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诗歌第1篇

关键词：鲁达基 屈原 诗歌创作 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文学还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笼罩之下时，亚洲文学就则取得了显著成就，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出现鼎足而立，交相辉映的局面。尤其是波斯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人以及传世佳作，对中亚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提到中古波斯文学，就不能不提到鲁达基。鲁达基，全名为欧斯塔德·阿布·阿卜达勒·加法尔·本·穆罕默德·鲁达基，九世纪中页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文学的创始者，历史上称他为“波斯诗歌之父”、“诗人之师”、“波斯文坛上的艺术巨匠和导师”、“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同时他也被塔吉克人认为是“塔吉克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塔吉克文学之父”。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两人虽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屈原早于鲁达基一千多年；但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一、抒情诗创作成就突出，开创新的诗歌风格

鲁达基与屈原在抒情诗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达基从八岁就开始写诗，一生写下的诗歌据说多达130万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仅有2000多行。鲁达基的抒情诗主题广泛，并且形式十分优美，具有“流畅如泉、诗境如画、饱含哲理、隽永深邃”[1]的特点。11世纪的著名诗人昂萨里曾说过：“鲁达基的抒情诗意深隽永，我的诗却没有那样的抒情。虽然我用尽全部力气，诗歌写得仍然不很成功。”[2]我国波斯语研究员张晖将鲁达基的抒情诗歌做出了分类：篇目较长的，根据内容，称为“抒情哲理诗”；只有两个联句的，称为“短抒情诗”；又根据内容分离出来“爱情”“咏酒”“景物”三组诗歌。鲁达基诗歌的内容与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作中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抒情描绘，有的是对爱情的赞美，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同情，也有一些告诫人们行善的哲理诗。鲁达基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抒情诗，诗中无论是抒情主人公的塑造，还是对审美对象特征的描绘，都大量采用神话、传说、赋、比、兴夸张的手法，尤其是诗中诗人以芳草美人自比，以杂椒秽草来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之间的爱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驾驭车马来比喻治理国家……总之，诗人对自身沉闷、不忿、抑郁的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情意境的构设，都体现出诗人的独具匠心，也使得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更加独特，对读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时，波斯古典诗歌在霍拉桑一带最为发达。因此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这一带的诗人统称为“霍拉桑诗人”。鲁达基被视为是“波斯诗歌的创始人”，也是“霍拉桑风格”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认为是“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霍拉桑风格”的特点是：叙事简明扼要、用语朴实无华、句子简短精练，并且诗中的阿拉伯词汇很少。这种诗歌风格作为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抒情色彩还不是很浓，但是鲁达基毕竟以此为波斯诗歌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波斯乃至中亚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我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体裁之一。“楚辞突出的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3]楚辞以楚地的民歌为基础，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都带有楚地特点，融入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篇章中涉及大量的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反映了时代政治变革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楚辞这种诗歌体

的奠基人，楚辞体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不仅国内许多大学者，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对楚辞有深度的研究，就连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都对楚辞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4]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屈原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楚辞相关书籍共计二百余种，其中普及性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占大半。楚辞研究的专著共有九十余种，”[5]论文有两千余篇之多。

二、诗歌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1.鲁达基和屈原诗歌中都抒发了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鲁达基出生于民间，自幼受到自然淳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乡间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并且从中汲取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和灵感。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是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草原》《金秋》《白雪》《冰雹》《河边的树》《自然界》《奔马》等景物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点在屈原诗歌中同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离骚》《九歌》《天问》等诗歌中涉及的有关香草美人、思念君主、担忧国势等意象描写和精神内涵都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展开的，尤其在《离骚》的结尾中，诗人写道：“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6]诗人以此表明真正的心灵寄托仍是自己的故乡；再如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描写秋季之洞庭湖的佳句。当然，在屈原眼里，这些景物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的情感在其中，深切抒发了诗人对家乡故地的怀念与热爱之情。 　2.都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批判

鲁达基的诗歌中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这是由于诗人生于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环境，切身体察人民的劳苦，对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判剥削者的特权与压迫。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人佳馔珍馐，肠肥肚满，那些人却饥肠辘辘，不得饱餐”，[7]“人们的命运终究不外两种结果——或者作威作福，或者任人宰割”，[8]“假若贵族们犯了法却不被判罪，我如此地安分守己，怎么能算作犯禁”，[9]“这些人桌上摆满了肉和精制的杏仁糕，那些人却饥肠辘辘，连大麦饼也难弄到”。[10]

而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具体体现为对君王的忠心耿耿，对故土的留恋热爱，对朝堂时局的担忧。尤其是两次被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悉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楚怀王为小人谗言所蒙蔽，迷途而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壮志难酬的情感流露，“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1]，他担心自己的人生时间不够，不能再报效国家；“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担心楚王继续被奸佞小人所迷惑，终而耽误了政事社稷。

三、创作手法的相似性

1.巧妙运用多种创作手法

在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典故、象征、白描等手法，尤其大量使用典故和比喻手法。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都喜欢借用典故。比如在鲁达基的诗歌《我和达官贵人》中写到：“虽然我的诗歌像夜莺巧啭般的美好——但是约瑟不正是因为俊美才被投入监狱？”这里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约瑟遭兄弟妒忌而被害，最终碾转成为埃及宰相的故事写成的；再如《娇姿》中写到：“你的婀娜娇姿竟使我魄散魂飞，就像蕾莉的美发使玛哲农如痴似醉。”这里借用了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青年情侣的故事。在屈原《离骚》第三节写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蛾眉妒”的典故，将君臣关系喻为男女关系，被疏远的臣子们无疑会认为君王是被其他的女子淆乱了理智，在这里也突出体现了屈原清高与崇高的道德品行。犹如在鲁达基的诗歌中就有很多比喻，以毒蛇来比喻恶人，旅店比喻世间，猎豹比喻强者，牝鹿比喻失败的敌人等等；而比喻修辞在屈原诗歌中则更为常见，以芳草美人自比，秽

草比喻小人等等，可以说这种比喻手法贯穿了《离骚》这首诗歌的始终。

2.诗歌创作与乐曲联系密切

鲁达基时代甚至到公元11世纪末期，波斯诗歌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一般在音乐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因此诗歌和音乐被认为是诗人必不可少的两项艺术。鲁达基自小跟随音乐家阿布尔阿巴克·巴赫契耶尔学习音乐，不仅能自弹自唱、自己编词，而且声音圆浑动人，在很年轻时就是民间有名的歌手。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会流露出一种音乐美的风格。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楚歌、楚乐有着紧密联系，在楚辞作品中也提到了众多的楚地乐曲的名称，例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白雪》等等。此外，楚地的祭祀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使楚辞的音乐性也带上了祭祀的色彩，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音乐。

3.都体现出一种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在鲁达基诗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借用。例如在《酒颂》中提到了阿思凡迪亚尔作战的情景，而这个人物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酒颂》还写道：“他给予人们的恩惠，如浩荡的江河，以致使得洪水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这里指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再有在《娇姿》中写道：“你那似水仙的眸子使巴比伦的魔法相形见绌”，这里的魔法是指哈鲁特的魔法。哈鲁特原是天神，因擅长魔法，被上帝倒吊在巴比伦井中。以上举例都体现鲁达基诗歌中的神话色彩十分鲜浓。

屈原诗歌的神话色彩则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从形式上说，屈原在诗歌构思上就描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就为诗歌奠定了一个神话色彩的抒写基调。而在内容上，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的神话世界，描写了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等等意象，而且《天问》本身就因其具有巨大的神话学意义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受神话的影响之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达基和屈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类同性，但是，出现这些类同性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鲁达基与屈原都属于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之人。据说鲁达基在八岁时就已谙熟《古兰经》，并常常为人诵读。此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能自弹自唱，还能自己编词、写诗歌，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是极富盛名的歌手和民间诗人；而屈原出身名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小又勤奋好学，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入朝为官，并得到重用。可以说，天生才智加上后天的努力，为两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

原创诗歌第2篇

所以说，诗人是把他的价值观运用在各行各业中谋生的，不是以写诗这个形式。诗人写诗是在建造自己的文明，是自己内部所经营的事情。每一次写诗就是审视人性、感情、或者社会形态与事件的过程，这就形成了思辨和反省的习惯，逐渐形成一个独立思考的自我。诗人是理想的，那么对于自己的器官生活，诗人也有更高的要求，这表现在往器官生活中加入审美元素，于是音乐（听觉）、下棋（文明的搏杀）、绘画（视觉）等的创作与创造就很自然地发生了，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传统文人对琴、棋、书、画的积极参与，千年以来被我们称之为人的整体修养。修养这个词太好了，对一个人来讲，能遵守法律还不能说是一个自觉的文明人，只能是一个害怕被法律惩罚的人，而修养就是要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更高地培养自我的文明程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拥有的精神遗产。往深了说，有时候我在审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宗教时，就会觉得这种文人的自我修养之培养，正是类似宗教戒律的操守。另一方面这种普遍的修养还会导致文化产品的收获和积累，以利于后代的学习和传承，这在我们或者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都有着很多的实物。

我们看到因为近几百年来的人口增长，工业、科技和医疗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体制等诸多原因，导致不会增大的地球的资源和空间越来越紧缺，于是每一种原本是提高修养的审美技能也都被引向谋生的经济需求了。同时，我们还逐渐习惯了文化专业这个词，而专业又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来谋生。另一方面，因为人性不可能像工业和高科技那样产品逐级提升，它依然是原始的，每一代人都要从头开始接受文明的教育以便达到能“已不所欲，勿施于人”的那个千年前的标准。

那么修养呢？以什么来修养呢？捐钱的模式虽然是表明修养的一种同情心结果，而捐不了钱的人也有其它方式来表达同情心，这也证明了修养有各种表达方式。

原创诗歌第3篇

关键词：向阳湖；绿原诗歌；现代意识；七月诗派；干校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140-05

绿原是“七月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诗人在50年代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狱中度过漫长的七年光阴，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在于校生活五年，直到1974年返京。向阳湖这段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篇，并极大地影响了他复出后的创作。

绿原曾谈到他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期间的诗歌创作，“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薄上，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唯其如此，它们作为心迹来说，便更显得真实了”。可见这些诗歌是诗人当时心迹的自然流露，正是这种自然流露更能折射诗人当时的真实心境。五年的干校生活对于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有着重大影响。“绿原在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五年，应当说还是很有收获的，他长期接受劳动锻炼，接触农村的艰苦生活，同全党全民一起遭受这场劫难，促使他思考了一些问题，他的思想感情又经历了比七年隔离更其深刻的变化”。干校生活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也触发了他对社会、人生、命运的重新思考，生命和灵感熔铸而成的诗篇更为引人注目。

《重读（圣经>》写于1970年，即作者下放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第二年，存在意识是这首诗迥异于诗人以前诗歌的异质性特征。“常是夜深人静，备感凄清，/辗转反侧，好梦难成，/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孤独凄凉是刺激诗情的一个重要诱因。诗人所有的书全被抄走，这里不需要书本，也不需要太多的文化，需要的是丢掉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清高，真心实意脚踏实地接受再教育。幸亏查抄者漏掉了一本《圣经》，可以打发作者那漫漫长夜里的深深愁绪，正是这样的孤独失意使诗人有机会沉潜到思想最深处去审视那颇具荒谬意味的现实人生，发出对于人生命运的愤怒质疑。诗人都读到了什么呢？“为人民立法的摩西”，“推倒神殿的沙逊”，“狮穴中走出走进的丹尼尔”，“彩衣斑斓的约瑟夫”，“血战到底的大卫”，“老年痴呆的所罗门”，还有“拿撒勒人耶稣”，沦落风尘心如钻石的“马丽娅·马格黛莲”，“罗马总督彼拉多”以及良心尚未丧尽的出卖耶稣的“倒霉的犹大”。反抗者、叛逆者、征战者、拯救者、背叛者、忏悔者等等各色人物纷至沓来。正如诗人身边变幻不定的现实人生，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里面见不到什么灵光和奇迹，/只见蠕动着一个个的活人。/论世道，和我们今天的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诗中世界与现实世界，“世道相仿”，“人品殊异”，作者对于今天人们的不屑，正是特殊环境中复杂心态的折射，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方，无可奈何的处境，一颗受伤的心，欲说还休的情绪，知识分子固有的高傲，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纷乱的心绪。诗人对拯救者表示了无限的钦敬，“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同情受难者，“拯救一切痛苦的灵魂”，“幻想移民天国，好让人人平等”。即使在这样令人尴尬的场景中，作者仍然没有舍弃对于正义、良知的呼唤，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基本道义的坚守，这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显得尤为可贵。

这首诞生在特殊境遇里的诗歌凸显出强烈的存在意识，作者身处逆境，屡屡遭受坎坷，无数的精神折磨促使他对于人的存在进行冷静的思考。作者在此窥见了人的生存本相。一切战斗，一切的反抗好像都是徒劳，人类始终都是在劫难逃，因为人类在不断地自造困境。基督教向人们所展示的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空间。上帝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保护神，人们以自己的虔诚向虚幻的上帝祈祷、请求救助无异于画饼充饥，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永远不可能靠上帝获得救赎。诗人在此超越了个体痛苦，体验到了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痛苦。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今天，马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今天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不可捉摸。尽管如此，作者于绝望中仍生出了些许希望，“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但是“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诗里凸显的存在意识、孤独情绪、荒诞感觉、反抗精神以及强烈的象征意味，使这些诗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意味，同一时期的其它诗作中都有这种倾向，迥异于诗人在四五十年代初的诗作，它远远逸出了“七月派”诗歌的一般诗风，是“七月派”现实主义诗风的变异与深化，也是诗人创作生命的新起点。巨变的历史，扭曲的人性，特殊的遭遇是诗歌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诗人经历了人生的大磨难，不再像40年代那样激情奔放，不再有急于破坏一切与重建一切的激烈情怀，面对严峻现实，一腔热血化作理性的沉思与审视。此外，诗人很早学习英语接触外国文学，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早期诗集《童话》中曾反复出现“冷雨”、“暗夜”、“野火”等荒原意象，使诗笼罩了一层现代主义意味，后因特殊时代影响这种诗绪几乎中断，如今又得以重续。

另一首诗《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们而作》，呈现出浓重的荒原气质。“冰冻的玻璃”、“万籁俱寂”、“风雪交加”、“夜”、“污泥和阴霾”、“无光、无声、无色的混沌”这一系列冷硬的意象，赫然组成了一个沉寂荒芜的世界，弥漫着抑郁冷寂的情调，这是对一个错误时代的彻底否定，但这种思想表达得极其曲折，似是母亲在为儿子请罪，其实是对于世界荒谬的指责。存在本身成了罪证，“我哪知道这可悲的世界/他的罪证就是他的存在”。这首诗的格式也别具特色，每个诗句后面都没有标点，整首诗几乎就是一句没有终止的话，构成一个象征体，象征荒野般的世界不知何时终结。

面对如此无奈的现实，绝望与渴望的交织是作者此时的主要心态，“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我的一生》），“隧道”、“黑暗”、“坟墓”是晦暗人生的写照，“等‘光’把我拍醒”，无奈之中又透着对于光明的渴望。《谢谢你》中“一个看不见的微笑/就像二月的阳光/穿过冻云/亲切地抚摸着/被践踏的麦苗”，见到了太多的敌视与背叛，见到了太多的冷眼与不屑，这悄悄的一个微笑是如此珍贵，有如春风拂面，又如阳光送暖，竟然激起诗人无限的遐思与柔情，屡遭劫难的诗人的一颗诗心仍未麻木，对于爱与温暖仍是那样的敏感。

压抑之下的力量奔突则是《信仰》这首诗的主要特征，“我是悬崖峭壁上一棵婴松，你来砍吧/我是滔天白浪下面一块礁石，你来砸吧/……哪儿你也追捕不到我，怎么你也审讯不出我，你永远也监禁不了我/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即使——上帝保佑你/一并取走这个人的生命”（《信仰》），“悬崖峭壁”、“滔天白浪”、“万仞海底”、“北极冰圈”这些意象，构成了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这样严酷的环境更显出主人公抗争的勇气。那种不怕一切的执著姿态，那种无所畏惧的斗士形象，那种重压之下的反抗力。又闪现出“七月派”诗人的一贯气质。一个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投影，短时间内是难以磨灭的。带着强烈的情感介入现实、提倡苦斗，强烈的使命感是“七月派”诗人的整体风格。因为这一派诗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光明与黑暗生死抉择的年代里，同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同成长着，“他们带着战斗的人格、灼人的诗情，怀着所向披靡的气概登上诗坛，促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又一次勃兴和繁荣。他们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方面把握生活，把诗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与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表现时代与个人的真情实感，注重艺术的开放性和独创精神”。

强调诗心与现实的结合，推崇个体主体性，强调主观突入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不论字面有没有我，任何真正的诗都不能向读者隐瞒自己，不能排斥诗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排斥了主观抒情就排斥了诗”。这些美学追求在诗人此时期的创作中都有保持，不过已融入了新质，蜕变出新的诗风。逆境激发出他对民族悲剧的思考。使郁结的诗情找到了新的爆发口，出现了新的飞跃。《给一个没有舌头的人》，通过一连串的对话式书写，犀利的责问与沉重的回答表达出那种隐忍却又欲爆发的矛盾，诗歌内部充满张力，显现出无奈之下的顽强不屈。作者早年曾在《诗人》中写道：“有奴隶诗人/他唱苦难的秘密/他用歌叹息，他的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战士诗人”是绿原的生动写照，即使遭受无数打击，被剥夺了话语权，仍在“唱真理的胜利”，仍在“用歌射击”，是个体难以对抗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下，个体在灵魂深处的搏斗。

回溯绿原的诗歌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一些贯穿始终的质的东西，那就是对于现实、真理、诗的执著情怀。绿原在读初中时接触到鲁迅作品，“便悄悄地爱起鲁迅来”，此后一本本地读鲁迅的书，“我想无非就是，先生一辈子为了唤醒同胞，鼓舞他们向前向上，并向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正是为了这个庄严的目的，他充分发挥了文艺作为手段或武器的性能；先生从来不为艺术而艺术，但也从来不为某一主题思想而牺牲艺术，他的思想和艺术永远融为一体，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他全部的最高的艺术才能。伟大的志向，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艺术才能的统一，应当是他对后辈最基本的诗教吧”。“向黑暗势力作斗争”、“思想与艺术永远融为一体”，这可以说是鲁迅对于绿原一生最重要的诗教了。

绿原在抗战时期开始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童话》“试图用朦胧的语言来表达当时同我一样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们的苦闷和追求”。诗中有很多美丽幻想，也不乏对于现实的冷静体察，很多诗篇表现出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并存的反差现象。如《小时候》，“做一个流浪的少年，/带着一只镶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王国，/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但是，妈妈说：/‘现在你必须工作’”。诗里面满是奇思妙想，俨然一个童话王国，然而，生活的真实使诗人无法真正流连于童话王国，结尾一声断喝，把梦幻击成了碎片。这与作者的童年经历是紧密相连的，绿原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父亲在他三岁时便离开了人世。母亲和四个姐姐依靠比他年长十九岁的当教职员的哥哥过活。他们住简陋的木楼，“绿原的家里，充满了灰尘、煤屑和动荡不安的气氛。火车日夜隆隆地带着一阵阵的旋风，从他家的屋顶上急驰而过，他时刻觉得有被冲倒碾压的危险。他的床铺和书桌不停地抖动，小学课本上布满了抹不尽的灰尘。深夜，他常常被凄厉的汽笛晾醒，久久睡不着……他就在这种时刻有被冲倒和碾压的危险的震荡空气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艰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他敏感自尊的气质，和对美好世界的渴望，同时也让他对于现实有着更为具体的认识，可以说，作者的创作一开始就是与对现实的思考紧密相联的。“杀死那些专门虐待着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憎恨》），诗作已流露出对于现实的愤怒与反抗。

随后作者被裹挟到了时代的洪流之中，《集合》与《又是一个起点》，充满时代的狂躁气息，诗人善用紧锣密鼓般的节奏带着满溢的激情，使一首首诗如同一枚枚炸弹在空中爆裂，有着很强的冲击力，是最能体现出“七月派”诗风的作品。正如唐浞所言：“他们裸地从人生的战场上奔跑了来，带着一些可爱的新鲜气息与可惊的原始的生命力，掷出一片燃烧着青春的呼喊与崭新的生活感受。”其诗作一直有股原始的力在冲撞，“一排钉靴/踏过去！/要这条穿兽皮、插羽毛的街秩序大乱/而且，/破坏！/对他们已经决裂了/谁再侍奉/那些被滋养品和食欲所毒伤的上流社会？”（《破坏》）诗里充满破坏一切的力，召唤人们起来破坏那个丑恶的不平世界。“中国，你不知道吗/……你的城市像果实一样，现在腐烂了/你看，将你从血污里救出来/戒绝你底鸦片瘾，医治你底牙痛，然后扶你站起来的是/那些孤哀地活在你底外边的/最渺小而又最勇敢的/众大的人民……”（《集合》）呼唤“受难的人民集合起来”，将灾难深重的祖国拯救出来，有什么比这更能喊出当时人们的心声呢？“所有的/战斗的新妇们！/起来，为了，自由与饥饿/对你们的管理者罢工吧！”（《复仇的哲学》）悲愤、反抗是这些诗作的主要基调。也因此，有一些战斗诗篇缺乏锤炼，流于激情呐喊。

诗人执著于现实、执著于诗，是与对真理的追求紧紧连在一起的。绿原写道：“人必须用诗寻找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在诗人眼中，真理就是至上的标准，“在真理面前，/伽利略是人的标准”。因此，诗人要为真理而斗争，“斗争养育着生命：/胜利一定与我们同在！/站在断头台前/我们微笑，/我们不祈祷！”（《信仰》）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正是基于真理之上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才使作者在狱中写出了《又一名哥伦布》，在干校期间写出了《重读（圣经）》与《信仰》那样充满独立精神的诗篇，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个性坚守。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和绿原同时期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七月派”诗人牛汉、曾卓等，他们的诗歌创作同样保持了独特的个性，在同时期的干校诗歌创作中卓尔不群，而且此时期的创作水平都超越了前期创作，成就了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半棵树》、《华南虎》等作品比前期创作更加深刻，艺术水平更高，牛汉自认为他这时期的诗歌是“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牛汉曾谈到，《半棵树》是在向阳湖时受到冯雪峰形象的激发而写成的，“我在水泵房前看见冯雪峰，悲苦、坚韧、正直，活像被劈了一半的半棵树。1972年我的短诗《半棵树》就是写当时的感觉”。那“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树叶”的形象，给人强烈的冲击。雷劈去了一半的树，在荒凉的山丘上，“侧着身子挺立着”，它在坚守，坚守心中的那份信念，这既是给苦难中的冯雪峰画的一幅肖像，也是作者的一幅自画像，诗中透出的那份顽强与执著，那份永不低头的顽强精神，使“诗歌的生命意识尤为突出”。半棵树的形象成了永不凋谢的常青树，永远地挺立在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曾卓《悬崖边的树》中的树的形象，就是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被“奇异的风”吹落在悬崖边上，稍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粉身碎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要么自甘沉沦深渊，要么抗争，那“振翅高飞”的形象正是无声的抗争，是作者内心意志力的表现，“寂寞地站在那里，孤独而又倔强”，正是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对他们人生际遇的生动诠释。“悬崖”、“鹰”、“树”的意象同时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颇有意味：“悬崖”含险峻之意，指一种人生处境；“鹰”有翱翔与搏击之意，指向自由渴望；“树”有挺立、生命之意，代表一种生命姿态，这些一同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隐喻，成为那个灾难时代留给历史与后人的杰作。几位“七月派”诗人的创作，标示着干校文学的丰富与深刻的一面。

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此特殊时期的创作表现出的鲜明个性，诗中那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那种受难者的形象，诗中的现代意识等，呈现出迥异于同时代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原因何在？首先，一个个性倔强的优秀知识分子是富有坚守精神的，至少他不会随波逐流。“七月派”诗人大多深受鲁迅的影响，有一些还是鲁迅研究者。他们身上都有鲁迅的战斗精神、不妥协精神。其次，当时下放“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有几类。有的是元重大过错但需要下去锻炼的一般干部；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如冯雪峰等需要“改造”者。“七月派”诗人皆因胡风事件被列入“反革命集团”，因此去“五七”干校则有在人民的监督下“改过自新”的惩罚性质，他们不可能有热情跟在别人后面唱赞歌。最后，当时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除了马列主义著作之外，其它的书都不准看，白天干各种农活，晚上学习批判。那没有希望、没有自由的荒谬日子，促使他们对于现实作出思考。经过长期的磨练，前期热情的呐喊与战斗的直白已沉淀为含蓄的表露与理性的沉思。

干校是我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段历史是不容忽视的，由此而形成的干校文学创作也无法让人遗忘。当时湖北成宁向阳湖“五七”干校，集中了6000多名文化界人士，包括著名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梦超、陈白尘、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等；著名诗人郭小川、李季、臧克家、绿原、牛汉、曾卓等；评论家侯金镜、冯牧、许觉民、阎纲等；另外还有翻译家、编辑及其他学者与家属等等，这种罕见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下放一个地方去接受劳动锻炼。是从行动到精神上对他们的全盘规训。福柯认为权力必须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通过监视和观看，个人被对象化，被观察，被记录，被铭写。”这样，规训对象才能更好地被监督，被控制。在这里不能擅自行动，不能私自通信，不能看除了马列著作以外的书，不能乱发“反革命言论”，被规训过的话语只是僵化一致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了。

福柯认为，在规训过程中使用规训权力的手段之一是规范化裁决，这是在这个权力网络内的一种内部处罚，“它的处罚对象包括时间、行为、活动、言语、身体和性方面的不合规范的出格行为。对这些不合规范行为做出的处罚，可以使规训（纪律）保持严格尺度，适当标准，整齐压力，以便让规训对象纳入一个同一整体中，使其行为和身体规范化，标准化”。当时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劳动、学习、批判，大家步调一致，消除个性，若有反抗，便会受到惩罚，写检查、挨批斗是常见的惩罚方式，被规训着的知识分子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困难的。

尽管当时一些极端分子费尽心机，然而。知识分子只能暂时被驯化，在压制的下面潜藏着不屈的灵魂。由此，再来探讨绿原等人在干校期间的创作就有了更加不同一般的意义了。

绿原新时期重返文坛，“干校”时期的诗歌得以面世，这些诗是诗人苦难历程的见证。时代的巨变再一次激活了诗人内心潜存的诗意，绿原再次创作出了大量的诗篇。“刚刚从一段荒谬而虚假的岁月中跋涉过来，几乎每一个受难的诗人都从生命的根底里体悟到‘真实’二字沉重的分量和珍贵的含义，无论是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他们大都能够从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出发，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唱出发自内心的音律”，经过生命与艺术的再生，新时期的诗少了些粗犷，更多了些哲理感悟，《歌德二三事》、《终于没有揭开神像面纱的席勒》、《咳，海涅》等诗都体现出了诗人对历史、生命、人生的思考。

诗人在新时期诗歌创作中继续保持了独立品性，不随波逐流，坚持诗歌艺术与人格的一致，他说：“我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诗。最初只是把诗当作玩具，或者当作与美捉迷藏的游戏，或者当作消愁解闷的手段。无论当作什么，都丝毫没有帮助我，感受到古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痛苦。直到后来我被投入民族和人民为求解放而不得不进行的残酷斗争，才逐渐抛弃那些幼稚的幻想和嗜好。自从我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诗便日益成为我试图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或桥梁。这时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正是在这个信念的告诫下，我始终羞于以轻佻的态度接近诗，例如利用诗去追逐个人的名利。”正是这颗对诗的敬畏与虔诚之心，使诗人总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

原创诗歌第4篇

是让你开心的一个人，

不管你多么伤心

她总会安慰你，哄你开心。

朋友，

是始终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不管你被谁欺负了

她总会为你而挺身而出。

原创诗歌第5篇

云之南作

秋天到，凉意浓。周末闲来伴君行，

仰韶峡谷映帘前，悬崖陡峭壁生峰。谷

深幽怨不寂寞，又见小溪水匆匆。举头

望见白云远，回首山坡郁郁青。牛羊遍

地满山跑，风吹传来山歌声。今日渑池

新变化，花香四溢欣欣荣。我爱渑池家

原创诗歌第6篇

随便咳嗽一声

就会喷出一副写意画

让世界陶醉

画家的眼睛长在手上

看什么都觉得不成比例

更没虚实

非得用线条用色块

去勾勒去明暗去对比

到最后他自己也跨进斑斓

成为丰满凸凹的视觉

客人在他面前坐了二分钟

结果不安的发现

自己变成了静物变成了速写

甚至连衣缝间深蓝色的线头儿

也被抽象进了模特儿的天趣

活泼美丽的望着自己

像要告诉一些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画家的心灵从不上锁

从不挂上一层虚幻的幔云

而是让世界大咧咧的闯进

再潇洒自如的出来

获得标新立异的形式

原创诗歌第7篇

云之南作

细雨涟绵，

密密如珠帘。

空悲切，

低声叹！

寂寞来把故友念。

是否能听见？

雨不停

天气寒，

秋雨涟涟让人烦。

故友别离十余年，

从未有音传。

原创诗歌第8篇

云之南/文

你从浪花上掠过，

又到乌云中穿梭。

你的叫声划破了天空，

你流星般的飞速让人惊叹。

你临危不惧的精神值得赞扬，

你从惊涛拍岸中能从容飞过。

茫茫大海上的你从不迷茫，

自由飞翔是多少人追求的梦。

你就是那只可爱的“海鸥”，

看你的样子并不伟大。

可你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我欣赏你的胆识，

更欣赏你的才能。

无论他人怎么看待，

我无论走到哪里

---还是喜欢你。

喜欢你那自由飞翔的样子，

我要像你一样去飞过高山。

飞过大海，

飞过重重乌云。

丢下人间的红尘烦恼，

与你一道在那蔚蓝蔚蓝的天空

原创诗歌第9篇

踏着当年出走的脚印走回乡村

偶尔鸡鸣狗吠

把村庄点缀得愈发宁静

阡陌两旁的油菜和麦苗

将丰收的企盼同化为绿色

时值年关，我童年的玩伴仍滞留在城市

他们的孩子，蝴蝶一样飞舞在雪中

我和两鬓如雪的父亲，拜谒祖父的坟

祖父的咳嗽从山那边传过来

带着传统的瘦削和虚弱

劳苦一生的祖父，没有过上好日子

他蛰居的天国，是否有现在的好烟好酒

祖父啊，您曾经抚弄过千百遍的土地

至今仍生长着比过去产量递增的作物

这些年，祖母一直孤独而快乐地活着

在儿孙中间，她俨然一位年迈的女王

尽情享受苦尽甘来的幸福

只是在阳光的下午，祖母会在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