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落实立法要求
1.积极开展立法评估。围绕全市经信系统的工作目标任务，开展经济和信息化相关立法项目的前期调研和修订工作。做好《市社会信用办法》、《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管理办法》前期调研准备工作。开展对《市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立法后评估工作。继续完善和落实征求意见、采纳反馈、调研论证、立法评审、专家咨询、立法听证、立法后评估等制度，扩大立法公众有序参与，不断推进立法工作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2.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严格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凡是规范性文件必须认真履行信息公开、征求意见或听证、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廉洁性审查、集体讨论和公开等程序，提高文件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全面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杜绝漏报、迟报、瞒报现象。落实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每两年对已颁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清理，及时修改和废止有问题和失效的文件，并向社会公布。
二、健全决策机制
3.规范行政决策行为。遵循科学、民主和合法的原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廉洁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我委产业规划制定、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有关问题等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坚持把决策调研摆在突出位置，对决策方案进行集体审议。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细化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体系。
4.加强行政决策监督。实行“逐级呈报、逐级负责”的纵向监督体制和“主次分明、相互会办”的横向监督体制。完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报告、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与决策效果评估制度。建立重大决策事项讨论记录备案制度，坚持把讨论意见、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的记录，作为决策检查和问责依据。对委出台的应当公开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内容、依据和决策结果通过网站、报纸等媒体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三、创新行政管理
5.推进行政权力规范运行。按照全面推进、网上运行、权力制约、高效便民的原则，完善各项配套制度，规范和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根据行政效能建设要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管理、服务制度改革。加大网上审批、管理、服务的工作力度，提高行政效率，优化服务效能。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做好联合审批工作；加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建设，依法规范审批办理和服务，加强对审批质量监督。
6.推行政务信息全面公开。加强重点领域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特别是做好重大政策、项目和社会热点、媒体关注、涉及民生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完善信息公开的机制、工作考核、年度报告和监督、保障等制度，全面推进经信系统政务公开，完善经信系统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制，凡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务信息，都要及时、准确、全面、具体地向社会公开。加强经信系统门户网站管理，及时政务工作信息。通过“公众监督”、“寒山闻钟”、政务微博等市民问政平台，加强与企业、群众互动，回应民意诉求，促进部门阳光行政。
四、规范行政执法
7.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则。建立完善公开、告知、听证等各项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和调查规则，规范取证活动，推行行政执法证据格式化。进一步推广柔性执法方式，将行政指导、说理式执法贯穿于行政管理全过程。认真落实《市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全面规范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监督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不断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和程序，提高裁量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提升行政处罚公信力。
8.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和资格管理，突出执法业务培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行政执法人员能够严格把握执法依据、执法职能、执法权限和执法程序，真正做到严格、规范、公正和文明执法。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加大对行政执法案卷规范率、行政执法违法案件纠正率、行政审批规范率、按时办结率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测试合格率的检查督促，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素养和实际执法能力。
9.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对与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节能降耗、化工治理、电力保护、墙体材料、散装水泥、融资担保、信息化发展、无线电等重点领域的检查监督力度，及时总结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
10.完善依法行政考核机制。参照市政府《2012年度市依法行政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加强对各市、区经信委（局）依法行政工作的指导，加强对委系统执法单位的评议督查，落实行政执法卷宗评查制度，组织开展2013年度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案件执法检查，对行政执法案卷进行重点抽查。评议督查结果将作为委系统表彰评先的重要依据。
五、强化法制宣传
11.营造学法用法氛围。坚持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公务员法律知识培训等学法制度，深入学习十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论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关于依法治国的讲话精神；掌握《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基础性行政法律法规，了解《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刑法修正案（八）》、《民诉法修正案》等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全委系统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大力推进经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能力。
12.加强企业法治宣传。认真贯彻《省企业学法用法评考办法（试行）》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27914－2011），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等各个环节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有计划地开展企业法治文化活动，营造浓厚法治氛围。继续深化“诚信守法先进企业”创建活动，引导企业增强履行社会责任感，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继续做好企业法律顾问推进工作，推广规模以上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管理能力。积极参加省经信委举办的“万企学法”知识竞赛活动，做好省对企业“六五”普法中期检查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电力企业；文化建设
0.前言
企业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既是先进政治文化，也是先进的组织文化，是在党风建设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它的功能在于能通过知识体系、制度安排、言论评价、视听传播等宣传教育方式发挥舆论和意识的导向作用，营造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党风政风，从而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社会思想根源，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廉洁从政。
1.企业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文化的本质属于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它与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相互结合渗透，是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工作上的支持力和渗透力的结合。企业文化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一种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综合，其含义表现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文化，表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为社会提供的产品。第二层次为行为文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家（经营者）的行为，指企业家的风格及其在企业内外的形象和对企业的影响。这是行为文化的主要方面；二是企业内模范人物、骨干人物的行为，这对企业文化形成有直接影响；三是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反映企业员工总体的精神面貌。第三层次是制度文化，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家长制作风，倡导民主作风和团队精神。第四层次是最高的精神层，指的是企业理念、精神、价值观。这对企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性作用。它主要是通过领导干部率先示范和员工行为规范体现出来。
由此不难看出，企业文化建设包含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必须接受理论的指导，吸收世界范围内理论、我国历史上思想和不同企业经验的营养成分；必须接受企业文化理论的指导，遵循企业文化运行的一般规律，突出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而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作为载体渗透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与企业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党风责任制建设有机结合，相互渗透。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力度，就能更有效地推进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
2.加强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近年来，党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建设，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创新。总书记强调，要把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机制，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整体合力。笔者认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2.1以理论为指导，着力提高干部职工思想认识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创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建设理论，赋予了文化崭新的内涵，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深刻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倡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是我们党执政实践的进步和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电力企业首先要重视文化理论学习，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求，以好的文化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职工的头脑，培养其廉洁理念，丰富其精神内涵，提升其思想道德境界，增强企业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信心和信念，扩大企业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其次要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和概括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和创造性，积极创新企业文化理论，以科学的企业文化理论成果拓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指导企业的各项工作，以丰富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进一步完善企业文化理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不断取得新成效，逐步从根本上铲除企业内部滋生腐败的文化条件。
2.2以廉政思想为核心，着力构筑防腐拒变体系
首先，企业要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与企业创建文明行业活动相结合，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着眼于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加大思想、意识和心理构建力度，在教育、制度、监督各个环节中增加文化建设的含量，将廉政认识变为廉政意识，将廉政意识变为廉政制度，将廉政制度变为廉政机制，将廉政机制变为廉政行为，将廉政行为变为生产力，构筑以廉政思想为核心的企业廉政文化建设体系。
其次，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尤其是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大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力度，要进一步畅通渠道，充分发挥职工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坚持严格依纪依法办案，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让腐败者付出沉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形成震慑力，促进党员干部廉洁用权、不犯或少犯错误。
关键词：政府俘获；交换关系；扎根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074133)。
作者简介：李健（1981-），男，辽宁盘锦人，哈尔滨商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规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07-05收稿日期：2011-09-14
一、政府俘获的定义及理论回顾
1.政府俘获的定义
俘获理论最初由斯蒂格勒提出，他通过对比受规制的电力产业效率和不受规制时的效率，得到政府被产业利益集团所俘获的结论（Stigler，1971）。在斯蒂格勒的描述中，俘获是政府被利益集团完全控制下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注定规制政策无法满足效率的目标。随着俘获理论的发展，俘获概念的不断被放宽，佩尔兹曼和贝克尔观察到产业集团的俘获能力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规制并不总是偏向于被规制者。在赫尔曼和考夫曼等人的定义中，俘获进一步由“控制力”弱化为“影响力”。Dal Bo对俘获的概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俘获应该存在广义和狭义的解释。传统的俘获属于狭义的定义，指寡头政治操纵政府人制定政策，甚至在为自己制定游戏新规则时所发挥的作用。广义的俘获概念指产业以任何方式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最新的有关俘获的较全面的定义是Baxter提出的，他认为俘获是规制体系内某一特殊的产业部门获得了持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够通过干预规制系统造成利益平衡的扭曲。通过对俘获概念的梳理，我们发现，至今为止学术界对政府俘获尚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定义，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政府俘获定义存在模糊的认识，相应地也影响了人们对政府俘获问题的正确判断。在本文中我们将政府俘获定义为：产业通过各种不透明的方式干预政府公共政策以实现集中的市场利益。这个定义包括以下特点：（1）政府俘获的主体是规制的需求方――产业部门，这里的产业不限定于私人机构，也包括国有和外资等不同性质的企业；（2）政府俘获的客体是规制的供给方――政府，这里的政府包括拥有立法权的政府各部门及公共官员；（3）政府俘获的方式既包括合法的政治行为（如游说和政治捐献等），也包括行政贿赂、威胁等非法行为；（4）政府俘获的结果使少数企业通过影响规制政策的制定获得巨大的回报，但这种回报却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
2.政府俘获理论回顾
纵观政府俘获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的传统规制俘获理论和21世纪初期的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理论。
(1)传统规制俘获理论
规范意义上的俘获理论是在对公共利益假说的批判中产生的，自斯蒂格勒在《经济性规制理论》中将首次将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引入规制研究并创立俘获理论以来，传统规制俘获理论先后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弗吉尼亚学派和图鲁兹学派的演进，各个学派基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政府俘获的形成、影响和治理(张红凤,2006)。但迄今为止，传统规制俘获理论依然存在严重的适用、实证和范式缺陷（见表1），由此也逐渐被新规制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和政府俘获理论所取代。
持假说委托模型适用缺陷：以西方国家民主法制为背景，忽略了转轨国家规制环境要素的差异；
实证缺陷：模型普遍缺乏论证，论述依据主要依靠经验和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俘获实证研究的方法明显失衡，并且相关的定量研究在信度和效度上有待商榷；
范式缺陷：在研究俘获问题上受限于单一经济学科视角，没有深入探讨许多相关问题。
(2)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理论
传统俘获理论主要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制问题，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一直缺少有深度影响的实证研究。21世纪初，赫尔曼和考夫曼等人在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理论。然而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理论依然存在缺陷，例如，该理论虽然从宏观上比较了高俘获和低俘获国家的差异，识别了俘获者的特征和危害，但依然没有触及企业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决策机制，且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性。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模型进行重新建构，较系统地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在政府俘获形成中的微观作用机制，从而深化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问题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1.扎根理论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由社会学者Glaser等（1967）提出。它是一种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关注于社会过程分析，适用于研究个人过程、人际间关系及个人与更大的社会过程之间的互惠作用（Charmaz，1995）。该方法的特点在于其认为社会学需要建立理论，定性研究或任何研究都应着重资料分析与理论建立，用归纳的方法对现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结果，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而发掘、发展，并已暂时地验证过的理论。其核心是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理论演绎又包含理论归纳，且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是一并发生、同时进行、连续循环的。具体的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作为一种质性分析方法，扎根理论既可以用于小样本的比较分析，也可以用于大样本的批量处理。随着计算机辅助的定性分析方法（CAQDA）使用日益广泛，Nvivo 8等系列软件极大地拓宽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目前，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许多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费小冬，2008）。我国转轨时期所产生的政府俘获现象既有转轨国家的共性特征，也有我国独特的自身原因，对其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属于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扎根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假设生成研究”，它要求研究者理解情景，并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分析和挖掘资料得到一定的研究结论（孙嘉卿 等，2009）。因此，我们采用扎根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2.研究设计
在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1）研究角度选择。由于政府俘获涉及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对政府俘获的研究最好从参与人双方入手，以形成相互验证，并增加结论的可信度。但由于现实中很难开发出使政府官员在访谈中说真话的激励机制，本文中我们以参与俘获的企业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企业对政府的负面影响。（2）研究对象的确定。我们将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区分为政府俘获和行败两种。其中，政府俘获是企业影响政府法律、政策和规章或者命令的制定；行败是企业影响政府官员对规制的变通执行。依据这两种相互区别的关系类型，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识别俘获者。（3）数据采集方式。政府俘获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俘获行为就势必寻求规避社会公众，力图以暗箱操作的方式进行，这使得对俘获进行事前和事中的深入调查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事后的大量问卷调查又缺乏相应的情境和效度。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对此缺乏直接经验的情况下，研究者只能通过间接经验，即通过参与人的叙述重新再现这个互动过程。采用这种重构现场的方法时，我们必须对叙述人和叙述方式慎重选择以保证叙述人有最大的空间、最接近真实地详述整个交换过程。
3.数据采集与理论抽样
考虑到访谈样本的便利性，2010年4~6月，我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商业大学EMBA和MBA学员中发放《企业商业环境与企业业绩调查》问卷，通过问卷筛选出符合俘获者特征的企业，我们从中选择18家企业作为访谈对象。访谈采取半结构化方式，事先拟定采访提纲，对所有企业都问及相似的问题，对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平均为2~3小时，部分重点访谈对象采取多次访谈。考虑被调查对象存在隐瞒问题的倾向性，我们通过对调查方法和提问进行“优化”设计，以便尽量减少被访者可能产生的心理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主观误差。
三、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与俘获模型构建
1.开放编码(opening Coding)
第一，对访谈者回答的整理。对用于构建模型的18个访谈样本，我们首先整理了被访者在访谈期间的回答。为了挖掘我国转轨时期俘获现象的深层次特征，我们对访谈者的回答进行了整理。对访谈者回答的内容比较简单的予以排除；二是对访谈者回答内容过于模糊不清的予以排除；三是对访谈者没有回答的内容也予以排除；最后对剩下的有效访谈的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的贴标签（李燕萍 等，2009）。
第二，对访谈者回答的开放编码。根据开放编码的要求，我们对所访谈的18个被访者的访谈回答进行编码，其中建模回答的有163条。为了保证开放式编码的信度，我们采用张红霞等（2009）的方法，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待两位编码员登陆工作结束后核对登陆结果。对于不一致的情况，两位研究者根据文献回顾和相关研究讨论决定，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则请教有关专家（张红霞 等，2009）。
第三，基于开放编码形成的范畴。经过对贴标签进行多次整理分析，最后，我们得到了拥有10个条目的编码库（如表2所示）。
2.主轴编码（Axle Coding）
主轴编码是为了将开放式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通过类聚分析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在建立关联时，需要寻求一定的线索，并分析各个范畴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的联结关系。为此，我们将开放式编码中能呈现出不同范畴之间联系的访谈回答逐一分析，试图解析出其中潜在的脉络或者因果关系。
表2 开放编码形成的范畴
编号主范畴概念（企业访谈整理）1政治环境政府干预强度、政策显著性、政策透明度、政策参与度、规制分权程度等2经济环境汇率的变动、融资便利性、税率、工资水平等3产业环境产业集中度、产业规模、产业联盟、产能利用率等4企业能力企业规模、企业资源、企业收益、组织结构等5企业意愿高管的政治倾向性、企业分化的程度、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企业道德等6阳光轨道提供信息咨询、帮助官员晋升、政治经营、直接参与、调动社会力量等7灰色轨道拉官员入股企业、旋转门、赞助官员旅游、经常给官员及亲属送礼、安排官员子女等8黑色轨道行政上贿赂、以破产为由胁迫地方政府救助、威胁政府官员等9政治联系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单位、与政府官员建立人际关系
通过主轴分析，我们发现，在访谈样本对问题的回答中，存在一定的因果分析和逻辑推理关系。我们将这些因果关系和逻辑分析思路进行归类，可以形成以下4个大类的关系（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主轴编码的四大类关系
编号关系类别影响关系的范畴（对应编码）1外部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产业环境2企业能动性企业能力、企业意愿3俘获行为阳光轨道、灰色轨道、黑色轨道4交换关系政治联系
3.选择编码(Select Coding)
本研究将表3中的四大类总结为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产业环境（1、2、3）为外部环境，企业能力、企业意愿（4、5）为企业能动性，阳光轨道、灰色轨道、黑色轨道（6、7、8）构成俘获行为、政治联系（9）构成交换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制度―能动性―行为―关系为核心要素的政府俘获分析的新框架，在该框架中，制度限定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域，预设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可能集合；能动性反映出企业在外部环境影响下的反应冲动；俘获行为是潜在可能向现实转变的过程；交换关系则是政府俘获的中介力量，它通过比对行动者力量来揭示原本毫无现实关联的行动者交往的未来，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政府俘获则是政府和企业理性互动的结果表现。本文将这四大范畴编码为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模型，见图2。
4.理论饱和度检验
作为决定何时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不可以获取额外数据以使分析者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之特征的时刻（Pandit，1996）。我们将访谈者的回答编码进行随机抽取，以检验理论饱和度，发现没有形成新的范畴。
实线表示传统模型中总结的作用的关系，
虚线表示本研究中总结的作用关系
四、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的形成与作用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建构的俘获模型可以解释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形成的原因特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了解这些原因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政府俘获形成的作用机制，从而为我们分析问题和提供政策建议提供更加充足的理由。
1. 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形成的原因特征
（1）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指企业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所产生的信号，这些信号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足够强的刺激，它构成企业俘获政府的制度诱因。制度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承载着两种功能: 一方面, 制度构成了双方交换的规则, 约束着双方行动的可能性边界；另一方面, 制度成为交换的内容, 也即充当起资源，决定了它的市场供给、需求以及有效价格（金太军 等，2011）。从访谈中，我们得出转轨时期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由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产业环境构成。
（2）企业能动性。企业能动性是指企业对外部环境刺激或影响作出的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它构成政府俘获的主观诱因。企业的能动性对政治决策制定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意愿和能力。显然，一个企业既需要意愿也需要能力才能俘获政府。在能力方面，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大、经济资源以及政治经验丰富的企业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相对于其他企业具有更大的优势。在企业俘获政府的意愿方面，采取地域部门化的企业由于需要同时面对不同的地方政策环境，其俘获政府的意愿越强烈，此外，当企业高管的政治倾向性越强以及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程度越高时，企业俘获的能动性也越大。然而，俘获的反竞争性被一些企业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即使它们具备俘获的能力也可能不去俘获政府。
（3）俘获行为。政府俘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它源于参与人对社会经济利益的追求,其实现基础是参与人一方期望影响另一方而产生合意的结果。俘获行为千差万别,从参与人之间的单边控制到相互控制, 从行为方式的合法到非法，而且这些不同的手段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不断深化并且制度化。相对于西方国家企业普遍可以通过制度途径实现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和干预，我国企业的俘获行为普遍缺乏规范性。目前仅有少数企业能够通过为政府提供信息咨询、帮助官员建立政绩、政治经营策略、直接参与政府决策、调动社会力量等“阳光轨道”与政府建立联系。一部分企业由于所面临的道德制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在影响力手段上采取权钱交易、举报要挟等“黑色轨道”实现对政府官员的单边控制，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利益捆绑、给予其他好处等“灰色轨道”实现与政府官员相互控制。
（4）交换关系。交换关系在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形成中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构成政府俘获的中介变量。在我国政府与企业交换过程中，我国关系网络特有的开放性和变动性特征使交换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人性化”。企业既可以通过正式的交往将自己打造成政府部门的“关系单位”，但更多的是通过同乡、同学、近姻亲和朋友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影响政府所控制的各类资源的流向（黄少卿，2006）。此外，在利益的导向下，组织或个人能够通过关系的扩展把交换辐射到其他拥有关键资源的关系网络中，从而增加关系网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关系的收益。
2.交换关系与政府俘获的形成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正是这种交换关系，他们是衔接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纽带。通过关系网络与权力的结合，企业得以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对访谈对象的深入分析，得出了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的形成机理。同时，对影响政府俘获形成的原因特征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细致研究，构建出制度―能动性―行为―关系为核心要素的政府俘获分析的新框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有关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现实问题的研究尚未起步，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传统俘获的理论大多仅限于规范性描述，无论是在研究方向还是实践应用中都存在较大的不足，尽管后来的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理论从实证角度展开了分析，但始终无法使我们了解其背后的交易模式。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对我国转轨时期的政府俘获进行了改进建模。从应用角度，改进的模型严格从对俘获者企业的访谈资料中分析归纳得出，研究发现：政府俘获的形成不仅依赖特定的制度基础，更存在内在因素的驱动，从而弥补了我国政府俘获研究的空白；从实证角度，本文摈弃了“均衡”、“租金”、“信息”等“大而空洞”的概念，将研究重点放在切实可供测量的企业对政府的微观作用机制上，打开了传统政府俘获模型的“黑箱”；从方法论角度，本研究是社会学中质性研究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可以弥补传统俘获理论中单一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不足。
政府俘获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社会的全面腐败。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然而，当前关于如何减少转轨经济中的政府俘获现象一直缺乏系统性的尝试，更缺乏来自于国际经验的所谓通用模式。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治理和防范政府俘获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政治经济领域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我国转轨时期政府俘获形成的具体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管控：（1）削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对之进行重新定位，根据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限定政府行动的界域，使其依法行政，接受公众监督，担当好舵手和服务者的角色；（2）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树立企业正确的政治倾向；（3）建立有效而完善的法律约束机制，例如出台阳光法案、游说法、政治捐款法、采购法、信息公开法等，对企业政治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4）通过健全企业内部机制、建立政企边界跨越机构和外部谈判制度完善政企沟通的合法渠道，增加促进政企关系良性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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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育 川)
Formation Micro-Mechanism of State Capture in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LI Jian
(Management School Haerbing Comercial University, Haerbing 150001, China)
论文关键词：企业如何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作为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和承担规则制定、监督、协调、服务、引导等职能的企业和政府，如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通过自己的作为，更好、更有效地去履行和保证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一、企业要抓住核心，统筹兼顾。从决策理论上讲，组织进行决策，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目标多了，就无法进行有效决策。如企业欠了供应商的钱企业文化论文，企业不支付就损害了供应商的利益，但是，钱给了供应商，企业就没有钱买原材料，生产就无法进行，职工就要失业，消费者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股东也就没有了回报，你说企业该怎么办？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有主次，有轻重缓急，有层次之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企业必须做到抓住核心，统筹兼顾。
一是找准切入点，牢牢抓住企业经济责任这个核心不放松。因为企业的经济责任是企业履行其它社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股东没有回报，企业就不会有投资，没有投资就不会有企业企业文化论文，没有了企业，什么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公益责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企业只有发展了，即通过向社会提供产品或劳务、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为顾客创造价值，有了可供分配的利润后，才能吸引投资者追加投资；才能实现职工就业，才有钱给职工发放工资和福利、改善职工工作环境和加大技改、环保投入以及支付供应商的货款；才能给政府交纳税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使政府完成社会二次分配成为可能；才能制定公益计划，为社会做好事，等等。彼得。德鲁克在他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认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仅仅是做得好还不够，还必须做好事。然而，为了做好事，首先必须做好企业中国。他说，只要一个企业忽略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限制并承担了它在经济上无力支持的社会责任，企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如果因此而损失了企业取得成就的能力，那就是最不负责任。通俗地讲，就是企业有了钱企业文化论文，你才能尽责任，反过来说，企业要尽社会责任，你必须先做好企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核心责任就是要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先养活自己，再做好、做强、做大，夯实发展基础，取得做好事的本钱和能力。
二是抓好联动点，统筹兼顾，积极履行企业公益责任。企业公益责任虽然是倡导性的，但也是每一个中国企业应尽的义务。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其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公众的支持、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所以企业发展壮大后，只要有能力，就应该从利他主义的道德责任感出发，积极、主动参与、支持社会慈善等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把中华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企业文化论文，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政府要从无为到作为。如何保证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承担特殊职能的政府，应与时俱进，从无为到大有作为。
一要积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虽然我国暂不鼓励企业搞sa8000社会责任认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lso26000也没有颁布，但国际知名大企业对中国很多的分包商已经提出了要求。随着国际竟争的进一步加剧，不少国家也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一种竟争手段。政府要末雨绸缪，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倡导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民众正确、全面地看待企业社会责任。
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制制度体系和促进、保障、评价机制，做到有法可依。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总会面临一个机会成本问题，它总是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做平衡。所以，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必须比企业看得远、跑得快，决不能出现企业因遵守法律带来成本增加而输给不遵守法律的企业。要通过科学立法保证市场竟争的公正、公平和合理，及时把企业拉回到规则里来。
三要强化市场监管和法律的执行中国。法律再好，没有执行力不行。小煤窑、小造纸、小化工问题，不少就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企业文化论文，要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得到落实，政府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包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实施责任追究。确保政府的管控纵到边、横到角，努力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从人治到法治。
四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因为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竟争市场上，企业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它直接追求社会责任带来的好处、效果还要大，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使然。
五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吸引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公益责任。因为公益责任毕竟是倡导性责任，不能靠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必须靠企业的道德自觉。国外目前很多好的做法，如通过税收减免来激励企业投资高薪技术、节能环保和公益事业，鼓励企业做好事。我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尝试，但基本局限在高新产业，但还很不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作为国有企业，客观要求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发展企业，用市场的理念经营企业，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治理企业，严格遵守执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完善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强化法规制度执行力，切实进行以法治企。
一、健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及其企业根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制定实施规范的公司章程，强化公司章程在本企业的“宪法”地位。切实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完善国有企业法人制度，选准配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领导班子成员，拟定责任权力清单，切实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进一步理顺“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深入探索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障监督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领导群众组织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的实现途径，使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
司法人治理机构真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效制衡、团结协作的运行协调共建机制。要根据企业的资源配置条件和生产经营现状，科学确定企业的发展定位，制定实施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使之成为企业全员追求的梦想，做到不断推进、久久为功，其目标方略不因企业主要领导的更变而改变。
二、加强企业领导班子法治建设。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国有企业党组织必须加强对依法治企工作的领导，切实发挥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协调的职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上级党委政府的决定指令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要按照“突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要求，加强企业领导班子法治建设，设立公司律师，并使之保证参与班子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防范法律风险，促进领导班子依法决策和企业各层各类管理人员依法办事。企业党组织和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及其经理层领导班子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班子议事规则，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讨论、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法定程序，认真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确保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要增强法治观念和法制意识，强化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学习运用，不断增强法治的内生动力，坚决克服“一言堂”现象和“一霸手”行为，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依法治企的能力，切实带头遵守法律和企业规章制度，做到率先垂范，以上率下。
三、健全完善以责任制度为龙头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是对法律法规的复制，而是对如何执行法律法规制定实施措施和行为规定，要按照“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和行业技术标准，确定岗位职位及其人事编制，以岗位职位为核心，明确公司及其所属单位部门职能和各层各类人员职责，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要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产业政策为依据，建立健全全企业、全员、全过程的基础管理制度、各项专业管理制度和契约制度。结合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及重点工作任务，进行方针目标管理，制定实施年度经济责任制及其发挥保障监督作用的党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安全环保等专项工作责任制，安全环保和党风廉政建设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在组织落实中，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纪委要切实履行 监督责任，要注重任务的分解细化和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和考核奖惩，并在当期绩效考核的薪酬分配中兑现。
我国邮电企业于1998年实现邮电分营、邮政独立运营后，邮政企业的绩效评价办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绩效管理手段，对改善邮政财务状况、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邮政企业的管理体制目前基本上还是按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经营管理面临的环境也千差万别，为了使邮政企业绩效考核工作更加科学、合理，经营业绩考核必须要考虑经营难度系数。为此邮政的专家学者们依据《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附件1中“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试行办法”的规定，对邮政企业规模分类进行了研究，提出按业务收入、固定资产、职工人数和管理责任四项指标作为划分企业等别的依据，并将四项指标的权重经过分析研究分别确定为50％、30％、10％和10％。
邮政经营难度系数的确定可以按照以上思路来确定。把规模分类作为邮政企业经营难度系数的依据是：从理论上讲，收入规模越大、资产规模越大、人员越多、管辖的范围越大，经营管理的难度就越大。收入规模越大同比例增长的难度越大，同时国内外的许多企业都基本选择了收入作为划分企业的规模经营的依据，因此我们选择了“业务收入”指标；总资产规模和净资产规模虽然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企业规模，但是就邮政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特点来说，选择有形的“固定资产”更为直观；无论国内国外，“职工人数”的多少几乎都无一例外的作为描述企业规模的主要指标；管理责任是指“所辖独立核算的下属单位（即所辖区县局）的个数”，从理论上讲，所辖单位越多，则管理难度越大，也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2广东省邮政企业经营规模系数模型
本文在具体测算时，参照了“经营难度系数”的计算方法，先对广东省邮政企业所辖独立核算的21个市局的2006年业务收入、固定资产原价、职工人数、所辖区县局个数等因素的规模系数模拟分档取值，取值区间为1～1.20；再用幂函数回归方程的方式修正取值，得出每个单项指标的规模系数；最后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了企业的规模系数。
3广东省辖市邮政局规模等别分类
由于在根据表3计算结果划分等别时，注意到因多数数据较为集中，区分度不大，对此我们又利用SAS软件，借助聚类分析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分类，得谱系聚类图（见图5）。
对比谱系图并结合表3中企业规模系数数据，我们将广东邮政企业经营规模等别确定为五等：广州局、深圳局列在一等；佛山局、东莞局、江门局、湛江局列为二等；汕头局、惠州局、茂名局、珠海局、中山局为三等；梅州局、韶关局、揭阳局、肇庆局、清远局在四等；阳江局、云浮局、潮州局、河源局、汕尾局列为五等（见表4）。综上，在对各辖市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综合评分时，可以此划分等别作为量化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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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政府对国有企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对国有企业关注度不断提高，这对国有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依法治企之路是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只有从加强学习教育、制度建设、监督检查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着力加强依法治企工作，切实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有效 开展 依法 治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全，法制环境不断改善，反腐倡廉不断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对国有企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已形成对国有垄断企业立体交叉的监督体系，这对国有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依法治企就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来治理企业，使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走依法治企之路是时展的必然选择，企业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将依法治企融入企业管理全过程，坚持走依法治企之路。
一、加强学习教育，切实提高对依法治企的认识
依法治企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依法经营、依法治企，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和效益的提高。企业只有始终保持法律在企业管理中的最高权威，坚持以法律法规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依据，努力培养领导干部和职工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让依法治企、按章办事真正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理念，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依法维权、依法监督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内外部环境，确保企业始终沿着法轨健康发展。
依法治企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现代企业进入市场的保护伞。企业能否始终坚持走依法治企之路，企业领导的思想认识是否到位至关重要。企业领导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对依法治企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行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企业要从提高领导干部和职工的认识水平入手，通过学制度、学政策、学规定、学文件、学业务，准确领会上级政策、把握工作方向，在学习中要做到理解透彻、领会到位。
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依法治企长效机制
企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从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打造自上而下、覆盖全面、层次分明、责任到位的长效工作机制，保证依法治企工作有效落实。由于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多而零散，要将其系统地归纳起来指导企业工作，规范企业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的方法，就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把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要求，内化为企业的规章制度，融入企业的各项工作之中，使其成为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形成依法治企的长效机制。
一个科学、客观、完整的制度体系是依法治企的前提和基础，是企业实行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加快企业发展的“安全带”和“助推器”。企业应注重制度管理，用制度规范行为，依法定制，以制治企，不断巩固企业之本。按照标准化工作要求，对可以通过标准管理的事项，通过制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建立业务流程，使每项工作职责明确、流程清晰、闭环运行，实现“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的机制。同时，企业的规章制度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通过科学的规划，不断完善、不断改进，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指导企业发展与进步。
三、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依法治企工作能力
依法治企要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以“提升专业技术能力、提升专业工作水平和强化专业管理基础”为抓手，形成岗位明确、职责合理、程序规范、运行高效的依法治企队伍。同时，不断加强财务、审计、监察等相关专业业务培训，促进企业依法治企的能力。
管理者是企业的决策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将依法治企理念具体化为企业基本管理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提高党员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治企的能力，是加快企业法制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依法治企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要“走在前、作表率”，争当遵守制度、执行政策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职工形成依法做事、按章办事的良好作风。为依法治企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依法治企工作落实到位
依法治企要做到层层落实、监督到位。企业应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确保责任到位，各司其职。有效的监督是制度执行和工作落实的保障。依法治企要保证制度、政策的有效落实，避免重布置、轻落实，重形式、轻实效，重开始，轻收尾的作风。彻底解决制度建设中存在“重制定、轻绦小钡奈侍猓使制度在企业“落地”。依法治企并不是企业领导几个人的事情，需要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企业各职能部门都应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内控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依法监控和管理企业的一切物质财产，防止国家和单位资产的流失。
企业要建立常态监督制度和协同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让监督力量真正做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形成纪检监察、财务稽核、审计检查、法律保障等共同支撑的“大监督”体系，监督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实施常态监督检查。明确依法治企的“红线”和“底线”，加大评价和考核力度，把依法治企工作纳入年度业绩考核重要内容，建立并严格执行考核与问责机制，对违反规定的，严肃追究责任，保障依法治企工作落实到位。
五、结语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企业迎来了成长与发展的空前机遇，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潮流中占得一席之地，是每一个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法为治企之本，强企之基。企业只有始终坚持走依法治企之路，切实将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的要求贯穿到企业的各项工作之中，才能确保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实现企业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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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诚信问题是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不诚信问题愈演愈烈，企业诚信问题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从加强企业内部诚信制度建设、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建设以及发挥政府在诚信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几个方面对我国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了探讨。
诚信一般认为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范畴。它强调社会成员在为人处事及进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为准则践约守诺以取得他人的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被赋予了特有的经济内涵。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没有诚信市场机制不可能有效运行诚信缺失必然导致市场的无序l陛从而使市场经济难以健康发展。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企业诚信缺失现象还相当严重假冒劣伪产品大量充斥市场;企业偷税、漏税、骗汇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商业欺诈、企业逃废债务现象相当严重;企业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普遍;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十分突出等等。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现实的企业诚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且紧迫。
一、加强企业内部诚信建设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加强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诚信和信用建设对建设全国信用体系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是建设企业信用体系的根本。大力培养企业经营者的信用素质。
1要制定企业的诚信准则。诚信准则是表明一个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和它希望员工遵守的诚信规则的正式文件它具体说明企业想做和期望大家做的事情并且可以成为判断企业政策和行动及个人行为的基准。诚信准则是建立企业诚信文化的不可或缺重要条件之一。
2开展企业诚信培训。企业诚信首先表现出来是企业每个员工的诚信。企业诚信培训是企业内部诚信建设的基础。在培训中应向员工说明企业诚信是世界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许多优秀企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企业诚信对员工、企业、社会都带来的好处。企业诚信培训要以企业诚信准则为依据。培训方法可以提出各种选择方案诱导被教育者去选择积极的方法使员工感到态度的转变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迫做出的改变。诚信教育方式越生动形象越容易影响被教育者。因此企业诚信教育除了课堂教育外，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3.树立‘’诚信第一、品格第一“的理念。所谓品格是指在一个人生命过程中建立稳定和特殊的品质使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有同样的反应。而好品格是一个人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按最高要求的行为标准做正确做事情的内在动机。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品格产生诚信一诚信产生合作一合作中产生沟通形成团队一团队创造品质和利润。
4.建立企业诚信制度。企业诚信建设根本在于企业内部的诚信制度建设。以加强企业诚信道德建设来规范企业内部信用管理。企业必须把诚信当作资本来经营牢固树立诚信道德理念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客户管理、营销管理，资金管理、税务管理、公共关系等环节严把信用关在市场中树立良好的企业诚信形象。
二、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1国外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诚信体系大体有以下三种成熟的模式:第一市场化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征信企业或公司可依法自由经营信用调查和信用管理业务政府促进信用管理相关立法的出台强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关方面将征信数据以商业化或义务形式贡献出来向社会开放第二中央信贷登记模式。这种模式以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为代表。这种体系是以中央银行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为主体的征信管理体系。信贷登记系统的内容包括企业信贷信息和个人消费信贷信息。其特点是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银行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第三政府经营模式。指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组建征信公司，并对其进行直接控制管理。中央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性地让局部主体把数据贡献出来迅速组建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2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系统企业诚信必须建立在全社会诚信的基础上没有社会诚信制度的为前提和保障企业诚信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全国统一的征信体系。信用管理体系是诚信秩序的制度保障它包括个人与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资信评估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内容。针对我国体制转轨的现实，应该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信用体系建设的组织与协调分别建立个人与企业两套征信系统。我国企业征信制度的发展还很不完善还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务之急要加快建设企业征信的专门信用制度，包括对信用记录的征集、调查、评估、储存、检索等信用业务活动的组织及信用机构的设置加以规范以确保信用活动的正常进行要尽快规范税务、工商、海关、司法、银行等与公共信用记录有关的政府部门与企业的行为必须要求这些部门依法向社会信用机构和公众提供信用信息并制定可操作的信用服务规则和处罚规则。
3.加强社会舆论对企业诚信的监督。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舆论对企业诚信的监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舆论会给企业的诚信建设造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从而推动企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新闻媒体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既宣传正面的执法行为和典型人物树立正气又坚决曝光违法行为震慑企业不诚信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全社会的打击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良好氛围。 三、完善法律法规监督约束机制的建设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法规制度的保障企业诚信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障企业诚信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1加强诚信相关的立法工作。在现有的有关企业行为法律法规中，存在不完善、不具体、不配套现象导致在打击企业市场违法行为中难以起到应有的成效。例如对制假售假违法行为，现有法律法规存在调整范围偏窄、处罚偏轻，执法手段不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不好认定、适用较难，未能赋予监督检查部门以必要的强制权力等问题:《专利法》与《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存在法律冲突致使一些违法者恶意利用外观设计专利援引《专利法》对抗《商标法》所赋予的商标专用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知名企业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演使执法中遇到适用法律法规的困难。再者经济发展中涌现出的一些新的领域的违法行为尚待加强立法予以规范。如电子商务中如何防止欺诈如何处理网上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这些问题均须予以立法加强规范。
2.加强诚信执法监管力度。各职能部门要把”严格执法一放在首要位置，要充分认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现实意义对违法犯罪分子决不手软坚决依法查处。要积极履行职责实现监管到位、处罚到位对违法犯罪者，要将其责任追究到位该给予行政处罚的决不姑息迁就要一查到底;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坚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不能以罚代法。对执法违法、滥用职权、询私枉法的执法人员要坚决查处特别是对充当违法犯罪分子保护伞、为其充当内线、通风报信者要坚决查处。各职能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加强相互协调、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对企业不诚信等违法行为始终处于法律高压态势使法律形成应有的威慑力，确保企业在市场行为中守法诚信经营。
四、发挥政府诚信制度建设的关键作用
诚信建设，政府的责任最大。政府部门严格有效的执法行为是构成一个社会诚信的重要基础。政府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和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也是信用关系的监督者和协调者政府在诚信秩序建设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转变政府职能、打造诚信政府是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诚信政府应是负贵任的、言而有信的政府。在政策或重大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论证，认真执行保证其可行性和延续性取信于民不随意变更一旦决策和执行中造成重大失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必须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
2.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必须构建成服务型的政府。按照执政党的宗旨人民政府必须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和公平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不同阶层的公民的利益。努力提高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自觉高效地为社会大众服务。
3.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政府。政府应依法行政尊重产权和各产权主体的地位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依法行政政府还应严于律己、勇于纠错。政府公务员要严于律己遵纪守法明礼诚信自觉维护政府的诚信形象进而为企业诚信作到表率作用引领社会和企业自觉以诚信为生存发展之根本。
关键词：政治关联；形成机理；政治关联理论
一、引言
随着政治关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我国众多学者对政治关联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各类期刊的发文情况来看，较多研究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传导渠道如企业绩效、企业融资、财务救助、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研究，鲜见与政治关联基础理论有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文章对企业政治关联概念界定不一，衡量标准模糊。因此，本文在对企业政治关联内涵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机理。
二、政治关联内涵
政治关联即“政治联系”，其来源于英文中的Political Connections。自政治关联被提出以来至今，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概念，一般指的是企业高层人员或关键人物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种隐性或显性关系，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文献中政治关联的概念也有差异。
国外学者对政治关联概念的界定多采用实例列举方法，国内学者则多是依据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背景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列示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政治关联概念的具有代表性的界定。
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政治关联的界定都是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和政治权利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隐性关系为基础而确定的。之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隐性的，是因为二者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并不包括政府参股的形式，因此，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而隐性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界定的政治关联形式均是狭义的，即以企业、大股东或高管本身的政治关联关系为研究对象，而没有把这些主体的连带关系或亲属朋友政治关联关系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从公开渠道很难获得该类隐性政治关联信息或数据。
三、政治关联形成机理
自1974年Krueger指出，主动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能获得巨大利益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在Fisman把这种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称为“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后，与其相关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并非单纯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现象（Johnson and Mitton，2003；Khwaja and Mian，2005；Leuz and Lee，2006；Fan，Wong and Zhang，2007；Xu and Zhou，2008）。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形成机理是怎样的？本文从不同方面解析了政治关联行为形成机理。具体阐述如下：
（一）寻租理论。寻租理论主张，政府行为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影响资源配置，而这些影响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有特权者为了获得这些超额的收益，便形成了寻租活动。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寻租意愿是双向的，政府（或政府官员）把一些规则或标准定的模糊或具有很强任意性，向企业“设租”获取额外收益。因此，存在的寻租空间越大，企业越会主动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这在我国制度环境不健全地区较为显著，在这些地区，政府透明度较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控制空间较大，从而寻租空间也较大。
（二）交换理论。交换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互利的，政府和企业通过交换彼此所需资源而使各自利益最大化。对于迫于提高自身政绩的地方政府，为达到要求指标，其可能帮助本地企业获取其所需资源，或给予本地企业宽松的行业管制，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而本地企业在自身获利基础上以高额税收等形式回报当地政府。但与政府达成交换协议的企业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使企业付出了一定成本，企业在获取政治关联带来的外部资源机会的同时，也面临这付出较高社会成本和代价的“嵌入”风险。
（三）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任何组织都要适应其所在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企业一方面因于其避害就利、适应环境规则的行为内生于制度中，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制度环境。如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应对制度环境不利因素，并采取手段拒绝、甚至操纵制度要求从而影响制度环境。另外，缺乏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国家政策稳定支持、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正式制度环境中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不得不通过转向行政规则和私人保护方式建立政治关联寻求保障。
（四）替代机制理论。替代机制理论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由宪法、契约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组成；非正式制度主要由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等组成。替代机制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替代的关系，当正式制度存在不完善、无法有效实施时，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恰好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从而成为其有效替代机制。在我国转型时期，对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正式制度下应有的保护，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获得。
（五）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得到相关的外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和政策支持以及信息等内容。一方面，企业所需外部资源越稀缺、越重要则企业对该资源的依赖性越强，为获得生存和发展，企业会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这种依赖的程度；另一方面，企业与外部资源所有者（或控制者）的交往和谈判能力越强，其生存能力也越强（Pfeffer and Salancik，1978）。政府作为资源的掌握者，其政策对企业经营所需某些外部资源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为获得这些外部资源，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获得稳定、有利的经营环境，以改变其对外部稀缺资源的依赖程度。
（六）文化传统理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也仍然体现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中。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同时，传统文化的等级身份意识及行为规则约束，加上在市场竞争中单纯依靠市场化规则发展的限制，使民营企业家意识到改变规则是一个长久缓慢的过程，并不能因为个别企业努力一蹴而就。这些某种意义上促使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为谋求企业的发展，也是其个人层面的政治追求。除此之外，“关系”作为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构成方式对政治关联也同样重要，我国文化对关系依赖的重视，使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行为受血缘亲情、人情礼仪、协调人际关系等文化规范的约束。
以上分析各个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均是由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约束的结果。对于当前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政府更具决定性作用，改革并不会一蹴而就，政府职能的变革速度较为缓慢，行政规则下的市场规则使合法性制约相比较发达国家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形态。在市场没有完全规范化、法令化时期，表现在实际中的往往是国家各级政府机关、政府部门的行为。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政府为主导、大一统的观念，以及民营企业家身份地位的追求和更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很难使民营企业家与掌握和运用资源的政府不建立起联系。（作者单位：郑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Roberts，Brian E..A senator tells no lies Senio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ederal benefits[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0，（34）：31-58.
[2]Johnsona，S.，and Mitton，T..Cronyism and Capital Controls：Evidence From Malaysi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7）：351-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