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的知识第1篇

【辅导对象】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学生(个别机构校区差异辅导范围有所不同，建议家长拨打电话了解情况)

【辅导科目】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政治 历史 地理 奥数 小升初 中高考

【辅导介绍】根据不同孩子的基础知识及接受能力制定针对性的学习方案，配备辅导经验丰富的课程老师全程指导，各机构收费标准、课程安排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详情请家长们拨打电话详细了解。

【热门辅导】

小学：小学各年级奥数拔高、举一反三的解题思维及应变能力提升;小学语文基础知识串讲、作文框架脉络梳理提高、阅读理解答题技巧讲解;小学数学重点难点查缺补漏等;

初中：初二物理力学、电学等重点难点基础夯实;初中英语语法、数学基础知识巩固提高;初中语文作文及阅读理解等得分点提升;中考重点难点辅导、各科基础夯实;

高中：高考理综、文综重点科目得分点突破讲解，针对基础薄弱的考生给出合理的学习建议;艺考生、特长生文化课针对性辅导;高中各科重点知识点梳理，高考冲刺辅导。

【温馨提示】家长您好，请结合所在城区位置，寻找离家就近的机构和校区，先输入前10位总机号码，根据语音提示输入后5位分机号码，稍等片刻即可接通校方顾问老师，把您孩子的学习情况跟老师详细描述一下，老师会给您做针对性分析。

【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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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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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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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

天文学的知识第2篇

一、天文观测课程教学内容

1.讲座培训

由多学科教师共同承担。①由物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天文望远镜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的讲座，并训练学生使用我校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②由地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天文知识的讲授，例如进行星空观测方法培训，要求学生熟识星空，掌握天文基础知识，如恒星、行星、星云的特点及不同天象的成因等，我们开展了“灿烂的星空”“斗转星移”“天狗吃月的真相”“带你去看流星雨”“将宇宙留在镜头里”等丰富多彩的讲座；学生观看录像以增加天文知识等，如《火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③由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生如何通过电脑软件或网络寻找所观测星空的相关知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校天文知识库的充实等。

2.实践过程

学生实践是天文观测课程最重要的教学环节。我们让学生进行了以下实践活动：①动手制作星空图，带领学生进行星空观测、月相观测；②学习天文望远镜的操作使用，掌握天文观测技巧，提高利用数码相机进行天体照相的技巧等；③运用天文望远镜进行月球、行星及猎户座观测，并认识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及月海，观察分析木星的四大卫星位置的变化及土星光环的视角变化等；④进行太阳黑子的跟踪记录；⑤进行月食、日食的全过程记录；⑥进行水星、金星凌日的记录；⑦带领学生进行流星雨的观测；⑧天体摄影及作品欣赏；⑨上网查阅天文信息等。

二、天文观测课程技术的设备支持

第一，天文圆顶为地理天文观测活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天文圆顶中有设备齐全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天文望远镜为美国产Meade 7〃Model 178ED复消色差折射望远镜，配有整套美国原装Meade178目镜、摄像头等），这里是完成天文观测教学最重要的阵地。在这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各种型号望远镜装配调试、观测操作全过程等。

第二，学校专为天体摄影配备的专用数码相机尼康COOLPIX 4500，要求学生亲手独立完成和掌握机械相机的固定摄影和跟踪摄影以及数码相机的拍摄。需熟练做到以下步骤：首先通过目镜等找到目标天体；然后利用转接环把数码相机的镜头固定到天文望远镜的目镜上；微调天文望远镜，使得数码相机的显示屏能够显示目标天体；调整数码相机曝光参数进行天文拍摄。

第三，现代化的地理数字实验室，配备着数字星球系统，并装有小型天象穹顶。这里是天文观测教学进行讲座的场所，讲座中教师的讲解和数字星球系统――多媒体球幕投影演示仪的使用相互配合，教学以直观形象和学生乐意接受的形式呈现，学生兴趣大增。例如“灿烂的星空”讲座中，当星球仪完整逼真地呈现出行星的外部形态时，学生不断发出惊叹，知识深深印在脑海中；“斗转星移”中利用天象穹顶，学生犹如置身户外，抬头仰望天空，在室内感受着星空的魅力，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数字星球系统的使用，使教学“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帮助学生拓展了天文视野，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科学态度，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吸引着广大学生更加热爱天文观测课程。

第四，学校强大的信息技术设备，校园网及多个多媒体网络教室为师生的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教学及教师讲座中师生互动，完全可让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学习，解决教师提出的诸多问题；在学生进行天文观测实践时，遇有天文学知识及观测技巧上的困难即可通过网络查询来解决自己的疑问；同时学生的作业也需在网络教室完成。信息技术引入天文观测，不仅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能极大地丰富学生天文知识的积累，还能使学生在信息技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例如，一般的天文观测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心理需求，教师要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和自己一起随时关注各种天象的预报，通过观测手段进行天文观测，并指导学生从相关杂志、网站中搜集有关资料，并将其纳入学校天文信息知识库，充实学校天文资料。神舟号系列飞船的一次次成功发射，特别是“天宫”与“神九”载人交会对接成为中国航天史上新的突破，所有这些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天文科学热，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校学生的天文学习热情，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天象更是极大地吸引着学生。地理教师和学生一起通过信息网络查阅，及时地将2012年我国可观测天象总表发给学生并张贴在地理实验室中，对一些学生可观测的天象，例如金星伴月、木星伴月、火星伴月、三星伴月、天龙座流星雨、日月食等，学生都充满了观测热情，积极参与，还提醒教师即将到来的天象。

天文观测课程的重点是如何使学生尽快自己掌握观测方法及相关天文信息知识的查找、搜索和整理。这需要教师多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开放天文圆顶和网络教室，充分信任学生，教师由牵着手教他们一步步走路，逐步大胆放手让学生变为天文观测的主人，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挥。

在天文观测的整体教学中，教师要不断鼓励学生利用学校先进的天文观测器材，积极探索宇宙的奥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教师要让学生真正成为使用天文器材和信息技术的主体，真正成为学习活动的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者，知识的构建者，而不是一个观察者、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开放性的实践活动，学生的能动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天文学的知识第3篇

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国自古设有司天监等专门职位负责观测天象的工作。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古老的占星学转变成以科学为基础的天文学，不仅结合各种类别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并需要尖端科技的协助，才能搜寻百亿光年远的天体，并能正确地解释现象。

台湾天文学正式教育属于地球科学，一切天文相关知识全放在国中以及高中的地球科学课本。地球科学还包含了地质、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内容繁杂，而各科又属不同领域，在大学教育中，分属不同科系，例如中央大学的地球科学系、大气科学系，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等，虽然台湾师范大学设有地球科学系，以培育台湾高中地球科学教师为主要方向，但并非所有负责教授高中地球科学的老师都受过所有的专业训练，实有必要了解高中天文教育的成效，可作为师资训练的方向。更进一步可以了解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作为日后推广公众天文知识程度的参考。

此外，也希望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星座和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以及公众天文知识程度之间的关系，作为破除相关流言的努力方向。

2调查内容与方法

此次天文知识初步调查是在宜兰礁溪A大学进行，该校通识教育中心在100学年度第1学期的自然与科学学门开了一门《地球科学》课程，分就地球科学、海洋、大气、太空和天文五门自然科学邀请五位专业教师授课，学生主要来自非理工科系，包括历史学系20人、传播学系17人、佛教学系16人、文学系11人、外国语文学系7人、社会学系6人、经济学系4人、乐活生命文化学系3人、资讯应用学系2人、国际与两岸事务学系2人、管理系2人、心理学系2人、公共事务学系2人、学习与数位科技学系1人、哲学系1人。天文学从12月15日开始授课，连续四周，在第一堂上课前发问卷调查，实收54份。

问卷设计主要参考美国在1999年6月发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第二版（ADT 2.0, Hufnagel et al. 2002），ADT是以研究作基础的工具，藉以了解学生对特定几个天文概念的熟知程度。ADT2.0共设计了30题，前21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的测验，后9题有关受测对象的背景资料，主要目的是要收集受测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等相关资讯。ADT 2.0的主要目的还包括检视对非理工大学生的天文教学成效，因此测验方式会在授课前后各举行一次，经过相互比较，作为授课的参考。

本论文所使用的问卷共22题，前10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题，后12题属于背景资料题。前10题当中有8题完全取自ADT 2.0，分别是第1、3、4、5、6、7、8和9题，当中第1和9题在题目和答案略做修改，但不影响测验目的。除了ADT 2.0 的8题测验符合现有高中课程内容，另加上二题测验月相和哈柏定律的了解。背景资料题除了ADT 2.0的8题外，另加上第19、20、21和22 题，想要知道受测对象对伪科学的态度、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以及对推广天文普及教育的态度。伪科学是指一种自我宣称科学、自以为是科学或者实践起来像是科学，但不依循科学方法，缺乏证据或可信度，且无法有效验证，美国国家科学院两年一次的科学和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报告是以占星学作为伪科学的指标，在此次问卷中，除了用占星学常用的星座外，还选了2012末日预言的热门话题作为伪科学调查的题目。

相较于ADT 2.0的基本知识题，此次问卷题目较少，也较为简单。问卷调查只在天文通识课程授课前进行，并采匿名填写，以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当场共回收54份问卷，其中只有一份问卷只填写后12题背景资料题，知识题的部分全都放弃作答。

3调查结果

3.1 天文基础知识的总体程度

从答对题数来看，分数平均值为30.93%（全部答对为100%），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为15.55%，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为2.12%，从答对题数的分布情形（图1），没有钟形分布，可以清楚看到不对称的分布，显示题目对学生来说，较为困难。

3.2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性别的关系

在受测样本中，女性占了35名，男性佔了18名，一名表明拒绝作答，从男女人数比例也可以显示在一个非理工的大学环境，选此课程且来上课的女性占了大多数。从分数来看，男性的平均分数为38.9%，标准差为18.8%，女性的平均分数为26.9%，标准差为11.9%，男性分数略高于女性，但女性分数分布较为集中（图2），两性的分布都没有呈现钟形分布，显示题目的难易度对两性来说都偏困难。

3.3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信心的关系

在自信心的表现上，女性对自认答题正确与否的信心和分数没有明显关连，但男性对自己的答题信心与分数成正比（图3），男性对于自己的答案有信心的平均分数为70%，女性则只有32.5%。不论性别，没有一位受测者对自己的答案非常有信心。

3.4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认科学数学程度的关系

在问卷第16和17题分别调查受测者自认数学和科学的程度，从图4可以看出，自认科学程度好的学生，天文基础知识的分数也较高，随着自认程度越好，分数越高，但自认数学程度和分数没有太明显的关连，自认数学好的学生比非常差的分数(30%)略高了6.7%，并且没有自认数学非常好的学生。

3.5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知识途径的关系

媒体环境在最近几十年有明显改变，现在的网路无所不在，甚至改变人们生活和学习的型态。非理工大学生在获得天文知识的途径中(图5)，课本仍是主要的来源，佔了调查总人数的46%，网路最低，只有15%。但从分数的分布统计发现，选择网路的平均分数是36.7%，是课本(28%)的1.31倍，其次是电视，佔总人数的20%，分数则是32.7%，平面媒体则是19%，分数(27%)略低于课本。显见网路和电视是获得天文知识的主要且有效的途径。

3.6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为科学的关系

此次调查与ADT 2.0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两题与伪科学有关，分别是调查星座是否有科学根据（图6）和2012世界末日的最可能原因（图7）。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星座，甚至认为星座是有科学根据，是经过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并且与天文学有关，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星座没有科学证据的分数较高(42.2%)，次高分数是没有作答的学生(40%)。另外，不相信有2012世界末日的分数也是最高(36%)。

4结论与讨论

本论文想藉由国际上常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ADT 2.0）了解台湾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虽然调查对象只针对一所非理工为主的大学，且选修通识课程的一班学生，但与美国大学普查结果比较，在总体程度与美国大学生差异不大，相关初步调查结果仍有研究的价值。

此次受测有效样本只有54名，平均分数(30.93%)略低于美国全国大学生普查(Deming, 2002)的平均分数（32.4 %），美国大学生的标准偏差为15.35%，标准误差为0.21%（受测学生5346名），本问卷的结果则是标准偏差15.55%，标准误差2.12%（受测学生54名），除因受测人数造成标准误差较大外，显示双方平均分数差异不大。

A大学共有四个学院，分别是人文学院、理工学院、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和佛教学院，共24个学系，理工学院仅有4个学系，但全校男女学生比例接近。虽然测验当天有缺席的现象，但就出席学生做调查，女性人数近乎男性人数的1.9倍。单就分数来看，男性分数(38.9%)是女性(26.9%)的1.45倍，相较于美国普查结果(Derming, 2002)，男性分数(38%)是女性(27%)的1.41倍，二者差异不大。对于两性对自我天文程度的了解，男性自认天文程度高的分数(70%)也比较高，女性则没有明显趋势(图3)，此一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否和个性有关，在本调查中无法得知，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科学和数学程度的自我认知上，自认科学较好的学生，分数也相对较高，但在数学上没有类似的趋势（图4），一般认为数学程度应和科学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可能受测学生普遍对数学没有信心。

从学习途径来看，课本仍是学习天文知识的主要来源，佔46%，其次分别为电视、平面媒体（报纸和杂志）、网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2010年科学和工程指标，相较于过去十多年，美国人民对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科技讯息和特定科学议题的获取途径已有明显变化，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的获得以电视为主要来源（佔45%），其次就是网路(24%)，在科技讯息方面，电视(34%)与网路(35%)不相上下，对特定科学议题，网路(59%)将近是电视(15%)的六倍，平面媒体除了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佔了16%，其他都只有数个百分点，未来网路绝对是最重要的获取途径。中国大陆也对北京一般民众的天文知识程度做出初步普查(丁一等人2010)，结果显示书本、期刊、杂志是主要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40.71%），透过网路的最低(17.7%)。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网路虽然也是最低使用的途径，但却有较高的分数(36.3%)，其次是电视(32.7%)，此一结果或可作为选择提升天文知识较为有效传播媒介的参考。

最后，与其他普查报告不同的是有关伪科学的调查。在此次问卷中，额外增加2题与星座、2012世界末日有关，单就人数统计来看，不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占总人数的17%，远低于相信星座有或可能有科学根据的68.5%，而不相信2012世界末日的人则佔37%，是星座的2倍。可能原因是近来科学家与公众的直接沟通与相关正面报导有关，美国航太总署出面澄清，许多科普杂志专文反驳（如科学月刊、台北星空）。由于科学家提供相关证据，积极与公众说明解释，使得相信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人数少于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若从美国科学和工程指标的调查结果，2010年有62%的成人不认为占星学是一门科学，若分别针对高中生、高中程度、大学程度和研究所以上程度，随着学历的增高，不认为占星学是科学的比例也逐渐增高，显示在美国，教育仍是破除伪科学的好方法。

若从本次调查的分数高低来看，认为星座没有科学根据，以及不相信世界末日的分数都高过其他人，显示在台湾，科学教育的落实可以有效破除伪科学，这对科学传播和推广是有正面鼓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2),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nsf.gov/statistics/seind12/.

[2] Hufnagel, B. (2002), Development of the Astronomy Diagnostic Test, Astronomy Education Review, 1(1), 47-51.

[3] Deming, G. L. (2002), Results from the Astronomy Diagnostic Test National Project, Astronomy Education Review, 1(1), 52-57.

[4] 丁一、杨志良、万昊宜(2010).公众天文知识水平初步报告. 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第五卷，页63-70.

[5] 张廷、陈文屏、赵丰、曾耀寰、金升光、郑运鸿(2012). 2012末日将至谣言破解传说终结. 科学月刊，元月，页16-52.

[6] 黄明辉（2011）. 破解2012末日预言. 台北星空，54，8-18.

天文学的知识第4篇

关键词：公选课 天体物理概论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5.105

公选课是高校打破学科和专业界限，面向在校学生，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集中学习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公选课是高校培养学生兴趣和爱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实现学科渗透和文理兼容，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实施素质教育，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教学手段 [1-2]。如何规范公选课管理和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教务部门和任课教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3]。目前，探索宇宙、向外层空间拓展已成为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课题。随着我国对航空航天事业投入的加大，如嫦娥探月等大型天文工程的展开，年轻人对天体物理知识的求知欲日益高涨。因此，适度开展天体物理知识教育对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科学素养、把握人生价值、巩固专业思想等方面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4]。

中国矿业大学是一所以矿业为特色、理工文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性高水平大学。为适应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中国矿业大学近年来开设了多个领域的公选课。其中理学院开设的天体物理概论课程已成为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稳定性通识教育公选课。自2008年课程开设以来，先后有近60个本科专业1000多人次选修，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扩大就业率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两年来，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以及课外实践活动等方面对该公选课进行了改革和探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现叙述如下。

1 精心组织教学内容，注重天体物理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时效性和趣味性

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整个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该课程共32学时，在有限的学时里，如果内容面面俱到，学生会感到庞杂，难以形成系统。如果内容过于深入，理论性太强，对大多数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而言，学起来吃力，学习兴趣会下降。针对以上问题，在天体物理概论公选课教学的内容上，尽可能从兼顾天体物理知识的系统性和天体物理现象的趣味性两方面出发，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并根据天体物理学科发展前沿不断更新授课内容。既要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又要引导学生从各种途径吸纳相关知识，倡导学生根据已有的资料合理想想，合理推导，自己得出正确结论。课堂内容要有新意，要有天体物理学的前沿知识，要具有时代气息，要对学生关心和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在课程讲解过程中及时补充。另外，由于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较多，因此，在天体物理概论选修课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将体现天体物理学科发展特征的、多学科间的知识交叉渗透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学生感兴趣而可能平时涉猎少的知识点反应到教学内容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目前，该课程教学内容涉及了宇宙概览、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星系的形成与结构、恒星的结构与演化、行星系统的诞生与搜寻等方面。另外，针对同学们感兴趣的太阳物理、银河系与河外星系、黑洞、宇宙大爆炸理论、暗物质和暗能量、以及人类对外星生命的探索和UFO等话题展开讲解。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讲授一些星座典故、名人轶事、历史典故等，对于活跃课堂气氛，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也有好处。天体物理历史的介绍尤为重要，通过自然地向学生传授一些重要天体物理成果的渊源和天体物理学家的科学态度、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组织模式，使学生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众所周知，好的教学内容必需通过好的教学组织模式，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天体物理概论的教学中，我们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宗旨，加强创新思维，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打破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将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真诚地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情感交流，不断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使授课方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活跃，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愉快和高效的学习环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多样化的公选课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强化自我教育和自主学习，唤醒和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力量，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自我设计、自我提升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和创造才能的提高[5]。在天体物理概论公选课教学实施过程中，我们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主要有：第一，传统讲授教学法：教师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把天体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常识和理论知识等传授给同学们。另外，在进行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学生思想教育和良好人格的培养。第二，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法：按照教学中应该遵循的“直观性”原则，我们设计制作出一套优秀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利用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和视频音像等多种表现手段，刺激学生的感官，增加学生的形象思维，尽可能展现天体物理学知识丰富多彩的一面。第三，参与和讨论式教学法：首先把同学们分成若干小组，选择一些同学们感兴趣的内容（如黑洞、宇宙大爆炸等），组织学生课余时间查阅资料进行备课准备，制作PPT幻灯片，然后请其中的若干名同学上台讲授，再由其他同学们提问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归纳。这种教学方式能让学生体验当教师的感觉，深受同学们的喜爱。第四，演讲式教学法：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科前沿的发展，邀请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题演讲，使同学们对天体物理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比如2012年4月，我们邀请到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天文学会秘书长、南京大学天文系李教授做客中国矿业大学镜湖大讲堂，讲述了“2012世界末日”背后的故事。同学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反应热列。

3 依托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天文科普教育和户外天文观测实践活动

中国矿业大学“星河天文学社”是一个天好者组织，是徐州市唯一的大学生天好者社团，共有社员80余人，配有星特朗130EQ等六架天文望远镜。社团的建设宗旨是“面向学校，面向社会，普及天文知识”，虽然成立的时间较短，但充满活力，发展很快，每年在社团人数和活动种类方面都有所进步。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星河天文学社的指导教师，在讲授天体物理概论的同时，注重加强实践环节，加强与同学们课后的互动和交流。结合重大天象，多次组织学生进行户外天文观测活动，并邀请有关专家举办天文科普知识与学科前沿讲座，并通过学校的视频、杂志、网络等扩大天文科普知识宣传。笔者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天文知识普及”讲座，先后组织学生开展了“火星移民”太空模拟活动、天文科普图片知识展、天文百科知识竞赛、仲秋赏月、太阳黑子观测、天文逐鹿系列活动、“点亮孔明，放飞祝福”活动、探索河外星系系列讲座、天文早班车、“一起去看流星雨”系列活动等。例如，2012年12月1日晚，我们组织星河天文学社社员携带130EQ与80EQ天文望远镜去徐州市音乐广场开展了一次精彩的“Star Parting”路边天文科普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热情参与。此次活动提高了学生的课外实践能力，也拉近了天文学与普通市民的距离，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星空的魅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爱科学、学科学的气氛，深受好评。

4 加强学习过程考核，逐步完善课程考核方式

在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价上，我们尝试打破“一张考卷定乾坤”的传统评价方式，注重加强学习过程考核，使期末考试和过程考核的比重各占50%。过程考核除同学们的课堂出勤和课堂纪律等基本的考核内容外，还将同学们对各种教学方法的参与情况纳入考核范畴。平时鼓励学生撰写课程小论文，制作PPT幻灯片，创作天文诗歌，积极参与户外天文观测活动等。尝试探索多环节、全方位的全程考核模式，来综合评价学生的知识、创新意识和发展潜力，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平时勇于表达自己观点和建议的同学，以及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同学都酌情增加过程考核成绩，从而逐渐转变学生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其最终目的是要同学们在全程考核的诸多环节中，更多体现出对天体物理知识学习的自我理解。

在每学期课程讲授的后期，我们都对学生进行不计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第一，课程内容和结构、学时分配的合理性；第二，课程内容的时效性和趣味性；第三，教师授课时语言、节奏、表述内容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等；第四，学生学习的收获、体会以及对课程教学提出的改进建议等。问卷反馈说明95%左右的学生对于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课程安排、电子教案设计等持肯定和好评态度。80%以上的同学认为通过学习天体物理概论公选课收获颇多，能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提升综合素质，培养自己走向社会的创业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1]吴钟鸣.高校公选课程的问题和对策探讨[J].高等高职研究，2011，（10）：202-203.

[2]高林琴.提高高校公共选修课质量的几点思考[J].黄山学院学报，2010，12（6）：109-111.

[3]张海龙.对如何提高高校公选课质量的思考[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6，（4）：74-76.

[4]张燕平，陈黎.深化改革，推动我国高等院校天文教育的发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221-223.

天文学的知识第5篇

世界是木，知识也是木，木木相钻，便有了万能的火；世界是火，知识也是火，火火相交，即使是水也无法阻挡；世界是水，知识也是水，水水相融，便有了最广阔的海。

知识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小的时候，性格非常的孤僻浮躁，几乎不与别人说话，做什么事却都很粗心。但自打上学后，我学会了阅读，从字、词、句、段、章所绽放的华彩中发现了语言的魅力、交流的快乐。英语又将我带到了ABC的海洋，让我渴望去拥抱这个世界，渴望拥有一双翅膀飞到每一个角落去展示华夏文明的风采。数学教会了我缜密，每当我烦躁不安时，那一个个加减乘除符号就能让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与根号、等号一同驰骋在数学的海洋中。于是，我浮躁的性格大有改观，我渐渐变成了现在开朗活泼的我。

知识改变了我的品格。“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每当我吟诵这句诗时，那偷懒的情绪便一扫而光。我的意志总是不够坚强，立场总是不够坚定，做事总是不够执着，但是知识改变了我。学习历史，我看到了古往今来无数拥有坚强意志品质的人：哥白尼用一生坚持着日心说，不曾动摇过分毫；雷锋努力诠释着钉子精神，一辈子做着好事；越王勾践虽然一时失败，但仍然卧薪尝胆，最终获得了成功；文天祥为国捐躯，临死还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于是，我变成了坚强执着的我。

小编导语：知识的不断学习，使我们对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知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让我们学会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知识有没有改变你呢？更多小学作文尽在查字典作文网。

世界是木，知识也是木，木木相钻，便有了万能的火；世界是火，知识也是火，火火相交，即使是水也无法阻挡；世界是水，知识也是水，水水相融，便有了最广阔的海。

知识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小的时候，性格非常的孤僻浮躁，几乎不与别人说话，做什么事却都很粗心。但自打上学后，我学会了阅读，从字、词、句、段、章所绽放的华彩中发现了语言的魅力、交流的快乐。英语又将我带到了ABC的海洋，让我渴望去拥抱这个世界，渴望拥有一双翅膀飞到每一个角落去展示华夏文明的风采。数学教会了我缜密，每当我烦躁不安时，那一个个加减乘除符号就能让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与根号、等号一同驰骋在数学的海洋中。于是，我浮躁的性格大有改观，我渐渐变成了现在开朗活泼的我。

知识改变了我的品格。“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每当我吟诵这句诗时，那偷懒的情绪便一扫而光。我的意志总是不够坚强，立场总是不够坚定，做事总是不够执着，但是知识改变了我。学习历史，我看到了古往今来无数拥有坚强意志品质的人：哥白尼用一生坚持着日心说，不曾动摇过分毫；雷锋努力诠释着钉子精神，一辈子做着好事；越王勾践虽然一时失败，但仍然卧薪尝胆，最终获得了成功；文天祥为国捐躯，临死还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于是，我变成了坚强执着的我。

知识改变了我的态度，让我学会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知识改变了我的行为，让我学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知识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成为与众不同的我……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知识永远不会停下它的脚步，它永远在语文中朗诵，在数学中计算，在英语中诉说，在物理中推理，在政治中思索，在历史中铭记，在地理中经历，在生物中探寻……

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知识永远改变着我。

知识改变了我的态度，让我学会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知识改变了我的行为，让我学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知识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成为与众不同的我……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知识永远不会停下它的脚步，它永远在语文中朗诵，在数学中计算，在英语中诉说，在物理中推理，在政治中思索，在历史中铭记，在地理中经历，在生物中探寻……

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知识永远改变着我。

天文学的知识第6篇

我国被公认是世界上天文观象最丰富、最精确的观测者、保存者和保护者,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至今仍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领导人非常重视天文科学的普及和发展,特别是对少儿的天文普及工作坚持从“娃娃抓起”,几十年来坚持开展一系列天文普及活动。这表明,我国已把对少儿的天文科学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我国中小学中,有关天文科学教育的课程比重虽已不断上升,但由于考试招生等因素的影响。“教师讲天文、学生听天文、读天文、到头来不懂天文、不会用天文”的现象并不少见。一、目前少儿天文科学教育的现状抽取小学中高年级500名少儿,对少儿学天文、爱天文、讲天文、用天文的表现统计如下:(一)少儿获取天文信息的途径、数量,少儿在学习天文知识和天文观测活动中进行探索的现状1. 关于中外天文学家的名字:能说出1~2个占50%,5~6个占20%,说出6个以上占25%,还有5%的少儿一个也说不出。2. 知道最新天文成果:55%的少儿一个都说不出,25%的少儿能说出1~3个,20%的少儿能说出3~5个。3. 平均每人每年看天文科普知识的课外书籍:25%看2本以下,45%的看3本左右,看4本以上者仅占30%。4. 了解天文信息的途径:72%用2种途径以下,23%用3种途径,5%的少儿用4种途径。绝大多数少儿是在收看电视或看书中顺便了解到天文知识的,而通过听专题报告会、参观天文展览、观看科技影片或大众科技媒介获取的相关信息却是极少数,通过最新天文观测得到的则更少。5. 在天文活动中学会探索的情况:60%的少儿能参加各种天文兴趣活动,但活动内容欠丰富,一般是听天文故事、开展一些天文星图、天文七巧板、模型火箭、画太空画、光学小制作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运用科学方法、科学思维进行有意识地探索的、能力强的少儿占10%,40%的少儿处于一般和较差的层次;动手操作方面有84%的少儿没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对少儿的探索能力的培养既没有重视意识,又缺乏计划性。(二)少儿对天文知识的情感、意志、态度及合作性、独创性除了兴趣方面有35%少儿属于较强,其余几项内容80%以上少儿属于“一般”,创造性方面处于较差的少儿数比例高于其它几项一倍。(三)少儿在生活中应用天文知识及方法的情况1.意识方面:能提出加强天文教育占50%,没有提出或提不出的占50%。2.在生活中宣传、传播天文知识的仅占总数的15%,没宣传的占40%。宣传的内容面窄,仅限于天文发展简史、太阳、月亮、九大行星、彗星、天文故事和科幻故事等。3.寒暑假能自觉参加天文提高班的大多数是男生,女生数量不多。4.在生活中能用天文知识和观测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数只占10%,不用的占90%。我们又抽取11所小学部分自然课教师对目前小学开展天文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在对天文教育的认识上,60%教师认为没有真正重视;在对天文教育的培养目标的了解程度上,70%教师认为不明确或不知道;在培养方法上,缺乏目的性、计划性,随意性较大;在对如何评价少儿的天文科学素质上,没有合理评价标准,只能是分数。总之,从目前少儿开展天文教育现状的调查结果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从对少儿开展天文教育的现状看,社会、国家决策部门的决定重视是人所皆知。但对天文教育的重视,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天文教育还未在所有少儿中真正摆到一定位置上来。因此在少儿中表现出来意志不强、认识模糊。2.从少儿天文教育的培养目标看,虽然安排了一些内容,也仅限于书本中的天文知识传授。3.从天文教育培养的组织形式看,目前的天文教育存在着随意性、盲目性和片面性,只重视学科教学,轻天文活动课、天文小组校外活动等;手段方法和实践仪器设备更新不够,天文系列活动少。以上现状不利于少儿天文素质的形成。4.少儿天文教育缺乏检查、督促,导致天文教育时冷时热,不能按计划进行。二、提高对少儿天文教育的认识当务之急鉴于以上现状,我们感到提高对少儿天文教育的认识,探索少儿天文教育的目标及评价标准,构建合理少儿天文教育的组织形成、科学的指导模式以及丰富的系列活动,对培养少儿的科学素质不仅十分重要,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我从事天文教育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收集分析国内外天文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资料,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得出以下结果。(一)少儿天文教育的含义1.“少儿天文教育”是指在少儿年龄阶段,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对少儿进行天文知识、天文观测研究方法以及天文科学精神的教育,形成学天文、看天文、讲天文、用天文的良好风尚,为提高全体少儿的天文科学素质打下基础的一种有效的教育活动。(1)天文教育是少儿基础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与其它教育目的上是一致的,相互促进的。少儿天文教育主要作用是启蒙、普及,为人一生的天文科学素质提高打基础。因此,它是面向全体少儿的教育。(2)少儿天文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开放式、动态式的、是校内、校外教育机构共同围绕的培养目标对少和进行的天文教育。(3)少儿天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少儿开展天文活动,可以从小养成不断发展。最基本而且终身起作用的是科学素质和心理品质。因此,少儿天文教育应为各层次的少儿在不同发展水平基础上得到认识情境、行为等几方面都得到提高。

天文学的知识第7篇

作者王英明(?—1614),字子晦,自号太常吉星,开州澶渊人(今河南濮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举人。重刻《历体略》序言中提到他重“实学”,“才识渊博,于历律、兵屯、河防、水衡之事无弗沉究”,著述颇丰。王英明是明末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此书在研究明清之际思想观念方面有重要价值。

二、著书背景

1.实学思想。序言和作者自序中提到这部书的编写,是王氏其重视“实学”的一贯态度使然,这就引出了我们对“实学”的思考。自南宋末期起,封建社会母体中就开始酝酿一种自我否定因素, 经济 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出现了一股批判思潮,这种思潮就是实学思想。明末实学思想正是这种思潮的延续,这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思想基础。

2.政府控制减弱。古代,天象观测和星占术称“天文”,历朝都禁止民间私习。属于历法的内容称为“推步”,在明以前并不禁止私习,入明之后开始确立了全面禁令,在至少100余年的时间里这一禁令都被严格地执行着。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机器的腐朽,这一禁令才逐渐在事实上被废止,这是《历体略》成书的重要社会背景。没有这一背景,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不可能得到传布,《历体略》这样的私人天文学著作也不可能产生。

三、本书所体现的作者观念

1.作者对待天文学的态度。作者对待天文学的态度可以从自序中看出来,他提到“历者,帝王经世之洪范。吾儒用事之大业也”,这正是

天文学的知识第8篇

一， 

在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处于“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总体不能作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边缘，或者是革命的对立面，在两者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摇荡着，而且总是被推向着后者。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属性更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差一点被归入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的社会反动力量。知识分子的普遍压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邓小平时代的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虽然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讽，但它确然是当时意识形态下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们都还记得，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每一次官方给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都相当敏感。 

如果说，1980年以前“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和动力总是围绕着官方的定位而发生，那么可以说，此后的“知识分子”话语则产生于知识分子自身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不断反思。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30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时代变迁的每一阶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图像。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解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和专业工作的热情投身，而并没有立即引起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这是不奇怪的。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热”的前夜，这时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随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渐渐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引起对“知识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导致了“知识分子研究”成为“文化热”中的焦点论题之一。而且，这种取向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启蒙思潮一起，对1989的风潮起了它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作“改革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性、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成了那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因此而起。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这一切都明显地证实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历程。 

其实，知识分子的声名不仅在中国曾经遭遇“臭老九”的尴尬，在西方也不总是运交华盖。萨义德(edward w. said)甚至论定：“一直到20世纪，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1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地，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2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3 这使我们对于以下这点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出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藩、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在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4 

余英时的这些论述并不是特别针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发，但其论述全部，也都适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古代形态和心态渊源的说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知识人，这里的公共性是兼针对私我性和专业性而言的。 

可以再对余英时的论述作一点申发。首先，余英时的古代知识阶层研究更多用“士”，而很少用“儒”，其实在其所讨论的范围和意义下，“士”与“儒”是可以共用和互换的。更为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整个回看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历史，无疑，承继和发扬了这一“士”的精神传统的是儒家。儒家士人和儒家思想是此种精神的传承、阐扬与实践的承当主体。所以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径用“儒士”“士儒”来进行讨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知识分子论说中所扮演的公共性意义。从余英时所引的有限的材料已可显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儒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切，往往借助于关于道、国家，特别是“天下”的论述形式表达出来。 

让我们顺着这两点把这一问题稍加展开。 

三,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的“士”是从王官中转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哲学的突破”发生，“士”（不是春秋最下层贵族的士）的产生正是指从各种专业化的世官中转生出来的、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儒士从其出现开始直到中华帝国晚期，一直保有着类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儒士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道自任”。这一点至少自余著提出以来已为众所周知，故只需略举数例，如孔子、孟子的名言：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论语·卫灵公》） 

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这些都是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的世官制度是以家族世传某种知识为特征，就可知轴心时代以降的“志于道”者正是对专业化的世官心志的超越，而且这类士君子在春秋末期以后已经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成为群体了。 

儒士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天下自任”。这一点需要多以多一点材料来说明。 

中国古代的“公共”一词的含义多指普遍性而言。《释名》：“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在古代政治文献中，像“法，天下公共者也”的说法很为常见。在宋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理为天下公共之理”，“理为天下所公共”这类的讲法俯拾皆是，以强调理的普遍性。5 不过，在与今天所说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使用“公共”语词的例子，如宋代所谓的“公共讲求”、“公共参议”。6 宋代学者批评当时士人有言：“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狭小，阐辟其专私者而更自以为广大”。7 明代也有学者曾倡言：“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儒者之学。”8 在这里，“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成为儒者之学的一个本质规定。所以，“公共”一词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使用，只是其用法与今天不尽相同。 

较接近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观念所强调“公共性”的意义，古代多用“天下”来表达。显然这是一个大的“公共”概念，也体现了古代儒家思想的总框架。《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结构，表示格致诚正是基础，而修齐治平不仅是格致诚正的自然延伸，也是格致诚正的最终完成，家国天下在先秦儒学是作为心性学的必然展开和归宿。《中庸》也认为，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所以把修身列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列入“为天下国家”的九条常法之中，可见“天下国家”是古典儒家的具有目的意义的关怀。当然古典儒家的关怀在《中庸》还有“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更高的一面。但无论如何，“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君子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成物，使道行于世界。由于君子心怀“天下”，所以“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这里的天下当然是一公共的世界，故古代儒家虽然在问题意识上没有提出公共性的问题，但在出世与入世、道与利等等问题上的论述可以说都蕴含了儒家在公共性上的价值立场，即“天下”所代表的人民的、公共的利益始终是儒家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关怀。 

这种立场可以孟子的话为作代表：“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之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话虽然不是讨论针对专业性的公共性，但他的话“自任以天下之重”无疑为古代知识人规定了基本的价值方向，而这种“自任”的内涵是以“忧国忧民”为其特色。我们在后世的著述中每看到“以天下为己任” “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话，9 都是孟子以来此种传统的明确表现。至于这种精神在古代士儒的具体的体现，那就不胜枚举了。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以后，早如汉代的士大夫“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10 后如范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11 ，乃至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到现代共产党人邓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2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证明“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对古代儒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入影响。这种精神的影响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很难以遗忘对公共事物的关切来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不会使这种精神的体现仅限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 

以下再列举若干宋明儒者的说法和表达。《宋元学案》述范仲淹生平云：“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13 述陈古灵云：“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14《明儒学案》所记载的此类儒者言行更多，如“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15“以天下为己任”，16“以天下为重”，17“吾辈动辄以天下国家自任”；18 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深入近世儒士心灵深处的价值精神，社会、民生、风俗的公共性相对于个人的任何关切都始终具有优先性。“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19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20 “天下事皆所当言，上为朝廷，下为苍生”，21“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22“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23 古代儒士已经把真理的公共讨论，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重要领域。 

当然，宋明以后，受佛教的影响，理学中也有内向化的发展，有些儒者重视精神的修养，反对只追求家国天下而忽略个人修养，强调个人的修身应当和家国天下的关心一体并进，如说“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便逐在家国天下去”。24 更有强调道德修身决定论者，认为随着道德修身问题的解决，家国天下的问题即随之解决，故有说：“人常言圣人忧天下、忧后世，故生出许多假意，悬空料想，无病呻吟。君子思不出其位，只是照管当下，即天下后世一齐皆在。”25 当然，这一类说法也可能是明代后期士人对专制腐败的政治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所致。所以，儒学传统内部虽然包含着某些复杂性，但其主流和主导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天下国家优先的。

四， 

杜维明（tu wei-ming）是近年大力提倡公共知识分子观念的儒家学者。对于杜维明来说，他不仅从上述儒家观念出发而认定儒家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提供很多资源，显然他认为儒家对士的理念和实践从更广的方面支持和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西方文化中现代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源相当薄弱，26 因为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离群独居的希腊哲学家，也不是代表上帝声音的希伯莱先知，“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僧侣阶级或者长老，也不是19世纪俄国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如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们全是贵族，特别反对政府，不反对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观点现在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知识群体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种定义和中国当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相合。27 换言之，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外延范围相当广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和其表达公共性关切的方式都是多样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远远超过了那种仅以不同政见者自命的沙俄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诠释，杜认为，与这种充盈着更为丰满的人文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最确切相近的是儒家传统的“士”，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类型，儒家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源，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儒者士大夫的这种广义的公共性（尤其是参与政治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列文森说：“中国官僚不是保持其与王权的一定距离（或它与王权的紧张关系），而是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在事实界还是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28 另一方面，儒家的人格理想与职业化的要求始终不合，“儒学主要坚守其非职业化理想，即反对专业化，反对那种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29 因此，儒家对“士君子”的观念从来不是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唯一的内容，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实践上总是以对政治提出批评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责任伦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发展，更注意道德风教的变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内（而不是站在政治之外）参与政治。与博格斯所说的历史上西方知识分子多“不履行一定的政治指责”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士大夫多履行一定的政治—行政职责，而又同时保持其学者文人的文化身份。 

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清理80年代以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自我确定方面的各种观念。以沙皇俄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来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是8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完整的认同，这种认同固然在促进“知识分子”的理解走出文革的历史转型、发展批判性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与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和儒家思想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比，毕竟有些窄化，也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面需要。因此，对我来说，参与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是对这一观念有任何道德上的偏爱，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来吸收晚近的丰富资源，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根源上，韦伯(max weber)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都认为，“君子不器”的儒家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无专业技能的人，又是认同价值优先于技术的人。因此儒家的知识人文化与专家文化不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价值优先”，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价值。有人认为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毛时代的现代中国的红专之辩中仍有影响。自然，“红”虽然是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象征，但无疑是公共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红专之辩中也可以说隐含有儒家的影子。不过儒家的价值优先是道的优先、理的优先、义的优先，与“红”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仍有不同，这一点也应明辨。列文森甚至认为儒家比共产党更反对专业化，以区别儒家与共产主义实践，这虽然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但就1949-1978而言，还应当说儒家比后者更反对政治化。事实上，儒家传统的知识人往往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充分地具有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从而道德价值优先的模式会降低专业化的倾向，贬低专家的地位；另一种也应承认，儒家内部的反智主义传统不强，始终在主流上强调道德不离于知识，而且在儒学传统中包容了大量的人文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这使它比起其他宗教传统较易于容纳专业化。 

在中国古代，“学术之为召唤”和“政治之为召唤”对于士大夫群体毫不冲突，而是自然合一的，因为，就其为学者而言，他们可感于学术的召唤，就其为官员而言，他们服务于政治的召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化体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不相同。韦伯早已指出，以理性化为其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也是现代化由以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工具理性的发展使我们“被迫成为职业人”，它造就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并使得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冲突。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论说，正是在这种职业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意在强调摆脱学院化所体现的职业局限和宰制，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职业化作为社会分化和专业分化的合理进步意义。所以，那些抗拒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致力于人文学科探求、专业化地认同学院化研究工作的人，应当受到尊重。 

学术之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事实上，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在民初以后近代大学建立的过程中已逐渐确立。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在50-70年代经历过复杂的曲折。有关“红”与“专”的讨论以及“又红又专”“先红后专”的说法，是文革前后近三十年当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确定的主要模式，而这种模式当然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如果“红”代表政治化而“专”意味专业化，那么可以说，在1949-1978这三十年，专业化和职业化始终受到阻碍，又由于意识形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性强，因之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严重受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严重落后。如果“红”的政治化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共性，在中国，后文革时代的专业化正是作为对泛政治化的否定和离异而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教育、科研的专业化制度的发展作为重要条件之一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种专业化的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传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意义，一方面儒家思想传统为知识分子保持其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怀提供了价值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儒家思想传统对专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较多的支持。 

五， 

正如博格斯((carl boggs)指出的，随着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入大公司、政党、利益集团、教育体系、国家机构的现代体制网络，他们成为大规模的科学管理的成员，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工具化了。职业性愈来愈重要，而公共性愈来愈弱化，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与现代性所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宰制”相适应，专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现代生存必须适应的环境。30 知识分子不仅受技术理性的制约，由于大众媒介受私人公司和政府权力的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深，而大众媒介又是知识分子表达公共意见的主要渠道，因此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表达受到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集团的限制。这种财富和权力对公共性的腐蚀虽然无关于知识分子的意向心态，但也会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生态的恶化。 

另一方面，像传统的费边主义者(fabians)所期望的，科学技术、文化学术的知识分子仍能在现代社会扮演公共良心的角色，这一点不仅由以上所说的现代性技术理性宰制和财富权力腐蚀造成巨大限制，而且，更极端者如古德纳(alvin gouldner)等人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是独立的阶级，而不可能作公共的良心，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不同，是他们占有的是文化资本，他们在公共领域提出的只是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实，这种看法难脱庸俗唯物论之讥，比起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尚逊一筹。 

但是，在提倡知识分子公共角色的学者看来，造成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危险的主要方面来自专业化，来自专业化给知识分子自我确认带来的内伤。现代性以技术和大规模组织、专业主义标准等形式把社会领域格式化，而大学就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现代性产生了理性化形式的教育制度，而大学和教育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现代化影响的感觉，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更为强烈的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为古典学者、哲学家、牧师或文人学士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被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工作与知识产业、经济、国家和军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31 

“结果是相互分离的、各不相干的学科和亚学科的大量繁殖，就它们的专业化的学术网络控制而言，它们是科层化的，这一网络拥有自己狭隘的主题、行话和社会集团。”32 强烈批评专业化的学者担心，科层化的专业性发展导致专家代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投身人类社会的政治主题、文化主题、社会主题的知识分子，富有创见和批判性的讨论逐渐消逝，人文领域的学术性问题变得日益狭隘化。他们认为，由于相信通向知识之路存在于耐心和无偏见的数据积累之中，学术问题力争向更严格、更客观的方向发展；于是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哲学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困境之中”，反而模糊了战争、和平、革命、善恶这样的大问题。33 雅各比(jacoby)认为，当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授时，他们不需要写公共文章，他们不写，最终也不会写。34 从而，知识分子的学术化不仅不能提出有创见的学问，更使这个专业化阶层与大学外的历史和社会相脱离。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表现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也是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值得“现代化中社会”的知识分子加以警惕。 

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道德的符号，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享有道德的权力。如萨义德也指出，在大众媒体面前会产生媚俗的公共知识分子，宋儒程伊川亦云：“虽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35 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在其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指出，1970年以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已经很难。在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代，如今一个领域的天才进入公共领域去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时，很可能错误百出，大说外行话。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公共”多于“知识”。这位前联邦法官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知识分子在传播信息、提供意见方面表现很差，判断错误屡见不鲜，对改善公众的理解贡献不大，对重大问题的事实只有极为表面的理解。36 

从另一方面看，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专业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还很不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决不能把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是应当在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前提下倡导文科知识分子以其专业为背景的公共化。（甚至将来可能的发展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业余活动，而成为独立于专业学者的独立行当。）公共化并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必然义务，更没有必要提倡自然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方面发展。如波斯纳不把罗尔斯（john rawls）包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中，因为罗尔斯从不有意识地为大众写作，可是谁能无视罗尔斯对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无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面对中国加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需求，和国际化的学术竞争与学科发展，我们现在太需要在各个学科中出现罗尔斯式的学者，而我们的传统使我们一向不缺少公共性的写作者（文学专业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而现代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甘心长年坐冷板凳的有体系成就的专业学者更难出现。成为对照的则是，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公共化（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媚俗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因此用公共性写作来回避专业工作的艰苦工夫，与用专业化工作消解社会关怀或公共参与，对人文社会学者而言，同样是要加以警省的。37 当然，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传播业正在急速发展和扩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而如何定位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未加澄清的问题。 

1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 第2.页 

2 参看《杜维明文集》五卷，第601页。 

3 同上。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 

6 见《续资治通鉴》哲宗、徽宗年所载曾肇等言。 

7 《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下》 

8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 

9 如《明儒学案》引师说论张阳和语。 

10 《后汉书·袁安传》 

11 语见《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 

12 邓拓《事事关心》，载《燕山夜话》，1979年版，第156页。 

13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14 《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 

15 《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 

16 《明儒学案》卷十一 

17 《明儒学案》卷十四 

18 《明儒学案》卷二十三 

19 《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诸儒学案下二》 

20 《明儒学案》卷十五 

21 《明儒学案学案》卷九 

22 《明儒学案》卷二十五薛方山记述 

23 《明儒学案》卷五十三《诸儒学案下一》 

24 《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 

25 《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 

26 事实上，如列文森所说，希腊式的教育目的也是要培养非职业化的绅士，19世纪牛津和剑桥的理想也是要把人培养成绅士以抵抗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化，可见就非职业化而言，西方文化亦有其资源。（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6、196页）而杜维明所说，则是指，就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活跃于政界、商界、传媒界而言，儒家传统可为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观念和例子。 

27 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概念同样应当包括回归传统价值的人，政府部门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舞台。雷蒙·阿隆可能比一个萨特或一个福柯更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伦理义务。《杜维明文集》五卷，520、601、606页。 

28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科，2001年，第220页。 

29 同上，第175页。 

30 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2002年，前言、第11、80、100页。 

31 同上，第121页。 

32 同上，第140页。 

33 同上，第144-147页。 

34 《最后的知识分子》，英文本，第7页。 

35 《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 

天文学的知识第9篇

那么友好化方案是不是不要数学呢?不是这样的，友好化不等于不要数学，实际上描述基本自然现象最简洁的还是数学，在天文选修课中教师仍然需要一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大部分学生们都能接受)来描述基本天文概念。那么友好化方案会不会导致天文知识的肤浅化呢?也不是这样的，以通俗的语言阐述天文知识尽管有失简洁性，但是学生们更容易接受，而且不会降低天文知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会导致肤浅化。退一步说，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数学阐述的，比如人的感情，在天文上有很多未知的现象目前也无法用数学进行有效阐述。那么友好化方案会不会导致媚俗化?天文选修课的友好化并不是哗众取宠的手段，而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天文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从而实现天文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爱因斯坦本人写过一本《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这是关于相对论的通俗版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具有大学入学考试水平以上的公众比较准确的理解相对论。

那么友好化方案如何具体实施呢?我们认为大体上有两个要点:1．通过类比生活中的实例来阐述天文现象;2．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并通过与学生们的互动来进一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我们在中国民航大学开设了一门天文选修课程———《现代天文学》，并在教学中实践了上述友好化方案，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教学片断(“宇宙起源”章节中的一部分)来阐述友好化设计方案。首先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让学生们自由讨论，年轻人富有想象力，可以给出各种新奇的答案———这样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调足学生们的探索胃口。当讨论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教师话锋一转(手中握着一枚鸡蛋)，指出不管这个世界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但对于宇宙来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认为先有的蛋———叫做勒梅特的“宇宙蛋”［2］。

美国天文学家乔治·伽莫夫在勒梅特的“宇宙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原始火球”的假说，该观点认为宇宙是从一次大爆炸中产生的［3］，［4］。而后经过许多人的改进，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热大爆炸宇宙学模型”［4］———这一观点现在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科学文化常识。这儿，我们列举了一个实例:一位老乡(仅有小学学历)把成捆的啤酒放在冰箱的冷冻层，没多久啤酒瓶竟然都“爆炸”了，他向作者询问这个现象和“宇宙大爆炸”有没有关联?作者想了想，啤酒瓶之所以“爆炸”，是因为当温度低于凝固点时，啤酒相变为固态，其体积则发生膨胀，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这位老乡可能给出了“宇宙大爆炸”的一个可能原因———因为突然冷却从而发生了“大爆炸”———此观点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大爆炸宇宙学模型”确实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基本科学常识。目前已经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大爆炸宇宙学模型”(通过多媒体手段详述各种观测证据)，从“大爆炸”到这堂课宇宙经历了上百亿年的沧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