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1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效用函数；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2)―0060―06

一、引 言

近年来，国内循环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有关循环 经济的理论研究也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但从文献 的研究来看，很多基本的问题尚未澄清，包括循环经 济的准确定义、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循环经 济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等等。由于这一原因，循环 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至今尚没有形成一个相 关的基础理论平台，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 和对未来空泛的政策分析与预测方面，理论研究 滞后于国内国际的实践。另一方面，在循环经济的 实践中，很多地区的做法还局限在环保、“3R”等，也 局限在政府的发改委、环保部门的推进实施，实际上 循环经济概念已经不断经过扩展，成为一种经济增 长的模式，应该作为政府指导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试图从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出 发，构建循环经济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循环经济 学的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市场机 制无法解决环境保护、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以及 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所以需要政府干预 和调控，在这个意义上，循环经济学属于政府干预市 场的经济学，但其外延超过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 环境经济学的范畴。本文在政府或者公众充分理性 假设的基础上给出了循环经济一个经济学上较为严 格的定义，并由此确定了循环经济效用函数。通过 这一函数及其基本性质的描述，分析了历史上与循 环经济相关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问题，并分析了 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以及政府干预下混合经济的关 系，并对循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索。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一)循环经济的历史渊源

循环经济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美国女 海洋学家雷切尔，卡尔逊(RachelcarlMln)在《寂静 的春天》(Silent SPdnS)一书中揭露了美国农业商 业为追逐利润而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 的情况，提醒人们关注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影响。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 在其“EarthasaSpaceship”首次提出循环经济的概 念，这篇文章把污染视为未得到合理利用的“资源 剩余”，即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没有绝对无用的垃 圾，提出要以“循环式经济”替代“单程式经济”，来 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的设想。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人们把循环 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1987年联合国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 强调按照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循环使用资源实现 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循环经济从一种理念开始 走进经济活动中，美国杜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开始 了“3R”实践。1996年德国颁布《循环经济与废物 管理法》，2001年日本颁布《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 本法》等八项法律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国内循环 经济研究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从循环经济的起源来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 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资源在社会生产和消费中的循 环利用，即“3R”原则。但是随着循环经济这一概念 的推广以及循环经济实践的增加，循环经济这一概 念的外延也有所扩大。从截至目前的文献研究来 看，循环经济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1)稀缺资源的循环利用

最能体现循环经济形态的特征是3R原则，即：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实现“资源―产品一再生 资源”的循环过程，从全社会的苑围提高稀缺资源 的利用效率。

(2)保持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很大 变化，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活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循环经济改变末端治理难以为继的局面，不仅资源 充分利用，对环境的污染将不断减小。

(3)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一般有三种状态：一是自 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状 态；二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相互矛盾、恶性循环状 态；三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长期对立、生态和经济 平衡都被破坏的状态。循环经济下，经济系统应该 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4)可持续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化模式，突破传统 以GDP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相对于非循 环经济，更体现了质量效益增长的特点，而不是在简 单的扩大生产规模、耗费资源线性方式增加GDP， 属于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增长模式。

文献中对循环经济的论述较多，但归纳起来其 主要特征表现为上述四点，其概念已经从开始提出 的工业生产中的“3R”拓展至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 境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种经济与社会自然 协调发展的“大循环”。

(三)循环经济的相对性特点

文献中给出了多种循环经济的定义，如“生态 经济”、“工业化模式”、“经济模式”、“经济发展 形式等，这些定义都不够准确，互相矛盾之处甚 多。比如，我们判断一个经济，是否循环经济，依据 什么标准来判断?通常情况下，如果掌握足够的信 息，我们可以比较两国的经济确定哪个更“循环”一 些，但是无法给循环经济本身一个确定说明。

循环经济的这种相对性与古典经济学的效用理 论具有某种相似性，理性的消费者可以判断哪种消 费组合效用更大，但无法给出判定标准。

循环经济的四个特征给出了比较的五个参数； (1)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z；(2)环境保护、改良程 度h(3)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和谐程度s； (4)CDP的增长率g；(5)GDP／GNP增长率与稀缺 资源耗费的比率参数b。

这几个参数中，z与b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又 不完全相同，z着眼于有限的资源以及能给人类带来 的效用，具有绝对意义，则是着眼于对CDP的贡 献，比如在先进的技术条件下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尽 管资源有浪费但其值可能仍然很高；s，h两个参数 尽管性质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可以认为是人 类生存的更大的环境，为简化起见，这里把两个参数 简化为一个h。

考虑到循环经济的这种相对性特点，本文试图 从这四个参数出发，给出一个循环经济的效用函数。

三、循环经济特征函数与循环经济效用函数

(一)基本假设

假设公民或者政府具有足够的理性，对经济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对未来也有理性的 预期。在0时刻，他可以比较出下面两个函数的大 小。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市场机制缺陷的反思。目前 在理论上探索较多的是环境经济学的有关文献，提 出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解决 的途径。从循环经济的特征来看，市场失灵还包括 宏观经济不均衡等，这里做简单的回顾。

(1)不完全信息导致的宏观非均衡

宏观经济的非均衡一般表现为总量非均衡和结 构性非均衡，其恶化的结果一般表现为经济波动、经 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这在宏观经济学中多有论述， 其结果是CDP的增长减缓甚至负增长、经济衰退。

(2)外部性问题

20世纪20年代，庇古提出了。内部不经济”和 “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 给其它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须付出代价的损失， 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 边际社会成本。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依靠市场是不 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需要引入政府 进行适当干预。

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 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 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而且科斯将其进一步发挥成 为所谓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 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 配置。科斯的例子包括“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 谷物增长”等，其分析更倾向于对于第三方(而不是 整个社会或者公共产品)的损害问题。

如果把庇古的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给第三 方厂商或者个人造成的损失，一种是给社会或者公 共产品造成的损失，则前者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的解 决，后者需要政府的干预。

(3)个人经济与社会不经济

在私有产权制度下，生产和消费的约束是个人 效用最大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源的有效利用 就是产生最大的个人效用或者利润。社会有限资源 表现为私人产权下的资源耗费即尽并不影响他的投 资、消费决策，从全社会的视角，资源严重浪费，表现 为社会不经济。

有关市场机制带来的资源的浪费，在很多文献 中都有提及，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很少考虑，资源的有 限性(西方经济学考虑的是资源的稀缺性)只是20 世纪末期学者提出的观念。

(三)混合经济具有某些循环经济的特征

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随着凯恩斯理 论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混合经济不断发展，20世 纪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府和市场已经已 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市场 的发展产生影响，包括政府采购、国家投资等直接介 入市场经营，通过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 扩大就业，通过法规为市场发展设定基础平台。

混合经济在大萧条后有了充分的发展，宏观上 政府干预力量不断加强，微观上自由市场规模越来 越大，形成了全球性市场，在混合经济中已经具有 某些循环经济的特征，如保护环境、促进持续发展 等。但是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政府的宏观调控的 主要目标还是在于促进CDP增长扩大就业以及保 障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如防范金融危机等。在保护 生态环境等问题上表现为被动的“先污染、后治 理”，有些国家则完全忽视了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 问题，处在一种无意识的、短视的状态。

对于环境经济学中的。国家失灵问题(这里不 单指政府，也包括立法、司法等机构的作用)，文献 中有较多的论述Ande真senl认为，和管 理低效并不是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失效的本质原 因，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不良的相互 作用。现代社会政府和市场已经浑然一体，公共当 局与产业界都偏向于集中控制、标准化的例行操作、 大规模的生产战略，这些使得干预的费用扩大但满 足政府部门提高政绩以及厂商分得市场份额的需 要。同时，政治家缺乏具体的专门知识，使得个别官 员与厂商获得了国家干预方面的权力，牺牲的只能 是公众的利益。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 是政府的能力不足、资金匮乏、调控无力、监控信息 技术落后、管理不健全、人才质量数量不足、计划滞 后、研究支持薄弱等等。

国家干预失效可能有多重因素如政府效率低下 等，反映在循环经济效用函数中，也表现为效用函数 的不确定性即政府在有限信息下的选择可能出现失 误，对于发展中国家也表现为发展生产与忽视环境 的替代性。政治家代表了公众的观点，政治家的信 息匮乏代表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盲目和短视，同时 不同阶层的人也具有不同的循环经济效用预期，这 些作用都毫无疑义的影响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和适当 程度。

②与投资中非稀缺资源占资本的份额正相关。

③与生产要素产出系数a、b正相关。

④与投资大小无明确的相关关系。 由于要素产出系数实际上是与技术水平、市场 效率、交易成本等相关的，欲在不改变资源耗费水平 下提高GNP的增长率实质上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进 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改变无差异曲线的形状。

(3)资源利用效率与人均GNP的无差异曲线

这里先对资源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 资源从初级形态转化为人类的消费品并被消费的过 程中，设加人生产、消费流程的资源为Z，以各种形 式流入自然界的资源或者其转换形式所包含的能量 EF，则资源应用效率为：

z是从物理意义上街量稀缺资源被社会的利用 程度(占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单位GNP的资源 贡献率出发考察资源的利用程度)。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当z值越小的时候可能意味着h的降低，即对 环境的污染有可能加强。

自然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提高资源的绝对利 用率可能导致GNP增长的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在市 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投资者考虑的是最大利润的 实现，如果次级资源能产生足够的利润，它已经进入 了循环。这里面假设资源是有限的，比如某种矿产， 20年可能耗尽，但是目前的投资者不会考虑十几年 之后的事情(假设置0年后资源有限可能导致价格大 幅度上升，投资者的预期也会有所变化，但目前一般 投资者不会考虑)。因此，z与人均GNP增长率之 间有类似图1、图2的关系，为了保持一个更稳定的 增长率，比如十年之后资源稀缺造成对经济的影响， 政府可能采用低一点的GNP增长率，但同时较高的 资源利用率。

某种资源利用率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结构 下是不同，但是由于资源短缺的预期导致该资源价 格升高使得其利用率的提高并不是循环经济的特点 (因为随着价格升高该资源对GNP的贡献已经降 低)。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2篇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改造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现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协调自然的生态文明阶段(马拥军，2007)。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以一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每种文明形态也都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形态，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所谓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席永杰、滕海键，2011)。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对应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经济，对应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那么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应该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生态经济(毛明芳，2010)，有的认为是低碳经济(余谋昌，2010)，有的认为是循环经济(王娣等，2009)，有的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刘湘溶，2008)，有的认为是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有的认为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郑锋，2002)。还有的学者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或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坚毅，1990)。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什么?笔者赞同是循环经济的观点，但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更有深度和比较性的探讨，以将讨论引向深入。

二、循环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

循环经济顾名思义应属于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循环为核心特征和要素的经济形态。但在众多的学术文献中，以及诸多的发展实践中，却比比皆是技术的身影，而难以觅见经济的踪迹。从绿色设计到清洁生产，从废物处理到生态恢复，从能值分析到物质流分析，从生态足迹到环境容量，从减量化、再利用到资源化，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理的、工程的、生物的、生态的语言描述、逻辑分析、规划目标和技术方案，以为循环经济可以脱离经济的轨道而运行。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重新认识。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有的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崔兆杰、张凯，2008)、有的从物质循环利用角度(吴季松，2006)、有的从宏观经济角度(冯之俊等，2008)对之释义。笔者认为，首先须认识什么是循环。《辞海》(1989年版)指出，循环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顺着环形的轨道旋转，比喻事物周而复始的运动;二是作为物理学名词，指物质系统从某一状态经过一系列变化回复到初始状态的过程;三是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指事物周而复始地发展上升运动，物质的永恒循环，形成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

1.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根据这一内涵要求，生产过程的技术模式要实现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反馈式环型经济的转变，即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实现一个生产活动中的废弃物到下一个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资料的过程，将废弃物降至最低程度。

2.循环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循环，不仅着眼于经济系统内诸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而且着眼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利用和友好相处，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伤及、更不能危及生态的多样性平衡。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为考察和判别是否循环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

3.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循环不是单调的周而复始，而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呈螺旋式上升。循环经济能否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投入和经济增长的产出脱钩程度。资源环境压力(R)与经济增长(E)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四种关系组合：

(1)RE，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环境压力增加的速度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明经济不可持续。

(2)R(3)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零增长，二者开始出现绝对脱钩，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是循环经济的理想目标。

(4)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负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也是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

上述关于循环经济内涵的三种解析，存在逐层递进的关系。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内部运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环境友好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外部交换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则是从动态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仅仅在于维系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不仅仅在于维护经济系统与环境生态的友好，而且在于维持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从相对脱钩到绝对脱钩的变迁。有的学者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

(二)循环经济的本质

关于循环经济的本质，须首先把握一般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促使人类有效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无限的人类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为此需处理好如下五对基本关系：

1.投入一产出关系。物质代谢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存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如此，需要分析和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如何用有限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欲望。

2.成本一收益关系。与其他活动的分析方法不同，经济学在分析和研究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时，是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来进行的，即采用价值分析方法而非使用价值分析方法，这正是经济学方法区别于其他学科方法之处，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圭臬。为此，人们要以价格为计算手段，以货币为结算手段，将投入和产出中的各种不同度量衡尺度的资源和物品，换算成统一的公约数。

3.最小一最大关系。经济学之所以要进行上述转化和换算，其目的在于核算最小与最大，即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化。人们正是通过对不同资源配置方案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根据最小一最大的原则，从中选取最优方案，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4.竞争一垄断关系。经济生活中如何实现最小一最大的目标?其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竞争，是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而衍生出多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蕴含不同的竞争一垄断结构，具有不同的激励机制，适应不同性质的物品，对应不同的投入一产出，形成不同的成本一收益，产生不同的最小一最大。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努力寻找有利于实现最小一最大的制度安排。

5.效率一公平关系。通过最小一最大而产生的剩余如何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另一个基本的问题，其间涉及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的价值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叉融合。剩余的分配应更多地强调效率抑或更多地强调公平，会产生不同的激励预期，直接影响再生产的最小一最大。

上述五对关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其中最小一最大关系居于核心地位，是核心关系。

众所周知，循环经济的理念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出自于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关注，欲解决的问题是日益稀缺有限的资源环境与人类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与一般的经济活动一样，开展循环经济活动需要投入，并产生相应的产出，由此构成投入一产出关系，同样地，有必要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以便进行各种循环技术方案的经济比较，于是构成成本一收益关系;进而依据最小一最大的核算原则，选取最佳的方案。与一般的经济活动相同，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实现，有赖于对竞争一垄断制度的选择;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剩余分配，有赖于效率一公平的价值取向。当然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上述五对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将发生极大变化，但只要这五对关系客观存在，只要在循环经济中追求最小一最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循环经济的经济本质。

三、循环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兼容

循环经济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而赖以支撑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找到的最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制度，那么，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它与传统的市场经济有何异同呢?

研究表明(杨青龙、伍世安，2013)，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对立之处，如表所示。

由表可见，二者迥然各异。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无法求解，会产生市场失灵(罗丽艳，2004;刘建伟，2008)。

但是，任何事物在对立之中蕴含着统一，从市场经济过渡到循环经济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市场经济存在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和机制。

(一)稀缺

市场经济以稀缺为前提，并将资源环境作为丰裕要素排斥其外。但当今世界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使资源环境日益成为新的稀缺要素，使人们对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幽雅环境的强烈渴求已成为稳定性偏好，稀缺资源的种类已从传统要素拓展到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广义要素。因此，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稀缺的内涵和外延，资源环境可由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兼容。

(二)人性

市场经济以人性的个体主义分析为出发点，并将利己作为人性的基本假设，而将利他排斥其外。但是，脑神经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具有利他基因(叶航等，2005;韦清、姜树广，2013)。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利益相关性。从逻辑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利己和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人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从而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当个人越来越依赖公共利益时，或者说当公共利益越来越关乎个人利益时，个人就会产生越强的利他动机。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随着利益相关性的增强，人会从利己向利他转变，从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从微观利益向宏观利益转变。

(三)利益

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核心，并将利益归结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将非经济利益排斥其外。其实，人既追求经济利益，也追求非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之和构成了福利。根据价值理论，只要价值量相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就存在替代和互补。当经济个体达到或超越了小康需要，就会在非经济要素上投入以获得幸福。遵循和拓展市场经济关于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人类所追求的利益必然地从单一的物质福利向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和生态福利四者均衡发展，即由经济增长最大化向国民福利最大化转化。

(四)产权

市场经济以产权作为交易的前提，并将私人产权作为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而将公共产权排斥其外。公共产权之所以未能进入传统分析的视野，是因为传统的产权分析是建立在一物一主的基础之上。但是，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转让权、收益权、排他权等子权利，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解，从而可使一物一主的传统产权形式转变为一权一主的现代产权形式，使公共产权可以私有化或细分化并社会化，为其进入市场交易提供基础和可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关于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关于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决定，均体现了公共产权的这一演进趋势。因此，遵循并拓展产权的分析方法，按照一权一主的公共产权细分化路径，资源环境等公共物品可以在不改变其根本属性的前提下，以某种子权利形式进入市场，实现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兼容;宏观的各种数量信号控制，如各种用水量、节能量、减排量、耕地保有量等，可以通过确权配额和上市交易方式，转化为各种价格信号，实现数量信号与价格信号的兼容。

(五)交换

市场经济以交换为纽带，并以市场为平台，以货币为度量，以价格为计量，追高逐低，实现对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将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对资源的恒态控制排斥其外。其实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某些经济利益并非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激励。政府基于调节收入和优化配置而采取的种种策略行为与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贷款贴息等，会激励排污企业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直接排放，从而增进企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刘军，2010)。政府的这些策略行为和激励措施，从广义来说也是一种交换行为，是为获得某种物品(如消除负外部性、提供安全、保障公平等)而支付的代价，它们与市场上的价格一道，共同构成广义的价格体系，影响和引导经济主体的利益和行为。遵循和拓展交换的内涵外延，将政府手段纳入广义价格，就可以消弭外溢效应，控制资源恒态，使政府意志与个体利益兼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兼容，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兼容。

(六)契约

市场经济以“契约”为保证，通过对交易双方责权利关系的约定，使分散而自由的经济主体联结成网，有序而高效地运转，而将国家干预排斥其外。其实市场经济下的契约，既包括交易双方的内在规则，也必须遵从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伦理标准。政府则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主导性伦理通过法律形式强制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市场经济则通过利益激励和约束，将社会价值规范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所以，遵循和拓展“契约”的发展层次，由国家所倡导的伦理标准和所设计的制度安排必然通过外力强制而渗入交易双方的合约，同时也可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使个人偏好与制度选择兼容。

综上分析可见，市场经济并非与循环经济水火不容，而是蕴含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进而言之，循环经济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兼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形态。

四、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

生态文明以国民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和共同进化为路径，以服务业为主要业态，以生态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需求满足;在社会价值上，它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结构上，它更加强调民主、公平、正义和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上，它更加强调责任、合作、和平和共同行动。

生态文明需要相对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匹配，笔者认为与之相匹配的是循环经济，这是因为循环经济可以孕育生态文明。

(一)创造出新型的生产方式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靠“生产”来解决。循环经济将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循环模式，从而推动了一系列革命：一是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二是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态农业革命;三是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新产业革命，四是以资源节约替代和治污减排为目标的新技术革命。这一系列革命，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的新纪元。

(二)培育出新型的生活方式

循环经济下对物质的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必然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崇尚自然健康，适度节约消费，摒弃奢侈消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新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使遵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允许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越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产品附加值就越高，从而形成良性经济循环。新的生活方式还将改变人们的生活追求，从对金钱的追逐转向对幸福的向往，从追求GDP最大化的生产经济转向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生活经济，由工业文明社会迈入生态文明社会。

(三)催生出新型的市场经济

首先，循环经济为市场经济注入了利他因素。传统市场经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当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在市场这个竞技场上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博弈，因此，市场经济是利己经济(曾国安，1999)。但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环环相扣的资源利用链及其循环技术链要求处于上下游环节的生产者结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同盟，否则循环经济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不仅要以交换作为生产的前提，而且要以信任、合作作为交换的前置(杨雪锋，2008，第166-169页，第372-385页)。这种利他机制的引入和形成，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市场经济的人性根基，有利于建构起生态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和自然和谐关系。其次，循环经济内化了外部成本。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是成本外化，其根源在于产权边界模糊。循环经济条件下的物质闭环流动为产权的明晰提供了可能，使“谁开发、谁维护，谁环保、谁得利，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成为可能，从而使外溢成本内部化。第三，循环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资源、环境及其治理的产权明晰化，使之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通过交易发现其真实价值和价格。市场普遍性和完全性的实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四)缔造出新型的伦理价值

以信任、合作为前置的循环经济，以及在经济循环中资源环境价值的重新发现，必然推衍出新型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交易双方合作的基础既是信任，也是责任，这种责任推而广之，便成为社会责任。资源环境既具有经济价值(消费性价值)，又具有存在价值(非消费性价值)。要实现其经济价值，就必须毁灭之;而要实现其存在价值，则必须保护之。解决这一“生态悖论”的唯一途径是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和时间。上述二者价值相结合，便构成了以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为核心、以责任和公平为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

正因循环经济可以孕育生态文明，因此，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但如前所述，有人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自给自足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同样，循环经济也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两者均具有封闭性。但是，前者是在一个狭小的经济单位内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自我循环，各经济单位之间则较少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后者却是同时存在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彼此之间发生紧密的交换联系，共同协作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非如此便会出现循环链条的断裂。综言之，自给自足经济排斥交换，而循环经济兼容交换，甚至以交换为前提。

还有人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在生产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经济形态(张昆仑，2010)。循环经济同样存在着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行为。循环经济理念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生态的关切，其中必然涉及如何控制宏观经济的规模，使之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赫尔曼·戴利(2001)认为可通过构建宏观循环经济模型，求解得出维持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平衡的最佳规模，然后“设计出一个与经济装载线(economic plimsoll line)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计划当局可运用“有形之手”，将这个“经济装载线”具体物化为一系列指令性指标，通过逐级分解和配额控制，保证在宏观上不突破自然承载能力的阈值。在现实中，人类对全球大气升温在2100年前不得超过2℃的约定，中国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设定，均体现了这一计划控制的思想。但是，循环经济中的计划与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具有天壤之别：后者是将计划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排斥市场和交换的作用，而前者仍可构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将物量指标转化为价值指标，通过对成本和价格的修正，利用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来实现循环经济所要达成的计划控制目标。综言之，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而循环经济可以兼容市场，甚至以市场为前提。

上述观点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为它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生长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而未能发现市场经济实际隐藏着循环经济的基因。值得警惕的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中，实际上存在着绕开市场经济，不重视发掘市场经济基因，或者划地为牢闭关自守，向自给自足经济方式回归，或者依赖行政指令和行政追责，向计划经济方式冒进的错误倾向，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还有的学者从坚持和修正市场经济出发，认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蜕变的市场经济即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这一观点也同样值得商榷。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由于循环经济使然，或由于循环经济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方式使然;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为了实现循环经济。故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生态市场经济只是它的实现形式。

五、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

如前所述，关于生态文明下的经济形态还有各种说法，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等。从根本意义上说，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没有根本的原则性冲突：它们提出的背景相同，都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探索;提出的原因相同，都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提出的目标相同，都是基于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出的哲学基础相同，都是生态哲学;提出的任务相同，都是在不否定既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嵌入环境因子;提出的思路相同，都是强调资源环境的价值，强调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当然，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在“大同”的前提下也存在着若干“小异”。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的表述更能表征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特征。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提出始于对全球气候变化、气温上升的关注，始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所造成的气候变暖的经济方式，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正如张孝德所指出的，这是沿袭了工业科技注重微观结构的范式，犯了蛇咬尾巴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人类是否只要擒住“碳”这个小妖，将高碳经济改造成低碳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否将低碳经济进一步改造成负碳经济，就可以万事大吉?显然并非如此。

——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提出始于对践踏自然的关注和对自身健康的关切，始见于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所著的《绿色经济蓝皮书》，强调善待自然，倡导环保健康。该理论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主张将自然资源环境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无疑同样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该理论仅是倡导再生产过程不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其结果对人的健康有利，而忽略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内涵(杨文进等，2013)。在所设计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中，只是在传统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自然资源环境账户，而未对之进行根本性改造。

——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最早被称为环境经济，始见于上世纪60年代鲍尔丁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是针对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而提出。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和相互循环，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并以“生态效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资源消耗或环境影响”之公式，将二者结合起来。上述思想与循环经济的内涵异曲同工，都是从经济分析的五对关系出发，追求“最小一最大”。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实质相同(李秀娟等，2007;赵洗尘，2010)。但是，生态经济主要关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循环经济形态远比之更为错综复杂，是一个既覆盖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两个系统内部共生循环，又覆盖两个系统之间共生循环的复合型巨系统。之所以弃用生态经济而采用循环经济，还在于以往的文明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均非同名，如农业文明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工业文明对应的是市场经济。由此，推论未来的生态文明对应的不应是生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基于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能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全球问题”的反思，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精心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可持续发展只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经济形态，其实现有赖于循环经济，也即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许多学者已有阐述(赵林运等，2002;柳明等，2004)。

还有的学者(郑峰，2002)从产业经济发展角度，认为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这一论断虽正确地勾勒了生态文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变化，但由于囿于中观层次，显然不能将之作为基本的经济形态。

综上，学者们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的各种构想，虽然有助于消弭相应的弊端，解决相应的问题，但尚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虞，不一定能够成为覆盖和影响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经济活动方式。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形态更堪当此重任。其理由如下：

(1)立意高远。循环经济的思想源自于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即其以宇宙观为视角，思考地球人未来的命运，探索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方式。这一思想超越了微观和宏观的局限，站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明白无误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自我救赎。相形之下，其他类似经济思想尚未企及这一立意高度。

(2)简单明了。对一种经济形态的理论刻划，既应具有普遍性，又应具有简单性。循环经济冠以“循环”，既包含对物质资源周而复始的反复利用，又包含对生态环境尽量少“打扰”的呵护约束，还包含对经济活动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解读，符合简单性命题规范。其他类似经济形态的提法，有的含糊不清(如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有的有定量无定性(如低碳经济)，尚未达到简单而准确的刻度。

(3)系统全面。循环经济以系统为构造，以循环为联系，不仅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地构建起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的经济循环体系，而且将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也纳入其间，形成了由经济、技术、社会、生态四位一体、相互支持和循环发展的层次态结构。其他类似经济的运作机制及其方式，尚未达到这一精致的系统程度。

(4)指向明确。循环经济以物质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人类经济活动不伤及生态平衡和环境净化为阈值，以资源环境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出脱钩为目标。上述三个层次均有具体而明确的指向，可以建构起清晰而完整的核算和评价体系。其他类似经济的核算和评价体系，除了低碳经济之外，尚未达到这一精准的测度。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3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理念；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61-02

由于近几年人类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渐上升，人类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提出了循环经济理念。由此而形成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循环经济法，也是近几年才展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但由于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规范的概念。本文通过与循环经济立法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的比较分析，旨在为完善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提供有利的借鉴和指导。

一、国外循环经济立法分析

1.德国循环经济立法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其循环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这一时期以末端治理为主要目的。当时联邦德国在大城市郊区的居民和商业周边大约共有五万多个垃圾堆放点。这些地方的垃圾长时间累积，无人管理和控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民众的健康受到损害。针对当时的情况，1972年，德国制定了首部有关废弃物处理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确定了关闭垃圾堆放点，建立垃圾填埋场，进行垃圾焚烧的政策。这样做虽然暂时缓解了环境污染和对民众的伤害，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措施只是在废弃物产生之后对其进行末端处置，并未认识到环境污染的根源问题。这是属于末端治理措施。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在这个阶段，由于废弃物积累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国内可以建造填埋场的地方越来越少。这时德国政府意识到，简单地对长期大量积累的垃圾进行末端处置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要从源头解决才能从根本解决。1986年《废物避免与废物管理法》实施，该法提出对废弃物的源头减少和循环利用要优于末端处置，也就是说，对废弃物不再是简单的产生之后再去处理，而是运用减量化和再利用的思想将如何处理废弃物策略提升为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和循环使用策略。这标志着德国治理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策略的新定位，是一种质的提升。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时期，由于本国自身垃圾数量的持续增加和欧共体的指令，德国政府认为需要一部完整的健全的法令遏制废弃物增加数量、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4年，德国颁布了《物质循环与废弃物处置法》。这部法律是德国从废弃物处理方式转向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折点。“它把对废弃物的处理提高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上，把物质闭环流动思想从包装物领域扩展到了所有生产领域，”[1]目的在于改变废弃物处理体系，全方位地彻底地实现提高效率、资源的循环利用。该法已成为德国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

总体来说，德国的循环经济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可分为三个层次，法案、条例、指南。其次，从法律制度角度看，德国循环经济法制定了较健全的制度体系，如押金返还制度、垃圾收费制度、生产者责任组织制度等；最后，在内容上，德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涉及范围全面，不仅包含资源的回收再利用，还包括了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等问题。

2.日本循环经济立法

日本在继德国之后，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但它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日本循环经济立法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由于较大的公害事件频频发生，深受危害的民众和政府对环境问题开始反思，制定了14条相关的公害法，如《公害对策基本法》、《煤烟控制法》等；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公害立法对公害污染有了一定的缓解，再加上1973年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有人提出放宽环境标准，稳定发展经济的想法，循环经济法的制定进入低谷时期；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此时，由于长期受到污染的大气和水质的流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工厂等因素，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国际问题。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1993年日本出台《环境基本法》，成为日本循环经济法的基础大法。第四个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至今。这段时间日本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完成了循环型法律社会的体系，成功转入循环型社会。

具体来说，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分为三个层面：基本法、综合法和专项法。

基本法中《环境基本法》是日本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上位法，是日本实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和依据。该法确立了“对整体环境包括环境污染、原生环境、自然环境等实行保护的法律框架，成为第一个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2]《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是日本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石，处于核心地位。

综合法《废弃物处理法》最初制定于1970年，2001年4月经过修改重新生效。该法明确规定了废弃物的处置方式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在减少废弃物排放中各自的责任。有力地缓和了环境污染、保护了生态安全；《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的前身是1991年制定的《可循环资源利用促进法》，2001年修改更名后生效实施。该法是日本最早提出的一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提出了生产厂商必须遵循3R模式的全过程控制，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

日本法制体系的第三层是专项法，主要有《容器包装物的分类收集和再生利用促进法》、《家电再生利用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食品回收法》、《车辆再生利用法》等，在此，就各法中的内容，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制体系完善且先进。它具有广阔的覆盖面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还具有明确的责任制度，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

3.美国循环经济立法

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与德日两国单行法模式不同。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一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专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混合立法模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美国开始反思之前经济发展导致的工业废弃物、空气污染等问题，并且逐渐开始发展环保观念。美国联邦政府在1976年和1990年分别制定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与《污染防治法》，虽然不是统一的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和要求。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是美国在1976年由美国国会颁布，1986年修订后重新生效。该法总共十章，92条。主要从国会发现的问题、制定该法的政策和目的、管理者权力和职责、具有危害性废物生产者的责任与义务、危害性废物运输者的义务、危害性废物治理、储存、处置设备所有者的权力与义务、政府的财政援助、治理处置危害性废弃物的许可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规定。

《污染防治法》于1990年颁布实施的。全文共9条。该法的核心是对污染物尽可能地实现预防及减排。即减少危害性物品的数量、减少污染物进入污染源；减少对公共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污染物等。虽然这不是全国性的彻底的循环经济专门法，但是也体现了美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与理念。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循环经济的混合式立法模式与德国、日本的单行法的立法模式有较大的区别，它的循环经济法制是通过其他部门法律的相关规定体现出来的，且涉及领域广，如造纸业、家电业、家居用品等行业。另外，《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标志着美国从污染控制走向污染预防，对污染尽可能的实现预防是其循环经济理念的基本政策。最后，美国循环经济法制体系还具有很多创新性，如率先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内部和相互之间通力合作的有效机制、排污权交易许可制度等。这些特点值得各国发展循环经济法制体系的学习与借鉴。

二、中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分析

1.立法背景的比较

德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早、发展程度高，但资源相对匮乏。为了解决工业发展中资源短缺问题，他们提高了对废弃物的处理技术，从中获得再生资源以达到供给工业发展、减少资源消耗的目的。由此引入循环经济措施和循环经济立法理念。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在自由贸易和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日本逐渐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高消耗经济模式。在这种高消耗模式的背景下，由于日本自身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严重匮乏的客观现实，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危害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日本公民的健康和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民众的极度不满和政府的重视和反思。基于这些历史背景，所以同德国一样，日本也是发展循环经济较早的国家之一。

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开始反思之前经济发展导致的工业废弃物、空气污染等问题，并且逐渐开始发展环保观念。

综上所述，国外由于工业化发展较早，其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进步的阶段上，并且通过早期的末端控制，环境污染的矛盾已经步入缓和之势。因此，它们的循环经济立法背景及目的，更多的是表现在对资源的高效率利用及对社会废弃物解决方式的思路上。

反观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各项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和能源的高投入、低利用和高消耗的基础上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因此，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和意图与国外有着较大的区别和不同。

2.立法理念的比较

德、日、美三国循环经济立法制度的转变共同表明了他们立法理念的转变。比较而言，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理念，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预防”的渐进过程。方向由“如何处理废弃物”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了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高消耗经济模式，提出了“环境立国”的立法理念。并将其治理的重点放在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和家电的循环利用的方面，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美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思想，但是其内在的制度技术都是比较完备的，如清洁生产、绿色设计、环境保护等。只是没有将它们统一纳入循环经济的理念之下。美国还提出了用源头预防的政策取代末端治理的控制方式。所以，从循环经济立法理念上说，美国与德国相似，更多地体现在源头预防的思想上。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提出了资源综合利用的思想，到80年代开始参与并实施了联合国的清洁生产计划；2002年对清洁生产做出了比较全面科学的规范；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方向。2009年1月1日正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中表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并不是简单的意味着资源机械式的回收再利用，节约资源也不是指为了达到减少资源消耗而减缓发展速度，而更注重强调技术层面的提高，即通过循环经济的技术优势，在既能满足现在人们的需求与社会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又能控制资源消费量，实现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3.立法模式的比较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法制水平、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以及立法技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等因素，各国的立法模式也不尽相同。德国和日本以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为代表。单行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或授权机关颁布专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德国的单行法主要分为法案、条例和指南三个层面。日本则分为基本法、综合法和专项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通过政府授权，通过明确统一的法律层次及体系，依法行使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可以有效地避免各个行政机关或地区处于自身利益而脱离立法者的本意。以美国为代表的混合式立法是指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部统一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其法律规定都只是散落在各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中。但其涉及领域较广，如造纸业、家电业、家居用品等行业。

我国循环经济应当遵循的立法模式，目前还处于较大的争议和广泛的研究下。除了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外，目前仅有少数层次较低、内容较简单的条例与规定，并且内容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因此，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单行法制，以基本法为上位法，在其统一的法律准则下建立分类详细的法律体系，是符合我国本国国情且值得借鉴的模式选择。

综上所述，通过对德、法、美循环经济立法背景、理念、模式的比较，从立法理念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制体系的理念和目标都在一步一步走向进步与完善。对于我国，必须依据我国实际情况的同时打开思路，不断发展和改进理念与目标。从基本法的高度定位可持续发展原则，走循环经济道路，放弃以往末端治理的高成本策略，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放在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中；从立法模式角度分析，依据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的体系和结构的经验，对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模式而言，应该具有一部基础的统领性的法律总则，然后再针对不同领域设立综合法和专项法，使各个法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孙佑海，张蕾，等.中国循环经济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杜群.日本环境基本法的历史发展及我国对其的借鉴[J].比较法研究，2002（4）.

[3]乔刚.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循环经济立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陶伦康.循环经济立法理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4篇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为传统的单向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直线式过程。这意味着人们创造的产品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越多，对地球资源与环境的负面影响也越大。其二，为新型的循环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过程。它克服了上述传统增长方式的负面影响。这种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是4R，即:(1)减量化(Reduce)。即在生产或服务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率。例如，欧盟计划2010年把汽车的燃料使用效率提高22.8%，CO2排放量降低20%。(2)再利用(Reuse)。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产品陈旧后经修复、改造继续利用，延长其寿命周期；其二，是以废弃物作为原料生产新的产品。例则，利用发电厂排放的粉煤灰加工建材产品;又如，用生活垃圾发电等。(3)再循环(Recycle)。即使报废的物资经过加工变成新物资，循环使用。例如，把废纸、废钢、废玻璃、废塑料加工成新的纸张、钢材、玻璃和塑料，重复利用。(4)再制造(Remanufacture)。即利用高新技术，把设备的失效零件修复，达到设计的性能标准，重新装配成设备进行使或出售，减少对新材料的消耗。循环经济在微观上要求企业重视节能降耗，实现再利用和再创造;在宏观上则要对社会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使之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事实将证明，循环经济是在新形势下发展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2.循环经济的产生

循环经济理念的产生与发展，是人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和提高认识的结果。回顾历史，从世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付出了巨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就描述了杀虫亮剂的诞生对社会环境与生物的危害。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凸显了经济增长与能源短缺的矛盾，引起人们的深思。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起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调研报告，警告世人：如果我们不节制对资源的任意挥霍，人类社会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终于认识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87年，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并阐明其涵义。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号召世界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已在4个层面上展开：(1)企业内部的循环利用。即减少物料的消耗，减少废物的排放；(2)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即把不同企业联络起来共同发展，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料能成为其他企业的能源或原料;(3)建立社会化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4)建立社会循环经济体系。

3、循环经济与设备工程的联系

众所周知，各种设备都是由各种材料加工制作的零件组装而成。而各种零件的制造要消耗大量金属和非金属材料以及多种能源。同时，设备在使用中还要消耗能源、更换备件、消耗辅料等多种维持性投入因此，从设备制造运行修理、改造报废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传统的单向的经营行为。按照新的观念，我们应把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以及保护环境的各种措施，应用于设备工程的各个环节，把设备工程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值得重视，并认真研究、实施。

(1)在设备设计、制造阶段。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设计、制造各种零件，改善结构、减小零件尺寸，采用无切削或少切削加工，提高零件的使用寿命等措施。

(2)在设备运行阶段。注意合理使用，加强维护，防止零件产生断裂、变形、磨损和腐蚀等失效现象，在修理设备时，应尽量应用各种修复性技术，恢复零件的几何尺寸与性能，减少备件消耗。在改造设备时，使设备运行安全性、节能性和环保性得以提高。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5篇

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6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循环经济法）。循环经济法的颁布旨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的强制执行，我国的循环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知道，会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左右着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反过来，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行又反作用于客观经济。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传统会计的基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迫切需要产生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的会计理论。在此大背景下，国内会计学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循环经济会计“这一新兴会计的学科。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会计学术界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多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笔者发现目前国内会计学界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研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理论，这与我国目前循环经济所处的发展有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站在循环经济的角度试图从新定义会计的概念、目标、对象、基本前提、基本原则的等内容。通过以下与传统会计的基本理论的对比分析，本文试图归纳出具有代表意义的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理论。

二、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基础理论对比分析

会计的基本理论主要由“本质、目标、对象、假设、基本原则”等五个方面构成。下面笔者将就以上五个方面逐一对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进行对比分析。下面笔者将就以上五个方面逐一对传统会计与循环经济会计进行对比分析。

1.“本质”方面。传统会计认为会计是一种工具，负责管理企业等经济主体间的经济活动。而从循环经济角度看，笔者认为其会计本质任然是一种工具。只是要把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清洁生产等因素考虑在内。

2.“目标”方面。从目标角度看，传统会计认为：会计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记录，为企业的内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相关信息。而从循环经济角度，笔者认为其会计目标是在“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角度，提高经济效益。除上述基本目标外，还应该包括具体目标，如：向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情况，回收利用废弃资源的效率，原材料中包含的可再生资源比例等。

3.“对象”方面。从“对象”角度分析，传统会计认为其对象主要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能以货币表现的资金及其资金运动。而从循环经济角度，不能仅仅考虑资金运动，还要考虑除资金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废弃物回收利用数量，减少利用的资源数量、生态环境的友好程度等。

4.基本假设。传统会计的基本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四项。

（1）“主体”方面。传统会计认为，会计主体应从会计服务的空间对象考虑，一般指特定的企业或者会计报告主体。至于循环经济会计，笔者认为其主体应是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资源密集型企业。因为该类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大，生产过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较大。

（2）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至于“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这两个基本假设，循环经济会计也同样需要考虑。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考虑的都是永久经营的企业。

（3）货币计量。传统会计主要以货币作为核算单位，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生态资源的破坏程度，如企业周围水资源的污染程度，河水里的鱼虾死亡程度，植被的破坏程度都是很难用货币进行可靠计量的。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复合计量方法。

除了传统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外，笔者认为还应该包括自然资源短缺假设，生态环境短期难以恢复假设等。

5.基本原则。传统会计基本原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会计确认、计量的原则；二是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等基本原则。对于循环经济会计，笔者认为还应该包括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原则，生态环境相关原则等。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7篇

1.1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比较迅速，但技术水平仍须改进和提高

再生资源的本质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在人类进行开发和利用报废之后，还可以再次回收加工的物质资源。包括的内容很多，如报废的有色金属合金、塑料、橡胶、纸张等，都属于再生资源。总的来看，我国企业目前对这一类再生资源的回收应用发展是较快的。首先，我国有关部门对再生资源保护的宣传比较多，从思想上对再生资源的重视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我国对有些再生资源的利用比较到位，而且经济投资和生产成本的投资都控制得比较低，这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重要的理论依据。最后，我国对不可再生资源进行的开发和保护工作，从侧面上促进了再生资源的利用。所以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再生资源的发展情况较为迅速，然而关键技术仍需要改进和提高。

1.2企业循环经济理念构成较早，但是企业循环经济体系并没有完美构建

我国对企业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比较早的，然而仅仅以最单一的形式进行表现，就是对日常生活废气物的再利用。而且对于这种简单的企业循环经济理念依然没有合适的体系与制度予以保障。所以从根本上讲，我国的企业循环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来说，我国应该从两个层面加强对企业循环经济的重视程度：一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资源的保护；二是对清洁能源的开发。这两点是利用高科技技术为企业循环经济指明具体道路。

2企业循环经济体系的具体构建方式分析

我国对企业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比较早的，上文中已经提到，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来说，我国应该从两个层面加强对企业循环经济的重视程度：一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资源的保护；二是对清洁能源的开发。然而事实上在企业循环经济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仍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表面入手；二是从深层根本问题入手。下面，笔者就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具体论述企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方式。

2.1解决表面问题的具体方法

所谓表面问题，也就是对资源的再利用以及对废弃物的回收。这种问题构成了企业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模式，因为企业循环经济是处于一种循环流动状态下的经济模式。首先，需要有经济模式，也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需要有循环模式，也就是对消费后的废弃物进行重新回收与应用。所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体系需要解决的表面问题就应该从回收出发。

2.2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循环经济的利用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循环经济的利用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加强对企业循环经济的重视程度，一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资源的保护，二是对清洁能源的开发。我国应该对一部分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采用消极保护策略，规定不允许开发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样的政策能促进我国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速度。我国对清洁能源的开发本身就是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就是对循环经济的极大促进。所以从根本上促进企业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是需要依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清洁能源的开发来进行。随着企业环保意识和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增强，企业循环经济的主要研究方向已经慢慢发生转化和调整，使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趋向于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向。所以笔者认为，企业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方向，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而保护自然资源和开发清洁能源又是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3我国对企业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分析

我国对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的政策支持，为企业循环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鼓励。上文中已经介绍，我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我国对企业循环经济应当更加重视，在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方面要鼓励企业进行节省与环保使用。具体说来，我国对企业循环经济颁布的支持政策主要分为资源开采的价格政策、资源的使用政策，以及清洁能源的开发政策等。笔者就这三个主要政策对企业循环经济的支持予以分析和研究。

3.1资源开采时的政策

我国一直以来都使用资源低价政策，资源的价值是不能体现产权以及生态价值的。而且我国对矿产资源的补偿费用比较低，所以一般采用资源低价的政策进行承包式的资源开发。然而，如果对企业循环经济加以支持，需要我国对资源的开采加以放权，将矿产资源的利用交给拥有高科技技术的企业，那么企业就会在矿产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研究上应用相应的高科技技术。拥有了高科技技术开发企业，就可以促进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和成型。

3.2能源利用的价格政策

能源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能源的价格高低。所以国家对能源价格的调控是对能源利用率的调控方法。利用价格优势确定能源利用率的不同，然后根据利用率调整对企业的管理力度，这一政策能从侧面促进企业对循环经济理念的创新和应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由于我国对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宣传得比较多，从思想上对再生资源的重视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我国对有些再生资源的利用率比较重视，而且经济投资和生产成本的投资都进行必要的研究，让这些再生资源的价格更加具有优势，这是我国对再生资源利用的价格政策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3.3清洁能源的开发政策

我国对清洁能源的开发本身就是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又是对企业循环经济理念理解的具体表现。总的来说，就是投资新型环保科技，以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多种能源为主要开发对象，避免传统资源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也能对传统资源的节约作出贡献。清洁能源的开发是我国未来能源开发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企业循环经济建立的主要实践基础，更是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要推动力量。

4结合具体实例论述企业循环经济体系的基本意义

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某些角度上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具体衡量标准。所以就理论上来说，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是具有较大意义的。根据笔者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意义应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二是人文发展方面的意义；第三就是环境保护的意义。下面，笔者就这三点进行具体的论述。

4.1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

企业循环经济本身是满足了市场经济的需求，是对市场发展的促进和支持。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也正是将科技创新产品推向市场，才得到足够的资金用来支持企业循环经济科技的研发。同时，利用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经济模式可以完成对市场的调控，将商品分为不同的等级，也让市场得到有序的发展。同时，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地域的划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比如以前科技发展较快的地区几乎都在沿海地区，企业循环经济发展重视的地区也主要在沿海地区。所以企业循环经济的推广让科技成果为地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4.2人文方面的意义

人文方面主要是从精神层面与教育层面说起。首先，从精神层面来说，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对探索追求精神的鼓励和肯定，也是对科技研究人员的肯定。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更加促进了环保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为人们的生活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教育层面来说，对企业循环经济的肯定能极大促进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渴望，是宣传环境保护的有力措施，同时，科技研发机构与市场经济机构的有力融合可让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伤害环境，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明确的道路和人文意义。

4.3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以企业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理念是对环境保护作用最大的理念之一。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从多个方面要求大众和企业管理人员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和应用。要求企业应当从资源的循环利用出发，提供各种低碳发展的措施和方法，为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方便，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政府从科技上提出节能减排的政策。具体的说，就是投资新型环保科技，以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多种能源为主要开发对象，避免温室气体的排放对环境造成危害。所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真正地运用于企业的发展之中。

5结语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8篇

循环经济的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虽早已提出，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更加显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思想。总书记在2003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以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努力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1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等一系列文件和“十一五”规划也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基本方略。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

循环经济的内涵

关于循环经济的概念，我国学术理论界基本采纳国外的定义作为基本概念，大多把“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作为定义循环经济的关键词。 对循环经济概念评述，学术理论界许多专家都用心研究。如在毛如柏、冯之浚主编的《论循环经济》一书中，把许多作者对循环经济的定义进行了总结分析。张思锋等人在“对我国循环经济研究若干观点的述评”一文中，对国内2002年前文献中关于循环经济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述。高姜在其“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分析”论文中，较全面地总结了可能收集到的文献中的定义，并进行了简评。李兆前和齐建国先生在《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一文中，总结出循环经济的十种定义，并划分出了三种类型。周宏春先生在其《循环经济学》一书中从资源综合利用的角度、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从技术范式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从经济形态和增长方式的角度五个角度界定循环经济的概念。 综观学术理论界的观点，对循环经济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有：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会长、原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先生在其《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一文中指出：“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这一定义强调了物质闭环流动、经济形态、生态经济等内涵，要求按照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技术规律、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弃物处理过程，将现行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式经济系统，转化为“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的闭环式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再循环使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先生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杨春平、高梁、李振京先生认为这一定义是迄今为止最接近循环经济本质、最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概念。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冯之浚先生在其《论循环经济》一文中指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也可称为资源循环型经济。”该定义强调循环经济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吴季松先生在其《新循环经济学》中提出：“循环经济可以定义为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自然生态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的经济。” 该定义强调循环经济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与环境保护相联系的经济。

综合上述定义，笔者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资源节约型经济，是指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节约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流程，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促进人类经济活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经济。这一定义指出了循环经济的本质、规律、核心、原则、流程、特征和宗旨。

第一，循环经济本质上是资源节约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是实现跨越式的高技术含量、高质量、高效益、低物耗、低能耗、低水耗、低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节约型经济相对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循环经济的规律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第三，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节约利用为核心。循环经济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先进经济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节约利用为核心，其中高效利用、循环利用属于技术范畴，节约利用属于意识范畴。

第四，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灵魂和核心，每一个原则对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资源化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

第五，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流程发展。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有三种模式：传统模式、“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传统模式不考虑环境因素，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治理成本畸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循环经济模式要求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节约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促进人类经济活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其本质上是资源节约型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友好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第六，循环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

第七，循环经济的宗旨是促进人类经济活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是：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我们要求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才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循环经济与科学发展观

从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看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

（一）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人谋福利。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全局性、深远性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所遵循的根本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到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基本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和内涵，是指导我们认识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资源节约型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为“循环经济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提供了依据。

第三，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提供了依据。

第四，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为“循环经济的宗旨是促进人类经济活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五，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

简述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第9篇

[关键词]经济社会；成本；化解

一、问题和意义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

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用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

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三)组织生态及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