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1篇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2篇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国仍在努力摆脱危机阴影。此次经济危机与历史上几次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该文章将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虚拟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讨论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根本矛盾 相对过剩 虚拟经济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全面升级。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逐步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何时能够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努力。

一、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解析次贷危机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次贷危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无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和内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各生产者涌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并积极提高劳动率，搞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规划，这样就不能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买卖脱节，供需脱节。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更加彻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大量相对剩余人口和失业的产生。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而找不到销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是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原理。

这次经济危机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借助于发达的信用系统，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透支消费越演越烈，资本家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劳动人民手头没钱，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权利给了他们消费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信用膨胀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这只不过是把危机延伸到未来发生而已，一旦发生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泡沫破裂，危机无法避免。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危机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征：虚拟经济和全球化

再具体一点，这次次贷危机是借助“金融衍生品”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新载体，导致危机的时间与空间远超之前的规模。次贷危机的本源其实就是房地产泡沫崩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房价普遍上涨了50%-100%，其涨幅超越了实际需求的支撑，这就是危机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价不可能持久，回归理性实属必然，但是透过华尔街投行家们所创造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使得房地产价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点，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危机。

（一）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产生使同一种资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是实际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二是作为实际资本“纸质副本”的虚拟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运动。虚拟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而运动，使得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从而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有价证券也难以转化为货币，这必将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由于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运动，它能推动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扩大生产运营规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决定了一旦虚拟资本出现问题，给予经济的打击也是彻底的巨大的难以恢复的。严重的信用危机使金融领域坏账、呆账大幅增加，信用紧缩，造成经济衰退。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及弥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以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利用受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剥削雇佣工人的强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从一个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经济体，打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代经济危机的意义

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次贷危机的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此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缓解并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在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3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 全球化 自我创新 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大发展和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经济已经是时代的特征,我们要想在全球化中远离经济危机、独善其身,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如何才能保护好自身,不会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太大的干扰和影响,建设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第三次工作革命作为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的制度调整,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一些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但是不管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整,资本主义的性质都不会改变,只要资本主义还是以私有制为其制度的核心,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矛盾圈子,因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调整只能是一种折中的方法,没有办法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真正地得到充分的发展。本文主要着重研究全球化水平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怎么样影响全世界,而在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又将要怎么样才能调整好自身,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到稳定有序的发展。

战后的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占领了时展最前沿的技术要素,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制度上出现了封锁技术出口的禁令,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可以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时,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突飞猛进。由此可知,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技术上占优,就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转移,对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过去由本国生产出来产品再寻找发展中国家去进行销售的情况一定不会再出现,因为此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出口技术和资本就能获得高于自己生产再销售的利润,因此,对于熟练地运用自己制定的经济游戏规则的大国而言,利用资本到各国去投资再销售到当地或其他国家,甚至于自己的国家一方面能获得超额的利润,还能使得本国的环境保护取得较大的进展,赢得本国人民的支持。

但是在时展的今天,特别是在美元主导的经济中,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继续享受全球其他国家为其生活成本买单的同时,只有处于一种赤字的状态或是外贸上入超的状态才可能实现,因为一旦美元通通地收回到本国,美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了。与此同时,资本的输出就会更多地表现为美元的输出,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发行到全世界各地,同时由于金融业的高度发达使得外汇等各种市场发展得比较完备,美元在各国形成的储备定然要找到一个出口,对于全球最发达的市场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有投资价值了,因此,当前的许多经济危机已经发展到了金融危机的水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4篇

本文通过分析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影响及治理应对三个方面，深度剖析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对我国防范经济危机提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原因

一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金融创新。由于美国金融行业急剧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过度投资金融衍生品而造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二是，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认为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使市场的流动性资金过大，使得资本家们过剩投资，造成不可挽回的生产过剩。三是，房贷条件的降低及滥用。

其实纵观这三个危机产生的原因，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都是好事，可是问题在于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了，才引爆了这次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那就是一方面不得不无限制的发展生产力，就好像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有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才是危机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1、经济陷入"大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下降3.7%。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曰本大地震拖累，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相当艰难，尤其欧元区经济或陷人技术性衰退。据IMF预测，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只能增长1.2%,其中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5%。经济低迷使西方社会对前途迷茫。

2、失业率居高难下。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据D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数比危机前（2007年）增加2100万，失业率上升到8.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失业水平。

3、西方制度忧势遭质疑。危机使西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削弱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

三、资本主义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西方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变革，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之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经济/政治精英与普通居民收人分配之关系等等。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运作更加灵活。我国在实施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正确影响，也要看到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影响。灵活地实行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应对当前的问题，也不会给危机的爆发留下隐患。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此外，政府还需下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其敢于消费，愿意去消费。

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贫富悬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大，这完全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公平，注重效率，以调节高收入，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

政府加强调控，限制无节制负债。正是因为民众的收入无法满足其消费需要，才会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相较于美国，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支出也是有差距的，信用卡的使用数量在逐年上涨。加之，我国房价过高，迫使人们背负了巨颉的房贷。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调控，限制这种无节制的负债趋势，避免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5篇

 

凯恩斯曾说：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第_步。”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促发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变革，而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又通过影响政策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正是在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互动变革中演进。要对这次危机的实质，以及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发展有更加清醒、全面的认识，必须从单纯的学术争论中解放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与经济学之间的演进历程和互动关系。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考察，我们发现,本次危机如同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它标志着由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危机的实质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大萧条的重演;金融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全球经济的复苏，绝不仅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泡沫被挤出后的信心恢复与景气回升，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就经济实践而言，各国有望向_种体现新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趋同，笔者称之为“新莱茵模式”;就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动态演进包括危机成因的深刻解释力，及其对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的包容性，经济学界有望再次兴起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

 

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任何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产生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它的_整套预先假设是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投射，它的或隐含或明示的政策主张必然反映相应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因而具备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本质。经济学理论又通过武装理性认识，指导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不断再生产着这种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反作用于经济史，二者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借用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取决于一整套协同作用的制度安排，统称作‘积只累的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简称SSA),它涵盖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多相关范畴，包括技术、劳资关系、产业组织、货币与信贷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等。当这些范畴不能再协调一致地支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从而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既有的SSA就面临危机，直至重大变革促成新的SSA建立™3]。在从危机到变革的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当了重要的演进动力。依照SSA学派和很多持相似方法论的学者的观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经历了如表1所示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阶段，它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和美国《独立宣言》的为起始标志，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结束。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提倡私有财产与个人主权，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特别是从大约1870年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等历史事件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鼎盛时期：“边际革命”几乎同时在奥地利、瑞士和英国展开;借此东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萨伊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今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更名为“经济学"(economics),这门学科的范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劳资双方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平等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宏观动态关系转变为主观偏好、生产技术和资源稟赋决定的静态均衡关系。经济学从社会价值和政治问题抽离出来，成为_种以纯实证科学的形式表达的意识形态，它把自由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众生平等、诸事和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完美世界。

 

自由放任经济的矛盾于1929年集中爆发,使资本主义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双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Keynesianrevolution)。以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和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阶段。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在美国是社会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则是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反映到经济政策上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具体包括：立法调解劳动关系，支持工会与集体谈判，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与工资增长机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对部分行业加强管制，必要时收归国有甚或实行计划经济;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与固定汇率,维护贸易与货币稳定。由于工资份额的提高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广，贫富差距大幅下降。以美国为例，前1%最富有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曾一度在大萧条前夕(1928年)达到24.1%,而在1945—1979年间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大压缩(greatcontraction)时代[6]。与此同时，由于战后重建热潮和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尤其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劳动者有能力消费福特制生产的大规模消费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1945—1973年经历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故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postwargoldenage)。

 

在这一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重要分野。凯恩斯的《通论》曾对欧美国家摆脱危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通论》的撰写主要是为了短期实用的目的，所以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它只是一种短期理论，要发展成为一套成熟完备的理论，需要把它长期化。其次，凯恩斯只批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二条前提假设”(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但却保留了第一条假设，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意味着凯恩斯批驳了萨伊定律，却保留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改革的不彻底性为《通论》长期化后的再度“新古典化”打开方便之门。在美国，随着经济驶入稳定高速增长的轨道，固守自由市场的保守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学术革命便不再具有危机时的紧要性，资产阶级转而需要一套能够维护经济长期稳定，又符合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调和理论。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只要政府的干预使总需求保持在给定人口增长和储蓄率下的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而在英国，以乔安罗宾逊(JoanRobinson)夫人为首的“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却从凯恩斯止步的位置继续前进。他们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和路径依赖性，反对新古典学派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与均衡分析,还充分汲取卡莱斯基(Kalecki)、斯拉法(Sraffa)乃至马克思的理论，回归阶级分析的传统,考察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矛盾。就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言，新古典综合派符合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政府干预只是为了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从而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而后凯恩斯学派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促进公平正义;公平与效率通常相互促进，而非舍此求彼。

 

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积累了新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了阻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资本主义就会产生回归其本质动机和原始结构的内在张力。由于充分就业条件下强势工会和厂商垄断势力带来的“工资一价格螺旋上升”wage-pricespiral)、福利国家政策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巨额赤字、来自日本德国等新型工业国家的竞争，加之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陷入了前所未见的“滞涨”危机。面对“滞涨”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无能为力。于是从1979年开始，英国、美国，随后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相继展开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三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①取代新古典综合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其中心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老调重弹：回到实物和货币经济的“古典二分法"(classicaldichotomy)和萨伊定律，认为政府除了稳定货币供给，不应对经济有任何干预;福利国家政策不仅扭曲资源配置，还会抑制储蓄，纵容懒惰;只要能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鼓励富人储蓄，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会像雨露一样惠及底层人群，消灭失业与贫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向下渗透(trickledown)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6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展望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7篇

一、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经济大危机）

1.背景

20世纪20年代，特别在1924～1929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一时。但是，“繁荣”的背后却孕育着严重危机。

2.原因

（1）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2）直接原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与劳动人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引发生产过剩。

3.爆发

1929年，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然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4.特点

涉及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比较长；破坏性特别大。

5.影响

（1）经济危机中，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三千万，就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2）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

二、罗斯福新政

1 背景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社会矛盾，政局动荡。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为应付危机，他一上任就宣布实行新政。新政的特点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

2.目的

（1）直接目的：消除经济危机。

（2）根本目的：巩固资本主义统治。

3.措施

（1）包括对工业、金融业、农业进行调整，大力兴建公共工程。

（2）中心措施是对工业进行调整。1933年，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加强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和调节。

4.成效

（1）美国的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2）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与发展。

（3）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得到加强。

（4）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加强。

三、法西斯势力的猖獗

1.德国纳粹政权的建立

（1）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地打击了德国。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分子组织纳粹党，利用德国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普遍不满，趁势发展壮大。他们展开欺骗宣传活动，赢得很多中下层人民的信任，获得了统治阶级和大垄断资本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2）标志：1933年，希特勒上台，逐渐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称为国家元首。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形成。

（3）暴行：制造“国会纵火案”，打击德国共产党，逮捕和迫害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解散一切工会，取缔除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强化机器，镇压、迫害革命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加强思想控制，焚烧大量进步书籍，妄图毁灭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制造反犹狂潮。

2.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1）背景：一战后，意大利经济衰退，政治混乱，工农运动高涨，中央政府几乎瘫痪，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法西斯党。

（2）标志：1922年，法西斯党徒向首都罗马进军，法西斯在意大利建立起来。

3.日本的法西斯化

（1）背景：经济危机打击下的日本，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军部为主力的法西斯好战势力迅速抬头。

（2）建立：1936年2月，日本军部内部的少壮派军官发动兵变失败。结果，军部内主张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加速对外侵略扩张的一派控制了政府。日本军部法西斯建立起来，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形成。

（3）表现：对内残酷镇压进步组织，对外加紧侵略中国。

4.法西斯势力的勾结

（1）表现：1937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勾结，结成了侵略性的军事政治集团――“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又称轴心国集团。

（2）危害：世界和平面临严重威胁，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真题链接】

1.（2014・江苏连云港）“我曾修过一条铁路，如今它已建成――兄弟，能给我一角钱吗？……我曾建过一座塔楼，如今它已竣工――兄弟，能给我一角钱吗？”这首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歌曲，反映了当时美国（ ）

A.兴建基础设施

B.乞讨风气时尚

C.出现经济危机

D.社会道德沦丧

2.（2012・湖北仙桃）表1中的数据主要反映了当时经济危机中的哪一特点（ ）

A.持续时间比较长

B.破坏性特别大

C.波及范围特别广

D.对工业影响最大

3.（2014・江苏盐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1931年世界形势时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这一观点产生的主要依据是（ ）

A.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B.希特勒建立法西斯

C.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D.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取得重大成就

4.（2014・湖南永州）有学者认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三个“R”，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这表明罗斯福新政的突出特点是（ ）

A.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B.兴修大型水利工程

C.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

D.推行社会福利政策

5.（2014・湖南益阳）某班举行辩论会，双方辩手主要观点如下：

据此，请判断此次辩论会的主题是（ ）

A.罗斯福新政的影响

B.马歇尔计划的作用

C.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D.斯大林模式的评价

6.（2013・河南）下面三幅图片共同反映了（ ）

A.法西斯的暴行

B.德国侵略者的罪行

C.欧洲战场的残酷

D.封建统治者的残暴

【强化训练】

1.图3漫画将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作笼罩全球的巨大章鱼，形象地反映了经济危机的特点之一是（ ）

A.波及范围广

B.经济持续发展

C.股票销售量大

D.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2.图4是一幅有关“罗斯福新政”的漫画，漫画中，罗斯福总统被视为新政医生，试图拯救生病的“山姆大叔”，国会则成了一名听从医生吩咐的护士。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根本目的是（ ）

A.消除经济危机

B.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C.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D.对工业、金融等进行改革

3.1933年，罗斯福新政期间，迪士尼动画片《三只小猪》上映，主题曲“我不怕大灰狼”鼓舞了美国人民战胜危机的士气。罗斯福新政中最主要的反危机措施是（ ）

A.缩减农业生产

B.对工业的调整

C.恢复银行信用

D.发展对外贸易

4.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的真正天赋在于，它懂得改变”，这个改变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是（ ）

A.实行法西斯主义

B.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C.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

D.开创政府对经济干预和指导的先河

5.“比较法”是历史学习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罗斯福“新政”与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相同点是（ ）

A.都是为了打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

B.都有利于本国经济恢复和发展

C.都巩固了本国资本主义制度

D.都巩固了工农联盟的国家政权

6.图5是束棒――罗马最高长官权力的象征。“束棒”在拉丁语中读作“法西斯”。法西斯政权最早建立于（ ）

A.德国

B.日本

C.意大利

D.美国

7.为了对付危机，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上台就宣布实行“新政”；在同一年里，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是（ ）

A.德国希特勒上台

B.纳粹党制造“水晶之夜”

C.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

D.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

8.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曾经风行一时，与美英法的民主自由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并立，形成当时世界三大主要思潮。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法西斯国家的主要特点是（ ）

A.对内独裁统治

B.对外侵略扩张

C.以军部为核心

D.反对共产国际

9.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一段历史：1929年10月24日，对于莱特和他的国家来说，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四”。那天莱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购买的股票正在急剧贬值。接下来的几天更是雪上加霜，股票变成了废纸，自己又被老板解雇了……

（1）请判断，这位莱特先生是哪里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1929年，在莱特的国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2）就在这个国家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领导人民走出了困境。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在国家走出困境的过程中，如果莱特想重新就业，你认为他最有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为什么？

（4）请你说说那位杰出人物所采取政策和措施的最主要特点是什么？从他的成功经验中，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10.法西斯是一种疯狂地侵略其他国家，残害别族人生命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犯下了滔天罪行。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29～1933年德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一览表

（1）导致材料一中德国生产下降、贸易缩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状况的出现对当时德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材料二 “犹太人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是德国这个国家的败类。”

――希特勒《我的奋斗》

（2）希特勒登上德国国家元首的宝座产生了什么影响？

（3）从材料二中你能看出希特勒对犹太人持何种态度？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当政后，希特勒对犹太人采取了什么行动？

材料三 2009年10月14日，德国施特劳市街头摆放了1250个希特勒版土地神（图6），这些艺术作品是德国艺术家奥特马尔赫尔创作的。

（4）结合当今世界金融危机，分析德国艺术家奥特马尔赫尔创作这些“希特勒版土地神”的目的是什么？

参考答案及解析

【真题链接】

1.C【解析】注意题干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能给我一角钱吗”等关键信息。根据所学知识可知，1929年，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然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就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2.B【解析】由图表中工厂倒闭数、工业生产下降百分比、失业人数的情况可以判断，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破坏性特别大。

3.A【解析】注意题干中关键信息“1931年”“西方的社会制度”。B项发生在1933年；日本、苏联不属于“西方”国家，由此可以排除B、C、D三项。根据所学可知，“西方的社会制度”指的是西方国家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

4.C【解析】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

5.A【解析】注意题干中“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关键信息。“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初期，为了帮助西欧各国克服经济困难，美国于1947年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其目的一方面是帮助西欧各国迅速恢复经济，防止革命的爆发；另一方面是通过美国的援助，打开西欧的门户，控制西欧。“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都是社会主义苏联（或苏俄）实行的政策（或体制）。由此可以排除B、C、D三项。

6.A【解析】第一幅图片反映的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第二、三幅图片反映的都是德国法西斯制造的暴行。因此，三幅图片反映的共同主题应是法西斯的暴行。

【强化训练】

1.A【解析】题干中关键信息“笼罩全球”及图片都反映了这次经济大危机“波及范围特别广”的特点。

2.B【解析】罗斯福新政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以消除经济危机。由此可以判断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B【解析】罗斯福新政的中心措施（也是新政中最主要的反危机措施）是国家对工业的调整。

4.D

5.B【解析】本题可以采用排除法。A项是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目的；C项是罗斯福“新政”的作用；D项是“新经济政策”的作用。由此可以排除A、C、D三项。

6.C【解析】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于1933年；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1936年；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

7.A【解析】A项发生在1933年；B项发生在1938年；C项发生在1922年；D项发生在1937年。

8.C【解析】德国和意大利都是通过政党夺取政权来实现法西斯；而日本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者和集中地，日本最终建立起军部法西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8篇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9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 货币 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迄今为止，起源于2008年华尔街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八年时间，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宣称危机的起源地―美国经济已经明确复苏。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复苏是有条件的或者有限度的。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先天决定的，一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状态必然会爆发，如果出现复苏，那也是对外转嫁或者对内拖延的结果，本文就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复苏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