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园区创新技术推广面临的问题

农业科技园区依托科技发展，以龙头企业为经营主体，对接农户并向其推广高新技术，从而综合组装运用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2]。在技术推广活动中，产业基地、科研院所、政府与农民的分工不同，彼此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是创新技术顺利推广的前提。园区自主研发或从科研院所获取创新技术，把技术推广任务委派给内部的推广部门，技术推广部门联系农民并与之合作，分析汇总农民的劳动成果，反馈给技术研发的决策层。目前，推广创新技术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农技推广费不足、管理体制不明确、技术供需脱节、技术推广走向市场受限、农科教分离等[3]。隐藏在问题下的是技术推广科技成果所遭遇的风险。这些风险的不可控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暗礁”。

2创新技术推广面临的不可控风险

由潜在的自然因素等引发的风险就是不可控风险，风险的产生与形成不能风险承担者控制，可能由宏观环境变化导致，也可能来自政策变化与部门行为漏洞[4]。风险来自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创新技术推广会遭遇政治风险、道德风险以及信任风险等不可控风险。该风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具有内生性，但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调节技术推广过程中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去规避风险。

2.1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不可避免，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资源，收获成果容易受气候影响。农业产业项目遭遇的不可控自然风险来自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如今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人类对自然中客观存在的风险与灾难作用有限，农业科技园区不得不考虑大规模绝收时技术持续的可能性。此外，动植物疫病、虫害、真菌感染等半可控自然风险也迫使科技园区推广技术时寻找匹配的防控措施和条件，推广难度增加。

2.2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包括反向性政策风险和突变性政策风险。反向性风险与企业和当地政府的配合程度相关，当地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是否符合产业发展要求、是否得到精准执行、是否会约束农业科技园区的大规模经营，将直接影响技术推广的成败[5]。以土地流转为例，首先，园区技术推广的基础需求是该地提供连片土地，但在现行的土地承包政策下，获取连片土地难度很大。其次，该地农用土地使用费定价与园区技术推广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程度负相关，过高的土地使用费势必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再次，一些地区的征地手续烦琐，缺乏书面流转合同等约束条件，从而引发土地管理费等其他费用存在坏账、收缴不及时等问题。突变性政策风险是指由于管理层政策发生突然变化而给资产重组造成的风险[6]。如农地流转信托，农村承包经营土地与信托等金融产品结合是一种进步，但金融下乡后，本应用于发展农业的土地不种粮食，而用来“炒地皮”。如果市场运行过程缺少日常监管，没有对违章事件及时查处，政策风险将转化为长期、隐性、固有的风险，一旦爆发后果难以挽回。

2.3道德风险

社会风险的产生有两种情况。首先由于个人行为失常引发项目失败，如农民掌握知识局限，推广的技术有操作标准规范，要求农民精准执行，但许多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在操作不熟练的状况下违背技术工作方法，导致收获状况不理想。经过简单培训就上岗的农民，只能付出劳动而不是使用技术，出于认知局限，农民不会反思自己的工作水平，而是归咎于园区推广的高新技术，降低了对农业科技园区的认同感。其次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团体行为引起的风险。如今青壮年劳动力倾向外出务工，农闲时大量劳动力流失导致农业项目缺乏管理人员；或因收益分配不公，村集体共同违反合约导致技术没有被推广。

2.4文化风险

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传播者知识水平较高，精英文化会渗透到推广过程、内容和工作方式，使中国传统农业与产业化经营时代产生冲突，导致农民无法按标准执行园区要求。文化风险内生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农业科技园区凭借高新技术追求高产出、高收益，其源于17世纪西方文化的背景，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经济效益的地位高于一切，技术推广也以此为准则和导向，这与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相悖。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传统农业，秉承“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的农业经营策略和精耕细作的技术特点，不同于科技园区推广的一些“粗放式、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导致农户对其并不理解。此外，中国传统的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农业科技园区会因为逐利心态侧重推广养殖技术，比如跟风推广智慧生猪养殖技术系统，却由于当地的养殖条件落后从而导致项目失败。

3构建风险防控体系：风险社会理论的适用性

实验室中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往往较理想化，而技术应用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现实自然的活动，难免发生理论和实践割裂分离。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提“风险社会”概念。“风险社会”是指“由于某一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局部或突发事件可能引发严重灾难”。推广活动中各部门的经济利益关联交错，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危机无法消除，安全与风险无法达成长期平衡，合作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就需要人通过对风险进行不断反思、分类和调适，亟须从资源投入与能力建设的角度入手，构建创新技术推广风险防控体系。科技园区管理层要充分识别风险种类，尤其要预防内生风险演变为一种制度、固化的风险状态，从而偏离技术推广的初衷，阻碍农业科技园区健康发展。

3.1完善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机制

首先，要增加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中的高水平人才投入。当前高素质的技术推广人才更新机制落后，调查数据表明，36个试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人才支撑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专家大院[7]。其次，可邀请农业高等院校科研人员到园区开展科学技术推广示范活动，提高技术推广管理层人员知识更新速度。同时增加技术培训投入，园区对创新科技要有敏锐嗅觉，率先为技术推广部门做好培训与策划工作。再次，科技推广部门应按市场化机制管理，引用末位淘汰制等方法加大管理竞争强度，更新人才上升渠道，做到“能者现其才”[8-10]。园区要强化项目经费的引导机制，逐步完善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研发投入为主、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农业技术研发投入体系，形成稳定的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机制，并合理分配给技术推广部门。农业科技园区需要为推广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奠定物质和平台基础，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解决问题，故对于盈利性的技术推广企业，政府引导园区对接国家投资银行以灵活资金共享模式，适当给园区筹集资金、放权以激励其发展，提高园区内部技术推广机构的地位。

3.2加强农业创新技术推广的公共服务功能导向

农业科技园区应拓展科技咨询、技术培训、新成果示范等基层公共服务功能。推广部门引进创新技术时，要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各方面做本土适应性考察，引进时间遵循物候，令其合乎土宜。农业科技园区要充分做好市场调查的“先行官”，依托基层村民自治单位，听取村民民主决策意见，按本地需求提供技术支持，延长农业产业链和服务链。技术推广部门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激发园区合作农户的内生力量，完善园区的农业信息与技术服务匹配合作体系，以技术使用的结果和应用规模作为评价标准，充分奖励并扶持完成度较高的农户。科技园区管理层要加强与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联动，放大技术转化成果的集聚效应。政府作为技术推广的参与者，应注重服务的边界与权限。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应从农民根本利益出发，公益性质决定技术推广部门必须依赖政府投资。政府应当在科技推广活动中明确自己的责任和权限，不能过多干预，避免利益博弈行为动摇园区在推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杜绝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不得罔顾农业园区的发展方向，借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另外，政府在给予科技园区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适当约束科技园区的利益分配，要让参与活动的全体农民享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科研院所提高技术参与公共服务的深度尚需拓展。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科技园区的合作者，既承担着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的任务，又要依靠科技园区验证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的可能，同时还要建立自身品牌的权威。有些高校为了迎合“校企协作”科研需要，而青睐经济科研周期短且附加值更高的竞争性科研项目，甚至一些实验室将主要精力用于争取项目，忽视长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因此，要加强专家在科技推广活动中与园区方面的项目共建合作，把科技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的实现责任转移给园区展开试点工作，让研发者安心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及时获得技术推广的结果反馈，从而实现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理性与深化学科内容的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11-13]。

3.3升级技术推广问题的风险应对原则

农业科技园区的建园之本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组织管理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是政府政策和制度供给条件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的创新路径要坚持市场经济规律下政府引导与管控相结合、降低风险与提高收益相结合的原则。农业技术推广具有无偿性和公益性，推广部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接受政府引导。政府应协助农业科技园区组织推广一批需要多方参与、具有综合性和前沿性的重点大型农业科研项目，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项目进入成熟阶段后，园区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合理谋划推广工作，使创新技术理论与实际生产相一致，以提高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农业科技园区要将经费投入者、管理部门、开发人员、科研机构以及农业创新技术推广组成一个有机整体，针对市场反馈及时调整策略，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关系。

园区要把投资纳入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中，寻找可靠的稳定资金来弥补园区技术推广可能带来或遭受的风险。农业科技园区主动承担推广后果，方可减少项目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形成目标约束机制，尽可能让推广部门独立制定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尤其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要能体现出风险与收益实际挂钩原则，承担高风险者获得高收益。首先，要给予技术接受者合理的种植业保险，为其开通简便的技术反馈渠道，与农民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再次，要加强园区与农民的沟通交流，将农民的技术培训纳入科技园区的日常管理，从而培养一批有技术、会操作、愿合作的农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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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维，向德平.风险社会视域下产业扶贫的风险防控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5）：50-61.

［6］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45.

［7］殷立.苏州现代农业园区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6.

［8］刘战平.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机制与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9］吴圣，吴永常，陈学渊.农业科技园区纵向政府间的博弈关系分析———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J］.农村经济，2020（6）：121-128.

［10］徐波，任志刚，马继福.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分析［J］.山西农经，2014（4）：118-119.

［11］申秀清.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机制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14.

［12］王杨.北京市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技术推广的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7.

［13］沈勤.农业科技园区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36（12）：271-272.

作者:季旸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