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金融工程；实验教学；模拟投资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36-0136-02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外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有关股票、债券及其衍生产品的研究不断地趋于成熟，与此相关的金融工程学的研究也不断有新成果涌现。1997年，罗伯特·C.默顿减弱了由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有关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与迈伦·斯科尔斯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当时布莱克还健在的话也能得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股票市场不断完善，股指期货成功推出。随着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建立，金融交易总量得以大幅增长。国内金融工程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我国设立金融工程专业的高校在逐年增多。同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都设立了金融工程实验室，为我国培养了许多金融人才。高校中金融工程学的教学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投资实践能力的培养。
李佳颐和宋彤在《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中指出，作为金融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金融人才数量需求巨大，人才质量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金融产业的服务水平和效率，事关民生福祉。因此，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一直备受关注。所谓顶层设计，指的是在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中，从学校及学科建设层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所以，高校在培养金融人才时，除了讲授金融知识外，还要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和较强的动手能力，从而适应当前金融工作实际。同时，要从市场适切度（即适应程度）和知识能力两个方面培养。
1 培养学生投资观念
学生在大学学习的金融工程学是研究利用远期合约、期货、互换、期权等产品进行资产选择、资产定价、套期保值等理论。高校中的学生在接触这些理论时并没有太多的实际资产投资经验，教师在讲授理论的同时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借助模拟投资系统给学生介绍股票投资、期货投资等基本投资操作，同时关注国债、企业债券、世界股票指数、外汇、黄金走势，了解互换合约的交易方式，借助国内及国外网站了解期权合约的交易规则。互联网上许多网站都提供财经信息，新浪、网易、搜狐、凤凰、和讯等各大网站都有财经频道，时时报道财经信息、股市动态、各股行情、外汇产品、基金盈亏、全球股指、黄金走势以及投资方法和投资计算器。利用网络，学生在课后可以很好地跟踪股票价格变动，了解投资动态，分析经济变化趋势，丰富业余生活。
鼓励学生关注全球金融交易所的交易信息，了解各国主要的交易所的网站，如我国内地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FFEX，.cn）、大连商品交易所（DEC，.cn）、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cn）、郑州商品交易所（ZCE，.cn），香港的香港期货交易所（HKFE，.hk）；可关注国外的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https：//）、伦敦证券交易所（LSE，）、新加坡交易所（SGX，）、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英文；/cn-s，中文简体）、多伦多证券交易所（TSX，）、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伦敦证券交易所（LSE，）、东京证券交易所（TSE，tse.or.jp）、韩国证券交易所（KRX，krx.co.kr/index.jsp）等交易所的交易；关注几大银行网站，了解利率、汇率、黄金、基金等走势；关注保险的投资方向等活动。
2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利用Excel软件、计量经济学中的Eviews软件、SPSS等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分析，学生可以具有现代金融数据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对金融数据变化的敏感性，研究各种经济变量间长、短期的关系，寻找套期保值或套利的机会。综合各种数据，分析国内、国外经济运行情况，把握投资方向，利用模拟炒股软件、模拟股指期货交易软件、各种理财计算器，计算模拟投资的盈亏。时时检查资产配置，讨论投资方向，根据理论计算敞口风险，确定做多还是做空。
学生的学习不再拘泥于课堂教学。学生根据世界各地工作时间，实时跟踪金融数据的变化，实时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前景、金融投资方向、风险状况，了解各国股市、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关注时事，了解汇率变化，分析并预测股市、期市、银行等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同时也要关注非金融市场中的相关信息，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了解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建立调研小组，研究当地或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投资情况，走访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机构，了解市场所需人才的知识结构，了解金融人才所必需的知识结构，了解这些银行业务、保险业务、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知识，使学生在大学期间成为具备高素质、高知识储备的综合型人才。
3 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学生通过课上的理论学习，已经掌握无套利原理、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积木分析法等理论。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定价、投资分析，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是关键。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金融数据分析，结合相关理论进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验。将学生分组，利用模拟软件进行模拟投资，根据市场上基差的变化，寻找投资机会和套期保值机会；根据相关系数和β值确定套期保值合约的份数；研究利率的变化，利用利率合远期约、利率期货合约进行投资实验。建立投资的风险测评系统，计算投资风险系数，评估投资风险。组织学生参加模拟投资大赛，与投资公司合作，定期组织培训，使学生了解新的投资产品构建方法，了解最新的投资动态。学校可以建立金融实验室，通过模拟银行业务实务、模拟金融期货交易实务、模拟证券投资实务、模拟财务会计实务、模拟保险实务等实验，实时跟踪金融信息，实时监控金融风险，实时了解国际经济发展状况、投资趋势。与金融机构合作，分析金融风险，为当地经济服务。
同时，改革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将传统考试模式转换成传统考试模式与实验考试、实践考核相结合的方法，更好地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金融工程学的教学不只是讲授金融投资知识，还要培养对金融数据变化的敏感性、对经济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投资的动手能力。因此，许多大学都设立了金融工程实验室，这是为我国培养金融人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学生可以边学习理论边进行投资模拟，理论指导投资，投资又可补充理论。所以，金融工程学的教学必须采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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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鹏.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探索[J].金融天地，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
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二、金融理论的世纪回顾
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
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金融市场的稳定主要指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在对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进行规范之外，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及金融危机的各种恐慌性传播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在21世纪，可以主要考虑以下问题：（1）金融危机的传导模式；（2）短期资本流动机制；（3）区域性金融安全网的构建等。
2.金融工程问题。金融工程，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金融前沿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方法的结合。英国的格利茨教授提出了金融工程的统一定义，即“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可见，金融工程所要解决的是两类问题：一是规避金融机构或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二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中获得收益。金融工程的精髓在于创新，它通过对期货、期权、远期、调期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组合，以使得投资者取得较大收益，筹资者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资本。有学者称，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将会是：（1）金融工程产品的风险估测问题；（2）金融工程产品的定价问题；（3）金融工程产品创新的网络支持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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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二、20世纪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关键词］平抑股价 套期保值 卖空机制
一、股指期货的概念
股票指数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简称股指期货，是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的一种金融期货，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股价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股指期货交易不同于以往的商品期货交易和其他金融期货交易，具有自身的特点：
1.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对象既不是具体的实物商品，也不是具体的金融工具，而是衡量各种股票平均价格变动水平的无形指数。
2. 一般商品和其他金融期货合约的价格是以合约自身价值为基础形成的，而股指期货的价格是股指点数乘以人为规定的每点价格形成的。
3.股指期货合约到期后进行现金交割，即合约持有人只需交付或收取到期日股票指数与合约成交指数差额所对应的现。
二、股指期货的推出对股票现货市场的意义
纵观金融市场，股指期货推出后对现货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的功能增加了套利交易，从而缩小股票现货市场的波动；二是期货的高杠杆率会提升资金的参与度，从而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三是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的避险的工具提高了参与者的投资意愿，从而会增加市场的成交量。
1.丰富投资工具与避险工具，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我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单边做多市场，投资者只有通过先行买入股票，然后等待股票价格上涨才能够获取收益，投资收益的多少取决于所持有股票价格的上涨幅度。而股指期货引进了做空机制，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便易的投资与避险工具。股指期货是现代资本市场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是股票市场上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股指期货市场的诞生将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更趋完善； 并极大地丰富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愈来愈多的投资人将运用期货交易作为投资、避险与资产管理的工具。股指期货使人们规避股票现货市场的风险成为可能，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都可以吸引投资者和投机者，利用股指期货的双向交易的灵活机制进行操作， 使股市不会因为熊市而长期沉寂。同时，股指期货本身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金融衍生工具，投资者可以像传统商品期货那样，通过同一标的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交易，或者是通过期货特有的杠杆效应进行投机交易，赚取投机收益。因此，开展股指期货交易，既增加了新的交易品种，又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满足了不同层次投资者的需求。
2.股指期货的推出提供了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渠道
根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构建完美的投资组合可以有效分散非系统性风险，但在股市整体下跌即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却无法发挥作用。而股指期货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基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剥离出来，变成可交易的产品，使得风险可以有效转移。所以，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套期保值原理，根据股票指数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同方向趋势，在股票的现货市场和股票指数的。期货市场上作相反的操作来积极应对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
3.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强烈，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缺乏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市场， 故我国的金融体系算不上是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并且，建立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也需推出股指期货交易。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具备足够多的强有力的市场调控手段和工具，实践证明，股指期货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风险监控机制。在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香港股票和外汇市场受到了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的强烈冲击，股指期货交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政府动用巨资干预金融市场， 其手段就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价格的联动规律，对股票交易和股指期货交易实施组合运用，这是香港政府市场干预策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股指期货市场可利用，香港政府的市场干预成本将大大提高，效率会相应降低。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股指期货的推出对于股票现货市场，机构投资者以及我国整个宏观金融市场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股市正处于走向复苏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做的正是借危机兴改革，在推进股指期货市场创建的同时，兼顾创业板、融资融券等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弥补市场结构缺陷，打牢市场稳定发展基础。中国的金融市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关键词:平抑股价 套期保值 卖空机制
一、股指期货的概念
股票指数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简称股指期货,是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的一种金融期货,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股价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股指期货交易不同于以往的商品期货交易和其他金融期货交易,具有自身的特点:
1.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对象既不是具体的实物商品,也不是具体的金融工具,而是衡量各种股票平均价格变动水平的无形指数。
2. 一般商品和其他金融期货合约的价格是以合约自身价值为基础形成的,而股指期货的价格是股指点数乘以人为规定的每点价格形成的。
3.股指期货合约到期后进行现金交割,即合约持有人只需交付或收取到期日股票指数与合约成交指数差额所对应的现。
二、股指期货的推出对股票现货市场的意义
纵观金融市场,股指期货推出后对现货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的功能增加了套利交易,从而缩小股票现货市场的波动;二是期货的高杠杆率会提升资金的参与度,从而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三是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的避险的工具提高了参与者的投资意愿,从而会增加市场的成交量。
1.丰富投资工具与避险工具,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我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单边做多市场,投资者只有通过先行买入股票,然后等待股票价格上涨才能够获取收益,投资收益的多少取决于所持有股票价格的上涨幅度。而股指期货引进了做空机制,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便易的投资与避险工具。股指期货是现代资本市场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是股票市场上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股指期货市场的诞生将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更趋完善; 并极大地丰富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愈来愈多的投资人将运用期货交易作为投资、避险与资产管理的工具。股指期货使人们规避股票现货市场的风险成为可能,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都可以吸引投资者和投机者,利用股指期货的双向交易的灵活机制进行操作, 使股市不会因为熊市而长期沉寂。同时,股指期货本身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金融衍生工具,投资者可以像传统商品期货那样,通过同一标的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交易,或者是通过期货特有的杠杆效应进行投机交易,赚取投机收益。因此,开展股指期货交易,既增加了新的交易品种,又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满足了不同层次投资者的需求。
2.股指期货的推出提供了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渠道
根据现资组合理论,构建完美的投资组合可以有效分散非系统性风险,但在股市整体下跌即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却无法发挥作用。而股指期货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基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剥离出来,变成可交易的产品,使得风险可以有效转移。所以,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套期保值原理,根据股票指数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同方向趋势,在股票的现货市场和股票指数的。期货市场上作相反的操作来积极应对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
3.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强烈,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缺乏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市场, 故我国的金融体系算不上是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并且,建立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也需推出股指期货交易。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具备足够多的强有力的市场调控手段和工具,实践证明,股指期货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风险监控机制。在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香港股票和外汇市场受到了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的强烈冲击,股指期货交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政府动用巨资干预金融市场, 其手段就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价格的联动规律,对股票交易和股指期货交易实施组合运用,这是香港政府市场干预策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股指期货市场可利用,香港政府的市场干预成本将大大提高,效率会相应降低。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股指期货的推出对于股票现货市场,机构投资者以及我国整个宏观金融市场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股市正处于走向复苏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做的正是借危机兴改革,在推进股指期货市场创建的同时,兼顾创业板、融资融券等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弥补市场结构缺陷,打牢市场稳定发展基础。中国的金融市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外资银行；中资银行；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7-0022-04
一、引言
现有研究表明，外资银行有其自身的经营特点(谈儒勇、丁桂菊，2005)。外资银行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其资金成本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外资银行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对东道国的信贷政策一般不会积极响应。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叶欣、冯宗宪，2004)，也使东道国本地银行(以下简称“东道国银行”)有了新的合作伙伴。
蓬勃发展的外资银行正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谢平(2004)认为，外资银行至少会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方法失效；二是当我国为了紧缩经济而提高利率时，外资银行会在全球范围内调拨资金套取利润，引起国际短期套利资本流入我国，导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使我国中央银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效。张华庆、彭振胜(2002)认为，外资银行主要通过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影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3)以青岛市为例，通过比较发现，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的利率管制、数量管理和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同时削弱了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宏观调控能力。
本文从上述传统观点出发，就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为我国在引进外资银行的条件下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作用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二、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2004年3-4月，我国中央银行先后向部分贷款增长过快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了近500亿元的特种央行票据，并将部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到7.5％《新闻晨报》2004年5月19日（财经证券版）。2004年10月29日，我国中央银行将1年期存款利率数据从1.98％提高到2.25％。这表明在2004年3-4月，以及2004年10月我国实行了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这给我们分析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提供了参照。
在图1中，我们给出了2003年2月至2004年12月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ΔM2、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投放量变动趋势(单位：亿元)。我们可以根据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来判断我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和扩张类型。在图2中，我们给出了2003年2月至2004年12月上海市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和人民币贷款月度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对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月度投放量与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规模、中资银行月度人民币贷款规模、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规模等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参见表1。表1显示，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与我国广义货币月度供应量正相关，与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中资银行月度人民币贷款以及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负相关。为了进一步说明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与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
我们设计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ΔLD-fbft=C+∑ni=1aiΔLD-fbf(t-i)+∑ni=0biΔM2(t-i)+∑ni=0giΔLD-cbrt-i+∑ni=0hiΔLD-cbft-i+εt（1）
ΔLD-fbf=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M2=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ΔLD-cbr=中资银行当期人民币贷款投放量；ΔLD-cbf=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ωt=随机变量；ai,bi,gi和hi为系数。
图1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供应量增量与
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增量(单位：亿元)
图2上海市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人民币
贷款规模的变动关系(单位：亿元)对ΔM2、ΔLD、ΔLD-fbr、ΔLD-fbf、ΔLD-cbr和ΔLD-cbf的稳定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本身都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对这些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后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显示，这些变量之间并无稳定的协整关系，所以，不能运用误差校正模型(ECM)进行计量回归分析。我们根据有关变量在回归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得到了表2的计量分析结果。表2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贷款业务替代关系并不十分显著。对表2的分析显示：
第一，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与外资银行上一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1))正相关，统计检验结果显著(参见表4中模型(一)、(二)、(三)、(四))。
第二，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与当期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AM2)正相关，统计结果显著，但回归系数只有0.0087(参见表2中模型(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与我国广义货币M2前一月度投放量负相关，广义货币投放量每减少1亿元，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增加0.0021亿元(参见表4中模型(二))，统计检验结果不显著。
表1货币供应量调整时中资银行和
外资银行月度贷款规模的变动关系
变量 ΔM2 ΔLD ΔLD-fbr ΔLD-fbf ΔLD-cbr ΔLD-cbf
ΔM2 1.0000
ΔLD 0.6423 1.0000
ΔLD-fbr 0.1207 -0.3006 1.0000
ΔLD-fbf 0.2520 -0.2307 0.1962 1.0000 1
ΔLD-cbr 0.7676 0.7679 -0.2719 -0.0955 1.0000
ΔLD-cbf 0.1835 0.6300 -0.3266 -0.5191 0.3082 1.0000
说明：①ΔM2=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供应增长幅度，ΔLD=我国金融机构月度增长幅度，ΔLD-fbr=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月度增长幅度，LD-fbf=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月度增长幅度，ΔLD-cbr=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月度增长幅度，ΔLD-cbf=中资银行外汇贷款月度增长幅度。②在分析时，我们将外资银行的外汇贷款和中资银行的外汇贷款用人民币对美元月末汇率换算成了人民币值，表2的回归分析也是如此。
资料来源：笔者利用E-views5.0分析得到。
第三，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与中资银行当期人民币贷款投放量(ΔLD-cbr)正相关，统计结果不显著；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与前一个月度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投放量(LD-cbr(-1))负相关，中资银行前一月度人民币贷款投放量每减少1亿元，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就增加0.0082亿元，统计结果不显著(参见表2中模型(一))；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与中资银行前两个月度人民币贷款投放量(LD-cbr(-2))正相关，统计结果显著(参见表2中模型(四))。
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LD-fbf)与当期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LD-cbf)负相关，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每减少1亿元，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就增加0.3249亿元，且统计结果显著(参见表2中模型(四))。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对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在货币政策扩张时期，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对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我们因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影响不是十分显著。
表2对外资银行贷款月度投放量ΔLD-fbf的计量分析
模型 （一） （二） （三） （四）
C 11.5244(0.7922) -3.6683(-0.1452) 27.4723(2.332*)
ΔLD-fbf(-1) 0.7374(4.2754*) 0.8275(3.1761*) 0.7395(7.0825*) 0.3929(2.3712*)
ΔLD-fbf(-2) -0.0808(-0.2908)
ΔM2 0.0036(1.6072) 0.0087(2.8713*)
ΔM2(-1) -0.0021(-0.7684)
ΔM2(-2) 0.0017(0.7176)
ΔLD-cbr 0.0196(0.5586)
ΔLD-cbr(-1) -0.0082(-0.2531)
ΔLD-cbr(-2) 0.0584(2.1728*)
ΔLD-cbf -0.3249(-3.1241*)
A-R2 0.4819 0.4664 0.5969 0.6474
D.W.-Statistic 1.909 1.896 1.89 1.833
F-Statistic 7.2006 4.3218 12.63
说明：括号（）中为t统计量检验结果。带*的表示在95%统计水平上显著不为零。
三、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制度因素
分析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
在我国严格的资本项目管理制度下，不太可能出现中央银行紧缩货币供应时，外资银行从境外大量调入外汇的情形发生，外资银行从国际金融市场借入的外汇资金也不能够大量自由兑换成人民币，进而贷放给我国企业和我国本土银行使用。
现实情况是，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外资银行往往是利用现有外汇资金直接向我国企业发放外汇贷款。获得外汇贷款的企业，利用我国经常项目可以自由兑换的政策，借助进出口渠道将获得的外汇贷款兑换成人民币。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外资银行充裕的外汇资金来自何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我国目前实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第二，我国实行的差别准备金制度。
2004年4月，我国开始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强调根据不同金融机构资本负债情况实施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2004年第1季度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比率制度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按照银监会定期统计的金融机构法人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调整不同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
统计数据表明，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质量明显优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较参见表3，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参见表4。表3显示，外资银行的净资产比率远远超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表4显示，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远远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仅略低于政策性银行。如果依照净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制度，那么，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贷款业务替代将显著增加。因为外资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低于中资银行，而外资银行的净资产比率超过中资银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给外资银行提供了资金套利机会。2004年3-5月，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投放量连续两个月下降，而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下降很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目前，由于外资银行总资产在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不到2％，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外资银行对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步伐不断加快，其对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表3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上海市)
金融机构名称 2005年3月31日
总资产（亿元） 总负债（亿元） 净资产比率
政策性银行 993.81 981.77 1.21%
国有商业银行 11878.73 11786.24 0.78%
股份制商业银行 5969.54 5954.97 0.24%
外资银行 3423.41 3219.57 5.59%
金融机构合计 26804.91 26244.1 2.09%
说明：①国有商业银行指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恒丰银行。另外，全部金融机构中还包括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②净资产比率=(总资产-总负债)／总资产。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表4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比较（上海市）
金融机构名称 2005年3月31日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 不良贷款比率
政策性银行 14.08 1.45%
国有商业银行 322.79 4.41%
股份制商业银行 97.21 2.75%
外资银行 23.1 1.39%
说明：相应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是指该类机构贷款中被列为不良资产、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四类贷款的总和。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所以，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在紧缩人民币贷款(公开市场出售，减少贴现贷款，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比率，或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应限制外资银行对我国企业的外汇贷款规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联合行动，打击企业利用经常项目下的进出口贸易及资本项目中的外国直接投资等渠道，假借出口和引进FDI的骗汇套汇行为，加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及其他部门的结售汇管理。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过程中，应同时把人民币和外币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对象，并由中央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展和计划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协同完成实际操作工作。
在前文讨论中，我们着重分析了我国特殊的金融市场环境对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没有讨论我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情形。其实，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刚好相反。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只要加强对资本项目管理，加强对外资银行外汇兑付审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银行对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减少外资银行对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的限制。
第三，我国的利率管制制度。
有人认为，分析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利率非市场化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知道，在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中，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来调节经济运行。在存贷款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形下，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出售、减少贴现贷款、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等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时，存贷款利率就不会变化。此时，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其他成本增加，比如严格的项目检查、更加苛刻的贷款抵押要求等，这些相当于提高了市场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到企业申请贷款的积极性。所以，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影响与我国利率非市场化问题没有必然联系。
总而言之，如果东道国在对外开放金融业务的同时，实行资本项目管制，那么，关于外资银行对东道国货币政策影响的传统论断就需要进行修正。考虑问题的重点是，在东道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外资银行存量外汇资金产生的外汇贷款投放问题。如果东道国同时对外开放金融业务和放松资本项目管制，那么，传统论断就完全适用。关于外资银行对东道国货币政策影响的传统论断成立的基本原因是，东道国经济主体(比如企业)和东道国银行的国际融资成本高于外资银行的国际融资成本，东道国企业(及其他机构)从东道国银行申请贷款的成本一般低于其从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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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华庆，彭振胜.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分析［J］.经济纵横,2002；9
关键词：股指期货；影响；规避风险
股票期货目前是世界上交易量和流动性最好的金融衍生产品之一，也是公认的股市上最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2010年4月16日，我国正式推出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以抑制我国股市面临的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大和投机性强的问题，标志着我国金融衍生产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有着长远的意义。
一、我国股指期货推出的原因
我国股票市场有很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运作框架，证券市场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奠定了现货市场基础。只有现货而没有期货的金融市场不是完善的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金融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监管水平也在提高，期货品种也在增加。国际上道琼斯公司推出了中国股票指数，使我国金融市场面临很大的风险。我国股指期货推出，既是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也是国际期货市场倒逼的结果。
（一）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股指期货的推出
我国在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股权分置得到很大的进展，这使得上市公司的质量慢慢提高，机构投资者也得到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大力创新，为资本市场带来很好的发展环境。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满足了金融产品创新的需要，顺应了金融市场投资者规避风险、保值资产的需要。
（二）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
我国股票市场、现货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变得越来越完善。通过公开竞价、自由撮合来进行股票交易、现货交易，也可以把股票交易、现货交易的行情实时地显示出来，提高了股票市场、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的透明性，符合股指期货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
（三）金融市场投资者风险意识强化
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自控能力得到提升，风险意识、心理承受力得到提高，具备了股指期货市场交易的心理素质和交易技巧，给股指期货市场提供了交易基础。
（四）金融监管制度得到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是规范上市公司运行、处罚金融市场操作行为等，保护金融市场中小投资者利益、使金融市场化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目的。监管的大力实施给股指期货市场交易带来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五）境外期货市场倒逼
人民币汇率不断提升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倍加关注。我国股票市场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单边市场存在的，没有做空的机会，金融市场投资者想要回避现货风险，进行了反向的期货交易。股指期货交易的资金就会进入其他国家的交易场所，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地位。境外期货市场倒逼使我国股指期货推出变得迫切。
二、我国股指期货推出带来的影响
（一）利用投资者规避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
我国股票市场有系统性的风险和非系统性的风险，通过合理组合可以有效规避非系统性风险。股票市场剧烈震荡，系统性的风险占市场风险成分最高，很难用投资组合规避。通过开展股指期货交易，可以很好地对冲系统性风险，提高市场灵活性。它使股票市场具有双边性，在市场上涨时可以获利，在市场下跌时也可以通过股指期货来获利。使市场投资者具有多元化的交易模式，根据投资者的个人喜好和风险承受力，在现货市场、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投机、套利等多个投资模式的选择。
（二）吸引大批的机构投资者
股指期货在我国成功推出后，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格局发生了变化。双边性的股票交易市场、券商投资理念、运作模式、获利方法等都有了很大改变；期货市场、现货市场的作用使得大盘避免了剧烈的波动；走势平缓的交易市场，大幅拉升、打压股票是很困难的，做庄得到了最大抑制。由此看来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去投资股指期货。
（三）稳定股票价格波动，增加市场流动性
我国现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剧烈，这和资金大量进出有关。一些投资者靠内幕消息进行股票市场的短线操作，发生系统风险时斩仓出局，加大了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股指期货的信息早于股市传递，使滞后的信息变得公开化，利用市场投资者进行预测分析，打破了大户的消息面优势，使市场变得公平化。股指期货还采用了杠杆交易原则，即金融市场投资者可以采用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翻倍的资金运作机会，使偏爱风险的投资者转向了股指期货市场。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使高估的、被低估的股票回到应有价值上，提高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三、我国股指期货规避风险的方法
同股票交易一样，股指期货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在避免引起金融市场投资者的交易失败时，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一是根据资金总量来设定一个安全值，在保证资本充足率的前提下，详细分析市场风险，标出可能在未来遇到的风险。通过这一值的确定，可以规避盲目乐观、赌博式的投资方式。二是预提风投准备。股指期货同其他金融市场交易不同，它引起的损失可以大于投资额度。金融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股指期货市场交易时只有先在市场中保证了能够生产下去，才能在以后不断发展壮大。股指期货市场交易准备金太多就占用了总的资金量，造成了资金浪费。股指期货市场交易准备金太少就容易带来交易失败的风险。
四、总结
股指期货在我国金融期货方面第一次推出，发挥了金融和期货的属性，使金融市场更加流通。它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为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带来了全面管理风险的理念。我国要充分把握资本市场的时机，做好各种准备，积极稳定股指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艳娜,刘云.股指期货风险规避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2]吕宝林,张凤香.股指期货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05)
【关键词】 资产减值； 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 图形教学
一、引言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存在价值规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围绕着商品的价值进行波动，一些时候商品的价格会高于商品价值，一些时候商品的价格会低于商品价值，但商品的价格是以商品的价值为轴基础进行波动的，其波动如图1所示。
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图形教学
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属性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应具备的三个原则条件：一是信息公开；二是双方自愿；三是公平交易。公允价值的本质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
资产的公允价值同资产的历史成本之间发生的变动情况同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变动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即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而变动的。因此，可以采用商品价格与价值的变动示意图，再结合各项资产价值的具体情况，采用图形教学，使学者能够直观地看到资产价值的变动及结果，以提高教学效果。
“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成本”和“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在账户上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交易性金融资产有买进卖出时，其账户关系，如图3所示。
图3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即该账户的余额，即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箭头之间的差额（两对比标志线之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下降的金额，“”箭头之间的差额为上升的金额。特别注意，上升和下降额是相对的差额。为了便于理解分析，假设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没有变化，也即没有再买进再卖出，这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线同时间轴一致，如图4所示。
图4中，第一期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低，“”箭头部分为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在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应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第二期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箭头部分不仅弥补上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还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按“”箭头差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第三期间公允价值又变低了，又出现了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按“”箭头的差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举例如下：K&J公司4月10日购入A公司股票10 000股，购入价5元/股。6月30日，该股票市值为4元；12月31日，该股票市价上升为9元。其业务处理为：
（1）购入A公司股票时：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A公司股票（成本）
50 000
贷：银行存款 50 000
（2）6月30日，按公允价值进行再计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50 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10 000股×4元/股=40 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40 000-50 000=10 000（元）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A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调整后账面余额=50 000-10 000
=40 000（元）
（3）12月30日，按公允价值进行再计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调整前账面余额=50 000-10 000
=40 000（元）
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10 000股×9元/股
=90 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90 000-40 000=50 000（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A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5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调整后账面余额=40 000+50 000=90 000（元）
三、几种准备的图形教学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一些类资产的价值变动，既可以核算资产价值升值高于成本的变化，也可以核算资产价值低于成本的变动；而有些类资产价值变动只能核算资产价值低于成本的变化，不能核算高于成本的变化。各种资产减值的核算既有共性，又有其不同，具体叙述如下：
（一）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百分比法和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百分比法的改进法——账龄分析法。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百分比法公式如下：
本期期末坏账准备账户余额=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坏账率
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本期期末坏账准备账户余额-（或+）坏账准备账户原有贷（或借）金额
账龄分析法的公式如下：
本期期末坏账准备账户余额=∑（各账龄段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各账龄段的坏账率）
则：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本期期末坏账准备账户余额-（或+）坏账准备账户原有贷（或借）金额
上述计算公式在账户上的关系，见图5所示。
为了便于理解分析，假设应收账款每期期末余额不变，这时其同时间轴线相同，坏账率有变化，各期应计提坏账准备为每相隔期末值的差额，其图示如图6所示。
图6中应收账款净额（账面价值）等于应收账款账户余额减坏账准备。
需要注意的是，应收账款的净额最高和应收账款余额相等，即坏账率为0，所以图中不会出现高于横轴的波动。
图6中，第一期间预计的坏账为“”箭头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按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第二期间预计的坏账小于第一期间，双箭头部分为本期期末坏账准备的账面余额，“”箭头部分弥补一部分上期坏账准备，应计提的金额小于“坏账准备”账面余额的差额，作相反的会计分录，借记“坏账准备”科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第三期间预计的坏账变多了，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大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差额计提，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第四期间又回升了，应计提的金额小于“坏账准备”账面余额的差额，作相反的会计分录，借记“坏账准备”科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坏账准备”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坏账准备。
（二）存货跌价准备
为了作图方便，假设存货历史成本每期都不变，即同时间轴相同，存货可变现净值发生了变化，示意图见图7。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根据存货准则确定存货发生减值的，按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图7中，第一期间存货减值为“”箭头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第二期间存货可变现净值大于存货成本，但只以“”箭头部分弥补上期存货跌价部分，作相反的会计分录，借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存货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价值以后又得以恢复，应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按恢复增加的金额，借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图7中，画斜线部分不能反映为存货跌价准备，也即“存货跌价准备”不能出现借方余额。以后期间情况不在赘述。
发出存货结转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借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等科目。“存货跌价准备”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
例如：K&J公司6月30日，存货成本为2 000 000元，其可变现净值为1 400 000元；12月31日，上批存货成本还为2 000 000，其可变现净值为2 400 000元。其业务处理为：
1.6月30日，按成本和市价孰低：
存货的成本=2 000 000元
该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1 400 000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600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600 000
2.12月31日，计算有关指标：
存货的成本=2 000 000元
该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2 400 000元
按成本和市价孰低原则，存货按成本计价，上期发生的减值要冲回，但以“存货跌价准备”科目余额调整到0为最大值。
借：存货跌价准备 600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600 000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公允价值的正常变动
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作相反的分录（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为什么反映在所用者权益下的“资本公积”中，而不像其他资产的价值变动反映在当前损益的“本年利润”中，是以后要讨论的问题）。为了简化，假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成本没有变化，也即没有再买进再卖出，并不计应计利息，这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成本线同时间轴一致，其示意图见图8所示。图8的分析同图4分析一样，不再赘述。
2.公允价值的持续变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本身不足以说明发生了减值，但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可以认定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假设同上，如图9所示。第3期期末公允价值下降过了控制标准，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按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额（“”箭头部分），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按其差额（双箭头部分），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四）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持有至到期投资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持有至到期投资价值以后又得以恢复，应在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内，按恢复增加的金额，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假设持有至到期投资按折价发行时，即市场利率大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票面利率，计算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知，“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明细科目由小逐步变大，所以“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余额，即摊余成本应是一折线，为了简化，画成直线，如图10所示。
图10的分析，需要特别注意。前面分析已知，价值变动上升和下降额是相对的差额，这里是相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的余额而言的。图10中第二期的资产价值回升，“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的冲回部分是要相对于第二期的资产价值减值和前期已发生的减值差额值进行计算，不能只以第一期的金额计算冲减，如图11所示。如果这样计算，可以看出第二期的减值在冲减上期的减值“”以后，减值的余额不等于第二期的减值额，也即第二期的减值额和冲减上期的减值额相加大于上期的减值额，而不是相等。
持有至到期投资按溢价发行和平价发行的图示分析，同理可得，不在分析。
（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科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为了作图和理解方便，假设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即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等于其各期期末的账户余额，示意图如图12所示。图12的分析同图7分析方法一样，不在赘述。
（六）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确定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处置固定资产时，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因为固定资产有折旧，又有减值准备，因此，首先解释一下相关的名词，以公式列之。
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固定资产科目的金额=固定资产原价
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假设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折旧，其示意图如图13所示。图13的分析同图10基本一样。
（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确定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处置无形资产时，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计提但尚未转销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摊销按使用年限平均摊销，其示意图如图14所示。图14的分析同图10基本一样。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总结如下：
（一）对于损益的反映
资产价值的变动损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单设“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在当期损益的“本年利润”科目中。
第二种是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出售金融资产”外的其他资产的价值变动，只设“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反映在“本年利润”科目中。
第三种是对“可出售金融资产”一般不计资产减值，对于其正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映在所有者权益下的“资本公积”科目中；对于其公允价值的持续下降，需要计算资产减值，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中。
（二）在相关账户的设置
在调整账户的设置上，有两种情况：
1.一般的是设置抵减总账科目，这是大多数资产变动时的科目设置情况，只可抵减，不能附加，这是首先遵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决定的，即资产价值变低需要反映，而变高只能冲减原相应的减值，超过其历史成本，不应反映，即图7、图10、图13和图14中画斜线的部分，而图6就不可能出现高于的现象。
2.特殊的是设置抵减附加明细科目，这只对完全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首先遵循相关性原则的要求决定的，如“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分别设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两个明细科目，即可附加，也可抵减，从图3、图4和图8中可以看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一、筹资风险成因分析及防控策略
（一）筹资风险成因分析
1.资本结构不合理。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资产负债率过高，容易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融资困难、融资成本增加、形成资金链断裂等风险；二是资产负债率过低，会导致企业不能很好的运用财务杠杆，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2.融资规模过大。当前，很多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济利益，对行业现状以及市场环境并没有进行仔细的分析，只是盲目的进行融资和扩张，但是却忽略了融资过多，容易造成资产负债率过高和股权稀释等问题，给企业造成过巨大的偿债压力和控制权转移等风险，从而影响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3.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随着金融市场政策的紧缩，很多企业获取资金的难度也相应增大，从而导致企业的债务筹资成本上升。同时，资本市场预期不理想，市场竞争激烈，使得企业出现股权筹资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导致企业在进行股权筹资时成本上升。
（二）筹资风险防控策略
1.建立完善的筹资风险预警机制。筹资风险预警机制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筹资情况进行分析，并作出相应的评价。筹资风险预警机制是建立在企业各种财务数据基础之上的，因此，就要求企业财务数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1]。筹资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及时修复企业在筹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使企业筹资决策更具科学性。
2.优化资本结构。企业最佳资本结构是筹措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使企业的价值达到最大化。根据优序融资理论来看，企业最佳的融资方式就是实行先内后外的融资方式，其中在外部融资中应该先进行债权融资再进行股权融资。当前，很多企业内源融资无法满足企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金需求，因此利用外部融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关键。我们上述分析过资产负债率过高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偿债压力，特别是在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容易发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所以，企业应该适当的增加内源融资，在需要外部融资的时候，要合理安排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比例，确定符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的最佳资本结构，防止财务风险的发生。
二、投资风险成因分析及防控策略
（一）投资风险成因分析
1.投资风险管控意识不强。当前很多企业对于投资风险的管控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企业决策层投资风险管控意识淡薄、盲目跟风投资、对市场风险分析及市场前景预判不准等方面，从而导致企业对投资风险缺乏有效的管理，容易造成企业投资风险加剧。
2.投资报告缺乏科学的分析。企业在编制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对投资报告缺乏科学合理的分析，对未来市场的发展预测不准，对国家的宏观政策把握不当，导致投资报告缺乏可信度，影响投资效果，甚至导致投资失败。
3.投资方向存在偏差。随着环保意识全球化发展，人们对于低碳环保行业的投资越来越重视。但是很多企业为了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过度投资一些污染严重、能源消耗量大的项目，不仅对环境具有较强的破坏力，从长远发展来看，也并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投资风险防控策略
1.创新投资风险管控理念。要想加强企业投资风险管控工作，首要任务就是创新投资风险管控理念，为企业强化投资风险管控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根据国家的发展形势，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为基础，从我国市场改革形势出发，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将投资风险管控工作作为贯彻落实我国市场改革的首要任务，大力提升企业投资风险的管控意识和能力。
2.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分析，严控过度投资。要不断强化企业决策层对投资项目的风险意识，重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分析工作，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可行性分析，对于投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进行重点定量分析，保证投资决策科学合理，严控过度投资。此外，还应当加强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透明化，将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及时准确的公示，从而形成有效的多方位监督。企业还应建立完善的投资效果综合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制度，促使决策层更加慎重地进行投资决策，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
3.加强投资项目执行期和经营期的管理。在项目投资决策阶段进行的可行性分析，只是基于决策阶段市场环境的分析，随着投资项目执行期和经营期的到来，市场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企业应当重视加强投资项目执行期和经营期的动态管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合理调整项目规划，以此来保证投资项目在执行期和经营期的管理都在掌控之中。
三、流动性风险成因分析及防控策略
（一）流动性风险成因分析
1.应收账款和存货变现能力较差。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变现能力直接影响着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因此，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对于企业的正常运转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企业存货的周转速度慢且占用大量资金，就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同样，如果企业出现大量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也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
2.资金预算不准确导致产生资金缺口。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对于生产成本、投资成本、资金周转等方面的资金预算不准确，忽略了通货膨胀、利率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不能合理的筹划资金收支，盲目乐观地多预计资金收入，少预计资金支出，这样很容易产生资金缺口，导致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甚至会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二）流动性风险防控策略
1.扩大直接融资渠道。直接融资由于没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介入，企业直接从资金盈余方获得所需资金，有利于资金快速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相比间接融资方式，直接融资还大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发行股票、债券以及民间融资、商业信用等是最常见的直接融资模式，企业应该扩大直接融资渠道，改善资本结构，促进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获得所需资金，从而避免企业流动性风险的发生。
2.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变现能力的管理。企业应当加强客户信用的管理，不断完善应收账款回收策略，定期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保证及时收回应收款项。同时，企业还应当加强存货周转和存货资金占用量的管理，在保证生产经营连续性的同时，尽量加速存货周转，减少存货资金占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