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图书馆建设在我国推行了多年，但其结果让人失望，成效无法与其投入相匹配。究其原因就是无法建立一个长效的运营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图书馆开了关，关了又开的通病。通过杭州图书馆的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分析，可以为我们尽快寻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提供帮助。
杭州市图书馆从2003年开始进行“跨系统联城乡的总分馆制”实践，到2007年底已初步完成对杭州地区所属区、县图书馆的资源整合与共建共享工作，其间最为艰难的就是街道(乡镇)、社区(村)一级服务网点的建设。本文着重对杭州城区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情况进行研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杭州市总分馆制下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剖析其利弊并提出建议。
一、杭州市区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的现状与经验总结
杭州市区公共图书馆资源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极度稀缺，与市政府打造“品质生活，休闲之都”的城市发展理念很不相称。在2006年前，市图书馆的馆舍面积只有6000余平方米，老城区7个区只有两个区有图书馆，其中西湖区图书馆与文化馆合署办公，没有专项的购书经费，2007年只新增图书130册。杭州市图书馆就是在这样一种现状下进行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的。从2005年到2007年底，已建成街道、社区图书馆1DO家。纵观杭州市图书馆进行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的实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采用总分馆制的组织结构模式；
2.采用统一的技术平台；
3.采用通借通还理念，建立“一证通”借还书体系；
4.投资成本小，推开速度快。
两年内，建立的100个基层网点，基本上是在东海明珠工程与文化共享工程原有设施与资源基础上的重新“激活”，真正实现了投资少见效快的目的。新增网点两年累计办理5580个借书证，累计借还书421000册次，取得了比较大的社会效益。
通过对两年来的社区图书馆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也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1.组织结构松散，只是名义上的总分馆制
杭州市图书馆对区、街道与社区分馆的人、财、物没有控制权，只是一种基于道义或全靠个人魅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结成的联盟。缺乏人、财、物控制权的总分馆制就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牢靠的利益基础与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的联合终归是难以长久的。
2.文献资源的产权不统一，通借通还范围有限
由于总馆与分馆各自有不同的行政归属与经费来源，造成了目前建立的100个街道与社区分馆，包括两个区级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互不统属。杭州城区100个街道与社区分馆只有4个街道、社区图书馆的自有图书由市图书馆进行统一编目，并进入市图书馆的中心数据库。杭州市图书馆的图书在社区图书馆可以还也可以借，但只局限于市图书馆还到社区的图书。“一证通”借书证除了在这4个分馆通用外，要借其他分馆的自有图书，还必须另外办证。要实现理论上的通借通还，在技术上已不存在任何问题――杭州城区各级公共图书馆统一采用的interlib集群管理系统，只要分馆的文献进入中心数据库，不必再铺专线就可实现联网。但要让转移的文献资源实际控制权与所有权重新统一，就需要支付不菲的物流费用，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大多数总分馆制下的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借通还的主要原因。
3.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不完整
目前的总分馆制主要是由市图书馆在推动街道与社区图书馆建设，由于8个城区(不包括萧山、余杭)里只有两个区有图书馆，其中西湖区图书馆无论从馆舍面积与经费投入来看，只相当于一些条件好的社区图书馆的简单升级版。市图书馆在缺少区一级中心分馆的承上启下，没有政府政策与财力支持的情况下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街道、社区对话，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下，在两年内建立了100个分馆。
按照四级图书馆服务网络的层级结构理论，市馆只负责对区一级图书馆的业务规范与指导，区负责辖区内街道一级图书馆的布点与业务辅导，街道图书馆负责社区图书馆的日常业务管理与监督。由于区一级图书馆的功能缺位，致使服务网络出现严重的断层。苏州的情况与杭州类似，也是市馆绕过区图书馆直接在社区建立一级基层分馆，是典型的二级“扁平管理的总分馆制”。这种二级网络结构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旦分馆数量超过一定数量，总馆对分馆的监控力度将逐渐削弱，管理成本也随之增加。杭州市图书馆对总分馆制下的社区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已经开展了两年，总结得失，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多达100个基层网点进行业务规范与管理。如果还只是由目前不足十个工作人员的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负责业务辅导与管理，不论在人力上还是时间上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
二、国内外总分馆制发展模式的分析研究
国外的总分馆制研究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各国对总分馆制没有统一的定义与统一的模式，基本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与历史沿革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到今天比较典型的大致有三种类型的总分馆制：其一为新加坡行政机构统一管理模式，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归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管理，管理局负责全国范围内各级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各级公共图书馆按照总分馆制模式进行统一规划与布局，国家图书馆是总馆，下面依次是3个区域馆、19个社区馆、18个社区儿童图书馆。按照最初的设想，社区图书馆下还有街道这个层级的图书馆。这种高度集中，各级图书馆分工负责建立覆盖全国的图书馆服务网络的思路就叫新加坡模式。其二是纽约的多头竞争型总分馆模式，美国通常采用的是我们熟知的严格的层级总分馆制，同一个城市不同系统的图书馆可以各自建立自己的服务网络，但同一系统如公共图书馆通常只有一个总馆。纽约的情况比较特殊，有3个并行的公共图书馆系统，3个总馆――纽约、皇后、布鲁克林各自拥有几十所分馆。其三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模式，特点是州图书馆无分馆，只有99个地区中心图书馆，中心馆各自拥有数量不等的社区分馆。州图书馆与地区中心馆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总分馆关系，但帅l图书馆自身没有对外开放业务，只承担对地区中心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业务，并根据对地区图书馆的业绩考评拨付专款补助，这是一种上升为纯业务协调与管理的总馆。
国内(不包括总分馆制已成熟的香港地区)的总分馆制理论研究源于上世纪末，真正付诸实践则是在2001年左右。所谓总分馆制，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区域内各类型图书馆互助合作、联合办馆的一种模式。其最 初的设想是优化资源配置，寻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现在某些地区把总分馆制实践上升到图书馆发展要走社会化道路的理性高度。如苏州市图书馆提倡的“普遍均等的图书馆服务”，杭州市图书馆提倡的“平民图书馆”，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普遍平等的知识权利。从组织结构形态表现出来的特征看，国内的总分馆制分横向联合型、纵向层级型与混合型，单纯的横向联合与纵向的层级结构很少见，大多采用跨系统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横向联合与同系统不同层级的图书馆纵向联合相结合的方式构成完整的服务网络。这种类型的联合办馆模式虽称谓不一，但其思路或最终目的无一不是希望松散的联盟能发展到紧密型的总分馆制。
严格意义上的总分馆制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完善的组织结构；
(2)在统一技术平台上构建的服务网络；
(3)在清晰的产权关系基础上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与通借通还。
从国内进行图书馆共建共享服务网络建设的实践来看，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总分馆制的地方不多，大多名义上的总馆对下一层级分馆的人、财、物没有处置权，基于上可以定义为松散联盟式的总分馆制。虽然业内普遍认同严格意义的总分馆必须实行人、财、物的一体化管理，但是迄今为止，只有苏州市和嘉兴市两地的图书馆正在实行的二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实验，以期能够绕过行政层级人事管理与分级财政体制障碍，实现相对严格的总分馆制。
苏州的做法是直接找街道领导进行说服宣传，让他们每年拿出5－8万元的维持经费与场地，市图书馆则负责每个社区分馆的图书配送轮换与人员管理，这种曲线救国式的柔性方式，既要经办者拥有扎实的业务功底，又要精通人情世故，还需具备强大的人格魅力和一定的业内威望，要求过于苛刻了，是一种变相的“能人模式”，并不具备复制与推广的可能性。这种扁平结构的管理模式还带来了分馆数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弊端。管理学的层级结构理论有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层级与成本成正比，管理幅度与效率成反比，一个总馆只能掌控有限的分馆数，一旦超过一定数量，必然导致控制力下降与成本的上升。有限的分馆数导致服务输出能力不足，不能充分满足居民的阅读需求，也与设计者追求普遍均等的图书馆服务目标不符，分馆数增加又与节约成本的扁平管理模式相违背。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突破，相信我们会在必要的结构层次与合理的管理幅度上找到一个很好的支点。
如果苏州模式可以通俗地称之为“晓之以理”模式，嘉兴的做法则可以称之为“诱之以利”模式，推行的整个过程完全是一种财大气粗的作派。市、区、街道三级财政各出10万元的分馆开办费，以后每年各出10万的维持经费，足以免除以往街道、社区图书馆开了因无后续经费投入而办不下去的后患。这种政府主导、多方投资的总分馆建设模式再次印证了有钱好办事这旬老话，也证明由政府推动是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经济手段辅以行政手段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是快速推动图书馆事业建设，是一种短期取得成效，屡试不爽的不二法宝。但这种模式也被无数的惨痛的历史事实证明，剔头挑子一头热的行业与政府自觉行为，往往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效。美国州、县总馆办街道与社区分馆的经验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派流动图书馆到社区定期定点服务，达到一定的借阅量才考虑设固定借阅处，其次为图书站，最后才升格为正式的分馆，美国人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与珍惜物力财力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三、对杭州市总分馆制下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建议
通过对杭州市图书馆进行总分馆制下的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经验总结及国内外总分馆制实践利弊分析，本文得出一个基本观点：要在杭州城区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应该有更完善的组织与财力保障机制。在目前没有政府政策支持与人力物力有限的前提下，建议进行数量有限却是严格的总分馆制实验，具体的建议是：
1.在巩固与提高现有100个街道、社区图书馆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在各个区选取一、二个条件比较好的街道、社区图书馆搞试点。
第一步是先把人管起来，市图书馆出钱养人，然后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达到统一的开放时间与业绩标准。杭州图书馆协作协调部负责监控与业务辅导，社区图书馆管理员达不到要求就换人。
第二步是将街道、社区图书馆的自有图书整理编目，进入市图书馆的中央数据库，为实现通借通还做好技术准备。在上述的街道、社区图书馆可以尝试采用苏州的“流动产权”概念，将文献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与所有权统一起来，以解决物权转移带来的物流障碍，这是苏州总分馆制实践在理论上的一大突破。但要让街道、社区的领导放弃先期投入购置的文献资源的所有权并不现实，变通的办法是在投入比较少的图书馆先试探其反应，许诺由市图书馆统一配送一定数量的图书与音像资源，并定期轮换。对一些说服难度较大的图书馆，干脆不提此类敏感的内容，日后其资源一旦进入中央数据库实行通借通还后，自然会实现物权转移。实际上，最容易发生产权流失的反而是市图书馆，因为读者在市图书馆借了书就近还到社区图书馆的可能远比在社区借了书到市图书馆还的可能性要大；至于街道、社区图书馆间自有图书的自然流动数量应该不会很大。
第三步是规范业务管理，加强对街道、社区图书馆专职管理员的业务培训，制定业绩考核标准，从开放时间、办证量、流通人次、借阅人次与册次等多项指标上评定该馆的社会效益，确定服务输出能力的星级标准并据此确定扶持力度。如果一个试点做不好，还可换另一个试点继续实验。
2.通过规范街道、社区分馆的示范作用，力求引起市、区、街道、社区各级领导重视，支持市图书馆推行“统一标识、统一平台、统一资源、统一管理”的标准化分馆建设。对一些实在不能发挥作用的街道与社区图书馆应该考虑撤点，提高新增基层服务网点的准入标准，社区图书馆布点上还是坚持效益效第一、宁缺勿滥为好。一旦严格的总分馆制在全城区推开，就必然要面对如何发挥区一级图书馆的作用问题。杭州图书馆协作协调部的人到最远的一个社区图书馆坐公交车路上就要花一个半小时，跑社区的三个工作人员每人要负责三十多个点。如果不能在机制创新上下功夫，想管好这些基层服务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建立三级以上的层级网络结构，让各层级都有各自不同的职责已是当务之急。比如，可以将拱墅区基层点的管理与督促职责移交给办馆条件比较好的拱墅区图书馆。
3.开拓创新，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尝试建立新的分馆。新加坡设立社区图书馆在选址上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在社区中心，一个是购物中心。从实际效果看，设在购物中心的社区分馆借阅量远比其它分馆大，我们可以考虑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建立一个分馆，在远在异乡游客中传播公共精神与人文关爱的种子，让公共图书馆真正担负起相应的社会使命。
一、档案馆的新功能建设的路径问题
档案馆的新功能可否通过建设得到增加呢?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是可以给出肯定回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人造物，人们都可以通过改变它的内部结构要素的方式来改变其功能。实践表明，一个组织的新功能往往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产生出来：途径一，在组织中增加新的要素(包括新思想与新观念、新资源、新机构、新的管理机制、新的制度、新工作流程等)；途径二，组织已有要素重组；途径三，与其他组织联合。
档案馆如果想通过上述第一个途径实现增加新功能的目标。可按照如下思路开展工作。首先，引入新思想或新观念。进一步明确档案馆建设的新目标。从实践角度来说，新思想、新观念是实现档案馆新功能建设目标的必要因素，如果没有它的引领，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结果出现。例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档案馆应具有为社会公众提供能够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有效法律证据的能力，但如果我们的服务观念落后，不能在利用服务实践中坚持“档案公开原则”，那么无论档案馆拥有多么丰富的现行文件和档案资源，也是无济于事的。其次，增加新资源。没有资源支撑的功能建设目标，对于档案馆来说都会成为现实的“泡影”!例如，要使档案馆成为“公民利用政府现行文件信息的中心”，如若没有相应的现行文件(特别是政府规范性文件)资源的保证，那么就很难说档案馆已经具备了为公民提供现行文件信息服务的功能。再次，新功能的建设必须与档案馆的机构建设、新制度建设、新管理机制建设协调一致，如果缺乏这些要素的保证，也会严重制约档案馆新功能建设目标的实现。例如，要想使档案馆具备“电子文件存储中心”的功能。就应该在组织建设上给予必要的保障，成立相应的内部管理机构，同时还要配备相应的资源及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要素。因此，通过增加档案馆的“新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的一些目标。
档案馆也可以通过对已有要素重组的方式，实现新功能建设的一些目标。所谓组织要素重组，就是根据新的组织工作或管理及服务目标的设计，采取改变组织内机构设置、资源分配、人员安排、制度内容等要素原来样态的方式，来达到建设组织新功能的目的。例如，鉴定馆藏档案价值是档案馆业务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档案馆都应具备鉴定馆藏档案保存价值的能力。但是，如果档案馆在开展此项工作时却发现没有相应的组织保证、制度保证、人员保证、资金保证、保管期限鉴定依据文件保证，那么结果就不言自明了。所以，要想实现鉴定馆藏档案的功能目标，就应该对现有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资金配置等要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便为鉴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条件。当然，这种组织要素重组也必须有非常明确的“功能目标”导向，才能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目的。
档案馆功能建设的一些新目标，有时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或途径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就应该考虑可否与其他组织联合的方式来达成功能目标的设计要求。在这个“联合”的时代，档案馆不能闭门造车，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同有关社会组织联合。组织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各参与组织的优势，弥补各自的劣势，并能实现各组织功能的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档案馆应积极探索与兄弟档案馆、社会文化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教学单位、科研单位、国内及国际的社团组织之间的“联合”共赢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例如，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许多功能目标，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如果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积极与社会上的信息技术服务组织、研究机构等联合“作战”，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达成有关的功能建设目标。再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一功能的实现，档案馆不能采取“守株待兔”的做法。被动地等待学校和学生来利用“基地”，而应该积极地与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学校联系，制订合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才能使档案馆的这一功能得到较好实现。
二、档案馆已有功能的改善
每个档案馆都应当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已经具有的功能有哪些，预期需要达成的新功能有哪些，即做到“知己”。同时，档案馆还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具有的功能的实现情况，是充分实现了还是勉强实现了某种功能的一部分，未能充分实现某种功能的原因是什么。改善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等。例如，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是“一个基地两个中心”，后来陆续提出“一个基地三个中心”、“两个基地四个中心”等新的功能建设目标。对照这些目标，每个档案馆的功能实现程度是相同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就目前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来说，不能只是简单地认为就是“新功能”的建设问题，而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已有功能的改善问题。例如，作为国家永久保存档案信息资源的基地，这一功能建设的实现，对一些档案馆来说依然有待改善的必要，其中包括指导思想、资源获取渠道的选择与优化、资源质量的控制、资源类型的选择等诸多方面。就指导思想来说，如果依然坚持“单一资源”思想，缺乏资源建设的综合性设计理念，就会使档案馆许多服务功能目标的实现成为“空中楼阁”。就资源获取渠道的选择和优化而言，如果仅仅是“接收”或简单的征集，而缺乏多渠道获得信息的办法，缺乏主动进行档案信息捕获的做法，缺乏自主形成和积累社会历史记录的工作方式，那么“基地”建设的功能目标也很难有效实现。就资源的质量控制而言，如果只重视馆藏数量的增加而缺乏必要的质量控制，势必会造成资源整体品质的下降，严重影响“基地”功能的实现。就资源的类型来说，如果只有文字记录资源而缺乏其他记录方式的资源，或者非文字记录的资源所占的馆藏比例过低，也会影响档案馆“基地”建设功能的实现。
多数档案馆的实践表明，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对档案馆新的功能建设目标的选择和培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已有功能的改善，只有学会了两条腿走路，才能更有助于档案馆整体建设与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档案馆功能建设需要确立的指导思想
第一，公平、公开、公正的服务思想。档案馆的对外服务的各项功能建设，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诉求，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政策，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服务。
第二，及时有效的服务思想。档案馆的功能建设应该注重及时性和有效性等方面的要求，即区分不同的功能建设需要，按照各项功能建设的轻重缓急情况，合理安排资源(人、财、物)的使用，使那些社会公众急需、与政府服务职能密切相关的功能建设目标能够尽早实现。
第三，集成管理的系统思想。对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每个档案馆都应有总体构想和规划，对每一项功能都应进行仔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订能够有助于各项功能实现的目标和保障措施。档案馆的功能建设一定要避免盲目性，“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做法。只有做到目标明确、措施得当、保障充分、分步实施，才能使各个档案馆都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集成使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综合目标。
第四，结果导向的目标控制思想。开展功能建设。管理者必须有比较明确的结果预期，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档案馆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开展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实践中，应该明确告知参与功能建设的所有人员，通过系统的、整体的功能建设和完善。档案馆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贡献力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四、档案馆功能建设中应克服的主要障碍
第一，思想观念层面的障碍。无论是新功能的构建还是已有功能的完善，均需要管理者在思想观念方面摆脱以往的工作思维“惯性”，依据档案馆的存在和发展规律，确立新的观念和成就事业的信心。有学者曾经感言：在档案部门工作时间长了，有时会使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局限。这种认识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确实比较客观地说出了一些档案馆管理者的思想现状。因此，若想构建符合时展要求的档案馆功能目标。首先必须重视观念的“突围”，从传统的旧框框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第二，制度层面的障碍。档案馆新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对目前已有制度的变革之基础上。档案馆的许多制度和规定，都是在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出炉”的，而目前档案馆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所以不能依然抱残守缺，死守旧的制度规范，否则就会逐渐被社会遗忘甚至“裁汰”。
第三，组织层面的障碍。缺乏合理的组织支持，任何新功能的建设目标都难以实现。如果以不变的组织结构来实现档案馆新功能建设的目标，实践者只能品尝到“苦果”。所以，必须按照档案馆功能建设的需要，及时对原来的组织机构进行必要的重组。
第四，人员构成层面的障碍。人员是实现任何新功能建设目标的决定性要素。如果没有合格的人员，缺乏对现有人员的系统培训和继续教育，那么任何新功能的建设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
第五，社会环境层面的障碍。对于档案馆来说，改变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改变环境中不利因素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只有内在的驱动而缺乏环境的互动，则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必须通过有效沟通、积极宣传、广泛合作等方式，努力改变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才能有望达成档案馆功能建设的新目标。
第六，技术保障层面的障碍。技术是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的必要支持条件。缺乏现代技术的有效保障，许多档案馆功能建设的新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在档案馆功能建设方面“管理”所具有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希望通过传统的技术手段来实现新的现代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目标。
五、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新目标的策略和手段
第一，档案馆应按照时展的要求，确立档案馆功能建设的总体目标。现代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资源丰富、公众满意、保障有力、制度规范、组织合理、技术先进的服务型档案馆。资源是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必要因素。现代档案馆应当努力突破传统的馆藏积累思想，主动拓展资源获取的渠道和路径，下大力气做好数字资源的建设工作，不断丰富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资源拥有量，变“政府活动的历史记忆库”为“社会历史活动的记忆仓库”。只有拥有了资源，才能不断增强档案馆的社会服务能力。公众是档案馆的主要服务对象，公众满意是我们评价档案馆社会服务效果的重要尺度。为此，建设“无围墙的档案馆”，不断提升档案馆资源的易用性，理应成为现代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基本目标取向之一。令公众满意，还可以使档案馆的社会形象得到改善，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口碑”。提升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保障有力”就是要求档案馆努力承担为政府工作献计献策的社会责任，不断提高为政府咨询服务的水平。实践证明，档案馆只有不断提高为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才能得到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主动依据政府的工作规划、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及时有效地提供档案信息及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才能让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感觉到、认识到档案馆存在的价值及档案馆的信息服务能力，才能为档案馆今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制度规范”就是按照所确定的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治理意识，逐步建立健全档案馆的对内、对外的各项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只有那些懂得利用有利的环境条件及时建立健全“游戏规则”的社会组织，才能赢得越来越大的社会生存空间与发展资源。“组织合理”就是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档案馆组织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设计符合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要求的组织架构，确立每个组织单位的职能与任务目标及达成目标的流程与保障措施。“扁平化”、“团队化”、“项目化”的学习型、协作型组织建设的新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效果。“技术先进”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构建为广大档案信息用户服务的平台，使档案馆能够实现各种服务目标。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现代意义的服务型档案馆，舍此而言它，都会使功能建设失去基本的前进方向。
第二，档案馆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订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努力明确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基本任务、主要项目和保障措施。
第三，档案馆应明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两办”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2004]34号)的精神，积极组织馆藏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坚持“档案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树立“资源闲置就是最大浪费”的新观念。
第四，档案馆应确立现代人才观念，努力吸收那些能力强、事业心强的优秀人才加入档案人员队伍，为现代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提供必要的人才保证。
一、档案馆的新功能建设的路径问题
档案馆的新功能可否通过建设得到增加呢?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是可以给出肯定回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人造物，人们都可以通过改变它的内部结构要素的方式来改变其功能。实践表明，一个组织的新功能往往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产生出来：途径一，在组织中增加新的要素(包括新思想与新观念、新资源、新机构、新的管理机制、新的制度、新工作流程等)；途径二，组织已有要素重组；途径三，与其他组织联合。
档案馆如果想通过上述第一个途径实现增加新功能的目标。可按照如下思路开展工作。首先，引入新思想或新观念。进一步明确档案馆建设的新目标。从实践角度来说，新思想、新观念是实现档案馆新功能建设目标的必要因素，如果没有它的引领，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结果出现。例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档案馆应具有为社会公众提供能够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有效 法律 证据的能力，但如果我们的服务观念落后，不能在利用服务实践中坚持“档案公开原则”，那么无论档案馆拥有多么丰富的现行文件和档案资源，也是无济于事的。其次，增加新资源。没有资源支撑的功能建设目标，对于档案馆来说都会成为现实的“泡影”!例如，要使档案馆成为“公民利用政府现行文件信息的中心”，如若没有相应的现行文件(特别是政府规范性文件)资源的保证，那么就很难说档案馆已经具备了为公民提供现行文件信息服务的功能。再次，新功能的建设必须与档案馆的机构建设、新制度建设、新管理机制建设协调一致，如果缺乏这些要素的保证，也会严重制约档案馆新功能建设目标的实现。例如，要想使档案馆具备“ 电子 文件存储中心”的功能。就应该在组织建设上给予必要的保障，成立相应的内部管理机构，同时还要配备相应的资源及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要素。因此，通过增加档案馆的“新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的一些目标。
档案馆也可以通过对已有要素重组的方式，实现新功能建设的一些目标。所谓组织要素重组，就是根据新的组织工作或管理及服务目标的设计，采取改变组织内机构设置、资源分配、人员安排、制度内容等要素原来样态的方式，来达到建设组织新功能的目的。例如，鉴定馆藏档案价值是档案馆业务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档案馆都应具备鉴定馆藏档案保存价值的能力。但是，如果档案馆在开展此项工作时却发现没有相应的组织保证、制度保证、人员保证、资金保证、保管期限鉴定依据文件保证，那么结果就不言自明了。所以，要想实现鉴定馆藏档案的功能目标，就应该对现有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资金配置等要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便为鉴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条件。当然，这种组织要素重组也必须有非常明确的“功能目标”导向，才能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目的。
档案馆功能建设的一些新目标，有时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或途径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就应该考虑可否与其他组织联合的方式来达成功能目标的设计要求。在这个“联合”的时代，档案馆不能闭门造车，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同有关社会组织联合。组织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各参与组织的优势，弥补各自的劣势，并能实现各组织功能的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档案馆应积极探索与兄弟档案馆、社会文化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教学单位、科研单位、国内及国际的社团组织之间的“联合”共赢的 发展 模式和路径。例如，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许多功能目标，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如果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积极与社会上的信息技术服务组织、研究机构等联合“作战”，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达成有关的功能建设目标。再如“爱国主义 教育 基地”这一功能的实现，档案馆不能采取“守株待兔”的做法。被动地等待学校和学生来利用“基地”，而应该积极地与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学校联系，制订合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才能使档案馆的这一功能得到较好实现。
二、档案馆已有功能的改善
每个档案馆都应当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已经具有的功能有哪些，预期需要达成的新功能有哪些，即做到“知己”。同时，档案馆还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具有的功能的实现情况，是充分实现了还是勉强实现了某种功能的一部分，未能充分实现某种功能的原因是什么。改善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等。例如，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是“一个基地两个中心”，后来陆续提出“一个基地三个中心”、“两个基地四个中心”等新的功能建设目标。对照这些目标，每个档案馆的功能实现程度是相同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就目前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来说，不能只是简单地认为就是“新功能”的建设问题，而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已有功能的改善问题。例如，作为国家永久保存档案信息资源的基地，这一功能建设的实现，对一些档案馆来说依然有待改善的必要，其中包括指导思想、资源获取渠道的选择与优化、资源质量的控制、资源类型的选择等诸多方面。就指导思想来说，如果依然坚持“单一资源”思想，缺乏资源建设的综合性设计理念，就会使档案馆许多服务功能目标的实现成为“空中楼阁”。就资源获取渠道的选择和优化而言，如果仅仅是“接收”或简单的征集，而缺乏多渠道获得信息的办法，缺乏主动进行档案信息捕获的做法，缺乏自主形成和积累社会 历史 记录的工作方式，那么“基地”建设的功能目标也很难有效实现。就资源的质量控制而言，如果只重视馆藏数量的增加而缺乏必要的质量控制，势必会造成资源整体品质的下降，严重影响“基地”功能的实现。就资源的类型来说，如果只有文字记录资源而缺乏其他记录方式的资源，或者非文字记录的资源所占的馆藏比例过低，也会影响档案馆“基地”建设功能的实现。
多数档案馆的实践表明，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对档案馆新的功能建设目标的选择和培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已有功能的改善，只有学会了两条腿走路，才能更有助于档案馆整体建设与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档案馆功能建设需要确立的指导思想
第一，公平、公开、公正的服务思想。档案馆的对外服务的各项功能建设，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诉求，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政策，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服务。
第二，及时有效的服务思想。档案馆的功能建设应该 注重及时性和有效性等方面的要求，即区分不同的功能建设需要，按照各项功能建设的轻重缓急情况，合理安排资源(人、财、物)的使用，使那些社会公众急需、与政府服务职能密切相关的功能建设目标能够尽早实现。
第三，集成管理的系统思想。对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每个档案馆都应有总体构想和规划，对每一项功能都应进行仔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订能够有助于各项功能实现的目标和保障措施。档案馆的功能建设一定要避免盲目性，“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做法。只有做到目标明确、措施得当、保障充分、分步实施，才能使各个档案馆都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集成使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综合目标。
第四，结果导向的目标控制思想。开展功能建设。管理者必须有比较明确的结果预期，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档案馆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开展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实践中，应该明确告知参与功能建设的所有人员，通过系统的、整体的功能建设和完善。档案馆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贡献力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四、档案馆功能建设中应克服的主要障碍
第一，思想观念层面的障碍。无论是新功能的构建还是已有功能的完善，均需要管理者在思想观念方面摆脱以往的工作思维“惯性”，依据档案馆的存在和 发展 规律 ，确立新的观念和成就事业的信心。有学者曾经感言：在档案部门工作时间长了，有时会使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局限。这种认识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确实比较客观地说出了一些档案馆管理者的思想现状。因此，若想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档案馆功能目标。首先必须重视观念的“突围”，从传统的旧框框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第二，制度层面的障碍。档案馆新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对目前已有制度的变革之基础上。档案馆的许多制度和规定，都是在以往计划 经济 时代“出炉”的，而目前档案馆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所以不能依然抱残守缺，死守旧的制度规范，否则就会逐渐被社会遗忘甚至“裁汰”。
第三，组织层面的障碍。缺乏合理的组织支持，任何新功能的建设目标都难以实现。如果以不变的组织结构来实现档案馆新功能建设的目标，实践者只能品尝到“苦果”。所以，必须按照档案馆功能建设的需要，及时对原来的组织机构进行必要的重组。
第四，人员构成层面的障碍。人员是实现任何新功能建设目标的决定性要素。如果没有合格的人员，缺乏对现有人员的系统培训和继续 教育 ，那么任何新功能的建设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
第五，社会环境层面的障碍。对于档案馆来说，改变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改变环境中不利因素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只有内在的驱动而缺乏环境的互动，则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必须通过有效沟通、积极宣传、广泛合作等方式，努力改变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才能有望达成档案馆功能建设的新目标。
第六，技术保障层面的障碍。技术是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的必要支持条件。缺乏 现代 技术的有效保障，许多档案馆功能建设的新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在档案馆功能建设方面“管理”所具有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希望通过传统的技术手段来实现新的现代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目标。
五、实现档案馆功能建设新目标的策略和手段
第一，档案馆应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档案馆功能建设的总体目标。现代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资源丰富、公众满意、保障有力、制度规范、组织合理、技术先进的服务型档案馆。资源是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必要因素。现代档案馆应当努力突破传统的馆藏积累思想，主动拓展资源获取的渠道和路径，下大力气做好数字资源的建设工作，不断丰富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资源拥有量，变“政府活动的 历史 记忆库”为“社会历史活动的记忆仓库”。只有拥有了资源，才能不断增强档案馆的社会服务能力。公众是档案馆的主要服务对象，公众满意是我们评价档案馆社会服务效果的重要尺度。为此，建设“无围墙的档案馆”，不断提升档案馆资源的易用性，理应成为现代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基本目标取向之一。令公众满意，还可以使档案馆的社会形象得到改善，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口碑”。提升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保障有力”就是要求档案馆努力承担为政府工作献计献策的社会责任，不断提高为政府咨询服务的水平。实践证明，档案馆只有不断提高为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才能得到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主动依据政府的工作规划、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及时有效地提供档案信息及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才能让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感觉到、认识到档案馆存在的价值及档案馆的信息服务能力，才能为档案馆今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制度规范”就是按照所确定的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治理意识，逐步建立健全档案馆的对内、对外的各项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只有那些懂得利用有利的环境条件及时建立健全“游戏规则”的社会组织，才能赢得越来越大的社会生存空间与发展资源。“组织合理”就是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档案馆组织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设计符合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要求的组织架构，确立每个组织单位的职能与任务目标及达成目标的流程与保障措施。“扁平化”、“团队化”、“项目化”的学习型、协作型组织建设的新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效果。“技术先进”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构建为广大档案信息用户服务的平台，使档案馆能够实现各种服务目标。档案馆功能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现代意义的服务型档案馆，舍此而言它，都会使功能建设失去基本的前进方向。
第二，档案馆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订符合 科学 发展观要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努力明确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档案馆功能建设的基本任务、主要项目和保障措施。
第三，档案馆应明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两办”发布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2004]34号)的精神，积极组织馆藏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坚持“档案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树立“资源闲置就是最大浪费”的新观念。
第四，档案馆应确立现代人才观念，努力吸收那些能力强、事业心强的优秀人才加入档案人员队伍，为现代档案馆的功能建设提供必要的人才保证。
关键词：图书馆；信息化；馆藏；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新时代图书馆建设发展的新趋势.就是要实现现阶段县级图书馆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和人性化，认清当代图书馆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并大力加强这些方面的图书馆管理工作，将有助于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图书馆管理的特点
（一）实践性
图书馆管理的实践性指的是其管理理论直接来源于实践活动，它是通过对众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同时直接地运用于图书馆管理实践活动。不能用于指导图书馆管理实践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可能存在下去。这一点决定了检验图书馆管理学科学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研究图书馆管理学决不能形而上学，也不能盲目照抄照搬他人理论，而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及时地发现问题，总结实践中出现的新经验、新成果。一句话，实践是图书馆管理的生命之源。
（二）社会性
图书馆管理研究的是如何对人进行管理，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带有很强的社会特征。它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相当紧密，它的社会性决定了我们在学习、借鉴别人的图书馆管理理论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扬长避短以真正做到为己所用。
二、现阶段县级图书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图书馆服务方式不够多样化和不够主动
图书馆除了需要满足最基本的阅读需要外还需要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比如说提供参考的咨询，公共检索等一系列内容。但是上述的这些服务在县城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使之很难实现，有一些县级图书馆开始了一些服务，但是这些服务水平还停留在刚开始的阶段，较深层次的服务内容比如说科技查新和定题服务等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展。并且由于受到传统服务的束缚使读者服务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被动状态的，只能等待读者的上门，在新时代条件下，图书馆应该适时打破这种束缚，从读者的需求出发，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图书馆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县级图书馆由于为了减少开支图书馆的专业人数不仅数量少质量还不精，因此只能从一些对实践经验需求较少的工作干起，然后过几年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或者考取研究生，或者考取公务员，或者找到薪资待遇更好的工作，从而造成图书馆人才资源流动比较大的难题。此外，部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低，质量差，甚至会给图书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促进县级图书馆建设的措施
（一）构建合理的馆藏结构
馆藏图书的建设是图书馆建设任务中的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其他功能的发挥。要做到合理的馆藏结构则首先需要民办图书馆能够保证图书馆购书经费的投入，馆藏书籍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生源，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其次，在有限经费条件下需要充分合理利用，购买的书籍需要能够满足学校教学环节和专业需求，同时可以适当的购买休闲书籍。书籍的购买既要注重数量也要注重质量，如果只看重书籍的数量这必然会降低读者服务的水平。
（二）拓展服务内容，建设特色资源
首先，要理顺业务流程，图书馆馆员应从事务型馆员向服务型馆员转变，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完成图书馆各项业务，以更专业、更主动的服务姿态面向读者；其次，要不断开发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要建立资源共享的理念，与其他地方的图书馆开展协调合作，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共建资源共享平台，与此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特色资源建设。此外，要扩展信息咨询服务范围，尤其是不断完善自身信息查询系统、导航系统、搜索后勤系统，断提升信息系统各模块的服务性能和效率，保持信息系统的先进性、稳定性。向读者提供更方便、快捷的信息咨询服务。
（三）宣传社会热点，丰富社会阅读
现今世界上很多国家规定，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我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相继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阅读活动，从众取得了一定的经验。首先，我们会尽力挑选出一些针砭时弊、聚焦社会热点的图书进行宣传，一方面让不太了解社会热点的读者对这类图书产生兴趣，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时尚的休闲类图书的阅读，跳出读书思维的局限；另一方面让想要了解时事的读者挑到好书。并且在挑选的过程中过滤掉一些过于偏激的图书，避免对读者产生消极影响。其次，开展以各种主题为内容的读书活动及组织读者开展经典朗诵会，读书演讲比赛、图书联展及知名作家签名售书、读书竞赛等活动，吸引更多读者阅读图书品评图书。同时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公益讲座，充分发挥百家讲坛的作用，不断的培养读者深入阅读的兴趣和阅读中思考的习惯，通过丰富多彩的读书指导活动，使更多的人群了解图书馆，通过积极策划和举办各种活动，倡导全新的阅读理念，营造有利于社会学习的氛围。
（四）更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方式
知识经济时代下，应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摆脱和摒弃不适应发展潮流的传统图书馆管理理念和机制的束缚及做法。这就要求图书管理人员要不断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此外，图书馆还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管理人员开展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管理人员培训的效率和针对性，有助于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小结
当代图书馆建设应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即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还有图书馆员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本文中对当代图书馆管理的论述，其目的就是向广大图书馆管理工作者和经营者提供一个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命题。总之，新世纪的图书馆要想生存并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周红梅.对县级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的切实思考[J].图书馆建设，2009，（1）.
关键词：众包模式；图书馆；实践；建设
1.众包模式的概念
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外包的模式不断更新。近年来，众包作为外包的最新发展模式，在国内外获得了较快发展。“众包”一词的概念是于2006年由美国学者杰夫・豪（Jeff Howe）首次提出的。所谓“众包”指的是某个公司或机构、团体把那些以往由自己员工执行的任务外包给其他的大众网络的做法，当然这种外包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其他大众网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分散的人力资源，众包模式通过互联网将这些人力资源以低廉的成本汇聚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促使自己完成任务、解决问题。众包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众包模式必须在高度扩展和开放网络环境下才能顺利实施；2）众包以大众网络为创造主体，而这些大众又是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3）众包能够使用户自我完成自己的任务或满足自己的需求；4）众包模式下其内部组织结构等都是完全透明的。
正是因为这些独有的特点，众包模式在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很多图书馆为了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也开始采用众包模式。实践表明，众包模式极大促进了图书馆相关业务的开展。
2.图书馆众包模式理论
2.1 图书馆众包模式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图书馆众包模式实践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我国图书馆目前情况来看，很多图书馆的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比较短缺。他们很难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完成自己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众包模式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各种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于图书馆来说，大量网络图书馆的兴起让其自身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图书馆必须做好自身的工作，为用户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第三，在信息化时代中，图书馆用户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用户在获得信息的同时，希望与其他的读者进行交流。而众包模式能够将图书馆用户组织起来，有利于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图书馆众包模式可行性包含四个方面。第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图书馆设备的不断更新为众包模式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图书馆已经在各个领域与其他单位展开了广泛合作，比如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查阅文献等等。第二，图书馆的用户群体数量庞大且涉及的专业非常广泛。众包模式可以为图书馆征集到很多志愿者。第三，图书馆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很多用户自愿为图书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第四，图书馆众包模式没有机构壁垒，众包项目之间不存在屏蔽。
2.2图书馆众包模式实践的意义
众包模式在图书馆中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先的图书馆知识流动性较小、比较封闭，众包管理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种问题。引入众包模式后，将待标注资源在知识服务平台，图书馆用户对知识资源提交个性化标签，并允许其他用户进行编辑修改，最终的标注结构经过组织、汇聚到相应知识库中供用户检索利用。图书馆众包模式能够使用户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更好地利用用户的力量来解决图书馆在进行知识服务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图书馆众包模式使不同的知识服务体系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在众包模式下，图书馆用户能够真正参与到知识获取、分享甚至创新的全部过程。基于用户标签实现知识资源组织、导航，用户之间分享实现了知识资源扩散，有效提高了知识服务能力和效率。
3.图书馆众包模式的实践
众包模式已经在图书馆获得很好的应用，有不少成功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的众包项目的图书馆中，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是最早的。从2006年1月开始，澳大利亚图书馆就开展各种项目，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业余爱好者提供反映自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状况的照片。根据不完全统计，广大人民群众到目前为止已经提交了11多万张照片。在2008年，澳大利亚图书馆又顺利开展了报纸数字化校对项目，号召人民群众自觉地参与到图书馆文章校对活动中来。2011年底，很多文章在人民群众的校对下顺利完成。
同时，美国国会图书馆中众包模式的应用也取得了巨大成功。2008年，国会图书馆在网络社区上了3000多张无法确认版权的照片，并通知希望大众能够对这些照片进行分类、标记和评价。资料显示，大约十天之后，广大用户对这些照片进行了13000多次评价。到2009年4月7日，对这些照片的标注达到8万条，有超过3000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该活动中来。这次成功的实践，使国会图书馆工作人员更加重视众包模式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应用。正是几起成功的案例，使得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纷纷仿效，开始应用众包模式。该模式的应用，确实为图书馆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大便利，提高了图书馆的运转效率。
可以看出，众包模式对图书馆知识服务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图书馆通过众包方式，鼓励用户参与知识的发现、分享、创造，强化图书馆个，为图书馆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
总结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技术的进步，众包模式利用网络信息服务解决现有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图书馆众包模式的实践证明，众包模式能够提升图书馆在当今网络社会中的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众包模式在图书馆中的应用，能够帮助图书馆获得更多免费的人力资源，为图书馆各项业务的发展“添砖加瓦”。另外，这种模式使得图书馆用户之间的交流更密切更频繁，使用户之间的互动、沟通更加良好。
参考文献：
1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发展实践
1.1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的普及目前，大部分少年儿童图书馆都开展了志愿者服务。如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服务始于1996年，服务内容从整理书架、维护秩序，到开展“英语角”活动、举行故事会等；又如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工作始于2006年，常年面向社会提供图书馆志愿服务培训与岗位，每年组织志愿者活动大约一百余场次，主要围绕图书馆读者服务展开：清书、荐书、选书、借书、捐书……；而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于2012年新建后成立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社会志愿者实践基地”，吸引了市民和社会机构、组织踊跃参与。
1.2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服务要求和内容从志愿者准入门槛来看，各馆对志愿者的年龄、服务时间和服务能力均做了相应的要求，如从年龄要求来看，国家图书馆要求10到15岁，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要求10到60岁，南通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要求16到50岁，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要求8周岁以上。从志愿者服务内容和职责来看，涉及到的大都是一线业务工作，如，读者服务、读者宣传和教育、图书整理和流通等。其中服务内容、职责与志愿者的服务条件和能力密切相关。如国家图书馆招募的是10到15岁的少儿志愿者，其服务内容大都是一线的事务性工作，协助各种岗位工作，宣传和介绍图书馆等。而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等也注重招收一些具有专业特长或特殊技能的专项志愿者，进行各种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参与一些深度服务和延伸服务。目前而言，大部分图书馆都会涉及到这两个方面，同时招收一些辅助型服务的志愿者和技能型服务的志愿者。而在读大学生志愿者介入这两者之间，既愿意进行常规的岗位协助工作，进行辅助型服务，又有一定的技能和特长，具备开展技能型服务的条件，深受各馆的欢迎。
2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发展实践
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由原东莞图书馆改建而成，2011年10月对外开放，既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玩具服务、图书借阅、多媒体信息、亲子阅读、讲座培训等服务，又为老年朋友提供琴棋书画等休闲服务。2014年，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来馆人数剧增，这给窗口服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志愿者服务的开展日益成为一种需要。招募志愿者除了可以缓解图书馆公共服务中资源的紧缺问题，让他们协助图书馆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开展活动；还可以让他们去感染来图书馆的每一位读者，让他们懂得在图书馆要保持安静、遵守规章、无不文明的行为，让更多的人参与图书馆公益事业，奉献爱心。因此，自2014年3月份起，逢周六、日及节假日都会有志愿者来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服务，协助现场活动管理、图书上架、整理书库、指导自助借还机使用以及协助各种活动的开展等工作。志愿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来自五湖四海，各有所长。为了让志愿者们有一个合适的平台，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志愿者服务内容上除了提供整理图书、图书上架及维持秩序等常规事务性岗位，还提供兴趣英语教学、手语教学、舞蹈表演以及手工现场制作等技能性强的岗位。虽然大多数少年儿童图书馆都开展了志愿者工作，但成规模、有效果的不是很多。从资金、宣传到管理都存在诸多需完善之处。如何能把志愿者紧紧地凝聚在图书馆工作中，更好地为孩子们服务，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需要完善志愿者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
3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经验
3.1与专业志愿者管理团队合作为了解决志愿者招募和管理中的一些问题，我馆尝试联系了东莞志愿者拓展总队，洽谈志愿者来馆服务事宜，该事宜得到了拓展总队和馆里的支持。在管理上，由于直接与东莞市志愿者拓展服务总队合作，管理很规范，从招募、组织和激励等，一步到位地对接了专业的管理方法。为了做好志愿者来馆服务工作，我们多次向志愿者拓展总队学习，按照拓展总队的要求制定了志愿者签到本，用于志愿者签到签退；跟踪志愿者服务事宜，安排各项工作，并负责志愿者服务、摄影工作，并且于每周周一将上周志愿者服务工作事项进行相关统计，包括统计志愿者参与者名单及相应的服务时间，同时还需统计各志愿者的工作表现，并将上周志愿者服务照片传给东莞志愿者拓展队负责人。2014年，周末和节假日共计有1030名志愿者来馆服务，服务时长4000多小时。志愿者的到来，大大缓解了少儿馆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减轻了少儿馆窗口服务人员的负担，成为有效解决少儿馆人少借阅量大这一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借阅室书架整齐、读者容易找到所需书籍。由于他们的协助，我馆各种活动开展得更加顺利、更加有意义。
3.2志愿者激励机制
3.2.1活动负责人制为了让志愿者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从2015年开始，我们会推荐那些空闲时间比较充裕责任心较强、具有领导能力的志愿者为每周六、日及节假日活动的负责人。活动负责人的工作是：负责志愿者们签到、签退、工作安排、拍照、沟通、工作总结及活动期间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等。只要他们符合条件，每个伙伴都有同等机会当选负责人。对于表现好的负责人和志愿者伙伴都有机会参加东莞图书馆年度优秀志愿者评选。这样对志愿者伙伴是一种激励。
3.2.2其他激励措施首先，为了更好地吸引和招募志愿者，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对于服务时间超过20小时的学生，可提供实习或社会实践鉴定，从而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或社会实践基地，吸引在校学生这一优质志愿者群体。其次，与专业志愿服务团队对接，如果是在东莞志愿者拓展总队的成员可以直接在网站报名，参加活动后按实际服务时长计算服务时间；对他们自行申报的服务时间进行专人审核。再次，是开展年度“优秀志愿者”评选，入选者发放相应等级的荣誉证书及相应奖品。
4结束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迫在眉睫。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人走向外语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其办学40年之久，不仅培养了一批外语专业人才，也为当今的翻译教学以及相关的外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史教授毕乃德对同文馆有这样的评价：“开办的目的，本在传习外国文字；但前后四十年中，它却按着近代的办法，给了学生们一种广博的训练，为中国政府造就一批翻译和外交人员。同文馆设在京师，又系直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所以影响很大，学生也布满了全国”［1］（p53）。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外国语学校。为了培养翻译和对外交涉人才，京师同文馆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测试手段、教学主体等方面彰显了翻译教学的实践性特征。本文通过在历史语境下探索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特征，沿着同文馆向西方学习的足迹，寻求培养翻译人才的有益经验。
一、京师同文馆凸显翻译实践性的外语教育特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语被列入用于正式和庄重场合的外交语言，并规定一旦中文与西文发生歧义时，要以西文为据。朝野对英语的态度开始转变，学习西方语言、培养近代外交人才成了当务之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冯桂芬等相继向清廷倡议培养外语人才。1859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上奏在上海设立外语学馆。1861年，苏州翰林冯桂芬上奏强调设校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后来在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设立了同文馆，于1862年6月正式开学。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实践，贯穿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
1.中西并举，知识结构全面
洋务派最初设立京师同文馆的目标是培养翻译人才，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都围绕这一目标策划、安排。同治五年(1866)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培养目标有所调整，清朝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只训练外语翻译人才，而是要培养外交人才和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西艺人才［2］（p87）。随着所设科目不断扩大，同文馆也从外国语学校过渡到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培养模式经历了从单纯的外国语文教育到增设算学馆，发展到外国语文与西方科学知识结合的模式。
尽管传统的中国教育重德轻技，但在光绪二年(1876年)公布的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列表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被列入课程，教学内容现代化。根据《同文馆题名录》，“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把课程设置为：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3］（p18-19）。八年制同文馆课程中，前几年注重语言文字和外国史地，后几年兼习自然科学，文理并举，体现了从语言基础技能到综合知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同时，从第二年开始到第八年，翻译课程强调翻译实践，翻译练习从句子到篇章，再到书籍，并将“译书”列为正式课程，突出了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目标。由是观之，八年制课程表中的课程内容设置体现了通过系统的基础训练过渡到专业外语学习的过程。
此外，京师同文馆的主办者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汉语学习。他们认为扎实的汉语功底有助于理解西语，汉文与西文可以相互促进［2］（p89）。总理衙门大臣在同治十年(1871)与光绪十八年(1892)的堂谕中一再声明：“本衙门设立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4］（p89）。 虽然八年课程和五年课程都未列汉文经学，但按照旧制，这些课程是必不可少的。1879年刊的《同文馆题名录》指明“至经文汉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表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随时练习作文。”因此，汉文也是京师同文馆一直强调的课程 ［5］（p17）。 京师同文馆安排学生每天上午学汉文，下午学习西文，不习汉文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惩罚措施包括按日罚扣膏火费或予以斥退［2］（p89）。
2.翻译实践性贯穿课堂内外
同文馆采取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通过参与译书、被派出考察，参与外事活动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历练外语能力，增加外交知识。
同治七年（1868年）起，总理衙门对于我国以往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主动进行核对校订，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也参与了核对校订工作。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88年7月30日），总理衙门奏请添设了一个翻译处，作为专门的翻译机构，由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充任期间。总理衙门和翻译处成为同文馆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的重要基地。学生通过实践，提高了外语和翻译水平。
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提出在馆内组织教习与学生翻译西书。译书活动既强化教学效果，又锻炼学生的外语学习水平，开创了外语教育和翻译工作的新局面。在同文馆，一般由外国教习独立翻译，或由学生翻译而由教习校订。京师同文馆历年翻译的西书中，师生合译与学生自译归并统计，所占比例达83%，学生跃居“译书队伍”中的主力军［2］（p106）。同文馆学生所译的西书主要有三类，一是人文社科类，如长秀、杨枢等译的《各国史略》；联芳、庆常等译的《公法会通》；二是自然科学类，如毕利干、承霖等译的《化学阐原》；三是语言学习类的，如汪凤藻译的《英文举隅》等［6］。 据统计，同文馆师生翻译了各类书籍共29种。
课堂教学和课后翻译练习之外，总理衙门还安排学生随政府使节出洋考察及参与外交谈判。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告假回爱尔兰结婚，总理衙门考虑到“可增广见识，有裨学业”，首次派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的旗人斌椿率领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出洋考察。此次考察历时七个多月，先后到法国、英国、瑞士、俄国、德国考察［3］（p49-50）。 1867年，清廷任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委托其率团前往各国办理外交。其间随团的京师同文馆学生有6人。1870年，英文馆的德明和法文馆的庆常随使团赴法国道歉，担任翻译［2］（p108-109）。 除此以外，总理衙门派同文馆的学生出国留学，例如1896年，总理衙门选派16名学生分赴英、法、俄、德四个使馆见习。总理衙门规定，学生分往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三年为期，责成出使大臣，严为稽核”；“如不堪造就，即行咨回。”［3］（p22）
3.语言测试紧密联系翻译实际应用
除了丰富多样的翻译教学环节，同文馆的考核内容与培养翻译人才的目标紧密结合。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考试分为月课、季考、岁试、大考。月课相当于月考，任课教习自己出题，题型是翻译，试卷由任课教习批阅评级，每月初一举行。季考每年二、五、八、十一月初一举行，季考出题如月考，试卷由总理衙门大臣审批后才能用于考试。岁试每年十月定期面试，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评分。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总考试，最受重视，由总理衙门出题、监管、评分。届时总理衙门大臣、总教习、中外教习、提调和总税务司都亲临考场。考题内容主要侧重翻译能力检测，通过各个级别的考试，以及平时多种多样的翻译练习，构成了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合的评估模式。从教学环节上来讲，考试对教学构成有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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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最初主要是培养当时社会所急需的外语翻译人才。从试题内容上分析，外国语文以公文翻译为主，光绪年间增加了口语会话和文学翻译［2］（p100）。 同治四年（1865），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外国语学校同文馆进行了自创办以来的第一次大考。这次大考由恭亲王等总理衙门大臣亲自主持、监考、判卷，历时九天。当时英、法、俄三馆学生均参加。初试要求将各国洋文照会翻译成汉文。复试将各国条约摘取一段，要求翻译成外文。最后口试，令考生将汉语条子口译成外语，隔座向外国教习陈述，然后由外国教习将学生的译文翻译成汉语，再对比原题。从这次考试可以看出，同文馆开办之初，重点放在实际翻译能力应用上。但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各科大考题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大考外文翻译看出，教学的难度加大，考试内容与外交实际需要联系密切。考题篇章较长，文白兼有，文体不一［7］（p48-51）。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外语大考除了照会翻译，又增加了三段文字翻译题，它们分别摘自奏折、文学作品和科普读物［2］（p100）。试题对学生的语言知识、词汇量、句法结构、时事背景、综合知识进行全面考察。同文馆以翻译为重点的综合考试体现了对翻译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从考题难度看，现今大学英语专业学生恐怕也不容易做答。
4.洋教习参与教学与管理
京师同文馆自始至终，都未有中国人充任外语教习之职［7］（p72）。各国文馆所聘洋教习大致分5类：传教士，海关人员，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国外招聘的人士，来华求职人士，部分驻华馆的翻译［8］（p13-14）。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止，京师同文馆历任洋教习52人，约占62%［2］（p76）。洋教习的聘用冲破了传统教育中的局限，开创了中国官办学校聘请外国人任教之先河。外国教习担任的课程包括外语课、专门课、基础课、医学课、国际法，为西文和西艺的引入奠定了基础。京师同文馆直属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负责京师同文馆的行政管理，其他一切包括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几乎整个交给洋教习去办。比如，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英文教习包尔滕等外国传教士不仅担任教学，还担任行政职务。
洋教习中，丁韪良为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了不少工作，为同文馆开拓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新局面。1868年，丁韪良指出：“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在于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9］（p213）。他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学、用结合，采取实验方法。1869年11月，他任总教习后，负责一切教学和教务工作。他按照西方办学方式，对同文馆教学进行逐步改造，包括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等方面。除了努力制定了《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和《京师同文馆五年课程表》，他还策划和主持教学实验场所，包括1876年建成化学实验室和科学博物馆，1888年兴建物理实验室和天文台等。此外，丁韪良对同文馆的观象台建立、印刷所开办、电报机使用都做出了贡献。
除了自己努力实践翻译，丁韪良还积极组织一批译员进行译书活动，其中有教习，也有优秀学生。丁韪良任总教习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拟定《译书章程》六条，指出各馆外国教习，除专职教授功课外，鼓励洋教习授课之余致力于译书。这一呈请被总理衙门所采纳，最初由总教习、教习自译，后来学生也协助翻译，学生中也有能自行翻译的。通过这些实践活动，提高了学生驾驭语言的实践能力，推动了同文馆的课程建设，有效扩大了西学传播。
二、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特色的启示
京师同文馆是清王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而被迫开设的，其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办学方式等教育改革影响了中国教育制度，上海、广州的同文馆基本上依照京师同文馆，其他各类新办学堂也深受影响。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设立的自强学堂虽然具有一些张之洞“中学为体”的特色，但整体上也是遵照京师同文馆的模式［8］（p12）。同文馆注重学用结合，突出翻译实践性的教学模式完成了总理衙门以“设立同文馆令诸生学习西文西语，备翻译差委之用”的办学目的［7］（p110）， 开拓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成为晚清新型学堂的楷模。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对当今外语教学有诸多启示：
1.必需的广博知识
嘉道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10］（p69）。 正是这种新学风推动着具有经世思想的洋务思想家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并使西学成了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10］（p69）。京师同文馆虽然强调工具性翻译人才，但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下积极探索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最初强调语言教育为主要学习内容,逐渐增加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并逐渐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等西学，体现了同文馆逐渐认识到翻译能力的培养应基于对学生全面的知识构建基础上。这启示我们，任何时代的翻译专业人才不仅需要精通语言，同时还需拥有广博的相关专业知识，外语教学应努力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综合建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既通又专的翻译人才的需求。
2.加强母语文化和语言知识的学习
京师同文馆通过对汉文学习的监督和管理，体现了对传统经学的重视，体现了中学与西学并存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丢失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性。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以西方文化走向中国为主，文化的双向交流不足。目前，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渗透到了包括教育的所有人类领域，教育全球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国际化，而教育国际化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融通东西方文化的人才，以便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好地为各国服务。因此，在当今外语教育中，有必要将加强汉语语言文化知识的要求纳入课程设置范围或者教学内容中，通过母语水平的提高来保证英汉翻译能力，有效使用英语传递本土文化知识，使中国的本土知识实现全球化，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突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
3.增强实践性的教与学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11］。 翻译家纽马克在翻译教学中十分强调实践。他提出，翻译教学的课程中，至少60%应是翻译实践［12］。翻译课既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那么对学生翻译的训练应首先强调一定的习作量［13］。 京师同文馆将翻译实践列入教学计划，突出了翻译的实践性特点，有利于督促学生大量操练，将翻译技能内化为语言能力。同文馆通过翻译练习和译书实践，强调外语课程在历史环境下“经世致用”的思想，通过政府支持，教师配合，有效地实现了课内知识向课外的延伸和拓展。
同文馆的外语教师不仅自己积极译书，也协助学生翻译，加强了翻译实践能力，促进了师生合作。当前，由于职称评定的导向，很多外语教师注重理论研究，忽视翻译实践。以翻译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有必要加强实践型翻译教师队伍的建设；有必要通过有效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实践，提高师生翻译互动。
4.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列宁说：“学校真正性质和方本文由收集整理向并不由地方组织和良好的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纲’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 ［14］ 只有依靠广大教师主动积极地承担教学改革的任务，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才能实现［15］。在京师同文馆教师队伍结构中, 洋教习扮演了核心和骨干的角色。以丁韪良为代表的教习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素质,在教学工作中倾注心血，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同文馆的洋教习主动大胆去试验和实践的经验启示我们，学校应该把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任务交给具有扎实语言基础和广博专业知识面的教师。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践教学理念，促进课程发展，同时获得自我提升。
1.1公共文化服务与图书馆创意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是以社会效益为基础，非营利性的，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资源配置活动[1]。它不仅包括服务设施、资源和13类服务内容[2]，还包括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相关内容。按照目前主流“文化权益论”观点，它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强调公民具有捍卫个人“文化权益”的主动性，十七大、十报告中“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表述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体现[3]。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在服务内容与服务形式方面也出现了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4]和多元化的探索实践。在此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成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级图书馆采取的一系列创新创意措施，卓有成效地对文化部十一五、十二五文化改革规划进行了落实，第三次（2009年）和第四次（2014年）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相关考核项目及内容的变化是一个力证。两次评估是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服务的集中展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影响也得到不断提升[5]。
1.2文化创意服务与图书馆创意服务
创意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要义是指运用人的智慧，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将具有创新性的想法通过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新、创造、发明等是其关键词。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意（科技创新）是创意的两种基本形式，显示了创意与文化的相融关系。当前所讲的创意一般是指文化创意而非科技创意（科技创新）。目前，国际上对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统一共识的定义。按照联合国发展署2008年《创意经济报告》描述，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正在出现，它将经济与文化相结合，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将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一模式从本质上说明了一个事实：创意、知识和信息获取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时代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6]。创意离不开文化和技术支撑。图书馆为创意服务提供了文化元素、技术元素和实践空间。近年来图书馆在空间模式重构、框架模式搭建、技术资源整合、项目活动策划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均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图书馆创意服务的巨大潜力。
1.3三者关系
创意产业脱胎于文化产业政策[7]，文化创意产品不仅包括有形产品，还包括属于抽象概念的具有文化元素的服务。文化创意服务是借助于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和创新，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创意服务与文化创意服务之间在公共文化服务框架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按照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图书馆服务属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中的“文化艺术服务”，在“延伸层文化生产活动内容的说明”中图书馆属于“专业性团体（的服务）”项目。按照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分类表”（依据国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图书馆属于“文化艺术”中的“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服务”项目。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年10月29日）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应该与信息、扫盲和文化密切相关”。综上所述，图书馆文化创意服务是三者的交集部分，最具有能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表示如图1。
2图书馆创意服务兴起的背景
2.1社会发展背景
在当今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文化也成为一种生产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初以来在全球蓬勃发展的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转型的新引擎，它为传统产业产品提供了文化附加值，提升了其经济价值，属于典型的需求拉动型产业，处于知识产权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地位。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和版权产业本质上属于知识生产，而创意产业属于知识服务，它以创意对其他产业进行融入和渗透，具有广泛性，从而成为众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发展环境与平台。10年前，国内对“创意”和“创意产业”还知之甚少，2004年首届上海国际创意产业论坛以来，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取得很大发展。目前，创意已经成为高频词，创意产业不断涌现，从时尚、视觉设计、互联网、金融、交通等领域到公共文化领域，创意服务和创新项目备受关注。
2.2图书馆行业发展背景
近20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公共图书馆精神理性也得到回归，宏观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20年的发展中，图书馆界的实践精神得到充分体现，在继承传统业务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成为近年来的主旋律，不仅表现在返本开新、综合创新和推陈出新等诸多创新路径的开辟方面，而且表现在图书馆空间和资源的整合方面，更表现在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员的创意思维与技术的巧妙融合与运用方面。图书馆作为一个公益性创意平台，以知识为工具，以信息为材料，通过各种形式和载体输出创意服务，形成文化创新产品。策划、实施创新的创意图书馆员群体也逐渐成为公共文化创意服务群体的一支重要力量。
3图书馆创意服务实践
公共图书馆是向社会公众开放，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开发信息资源和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机构。从宏观角度看，创意不仅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也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创意服务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出勃勃生机，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积极参与。笔者通过对近年来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诸多创意服务进行梳理，从模式型、技术型和项目型创意服务3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3.1模式型创意服务：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等框架性创意设计服务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独立或通过合作方式提供的图书馆服务的总和。从基础设施架构的角度看，主要包括实体图书馆、流动图书馆及由其建立、组成的馆外服务点、图书馆联盟、总分馆系统、区域网络等服务平台[8]。在图书馆行业搭建适合国情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是建设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效载体，是实现图书馆“普遍均等”理念和达成“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目标的前提条件之一，更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性实践。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在不改变各级图书馆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下，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和省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意才能，建立了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共享为目标的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创意载体，如大杭州“中心馆－总分馆”模式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之一。大杭州“中心馆－总分馆”模式成功构建了以杭州图书馆为中心馆，以区县（市）图书馆与街道（镇）、社区（村）三级图书馆（室）为总分馆的四级网络服务体系，搭建起了组织结构科学合理、文献资源统一调配、服务质量基本一致、运行效果大幅提升的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大杭州”范围内实现了让公众最大程度和最为便捷地享有“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这种模式的创意点是基于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充分应用和区域实际情况，通过杭州市图书馆行业自身的创新性实践促成政府出台相关文件[9]和成立相关组织[10]，从而带动各区、县（市）政府出台相应的实施意见，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保障、管理员队伍要求和规范管理等方面给予各级图书馆有力保障。该模式具有“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科学适宜的运行机制和有效可控的管理体制”[11]三大特点，因此极大地提升了“大杭州”内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社会服务效能。近年来，虽然缺乏完善的法治环境（《公共图书馆法》尚未出台），但全国各地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均有不同形式的实践和不同程度的推进，服务效益和服务效能显著，使政府、社会和行业对政府与公共图书馆的双向责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2]。在理论研究与区域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服务中，浙江省大杭州“中心馆－总分馆”模式、嘉兴总分馆模式等的有益探索，与上海“中心图书馆”模式、首都图书馆联盟、苏州总分馆模式、广东“流动图书馆”模式、东莞图书馆集群系统模式相比，殊途同归。这些区域特色鲜明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让“普遍均等”理念得到具体落实，这些充满创意的图书馆服务让杭州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更加“接地气”。
3.2技术型创意服务：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实践相融合的创意
创意离不开技术支撑。新技术环境为图书馆创意服务提供了充足空间和无限可能。图书馆是一个对知识、信息和新技术应用非常敏感的行业，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各种技术型创意服务不断涌现，利用现代传媒拓展图书馆服务的绍兴电视图书馆项目即是典型案例。电视图书馆是指通过第三类媒体（即电视媒体）把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主动提供给用户，用户按需索取的图书馆。它借助电视网络把图书馆搬到千家万户，用户可以通过电视机进行OPAC查询、图书预约续借、看展览、听讲座、接受远程教育、进行参考咨询与互动等，从而实现图书馆的功能拓展和服务延伸[13]。绍兴图书馆在对用户需求分析、技术环境可能性、内容资源、本馆人力资源、案例和行政区域内条件进行充分、科学调研的基础上，于2012年创新推出绍兴电视图书馆。通过图文版和互动版两条途径将15个一级栏目、73个二级栏目和264个三级栏目的丰富服务内容送至千家万户。在技术上，由数据库系统、GMS（“绍兴电视图书馆”）内容管理系统、UI（用户界面显示系统）和数据广播系统等组成的前端系统建设和终端呈现开发工作[14]。这种充满创意思维的跨界合作，是绍兴图书馆和数字电视运营商积极合作的成果，合作双方充分发挥各自在人力资源、行业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优势，打造出一个新颖的图书馆创意产品。近年来，在泛在化服务模式下，公共图书馆不断地尝试拓宽服务范围和创新服务手段，绍兴图书馆推出的电视图书馆创意服务在国内公共图书馆创意服务中独树一帜。与2009年国家图书馆“国图空间”、2010年国图与中国网络电视台基于IPTV的CNTV图书馆项目、2010年杭州图书馆文澜在线、2011年常州701频道、2012年泰达图书馆电视服务相比较，绍兴电视图书馆项目虽然也存在共性的技术瓶颈，但从其整体上讲，更符合区域实际情况，并且大大提升了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与服务效益的匹配度，从而进一步优化了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3.3项目型创意服务：图书馆项目型读者服务活动创意策划
近年来，公共图书馆无论是为了有效提升自身科研能力还是拓展国内国外业务，以及推广读者服务工作，多采用项目型业务设计为载体带动各项工作的形式。其中，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2012年推出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模式“儿童知识银行”是典型代表，常被用作创意服务的经典案例予以分析和借鉴。温州市图书馆馆员充分利用跨界思维，将图书馆资源比作“知识财富”，将未成年人通过阅读获取知识的过程比作赚取、积累“金钱财富”的体验过程，仿效银行流程，将可量化的虚拟币“知识币”比作流通“货币”，小读者开户获得读者卡后即成为图书馆“知识储户”，可以自主通过借阅图书、参加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方式获得“知识币”，储蓄知识币并获得“利息”、取款兑换小礼品以及“销户”。“知识银行”创意活动推出后，“知识存折”成为小读者们的“最爱”，阅读成为“赚钱”的有效“途径”，很快获得孩子、家长与学校的认可并获得温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案例一等奖和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创新奖一等奖[15]。经过几年的发展，“知识银行”已经由初创时期的单一阅读推广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全新的少儿综合阅读推广创意项目，它通过文明阅读行为、阅读指导活动、阅读写作、捐赠好书、排行榜5个类别将数十项少儿阅读推广活动整合在一起，通过规范制度和完善网络技术平台，以奖励“知识币”形式予以整体推进，形成了行业影响与社会效能双突出的创意性项目型未成年人服务典型案例。如前所述，在作为文化大省的浙江省，公共文化创意服务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省内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服务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讲坛”与“文澜展窗”、杭州图书馆和德清图书馆的微信服务平台、宁波图书馆的“天一讲堂”、绍兴市图书馆的少儿天地等都在通过各种不同的创意方式传承着悠久的地域文化，传播着地域文化精神，提升着市民文化素养，成为文化服务中的有机元素。
4结语
2010年以来，江苏档案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全国档案局馆长会议精神，自觉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确立“全国领先、全面领先”的工作目标，夯实档案工作基础，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努力实现全省档案工作面上指导和省档案馆内部业务建设“两翼齐飞”，推动档案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档案馆建设规程》(DB32／T1892-2011)、《电子档案基础元数据数据库结构和封装格式》(DB32／T1893--2011)和《档案数字化操作规程》(DB32／T1894--2011)等三个标准通过不懈努力应运而生!这三项标准是江苏省为推动“十二五”时期全省档案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等―系列标准规范，切实解决江苏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疑难问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标准编制目的
2010年5月江苏省档案局联合江苏省标准化技术研究院，按照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标准编制计划，在标准化处指导下，抓住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存量档案数字化和增量归档电子文件管理两个重要环节和主要内容，结合实际，组织全省相关力量，研制完成围绕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三个系列地方标准。主要目的是：
1 规范和指导“十二五”时期全省数字档案馆建设。数字档案馆是国家和地区实施信息化带动战略和江苏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电子文件管理细则》(试行)，明确省级数字档案馆为全省电子文件集中异地备份中心。属于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范围的电子文件，各单位应当按照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明确的时限进行移交。2011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三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明确“适应群众文化需求的新变化新要求，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和生产传播方式，加快发展手机报、数字出版、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标准的制定是为切实保障江苏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与区域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相衔接，着眼于党政机关、社会公众远程在线利用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把握方向不偏离。
2 总结江苏实践经验，细化国家标准。为规范电子档案的采集、管理、保存和利用，维护电子档案信息资源的完整和安全，江苏省档案馆和苏南一些市县档案馆进行了电子档案实时采集、长久保存和有效利用的探索，2007年和2010年国家档案局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经验交流会和《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宣贯会分别在江苏召开。江苏省电子档案中心、市级县级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实践，获得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的《省、市、县三级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型》等课题研究，为更高层次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了直接经验。在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基础上，按照馆室一体化原则，细化数字档案馆软硬件技术指标和评估细则，细化电子档案元数据与封装模型和房产、公证等30个实用型电子档案目录数据结构，细化纸质、照片底片、录音录像、缩微胶片和实物档案等多载体档案数字化标准，提高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3 突出标准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基础和主导地位。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备份中心等档案信息化项目投资大、涉及面广、见效慢，标准先行是保证投入能够获得有效回报的重要前提。作为归档电子文件源头的各立档单位、电子档案管理的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负责电子政务和档案管理系统开发的IT企业，在开展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都急需应用档案信息化技术标准。在国家法规标准的框架内进一步制定地方标准相配套，有利于全省在“十二五”时期建设数字档案馆的实践中，进一步统一软硬件基础、元数据、数据结构和数据格式，为数字档案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永久保存和高效服务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
1 《数字档案馆建设规程》(DB32／T1892-2011)的编制。《数字档案馆建设规程》结合江苏实际，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明确了基本技术框架，规范了数字档案馆建设中软硬件平台的技术方法和途径，创造性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数字档案馆和数字档案室评估体系，制定了详细的评估细则及评分标准，成为市县切实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依据。标准由十四章、两个资料性附录和四个规范性附录构成。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原则和总体要求、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建设步骤、数字档案馆系统架构、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功能要求、数字档案服务平台建设要求、软硬件配置要求、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要求、安全管理与制度建设和验收与绩效评估。
该标准遵循国家档案局《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编制时结合江苏实际，按照“客观科学、总体把握、便于操作”的原则，对什么是数字档案馆、怎样建设数字档案馆、如何评估数字档案馆做出详细规定，并且通过结构图、表格等形式，对数字档案馆总体架构、网络架构、硬件配置、软件功能等建设中必然遇到的技术问题，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定，便于本省各级各类档案馆、档案室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在建设数字档案馆和数字档案室时遵照执行。
编制中充分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以及国际标准；融合了《省、市、县三级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型》研究成果、省信息化重点工程江苏省电子档案中心的建设成果，以及本省苏州、太仓等多个市县数字档案馆和云南、江西、青岛、绍兴等省、市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成果；参考了美国数字档案馆ERA项目的有关建设经验。通过深入细致的技术论证、专题研究、会议讨论、征求意见等形式，形成了与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具有适度前瞻性和领先性的标准内容。
2 《电子档案基础元数据数据库结构和封装格式》(DB32／T1893-2011)的编制。《电子档案基础元数据数据库结构和封装格式》基于国家相关标准，以共建共享的思想，规定了电子档案基础元数据模型以及涉及公共馆藏和民生的30个基础电子档案专题数据库结构和目录数据格式。标准由六章和一个资料性附录构成，为便于执行和在办公自动化等相关系统中应用，关于电子档案的元数据具体描述均提供了技术模型。主要内容包括元数据的表示方法、基础结构元数据、基础结构元数据摘要表示、基础结构元数据的字典表示、电子档案封装格式、电子档案封装结构模型、封装新增的元数据、封装元数据元素的描述、电子文件的封装及江苏省基础电子档案专题数据库结构表等规范性附录。
电子档案基础元数据是数字档案馆建设档案基础数据库、实现电子档案数据共建共享和长期永久保存的核心基础。起草中重点调研了电子文件连续体理论、永久保护真实的电子文件国际项目(InterPARES)、开放档案信息系统参考模型(OAIS)、《ISO15489-1-2001信息和情报一记录管理一第一部分：总则》、
《ISO／TR 2308I-2-2001信息和情报一记录管理―第二部分：导则》、美国电子文件档案馆(ERA)项目、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电子文件策略(VERS)》等国外理论、标准和项目实践。研究了我国《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02)、《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M D R)》(GB／T 18391.1-6-2009)、《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DA／T 46-2009)、《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制装规范》(DA／T48-2009)等标准规范，并与国家推荐标准参与制定单位安徽省档案局标准起草组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同时紧密结合江苏省信息化基础性、标志性、公益性重点工程――江苏省电子档案中心的实践，对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以综合档案信息资源为处理核心，对电子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收集、管理，传输和提供利用的技术环节和要素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建立综合档案基础数据库的过程开展实质性应用。
3 《档案数字化操作规程》(DB32／T1894-2011)的编制。《档案数字化操作规程》规定对现有的纸质档案、录音录像档案、照片档案、缩微胶片档案、实物档案进行数字化转换的操作要求。标准对原始档案准备、交接、转换设备选择、技术参数设定、存储格式、数据校验等做出详细规定，并且对操作规程、数字化文件存储、数据验收、数据备份、数字化成果管理、安全保密要求等做出了相应规定，通过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提供档案数字化转换流程等，可操作陛和实用性较强。
标准的编写充分考虑了国家对档案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与行业标准相关要求。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档案交接文据格式》(GB／T 13968―1992)、《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11821-2002)、《电子档案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02)、《档案著录规则》(DA／T18-1999)、《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 31-2005)、《缩微胶片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43-200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