。

受到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愿意自我做出决定，进而越倾向于承担CSR。例如，当一个人独自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首先考虑到做这件事情的后果以及需要为此承担的责任；相对而言，而当一个人通过其他人的看法做出决定，他会认为对这件事情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要小，因为他可能会认为提出这一看法的或意见的人也应该承担责任。

CSR信息披露被定义为企业通过公开的文件来说明企业履行了哪些方面的CSR（Wood，2007）。企业CSR报告是近年来CSR信息披露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企业CSR报告是CSR信息披露的方式，但对于不同的企业的CSR报告质量却有很大不同。高质量的CSR报告能更好的披露企业履行CSR方面的信息，从而企业能更好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因此，应从企业是否CSR报告和CSR报告的质量衡量CSR信息披露情况。基于以上推理，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经营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披露的CSR信息越好，这反映在企业更多CSR报告（H1a），以及CSR报告的质量越高（H1b）。

2. 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现有的研究对于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者自我决定倾向关系的研究相当清晰。然而，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信息披露的关系则并非想象中的那样明确，虽然从直觉上觉得这种关系是正确的。虽然，已有研究注意到企业所在行业会对CSR报告产生影响。但没有研究关注行业划分可能对经营者个人特征和CSR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影响。Delmas和Toffel（2012）的研究指出，在污染性的行业里，企业受到更多的外界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媒体、舆论、公众监督、政府等。这样高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就会限制个人特征的作用。例如，由于受到媒体、舆论等关注，污染性行业会更重视CSR信息的披露。从这个角度来说，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会限制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作用。

如前所述，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出于自身原因，其特点是内在的动力导致企业经营者重视CSR履行。由于污染性行业的特征对企业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出于外在压力。所以，我们预期行业特征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由此提出本研究第二个假设：

H2：行业划分（污染性行业与非污染性行业）调节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越是污染性强的行业，越会降低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数量（H2a）和质量（H2b）的正向性。

三、 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象均为201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的CSR报告。选取500强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是因为，从这些企业所获得的数据更为客观与真实，并且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外部效度。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测量了2个因变量，分别是CSR报告的数量和CSR报告质量。CSR报告的数量通过一个虚拟变量进行测量。其中0表示没有CSR报告（如前所述，这里不包括了强制的CSR报告），1表示了CSR报告。精确测量CSR报告质量对本文非常重要。我们参照由北京大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0》CSR报告质量指标体系，得到每一份CSR报告得分，我们通过正态性检验发现CSR报告质量服从正态分布，为节省篇幅，这部分结果没有列出，如需要可从作者处获取。

2. 解释变量。经营者个人特征。我们测量了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选择这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而不是其他经营者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认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企业披露CSR方面的信息影响关系更直接或更强。从接受教育程度推算出受教育的年数（小于三年=1；3年以上，但未完成小学教育=4；小学教育=6；初中教育=9；高中教育=12；技校=13；大专=15；本科=16；硕士=18；博士=22），现有的研究很多把受教育程度作为分类测量。但是，本研究认为如果把受教育年数作为间距测量会更有优势，这主要因为（1）报告与否作为离散因变量，那么受教育的年数就可以作为教育对于报告数量和质量的边际作用来解释。（2）将受教育程度作为一个间距变量只有一个自由度，从而最大化利用样本的信息。此外，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行业划分。其中1表示污染性行业。0表示非污染性行业。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行业划分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解释变量之中。

四、 研究结果

假设1的实证数据结果总结在表1中。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均具有系统性关系。从系数的符号上可以看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与假设H1a、H1b的方向相同：即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具有正效应。所以，假设1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γ00是条件总体均数估计；γ01是行业划分的主效应；β1表示经营者年龄主效应；β2经营者服务年限主效应；β3表示领导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β4表示领导层中党员比例；β5表示企业类型的主效应；β6表示行业内财务排名的主效应；β7表示领导层平均服务年限；γ10表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的主效应；γ11表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企业行业划分间的交互作用。Var（u0j）是随机截距的方差，相当于组内相关系数ICC的显著性检验。

表1还报告了假设2的检验结果。行业划分（污染行业与非污染行业）对两个因变量（CSR报告数量、CSR报告质量）都具有系统性的关系。即使引人了所有控制变量，这一关系依然是显著的。行业划分的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更大。此外，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的CSR报告的质量较低。调节作用的结果显示，行业划分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就CSR报告的质量而言，行业划分并不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支持了假设2中关于行业划分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但不支持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我们通过找到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对低于中位数和高于中位数的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图1，从图1上可以看出，对非污染性行业而言，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影响较大；对污染性行业而言，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影响较小。这些结果支持了H2a，但不支持H2b。

五、 讨论与结论

1. 经营者身份特征的主效应。本研究主要贡献是发现了经营者身份特征对于CSR报告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CSR报告的数量和质量均具有正向的影响关系。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之前的预计。除此之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对人存在的影响主要有政治影响、经济影响、文化影响。这些可以看成是教育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使人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因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社会功能就越强，越有利于个人对CSR的重视。此外，在一个企业中，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所导致。目前，大多数高学历的经营者都接受了CSR方面的知识，并从中感受到了CSR的重要性，这无疑对CSR报告产生重要的影响。

行业划分主效应及调节作用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行业划分对受教育程度与责任报告数量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划分调节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关系。这表现相对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较小。这些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预计：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对经营者个人特质的作用起到抑制效果。一般污染性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对公众的生活影响也会更大，污染性行业受到了舆论、媒体、政府、公众等更多的监督，对污染性行业而言，它们受到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压力（马连福和赵颖，2007）。对任何企业而言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污染性行业受到的外部环境压力远远高于非污染性行业受到的外部环境压力。在污染性行业中，企业CSR报告更多的是受到了社会舆论、媒体、政府的影响，这些会限制经营者个人特征的作用，比如，无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污染性企业由于受到社会的约束，都希望CSR报告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声誉。相反，在非污染性行业中，企业受到的外部压力较小，经营者个人特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发现同时也表明，尽管污染性行业了更多的CSR报告，但从报告的动机方面却和非污染性行业有区别，即污染性行业CSR报告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而非污染性行业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利益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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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项目号：71172125）。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5篇

关键词：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识别;防范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1月3日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不断增长，财务会计报告虚假案件却接二连三地呈现在广大投资者面前。近年来，各国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虚假现象越来越猖獗，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复杂程度上。虚假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危害，不仅损害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它还使我国远未成熟的证券市场饱受虚假会计信息的冲击，加剧了投机行为和市场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现状。国内对财务会计报告虚假成因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财务会计报告虚假成因的研究方法多为规范研究，也有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利用统计方法来总结我国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虚假的成因。同时，大多研究都是将公司看作一个整体研究虚假的产生原因及治理策略，很少学者是将公司管理层单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方法。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将搜集、查阅大量国内外的文献和有关资料，并对其进一步地分析和研究。通过计算机网络检索和相关书籍和报告等渠道，广泛收集与本课题有关的各种文献和资料，对于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管理的发展研究现状、发展战略及实际背景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

二、财务会计报告概述

2006年新会计准则把财务会计报告定义为综合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文件，它是会计信息的重要载体，是财务信息在财务会计报告表内的确认和表外的披露。2006年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列（国务院令第287号）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分为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财务会计报告。其中年度和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其他财务情况说明书。根据2011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

本文定义的财务会计报告主要是指规范的、对外报送的、并要经过相关机构审计后才能报送的书面文件，其主要使用者是股东、债权人、政府、供应商等公司外部人员。并且上市公司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同中介机构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财务报告是评价公司业绩的重要会计信息，它包括几个部分：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三、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成因

虚假的财务报告从出现的原因来看，我们将其进行分析并主要从内因以及外因来列举。

（一）利益驱动导致。可以说，财产报告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为企业内部牟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说是利益的驱动。有时候，当双方之间的利益发生分歧甚至冲突时，对相关财务负责报告的相关部门就成为了关键。通常，财务报告的部门一方面为了保障自身的既有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罪另外两方的任何一方，会擅自对财务的报告进行更改，这样一来，并不能真实、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的虚假财务报告就对其使用者产生了蒙蔽效应。而财务人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会造成他们违法乱纪，影响自己的前途;要么拒绝接受负责人的命令，那么他们在公司的地位和职务也就岌岌可危。

（二）会计人员职业水平不高。说到导致虚假财务报告原因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就是相关工作人员本身的职业水平，它同时也是影响一家企业在财务和会计方面工作质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实际情况来分析，不难发现，有些会计人员并没有提高自身的自觉，甚至并不重视学习，这样一来客观上使财务核算以及财务报告有失准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和企业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会计人员在财务方面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和挑选，没有注意会计人员的思想认识和职业操守等方面，因此在会计的专业课程教育体系中专业技能成为了重点，导致了大部分会计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以及职业技能，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水平以及思想约束力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三）内部控制不完善。企业的财务会计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通常是由该企业治理的结构来确定的，如果企业内部没有一个相对健全和完善的监督控制体系，那么就容易忽视对于防范由会计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内部的控制，这样一来，管理层的高层领导负责人就容易钻空子，对命令会计人员进行虚假财务的报告成为了可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通常是一些自身游离于公司企业之外的投资者，一方面他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来监督所投资的所有公司内部的财会人员，对公司内部财务资金的流动情况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公司内部的经理由于其利益是相对于公司决策层而独立的，他完全可以有机会依靠财会部门的假账而从中捞一笔油水。

（四）监督机制不完善。由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法》规定，依法监管和指导注册会计师在各个地方所成立的协会、对注册会计师本人以及其事务所的应该是省级的财政部门。但实际上，省级及更高级的财政部门通常将工作重心和精力放在了对于公共财政预算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上，而地级市等相较于省级更低的财政部门又无权过问，导致了社会全体的监管不力。一般出现了问题，审计机关会给财政部门，之后就是由于各种理由最终不了了之。

四、虚假财务报告的类型及识别方法

我国的证券市场和会计市场还处于发展时期，远未达到成熟，这表现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相关法规与制度的科学程度、政府部门的市场化程度等诸多方面，而这些不足之处又交织在一起，集中体现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市场力量对该问题的解决已经且越来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防范体系的重中之重就在于完善内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建设、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加强政府监管和引入司法介入制度。形形的虚假财务报告，如美国安然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的类型与表现形式从资产项目虚假、负债项目虚假，可分为：

（一）错误型虚假。这是指无意识地对企业经营活动状况进行了虚假陈述，而在主观上并不愿意使财务报告歪曲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会计人员素质较低引起的错误。

（二）舞弊型虚假。这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有意识偏离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法规，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虚假陈述的财务报告，它是利益集团或个人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有意作为。主要分为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

五、防范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措施

（一）继续推行公司诚信档案制度。诚信是市场运行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个健康的市场，其诚实信用的原则永远都不能改变。然而，我国的市场正处在“新兴加转轨”的特殊时期，上市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守法意识和对市场合法性的尊重意识还不够强。只有当造假者自身的诚信精神和守法意识树立起来以后，对虚假信息披露人精神上的约束和诚信上的教育会降低很多违规违法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具体的做法上，可以继续推行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制度，并且将其进一步深入推广。诚信档案是一个公司生存成长的记录本，上边的劣迹越少，公司的前景越好，相反则会越差。因此，有了诚信档案的约束，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会越来越少。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虚假陈述现象的解决。

（二）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要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仅要求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的结构、防止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还要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机构人员设置的改变，要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人员重叠的情况，应尽量避免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的重叠;其次，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独立董事规模和监事会会议情况对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虚假有显著影响，所以应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和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而这又体现在应该增强监事监控工作的独立性，增加其开会次数，并且赋予监事会直接调节经营者行为的能力，同时还要严格挑选独立董事人员、改变独立董事的提名制，明确大股东和小股东各自对独立董事的推荐比例，在合理范围内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使独立董事真正成为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表。

（三）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监管机制。企业内部监督包括企业会计人员实施的会计监督和内部审计监督。由于这类监督的性质特殊，所以保证责任主体的独立性地位是关键。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一定要完整，而且各个部门之间权责明确，还要能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地位独立，保证监管结构协调，公司内部运作机制高效。同时，可以实行上市公司审计轮换制。也就是说，对公司的审计，注册会计师的任用要具有随机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强制更换事务所。这样，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只有把整个机制作为一个整体正常运转，才能减少内部混乱、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发生。

（四）要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约束机制。首先，政府要赋予证监会足够的权力，使其能有效地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目前对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监督的部门众多，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因此必须拿出具体的方案，将原来归属政府各部门的有关监管上市公司的职能权利归属到证监会一个部门。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权利重叠，另一方面又避免权利真空;其次，要加强政府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监管，目前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的部门较多，同样会导致监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对整个会计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也应该将对中介机构监管的职能权利归属一个部门;最后，还要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奖惩力度，从而达到有效的对中介机构进行约束。

（五）加强会计人员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培养。建议注册会计师全行业开展警示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加大监管力度，完善审计准则和各项法规制度，建立多方位预警系统，理顺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继续大力推行职业责任保险制度。首先，会计人员上岗必须有会计从业资格，达到相应的水平。还要对会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学习新的会计法规和政策，并对其进行定期的考核;其次，公司文化是公司的精神灵魂，公司内部应加强优秀文化的学习，培养管理层人员良好的信用品德，不为私利而损害广大外部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从而使公司健康长足地发展，提高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最后，会计师事务所要秉持职业操守，要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建设，保证注册会计师队伍的纯洁、公正和独立性，这样才能缩小虚假实施的空间，客观地对待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不因为雇佣关系而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所屈服，从而减少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财务会计报告虚假的行为。

（六）完善会计法规和制度。结合我国的会计发展情况和国外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只有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具有层次的会计规范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会计信息普遍失真的问题。

对于《会计法》中某些只规定了行为模式，而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条文，应该由财政部门增加行政处罚类的规定作为补充，或者在今后的《会计法》修订时由立法机关增补惩罚性措施的规定;同时，要修改规定中一些模糊不规范的用语，使该法律条文严谨，用词准确，还要加入对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民事责任追究的条文，加大会计造假成本，使企业不敢再轻易做出虚假信息的披露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虚假事件在近些年时有发生，上市公司通过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欺骗投资者获得资金支持，却让投资者利益蒙受巨大的损失，这种不良行为对我国的股票市场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研究和分析上市公司进行财务会计报告虚假的手段和原因对证券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主要参考文献：

[1]邵子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动机与治理浅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1.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6篇

关键词：财务重述 市场效应 资本市场

一、引言

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流通的市场，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各种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充分的信息披露是保证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向证券市场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点，但是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年报的质量，也影响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依赖。尽管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的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但就实质而言，都是对公司已的年度报告事项的重新表述，因此在本文中称其为财务重述公告。财务重述的原因有多种，美国APB对需要进行财务重述处理的差错归纳为：计算错误、会计原则应用错误、财务报告公布日已经存在事实的忽视或误用。观察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的2003年财务重述公告，可以发现，近半数的重述公告原因是对2003年的相关规定的误解，说明新制度和新准则的出台是重述公告的主要原因。而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行，在实施的最初几年内，难免会出现理解不当以及可能存在的操纵行为，而且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重述公告的及时性和规范性方面都欠佳。基于上述原因，重述公告市场效应的研究不仅对上市公司具有警示作用，而且为证券监管部门完善我国现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数据支持，对迎接下一轮重述高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重述公告的市场效应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效应上，主要表现在对投资者和股价的负面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下降。GAO（2002）研究表明不正当的会计行为对投资者乐观指数的负面影响位居首位股价下跌。GAO（2002）发现宣布重述的3个交易日内股票价格下降了约10%；市场负面效应。Palmrose等（2004）发现重述后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反应降低了约9.2%。其中市场效应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Karen（2006）发现重述前后90天内非正常累计收益率不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存在故意重述的上市公司降低趋势更为明显，此研究对支持故意与非故意重述对市场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Palmrose等（2004）发现在重述发生2天内CAR指标均值-9.5%，产生了负的市场效应。国外学者进一步的研究还体现在重述公告的市场效应应受到重述内容的影响上，第一，从重述对象看，Wu（2002）、Anderson和Yoh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重述针对的是已归档的年报或季报，市场反应会更激烈。第二，市场对收入重述的反应更为激烈，Wu（2002）发现股市反应的激烈程度与更正数额的绝对值呈正向关系，如果重述承认了欺诈性会计行为，或是更正原因涉及收入确认问题，则将导致更加激烈的市场反应。Akhighe、Kudla和Madura（2005）也证实了收入相关性重述与成本相关性重述对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市场对会计科目的反应较为强烈，Palmeose、Richardson和Scholz（2004）证实了收益率的下降趋势与涉及到的会计科目数量的多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第四，虽然强制下的重述比自愿下的重述引发的市场反应更为缓和，市场对重述公告主体能够进行识别，但Wu（2002）发现在更正报告前的一段时间，强制下的重述将会引发更为强烈的负面反应。

（二）国内文献

我国学者对重述公告市场效应的研究有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数学者。岳龙（2004）理论上认为重述公告损害了定期报告的权威性、可信度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潘琰、辛清泉（2004）通过问卷调查得出重述公告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造成负面影响；陈璐（2007）对会计差错更正报告的股票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公司股价的整体表明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股票市场不能对其更正调整程度进行识别，只能够识别部分更正原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重述公告的从其本质而言通告了投资者以下信息，即公司以往的财务报表存在错误。会计差错更正报告的预示着投资者作出以往判断的依据有误。假如投资者足够明智，将会对其以前的决策进行修正。因此，可以据此假定，财务报表重述公告的将会带来公司股价表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假设：

假设1：财务报表重述公告的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重述公告作为证券市场信息传递的手段之一，表明已公布的年报存在差错或信息披露不完整，通常被视为比较重大的事件，所以重述公告后这种不利隐含信息证券市场可以识别出来，并进一步通过股价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外学者如Wu（2002）的研究证明财务重述所涉及的都是对以往收益的高估，对投资者而言都将是坏消息。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下，重述公告的可能会向市场传递两种信息：投资者按照原财务报表数据做出的投资决策是有偏差的；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上不够尽责。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总体来说，财务重述公告的对投资者而言都是不利信息。由此假设：

假设2：财务重述公告的会导致市场的负面效应，非正常累计收益在重述后均值下降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对不同信息的甄别程度也逐步提高，因此，可以预测证券市场会对不同特征的重述公告做出不同的反应。国外相关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Wu（2002）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反应的激烈程度与更正数额的绝对值正相关；Wu（2002）、Akhighe等（2005）发现如果报表重述更正原因涉及了收入确认或与成本相关的问题，将会导致更为激烈的市场反应。Palmrose等（2004）研究得出收益率的下降趋势与涉及的会计科目数量大小之间正相关。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特征发现，证券市场对企业盈利能力较为关注，因此，影响到企业盈利能力项目的重述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更大，如与利润相关的重述、重述事项数量等。为此提出假设：

假设3：CAR与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负相关

假设4：CAR与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重述负相关

作为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是其必然关注的要点问题，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5：CAR与是否涉及募集配股资金使用项目重述负相关

Wu（2002）研究得出虽然强制报表重述比自愿情况所引起的市场反应更为平缓，但在更正报告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被迫重述将会引发市场更为激烈的负面反应，即被迫重述现象对市场产生负面效应，并且该效应产生在重述公告前。国内学者研究也表明证券市场能够对推动重述公告的主体进行识别（陈璐，2007）。但国内外研究都认为该识别效应出现在重述前期或当期，由于我国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因此本文认为重述公告后较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做出明确的识别，因此假设：

假设6：重述公告一段时间后，CAR与推动重述公告的主体显著相关

信息具有时效性，财务报表重述的市场效应也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尽管国外学者在研究重述公告市场效应时采用了不同的窗口期，但其研究结论都指出重述公告后的短期内存在市场效应。Karen等（2007）的研究采用了比较长的窗口期，即重述前90天到重述后90天，研究结果指出，重述负市场效应存在于观察期内。但与国外的财务重述相比，我国上市公司重述公告涉及利润指标的相对较少，重述的内容和范围与国外相比也比较广，因此，重述市场效应可能较短。另外，其他与上市公司相关的信息出现，也可能会影响到财务重述市场效应的持续性。基于此，建立如下两项假设：

假设7：短期内重述公告的产生市场负效应

假设8：长期重述公告的市场负效应减弱

（二）样本选取

本文搜集了92份2009年年报重述公告，扣除二次重述样本后，共87家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了多数，如表（1）所示。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对上述样本进行筛选，最后样本容量为83家上市公司。

（三）变量定义

本文选择非正常累计收益（Cumulative Abnorm

al Return,简称CAR）作为研究重述事件效应的指标。个股的超额收益等于个股收益减去正常收益后的差额，衡量正常收益的方法有市场调整法、市场模型法和均值调整法。理论上，市场模型法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考虑了股票的?茁系数，是衡量正常收益最为基础的方法。在实际计算时，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才成立的，?茁系数的计算过程中可能会有较大的偏差，所以市场模型法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沈艺峰、吴世农（1999）的分析认为，市场调整超常收益方法比较适合中国市场的情况。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市场调整方法计算股票的超常收益，即假设所有股票的?茁=1.，t1至t2期间第i种股票的非正常累计收益为：CAR （t1，t2）=■ ARiT；ARiT=riiT-rmiT。

其中：CARi（t1，t2）为第i种股票t1到t2时刻非正常累计收益；ARiT为第i种股票T时刻非正常收益；riiT为第i种股票T时刻收益；rmiT为第i种股票T时刻正常收益。采用市场调整超常收益的优点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排除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较低的情况下市场调整法不仅简单，更有助于说明问题，能够反映个股收益率相对于证券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重述公告市场总体反应在重述事件后的5-6天左右开始出现，因此据此选择不同的时间跨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16，-6）窗口期多元回归

在进行多元回归过程中将涉及到重述公告的内容变量、推动主体变量、原因变量、重述类型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逐步回归结果见表（2）。以上两个变量系数都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重述公告前的股票市场表现力与重述公告的可能内容无关。

（二）（-5,5）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

重述公告前后市场反应情况与重述公告前期表现类似，没有发现具有解释力的变量，采用向后回归后只有是否涉及关联方交易和投资参股情况两个变量通过了系数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整体的Adjusted R 只有7.7%，说明回归方程的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7.7%，较低。

（三）（6,16）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

重述事件后的6到16天的非正常累计收益率为因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后得到的方程，调整后的R 为16.4%，解释力提高。多重共线性不存在，结果见表（3）。上述四项内容在重述后的市场表现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证券市场对涉及上述内容的重述公告比较敏感。CAR与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4和假设5。

（四）（17,27）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

重述事件后的17到27天的非正常累计收益率为因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后得到的方程，调整后的R 为6.5%。多重共线性不存在，结果见表（4）。随着研究窗口期的推移，涉及会计科目事项的重述公告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同时推动公告的主体也受到了市场关注，验证了假设6，明市场对重述主体作出了反应。CAR与会计科目重述负相关，验证了假设3。

（五）（30，60）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多元回归没有发现具有显著解释力的变量，说明长期来看重述公告的内容与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逐渐减弱了，验证了假设7和假设8，说明存在短期市场效应，长期市场效应消失。

五、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的市场效应，结论如下：第一，重述公告当期市场对重述公告没有做出相应反应。重述公告，不论是从内容还是重述事项的重要程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公告短期市场可能还无法完全掌握公告信息的内容，在公告是否有利的判断上也存在处于学习阶段，对关联方交易和投资情况作出了反应，但不显著。第二，重述公告短期内市场负效应逐渐显现。从回归分析的统计结论得出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否涉及子公司相关信息、是否涉及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得到了识别。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的影响力仍旧很显著，并与假设一致呈现负相关，说明经过市场对信息的识别将会计科目重述最终视为负面消息，另外该阶段市场对推动重述的主体作出反应，尤其对外部主体推动下的重述反应更激烈。第三，重述公告后长期市场效应降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没有发现CAR与重述公告相关特征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存在其他重要因素影响CAR，而不是重述公告相关的信息，由此判断，长期内重述公告的市场负效应在长期内逐渐消失。第四，财务报表重述公告的市场识别效应。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重述公告的负效应阶段，即重述后的6到27个工作日之间，第一阶段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否涉及子公司相关信息、是否涉及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得到了市场识别；第二阶段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的影响力仍旧很显著，另外市场对推动重述的主体得到了市场识别。

参考文献：

［1］蒋顺才、刘雪辉、刘迎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潘琰、辛清泉：《解读企业信息需求――基于机构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探索》，《会计研究》2004年第12期。

［3］陈璐：《会计差错更正报告的股票市场反映实证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沈艺峰、吴世农：《我国证券市场过度反应了吗？》，《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

［5］Karen Hennes,Andrew Leone and Brian Mliier.Management intent and CEO and CFO turnover around earnings restatement: evidence from the Post-Enron Era. 省略.March. 2007.

［6］Hemang Desai,Chis E.Hogan,Micheal S.Wilkins.The reputational penalty for aggressive accountings:earning restatements and management turnover.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

［7］Palmrose Z. and Scholz S.The circumstance and legal consequences of Non-GAAP reporting:Evidence from restatement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0.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7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治理

一、虚假财务报告的概念界定

现代资本市场实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根据委托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存在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动因。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主要有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根据企业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相应决策，会计也藉此达到决策有用性的目的。要使会计信息具有决策有用性的价值，就必须使会计信息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这就要求财务报告的揭示应符合三个标准：适当、公正和充分。我国新修订的《会计法》要求单位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完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规定企业对外财务报表必须具备“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存在性”四个基本质量特征，并把“可靠性”作为四项质量要求的核心。在现实中，可靠性集中体现在“真实反映”。

虚假财务报告是指未能遵循财务报告准则，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歪曲地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做出不实陈述的财务报告，其后果必然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使会计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功能失效，进而危及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弱化各项改革措施政策效果，甚至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整个基础。从虚假财务报告的内容看，有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包括虚计资产、少列负债、虚增利润、少扣费用等；非财务数据虚假财务报告指对非财务数据进行虚假陈述，如对关联方关系的虚假陈述等，这类虚假陈述同样可以使企业达到造假的目的。从虚假财务报告形成的性质看，有错误型虚假财务报告和舞弊型虚假财务报告。错误型虚假财务报告是指无意识地对企业经营活动状况进行了虚假陈述，在主观上并不愿意使财务报告歪曲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主要由会计人员素质较低引起的错误；舞弊型财务报告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有意识地偏离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法规对企业经营活动状况进行虚假陈述的财务报告，是一种利益集团或个人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有意作为。本文讨论的虚假财务报告指的是舞弊型虚假财务报告。

二、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历史考察

会计自从诞生起，作为一种由企业内部向外部传递经济信号的媒介，其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差异导向决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现代公司制度建立以后，会计信息这种具有经济后果的特性日益凸现，诱发了具有决定会计信息生成和披露能力的主体按有利于实现其特定目的的方向生成和披露会计信息，从而导致上市公司操纵财务报告种种行为的发生。

虚假财务报告与现代公司制的建立和发展相伴而行，历史上每一次上市公司严重的虚假财务报告现象出现以后都会带来会计信息治理的改进，然而每一次改进无一例外地未能从根本上改善虚假财务报告泛滥的状况，200多年来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现象依旧，造假的程度有愈演愈烈之势，造假的空间和参与范围更加广泛，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历史性痼疾。随着上市公司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作用的提升，挖掘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历史根源，明确其艰巨性对公司治理和健康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早期股份公司发展迅速的英国，自然成为了虚假财务报告的发源地。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破产案掀起了人们对虚假财务报告不良后果的重视。“南海公司”破产案孕育了世界第一位民间审计师的诞生，同时政府部门意识到了虚假会计信息的恶劣影响，于同年颁布了《泡沫公司取缔法》，并沿用了百余年。然而，该法案只是通过简单地禁止设立股份公司来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以及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却严重地影响了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显然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

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大量股份公司倒闭，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的完整性和稳定性。1844年英国议会颁布了《股份公司法》，明确了董事登记账簿义务，以及监事对董事会计记录的审查权力。但由于早期的审计技术不熟练，缺乏专业的审计人员，审计范围仅囿于审查全部支出是否编制了相应的支出凭证、资产负债表是否与总账余额相吻合等事项，这种简单朴素的会计信息形式的审计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难以遏制虚假财务报告现象的发生。

到了20世纪，由于世界经济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虚假财务报告这一经济顽疾在美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29年至1933年美国证券市场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当时上市公司会计实务的混乱，缺乏正确可靠的财务报告。美国政府在1933年和1934年分别出台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明确了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会计与审计实务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以及上市公司具有法定审计义务，然而，这也同样没能阻止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案件的发生。

近五十年，世界各国由于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引发的案件仍然比比皆是。19世纪60年生的大陆自动售货机公司案，80年生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案，90年代巴林银行理森舞弊案以及近年发生的朗讯、山登、安然、施乐、世通、环球电信、施贵宝等国际知名巨头企业的上市公司舞弊案，引发了新一轮的会计信任危机。为挽回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进行了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的广泛调查和研究，开始了对会计更严格的监管，制定了《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并以此为依据重塑会计信息的监管模式。其改革成效如何，尚需时间检验。

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从开始就饱受虚假财务报告的困扰。1992年深圳原野公司案揭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序幕，随后相继发生了北京“中诚”（1993）、海南“中水”（1994）、海南“琼民源”（1998）、成都“红光实业”（1998）、四川“东方锅炉”（1999）等上市公司恶性财务舞弊案件。2000年“郑百文”、“黎明股份”、“猴王股份”案件的余震还尚未完全消失，2001年爆发的“麦科特”、“银广夏”、“蓝田股份”风暴更是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推向顶峰。针对上市公司造假现状，尽管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2004年作为中小企业板首批上市企业之一的“江苏琼花”，上市仅10个交易日即爆出中小企业板首例财务丑闻。该公司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3555万元的国债投资，而这三笔投资的合作方均为当时的问题公司。2006年初，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财务舞弊研究中心（snaiFFRC）披露了以“科龙电器”为首的2005年度上市公司十大财务舞弊公司排行榜。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问题的不断曝光，会计信息造假性质之恶劣，使得我国股票市场自2000年后持续低迷，股价严重缩水，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在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中，尽管公司治理结构不断优化，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寄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挽救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寻求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成因、根治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现象是我国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以及监管界面临的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三、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国际视角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2年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仅2002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64家会计和财务报告案子，比2001年全年的数量还多。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1年重新进行申报的公司从每年50家增加到超过150家，共有772家公司公开承认数字有重大错误，不得不重新申报。其中2001年11月的全球能源巨头“安然公司” 破产案及随后出现的“世界通讯公司”案件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震惊了整个世界资本市场。然而上述案件只是美国证券市场财务报告舞弊案的“冰山一角”，美国这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的曝光又改写了一个会计监管时代，新的包括《萨班斯法案》在内以加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惩治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监管措施陆续出台，对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具有一定震慑作用。

欧洲资本市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2003年2月24日，仅次于美国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的世界第三大零售商荷兰皇家阿霍尔德（Ahold）公司爆出震动全球的“假账丑闻”。阿霍尔德丑闻的发生，让投资者对欧洲上市公司的诚心度和欧洲公司及财务监管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并使欧洲在目前的会计标准之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随处找到虚假财务报告的影子。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并已成为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瓶颈，世界经验发展的绊脚石，应引起全球会计界和审计界高度关注和研究。

四、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未来趋势

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作为近代工业社会发展以来全球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迄今还未能找到有效治理虚假财务报告的良剂。可以预见，该难题仍将是困扰未来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如果仅仅认为会计认知的有限和会计监管的缺失，恐怕难以找到治理虚假财务报告的路径。会计信息的复杂性决定了虚假财务报告治理的艰巨性。会计信息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复杂性、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信息监管的复杂性。

（一）会计计量的复杂性

会计的学科属性决定了无论是会计理论还是会计实务，假设、估计、判断是会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主观取向与会计计量结果密不可分，在多种理念交织情形下的会计信息难以简单的以“是非”或“对错”衡量。会计计量的复杂性表现在：第一，会计规范自身的弹性不可避免。准则和制度中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会计估计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professional judgment）。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国际会计准则“可比性改进项目”，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等等，旨在削弱对会计实务的人为判断取舍，提高会计方法程序的可比性和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但对同一经济业务采用唯一的会计政策还只是理想。因为，一方面一些不同的会计政策有其各自理论依据，在理论上的争议澄清之前“统一”只是梦想；另一方面是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政策的选择将导致信息相关使用者决策的差异，信息相关使用者对有助于维持和改善自身效用的会计政策具有偏好，其结果是找到一种让所有各方都接受和满意的会计政策是不现实的。会计估计更为复杂，在经济业务不断创新的今天，会计计价中对现在和将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程度加强，计量中的估价问题是一个长期内难以解决的国际难题。第二，会计准则和制度运用中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动机效应和能力效应。如前所述，由于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准则和制度中自身的弹性扩大了其在运用中的选择空间。就不同的会计主体而言，对同一经济业务出于不同动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会计处理选择，对不同的经济业务出于特定动机也可能会有相同的会计处理选择。基于动机对会计处理的选择违背了会计“如实反映”的要求，对会计方法的滥用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制造虚假会计信息；能力效应是指会计人员准确地运用相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能力。一方面会计人员受其自身专业素质水平的影响，对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理解、运用可能会产生偏差；另一方面机械性误差是客观存在的。

（二）财务报告能否有效地传递给信息使用者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拥有信息优势，在披露中占有主动地位。财务报告包含的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公司在财务报告中有自愿或主动披露好消息而隐藏或推迟披露坏消息的动机。从信息使用者看，信息使用者要将对其有用的会计信息从财务报告中甄别出来，还要对财务报告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做出判断。信息使用者要在信息的加工成本与期望在信息中获取的收益进行权衡，成本与收益显然取决于使用者对会计系统的熟识程度、特定的信息使用目的，以及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披露监管者看，披露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为数量众多的公司，对每一个公司的财务报告做出虚假与否以及程度如何的判断是不现实的，而且信息披露监管者同样是会计信息的外部人士。然而，在监管内容、监管与惩罚力度方面同样面临来自信息使用者（投资人、债权人、政府部门等）以及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压力。会计信息披露的复杂性后果就是广大的信息使用者难以以合理的成本从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区分出会计信息的良莠，即哪些会计信息是虚假的，而哪些会计信息是可以信赖的。尤其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市场秩序的混乱使得信息使用者无法对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做出有效评价并且监管制度对虚假财务报告的威慑与惩罚力不足时，财务报告提供者可以从虚假财务报告中获取额外收益，而且在道德约束弱化的情况下，“劣币驱逐良币”虚假财务报告充斥资本市场的现象随处可见。

（三）独立审计的复杂性

会计信息生产和披露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寄希望于能较多接触和了解内部信息的会计信息验证者――独立审计人员。然而会计信息鉴证中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职能发挥的不确定性。首先，审计师赖以工作的标准――独立审计准则如同会计准则一样存在弹性，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会计职业界、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公司或企业的挑战，审计准则本身也难以提供一个非对即错的绝对标准；其次，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在社会期望和自身价值取向中协调，审计质量高低是法律风险和利益激励权衡的结果；最后，审计人员的执业能力如审计人员对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的理解，专业判断能力、职业敏感与洞察力等对审计质量，进而披露的财务报告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从现代审计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不论在详细审计、制度基础审计阶段，还是风险导向审计阶段，查错防弊始终是审计的基本职责。然而时至今日，审计师似乎并没有完全履行好这一基本职责。

会计信息的复杂性致使财务报告游离于“真实”和“虚假”之间，而财务报告的“逼真”程度最终取决于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较量与均衡。在会计市场上，公司的差异性以及动态发展性决定了这种博弈的结果是：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真实，而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是虚假的；财务报告真实和虚假是动态的，杜绝虚假财务报告的产生的研究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

五、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框架与启示

对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成因和治理措施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降低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比率和程度，寻求根治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途径，会计理论研究责无旁贷，且需要持之以恒。

通过对上市公司造假的历史、国际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也是财务会计未来面临的首要难题，实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根本好转任重道远。尽管每一次上市公司虚假财务事件的爆发，都会带来理论界新一轮的研究探讨，引起监管界新一轮监管制度的出台，然而，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现象有增无减，造假的原因及手段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这一事实提醒着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找准治理的切入点，构建治理框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有益思路。

会计信息的生成由多个环节组成，会计信息生成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企业产生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由此作用于会计人员，导致会计人员实施造假行为的发生。其信息的生成过程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出自于会计人员之手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会计信息形成是一个多项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随着会计信息在收益分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大，使会计人员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要实现会计信息的最基本的质量要求――可靠性，需要在净化公司外部环境、公司治理、内部外部监管、会计法律法规的完善、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完善会计信息生成系统、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并且要保持各要素、措施的协调。但在上述所有影响会计信息生成的要素中，尽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起主导作用的不一定是会计人员，然而主体一定是会计人员，因此，会计人员应该属于治理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逻辑起点。会计人员是否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则主要取决于对其造假行为的发现机制和惩罚力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S].1999-10-31.

2、薛云奎.假账鉴别与“不做假账”[J].会计之友，2002(2).

3、著名企业相继发生经济丑闻，日本企业面临诚信危机[EB/OL].省略,2002-10-11.

4、Stephen zeff.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Accountancy,December 1978.

5、William.H.Beaver著,薛云奎主译.财务呈报：会计革命[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8篇

一、为使市交通局各项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市交通局工作要求，制定本规则。

二、市交通局组成人员在行政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实施国家法律、法规，在局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县(市)交通局、所属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保证政令畅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忠于职守，敬业爱民；服从命令，讲究效率；开拓进取，勤奋工作；清正廉洁，无私奉献。

三、市交通局各职能部门、处室要认真依照法律、法规行使职权。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要精简会议、公文和事务性活动，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局党委的各项工作部署。

局长、副局长的职责

四、市交通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主持市交通局的全面工作，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局长不在时，委托副局长主持市交通局工作。

五、局长召集和主持市交通局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市交通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市交通局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讨论决定。日常工作分工负责处理。

六、副局长按照各自分工或受局长委托，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对工作中的重大情况和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局长报告。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提交局长办公会议或者局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局长与副局长以及副局长之间要经常沟通情况，密切配合。

会议制度

八、市交通局行政会议分为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县(市)交通局长例会、业务工作会议(例会)、学习会及其它临时性会议。

九、局长办公会议是市交通局最高行政决策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召集并主持，局长不在时，委托由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决定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参加人员为局长、副局长及分管行政工作的其它领导，办公室正副主任及秘书为当然列席代表；根据会议内容，可决定有关处室或下属单位领导列席。会议主要内容为：

1、落实局党委会作出的有关决定；

2、行政全面性工作；

3、行政资金使用情况(5万元以上)；

4、重点工程决策；

5、重大项目引进、开发；

6、重大改革措施出台；

7、机关职工福利和涉及直属单位职工重大福利事项；

8、局长认为需要研究讨论的其他问题。

局长办公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正副局长参加才能召开。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重大问题，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充分发挥意见的基础上，由局长作出决定。参加局长办公会议人员在讨论问题时，应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发表已见；决议形成后，应认真贯彻执行，维持局整体工作的协调发展。

十、局务会议主要研究市局每月主要行政工作。由局长主持或受局长委托的副局长主持，局现职领导，局办公室正副主任、政治处、监察室主任，建管、计财、运安、科教、法制处处长，公管处、运管处、航管处、监督站、交通投资公司、嘉绍高速公路筹建处党政正职参加。每月一次，在上月末或月初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

1、听取各部门上月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及本月工作计划安排汇报；

2、协调各部门、各处室间的工作关系；

3、安排本月的主要工作任务；

4、通报、布置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各单位、各处室应将上月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及本月主要工作计划于每月20日前送局办公室，由办公室汇总并拟出下月局主要工作计划及上月中心工作完成情况送主持会议的局领导，会后由办公室订出该月的工作计划，并对局务会议确定的中心工作及其他事项进行督查、反馈。

十一、县(市)交通局长例会由局长或受局长委托的副局长主持，各县(市)交通局长、市直交通有关兼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办公室正副主任、秘书参加，根据会议内容确定市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及有关部门列席，每季一次。会议主要内容：

1、传达贯彻上级部门的方针、政策和重要会议精神；

2、研究全市性重大问题，布置有关重要工作；

3、通报市局及各县(市)局主要工作情况及工作安排；

4、研究、确定有关全市性的建设、管理计划及法规、制度；

5、协调各县(市)间有关部门的工作关系、工作进程。

十二、业务工作会议(例会)一般由有关处室组织召开，需各县(市)交通局领导及市直交通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业务性会议，必须报经分管局领导同意。会议主要内容：

1、讨论、落实有关上级业务部门布置的工作任务；

2、提出有关业务工作的开展建议；

3、协调有关业务工作中的关系；

4、研究有关业务工作。

十三、学习会由本局机关全体人员参加，每星期一晚，由局政治处负责安排及通知，学习方式主要采用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集中学习分为机关集中和各处室集中。学习主要内容：

1、学习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重要文件及其它材料；

2、学习业务知识及有关新的交通工作动态及情况；

3、学习上级部门布置需学习的一些材料。

十四、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县(市)局长例会的会议准备及有关会务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必要时请有关县(市)交通局和本局有关处室配合。业务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由组织会议的处室负责，较大规模的业务工作会议会务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其他有关处室配合。

十五、要严格控制会议。各种会议要做到议题明确、准备充分、真正解决问题。各种会议经费支出需在上年末提出会议经费计划，经局领导统一批准后，在会议召开前填报会议经费申请表，对未填报申请表的，一律不得支出会议经费。

十六、凡以局名义召开的全局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专业性会议，在会前应由职能处室会同办公室草拟会议方案，并向分管领导汇报；重要或大型会议，应在征求分管领导意见后向局长汇报。在草拟会议方案同时，应注明落实处室和责任人，如由几个处室联合召开的会议，应注明何处室为主、何处室协助，重要或大型会议应由处室长任责任人。责任人的主要职责为全面掌握会议情况，安排会议各项事宜，把握会议召开时的气氛及效果。会议通知一律以市局或局办公室名义发。以市政府、省交通厅名义召开且由我局承办具体会务工作的大型会议，也应按上述规定办。

公文办理制度

十七、各种文件(包括参加会议带来的文件)应一律交办公室收文登记，在网上流转办理，并由办公室主任签批后送领导批阅。

十八、未经局领导批阅的下级单位来文，不得擅自批转文件。

十九、网上文件每人办理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天。

二十、借阅纸质文件应办理借阅登记手续。

二十一、各类业务文件一经办完，应及时送交（网上）办公室归档，个人一律不得保留应归档的文件（包括网上、纸质）。

二十二、各类业务文件的发文，一律由各业务处室负责拟稿、核稿、校对、装封、催办、督办。

二十三、各种以局名义发的文件、传真、电报都应由办公室负责审阅、签批后送局领导签发。

二十四、各处室应严格按局长及分管副局长批示的意见办文，未经局长及分管副局长同意，不得擅自超越批示范围办理文件。各处室应及时将文件办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向作批示的局领导汇报。

二十五、本局与其它市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发文，一般由主要发文部门拟稿、编号、归档。

二十六、涉及几个处室的发文应由主拟部门负责做好会签工作。

二十七、严格控制发文和发文范围，公文力求精简，请示、批复一般以千字为限。

值班制度

二十八、局机关实行长年的节假日及晚间值班和临时性的“春运”及“三防”值班制度。

二十九、节假日值班：节假日值班包括双休日值班和法定假日值班，时间为上班时间，每人每次半天，由办公室每月安排一次。

三十、晚间值班：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具体时间以市政府的作息时间为准，根据处室人员多少安排，由办公室每半年安排一次。

三十一、“春运”和“三防”值班，根据需要由办公室和运安处安排值班人员。

三十二、值班人员为局机关全体人员(包括长借人员，驾驶员等除外)，以处室为单位，按周值班，具体人员由处室长负责安排。

三十三、值班职责：值班时间内如有情况，及时上传下达，可以处理的立即处理，处理不了的，及时与值班领导联系；同时要兼顾机关的安全。如因值班时间内无人值班而出现问题，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当事人和值班处室的责任。

三十四、值班内容：值班人员要填写值班日记，并做好交接工作。

调查研究制度

三十五、市交通局和各职能部门每年年初都要制定调查研究工作计划，每一项调研课题都要具体落实到人，及时撰写调研文章，确保调研计划的完成。

三十六、市交通局和各处室负责人每年要有一定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并建立基层调查研究联系点，跟踪把握工作中的发展动态。

三十七、市交通局在重大问题决策之前，通过咨询论证、协商对话、邀集座谈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无党派人士等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努力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内事活动及外事活动制度

三十八、市局领导考察、检查工作，要减少随行和陪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轻车简从，深入基层。根据工作需要，主管职能处室负责人随行，要尽量减少非有关陪同人员，基层单位不搞迎送，不准宴请。

三十九、各级干部要坚守岗位，严禁组织无实质性内容、无明确考察目的的出市出省出国（境）学习考察。为保证市局领导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处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局统一组织安排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外，局领导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组织召开的会议以及所安排的庆典、颁奖、剪彩等事务性活动。

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一般不要邀请市局领导出席会议和事务性活动，确有需要，应当事先报告局办公室。局办公室要从严掌握，提出意见报局长审批。

四十、市局领导不为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会议签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因特殊情况需要请市局领导题词、题名和签发贺信、贺电的，一般不公开发表。

四十一、市局领导内事活动的宣传报道要从严掌握。市政府、市局组织或经市政府批准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要按经审定批准的方案进行新闻报道。局领导召集的各种会议，需要新闻报道的，由局办公室统一安排。局领导出席单位或地方的会议或活动，一般不作新闻报道。局领导下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需要新闻报道的，报道内容要经局领导审定。

四十二、领导干部出访考察，由局政治处拟文，报市政府审批，送市外事办审核。

四十三、局长、副局长会见来访的外国重要官方人士，由接待单位向市局提出请示，经局政治处审核，呈有关领导批准；会见外国非官方人士，由接待单位向市局提出请示，经有关部门审核后，呈有关领导同志自行决定。

离绍外出请示报告制度

四十四、局长离开本市外出开会、参观、学习等（包括“五一”、“国庆”和“春节”长假期间因私离开本市）2天（含）以上的，向市政府分管领导请假，由局办公室提前3天将外出事由、时间、地点及随行人员等报告市政府办公室。

四十五、副局长离绍出差(出访)或休养，应当在事前书面或口头向局长报告，并由有关人员把离绍外出的时间、前往地点、联系及文件呈送方式等有关事项告知局办公室，由局办公室通报其他领导同志。

四十六、市局各职能处室、直属单位、县(市)交通局主要负责同志离绍外出2天及以上，应事先向局长或分管副局长报告，同时书面上报局办公室；局办公室要随时掌握情况，及时向局长、副局长报告。领导干部外出10天以上的，外出结束后应及时销假。

四十七、局领导、各单位党政正职出国（境）考察、学习，除按规定办理出国（境）审批手续外，在临出国（境）前仍要履行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告手续。

四十八、局长生病住院5天以上，局办公室应分别报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其他局领导、直属单位党政正职、各县（市）交通局主要负责人生病住院5天以上，由所在单位办公室报告市局办公室，由办公室及时向局长、副局长报告。

工作联系请示报告制度

四十九、工作联系实行分级管理，按级负责制。

五十、各位工作人员对直接领导负责，无故不得越级请示、报告。

五十一、对突况、重要工作及超出职权范围的处理事项应及时请示、报告，不得擅自作主或越权处理。

五十二、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作出决定前，要请示上报；结束一项工作（任务），必须及时总结汇报。

五十三、外出学习、出差、参加会议，临行有请示，归来要汇报。

五十四、各阶段的检查、分析和下阶段工作安排，在及时报送直接领导的同时，应报送局办公室。

领导干部会议（活动）请假制度

五十五、因故不能参加市委或以市委名义召开的会议、组织的活动，应向市委办公室请假。其中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市委全体会议请假，需经市委书记批准；市委专题会议和由市委领导直接召集的重要会议、牵头组织的重要活动请假，需经召集和牵头组织的市委领导批准。

五十六、因故不能参加市政府或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组织的活动，应向市政府办公室请假。其中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请假，需经市长批准；市政府专题会议和由市政府领导直接召集的重要会议、牵头组织的重要活动请假，需经召集和牵头组织的市政府领导批准。

五十七、市党代会和人代会、政协会请假，除按有关规定履行手续外，分别需提前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协主要领导请假。

五十八、因故不能参加市局或以市局名义召开的会议、组织的活动，应向局办公室请假。其中各县（市）局长例会、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需经主持的局领导同意；市局召开专题会议和市局领导召集的重要会议、牵头组织的重要活动请假，需经召集和牵头组织的市局领导批准。

重要来宾报告制度

度假行业调研报告第9篇

会上，高丝化妆品有限公司金健民主任做了“利用互联网化妆品知识产权调研及立法建议”的专题报告，报告对当前互联网化妆品知识产权现状作了介绍与分析，指出，根据2008年5月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协会公告的结果，网上销售的化妆品中假冒假劣商品占90％以上，各种假冒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化妆品，以地摊价在网上毫无顾忌地公然叫卖，成为各大交易网站的一大风景。每年我国平均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有1300亿元之巨，长期以来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收到关于假劣化妆品的投诉排名第三，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专门针对网络化妆品交易乃至网络交易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上侵权商品的猖獗态势，使传统的商标法法律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周络知识产权立法状况远远落后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司法实践，网络立法迫在眉睫。

商务部国际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韩家平主任作了化妆品行业开展信用评价专题报告。

中华商标协会郭修申主任作了商标品牌发展战略报告；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王秉茹法律顾问作了“傍名牌”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查报告；

健康863网首席运营官筱丹女士做了题为“加强互联网建设为化妆品行业发展服务”的主题报告，介绍了健康863网将与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携手广大优秀化妆品品牌商家，联合缔造“中国化妆品博览网络平台”，为广大消费者营造决无假货，商家与百姓直接面对的诚信电子网络交易平台。

国家知识产权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陈伟副部长作了“化妆品相关专利及申请程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