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水环境是整个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不仅防治农村水污染，保护良好的农村水环境，而且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决定了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调整手段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由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等各种法律规范组成，这决定了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调整手段的综合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核心价值，这体现了其调整时空的可持续性。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立法存在起步晚、不受重视等原因，我国现行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缺乏切合农村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现代环境问题起因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严重的城市污染，最先受到污染的城市自然成为我国环保立法的背景。在该立法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立法思想。我国对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污染的治理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而农村水污染的治理却鲜人问津。例如大中型企业的排污费返还使用制度、可低价或无偿征地来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这些在农村水污染的防治上并不适用。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严格执行
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一般是该农村的经济支柱。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使得当地的环境执法机关很难在农村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使得乡镇企业的水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甚至没有水污染防治设施，严重污染农村水资源。
(三)地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
近年来，中央出台很多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治理水污染，但是依然收效甚微，因为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于污染防治有更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监管本行政区域水环境的权力，但是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现如今，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从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环保机构不健全、执行力不足，但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没有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
三、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水污染形势严峻，农村水污染防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仅依靠以往的行政手段难以取得较大成果，需要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防治农村水污染。
(一)转变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指导思想
农村水污染防治首先应该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改变现行立法中重点防治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水污染的状况，建立起城市和农村统筹协调发展的水污染防治机制。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应确立为:以保护农村水源和居民饮用水安全为目的，协调农村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间的关系，结合农村水污染的特点，积极推广高效低耗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控制农村水污染，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可以有效防治农村水污染。然而我国农村水污染具有污染面广且污染源分散的特点，因此，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还需要明确环境公平原则、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分类治理原则。
(三)构建并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1．建立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
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是以管理农村水环境为目标，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调整农村水污染防治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综合考虑与农村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合理安排排污时间和排污空间，从而达到预防农村水污染的目的，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建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制度
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视程度，颁布专门的政策法规，投入专门资金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政府环保部门要形成一个标准体系来监督管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实现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管理，有效利用环保资金。
3．明确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强化责任制度
摘要：应纺织染整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BAT）编制需要，基于纺织染整基本工艺流程，本文对行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产生与排放节点进行分析，确定了纺织染整行业主要污染物种类及来源。根据分析结果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管理指标、经济指标、环境指标和技术指标 4 个方面，由18项具体指标组成，并对每个指标的涵义和计算方法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纺织染整；评估；指标体系；最佳可行技术
中图分类号：X506 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guideline on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dyeing and finishing of textile industry， the generation and emission node of waste water， waste gas and solid waste were analyzed. The types and source of main pollutant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the index system which was composed of target layer， criterion layer and index layer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index system included management indicators， economic indicators，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consisted of 18 specific indicators. The meaning and calculating method of each index were also described. Key words： textile dyeing and finishing；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我国“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提出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关键技术，初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最佳可行技术体系。我国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BAT）是从2007年颁布实施《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规划》才开始起步的，截至目前，已相继启动了面向钢铁、燃煤等行业的BAT指南编制工作，纺织行业尚无BAT指南可循。
构建纺织染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指标体系是开展技术评估的基础环节，有利于完善纺织染整行业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实施管理方式从末端管理到全过程管理的转变。另外，通过技术评估与筛选，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鼓励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改善行业污染现状。
1 纺织染整污染与防治技术分析
1.1 产污节点分析
纺织染整是指对以天然纤维、化学纤维以及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按不同比例混纺为原料的纺织材料进行以染色、印花、整理为主的处理工艺过程。
纺织染整过程通常分为前处理、染色/印花和后整理 3个步骤。前处理是在纺织材料尽量少受损的条件下，去除纺织材料上的天然杂质、浆料、助剂等各类杂质，提高纺织材料的润湿性、白度、光泽和尺寸稳定性，以利于后续染整加工。前处理主要包括烧毛、退浆、漂白、丝光等工序。染色/印花是对纺织材料施加色彩或花纹图案的过程。后整理指纺织材料在印染加工后，为改善和提高纺织物品质、赋予纺织品特殊功能的加工整理过程。纺织染整生产工艺流程产污节点如图 1 所示。实际生产中根据纤维种类、纺织材料形态、产品要求等不同生产工艺略有差别。
1.2 污染物来源分析
纺织染整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包括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纺织染整废水主要包括退浆废水、煮练废水、漂白废水、丝光废水等；固体废弃物来源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次布料、染化料包装及污水处理剩余污泥；废气来源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定形机有机废气、烧毛机废气；其它污染主要为纺织染整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污染。由于纺织染整行业从前处理到后整理过程都有废水产生，废水排放量较大，且废水中含有残留染料与助剂等难降解污染物，污染物浓度较高，废水成为行业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对此，行业污染防治技术评价主要以水污染防治技术为主。纺织染整主要水污染物及其来源见表 1。
1.3 污染防治技术分析
纺织染整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前处理和后整理阶段，根据废气组成不同可采用袋式除尘或喷淋处理，固体废弃物一般集中收集处理。废水处理工艺主要采用生物处理为主，物化处理为辅的组合处理工艺，处理工艺根据废水的水质特征、处理排放去向、排放标准以及技术经济指标来确定。
目前常用的好氧工艺有传统活性污泥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和A/O法等，厌氧工艺主要采用水解酸化工艺置于生物处理前，提高废水可生化性。物化处理工艺主要采用混凝沉淀法、混凝气浮等，在物化处理中常加的药剂为PAC、PAM、聚合氯化铁和次氯酸钠等。在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区一般还采用深度处理工艺，如活性炭吸附、膜分离等工艺。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预防与治理技术分析如图 2 所示。
2 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构建原则
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之前，必须确立科学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参考国内外相关环境技术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原则，结合我国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现状，本文在选择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时，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是指标体系构建最基本的原则，不仅包括选取指标的方法要科学，而且包括指标的标准化及指标权计算方法要科学。
（2）系统性原则。在现有掌握的数据条件下，指标体系应尽可能全面反映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的本质特征，指标体系的整体评估功能大于各分项指标的简单总和，同时注意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关联性，使选取的指标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3）独立性原则。同一层次上的指标不应具有隶属关系，保证指标之间相互独立，使指标能从不同方面反映上一层指标的具体内容。
（4）数量适中原则。一般来讲，将指标划分得越细，指标数越多，就越能全面反映技术的整体特征，但是，当指标数过多时，处理过程过于繁琐，很难保证人们判断的一致性，因此，选取的指标应具有代表性，数量适中。
（5）可得性原则。保证指标能够通过一般调研方法得到，对于那些不易得到的指标不列入指标体系。
（6）可测性原则。在可得性原则基础上，选取的定量指标必须可测，有具体的数值表示，选取的定性指标要易于指标的量化和标准化。
（7）可比性原则。与某一层次因素相关联的同层指标对系统描述程度有所不同，其权重赋值也不相同，因此选取的指标需具有可比性。
（8）实用性原则。选取的指标必须实用，既不落后于研究者现有认识水平，也不超前于现有生产力，符合我国国情。
2.2 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指标体系构建包括具体指标的确定、指标之间关系分析、指标权重的确定等 3 部分。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构建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著名学者T. L. Saaty提出的，该方法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指标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将决策者的经验与主观判断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的多目标决策方法。
由于最佳可行技术是从现有污染防治技术中筛选，因此，选择的指标应该尽可能直观地反应现有污染防治技术的全面特征。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如图 3 所示。指标体系包括 3 个层次，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各项指标的确定充分考虑纺织染整行业污染排放特点与污染防治技术现状，采用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相结合方式，运用频度统计法和理论分析法，得出我国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技术初步评估指标，然后将指标以问卷形式发给选定的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人员等，经过 2 ～ 3 轮Delphi法确定最终评估指标。
2.3 指标体系内容
指标体系准则层中管理指标为定性指标，需要划分优劣等级，由专家定性判断，经济指标、环境指标和技术指标为定量指标，可根据计算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具体指标说明如下：
（1）改造难易程度：工艺设计是否方便未来进行升级改造，由专家定性判断。
（2）技术先进性：选用工艺的先进可靠程度，是否为主流工艺，具有示范效应，由专家定性判断。
（3）安全水平：被评估技术的安全可靠水平，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
（4）易操作水平：被评估技术的操作的难易程度。
（5）人员要求：被评估技术运行需要配备的人员数量。
（6）占地面积：被评估技术工程总占地面积。
（7）单位运行成本：被评估技术处理单位污水的运行成本，包括电费、药剂费、人工费、设备维护费、设备折旧费等。
（8）单位建设投资：被评估技术处理单位污水工程投资费用，包括土建费、设备购置费、工程设计费、及其他费用等。
（9）资源回用水平：用回用率表示，包括碱液回收利用、中水回用等，计算方法为回用水量/排放水量×100%。
（10）二次污染水平：被评估技术运行产生的二次污染物种类及数量。
（11）能源消耗水平：被评估技术的单位污水耗水量、耗电量、药剂消耗量等。
（12）污泥处理处置：被评估技术剩余污泥量及处理方式。
（13）COD去除率：计算方法为（日均进水COD-日均出水COD）/日均进水COD×100%；BOD、SS、色度、TN、TP去除率计算参照COD，均为排放标准要求指标。
3 结语
本文对纺织染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行业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设意见和构思。
（1）基于纺织染整基本工艺流程，分析了行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产生与排放节点，确定水污染为行业主要环境污染问题，分析了废水污染源与污染物种类，结合污染物排放特点与污染防治技术现状，提出了纺织染整污染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
（2）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3 个层次共18个指标构成，涵盖了管理指标、经济指标、环境指标和技术指标 4 个方面，直观的反应了现有污染防治技术的全面特征，指标体系可应用于纺织染整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的筛选，最终形成《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为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提供技术依据。
作者简介：刘晓剑，男，1985年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水处理技术研究与工程设计。
关键词：水污染；管制；合作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057-04
长期以来，我国水污染防治以“命令―控制”型管制模式为基础，通过立法不断强化政府的环境行政权力。水资源作为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其使用涉及众多主体，单向的行政管制模式难以调动多元利益主体防治水污染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2015年国务院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坚持政府与市场协同，坚持全民参与，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2016年出台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2016年12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借《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际，探讨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对于防治水污染、实现水资源可持续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客观原因
政府作为水污染防治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管理者，通常被认为是进行水污染防治的最佳主体。然而，现实中水污染现象大量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政府管制为主导的水污染防治模式已陷入困境。
1.行政分割的治理体制是造成水污染管制困局的制度性因素
流域内的水量、水质、地表水、地下水之间具有高度依存性，而传统水污染管制模式将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划归不同的地方政府管理，导致“多龙治水”的局面。另外，水污染管制模式片面强化政府的管制权力，而府际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博弈，政府层面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在水污染防治中进行互动、协同。具体而言：一是水污染问题属地化治理导致地方政府的自利化倾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政绩，对当地企业的排污要求往往比较宽松，甚至出台模糊性政策让排污企业在适用时可以有所变通。二是水污染问题属地化治理造成政府环境管制的权威性不足。在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管制模式下，地方政府难以对损害流域整体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惩处。
2.水污染防治权利配置的封闭性造成公众参与不足
公众既是水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水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监督者、参与者，更是水污染防治成果的直接受益者。长期以来，我国对水污染防治采取行政管制模式，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对权利的配置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相关法条围绕着对政府赋予各项行政管理权而展开，仅有少数条款规定了公众的水环境保护权利。现实中公众往往是被动地参与水污染防治，存在明显的水污染防治依赖政府的思想，其作为水污染防治主体的责任意识严重不足。①2015年环境保护部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从程序上对公众参与水污染防治提供了保障，但该办法立法层级较低，相关规定较为原则，约束力有限。
3.水污染管制权力运行的单向性造成企业治污积极性不高
依据现行法律，水污染管制权力遵循命令―服从、违法―处罚的单向运行逻辑。但企业是理性经济人，其行为主要受经济利益驱使。在政府环境管制的威慑下，企业会“理性”地对待相关法律。②当水污染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且排污成本较低时，为了争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会积极采取排污措施，向外界展示防治水污染的决心和形象。在获得支持和良好声誉后，企业往往考虑经济利益而搁置治污措施。这种象征性地防治水污染的现象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力与政府环境管制的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企业消极防治水污染的表现。
4.监督缺失导致水污染管制乏力
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仅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了规定。201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的重点是如何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在试点范围内。实际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才是督促政府规范行使环境行政权力、保护环境公益的主要司法途径。现阶段我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集中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这导致对水污染问题的监督错位：司法机关和环保团体只能借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等私主体的水污染行为进行监督，最应该接受监督的政府环境行政行为由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缺失而得以逃避监督。③监督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环境行政权力扩张甚至被滥用，削弱了水污染管制的效力。
上述分析表明，水污染管制模式已经陷入困境。近年来，国家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环境合作治理的新思路。合作治理是环境治理实践的现实要求，是破解水污染管制困局的新模式。
二、水污染合作治理的法理基础
合作治理已成为一项公认的环境法原则，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诠释。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合作原则是指，政府、人民、产业界等所有环境使用者为达成环境政策之目标应负的环境保护责任。进一步讲，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与所有社会力量必须共同合作。”④有学者提出，环境法应确立民主合作原则，行使管理嗔Φ墓家机关和分享公共利益的公众应联合起来共同制定和实施影响环境质量的政策和措施，公众在识别和争取环境公共利益方面应与国家机关有平等的权利。⑤另有学者认为，遵循环境法合作原则，在制度设计上，应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导向，创造性地制定并实施化解环境管制失灵问题的方案，超越传统环境管制模式中公私角色的绝对划分，使利益相关者和公众都可以全过程地参与环境治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组织、协调和制度建设的作用。⑥还有一些学者对环境法合作原则的内容及其实施进行了具体阐述，指出这一原则包括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制定环境政策等内容⑦，该原则的实施以个体认识到有主动保护环境的责任为基础，合作主体包括排污单位、环保团体、个人以及政府等，在政府内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也须有环境合作治理，以使所有环保力量都发挥最大的环保效能。⑧
水污染防治不能仅依靠政府管制式的制度“输血”，还需要不同利益主体持续地自我“造血”。近年来，合作原则在水污染治理相关政策中有所体现。除了前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相关表述，2016年财政部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第10条提出，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开展水污染项目的治理；同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提出，“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这些公共政策的推出，有利于将民主商谈、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机制贯穿水污染治理全过程，符合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的利益诉求。以公共政策推动水污染治理实际上是以法律解释的方式论证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是以制度试错的方式为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的法治化积累经验，这有利于推进水污染治理主体结构变革。从长远来看，环境法合作原则能为水污染治理的相关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提供全过程指导，对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建构起到根本性指导作用。
三、我国水污染合作治理的法治完善
我国水污染防治任务的艰巨性要求理论界和实务界另辟思路，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合作治理模式，实现水污染治理层级上的“上下协力”、主体上的“官民共治”、方式上的“刚柔并济”、司法监督上的“双管齐下”，形成环境行政权、环境司法权与社会自治权良性互动的治理网络。
1.以权责优化配置为导向重构水污染治理组织
水污染管制模式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压制式任务安排，抑制了制度创新的活力和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在水污染治理任务日趋繁重的条件下，应当更加关注政府、污染者、公众等治理主体的结构优化，形成水污染合作治理的三维模型。该模型保留管制模式的科层制内核，同时体现合作共治的民主化特性，通过构建政府、污染者与公众之间的聚合责任机制，增强公私合作的依赖性，实现水污染治理的“上下协力”。具体而言，一是以行政权力优化配置为导向，建立分级分区的水污染防治体制。“分级”主要解决纵向层面的中央与地方水污染防治权力划分问题，“分区”主要解决横向层面的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其职能部门之间的水污染防治责任一体化承担问题。中央要立足全局，着重于水的生态属性，对流域污染治理的初始事权在国务院及其水利部、环保部等中央机构层面进行分配，具体事权遵循分区域统筹安排的原则在省级区域内进行二次分配。二是以落实责任为导向，实行水生态功能的分区管理。通过“流域―控制区―控制单元”层层划定水生态功能区，将水污染防治目标和任务纳入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实行党政同责。三是以利益平衡为导向，拓展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的范围，强化水污染治理的民主性。在水污染治理领域，如何使公众通过个体行动的方式有效参与，或者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自治组织“使民主运转起来”，是比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更为重要的事情。
2.以公众全过程参与为中心建构合作C制
水污染合作治理较之传统管制模式的明显优势是，通过促成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协同合作，提高水污染治理的质量与效率，实现水污染治理的“官民共治”。发挥这一优势要做到两点：一是强化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决策的深度和广度。水污染治理主体结构民主化是相关决策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因此，在水污染治理决策环节，不仅要赋予公众程序性权利，如对水源地取水口水质、流域水质、流域内重点污染源等信息的知情权，还要赋予公众在水污染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实体性权利，增强政策实施的可能性。二是建立对水污染执法权的制约监督机制。这需要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民主化、制度化参与途径，如吸收公众参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由公众监督当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符合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是否符合当地水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另外，政府要建立针对水污染行为的线索举报、证据收集机制，如通过环保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开展污染举报奖励活动，既发动公众监督企业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又防范的腐败现象发生。从根本上讲，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之所以能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在于这种治理模式内含着对政治输出秩序的自愿性遵从。它“既体现为一种以权利、协商、自主和自治为关键词的社会行动，又体现为一种对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特别重视的治理机制与治理结构”⑨，从合法性、合理性两个层面使水污染治理法治化、民主化。
3.以环境契约为基础建构合作规则
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下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在以刚性的法律规则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的同时，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柔性手段将政府的环境管制权与公众的环境参与权进行统合，实现水污染治理方式上的“刚柔并济”，形成全民防治水污染的格局。具体可以考虑两条路径：一是以环境协议为基础架构公私合作的规范体系。对此，可以借鉴美国1990年《协商制定规则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反映主体间利益需求的协商性规则，指导政府、排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环保团体、消费者等）进行水污染合作治理的讨论与协商。这种平等式合作并不意味着政府环境行政的权威性下降，而是从新的视角看待政府与各类私主体――个人、排污者、非政府组织等之间的关系。这种协商使不同主体在水污染治理中更具合作性和包容性，政府以促进环境公共利益为目标将治理成本和任务适当转移给私主体并与其共担治理责任，从而避免水污染管制模式中公私之间沟通、协调不足的弊端。⑩二是建立环境委托人制度，实现企业自我规制。对此，可以借鉴德国《水资源法》《联邦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要求排放污水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必须设立一个或数个水体保护委托人，该委托人独立于企业和行政机关。环境委托人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式工具，既包含委托人与排污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又包含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与企业通过契约达成一种合意：如果企业通过水体保护委托人进行自我规制，则可免除定期或不定期接受环境行政检查的义务。B11这种自我规制意味着排污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实现环境目标的手段，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要实现的环境目标。这种制度能激励排污企业自行设计、自愿实施比政府规制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在提高水污染治理效率的同时降低守法成本。
4.以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进路完善环境司法机制
在传统的水污染管制模式中，政府权力运行具有单向性、封闭性特征，政府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并不代表公益。我国亟须建立强有力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与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双管齐下”，强化环境司法监督。具体制度设计是：拓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在肯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同时，保障符合一定条件的环保组织及其他主体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环境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出_立法解释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将损害环境公益的行政行为纳入《环境保护法》第58条的规制范围，同时设置诉前程序，规定环保组织及其他主体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前，需督促环保部门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期限届满后环保部门仍未采取有效行动的，方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另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污染产生机理分析、污染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等均需专业技术，法官难以独立完成，因而有必要建立“准环境法官”或环境陪审员制度。可在各级法院设立环境司法专家库，根据案件审判需要，随机抽取若干名专家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环境污染问题提供处理意见，必要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B12
注释
①参见李士林：《水资源危机：政府治理模式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②参见魏治勋：《法的“规范性稀薄化”及其历史谱系》，《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③参见王曦：《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顺序》，《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
④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⑤参见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0―421页。
⑥参见[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6页。
⑦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⑧参见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93页。
⑨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⑩参见戚建刚：《“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B11参见杜辉：《论环境私主体治理的法治进路与制度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B12参见陈海嵩：《环境司法“三审合一”的检视与完善》，《中州学刊》2016年第4期。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源；原因；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X7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7）06-0047-02
近年来，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业污染环境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成为水体、土壤、大气的主要污染源。通过实践，对规模养殖场污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供大家参考。
1 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1.1 养殖场选址不当
由于畜牧、环保等部门没有参与地址选定，70%以上的养殖场距村庄、交通主干道、河道不足200 m，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并且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1.2 养殖场无污染防治设施
80%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没有防雨、防漏、防渗的储粪池、储粪场、污水池等污染防治设施，畜禽粪便和污水未经任何处理抽入田地当肥料使用，或排入自然坑、沟渠河道，污染空气、水域、土壤、地下水等。
2 规模化养殖业污染产生的原因
2.1 缺乏有效的约束
2001年以来，国家虽然制定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但总体而言，由于政府重视发展，疏于监管，导致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2.2 思想意识方面
畜禽养殖业投资大、风险大，使企业负责人不愿再投入过多资金开展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工作。再加上畜禽粪便产生恶臭气体，使用相对不方便，使畜禽粪便由宝变废，成为污染源。
2.3 缺乏实用的畜禽粪便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
目前，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大多仍采用传统的方法，如沼气、堆积发酵，这些工艺的处理效果不如工业污染处理效果明显。正是因为缺乏各种实用、低成本、处理效果好的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技术，使得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3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防治措施
3.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原则
针对以上问题，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应遵循综合利用优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强畜禽养殖场环境绿化，保持畜禽养殖场所整洁，实现清洁养殖。
3.1.1 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是通过养殖结构调整及开展清洁生产工艺减少畜禽粪污的产生量。如从养殖场的工艺上进行改造，采用干清粪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量，降低污染物浓度。同时，可使固体粪物的肥效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处理利用。
3.1.2 综合利用优先原则 畜禽粪便同工业污染源不同，含有农作物所需的氮、磷、钾等多种营养成分，经处理可作为肥料、饲料，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是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好肥料。
3.1.3 结果无害化原则 因为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原体，不进行处理，会给人畜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在畜禽粪便利用以前，要通过好氧、厌氧发酵、高温灭菌的方式，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在利用时不会对农作物产生不利影响，排放的污水和粪便不会对地下水和地表水产生污染。
3.1.4 处理生态化原则 充分利用自然处理系统，与种植业紧密结合，以地养牧、以牧促农，实现生态平衡。加强农牧结合，不仅可减轻畜禽粪便对环境的污染，还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进而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1.5 运作产业化原则 畜禽粪便收集和处理，采用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吸引社会投资。这种社会化服务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粪便处理产业化，不仅可解决畜禽养殖场污染的后顾之忧，还可为绿色食品生产提供可靠的保证，并通过出售有机肥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3.2 技术方面的措施
3.2.1 合理布局养殖场 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要求，在畜牧和环保部门的指导下规划建设养殖场。新建的养殖场应建在周围有足够农田、果园等地区，实现以地养畜、农牧结合，实现粪便的就地处理和就近利用。
3.2.2 采用干清粪技术 畜禽排放的粪污通过机械或人工收集，清扫运至粪便堆放场或储粪池中，尿液、残余粪便及冲水通过封闭的污水收集管网进入污水、尿液储存池中。
3.2.3 雨污分流技术 通过地下专用雨水管道或地面明沟将场内雨水直接排除场外，不能进入污水收集管网和尿液污水储存池。
3.2.4 粪便堆放应采取有效的防雨、防渗漏、防溢流措施 用15～20 cm混凝土硬化地面，四周砌筑1.5 m高围墙，上面搭建防雨棚；每10头猪（出栏）、1头肉牛（出栏）、2头奶牛（存栏）、500只蛋鸡（存栏）粪便堆放场所需容积不能少于1 m3。
3.2.5 污水、尿液储存池要求防渗漏 采用混凝土浇筑结构，加水泥盖板或顶棚防雨雪进入。污水、尿液储存池容积至少能容纳2个月以上的污水、尿液产生量。每10头猪（出栏）储存池容积不少于3 m3，1头肉牛（出栏）储存池容积不少于3 m3，2头奶牛（存栏）储存池容积不少于1.5 m3。
3.2.6 推行生态养殖模式 大力推行畜-沼-粮、畜-沼-果、畜-沼-菜等科学的生态饲养模式，实施生态畜牧业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促进资源的再生，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发展畜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提高畜禽产品质量，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3.3 其他方法
对于动物的排泄物要实施达标排放，对饲料的生产严格把关，对微量元素超量的饲料进行销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的方法；鼓励规模养殖户投资养殖污染治理，加强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加强宣传培训，充分发挥畜牧职能部门的作用，定期开展养殖培训班，指导养殖者如何正确选用饲料；加强养殖场自配饲料的管理，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
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是地下水污染地质调查评价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保护地下水资源，为制定和实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提供依据［1］．文献［2］明确提出“要抓紧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和评估，划定地下水污染治理区、防控区和一般保护区”的要求．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及监管措施有利于降低地下水污染概率．作为先导，构建有效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对实际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5］．
目前，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并未形成明确概念．王焰新等［6］认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是基于一定的调查与原则，在评价地下水现实和潜在利用价值、含水层遭受污染的脆弱性、土地利用和污染源类型、分布来确定污染荷载的风险性、以及根据地下水的不同使用功能来确定污染危害性的基础上开展的区划．其中地下水功能评价和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是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的基础．文献［1］指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应在综合分析调查区地下水系统防污染性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现状、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及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参考土地利用分区、污染源分布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本研究认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是针对地下水污染问题，从污染事件发生的本质角度、地下水开采利用的社会经济角度及现阶段实施地下水保护措施的政策角度综合开展的地下水评价．
现阶段针对地下水污染相关问题开展的单项研究工作较多，综合研究工作较少．单项研究工作包括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研究［7，8］、地下水污染源评价研究［9～11］、地下水价值研究［9，11～13］、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研究［14～16］等．上述单项研究工作仅针对地下水污染问题的单一方面，存在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如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包括固有脆弱性及特殊脆弱性)侧重对研究区域自身水文地质条件抵御外来污染物能力的定性或定量描述，地下水污染源研究侧重地表污染源及人为活动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危害性的定性或定量描述．上述2种研究基于含水层及污染源的本质特征，均是针对地下水潜在污染发生过程的评价．地下水价值的相关研究是从地下水开采利用的社会经济角度进行地下水评估．作为现阶段必不可少的政策性研究，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受限于水源地尺度范围［17］及其保护区划分的目的，这对于开展城市尺度或者更大范围区域尺度的相关研究是不够的．综合研究工作包括地下水脆弱性与地下水污染源相结合的地下水污染风险分析［11，18，19］、结合地下水脆弱性及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的综合研究［15，16］或将上述单项研究相结合开展的区划研究［9，20］等．大多数综合研究的出发角度不够全面，容易忽略地下水污染问题基于社会经济角度、政策角度的考虑．
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体系致力于上述问题的综合研究．从本质角度(地下水固有脆弱性与地表污染风险源危害性)、社会经济角度(地下水价值)、政策角度(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这3个不同角度构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体系，汇集单项研究取得的成果，并作为地下水污染相关的预防、监管措施制定与实施的依据．
1体系构建
本研究提出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要素构成如图1所示，由基础层(地表污染源危害性、地下水固有脆弱性、含水层富水性、地下水水质)、中间层(地下水污染风险、地下水源保护区、地下水价值)、目标层(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这3个评价层次组成．
1.1体系构成要素解析
1.1.1地下水污染风险
地下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是地表污染源与含水层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18，21，22］．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应从研究区域所包括的地表污染源及自身的水文地质条件着手．地下水污染源危害性分级是较为常见的污染源评价方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有研究者开展了针对特定种类地下水污染源的分级评价工作［20］．然而地表污染源种类极多，仅仅开展针对特定种类污染源的分级评价工作对于城市尺度或者范围更大的区域尺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建立针对不同种类污染源的分级评价体系．基于同一评价体系对不同种类污染源进行分级评价的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受限于不同类型地下水污染风险源的规模、所属特征污染物及其排放方式等问题，以及实际开展评价工作所需巨大的信息量、不同污染源的信息丰富程度是否一致等问题，均增加了不同类型地下水污染源评价的难度［23］．以往的地下水污染风险源评价以定性或者半定量方法为主，存在较大人为主观性，通用性较差［24］．本研究使用基于地下水污染源解析的定量评价方法［24］．该方法对地下水污染源所属的特征污染物及其对应排放量进行解析，计算出地下水污染源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地下水污染源的分级．地下水脆弱性是刻画特定水文地质条件自身抵抗外来污染能力的通用方法．评价方法分为地下水固有脆弱性评价与特殊脆弱性评价两种．具体评价方法分类包括迭置指数法、过程数学模拟法，统计方法、模糊数学方法等［7，25，26］．DRASTIC评价方法［27］属于迭置指数法的一种，尽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问题及参数设置问题，但仍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地下水固有脆弱性评价方法．相较于其他评价方法，其优点在于较低的数据依赖性及方法的不确定性［11，17，28］．DRASTIC评价方法表征为:（略）．本研究使用DRASTIC方法进行研究区域的地下水固有脆弱性评价．需要注意的是，地表污染源危害性与地下水固有脆弱性存在动态性特征．地表污染源一直处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特征污染物及其对应排放量随时会发生变化．而地下水固有脆弱性则会受到水位埋深、净补给量、包气带厚度等变化的影响．相较而言，地表污染源的动态特征更为明显．由于受控于污染源及一些水文地质参数的动态变化，地下水污染风险的评估需要在获取变化因素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更新．而更新之前应确定参数的变化是否能够对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结果及整个区划的结果造成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对体系构成要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并结合实际动态资料进行计算．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某区域区划评估的合理更新频率．
1.1.2地下水价值
地下水价值是从社会经济层面对地下水的开采使用情况进行衡量．有研究指出认清地下水的价值极其重要［12，20］．虽然没有形成具体的定量表征方法，但即使一个部分的或者不精确的衡量地下水价值的方法同样有利于决策者理解改变相应的政策及管理措施会对地下水价值造成的影响．地下水价值由开采价值及原位价值组成．其中开采价值源于市政、工商业、农业等对地下水的需求;原位价值是指含水层对周期性开采地下水引起一系列影响的缓冲能力，如因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质灾害，污染物扩散、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破坏等．地下水价值体现为含水层的富水性及地下水的水质两方面［9，11，29］．因此，本研究从含水层富水性及地下水水质两方面展开地下水价值的评价．利用单井出水量来衡量含水层的富水性，通过地下水水质类别划分来区别地下水水质差异．
1.1.3地下水源保护区
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是决策者实施地下水管理及保护措施的重要环节［30］．将其纳入本区划体系，用于表征当前的政策实施与管理．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对防止地下水源地污染，保护水源地环境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4～16］．纳入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区域，在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构建过程中赋予的级别值高于其他区域．
1.2构成要素叠加方法解析
1.2.1叠加原则
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进行3处构成要素的叠加耦合，包括中间层的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地下水价值及目标层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地表污染源危害性评价及地下水固有脆弱性评价的叠加构成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叠加过程遵循“择优原则”，即:假设地表污染源危害性与地下水固有脆弱性均分为1～5五个等级(表1)，数值越小代表地表污染源危害性越低或者地下水固有防污性能越好．二者叠加，地下水污染风险由数值小(级别低)的一方决定．地下水价值由含水层富水性及地下水水质叠加而成，叠加过程遵循如下公式:(略)．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地下水价值、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三者叠加构成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叠加过程遵循如下公式:（略）．
1.2.2可视化表达
体系构建过程中借助GIS技术实现构建体系的可视化表达［29，34～36］．借助Arcgis9.3软件的SpatialAnalysis模块，将研究区域剖分成1km×1km的单位公里网格，并以此为单位，利用上述叠加原则对体系构建要素进行空间运算，并最终实现防治区划体系的可视化表达．
2案例分析
将本体系应用于北京市平原区(不含延庆)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建设．首先利用北京市平原区地表污染源危害性分级(图2)［24］与地下水固有脆弱性分级(图3)进行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地表污染源危害性与地下水固有脆弱性均分为5级，遵循上述择优原则，二者依据表1进行叠加运算，得到地下水污染风险分级图(图4)．其中，图2进行量化表征的地表污染源种类包括北京市平原区的加油站及油库、垃圾场、工业区、居民区、农业区、地表排污河6类，相关研究见文献［23］．图3是利用DRASTIC方法评价得到的北京市平原区潜水含水层固有脆弱性评价结果，本文不做详述．图4显示北京市平原区污染风险最高的区域(图中方形圈中区域)位于北京市城区西南近郊．该区域位于永定河出山口冲洪积扇顶部，防污性能很差．此外，该区域是北京市的重要工业基地，且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众多．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该区域地下水污染风险最高．污染风险较高的大部分区域位于平原区温榆河、凉水河所流经区域，这两条河是北京市主要排污河流．其余污染风险较高的区域所处位置为工业区、垃圾场等．污染风险中等的大部分区域位于北京城八区．南部平原区是主要的农业区，污染风险级别高于北部大部分区域．
其次将北京市平原区含水层富水性分级(图5)与地下水水质分级(图6)［37］利用公式(2)进行叠加运算，并依据表2进行分级，得到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价值分级图(图7)．图7表明北京市平原区西部较于东部，北部较于南边，地下水价值相对较高．这是由含水层富水性及地下水水质共同决定的．其中，对含水层富水性进行分级时，将富水性＞5000m3•d－1的区域赋值为4，3000～5000m3•d－1的赋值为3，并依次降低到1;根据水质类别，水质分级从优良到极差赋值依次为由4～1．
在对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污染风险及地下水价值完成分级评价之后，结合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图8，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于2000年完成)，依据表3进行3种叠加要素分级的赋值，然后依据公式(3)进行叠加运算，在得到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评分值的基础上，依据表4进行分级，最终得到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图(图9)．图9表明北京市平原区防治级别最高(三级)的大部分区域位于城八区西部、平原区北部及东北部，这些区域地下水污染风险等级(图4)、地下水价值等级(图7)及地下水源保护区等级(图8)均处于较高级别;防治级别次之(二级)的大部分区域位于平原区的中部、西南部、东北部，在图4、7、8中均能有所体现．总体上看，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图能够从本质角度、社会经济角度和政策角度综合反映出该区域目前的地下水状况，符合实际情况，能够为下一步实际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水污染防治法 水环境保护 完善
水,是生物圈的基本构成部分,是人类所有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须依赖的物资基础之一。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水污染严重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在全球水资源日趋缺乏的今天,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一、各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管理措施和制度概况
水污染是导致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各国为了防治水污染,都制定了相应的水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概括起来,各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管理措施和制度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直接控制型和间接控制型。
直接控制型,即指具有强制性、技术性、严格性特征的预防性、管制性和救济性法律制度。它包括预防性法律制度、管制性法律制度、救济性法律制度。而间接控制手段,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污染者负担”原则、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分析和决策过程。间接调控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财政刺激制度等。
二、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概况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21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资源的1/4,另外,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众多城市结构性缺水。而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用水量激增,导致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在各国纷纷立法进行水资源保护的今天,我国也积极做了水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主要包括《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等,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水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情况。
在我国,从50年代起就由卫生部门负责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但是,其工作重点只是在于饮用水卫生管理方面。1984年5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9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此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1995年,针对我国淮河流域的严重污染状况,国务院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6年5月15日,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共七章62条,各章内容依次为:总则,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止地表水污染,防止地下水污染,法律责任和附则。
三、我国水污染防治面临的问题
从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防治工作虽有一定进展,但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遏制,治污速度赶不上污染的速度,所以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并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现在,我国水污染防治仍面临五大严峻问题:
⒈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污染排放总量增长速度快,据水利部统计近3年增长?8.6%?,主要水系水质恶化程度没有得到控制,据环保局统计,2004年七大水系,一半以上达不到饮用水标准,一半以上属于五类、劣五类水,已不能直接使用。另外,水污染事故不断发生,经济损失较大。
⒉工业污染仍然十分突出。不少老企业污染严重,无力治理,生产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仍大量存在;不少企业有法不依,违法排污现象普遍。
⒊城镇污水未有效处理。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而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目前能正常运行的有1/3,低负荷运行的有1/3,还有1/3开开停停。另外,我国仍有一大批城市没有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或收费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的运营要求。
⒋饮用水安全问题突出。我国一些地区饮用水源地水质差,不合格率占25%,全国农村尚有3亿多人饮用水不安全。
⒌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据统计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222吨,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62%,发达国家均为75%~85%;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5,而很多国家为0.7~0.8;生活用水浪费严重,全国管网漏损率为20%,每年浪费水达100亿吨以上。
以上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状况,说明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方面,立法尚需完善,执法、司法也需要进一步改进。而立法乃执法、司法之源,所以完善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思考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水污染防治政府有责。水环境保护是大规模的公益性事业,所以在公益性事业中政府的作用极为突出、重要、有效。理论和实践证实,在水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坚持并强化政府的职责。完善水环境保护必须加强政府在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水环境质量、污染总体控制、清洁生产、饮用水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权力规范,并细化法律责任条款。
所以建议立法应增添“水污染防治政府有责”的规定,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任务完成情况和跨界水质段面水质年度考核结果应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及政府工作主要负责人征集考核体系,并作为任免、奖励干部的重要依据。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曾强调,对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追究制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将来在修改有关法律时,应明确规定,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或履行不力的行政领导,应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辞职或撤职,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2.鼓励公众参与。而今,公民的环境权日益受到重视,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应加强对公众参与的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鼓励、保护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管理,促进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应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培训,为水环境污染治理、保护、发展提供持续的社会根本动力。
3.彻底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执法瓶颈。1996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的“全过程控制”、“清洁生产”等新的法律概念的发展、实施确实有一定的进步。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使环境管理从废物、末端管理扩大到产品、源头管理。依据立法,政府对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了整顿,禁止新建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规定企业应采用原材料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加强管理,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
按照国家以上有关法律的规定,企业排污有严格的标准,并要缴纳排污费;超过相应标准的,要建立废水处理设施,并定时启动,保证排放的污水达到合格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不少企业偷偷摸摸排放严重超标污水,或宁愿缴纳排污费,不肯投资建设废水处理设施,或虽有排污设施,平时不启动,只是上级领导来检查时运转一下。他们就是用这种违法、欺骗的手段使其在成本相对低的状态下生产经营,取得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而另一方面,守法企业增加投入治理污染,提高了生产成本,相对削弱了竞争力,这就是现实情况下“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真实写照。
笔者认为应使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立法上应明确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司法追究、排污收费、民事赔偿等措施,使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得不偿失,从而使违法的管理失职者不仅承受良心谴责,还要依法受到惩处。
4.改进经济刺激措施,健全价值补偿机制。如前所述,环境经济刺激措施是水污染防治法制的间接调控主要措施,它可改变无偿或低价使用水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他人及后代的传统作法,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也因此规定了相应的制度。
另外,笔者认为应该同时健全价值补偿机制,征收排污费只是考虑了水资源利用行为对水质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水资源利用对水资源量及地下水方面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补偿。应增加的水资源补偿机制的征收对象为既不构成刑事违法又不构成行政违法,但其行为可能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单位和居民。
5.继续坚持以流域管理为核心,从整体上来防治水污染。我国以前是单一的区域控制,后来由于跨区域污染问题及纠纷层出不穷,久拖不决,而且随大城市用水量的增长,长距离引水成为许多城市的供水主要来源,跨区域污染已成为这些城市的安全隐患。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确立了将流域管理作为基础和核心,并纳入地方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了加强流域的污染防治,国家和地方还颁布了专门的法规和规章,如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9年湖北人大通过了《湖北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同时还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跨区域污染纠纷的法律制度,以协调好江河湖泊跨行政区域的污染防治工作,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来防治水污染。
6.强化法律责任。扩充法律责任条款,增加应受处罚的情节种类,细化应受处罚的情节,加大处罚力度。同时还应规定违规之后的补救性措施,如限期改善、申报、补正及复工的规定。因为对排污者,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规范其行为,从而促使其达标,所以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治水污染。
五、结语
总之,防治水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各种法律、法规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水环境保护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对它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才能面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可持续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新观念、“入世”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武焕娜（1994-），女，汉，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大学本科。
摘 要：现在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危害日益严峻，形势紧迫，而与此同时，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却存在着立法空白，我国需要借鉴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经验并结合和我国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来完善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键词：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法律责任；公众参与
一、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概述
（一）德国土壤防治立法
德国的《土壤保护法》明确指出：“对土壤的管理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气候情况；应注意保持或改善土壤结构；结合土壤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农用机械以避免造成土壤紧实；尽可能避免破坏蓄水防风的土壤覆盖物，尤其是在山坡地区；应保持森林、农田和梯田等的自然土壤结构；通过相应的轮作措施保持土壤的生物活性；通过对土壤足够的有机物的供应或减少对土壤表面的处理以保证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
德国的土壤保护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或土壤退化方面做了较具体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二）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美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主要是《超级基金法》，《超级基金法》主要意图在于修复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地块，明确清洁费用的承担者；规定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应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承担法律上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
（三）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事业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预防原则、政府职责、土地标准的划分、激励机制等的规定。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概况
（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
在治理土壤污染这一问题上，我国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内容涵盖了农业环境保护、防治土地污染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法律政策对改善我国的土壤污染状况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提供的只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而土壤污染的严重状况以及日益严峻的发展趋势表明，这些零星而不系统的规定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的，不能从根本上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的问题
1、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都是原则性、概况性的规定。
尽管中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很多，涉及面也很广，但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都不深入，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例只是概括性地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等问题均未做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2、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针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的特点提出相对清晰的具体规章。而且这些规章多政策性意味，以概括立法为主，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系统的法律制度，大多数条款为宣传性条款，对具体的例如如何整治被污染的土壤等法律操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我国土壤污染相关立法原则无法实施，内容空泛，可操作性不强。
3、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中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大都只是对土壤污染防治做了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对造成土壤污染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等方面做出规定，因而可以说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只是一个宣誓性的软性规定，其对土壤环保相关责任方的法律约束力极为软弱。
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中国目前严峻的土壤污染现状及现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漏洞，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土壤污染法律制度体系，弥补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漏洞，构建和完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国家议事日程。但同时，因为土壤污染问题的复杂性，还要制定专门的《农村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城市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更为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此外，不仅需要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也需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形成完善的、科学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2、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
对于造成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首先要制定严格的民事责任制度，如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中的“潜在责任人”制度，责任人对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一种严格的责任、连带责任和溯及责任，我国应在借鉴这种严格的民事责任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污染者负责原则，并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设计出一套独特的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制度。其次，土壤污染行政责任的完善，对造成土壤污染监督、监管不力的行政人员，要制定出相应的行政责任的处罚措施。
3、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美国在污染土壤的管理别注重非政府组织、公众的参与和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其法律规定污染地块的治理是各级政府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社区的共同任务。但我国在污染土壤的防治过程中主要依靠政府的管理职能，更没有从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因此首先，法律要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再次，扩大公众的监督权。最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的救济权。
四、结语
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反映出了当前立法中的缺陷，虽然我国土壤防治立法步伐较落后，但在政府的支持及国外先进法律的借鉴下，土壤防治法定能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罗丽：《日本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2）：96-108.
[2] 宋才发、向叶生：《我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问题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5）：28-32.
[3] 颜佳：《论土壤污染防治与〈土地管理法〉修改》[J]，法制与社会，2013：275-276.
[4] 姜明珠、蔡成林：《美国棕地再开发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陕西农业科学，2013（6）：158-161.
[5] 王天琦：《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思考》[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34（1）：100-103.
[6] 李方、王晓飞：《国外土壤污染防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24（11）：8-9.
【关键词】 土壤污染；英国污染地块；污染修复；生态环境
一、我国的现实背景
土壤是几乎所有污染物最终的宿营地，土壤污染也称为“农产品安全的隐形杀手”。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类型多样化，其中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我国由工业企业搬迁而废弃遗留下来的城市污染地块（棕地）超过50多万，成为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土地资源安全再利用的限制因素。另外由于长期使用化肥与农药引起的面源耕地污染、矿山与油田开采导致的流域性污染，形成了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复杂格局。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共54件，其中，吴青、杜国玲等69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2件（第59、185号）。议案提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土壤污染等环境侵权诉讼案件频发，而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局限性，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的监测评估、污染控制以及污染后的治理与修复及污染责任等做出专门规定。
年初，环保部《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术语》5 项污染场地系列标准，于2014 年7 月1日正式实施，这将促进污染场地修复产业的快速发展。[2]
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面对污染，总理掷地有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在此背景下，探究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应对土壤污染的模式，并在对这些制度和措施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吸收国外成功经验，取其精华，以期为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为我国实现绿色中国梦提供参考。
二、英国污染地块法律制度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蓬勃的工业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带来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面对严峻的污染问题，英国开始研发专业的技术体系，并制定严格可行的政策法规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入，英国的立法指导思想逐渐发展为通过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标准来避免产生环境问题的污染预防，立法主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污染者付费、污染预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据此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综合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标准。依靠和运用法律手段特别是采用环境标准是英国环境控制体制的核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
《1995环境法》中的第57章的内容形成了《1990环境保护法》中《Part 2A污染场地管理框架》，是污染场地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并于2000年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生效，2001年在威尔士生效，2012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更新。该法规提供一套识别和污染场地治理的标准流程及相关技术规范，同时还制定了《1990年城乡规划法令》，确定了土地开发商为责任主体，使得污染场地（棕地）再开发与治理过程具有安全、可持续性。该导则在使用的同时也不停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使监管机构判断场地是否发生污染有了更具体的依据，更注重对最需要治理的地块进行最优化治理设计，使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谨慎而针对性更强的治理策略，避免过去制定的一刀切做法。2012年更新的Part 2A具有治理成本更少、效果更快、策略更具针对性等潜在优势。在处理污染场地的同时，可让决策层在污染场地治理时选择最优的治理策略。
《1990年环境保护法》Part 2A中对“污染场地”进行了定义，用以规范地方政府（特殊场地如放射性污染场地除外）对污染场地进行判别：
“污染场地”是指在地方政府所管辖区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场地：（a）正在造成显著危害或者产生显著危害的可能性很高；（b）正在对水环境造成显著污染或者产生显著水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很高。
“危害”是指对生物体健康的损害或对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干扰，还包括对人类财产的损害。
针对如何界定危害或水污染是否达到“显著”水平，以及危害或水污染的可能性是否达到“显著”水平，可根据2009年定稿的污染场地暴露评估导则来确定。
根据Part 2A，法官有义务对承担治理费用的责任人进行初步鉴定。在进行初步鉴定时，每个重要污染物链条进行单独考虑（除非由于责任部分相同可以进行多链条考虑）。法官首先根据有关章节寻找造成或故意允许他人造成污染的责任人（即A类责任人）。若未能找到A类责任人，法官通常对场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即B类责任人）进行鉴定，但此步骤并不适用于控制水源区的单独污染。对每个链条负责任的责任人组成该链条的“责任小组”，责任小组可由多人组成，根据“A类责任小组”与“B类责任小组”的指导意见反映小组中责任人的性质。若有多个A类与B类责任人，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法律责任分配。无法找到A类和B类责任人的污染场地需用特别基金进行治理。
Part 2A具有一定的适用弹性，如皇家维勒市当局于2006年为某垃圾填埋场制定的管理及治理策略，尽管场地周边发现了两例因急性白血病死亡患者，但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场地有关，因此并未予以考虑。此外，尽管某些地块土壤中存在高浓度镉，但经详细地球化学调查后发现，无明确证据表明土壤中高浓度的镉会通过可能的暴露途径对人体产生危害。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作为伦敦奥运会高级环境顾问参加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奥运公园的治理工程也是在《1990年环境保护法》Part 2A和《1990年城乡规划法令》框架下进行的，首先制定了《奥运公园整体治理策略》，其中推到了针对不同使用功能与规划的土壤与地下水筛选标准，制定了从调查，评估到治理技术筛选的工作程序，同时强调了每单元地块必须进行详细调查及使用评估技术制定修复目标的重要性，最终实现了伦敦东部可持续性旧城改造及绿色奥运的主旨。
三、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思考
英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成功经验， 无论是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的选择方面， 还是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和具体制度的建构方面， 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具体而言：
1、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相关法律以应对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我国环境污染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受环境污染法总体规则的规范。不论是土壤污染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都应该视为是环境污染法调整的对象，也应该成为其他法律部门面临的新的法律事实，对其他法律部门的发展和演化带来一些新的力量。我国现存的以1989 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为首的污染防治法体系，形成于20 世纪末或者21 世纪初，其中很多环境管理规范都与当代的环境保护理念不符，应该借《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机会对一般环境污染规范进行完善，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污染形式。
2、强化土壤安全意识，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立法中，要把土壤污染防治的问题提到国家环境安全的高度，通过立法强化各级政府、企业和全国公民的土壤安全意识，明确政府、企业、公民的职责和责任。在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实行连带、无限、不溯及既往的归责原则，并对我国污染土地的修复程序和措施做出明确具体的构建。在分析英国污染地块法令法规的基础上，主张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原则要与环境法其他原则协调一致，按照“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付费”原则，从严设立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特别是针对我国有的企业违法排污十分恶劣的状况，应借鉴英国的做法，给予其足于破产关闭的严厉的经济处罚，并且规定相关人员严厉的刑事责任。切实贯彻和实行相关立法，莫让法律规范成为“无牙的老虎”。
四、结语
土壤经不起污染，守护土壤安全，义不容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保护土壤生态环境，是建设生态文明，快速引导我国环境修复产业的健康发展，弥补透支环境红利造成的损失，实现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再平衡，成为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应坚持务实的态度，借鉴英国治理模式的可取之处，立足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和制度体系，采用“利益主导模式”，将土壤污染整治和土地再开发利用结合起来，灵活选择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有效地降低污染土壤的清理费用，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实现土地的再利用，实现绿色中国梦，法治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注 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2.06.06）[2012.10.08].http：//jcs.mep. /hjzl/zkgb/2011zkgb/.
[2] 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3.
【参考文献】
[1] 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3.
[2] 陈伟，夏保强.“刮骨疗毒”土壤污染治理困局待破，经济参考报，2012.06.14（5）.
[3] 王树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法学评论，2008.3.73-78.
[4] 王世进，许珍.美、英两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2007.6.
[5] 王虹，马娜，叶露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进展及对我国土壤保护的启示，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06.5.
[6] 罗丽.外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之比较研究，当代法学，2008.4.
[7] 霍洪宝.国外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法制与经济，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