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1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收入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匮乏是我国新十年扶贫攻坚面临的重要挑战，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较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会更高。因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使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真正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实现由“外部推动式”发展向“内部自生式”发展的转变。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2篇

〔关键词〕产业转型；就业机会；人力资本；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5006206

一、引言

产业转型是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由失去竞争优势的成熟产业或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或成长产业转移的过程[1]。在产业结构理论中，“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进而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开始上升。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凌文昌和邓伟根[2]指出，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质量随产业转型速度的加快而呈上升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亟需进行产业转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金碚等[3]认为尽管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存在大的失衡，但中国产业结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具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增长质量，使产业升级由东部向西部推进，形成梯度转移。指出，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4]，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面对传统优势减弱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迫切需要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提出，尽管中国已被划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中国产业结构却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段，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后半程中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重大的战略转型。

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要依赖于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明确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二是在职培训，包括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三是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由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五是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5]。李建民[6]指出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能够提高人力资本自身及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不仅能够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阶段具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明塞尔、舒尔茨和贝克尔。明塞尔[7]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他将人力资本与失业、经济增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好的就业稳定性及更低的失业率；同时，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结果，人力资本增长会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而提高总产出，而物质资本增长也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增长。舒尔茨[8]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定量研究，他认为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9]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并系统分析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在人力资本发展的第二阶段，Lucas等人在舒尔茨、贝克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并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ucas [10]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模型，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并得出了与舒尔茨和明塞尔相一致的结论，即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国内学者代谦和别朝霞[11]通过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的关系。他们指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本积累，其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王金营[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1978—1998年经济增长有169%来自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指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中国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源动力。黄文正[13]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投入于经济活动的结果。他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和提高教育水平是实现产业转型的根本途径。

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而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深入细致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致力于研究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指正规学校教育投资，本文假设由于个体差异导致非正规教育在产业转型中产生的影响相互抵销。本文首先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当前中国产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其次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最后将实证结果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相结合，提出“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

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及问题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10年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力度，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进一步确立“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本文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现状，相关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

1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规模

中国教育投资资金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及事业收入（包括学杂费）。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是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的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总投资从

4 63766亿元增长到19 56185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体，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2001—2005年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增长要快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2006—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增长快于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

对三级教育（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的投资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主要方向，2007—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0年三级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80%以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及普通高校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中学的投资比重最近两年稳定在620%以上。

根据2001—2011年普通高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普通小学的招生情况可以看出，在普通中学招生人数基本上逐年减少的趋势下，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68150万人，是2001年的254倍；职业中学招生情况变化不大。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同类型教育上的分配比重基本稳定，但由于普通高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减少的，普通高校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下降的；而职业中学招生规模变化不大，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增加的，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

3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水平

国际上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水平，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001—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很快，到2010年这一比重增加至365%，相对于2001年高出086个百分点。而2012年这一比重达到4%，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预期发展目标。

尽管纵向比较来看，中国教育投资水平显著提高，但在与国际横向比较中，中国教育投资明显不足。2000年世界公共教育投资比重的平均水平已达到450%，发达国家高居530%，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0%，而截至2010年中国仍与450%存在很大差距[14]。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课题的部分调研数据。该调研自2012年6月开始到2012年9月结束，历时3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在产业转型中的努力和表现，研究影响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本次调研范围很广，遍布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华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涉及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IT业和采矿业等十余种行业。调研对象分别是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共发放政府问卷127份、企业问卷241份和企业职工问卷4 495份，由于本次调研问卷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发放，对有问题的受访者能做到及时解答，因此，问卷效率很高，分别达到100%、100%和9670%。本文根据企业职工调研数据来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

调研收回的4 346份企业职工问卷中，有667份的受访者所在的企业有产业转型的计划或行动（简称为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本文在研究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时，使用该667份调研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企业的产业转型情况统计和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的区域分布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与就业机会的相关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当性别、从事当前工作年限、年龄和区域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时，学历与就业机会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12。表5反映了企业职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越高，在产业转型中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实证研究分两部分进行：

首先，将学历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从整体上分析在产业转型中学历对就业的重要影响，构建模型（1）。

其次，将学历分解为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比较在产业转型中不同教育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构建模型（2）。

表7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式（2）中只有本科学历（edg）、硕士及以上学历（eds）和从事现有工作年限（per）三个变量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显著的。产业转型中，高等教育对就业机会的积极作用凸显，具有本科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184倍，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242倍，而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并没有在就业机会上表现出优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过度的过程中，经济中简单劳动的使用量相应减少，资本和技术的使用量增加，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在经济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是决定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成功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一致，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是产业转型时期增加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因素，高等教育学历在产业转型中作用凸显。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显著高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明显高于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这意味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具有强烈要求。然而，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普通高校教育投资水平呈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在三级教育的分配比重稳定，但由于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减少的。

此外，在产业转型时期，尽管国家财政对职业教育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投资水平上升，但具有该学历的劳动者并未表现出就业优势，这意味着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职业教育（中、高等）投资没有明显要求。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贡献确实不大；二是由于职业教育资源不足或配置错误，导致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无法积极地适应产业转型。经济社会生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和技能型人才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并输送的，这些人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个原因是不正确的。因此，本文认为，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错误是具有职业教育学历的劳动者没有在产业转型中表现出就业优势的主要原因。

总之，当前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的要求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不匹配，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此外，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巩固“优先发展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地位，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增加高等教育投资水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规划中，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完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和布局，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3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收入差距；教育培训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达到1.17亿。一方面，针对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别无选择，只能转移到城市谋生，而为了增加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必须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社会经济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是地区差异、工资、选择工作方式的差异、失业率、城市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性别。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的聚集倾向。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日益增加，最终这将会缩小甚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它还将建立具有中国的特点“双重劳动劳动和就业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在2006年，蔡昉认为使用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条件，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现状。

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资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和培训经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开发他们的选择就业和目标的能力。建立培训、学习、评估、认证、诱导等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就业证书系统考察，这应该贯穿整个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07）.

[2]邓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J].经济研究，2007（04）.

[3]王德文蔡昉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04).

[4]孙文凯路江涌白重恩.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J].经济研究，2007（08）.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4篇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对于青少年而言，劳动能力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其生活自理和将来从事某一职业自食其力的重要基础。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态度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是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关于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高分低能”、劳动能力薄弱甚至不会生活自理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深入学习贯彻有关“三爱”的谈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部2013年9月了《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创造有效形式、形成长效机制”，将“三爱”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开展“三爱”教育需要掌握学生“三爱”的基本现状。小学阶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阶段，那么，当前小学生是否热爱劳动呢？小学生的劳动技能状况到底如何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专项调查，以期为家庭与学校开展劳动技能教育，深化国家课程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采用自编《小学生劳动技能调查问卷》，经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除学生基本情况外，包含劳动态度、劳动机会、劳动知识与技能和劳动品质四个维度，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与社区劳动四个方面，劳动品质维度则以学校劳动中较为典型的值日情境为内容进行设计。在样本选择方面，考虑东中西地区分布，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六个省（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3～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681份，回收有效问卷1656份，有效率98.5%。有效被试中，男生841人，女生778人（其中有37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地区学生1105人，乡镇地区学生551人。此外，三、四、五、六年级有效被试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4%、27.7%、32.4%和17.5%，问卷题型以封闭式回答为主，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良好

小学生是否爱劳动呢？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小学生认同“劳动光荣”和“劳动重要”，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八成小学生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较强，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上是良好的。本研究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包括小学生的劳动喜好和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看法。首先，在劳动观念方面，九成小学生觉得劳动光荣（91%）、掌握劳动本领重要（90%）；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72%）（见图1）；其次，在劳动喜好方面：在自理劳动方面，六成小学生喜欢洗自己的袜子（62%）；在家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家拖地（72%）；在学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学校做值日；在社区劳动方面，如果有机会，近七成学生喜欢参加社区里的义务劳动（68%）。这表明，当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积极的劳动态度为其形成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还有两成小学生虽认为劳动光荣，可是自我报告并不热爱劳动。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关系，需要循序渐进引导，不能操之过急。

调研还发现，小学生在劳动活动中的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总体上也比较突出。为了解小学生的劳动品质状况，本调查以在学校值日为典型情境，分别设计了三个问题，考察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助人品质、责任心及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首先，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生病没上学，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选择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替同学做值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12%的同学选择了“找别的同学来帮忙”；7%的同学选择了“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次，在回答“如果你不是值日生，但是有值日生请你帮忙做值日，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77%的学生选择了“不管是谁请，都会热情去帮助”，表现出良好的助人品质；11%的学生选择了“如果这位同学帮助过自己，就帮助他”；6%的学生选择了“如果喜欢这位同学，就会去帮忙”；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最后，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去操场玩耍而没有值日，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0%的学生选择了“坚持独自做完值日”；47%的学生选择了“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1%的同学选择了“自己也去玩，不值日了”，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在完成小组值日任务时，五成同学不会被其他人的缺席干扰，表示会坚持完成任务。另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这表明这部分同学考虑到了管理、监督和提醒不完成任务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

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是否充足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其中，传统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围绕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包括值日和手工劳动）和社区劳动，本次调研设计了部分劳动机会问题对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自理及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和社区劳动几方面共有22个项目。小学生“经常”参与比例达到与超过六成的项目仅有4项。此外，半数以下的小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参与的项目有15项。可见，小学生劳动机会总体上是缺乏的，而且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相较而言，小学生在学校值日的机会、自理及家务劳动机会多于其手工劳动机会和社区劳动机会。（见图2）

小学生整体劳动机会缺乏，这与长期以来劳动技术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关系。同时，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科成绩，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孩子们自理劳动及参与家务劳动的机会有关系。

（三）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

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小学生对贴近生活且技能简单的劳动技能掌握较好，如会独立扫地、拖地、整理房间的学生接近或超过了90%，而对与自身生活联系不太紧密或技能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设备与工具、同时涉及安全问题的技能，如切菜炒菜、使用针线及缝纫机、十字绣等技能，掌握状况不佳。例如，66%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手工，64%的学生会用螺丝刀拧东西，54%的学生会用针线缝沙包，50%的学生会用针线钉扣子，而会编一些中国结、使用缝纫机及做一些十字绣的学生不足30%。（见图3）

此外，与小学生的自评状况相比较，实际技能掌握状况并不乐观。例如，91%的学生自我报告会独立拖地，但仅有44%的小学生将拖地步骤正确排序。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受到阅读能力的限制，知道怎样做但没能正确排序，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注意，会拖地和能把地拖干净也有差距。“会”说明其基本知道相关劳动常识，但不等同于完全掌握该项劳动技能。因此，不能简单将小学生自我报告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等同于其真实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四）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

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女生的劳动技能好于男生，城区学生的劳动技能好于乡镇地区的学生。本研究选取了小学生自评问卷的第三部分“以下事情你会做吗”，即劳动技能自我报告部分，将20道题目的选项赋分，“会，可以独立做”赋3分，“需要大人协助”赋2分，“完全不会”赋1分。赋分后将各题目得分加总，即为小学生劳动技能得分。以城乡、性别为自变量，进一步考察了部分影响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因素。

1.城区优于乡镇。调研以小学生家庭来源（城区、乡镇）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显著优于乡镇地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城区平均数54.82，标准差7.66，标准误0.23；乡镇平均数51.72，标准差7.47，标准误0.32；T值为7.807***，***p

2.女生高于男生。调研以小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劳动技能显著高于男生的劳动技能（男生均数52.33，标准差8.06，标准误0.28；女生均数55.31，标准差7.04，标准误0.25；T值为-7.933***，***p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引导家长放手还孩子劳动的机会

调研发现，小学生的整体劳动机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家务劳动、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我们的孩子知道劳动光荣，知道掌握劳动本领重要，但是参与劳动的机会却太少，真正掌握的劳动技能也不足。目前，不少家庭存在剥夺孩子劳动机会的现象，当孩子们主动选择做家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壁。调研访谈中有孩子们反映，当自己兴致勃勃想学十字绣、编中国结的时候，家长往往是婉言劝阻而让孩子们去学特长班或者英语、奥数班，这就自然减少了孩子们体验与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长久下去，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仍然不能自理就积重难返了。因此，学校有责任做好家长的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家长明确劳动重要的观念，把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和劳动技能置于孩子全面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高度；二是引导家长及早放手，把收拾书包、整理房间、洗衣做饭等日常劳动机会适时还给孩子，在生活中养成孩子勤于劳动的习惯。同时通过小步子、多循环、及时表扬的方式教孩子逐渐学会相关劳动技能。

（二）开发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小学阶段劳动技术教育缺乏的现象客观存在。无论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乃至拔尖创新人才，都应以加强中小学生职业陶冶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基本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学校教育首先要从立德树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劳动技术教育，其次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探索新时期小学生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在开发劳动课程内容时可结合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即各学段各年级的劳动课内容要与各年龄段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二是生活化，即在劳动相关课程中体现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三是因校制宜，即在国家和地方课程基础之上，结合城乡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将某些劳动技术教育项目如串珠、编中国结、茶艺、刺绣、蔬菜种植、果园劳动等开发为校本教材。当然，学校还要结合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和开展劳动技术教育，配备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材料以及劳动技能教育专兼职教师，并保证适当的劳动技术教育课时。

（三）探索学生劳动品质与技能形成的有效途径

在劳动技能教学中，教师的示范、讲解与学生的自主体验有机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学校的实践经验表明，结合学生年龄特点积极开展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见习与模拟以及利用手工制作、产品推介、养殖种植等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劳动热情，并使学生体验运用自己的劳动技术和本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当然，一些学校通过组织班级、年级和校级“劳动技能小能手”“值日明星”等技能大赛和评比，在活动中及时表扬爱劳动的孩子，并注意在劳动课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等品质的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5篇

关键词：代际收入流动；收入不平等；InterP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014-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收入差距也呈日益扩大的趋势。这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诸多学者从多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现有研究大多从城乡间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成因加以分解并考察，缺乏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对于同一家庭内部不同代人之间收入差距（即代际收入流动）的深入研究。所谓代际收入流动，反映的是子辈收入受父辈收入影响的程度，一般通过代际收入弹性来加以测度，代际收入弹性越高，表明一个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越低，机会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从微观动态视角分析代际收入流动状况，研究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考察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诠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从而制定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代际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一是借助相关社会学理论，从职业、教育等层面考察了代际社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Boudon和 Raymond，1974；Clancy，1997；Blanden，J.et al.，2001；Dan Andrews和Andrew Leigh，2009）。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通过构建代际流动的经济分析模型，测度不同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分析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开展代际收入流动的国别比较，考察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Solon，1992；Becker，1993；Bowles和Giniis，2002；Corak，Miles，2013）。目前，国内也有少数学者对于中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问题给予了关注，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不同时期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程度的测算上。例如，王海港（2005）利用中国社科院“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子辈收入对数对父辈收入对数的回归方程，测度了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谢勇（2006）研究认为，父辈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其在子辈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从而导致子辈收入的不平等，形成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郭从斌和闵维方（2007）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数据，考察了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韩军辉（2009）利用CHNS数据，通过分层线性结构模型，研究了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状况。方鸣和应瑞瑶（2010）利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测算了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通过细致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测度代际收入弹性考察了不同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状况，鲜见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研究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互动关系的相关文献。基于此，本研究利用CHNS数据，在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来罗那大学Chapel Hill分校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于1989、1991、1993、1997、2000、2004和2006年所做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变以及国家性和地方性政策对中国居民健康、营养的影响。由于该项调查中涵盖了诸如家庭的基本情况、家庭和个人的收入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家庭和个体信息，从而被广泛运用于各类不同的研究领域。本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将数据中的城镇和农村居民进行父辈与子辈间相互匹配，仅保留年龄在18岁以上，已经离开学校且有工作的样本。同时考虑到CHNS数据存在调查样本的变动问题，样本的流入和流出并非随机，本文将数据样本划分为1989―1993年，1991―1997年，1993―2000年，1997―2004年，2000―2006年5个时期，每时期包含7个省份（由于辽宁省和黑龙江省个别时期的样本数据缺失，所以将其剔除）。

二、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估计模型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微观动态视角诠释现阶段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同时考虑到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双向因果关系，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方法，同时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反馈机制。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iniit=f（elasticityit+tradeit+eduit） （1）

elasticityit=f（giniit+incmit+financeit+ruralemit） （2）

其中，giniit反映t地区i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elasticityit表示t地区i时期的代际收入弹性。trade表示开放程度，通过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加以衡量，edu表示人均受教育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incm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年均增长率，ruralem表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利用城镇单位中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加以测算，finance表示政府公共支出，通过政府科教文卫事业的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在方程（1）中，除考虑代际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外，我们还考虑了开放程度、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程（2）考察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科教文卫公共支出、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等的影响。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代际收入弹性elasticity和收入不平等程度gini数据是通过CHNS数据测算所得，其余面板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并根据1989―1993年，1991―1997年，1993―2000年，1997―2004年，2000―2006年五个时期分别取平均值。同时为了消除回归中的异方差问题，所有的数据均采用对数值。

（二）代际收入流动性测算

借鉴现有的相关研究，考虑到样本调查时期较短，无法获取父辈与子辈的持久性收入，从而可能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的向下偏误，本文首先采用收入均值法获得父辈和子辈的持久性收入的变量，同时结合工具变量法，选择父辈的职业特征与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测算各时期分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对于全部样本，计算所得的各时期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560、0.4951、0.4754、0.5016、0.5144，即父辈的年收入每提高1%，子女的年收入将增加0.5%左右，父辈收入对于子女的收入有着较大的影响，说明中国居民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同时从时间上看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恶化趋势。分地区考察发现，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值要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处于深化改革和加速转型时期的中国，在传统的制度和体制框架被打破的同时，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和阶层间利益关系的扭曲，代际传递性明显增强。

（三）实证分析结果

在估计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采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即首先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模型中的两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再对系统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实证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在收入不平等方程中，代际收入弹性的系数为0.370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代际收入弹性对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代际收入弹性每提高1%，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0.3707%。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较之于低收入家庭，由于高收入的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时所面临的资本约束较小，而且可以为其子辈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或直接给予财政支持，父辈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会影响子辈的受教育状况和职业的选择，子辈间可能出现教育的分化和职业的分化，从而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其次，在代际收入流动性方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估计系数为0.411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对代际收入弹性也有着正向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1%，代际收入弹性上升0.411 8%，也即代际收入流动性降低0.411 8%，说明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Becker（1993）的研究结论。在我国，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更易成为受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群体，导致子辈对于收入均值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

另外，在收入不平等方程中，受教育水平edu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现有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反映了受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的正相关关系。开放程度trade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了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代际收入流动性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上升，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变量ruralem与代际收入弹性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就业壁垒的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健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单位就业，从而提高了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同样政府公共支出系数finance为-0.093，但不显著，说明政府科教文卫公共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代际收入弹性，在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本文利用CHNS数据，测度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并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而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

为了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政府要重视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特别是要通过制定完善教育政策，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增加贫困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重视教育所具有的促进代际收入公平的社会功能，使得贫困弱势人群能够实现上升性的社会流动。（2）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对称程度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 Corak，Miles.Income In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3，27（3）.

[2] Solon，G.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

[3] 方鸣，应瑞瑶.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

[4] 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教育研究，2007，（5）.

[5] 韩军辉.关于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0）.

[6] 王海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经济科学，2005，（2）.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6篇

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研究综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对于农民工的称谓多种多样，例如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等。农民工一词最早由张雨林教授于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提出，随后被广泛使用。多数学者认为，相对于其他称谓，农民工一词可以更好地涵盖这一群体。学者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从身份与职业角度来进行。许经勇、曾芬钰认为，所谓农民工，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其农民身份还没有或未能得以转换又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乃至居住生活。贺汉魂、皮修平指出，农民工指的是那些在城市中从事工业活动但保留农民身份的人。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刘小年在对各种农民工称谓的缺陷进行分析后指出，农民工就是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经由农村流向城市的、那一群在职业与身份上的农民与工人的奇妙结合体。赵曼、刘鑫宏认为，农民工是以农民的社会身份承担产业工人职能的流动性劳动群体。从政府部门角度来看，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指出：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二)人力资本、农民工人力资本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物质资本论，将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也视为一种资本，自其产生以来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期间，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做出了解释。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所构成的资本~Is3我国学者李建民将人力资本分为两个层次：从个体角度，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之和;从群体角度，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每一个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在对各种人力资本概念进行分析后，兰玉杰指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之中，投入到生产中的知识、技术、能力、健康、个性、内驱力和努力程度等因素的价值总和，它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存量。它以劳动者的异质性为前提，反映了人的观念、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要素的稀缺性以及相应的市场供求关系。就现有研究来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对象集中在企业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企业员工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研究却有待加强。在明晰人力资本概念的基础上，作为人力资本属概念之一的农民工人力资本，认为是指体现在农民工身上的、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对农民工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自身素质、心理素质、能力素质等有价值因素的存量。根据农民工人力资本功能与性质的不同，进一步将其分为就业型人力资本与创业型人力资本：就业型农民工人力资本属于一般性人力资本，较接近于普通企业员工人力资本，是指农民工本身所拥有的劳动能力，包括体能、技能等;创业型农民工人力资本属于异质性人力资本，主要指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较高综合能力的人力资本，与部分企业家人力资本相类似。现阶段农民工人力资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低学历;二是缺乏职业培训;三是医疗保障缺失;四是迁移存在众多制约因素。

(三)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生成即产生与形成的意思。人力资本的形成、积累、提高、生产以及开发等可视为人力资本生成的同义表述。人力资本的生成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相关人力资本投资。毛四方等认为，人力资本生成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即人力资本生产的过程。周冰把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称为潜在人力资本，通过实践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称为实际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在实践中学习，即干中学另一种是通过书本学习抽象理论知识，先形成潜在人力资本，然后再进行实践应用，将潜在人力资本转化成实际人力资本。该研究仅仅将人力资本视为完成工作的经验能力，忽视了人力资本应为一个人的整体综合素质，包括思想意识、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是指各投资主体通过教育、培训、医疗保健、迁移等人力资本生成途径对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增强就业与创业能力、改善健康状况、形成现代思想观念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又可分成两个阶段：农村阶段与进城务工阶段。舒尔茨曾经提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El质量，提升知识水平。人力资本理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要重视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问题的研究。

二、生成途径

(一)教育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初期，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即强调了教育在促进人力资本生成中的重要性。教育作为最基础、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生成途径之一，在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生成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水平整体偏低，转移就业职业技能不强，已成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制约因素。现有观点认为，农村教育水平低、政府教育投资不足是阻碍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本存量多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产 生着重要影响。王迅通过对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应从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对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增加对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投资三个角度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并指出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才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李勋来、李国平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巨大缺陷，主要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我国长期实行倾向于城市的教育投资体制，忽视了农村的教育发展，致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长期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

随着基本素质的提高，教育也可以通过其他生成途径促进人力资本的生成。王子、叶静怡以北京市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所受对教育进行分组回归，验证了接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在工作中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较快。 毛毅、冯根福利用2000、2004和2006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探讨受教育程度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证实了受教育程度对健康状况总体上有正相关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了在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受教育年限将有利于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的生成。张苏、曾庆宝通过对教育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应的相关国外文献的综述，分析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认知人力资本及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认为教育不仅惠及受教育者本人，还会通过代际传递作用对后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二)职业培训(包括干中学)经过正规学校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来说并不实用，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能基础之上。职业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生成的最直接方式，经由此种方式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所最需要的。国外学者阿罗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干中学模型，认为干中学会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贝克尔强调了在职培训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培训分成一般性培训与专业培训谢长青，李晓燕从完善农村综合教育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认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迁移，农村劳动力教育要求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全面提高农村现有人员和潜在从业人员的思想、文化、技术素质。谢欣露认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而言，较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可能会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通过干中学来提升人力资本。[1阳杨新铭等运用2003年天津农村家户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培训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正作用。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收入高于未接受过培训的2。以上认为，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况下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外出流动过程中的职业培训、干中学等因素，对流动者人力资本生成来说是不可估量的。

针对我国现阶段农民工人力资本所存在的问题，刘秀琴、欧晓明等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分析，认为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上仍然过剩，但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根本途径是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利用现有职业学校教育资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安秀芳、凌云指出：我国人口现状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应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相对于正规学校教育而言，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指出教育培训、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及企业大学将成为未来高中后教育的主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认为，完善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培训必须贯彻城乡协调要求，强化以人为本理念，立足我国农民工数量大、公共资源有限的实际，着眼于长效机制的建设，逐步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健全与此配套的服务体系和培训制度。

(三)迁移农民工迁移本身并不能够直接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生成，但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性，因而可以使人力资本获得最有效的利用，增加了农民工学习培训的机会，并能更好地通过干中学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与积累。早在1994年，李实在分析何种原因致使我国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率低的现象中，即认为除了农村教育质量偏低以外，主要还在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很强的制度性限制。侯力认为，劳动力流动不仅使现存的人力资本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不断增值，同时也使人们更加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董理考察了劳动力迁移对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通过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特征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引人一个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得出了欠发达地区受教育劳动力实现迁移的概率越大，临界的个人学习能力越小，从而选择对教育进行投资的人越多。[263表明随着迁移概率的加大，会刺激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迁移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秦秋红认为，迁移虽会提高农村劳动力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但考虑到大部分农民工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相比之因疏忽管教而造成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现如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严峻性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张永丽、刘富强通过对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的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大量竞争的存在迫使流动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二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干中学

机会;三是流动收入提高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能力;四是促进了思想观念的更新，开阔了视野。而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合理竞争的机会，从而对人力资本的生成起到了消解的作用。刘文、阮荣平等的研究也持有相似观点。

(四)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是最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是其它形式人力资本存在与价值实现的先决条件。作为人力资本的天然载体，农民工个体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何亦名、姜荣萍认为，工伤造成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隐患。谭永生认为，卫生保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个人劳动能力形成的基础，劳动者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力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重要保证。江永红指出，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是构成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一国医疗卫生投资(健康投资)的多少影响着其人力资本总量水平。白菊红指出，人El健康状况的改 善意味着生病时间的减少和生命的延长，从而能够供给更多的工时，相对地增加了社会劳动供给数量;同时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也使劳动者生产能力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还会促使劳动者更多地进行教育、培训、迁移流动等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健康投资可以导致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我国现阶段农民工医疗保健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刘朝臣、鲍步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农村医疗卫生环境有了大的改善。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我国医疗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较低;二是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三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和服务费用的上涨，广大农民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逐步下降;四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惯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严重偏向城市对农村投人比重不断减小。 E33]韩俊指出，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7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民创业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111-01

一、目前新农村发展的现状

在新农村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党中央富民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富裕，生活状况得到很大程度改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机械耕种和科学种田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农村土地不断被城市建设征用，使得农村土地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便出现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何去何从既关系到农村的社会安定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农村劳动力的再创业问题，更关系到农民除土地耕种收入之外的再创收问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创业问题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创业的重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据2012年统计局统计数字，农村人口比例占我国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命脉，农民收入的多少、农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又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虽然党和国家富民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增幅还不是很大，当前的农民收入状况已不再是上世纪60～80年代的收入平均化，贫富差别不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经济头脑，且又勤劳的农村新型农民找到了致富路子，已步入小康生活。而大部分农民在完成他们的基本农田耕种或者把农田承包出去后外出打工，则收入有限，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那么，要想从根本上提高现如今农民的生活水平，就要重新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

三、再创业教育的具体培训

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创业培训教育，使之掌握创业技能，为实现个人创业做好前期准备。王海滨在《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创业培训模式构建》中提到，创业知识培训：即创业过程指导；市场信息提供；新技术提供与培训等。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力的再创业培训包括创业指导，从新技术提供到高场信息提供，都要细化，坚决避免笼统的走形势的再创业教育。具体创业技能培训要做到具体落实到每个人，既要做到广泛培养，又要做到以点带面，抓住主要目标，一个人成功了，可以带动一大批农民创业和就业，这样就做到了以点带面，创业教育具体落到了实处。

四、多方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当下无论城乡都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必须富裕起来。因为在我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当大。如果农民不富裕，那么这个社会就算不上全面富裕。因此多措并举广开门路，为农民创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为农民创造就业富裕门路，才是农村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从技能培训到技能实践，各职能部门要广开绿灯，开方便之门。相关领导在培训指导上，也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和加大农民培训力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创业就业，构建和谐的新农村增长长效机制。

要构建长效的农村创业教育机制，各主管部门无论在执照申领，银行贷款、税费减免场地提供等方面都要广开方便之门，提供方便快捷服务。

五、农民创业教育制度的探索研究

无论是分析农村现状、农村建设还是农民创业，这些都是为了探索一条适合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研究这些农民创业教育制度，是为了更有效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为农民创业服务。只有脚踏实地深入农村调查，设身处地为农民兄弟着想，才能研究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新农村发展之路，才能更深入地推动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才能使新农村建设、农民创业教育制度更加完善。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8篇

2008年11月14日，“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会议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项目介绍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地位上升提供了机遇，然而，目前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国内学术界和公共舆论对劳动力市场和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注逐渐增长。在国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近十年来的热点之一，有许多大型的国际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根据国内研究现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及理论，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自2006年以来，致力于研究研究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把握当前性别分层形态和特征的关键点，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以期深入考察导致目前性别不平等上升和性别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探求社会政策干预方法，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发展趋势，减缓其对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

项目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包括分析已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的生活史访谈、对单位组织的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个案深入访谈资料等，统计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单位调查数据等。不同研究内容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二、成果报告

1　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李春玲研究员运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测量出4个年代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认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上升。此后在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在解读不同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特征后，她指出职业性别隔离指数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上升，是导致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的主要原因。预期白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还将提高。不过，2000年以来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的扩张似乎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遭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女性晋升到管理人员职位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蓝领、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持续维持，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并未显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

2　两性收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改进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式，李春玲研究员判断经济改革以来收入性别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市场竞争机制(人力资本因素)和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因素)共同促成了收入别差距的拉大。改革初期阶段收入性别差距拉大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结果，但在目前阶段性别不平等是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多地采取隐性的形式如分配性性别歧视、估价性别歧视。数据分析证实，职业性别隔离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在各个地区、各种领域和部门都普遍存在着对女性工作的价值低估现象。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是教育水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的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还可能进一步增强。市场化与收入别差距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可能缩小收入性别差距。

3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模式

李春玲研究员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剖析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评估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性别平等状况及影响因素。她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因素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作用更大，尤其表现在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工作年限和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有所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4　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员通过受雇和失业分割、行业和职业分割两个层面，阐述了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状，指出女性就业机会明显少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女性下岗失业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男性。他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生命周期、女性人力资源积累、产业形态。企业雇主存在对已婚和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而婚姻和生育以及家务负担尤其是对农村户籍的打工妹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女性劳动力的学历水平低于男性劳动力，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在工作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明显少于男性，因为机关单位领导和企业雇主不太愿意对女性员工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另外，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女性就业还不是很有利。在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而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局限了女性就业发展。为此他设计了解决女性就业不平等问题的两个路径。

5　工作场所的男女权威差异

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分配方面，石秀印研究员诠释了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的性别不平等，指出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影响职场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因素分布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领域：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男性以及女性的人力资本特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男性；尽管家庭是男女两性共有的，但是男性的职务晋升所受家庭的影响较少；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致因，包括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性别刻板印象，掌控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排斥和工作场所中“男性同盟”对女性员工的抵制，以及现存的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对女性职务晋升的不利影响。他还就如何才能改变权力关系的两性不平等提出设想。

6　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研究员解析了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她谈到与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的国际趋势相反，在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妇女特别是城镇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与市场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相比较，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在激发

经济活力的同时，给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成就了一批女社会精英。但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和社会阶层等级秩序重新确立的过程中，男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女性阶层结构及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她呼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

7　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陈方教授汇报了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的研究进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就业，妇女逐渐变成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加剧了妇女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作为家庭成员，农村妇女是随户而不是作为社员进入合作社，男女两性在农业合作社内的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她依据从湖南、甘肃、四川等地实地考察得到的资料，从性别需求人手，借助妇女赋权框架，探讨农民合作组织内的农村妇女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通过资本、知识与技能、能力和选择权四个方面获取资源和支配资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有利于妇女发展角度，陈述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困难，揭示造成困难的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论述妇女赋权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8　流动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

中山大学罗忠勇博士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珠三角地区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流动劳动力在职业获得和职业转变、工作权益获得、工作感受、集体维权意识和维权行动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他表示，这些性别差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性别隔离和资源与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男女流动劳动力在不同工种、企业和行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进一步造成了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权益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感受上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影响了男女在城市的地位获得和生存际遇，还会直接影响其在集体维权意识与维权行动方面的性别差异。他倡议相关的社会化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争取女性流动劳动力就业的公平。

9　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

王献蜜就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石彤教授与她共同完成的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研究成果做了发言。她对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概念进行界定，描述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和产生背景，评述就业性别歧视高层次化、显性的就业性别歧视隐性化、就业率存在性别差异、职业报酬的性别差距所反映的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呈现其不利的社会影响。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法律规范的缺失、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及其无社会性别意识、个人因素的制约等多层面分析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原因，最后提出一系列消除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建议。麦可思公司周凌波先生则分享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数据。

10　高等教育机会与性别不平等

杨总结中国的男女教育水平和教育机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比例仍处于中间偏低水平。高等教育系统中性别分布的数据差距显示不同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机会、不同形式高等教育、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存在性别不平等，而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面上加剧了高等教育性别差距的裂变。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因有碍人力资本素质、结构、效率的性别平等而给女性就业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应当引导政府、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家长、学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同参与并采取有效策略改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

三、会议简评

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现状第9篇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本质及意义，其次说明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及问题，最后提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现状问题；对策建议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本质及意义

人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范围内，人口总体上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综合。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提高人的素质、挖掘人的内在潜能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过程。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虽然丰富，但整体素质较低，所以有必要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管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就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利用、塑造、改造与发展的活动，实质是投入资金作用于农村人力资源，以改善原有资源禀赋，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形成具有更大潜力的人力资本，以期得到更高回报，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重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及问题

（一）农村人力资源基数巨大，富余劳动力多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大，潜在人力资源丰富。2008年末，中国总人口13.2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7.22亿人，占总人口的54%。农村劳动力资源量5.31亿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3.49亿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多。据农业部测算，中国农业仅需劳动力1.7亿人，那么近2亿人是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每年新增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 000万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多。

（二）农村人力资源质量不高

农村人力资源质量不高，主要体现为"四低"，即身体素质低、心理素质低、文化科技素质低和经营管理素质低。文化科技素质是农村人力资源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和培训程度明显偏低。据统计，当前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82.2%；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很低，仅占11%；尚有6.8%的文盲。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教育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

（三）农村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1、地区分布不合理

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发展不均衡，致使农村人力资源地区文化程度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据统计，2006年东部地区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51.7%。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看，东部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例仅为8.6%。

2、产业行业分布不合理

农村人力资源过度集中于第一产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对较少，且第一产业内部的人力资源配置也不合理，种植业比重偏大。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农村从业人员4.79亿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70.8%；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5.6%；从事第三产业的占13.6%。

3、供给结构失衡

根据受教育年限和文化程度，可将人力资源分为普通型、技能型和经营型三种类型。为便于研究，本文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划为普通人力资源；高中学历的划为技能型人力资源；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划为经营型人力资源。当前农村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明显失衡，表现为普通人力资源比重过大，占到88%；技能型人力资源短缺，仅占9.8%，经营型人力资源非常稀缺，只有1.2%。

三、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对策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营造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良好氛围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农民思想观念状决定着农村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转变农民思想观，关键要教育引导农民提高自身意识，积极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扩大自身择业的范围和机会。农民需树立和加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转变给自足、不求创新的生产观念，主动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素养，逐步树立与发展相适应的代文明意识。同时要不断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各方联动，在农村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吸留住优秀人才，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二）科学制定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积极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对推动农村城镇化、土地集约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小康建设目标，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更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加速新型工业化步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不断增强城镇化吸纳能力。应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强管理，创新机制，优化服务，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

（三）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力度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改造传统农业是投资问题，其中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力度，尤其要向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倾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就业资金投入机制，积极调整各级财政支出结构，强化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使得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优先发展；完善教育投资体系，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尤其是坚决实行教育投入向农村倾斜的政策，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可以为农业人才力量的积累奠定基础；积极鼓励农民、动员社会一切力量联合办学，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尤其要鼓励和引导私人资本进行农村人力资本开发。

（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管理创新，推进制度创新与机制改革

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整合，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形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管理创新，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政策支持和市场化运作，完善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农村劳动力统一市场，尤其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准入、民主权利保障和有序转移等方面制定法律规范。加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水平。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科学规划，在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积极向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倾斜，建立健全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高士友,杜玉媛.新形势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技和产业,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