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物学进展第1篇

关键词：钾离子通道；结构；基因

离子通道(ion channe1)是跨膜蛋白，每个蛋白分子能以高达l08个／秒的速度进行离子的被动跨膜运输，离子在跨膜电化学势梯度的作用下进行的运输，不需要加入任何的自由能。一般来讲，离子通道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离子通道是门控的，即离子通道的活性由通道开或关两种构象所调节，并通过开关应答相应的信号。根据门控机制，离子通道可分为电压门控、配体门控、压力激活离子通道。

二是通道对离子的选择性，离子通道对被转运离子的大小与电荷都有高度的选择性。根据通道可通过的不同离子，可将离子通道分为钾离子(potassium ion，K )通道、钠离子(natrium ion，Na )通道、钙离子(calcium ion，Ca2 )通道等。其中，K 通道是种类最多、家族最为多样化的离子通道，根据其对电势依赖性及离子流方向的不同，可把K 通道分为两类：①内向整流型K 通道(inward rectifier K channel；Kin)，② 外向整流型K 通道(outward rectifier Khannel；K out)。K 是植物细胞中含量最为丰富的阳离子，也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唯一的一价阳离子，它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植物中可能存在K 通道，这一点早在20世纪6o年代植物营养学界就有人提出，而一直到80年代才被Schroeder等人[23证实，他们利用膜片钳(patch chmp)技术，首先在蚕豆(V／c／afaba)的保卫细胞中检测出了K 通道钾离子通道的结构单个钾离子通道是同源四聚体，4个亚基(subunit)对称的围成一个传导离子的中央孔道(pore)，恰好让单个K 通过。对于不同的家族，4"亚基有不同数目的跨膜链(membrane。span。ning element)组成。两个跨膜链与它们之间的P回环(pore helix loop)是K 通道结构的标志2TM／P)，不同家族的K 通道都有这样一个结目前从植物体中发现的K 通道几乎全是电压门控型的，如保卫细胞中的K 外向整流通道等，其结构模型如图2一a所示。离子通透过程中离子的选择性主要发生在狭窄的选择性过滤器(selectivity filter)中(图2一b)，X射线晶体学显示选择性过滤器长1．2 nIll，孔径约nIll，K钾离子通道的作用.有关K 通道在植物体内的作用研究并不多。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认为主要是与K 吸收和细胞中的信号传递(尤其是保卫细胞)有关。小麦根细胞中过极化激活的选择性内流K 通道的表观平衡常数Km值为8．8 mmol／L，与通常的低亲和吸收系统Km值相似[ 。近年来，大量K 通道基因的研究表明，K 通道是植物吸收转运钾离子的重要途径之一。保卫细胞中气孔的开闭与其液泡中的K 浓度有密切关系。质膜去极化激活的K 外向整流通道引起K 外流，胞质膨压降低，导致气孔的关闭。相反，质膜上H．ATPase激活的超极化(hyperpolarization)促使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K in)的打开，引起K 的内流，最终导致气孔的张开钾离子通道相关基因及其功能特征迄今，已从多种植物或同种植物的不同组织器官中分离得到多种K 通道基因(图3)，根据对其结构功能和DNA序列的分析，可以把它们分为5个大组：工，Ⅱ，Ⅳ组基因属于内向整流型通道；m组属于弱内向整流型通道(weakly inwardAKT1Arabidopsis K Transporter 1)是第一个克隆到的植物K 通道基因，采用酵母双突变体互补法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来cDNA序列分析表明，AKT1长2 649 bp，其中的阅读框为2 517 bp，编码83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相对分子质量约为95 400 Da。AKT1编码的K 通道，对K 有极高的选择性，其选择性依次是K >Rb >>Na >Li 。

Northern blot分析表明，AKT1组织特异性较强，主要在根组织中表达ZMK1(Zea mays K channel 1)是从玉米胚芽鞘中分离出的K 通道基因，在皮层表达。在卵母细胞中的表达表明，ZMK1编码的K 通道是通过外部酸化激活的。有研究表明，蓝光对ZMK1通道在玉米胚芽鞘中的分布有一定影响[3 2l。1组KAT1组基因编码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其与AKT1组基因产物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是在COOH端没有锚蛋白相关区(枷n—related do—main，ANKY)。KAT1组基因主要包括KAT1，KST1，SIRK，KZM1，KPT1等。KAT1(Arabidopsis inward rectifier K channel1)是与AKT1同时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来的植物K 通道基因。KAT1基因的阅读框含有2 031个核苷酸，编码的多肽由67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相分子质量约为78 000 Da。KAT1的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KAT1在拟南芥植株中的主要表达部位是保卫细胞，在根和茎中也有少量的表达。人们认为KAT1通道可能参与了气孔开放，并向维管组织中转运K ，而不是直接从土壤中吸收KJ。

以KAT1为探针，又能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KAT2等功能类似的内向整流型K 通道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人们已相继开展了将KATI和AKTI基因导人到拟南芥、烟草和水稻的研究，并获得了一些转基因植株。比如，施卫明等利用根癌农杆菌介导法已成功地把KAT1和AKT1导人拟南芥和野生型烟草中，并获得了转基因植株及其纯合株系，发现转基因植株的吸钾速率和对K 的累积能力都比对照的有明显的提高，而且，经过分子检测，也证实711和AKT1基因在转基因植株中得到了整合和表达。因此，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和基因工程技术筛选高效利用钾的作物品种或利用现有的钾离子通道基因改良作物品种，从而提高作物本身的钾吸收利用能力应该是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可以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和有关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钾离子通道基因的分离、克隆和利用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J Langer K，Ache P，Geiger D，et a1．Polar potassiumⅡalIspclnerscapable of controlling Khomec~tasis and K 一dependent圳0gm—esislJJ，ThePlant Journal，2OO2，32：997—1009．

2 .Schroeder JI，Hedrich R．Potassium-selective single channels inguard cell protoplasts of Vicia ba[J]．nature，1984，312：361— 363．

3 . Jacqueline MG，Declan AD．Potassium channel structures：do theycomform[J]．Current Opinion in Structural Biology，20O4，14：440—446．

4 . Mackinnon R，Zhou YF．The occupancy of ions in the K selec—tivity filter：ch~se balance and coupling of ion binding to a proteinconformational change undedie hish conduction rates[J]．JMB，2003，333：965—975．

5. Mackinnon R，Zhou M．A mutant KcsA K channel with alteredconduction properties and selectivity filter ion distribution[J]．JMB，2O04，338：839—846．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2篇

关键词：钾离子通道；结构；基因

离子通道(ion channe1)是跨膜蛋白，每个蛋白分子能以高达l08个／秒的速度进行离子的被动跨膜运输，离子在跨膜电化学势梯度的作用下进行的运输，不需要加入任何的自由能。一般来讲，离子通道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离子通道是门控的，即离子通道的活性由通道开或关两种构象所调节，并通过开关应答相应的信号。根据门控机制，离子通道可分为电压门控、配体门控、压力激活离子通道。

二是通道对离子的选择性，离子通道对被转运离子的大小与电荷都有高度的选择性。根据通道可通过的不同离子，可将离子通道分为钾离子(potassium ion，k )通道、钠离子(natrium ion，na )通道、钙离子(calcium ion，ca2 )通道等。其中，k 通道是种类最多、家族最为多样化的离子通道，根据其对电势依赖性及离子流方向的不同，可把k 通道分为两类：①内向整流型k 通道(inward rectifier k channel；kin)，② 外向整流型k 通道(outward rectifier khannel；k out)。k 是植物细胞中含量最为丰富的阳离子，也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唯一的一价阳离子，它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植物中可能存在k 通道，这一点早在20世纪6o年代植物营养学界就有人提出，而一直到80年代才被schroeder等人[23证实，他们利用膜片钳(patch chmp)技术，首先在蚕豆(v／c／afaba)的保卫细胞中检测出了k 通道钾离子通道的结构单个钾离子通道是同源四聚体，4个亚基(subunit)对称的围成一个传导离子的中央孔道(pore)，恰好让单个k 通过。对于不同的家族，4"亚基有不同数目的跨膜链(membrane。span。ning element)组成。两个跨膜链与它们之间的p回环(pore helix loop)是k 通道结构的标志2tm／p)，不同家族的k 通道都有这样一个结目前从植物体中发现的k 通道几乎全是电压门控型的，如保卫细胞中的k 外向整流通道等，其结构模型如图2一a所示。离子通透过程中离子的选择性主要发生在狭窄的选择性过滤器(selectivity filter)中(图2一b)，x射线晶体学显示选择性过滤器长1．2 nill，孔径约nill，k钾离子通道的作用.有关k 通道在植物体内的作用研究并不多。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认为主要是与k 吸收和细胞中的信号传递(尤其是保卫细胞)有关。小麦根细胞中过极化激活的选择性内流k 通道的表观平衡常数km值为8．8 mmol／l，与通常的低亲和吸收系统km值相似[ 。近年来，大量k 通道基因的研究表明，k 通道是植物吸收转运钾离子的重要途径之一。保卫细胞中气孔的开闭与其液泡中的k 浓度有密切关系。质膜去极化激活的k 外向整流通道引起k 外流，胞质膨压降低，导致气孔的关闭。相反，质膜上h．atpase激活的超极化(hyperpolarization)促使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k in)的打开，引起k 的内流，最终导致气孔的张开钾离子通道相关基因及其功能特征迄今，已从多种植物或同种植物的不同组织器官中分离得到多种k 通道基因(图3)，根据对其结构功能和dna序列的分析，可以把它们分为5个大组：工，ⅱ，ⅳ组基因属于内向整流型通道；m组属于弱内向整流型通道(weakly inwardakt1arabidopsis k transporter 1)是第一个克隆到的植物k 通道基因，采用酵母双突变体互补法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来cdna序列分析表明，akt1长2 649 bp，其中的阅读框为2 517 bp，编码83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相对分子质量约为95 400 da。akt1编码的k 通道，对k 有极高的选择性，其选择性依次是k >rb >>na >li 。

northern blot分析表明，akt1组织特异性较强，主要在根组织中表达zmk1(zea mays k channel 1)是从玉米胚芽鞘中分离出的k 通道基因，在皮层表达。在卵母细胞中的表达表明，zmk1编码的k 通道是通过外部酸化激活的。有研究表明，蓝光对zmk1通道在玉米胚芽鞘中的分布有一定影响[3 2l。1组kat1组基因编码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其与akt1组基因产物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是在cooh端没有锚蛋白相关区(枷n—related do—main，anky)。kat1组基因主要包括kat1，kst1，sirk，kzm1，kpt1等。kat1(arabidopsis inward rectifier k channel1)是与akt1同时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来的植物k 通道基因。kat1基因的阅读框含有2 031个核苷酸，编码的多肽由67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相分子质量约为78 000 da。kat1的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kat1在拟南芥植株中的主要表达部位是保卫细胞，在根和茎中也有少量的表达。人们认为kat1通道可能参与了气孔开放，并向维管组织中转运k ，而不是直接从土壤中吸收kj。

以kat1为探针，又能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kat2等功能类似的内向整流型k 通道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人们已相继开展了将kati和akti基因导人到拟南芥、烟草和水稻的研究，并获得了一些转基因植株。比如，施卫明等利用根癌农杆菌介导法已成功地把kat1和akt1导人拟南芥和野生型烟草中，并获得了转基因植株及其纯合株系，发现转基因植株的吸钾速率和对k 的累积能力都比对照的有明显的提高，而且，经过分子检测，也证实711和akt1基因在转基因植株中得到了整合和表达。因此，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和基因工程技术筛选高效利用钾的作物品种或利用现有的钾离子通道基因改良作物品种，从而提高作物本身的钾吸收利用能力应该是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可以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和有关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钾离子通道基因的分离、克隆和利用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j langer k，ache p，geiger d，et a1．polar potassiumⅱalispclnerscapable of controlling khomec~tasis and k 一dependent圳0gm—esisljj，theplant journal，2oo2，32：997—1009．

2 .schroeder ji，hedrich r．potassium-selective single channels inguard cell protoplasts of vicia ba[j]．nature，1984，312：361— 363．

3 . jacqueline mg，declan ad．potassium channel structures：do theycomform[j]．current opinion in structural biology，20o4，14：440—446．

4 . mackinnon r，zhou yf．the occupancy of ions in the k selec—tivity filter：ch~se balance and coupling of ion binding to a proteinconformational change undedie hish conduction rates[j]．jmb，2003，333：965—975．

5. mackinnon r，zhou m．a mutant kcsa k channel with alteredconduction properties and selectivity filter ion distribution[j]．jmb，2o04，338：839—846．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3篇

关键词：羊草；分子生物学；遗传多样性；组织培养；基因克隆

中图分类号：S543.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47(2007)04-0289-06

羊草(Leymus chinensis)是多年生禾本科赖草属草本植物，由于其环境适应性较强。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等优点而成为松嫩平原的优势物种，同时羊草也是一种重要的牧草资源，蛋白质含量高，适口性好，耐践踏，在发展草原畜牧业方面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羊草种子发芽率低、种子萌发最适pH值为8.0～8.5，加上过变放牧和草地盐碱化日益加重等原因，我国现存系统管理重点实验室项目(K09M6)羊草草地约有90％以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因此，研究羊草的遗传分化、抗逆机理、栽培育种以及转基因等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和草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分子生物学对各个学科的交叉渗透，使羊草的研究从细胞水平进一步深入到分子水平，羊草属于异交植物，物种趋向于在种群中具有较高水平的变异性，仅在松嫩草原中西部靠近内蒙古高原东部草原上的羊草种群就数以千计，这为研究羊草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提供了对象，培养愈伤组织是进行羊草转基因研究的前期工作，但诱导率低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笔者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对羊草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旨为羊草抗逆分子机理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1　羊草遗传多样性研究

由于羊草生态适应性强、分布范围广、生境类型多样，在长期的适应和进化过程中，羊草种群之间在形态、生理、生态以及遗传特征方面均产生了趋异，RAPD(randomly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随机扩增多态DNA)技术可以在对被检对象无任何分子生物学资料的情况下对其基因组进行分析，而且具有费用较低、方便易行、模板DNA用量少、不需要同位素，在安全性和实验操作上具有比AFLP(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扩增酶切片段多态性)、SSR(simple sequence rc-peat，微卫星重复序列)等分子标记更加简便易行等优点，从而使其成为目前研究羊草遗传多样性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该技术主要是利用各种群羊草的总基因组DNA作为模版，筛选能够扩增出具有明显差异性条带的随机引物，以至少两次重复均出现的结果做0，1矩阵图，即有条带记为1，无条带记为0，计算总片段数及多态位点百分率、各种群间遗传相似系数和遗传距离，利用分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得到其遗传结构树状图，

羊草RAPD分析可以用于研究羊草的种群关系以及遗传分化的影响因子，崔继哲等应用RAPD技术证明相似生境或同一地域的种群在一些位点上表现出相似或相同的变化，刘惠芬等运用RAPD技术对内蒙古典型草原不同生境8个羊草种群进行分析，聚类结果显示生境相似的种群能够聚在一起，而地理距离最近的种群不一定归为一类，说明小范围内羊草种群间的遗传分化与地理距离不存在相关性，而与其生境间的相似度相关，影响遗传相似性的不是单一因子而是各种因子的综合作用，较小地理范围内羊草种群间的遗传分化主要是由环境的异质性所引起的，笔者曾以采自中国大安碱地生态试验站(N45°36′，E123°53′)的羊草种子单株播种栽培，以每株羊草幼苗的地上部为材料进行RAPD分析，30个实验样品的平均遗传距离为0.1909，共可分为4个类群(待发表)，通过RAPD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将羊草遗传分化多样性的原因具体化，汪恩华等””利用分子标记与形态标记以21个有效随机引物中对9份羊草材料进行RAPD分析，对随机抽取的17份禾草种质进行了种质评估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羊草种质的小穗数、种子千粒重、叶色、有性繁殖量和结实率5个形态学指标与遗传多样性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应用RAPD技术对不同生境羊草在水分胁迫下游离脯氨酸含量的变化做聚类图比较分析，证实水分是影响羊草种群间遗传变异和生态型分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因子，虽然水因子是影响羊草分化的一个主导因子，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也认识到羊草变异和分化是多种生态因子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如温度、海拔、经纬度、土壤类型等)，而且各因子之间又是相互影响，在不同的生境中限制因子又是变换的，这就造成不同地理种群的羊草遗传分化过程的复杂性，由此可见，目前以羊草为实验材料的RAPD分析虽有许多报道。但是由于羊草本身具有较高的种群变异性。组成羊草群落的植物总计有357种，加之尚缺乏一种统一的标准分型方法，因此RAPD技术就成为研究羊草分类及来源的主要工具，在物种鉴定及遗传分化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RAPD技术以外，等位酶技术也可用于羊草遗传多样性分析，等位酶是指由一个位点的不同等位基因编码的同种酶的不同类型，其功能相同但氨基酸序列不同，崔继哲等通过该技术，综合分析了松嫩平原11个羊草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及遗传分化指标，深入剖析了灰绿型和黄绿型两种叶色类型羊草种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证明种群间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之间没有相关，崔继哲等还采用淀粉凝胶电泳技术，应用等位酶分析方法测定了松嫩平原南部微生境下羊草灰绿色和黄绿色两种生态型9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程度，证明羊草种、种群和生态型水平都维持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两种生态型之间有明显的遗传多样性差异及遗传分化，另外，对不同生境、不同分类种群的遗传结构分析发现羊草种群遗传变异度很高，但是无论如何归属，松嫩草原上的羊草种群遗传分化程度很低，推测可能与羊草为异花授粉、不同类型混生及种群间基因流强度大有关，刘杰等曾用SSR作为探针构建了羊草的遗传指纹图谱，为羊草种质资源评价、种间及种内亲源关系分析、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利用AFLP方法对我国不同地区分布的羊草材料进行的DNA多态性分析结果也表明了羊草基因组DNA具有比较丰富的多态性。

2 羊草愈伤组织培养及利用

植物组织细胞培养(plant tissue and cell cul-ture)是通过运用植物组织细胞培养技术实现植物育种获得新品种的一条快捷途径，既可以通过

花粉培养、未授粉子房以及胚株培养等诱导形成单倍体植物，也可以通过植物愈伤组织培养中普遍存在的染色体变异实现植物突变育种，另外，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的植物细胞融合(尤其是原生质体融合)、胚胎培养以及植物体外受精技术可获得远缘杂交种，通过植物组织培养中的茎尖培养能够产生无病毒原种，因而可用于植物脱毒，解决生产实践中植物病毒危害问题，组织培养是植物细胞工程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不仅用于快速繁殖。还用于单倍体育种、种质保存、生理学研究和基因转化等领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高天舜就利用羊草根茎作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和植株再生材料，目的是为了改良羊草的遗传性状，试图通过组织培养途径获得羊草新类型，该研究采用当年生羊草根茎幼嫩部分的节间基部切段以及隔年生老根茎和当年生根茎的芍间中部、顶部切段作为外植体，消毒处理后接种于3种MS培养基中，先进行暗培养。待长出愈伤组织后转入光照培养，诱导率平均在20％左右，分化率最高也只有24.2％，羊草幼穗和成熟种子也可作为诱导愈伤组织的外植体，刘公社等，以幼穗作为外植体，恒温25℃条件下诱导愈伤组织，在加有1mg/L2，4-D MS培养基上继代2次后，转移到含1.0mg/L KT和0.5mg/NAA的MS培养基上分化培养得到再生芽，并在无激素的基本培养基上获得了生根的试管苗，移栽到温室后可正常生长，尽管从羊草叶片、幼穗和成熟胚在同样培养条件下均能诱导出愈伤组织，但只有幼穗愈伤组织能够继续分化出再生植株，但分化率因基因型和外源激素的不同而不同，以成熟羊草种子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具有操作简便、污染程度低、材料选择直观化的优点，且诱导率和幼苗分化率较高、幼苗健壮、生长势好，崔秋华等采用3种培养基(MS、B5和8114)，3种2，4-D的浓度水平(1、2、4 mg/L)培养羊草幼嫩根茎和种子，结果表明，以种子作为外植体可获得较高的愈伤组织诱导率(29.05％)，但目前对于最适激素浓度没有统一结论，其范围从1～4mg/L不等，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也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仍需要深入研究。

在对羊草愈伤组织的应用方面，可以以羊草种子诱导出的愈伤组织为材料，用含有NaCl的培养基和含有NaHCO3与Na2CO3的混合盐培养基进行培养，测定羊草愈伤组织的耐盐性，结果表明羊草愈伤组织对NaCl最大耐受强度为180mmol/L；对NaHC03与Na2CO3的混合盐的最大耐受强度为4mmol/L中性盐(NaCl)与碱性盐(NaHCO3与Na2CO3)对羊草愈伤组织的胁迫机制明显不同，国内外对于愈伤组织的培养大多应用于转基因，但在羊草方面进行的该项研究却很少，刘公社将携带PAT基因的质粒通过基因枪法转化羊草愈伤组织。然后在筛选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筛选抗性愈伤组织并转接到分化培养基上，得到再生苗，然后接种到含有筛选剂的生根培养基上培养后得到转基因羊草小苗，该研究已获得耐除草剂的羊草新品种专利，曲同宝等用基因枪将BADH基因转入由羊草成熟胚诱导出的胚性愈伤组织中，获得了转基因植株，经过PCR检测证明外源基因已整合到羊草基因组中并得以表达，虽然转入羊草的基因都可被检测到已整合人羊草基因组中，而且也得到表达，但是对于转基因羊草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未见相关报道，筛选突变体是羊草愈伤组织的另一用途，陈晖等用组织培养方法筛选获得羊草抗羟脯氨酸(HYP)变异系HR20-8，该变异系细胞内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组分氨基酸含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供体对照比较，分别提高2.35倍和1.40倍，其中，游离脯氨酸和蛋白质组分脯氨酸分别提高6.6倍和3.0倍，且脯氨酸合成途径必需的r-谷氨酸激酶的活性提高了2.5倍。

3 羊草酶蛋白类研究

蛋白质是生物体生命中的第一重要物质，是生理功能的执行者，是生命现象的直接体现者，同时能够调控相关基因的表达，植物对抗非生物胁迫必然有蛋白质的参与，比如耐冷蛋白、热休克蛋白、水通道蛋白、赤霉素信号传导蛋白等，从羊草中检测这些蛋白的含量以及克隆表达该蛋白的基因对于研究羊草耐逆分子机理和改善羊草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羊草酶蛋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主要有细胞色素氧化酶、过氧化物酶、脂酶同工酶等，其应用也仅局限于阐明羊草的遗传分化，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研究羊草种群在不同地理及生态环境中羊草在分子水平上细胞色素氧化酶同工酶存在着种内分化，羊草在同工酶水平上的分化受多个环境因子的综合影响，而且与羊草耐寒性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张丽萍等对采自同一天然草地上叶片呈黄绿色、灰绿色两种类型羊草的根、茎、叶的过氧化物同工酶、脂酶同工酶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两种叶色羊草，其相同组织的过氧化物同工酶谱及脂酶同工酶谱基本一致，两种羊草叶片呈现不同颜色只属不同生态型，

磁场处理不仅可以促进羊草的生长。而且还能提高羊草的抗盐碱性，磁场使羊草过氧化物酶(POD)活性提高，并且诱发了一条新的同工酶带，张卫东等认为羊草自交不孕的原因是自交不亲和。并利用禾本科植物自交不亲和性有关的硫氧还蛋白(thsioredoxin)^基因设计的引物在羊草DNA中检测到预期片段，说明硫氧还蛋白h基因可能与羊草的自交不亲和性有关，该基因现已被克隆并能够从GenBank中查到其序列。

研究羊草草原土壤酶的活性可以判断土壤的肥力，土壤肥力水平接近则土壤酶的活性相似，土壤蛋白酶、脲酶、多酚氧化酶的活性与土壤有机碳、全氮呈显著相关关系，可以反映土壤肥力水平高低，是评价土壤退化的重要指标。

4 羊草耐逆基因的分离与克隆

羊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特性，并且蛋白质含量较高，说明羊草在面对非生物胁迫时高效表达能够适应、缓解或对抗相应逆境条件的物质，尤其是调控这些物质表达的酶类基因，据报道，羊草种子个体萌发期最大忍受pH范围是9.14-9.53，对于NaCl可耐受的最大强度为600mmol/L，对于Na2C03可耐受的最大强度为175mmol/L，为了弄清这种适应机制的复杂性，通过大规模的cDNA克隆或者表达序列标签(EST)的测序分离相关基因是非常重要的，Jin等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叶组织经过Na2CO3胁迫处理构建了cDNA文库，并对其EST进行测序对比分析，推断在羊草叶和根中各有39和31个非生物胁迫相关基因，这些EST资源将有助于对植物耐盐碱分子基础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甜菜碱是在生物体内起着渗透保护作用最主要的细胞相溶性物质，编码决定该物质合成的关键酶一甜菜碱醛脱氢酶(BADH)基因已经先后从多种生物体内得到克隆，并在多种植物中进行了遗传转化。已获得了抗盐、抗寒、耐旱能力得到较大程度提高的转基因植株，某些植物体内的甜菜碱含量和BADH活性随着土壤盐碱化程度的加重而增加，因此推测甜菜碱可能与羊草耐盐碱性有关，目前羊草中的部分BADH基因片段也已经被成功克隆。

5　问题与展望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4篇

近年来，世界食管癌(esophageal cancer,EC）患者以每年30万例的速度剧增，这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由于食管癌的发病在分子水平上涉及多类基因及蛋白质的作用，故分子生物学研究对其早期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近年食管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做简要的综述。

1 生长因子基因

1.1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分子量170KD的跨膜酪氨酸激酶糖蛋白，由原癌基因erb-4编码而成，与其配体EGF或TGF-a结合可激活受体本身的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从而激活信号传导系统，刺激细胞生长增殖。erbB-1（EGFR）、erbB-2(HER2)erbB-3和erbB-4共同构成表皮生长因子家族，它们都属于酪氨酸激酶受体。临床上在多个食管鳞癌（ESCC）细胞系及ESCC肿瘤的标本中，都发现过EGFR的过表达。C-erbB-2编码蛋白p185与细胞伪足结合，能加速细胞运动，从而促进癌细胞浸润与转移。日本、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资料表明，食管腺癌（EADC）EGFR基因扩增率较高（30.8%），并出现EGFR和C-erbB-2基因共扩增[1]，ESCC EGFR基因扩增率则为8%～30%，且C-erbB-2没有扩增。由此，研究EGFR和C-erbB-2可能与食管癌的发生有关，且EGFR可能存在地区和种族差异性。同时，通过对食管癌前病变的研究，发现EGFR蛋白过度表达在食管基底细胞过度增生和间变的发生率分别为39%和80%，而在正常食管黏膜上皮则未见该蛋白过度表达，因此提示EGFR与EC癌前病变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1.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调节控制血管生长的过程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显得尤为重要。实验室中对五个EC细胞系进行RT，PCR技术分析，发现其中有四个细胞系存在VEGF-C mRNA表达。医学研究表明，约占20%～70%的EC有VEGF的表达，并且与肿瘤分明、静脉侵入、EC浸润深度、淋巴细胞浸润及淋巴结转移有相关。

2 细胞周期调节基因

2.1 p53基因：p53是一种核转录因子，是定位于17p13.1上的肿瘤抑制基因，在机体环境受到和缺氧、DNA损伤或氧化还原紊乱等刺激时，它可以通过磷酸化和乙酰化作用被激活。p53基因通过p21介导对细胞周期进行调控，并且通过上调Bax的同时下凋Bbcl-2来诱导凋亡。p53基因的异常与食管黏膜细胞癌变的过程密切相关，大多数点突变发生在外显子5～8之间。Simeda等[2]研究提示，在EC的形成中，p53的基因突变和蛋白产物的聚积先于肿瘤的浸润，是食管癌发生过程中一个较早期事件。

同时，研究表明，肿瘤抑制基因p53的突变常伴有pRb的改变。通过对病毒原癌蛋白的研究，提示肿瘤抑制基因pRb和p53有联合作用，病毒原癌蛋白能使两种分子失活。细胞在一种肿瘤抑制基因异变时,细胞分裂的加快会加强基因的不稳定性,并进一步导致细胞增生调控紊乱,克隆生长加快,直至形成肿瘤。因此，p53-Rb系统的改变，特别是其对细胞增生的凋亡调节协同作用紊乱，可能是食管癌变的重要分子机制[3]。

2.2 pRb基因：Rb基因位于染色体13p14上，具有多个被磷酸化的位点，是多种cyclin-CDK的底物。Rb蛋白通过与E2F的结合，有效抑制细胞增生。Cyclin-CDK复合物可使pRb发生磷酸化，从而释放E2F以促进基因转录与细胞分裂。在多种肿瘤及肿瘤细胞系中，都可发现pRb基因的缺失或突变，ESCC中，Rb位点LOH在pRb基因的失活中起重要作用。Maesawa等用PCR检测了49例食管癌Rb位点LOH在pRb基因的失活中起重要作用。Maesawa等用PCR检测了49例食管癌Rb基因的杂合性丢失（LOH），其LOH的发生率为52%（13/25）。食管小细胞中未观察到pRb的表达，提示缺乏pRb表达可能在食管小细胞癌中起重要作用。

2.3 p16和p15基因：在细胞周期G1期调控细胞增生，录属INK4I即cy-clin-dependent kinase 4 inhibitors家族。由于p16和p15基因同时失活可引起pRb调控的R点（restriction point,G1/S检验点）的丧失，因此肿瘤细胞发生恶性增生很有可能与p16和p15的失活有关系。在ESCC细胞系中55%细胞系显示p16,p15和（或）9p21相邻位点有纯合性缺失。在ESCC标本的研究中发现p16失活占优势作用的是启动子区CpG岛异常甲基化，突变和纯合缺失相对很低，而p15常发生纯合缺失[4]。

2.4 Cyclin D1基因：Cyclin D1位于11q13号染色体上，为正调控因子。细胞周期是由CDKs及其亚调节单位cyclins序贯性激活调节的，通过cyclin D1蛋白来影响CDK介导的Rb磷酸化而促进G期细胞的进程，因此cyclin D1蛋白是G1期细胞增殖信号的关键蛋白。

Roncallii等发现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Cyclin D1和Rb蛋白的积聚间，以及p16表达的缺失和Cyclin D1过度表达间均存在正相关有关系。Cyclin D1在EADC几乎无扩增，而其扩增与ESCC有明显的相关性[5]。

3 抑制细胞凋亡基因

3.1 Bc1-2基因：Bc1-2基因属抑制细胞凋亡基因，其位于染色体18q21，在正常食管黏膜中不过度表达。研究表明，Bc1-2基因在ESCC和癌旁非典型增生组织中表达增高，另外还发现Bc1-2基因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有关，肿瘤分化程度越高，Bc-2基因阳性表达率也越高。

3.2 survivin基因：survivin基因属凋亡抑制基因，其蛋白质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关，在食管癌相关研究中发现，依正常黏膜――单纯增生――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浸润癌的顺序，survivin蛋白表达的阳性率依次增高[6]。据此推测，survivin的表达可能与细胞生物学转化的中间环节有关，因而可作为食管癌早期诊断的参考。在形态学中若正常及增生黏膜上皮survivin呈阳性表达时，正常组织中可能存在癌变的可能。在高分化鳞癌中，survivin蛋白表达低于低分化鳞癌中的表达，有淋巴结转移组survivin蛋白表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据此推测survivin可抑制食管癌细胞自身的凋亡过程，使肿瘤细胞出现无限制生长。

4 代谢酶基因和DNA错配修复酶基因

4.1 代谢酶基因：研究发现，个体对胃肠道肿瘤的易感性可能与前致癌物的激活及解毒间的代谢失衡有关：化学致癌物中，绝大多数为前致癌物，其致癌性需通过Phase-1酶的激化才可发生作用，而活化的致癌物可被Ph-Ⅱ酶解毒。在对高加索人的研究中发现，GST第313位核苷酸的碱基替换更常出现于Barrett食管患者和腺癌患者，提示GST可能与个体对Barrett食管和食管腺癌的易感性有关[7]。而对日本人的研究表明，同时有GST基因和NA12基因者患食管鳞癌的风险增加，GST和NAT2的多态性可能作为一种预示着对食管鳞癌易感性的遗传生物标记[8]。另外，研究表明细胞色素P450（CYP）基因对许多小分子化合物起氧化作用。Nimura等[9]的研究表明具有CYP基因型的重度吸烟者是食管癌高危人群。Lin等[10]报道中国林县地区人群的CYP2E1基因Rsal识别的CI基因型频率在食管癌、食管癌前病变组织比正常对照组高。

4.2 DNA错配修复酶基因：由于不同的个体DNA修复能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体机能缺乏修复DNA的能力有关。DNA修复能力差的个体突变率高，肿瘤的易感性也相应会有所增强。Wang等对中国北部食管癌高发区的70个食管癌组织及6个食管癌高危家庭成员进行的分析研究，发现其淋巴细胞的遗传呈多态性，其中7个食管癌标本的MGMT中8个密码子内10WH 点突变，而在其邻近的正常组织未检测到这些突变。O6-甲基鸟嘌呤-甲基转移酶（O6-methylguanine-methyltrans-ferase,MGMT）可以修复DNA烷基化试剂引起的突变，分析表明MGMT基因的突变或缺失可能是导致DNA高突变率原因之一[11]。

在外界环境中，有很多致癌原如亚硝胺等。这些致癌原多为烷基化合物，O6-烷基鸟嘌呤DNA烷基转移酶（O6-alkylguanine-DNA alkyhransferase,AGT），是重要的DNA损伤修复酶，外界环境中的许多致癌原，包括亚硝胺，许多是可诱导DNA形成O6-烷基鸟嘌呤加成物的烷基化合物。而在保护细胞免受烷基化学物质诱导的突变和细胞毒侵袭等方面，AGT酶起着重要作用。人的AGT基因共包含5个外显子以及170多个Kb。AGT基因的编码序列开始于第二外显子，其活性位置是第五外显子145位密码的半胱氨酸。目前的研究表明，人的AGT基因呈现多态性。当烷基化学物质诱导产生DNA突变前损伤产物O6-烷基鸟嘌呤而又未得到AGT酶的及时修复时，将促使DNA复制时发生碱基转换，从而增加对肿瘤的易感性，诱导肿瘤形成。实验已证实在河南食管癌高发区人群中，存在AGT第三外显子84位和第五外显子第143/178位密码子多态变体L2，但AGT多态变化与食管癌高易感性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5 食管癌变分子学基础研究的临床应用

近年来，对食管癌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食管癌是多种相关或独立的基因或分子改变的多阶段进行性演变过程，是多种基因变化累积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医学研究中，必须积极寻找、研究食管癌早期基因，并通过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来实现食管癌的早期诊疗和临床应用，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及时对高危人群进行检测，从而选出简易、经济、特异性和敏感性高的，作为监测所用的生物学指标；二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有效提示食管癌的致病因素，以实施有效的食管癌病前预防、干预措施；三是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为食管癌患者提供早期诊断指标和特异性的生物治疗方法，如基因治疗法等。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5篇

【关键词】猪伪狂犬病；基因；分子生物学

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是由疱疹病毒科、α疱疹病毒亚科中的伪狂犬病毒（PRV）所致的一种急性传染病。PRV可引起多种家畜、实验动物和野生动物发病，已证实有35种动物可被感染，包括猪、牛、绵羊、兔、狗、水貂、雪貂、狐狸、猫和大鼠等。猪是PRV的主要宿主，成年猪一般为隐性感染，但终身带毒和排毒，成为本病的主要传染源，在本病的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本病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发生PR。随着规模化养猪的不断发展和强毒株的出现，PR的发生和流行日趋严重，现在已成为对全球养猪业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之一，每年给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伪狂犬病毒的特征

PRV属于疱疹病毒科甲型疱疹病毒亚科，猪疱疹病毒Ⅰ型。其完整病毒粒子为圆形，直径150nm～180nm，核衣壳直径为105nm～110nm。有囊膜，囊膜表面有长约8nm～10nm呈放射状排列的纤突。

PRV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强，55℃50min、80℃3min或100℃瞬间才能将病毒杀灭。在低温潮湿环境下，pH 6～8时病毒能稳定存活；在干燥条件下，特别是在阳光直射下，病毒很快失活。

PRV基因组为线状双链DNA，大小约180kb，G＋C含量高达74%。病毒基因组由长独特区、短独特区以及位于US两侧的末端重复序列与内部重复序列组成。对PRV基因组序列测定发现其由72个阅读框组成，可编码70种蛋白，目前已发现和命名的有gB、gC、gD、gE、gG、gH、gI、gK、gL、gM、gN，11种糖蛋白。编码gC、gE、gG、gI、gM和gN的基因为病毒复制非必需的，gB、gC、gD、gE和gI与病毒的毒力有关。此外，胸苷激酶、核苷酸还原酶、蛋白激酶等几种酶也与病毒的毒力密切相关，其中胸苷激酶是PRV最主要的毒力基因。糖蛋白gB、gC、gD在免疫诱导方面最为重要。

2．伪狂犬病毒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2.1猪伪狂犬病毒miRNAs

小分子RNA （miRNAs）是参与基因表达的转录后调节的小分子，长度为21-24个核苷酸。结合互补的非编码区序列（39 UTR），它们能抑制特定的信使RNA的表达。miRNA在所有的植物和动物表达，也包括DNA病毒。已发现疱疹病毒家族的许多成员，在病毒感染的细胞中有miRNA表达。miRNA一旦从病毒基因组转录作为前体，就被病毒和宿主信使RNA加工。

miRNA对病毒特别有用：miRN段是小的，与调节蛋白相比，更易进化成与靶基因互补的序列。另外，它们不是抗原，能够下调宿主基因，建立一个适宜病毒生存的环境，弱化和逃避宿主的免疫防御监视。疱疹病毒一个典型的特点是为建立潜伏感染，可作为基因组的传递体和游离基因。在这种状态下，只有有限的特定基因组区域被转录，这样的区域易被控制。

几个疱疹病毒，如疱疹病毒，单纯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HSV2）,以及其他疱疹病毒和大型基因组DNA病毒，包含的miRNA调节他们自己的循环。miRNA通过潜伏期相关转录，建立长期的潜伏感染。一些miRNA位点在基因相关转录位点（LAT)内和附近，由HSV-1感染的老鼠细胞LAT编码四种miRNA。

伪狂犬病毒的基因组超过142KB,70种不同的基因存在包括LLT（大片段的潜伏期转录基因）。伪狂犬病毒已被证明是一潜在模型，一种研究他们的互动模式的模型。感染过程中大多数病毒基因的表达增加，许多生物过程伪狂犬病毒感染的过程中被改变，因此，用这种模型能够检测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

2.2伪狂犬病毒糖蛋白

新合成糖蛋白通过高尔基体的内质网运输到质膜。然而，随后几个伪狂犬病毒包膜糖蛋白固有化，自发地或与抗原特异性抗体结合，进一步抗体介导的细胞表面蛋白的内在化可调节免疫反应，保护高效抗体依赖的伪狂犬病毒感染的单核细胞，及补体介导的裂解。

单个抗体对糖蛋白的内吞作用还不确定，但已提出在免疫调节中发挥的作用，分发细胞表面蛋白到细胞表面内部区室（区室是包膜蛋白发生的地方），然后重新定向病毒蛋白质到细胞膜表面、纤突侧面及极化细胞的表面。

许多α-疱疹病毒包膜蛋白有酪氨酸(YXX?覫)或双氨酸（LL)内吞基序，这些基序位于胞浆。另外内吞作用的细胞表面分子酸性磷酸簇也偶尔被发现。这些基序被称为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基序，通常被用作受体。伪狂犬病病毒gB蛋白的内在化，是有它的内吞基序和细胞网格蛋白AP-2衔接复合物介导。

2.3趋化因子功能的研究

共同注射的CCL3质粒DNA诱导免疫倾向T辅助2型（Th2细胞）模式，CCL5的和CXCL10的诱导Th1型免疫反应，这使宿主更耐一个致命的病毒感染。CXCL8还显示，增强体液和细胞免疫（混合型模式），对病毒的威胁提供有效的保护。然而，CCL4没有使PRVDNA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发生变化。这些结果表明，趋化因子以佐剂的形式，使免疫重新平衡，随后对一个致命的病毒感染有保护效果。

3.猪伪狂犬病疫苗研究进展

3.1基因缺失苗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6篇

0 引言

肝干细胞的可塑性及其分化机制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肝干细胞可能参与肝脏损伤的修复与重建，研究肝干细胞的分化机制有助于阐明肝脏的发育机制；另一方面，肝干细胞分化为具有功能的成熟肝细胞，将为肝细胞移植和生物型人工肝提供重要的细胞来源。同时，阐明这些问题也可为临床肿瘤等疾病的基因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手段[1]。肝干细胞分化过程和机制较为复杂，关于肝干细胞分子机制的研究成为肝干细胞研究的重要方面，现将其进展做一综述。

肝干细胞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两点：(1)具有双向分化能力，可向肝细胞和胆管细胞分化；(2)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目前肝干细胞范畴的界定还比较混乱，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卵圆细胞(oval cell)、胎肝细胞、小肝细胞和骨髓造血干细胞都是肝干细胞的候选者。

1 卵圆细胞

肝脏受损后的再生一般情况下由肝实质细胞分裂增殖来完成，而当肝实质细胞严重受损不能增生或受到有丝分裂原抑制剂损伤时，位于肝内低分化的卵圆细胞即被激活，进一步增殖、分化为肝细胞和胆管细胞来完成肝脏的结构与功能重建，卵圆细胞的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方面与胆管上皮细胞相似，形态呈卵圆形。有学者[2]建立了一种新的促肝脏卵圆细胞增殖的小鼠模型，研究发现，这种卵圆细胞在表达Scal、CD34及CD35的同时，还表达A6及AFP，说明Scal、CD34及CD35是小鼠肝卵圆细胞的特异标志。由于目前尚未发现肝干细胞的特异性表面标志，故有关肝干细胞的分离纯化仍不成熟，近来有人[3]利用绿色荧光蛋白转基因小鼠的肝细胞的荧光活性纯化并富集肝干细胞，并发现CD45(-)TER-ll9(-)AFP(+)的高表达GFP的幼稚细胞，具有增殖分化潜力，可以分化为肝细胞和胆管细胞。TNF在肝干细胞的活化及肿瘤的发生中有重要作用。研究者[4]观察到，在缺乏胆碱而补充乙硫氨基酪酸饮食的大鼠卵圆细胞增殖中，TNF具有正调节作用，同时卵圆细胞本身也表达TNF。在TNFIR基因敲除小鼠，卵圆细胞的增殖被大大削弱，肿瘤的形成明显减弱。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在正常肝细胞生长的调节中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5]受体型酪氨酸激酶家族中Tie2、cMet、Flk1在实验性大鼠肝癌细胞中比正常肝细胞中显著增高。其中后两者在GSTP(+)的癌前病变中过量表达，而Tie2在内皮细胞和卵圆细胞上有表达，考虑Tie2、cMet、Flk1与肝癌的发生有关。在人类肝脏，卵圆细胞的数量随肝损伤的加重而增多。这种卵圆细胞的增生是肝干细胞对肝损伤的反应而不是受损肝细胞的管样化生[6]。

2 胚胎肝细胞

有人[7]将胚胎13.5天的胎肝细胞用绿色荧光蛋白(EGFP)标记，移植入小鼠肝中，结果发现移植后胎肝细胞AFP的表达逐渐降低，而ALB的表达逐渐升高。为了了解肝脏发育过程中肝干细胞标志的表达情况，有学者[8]选用干细胞标志Thy1和肝细胞标志CK18进行研究，分别选取胚胎第16、18、20天及新生大鼠的肝脏，分离提取肝细胞，采用磁珠分离法纯化胎肝细胞，结果发现，在磁珠分离前，所有的胎肝细胞均表达Thy1，磁珠分离后，仅在部分胎肝细胞表达Thy1，而CK18在磁珠分离前后的胎肝细胞上均表达，说明在胎肝中有不同的肝细胞群同时存在，其中一部分具有干细胞特征。有学者[9]成功分离人胎肝上皮细胞，在体外培养数月后，通过门静脉移植入小鼠肝脏，在移植后一小时，小鼠肝脏中有1.5%的移植细胞，继而发现14%～55%的移植细胞进入小鼠肝脏，移植细胞占小鼠肝脏细胞总数的1%。

3 小肝细胞

小肝细胞其形态与成熟肝细胞相似，有较小的嗜碱性核，胞质中有空泡，有丰富的线粒体、粗面内质网和糖原颗粒，表达胎肝母细胞、卵圆细胞和成熟肝细胞的部分分化标志，但又与这些细胞不尽相同。在惹卓碱处理的大鼠，2/3肝切除后的前5天，增殖的小肝细胞表达ALB、转铁蛋白、H4抗原、OC2和OC5，但不表达OV6、OC4、OC10。2/3肝切除后7天小肝细胞的分化标志即与完全分化的肝细胞相似。所以小肝细胞被认为是不同于肝母细胞、卵圆细胞和完全分化肝细胞的一种独立的有干细胞功能的细胞群。有学者[10]研究发现，在肝切除后3～7天，小肝细胞表达的肝脏富集的转录因子的水平与成熟肝细胞表达的转录因子的水平完全不同，且小肝细胞不表达酪氨酸转氨酶和α抗胰蛋白酶，而表达WT1和AFP的水平反而增加，在肝切除后14天，除AFP外，小肝细胞表达的其他细胞分化标志与完全分化的肝细胞相类似。此外他们还认为，早期出现的小肝细胞不表达细胞色素P450，而在细胞色素P450的作用下，惹卓碱被代谢为有丝分裂抑制剂，因此小肝细胞有抗惹卓碱毒性的作用。

4 骨髓造血干细胞

近年发现成年个体的造血干细胞可塑性很大，可以分化为所有种类的组织细胞。有学者[11]首先在大鼠中发现一些骨髓细胞来源的卵圆细胞和肝细胞，研究者将雄性大鼠的骨髓细胞移植入经放射线致死照射的雌性大鼠，然后用2-乙酰氨基芴和四氯化碳损伤此受体鼠，此后在受体鼠的肝脏中发现了Y染色体阳性的卵圆细胞和肝细胞。有学者[12]对骨髓来源肝干细胞研究发现，Thy1(+)、β2微球蛋白(-)的骨髓细胞能分化为形态和功能都与肝实质细胞相同的细胞，分化细胞在超微结构上与肝实质细胞完全相同，而且在大鼠及人的正常肝脏及病肝中也可发现Thy1(+)、β2微球蛋白(-)细胞的存在。所以Thy1(+)、β2微球蛋白(-)的骨髓细胞被认为具有肝干细胞的特征。

骨髓中造血干细胞一方面可以在病肝中分化为肝实质细胞，从而恢复肝功能，一方面又可以作为肝病基因治疗的载体。美国研究者[13]将大鼠异体骨髓造血干细胞和成熟肝细胞分别通过门静脉注射入原位肝移植后发生排斥反应的大鼠肝脏，结果发现骨髓造血干细胞中约62%的细胞定位于肝脏，而成熟肝细胞只有约2.5%定位于肝脏，而且移植的造血干细胞表现出肝细胞和胆管细胞的特征。有学者[14]报道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也可以分化为肝细胞，用DNA特异性探针在一曾接受男性骨髓移植的女性病人肝脏中发现有Y染色体阳性的肝细胞，而将曾接受男性骨髓移植的女性病人肝脏再移植给另一男性患者，结果在被移植的肝组织中发现有Y染色体阳性的肝细胞，提示骨髓造血干细胞可以定位于肝脏并分化为肝细胞。

转贴于 　　5 肝干细胞的分化机理

肝干细胞的分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肝干细胞是维持自我复制还是分化为成熟的功能细胞依赖于微环境、细胞生长因子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平衡。具体来说，肝干细胞分化与增殖的调控因素主要有：（1）时钟，它通过改变细胞周期促进因子或抑制因子的水平，决定干细胞的分裂次数。如Cul1蛋白是一种细胞周期促进因子，它与细胞周期蛋白G1的破坏有关。p27是一种抑制因子，它促进干细胞分化并抑制其增殖。（2）微环境，有学者[15]将肝卵圆形细胞移植到大鼠肝组织时，卵圆形细胞分化成为肝实质细胞，卵圆形细胞经皮下移植时常常形成易转移和分化程度低的肿瘤，其原因可能是皮下基质抑制卵圆形细胞分化为肝细胞，因而促进瘤生物的形成。（3）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它们在肝干细胞分化为肝实质细胞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有学者[16]报道，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可诱导白蛋白阴性的肝干细胞转变为白蛋白阳性的肝祖细胞。

6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有关肝干细胞活化、分离培养、筛选及鉴定等尚未成熟，肝干细胞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可以肯定的是其分子机制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肝干细胞与肿瘤发生的关系以及肿瘤干细胞相关治疗将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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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进展第7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07-0280-02

肾细胞癌(renalcellcarcinoma,RCC)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长期危害着人类健康。近十年来,对肾细胞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使我们对肾细胞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就肾细胞癌各种病理分型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肾细胞癌发生的分子生物机制

肾癌的发生发展是多阶段、多步骤的过程,包括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tumorsuppressorgene,TSG)失活在内的一系列遗传学改变。抑癌基因的缺失或失活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分子事件之一。肿瘤常在抑癌基因位点出现染色体基因缺失,表现为等位基因杂合性缺失(lossofheterozygosity,LOH),通过检测分析肿瘤LOH及其规律,可在染色体一定范围内发现肿瘤的抑癌基因及易感基因。为了能较全面的了解导致肾细胞癌发生发展的关键分子事件,不同学者对肾细胞癌全基因组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发现肾细胞癌发生高频率LOH主要见于以下几个染色体:3p、5q、8p、9p、10q、14q、17和18q染色体。

1.13号染色体:3号染色体短臂的部分缺失是肾癌基因改变中的高发事件。其中定位于3p25-26的VHL抑癌基因被认为是这些基因改变的首要目标。在以前的研究中,VHL在肾透明细胞癌(cc-RCC)中的失活机制主要为等位基因缺失和突变,DNA超甲基化很少见。刘宁等利用PCR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法对3号染色体上的VHL基因的两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来分析VHL基因的杂合性缺失失情况,发现,42%(8/19)发生VHL基因LOH,并未发现VHL基因失活与肿瘤的分期、分级存在联系。

有杂合性缺失研究显示,有可能在染色体3p上存在另外的RCC相关抑癌基因。定位于染色体3p14.2上包含最常见的FRA3B脆性位点的FHIT基因作为候选抑癌基因日益受到关注。Velickovic等通过选择性的检测FHIT区域的LOH发生情况认为这个基因在ccRCC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发现在cc-RCC中染色体3p的LOH发生率达76%。Farkas等对88例肾细胞癌病例进行LOH研究,选取了3p14.2-p25范围内16个位点采用PCR技术进行LOH分析,结果显示VHL基因和FHIT基因区域,透明细胞癌的LOH发生率高达96%,而状细胞癌和嫌色细胞癌仅为10%和18%,并且LOH的发生率与肿瘤大小、分期、分级无关。从而认为VHL和FHIT的等位基因缺失是肿瘤发生的早期事件。

1.25号染色体:1986年APC基因首次在一位患有息肉病及多种其它先天性畸形患者的5号染色体长臂片段先天性中间缺失中得到证实,确切的基因位点随后由定位克隆确定。Pecina-SlausN等利用相对外显子11和15的特殊寡核苷酸引物对36例肾细胞癌病例进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的检测,了解与APC基因相关的LOH情况,并同时检测APC蛋白的表达情况。研究发现36例样本中有33例为信息性病例,其中有17例出现LOH,并且LOH的发生与年龄以及肿瘤的TNM分期呈正相关。但并不是所有出现LOH的病例都有APC蛋白的表达。从而认为APC基因与肿瘤的进展有着密切关系,可能不是肿瘤发生的早期事件。

1.38号、9号染色体:Presti等学者对72例肾透明细胞癌进行LOH测定,并将LOH作为临床预后指标的评估,他们选取了3p,8p,9p,14q四个不同的染色体,在每个染色体上选取两对引物,结果显示8p、9p的LOH发生率与肿瘤复发率正相关。由此推测8p、9p的LOH可作为判断局部进展型肾癌预后的一个指标。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多种肿瘤,如肺癌、食管癌、黑色素、胃癌、成神经细胞瘤等研究中均发现,9号染色体常出现较高频率的LOH,所以推测9号染色体上存在不止一个与这些肿瘤的发生相关的抑癌基因。Fukunaqa等利用荧光多重PCR技术比较提取自肿瘤组织和对应的外周血液样本中的DNA,通过对9号染色体上的13个位点进行分析,发现109例肾细胞癌中27例至少有一个位点出现LOH,其中最高发生率出现在PTCH基因所在的9P22区域。而Sanz-casla等对40例单发肾细胞癌病例同时进行p16基因附近染色体9p21区域的LOH和p16基因启动子超甲基化的检测,出现LOH的为9例,超甲基化的为8例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由此推测p16基因的失活和其他未知的抑癌基因共同参与肾细胞癌的发病机制。Grady则通过对60例肾细胞癌病例进行9号染色体上的16个微卫星位点的LOH分析,60例样本中至少一个位点出现LOH的为44例,主要缺失区域出现在位于9p21的DS171、D9S1749和DS270上。有46%的病例在9q32-9q33出现LOH,在这一区域的D9S170位点LOH发生率达22%,研究认为除了在9p21附近的p16候选抑癌基因外,在9p21以及9q32-9q33附近很有可能存在其它的抑癌基因。

1.410号染色体：Velickovic等对10号染色体上与PTEN/MMAC1抑癌基因相关的7个微卫星标记物LOH发生率进行分析，其中肾透明细胞癌的LOH发生率为37.5%，状细胞癌为29.7%，嫌色细胞癌为87.5%，且LOH发生率与肿瘤的分期、分级和生存率有关，并且认为双等位基因失活的发生多由非点突变畸变导致。

1.514号染色体：Kaku等对染色体14q24-31区域的7个微卫星位点进行研究，发现42例信息性病例中23例（54.8%)出现LOH，并发现LOH发生最普遍的区域位于D14S67附近的2-Mb范围，且LOH的发生率与肿瘤分期呈正相关。同样Alimov等利用2个RFLP位点对45例肾细胞癌患者进行研究，发现45例信息性病例中17例（38%）在染色体14q31-q32.2上出现LOH，并且LOH的发生率与肿瘤的分级和低生存率正相关。而Gallou等的实验则将14q上的普遍缺失区域定位于D14S281到D14S277之间。另外有学者对130例肾透明细胞癌病例采用D14S588、D14S617、GATA136B01三个位点进行LOH分析，数据显示LOH发生率与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生长速度以及致死率呈正相关。

以上关于14q染色体的LOH研究均显示与肿瘤的分级和低生存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肿瘤的14qLOH很可能与肿瘤的侵袭发展有关。

1.617号染色体：p53基因位于17p13.1上，具有反式激活功能和广谱抑癌作用，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关。因此研究染色体17p上TP53位点的LOH情况对于揭示P53在肿瘤发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意义重大。在29例肾细胞癌中，W.M.L.报道了关于P53的杂合性缺失为48%(14/29)，并通过序列测定确认单链构象多态性而发现了有11例出现突变。Ogawa等利用p53基因附近的5个多态性探针对48例肾癌进行研究，发现染色体17p的等位基因缺失率为17%(6/36)，并且染色体17p的等位基因缺失与肿瘤分期无确切相关性。其他研究者发现在17号染色体上还存在着其它LOH发生区域。Khoo等对BHD基因区域的2个微卫星位点D17S740和D17S2196进行检测，28例肾细胞癌中10例（36%）出现LOH，其中6例嫌色细胞癌中2例（33%）出现LOH，6例状细胞癌中出现5例（83%），透明细胞癌12例出现3例（25%）。并推测BHD基因可能在肾脏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而Simon-kayser等对处于17q11到17q23之间的7个微卫星标记物进行检测，15例状肾细胞癌中14例为信息性病例7例出现LOH。发生频率最高的为与FBXO47候选抑癌基因相关的D17s250位点。

1.718号染色体：Hirata等对126例肾透明细胞癌病例进行研究，通过对染色体18q上的9个微卫星位点实验，发现24例(19%)发生LOH，LOH最高发生率出现在DCC基因所在的18q21.3区域，并发现LOH的发生率与性别、肿瘤分期、分级、等参数无关。认为DCC和SMAD4可能做为候选抑癌基因与肾透明细胞癌的发生有关。 2肾细胞癌的病理分型与分子生物学机制

1997年国际抗癌联盟(UICC)和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根据已知基因改变以及肿瘤细胞起源，并结合肿瘤细胞形态特点将肾癌分为透明细胞癌(clearcellrenalcellcarcinoma)、状肾细胞癌(papillaryrenalcellcarcinoma)、嫌色细胞癌(chromophoberenalcellcarcinoma)和集合管癌（carcinomaofthecollectingducts）4种基本形式。约有4％~5％肾癌细胞形态及遗传学改变不一，细胞成分混杂或有未识别的细胞成分，此类肿瘤归为未分类肾细胞癌（renalcellcarcinoma，unclassified），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由于在各型肾癌组织中都可见到细胞质中含有嗜酸颗粒或梭形细胞成分，所以在新分类中取消了颗粒细胞癌和肉瘤样癌。

肾透明细胞癌或称为传统的肾细胞癌或非状肾癌，约占70％~80％，是最常见的病理类型，起源于肾近曲小管。已明确的遗传学改变是以3p缺失、VHL基因突变、甲基化或缺失为特征，此外尚有不十分明确的改变。综合国内外文献报道，常见的染色体缺失区域包括4q、6q、9p、13q、Xq、8p，常见的染色体扩增区域包括5q、9q、17p、17q。Jiang等利用分枝树模型及时间树模型对肾癌比较基因组杂交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透明细胞癌至少可能分为两个亚型，一型伴有-6、+17p、+17q，另一型伴有-9p、-13q、-18q。-4q是透明细胞癌发展过程中除-3p外的另一重要早期事件，-8q多出现在转移灶中，是原发性透明细胞癌的一个晚期事件，9p、13q上可能存在与肾癌进展相关的抑癌基因。

状肾细胞癌或称为嗜色肾细胞癌或肾小管状癌，约占10％一15％，是第二常见的肾恶性肿瘤，可能起源于肾近曲小管。遗传学上，以Y染色体丢失、7号染色体和17号染色体的三倍体或四倍体异常为特征，此外较典型的分子遗传学异常尚有C-MET基因活化、+12q、+16q、+20q、-1P、-4q、-6q、-9p、-13q、-xp、-xq、-Y等。Delahunt和Eble在1997年应用免疫组化方法分析91例状肾细胞癌，根据形态学改变分为2型，1型状肾细胞癌光学显微镜下呈管状结构，被覆小细胞，含有卵圆形小细胞核，核仁不显著，胞质少、灰白。2型状肾细胞癌为状结构，被覆丰富嗜酸性胞质的大细胞，含有大球形细胞核。分析结果显示：7号染色体和17号染色体倍体异常多见于状肾细胞癌1型，而-Xp常提示预后不良。与透明细胞癌相比，状肾细胞癌的多灶性或双肾癌更常见。

嫌色细胞肾细胞癌约占5％，起源于肾集合小管暗细胞。遗传学以多个染色体丢失和单倍体为特征，LOH常发生在1、2、6、10、13、17或21号染色体。

肾集合管癌少见，起源于肾髓质或肾的中央区集合管上皮，遗传学上的改变无统一形式，以染色体18、21和Y染色体单体丢失以及染色体7、12、17、20的多倍体异常较常见。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8篇

长期以来人们凭借形态特征和数量变化来进行植物抗污染生态分化研究，但对许多深入的研究却无能为力。目前，分子生物学技术日趋成熟并已大量运用于污染进化生态学研究中。这些技术的引入为传统分化进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为进一步从本质上揭示污染条件下植物进化提供了可能。只有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植物抗性进化研究中，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使许多问题得以解决[19]。同工酶、等位酶电泳技术的完善，作为第一代分子生物学标记的rflp技术，以及近年来pcr技术的成熟和rapd技术在国内外迅速发展，为实现上述研究提供了迅捷可靠的工具。

分子生物学进展第9篇

[关键词] 分化型甲状腺癌；分子生物学；进展

[中图分类号] R73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9（b）-0019-03

甲状腺癌主要组织病理学类型包括状癌（PTC）、滤泡状癌（FTC）、髓样癌（MTC）以及未分化癌（ATC）。前两者统称分化型甲状腺癌（DTC），共占甲状腺癌的90%以上，占头颈部恶性肿瘤的首位，占所有恶性肿瘤的3%，女性发病率较高。近20年来，我国甲状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由约1/10万上升到（3～4）/10万。DTC确切的致病因素尚不清楚，幼年时过量射线照射是目前唯一确定的致癌机制[1-2]。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使人们对甲状腺癌的分子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指导甲状腺癌的诊断治疗及疗效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就DTC相关基因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BRAF基因

BRAF基因最早是在人类尤文肉瘤中发现的高度表达变异的癌基因，在极少数的胃肠癌、肺癌、卵巢癌以及甲状腺癌等多种肿瘤中都有表达[3]。BRAF又名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致癌同源体B1，该基因位于第7号染色体，为RAF基因家族成员之一，是RET和RAS的下游信号分子。目前认为，BRAF基因突变是甲状腺癌最常见的基因变异之一，约49%的PTC和25%的ATC会出现该基因的表达[4]。其发生机制为BRAF基因错义突变的15外显子碱基，致使翻译蛋白质600位密码子将对应的缬氨酸 （V600E）替代为谷氨酸，可活化蛋白激酶，并进一步激活ERK激酶，向MAPK信号通路下游传递细胞有丝分裂信号，致使甲状腺细胞肿瘤形成并向恶性转化[5]。

BRAF基因突变是近年来甲状腺癌基因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也是目前针对DTC发生机制研究最多的突变类型之一。最近研究显示导致激酶激活突变的因素有多种，包括点突变框内插入或框内缺失、放射线暴露等，尽管其发生率较低。由于BRAF基因突变在DTC中发生率较高，而在甲状腺良性病变中检测不到，因此该突变可以作为特异性较强的DTC诊断指标。该突变与低分化的甲状腺癌及ATC的变异性也有较强关联性，在高细胞及经典亚型的PTC中更为常见。还有研究显示该突变的存在似乎与肿瘤的侵袭性特征有关，此突变可使肿瘤更易去分化，因为此突变可见于间变性转化，如甲状腺包膜外侵犯、远处转移和肿瘤复发，而这类因素往往代表着较高的肿瘤相关死亡率。一些大样本临床研究证实，腺体外浸润、区域淋巴结转移、TNM分期（Ⅲ/Ⅳ期）均与BRAF突变呈正相关[6]。有研究对PTC患者随访显示高达80%～85%的复发PTC伴有BRAF突变，这证明对于PTC复发，BRAF突变有很强的预测作用。

以BRAF以及其下游激酶为靶点的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已成为目前DTC治疗研究的又一热点。近年来研究显示多靶点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sorafenib）能抑制BRAF突变基因型的甲状腺肿瘤细胞和甲癌肿瘤模型的增殖和生长，但目前国内尚未见该药用于甲状腺癌治疗的报道[7]。

2 RET/PTC重排基因

RET基因于1985年首次发现于小鼠转化的NIH3T3细胞中，因其同样具有与其他基因重排及活化的特征，故又称为RET原癌基因。RET原癌基因经重排后被称为RET/PTC癌基因，属于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家族。在这些RET/PTC重排中，RET基因的跨膜区和细胞外区丢失，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基因来源的5′末端，例如RET与H4融合形成RET/PTC1嵌合体，与RIalpha融合形成RET/PTC2嵌合体等。其产生的嵌合体使RET原癌基因编码的酪氨酸蛋白激酶发生激活，通过下游信号的传导使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发生恶性转化[8]。目前研究指出，甲状腺的免疫功能通过RET/PTC1下调，可间接促进PTC的发生。提示癌基因、免疫、炎症及恶性肿瘤生物学特性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在甲状腺癌发病机制中RET/PTC基因重排有较重要的作用。

在PTC细胞中RET/PTC基因重排普遍存在，而在正常甲状腺组织及良性甲状腺病变中不表达或基本不表达[9]，所以RET/PTC重排可以作为诊断PTC较特异的指标。但PTC中RET/PTC的表达率报道不一，所以其阴性结果并不能完全除外PTC。此外，国外研究还发现放射性暴露史能引起RET/PTC基因重排并进一步促使甲状腺癌的发生。国外学者报道幼年时曾有放射线暴露史的PTC患者的RET/PTC重排发生率明显高于无此经历的PTC患者[10]。还有作者对在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中受过量射线照射所致的状甲状腺癌患者进行分子生物学分析也发现上述特点。

对于有无RET/PTC重排及与PTC的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目前临床认为存在RET/PTC重排的PTC患者的TNM分期更晚，也更易表现出甲状腺被膜外侵犯，也更易复发。但由于采集病例数较少以及所采用的免疫方法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阳性率相差也比较大，为2.5%～53.5%。还有证据显示是否存在RET/PTC重排与甲状腺状癌的不同生物学行为特点有关，有RET/PTC2重排的分化型甲状腺癌往往具有高度的侵袭性和去分化能力[11]。国外Zafon等[12]报道 RET/PTC表达阳性的甲状腺状癌患者更易发生局部浸润及淋巴结转移，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舒尼替尼（sunitinib）为近年研制的一种多靶点受体拮抗剂，可以明显抑制RET/PTC酪氨酸激酶[13]。在另一项研究中，舒尼替尼可抑制具有RET/PTC1重组的PTC增殖和生长，但目前国内亦尚未用于甲状腺癌的临床治疗。

3 RAS原癌基因

RAS是一种原癌基因，广泛存在于人和动物细胞中，为人类多种肿瘤最常见的基因异常。RAS基因包括K-RAS、H-RAS和N-RAS 3种类型，这三种基因内结构分别很大，但都编码一种结构相似的G蛋白质，分子量为21 kD，故统称为P21-RAS[14]。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研究提示，RAS基因是存在于细胞膜上一种鸟嘌呤核苷酸的结合蛋白，为多种酪氨酸激酶受体的感受器，并细胞的生长及分化起调解作用。该基因一般有两种存在方式，即与GDP结合时的失活状态以及与GTP结合时的活化状态。突变的RAS蛋白降低了自身内源性鸟苷酸三磷酸酶（GTP）的活性，其结果是致使GTP与RAS蛋白的持续结合并具有了促使细胞生长的作用，致使RAS处于一种持续激活的状态中。由于酪氨酸激酶受体等多种信号传导通道的传感器都受该基因编码联系，并可激活多个不同信号传导通道，其结局会导致甲状腺组织细胞转化为恶性。

RAS突变常在特定肿瘤中出现，如RAS突变可见于95%的胰腺癌中。它也是DTC中检测到的最常见的突变之一。不同的肿瘤有不同的RAS基因突变类型，如K-RAS突变与肺癌有关等。DTC中已经检测到多种RAS基因突变如N-RAS、K-RAS、H-RAS，但在MTC组织中几乎从未检测出该基因突变。该基因突变主要存在于滤泡型PTC及滤泡性腺瘤中，但FTC少见[15-16]，该基因突变还对滤泡性腺瘤能否进一步发展为腺癌或者未分化癌具有一定的预测意义，为RAS阳性的腺瘤积极手术切除提供依据。大约10%的FTC可见RAS基因的点突变，并且似乎仅与滤泡亚型FTC有关。RAS点突变型FTC往往伴有滤泡变异型组织学的特性，表现为肿瘤外侵、肿瘤的失分化和出现转移，这在存在骨转移的病例中表现尤为明显[17]。而在低分化DTC组织中往往RAS突变检出率较高，表明该突变会导致DTC更强的侵袭能力。

RAS突变是在DTC中比较多见的事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RAS突变和这些肿瘤的预后及临床特征密切相关，作为一种DTC的诊断学标志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RAS抑制剂洛伐他汀已被证实在RAS突变的的甲状腺肿瘤的体内具有抗肿瘤效果[18]，为RAS突变表达的DTC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可能对限制肿瘤的播散有作用，这还需要临床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多种免疫组化结果与DTC的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有密切关系，而且，每种基因的作用均有所不同。甲状腺标本检测P21-RAS有助于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诊断，而进行RET/PTC及BRAF检测，不但可以有助于诊断PTC，而且可更好地估计肿瘤的侵袭性及淋巴结转移特点，对于肿瘤的后续治疗方案（如分子靶向治疗等）及判断预后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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