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物质颗粒燃料大别山地区经济发展
大别山地区既是武汉城市圈的辐射区，又是国家划定的重要生态功能区。2010年12月，国务院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大别山生态功能区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域。规划指出:“生态功能区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实行产业准入原则，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旅游、农林牧产品加工、观光休闲农业等产业。”大别山地区的主要生态产品除了提供清洁水源外，最丰富的就是生物质。因此，对照规划要求，对生物质的综合开发是大别山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选择。
生物质是指有机物中除化石燃料外的所有来源于动、植物能再生的物质。生物质能则是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后固定和贮藏在生物体内的能量。生物质能是一种重要的绿色能源。生物质能占世界一次性能源消耗的14 %,是继主要的化石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之后的第 4 位能源，而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质能占一次性能源消耗的40%以上。生物质颗粒燃料是将农林生物质原料(包括农作物各种残余物、林木枝叶及加工剩余物、草类、粪便等) 通过挤压加密成型技术进行加工，使其具有人们方便使用的形状、大小和密度。同其他形式的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相比，生物质颗粒燃料技术因生产过程简单，其产品更容易直接使用。欧美国家使用比较普遍，生物质颗粒燃料消耗占生物质能消耗量的60%。
一、大别山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大别山试验区总体目标的实现
大别山革命老区20个县市区（湖北7个、安徽7个、河南6个）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近十年，国家虽然对其实施扶贫开发，但仍然是一个集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和传统农业于一身的欠发达地区。2010年9月，20个县市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大悟县，向全国人大和政协提出了《关于建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议案和提案，国务院采纳了议案和提案，编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其总体目标是“红色的大别山、绿色的大别山、发展的大别山、富裕的大别山”。
以“绿色的大别山”为目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以生态经济托起绿色发展，推进绿色生态建设，全面实行青山绿水工程，力争“十二五”末森林覆盖率提高10%以上，达到70.5%，为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以“富裕的大别山”为目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充分发挥生物质能资源丰富的优势，着力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使资源优势转为为经济优势。据测算，2010年生物质颗粒燃料每吨生产成本500元左右，市场售价为600元左右。如果将大别山地区每年生物质资源加工成颗料燃料，可增收118亿元。同时，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将大别山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挤进碳汇交易项目，根据2010年国际交易价格每吨10欧元，创汇额非常可观。加之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可以创造许多的就业岗位。
(二)有利于大别山生态功能区作用的发挥
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08年7月，环保部、中科院将大别山革命老区20个县市区划为大别山水源涵养重要区，面积30455平方公里，其作用是涵养水源，培育替代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水污染。为了充分发挥生态功能区的作用，大别山地区在实施青山绿水工程的基础上，以寻求替代产业为突破口，大力培植绿色产业。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低碳经济托起绿色发展。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等低碳经济产业族群的宠儿，而生物质颗粒燃料是生物质能中的佼佼者。它能替代煤、油、气传统能源，用于各类锅炉的燃烧，也可以用于直燃式发电。燃烧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低排放，减缓了对大气的污染，避免了酸雨的形成。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发展。将农业产品废弃物生产成生物质颗粒燃料，不仅避免了田间燃烧的空气污染和随意堆放造成的面源污染，而且变废为宝。同时，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天然的有机肥，直接施于农田，不仅减轻了化学合成肥料对水源的污染，而且为提供原生态的农产品提供了前提条件。形成了循环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有利于武汉城市圈 “两型社会”的建设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由此推开了圈域建设“两型社会”的序幕。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两型社会”就是要转变现有的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良性循环的节约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加速推进、消费迅速升级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大别山地区拥有燃煤、油、气锅炉3200余台，约9000吨蒸量每小时，仅武汉市使用多种燃料锅炉就达4000余台，约1万吨蒸量每小时。若将这些锅炉改造成以生物质颗料为燃料，每年需消耗2400万吨（折合标煤1197万吨）。不仅可以减少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而且减缓了环境污染的压力，促进了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四)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严重制约着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提出的新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既要着眼长远，又要着力当前；既要安全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建设新农村，首先的前提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是建在沙滩之上。
产业是农民增收的载体与源泉，建设新农村必须从产业抓起。传统产业增收困难，因此产业发展必须要依托丰富的农林产品资源开发新的产业。大别山地区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利用这些资原开发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使农民忙时务农，闲时务工，不出家乡就能打工，解决了农民就业难的社会问题。同时，通过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带动农村改水、改厕、改厨，不断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
二、大别山地区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优势
(一)生态资源优势
大别山区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常年积温为1900~2300摄氏度，高于同纬度其他山系，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1.2%，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60.5%。因此，生物资源丰富。仅乔灌木树种就达8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250多种，是一个天然的生物馆。大别山区生物资源海拔差异大，植被变化明显，山冲坡地种植水稻、小麦、花生等农作物；低海拔杉木、柳杉、马尾松成片分布；栓皮栎、青冈栎、枫香、黄檀等用材林穿插林中；经济树种乌桕、油桐、漆树、桑树、油板栗、油茶等镶嵌其间；间有小片荆棘掩映林间。海拔渐高，黄山松挺拔在石缝中。为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详见表1）
(二)交通区位优势
大别山区位于我国腹地，是中部六省的心脏地带，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交通条件比较优越。南北向京广、京九铁路、京广高铁、京珠高速、大广高速、106、107国道和东西向的西宁铁路、沪蓉高铁、沪陕高速、312、318国道在大别山交织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使运输成本降低，市场区域扩大。大别山是武汉城市圈、合肥经济圈和中原城市群的结合部。山南紧邻武汉，武汉作为我国中部唯一的中心城市，对大别山的经济辐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不可替代的。大别山是武汉的后花园，不仅为武汉提供了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而且为其较好的提供了生态功能产品。武汉城市圈辐射半径超过了大别山所含区域，其中大部分区域处于武汉城市圈的紧密圈和核心圈中。合肥经济圈的规划体系中涵盖了皖西大别山区。中原城市群的规划中也辐射到了豫南大别山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大别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市场需求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能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改变能源结构及其消费方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刻不容缓。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和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生物质能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家发改委制定了生物质能中长期规划，2010年年产生物质颗粒燃料500万吨，计划到2020年要达到4000万吨。根据国际能源理事会预测，到2020年，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的比重接近60%，而生物质颗粒燃料则占生物质能利用的60%。大别山能源消耗量大（详见表2），能源资源匮乏，90%以上能源依靠区外调入，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全部依赖外调，80%的电力也需要外输，因此，急需寻求替代的能源，而大别山地区生物质能极其丰富，是替代的重要途径。
(四)人文社会优势
大别山区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战争时期有几十万热血青年为了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更是将军倍出的地方，其中红安、金寨、大悟、新县和六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虽然大别山横跨三省，但是大别山区内各县市地缘靠近，人缘相亲，具有相同的人文社会背景，在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和人文特征上都比较相同，这为经济上的良好合作交流打下了基础。这种相似或者相同的人文资源对大别山地区的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便利的社会条件，是实现大别山地区的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三、加快发展大别山地区生物质颗粒燃料开发的对策分析
(一)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包括生物质成型设备、生物质成型燃料和高效燃烧装置等领域的技术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技术研发基地要充分利用武汉科研院所集中、人才多的优势，规划在华中中心城市――武汉；成型设备和高效燃烧装置的生产由于技术含量高、占地面积广应规划在县城；颗粒燃料的生产厂区为了方便农民进厂务工和降低运输成本，应规划在有原料的乡镇或中心集镇。要根据市场需求分县市制定生产布局规划，每个县先建设生产能力10万吨的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年生产能力5000吨），然后随着生物质颗粒燃料产品推广应用的扩大，逐步进行扩建。同时，要在县城规划建设与之配套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直燃式发电厂，使生物质能就地转化成电能。
(二)加大扶持产业政策力度
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既是一个朝阳工业产业，更是一个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必须从产业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第一，在财税政策上予以扶持。首先将企业购置生物质成型设备纳入农机具补贴范围进行补贴。其次对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企业纳入农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范畴，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再次对应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企业，财政给予一定的绿色能源价格补贴。第二，在土地政策上予以宽松。凡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设备、高效燃烧装置和成型燃料生产企业由县乡政府无偿提供“五通一平”的建设用地。第三，在金融政策上予以倾斜。要扩大对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企业的贷款规模，将贷款纳入政策性贷款，实行财政对中小企业担保抵押贷款制度，对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贴息。
(三)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模式
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模式，采取政府撬动、企业拉动、农民联动的发展方式。县级政府要从生态转移支付和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设置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基金，用于对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好的企业或个人给予奖励。同时，积极向上争取绿色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财政补助资金，无偿注入企业，支持企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链中。要完善政府、企业和农民的责任，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企业分别与农民和使用企业签订合同，实行订单式生产。既可以保证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也可以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实现共赢。
(四)加速研发产业核心技术
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关键技术是生物质固体致密技术、成型设备制造技术、高效燃烧装置制造技术，其中生物质固体致密技术既是关键技术，又是核心技术。目前，我国在生物质固体致密技术上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一段差距，主要是工艺流程落后，能耗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自主研制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两条腿走路。当前，意大利研制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系统ETS（EcoTre System）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对新鲜的生物质原料不干燥直接加工，成粒后温度只上升10~15摄氏度，压制的颗粒无需冷却，省去了干燥、冷却两道传统工序，减少能耗60%~70%，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只有先引进消化吸收，再自主研制开发核心技术，才能使国产生物质颗粒燃料象欧美国家一样替代煤炭，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可以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别山地区已有凯迪电力、安能集团、和泰集团等大型企业参与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开发，其中，和泰集团已生产出具有八项专利的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设备，年生产能力达到200套。虽然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但是由于县级政府和企业投入资金的困难制约了研发的进一步深化。为此，在核心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上要由省级政府统筹安排，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扶持力度，以促进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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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农业；农业发展对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也凸显出来，土地耕地的占用滥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产生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1990年，西方部分国家提出了基于生态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以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为模式展开的循环经济理念因其既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又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效应而得到广泛关注。由此，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研究农业生产、自然和经济如何达到和谐统一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方向。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在生态农业探索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运用优劣势对比分析，辅以经济生态区周边县市德安县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德安县农业发展规划制度下的优势点，客观地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具有交叉融合性。同时对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进行客观分析，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概念和新型农业的理念进行阐述和分析，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化农业的不足和对策，以期促进区域循环发展、可持续良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 研究意义
本课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羁鼋行分析，着重选取较为代表性的德安县农业产值数据，根据现有观察到数据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优化生态产业结构，响应“中部崛起”的号召和“生态兴省”的目标，为农村经济、生态提供新思路。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农业发展历史
鄱阳湖地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鄱阳湖地区稻属植物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过程已经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政策的影响加上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当时已有不小的影响力。
秦朝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农具的进步，湖区农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随着北民南迁运动的兴起，南方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湖区成为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
唐代开元盛世和宋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耕地扩张，品种改进，作物种类多样化。明清时期，农业科技进入总结阶段，小农经济达到鼎盛，农业稳定发展，湖区农业逐渐向近代农业转型。
历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湖区农业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湖区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组织科技人员对鄱阳湖进行研究并开展山江湖工程。整改成功后，通过发展“四水一牧”（水稻、水产、水禽、水草和畜牧业）产业，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农业发展现状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农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其中农业又在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稳定，整体而言有所涨势，形成粮食作物生产为主，油料作物和蔬果生产为辅，同时引入棉花和糖料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格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稳步发展，现代机械科技的不断推广，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得以不断建设，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大发展方向。
本文以德安县为例。201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5193万元，多种经营产值23611万元。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他县市农业产值状况对照，其农业产值不尽相同，但比例构成基本一致，且多以经济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产量达产值为11582万元，粮食产量44410万元，油料产量5838万元，棉花产量6337万元，糖料产量470万元，蔬菜产量28017万元，水果产量5386万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特点。
德安县在2013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47804吨，其中谷物产量为46477吨，占粮食作物比重为97.22%；蔬菜产量为37285.8吨，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4.56%；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7097吨、10960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6.6%、10.1%。在2014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50061吨，同比去年增长4.72%，其中谷物产量为48021吨，依旧占粮食作物比重95.92%；蔬菜产量为38247吨，同比去年增长2.58%，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3.08%；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8944吨、111595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7.7%、10.3%。其别的是瓜果同比去年增长49.67%，油料同比去年增长26.03%，说明德安县逐渐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瓜果种植的面积产量逐年增大。经济作物种植中以油料为主，棉花和糖料作物的分布较为零散不均，产量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和客观经济条件的提升，蔬果种植也日益发展扩大。总体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和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作物及其他作物的单产也在增加，生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地域状况的多样化而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农业效率的提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优劣势因素分析
（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因素
1. 经济优势因素分析
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德安县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德安县面积达863平方公里，占有0.56%的全省面积。利用现有京九铁路、长江航运的优势，东西连接上海、重庆，南北连接北京、香港，且可利用水、陆两路出海，京九线穿城而过，近年建设的合九线（九江至合肥）、武九线（九江至武汉），即将修建的铜九线（铜陵至九江）、九景衢（九江至景德镇、衢州）等几条线路相互沟通，形成骨架状的交通网络，使德安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经济区密切连接。公路网络发达，福银高速公路（至南昌1小时，至九江0.5小时），加上穿城而过的105国道，途经的316国道，即将投入使用的昌九城际铁路将令德安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促进德安县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与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自然优势因素分析
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德安县干流博阳河全长93公里，县内占79.7公里，流域达863.0平方公里，34条支流，其中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金带河、下头水、庙前港、涂山水7条支流的流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346.7公顷。充足优质的资源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安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限制性因素
1. 自然限制性因素分析
土壤的酸碱度（PH值）是作物种植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土壤PH值在6.5时，作物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使该地区土壤呈偏碱或微酸，不适合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总体而言，一系列良好的土壤条件令德安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要成矿带中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
土壤呈偏碱或微酸，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偏碱微酸的土壤将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 生态环境制约
德安县地处江南低山丘陵地区，雨水丰富，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大毁林造地、湿地开荒等行为进一步破坏了该地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直接导致了德安县种植区域的部分土地退化，直接导致土壤内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
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展开；此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类型还不够丰富，其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较差，进口农业机械的价格令普通农民难以承受等也是机械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3. 科技限制性因素分析
（1）水资源工程不健全
完善的水资源工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水资源工程开发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它不仅在农作物生长因水分亏缺而产生障碍时能够及时的予以灌溉补给，确保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使其正常生长；而且当发生暴雨或雨量偏大等原因出现田间积水从而使作物根系因浸泡发育受阻时，能及时地予以排涝，以促使其正常生长环境的恢复。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资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设和完善水利检测预警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好水位的状况，以为旱涝情况做好预警和必要的准备，科学监测好水资源的质量数量；2.保护好鄱阳湖水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我调控和修复作用，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良好循环利用，建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
（2）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在落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从事第一产业“低收益性”，加之外部因素的推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力来满足经济的发展），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时间流失，使得目前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的现象。缺乏足够科学素养的广大农民也很难将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该有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德安县的实际发展情况，现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1. 育人。建立相应的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需要培养人才的相应能力，如培育管理人员，则着重培养其经营能力，增强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开设进修课程，对人才进行系统的培训。2. 引人。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福利，吸引高端人才。德安县政府应该积极带头，如开展高端人才招聘会，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为其提供更完善和全面的保障，同时采用更有吸引力的措施，进一步激励高层次人才的引进。3. 留人。为人才提供更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留住人才。4.加强监管，规范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从而推动德安县人才的素质提升，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德安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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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沿海物流；走向；机遇
为提高资源整合意识，提升物流企业的管理水平，推动生产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物流服务业，食品冷冻企业重视并掌握供应链管理的知识和理念，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1、农业物流的发展给福建物流入新的血液
农产品物流是维系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的血脉系统。建立安全方便、畅通高效的农业物流服务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农民减少成本，促进农产品的快速流通的良性循环，作为福建农业大省，福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农产品种类众多齐全，交通运输优势明显，在农业物流市场日益成熟，农业物流产业的发展潜力极大的情况下，现代化农业物流业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在农业物流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学者在农业物流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结合对我国现行的现代化农业物流体系的概括描述，得出农业物流业发展的特点及构成要素，接着就国外发达现代化农业物流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给福建省现代化农业物流提供些借鉴，在对物流的发展进行浅析浅析，进而对福建省现代化农业物流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在浅析福建省现代化农业物流发展的目标及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具有3个大方向、10个方面的福建省现代化农业物流体系，并给出了推动福建省现代化农业物流发展的对策与倡议，供社会各阶学者研究和探讨。
5月8日至10日，总理在福建考察中指出，力争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海峡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试区域，服务中西部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现代物流是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区发展要素的整合、协调和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海西要发展，就要在调整和振兴物流业方面实现新作为。然而从整体看，福建物流业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开端，但是，现代物流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现代物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与国内外先进地区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2、福建物流发展的主要问题
首先，虽然福建省陆续出台了《福建省“十一五”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规划》和《关于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支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但由于各部门具体的贯彻意见和措施有待进一步落实，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有利于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导致实践中物流业还是分行业、分部门管理，彼此之间难以进行有效合作和协调，特别是在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物流效率时，解决资源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重新配置时往往受到制度性束缚。这些造成了物流资源的浪费，也影响了各种物流功能和物流服务方式的协调发展，构成了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瓶颈。
其次，福建物流信息化是目前发展受限的主要问题之一，体现为：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尚未建立，信息平台之间相对独立，信息难以实现有效互通；政府内部的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标准，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等各自为政，信息平台无法有效互通；大量的中小型物流企业、工商企业缺乏功能相对完备、符合物流需求的信息系统，企业无法及时获得开展物流业务所需的公共信息，尤其是难以获取物流过程中的运输、仓储、码头、交通等实时信息，大量的物流资源没有得到优化利用。与此同时，物流标准化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缺乏物流的基础性标准，地方物流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跟不上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致使物流标准化成为现代物流发展的瓶颈之一。此外，目前福建省中高级人才短缺：缺少高级物理管理人才和专业的技术人才，一方面，物流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另一方面，物流教育有待加强，高校中设置物流专业和课程起步较晚，研究生层次教育也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以物流科技创新和知识型物流人才为核心的物流教育目标体系。尤为重要的是福建省相当一部分第三方物流企业尚未形成主置：主要的物流活动仍由制造商、供应商承担，尚未专业化、社会化。多数企业的仓储运输等设施和人员成本较高，而第三方物流企业多数自有仓库面积不大、自有车辆少、自建物流配送中心面积有限，主营业务范围狭窄、品种较单一，物流业务辐射范围以本地区为主、多式联运技术尚未普及，难以满足广大的物流市场需求。
3、海西物流网络体系的构建
今天，纵观海西，春潮涌动，蔚为大观。尤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海西建设起了实践性的推进作用，海西区域的独特优势更加凸显。物流网建设的战略性日趋突出，物流网络体系应采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措施，航空、水运、铁路、公路加强合作，强强联手，建立起以福州为首的闽江口城市经济发展区、泉州为中心的湄洲湾城市经济发展区、厦门为中心的厦门湾城市经济发展区。并借此契机加强与福建内陆城市（三明、南平、龙岩）、浙江城市（丽水、衢州）、江西城市（上饶、赣州、抚州）、广东城市（梅州、潮州、揭阳）等物流网节点城市，并将其建设成为两岸的物流网节点城市。首先，综合物流枢纽中心面向国内外、辐射范围广，不同运输工具有效衔接实现区域外向型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福州、厦门、泉州市外向型经济显著，区位条件优越，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系统完善，货物吞吐能力强，港口条件良好。特别是两岸三通后，在海运方面福州、厦门港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优势：与台湾直线距离最近，满足货物运输成本最低、时间最短，货物通过福州、厦门、泉州港中转后可通过大陆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网迅速转送到全国各地。所以，福州、厦门、泉州市可以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端和南端综合物流枢纽中心。其次，区域物流枢纽中心主要面向国内，辐射范围较窄，规模较小，具有一定的综合功能。漳州、温州、梅州、上饶等市经济实力较强，专业化经济显著，区位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物流需求旺盛。可以建设成为涵盖福建全部、浙粤赣湘皖部分区域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物流枢纽中心。海峡西岸经济区采用“金字塔”模式建设物流网络体系，有效衔接上海宁波等经济区，通过这些经济区物流网络体系的相互联系、作用、交融，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实现国际接轨，衔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对接台湾海峡两岸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物流网络体系，为把海峡两岸经济区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试区域，服务中西部发展。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阐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效率改进，并最终决定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说明，要素积累实现了中国“经济赶超”的战略目标，即便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经济赶超潜力依然很大[2]。与经济增长路径相似，农业经济的增长也主要得益于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传统要素的投入。这种以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长期看，由要素积累赶超模式向人力资本型技术赶超模式转变，是当务之急，也是提高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现实可行路径[3]。那么统筹兼顾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数量和?Y构协调就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研究的重点，亦是协调资源、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的关键。
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理论框架中，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技术进步外生性的问题，实现了理论突破，为经济增长源泉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政策结论：短期看，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源泉[4]。但在实践中，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存在技术壁垒和技术偏向性差异，没能实现新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蛙跳”（leapfrogging）[5-6]。近期，学者们用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差距问题，提出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完全匹配，才能获得最佳的产出和效率[7]。如Grier[8]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联合内生”的概念，分析了两者间相互积累的外部性问题。Hsieh和Klenow[9]分析指出，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匹配的扭曲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效率损失约为30%～50%。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10]。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环境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11]。但环境污染本身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12-13]。“污染避难所”假说也强调，环境污染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14-15]。面对环境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压力，学者们将环境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纳入不同经济增长模型中，来重点关注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与环境质量的关系，Copeland和Taylor[16]指出要素禀赋特别是要素积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的差异会决定污染性产业的比较优势；Marta Aloi等[17]认为，环境污染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健康，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Chen等[18]具体评估了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源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福利效应。
鉴于中国农业自身特点和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提升的研究框架自然被引入了农业领域。理论研究上，国内学者获得了一个基本一致的认同：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亟待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19-20]。实证研究较多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EKC假说在农业中的检验。如张晖和胡浩[21]以及沈能等[22]将氮、化肥、农药使用量等面源污染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变量纳入模型中，证明了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存在EKC假说。另一方面是纳入环境因素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来源分解。崔晓和张屹山[23]基于物料平衡原理，利用SBM模型测算和分解了中国省际农业环境效率。田伟等[24]、张可和丰景春[25]从低碳视角和强可处置性视角，利用SBM测算了分省的农业环境效率以及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但兼顾农业经济增长因素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如韩海彬和张莉[26]在研究中，实证检验了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高鸣和陈秋红[27]运用静态 Xttobit 模型和动态 Diff-GMM 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碳排放绩效间的关系。
梳理已有文献，本文认为有两方面需要拓展。其一，已有文献很少将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纳入一个框架中分析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要素积累（物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农业环境效率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因果的作用效应[28]。在分析农业环境效率影响因素时，必须充分考虑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间联合内生结构带来的效率改进的影响，不考虑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的影响，在研究框架上是存在缺陷的。其二，已有文献研究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基本都采用线性模型。文献在实证检验农业环境效率影响因素时基本都采用Tobit等线性模型，鉴于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性，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结构关系是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个或几个门槛值时，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可能会表现出非线性的结构性变化。在分析方法上如果不充分考虑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就会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
张桃林指出：“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29]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要“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环境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如何在诱导性制度变迁框架下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30个省级单位的均衡面板数据，通过非径向、非角度SBM和面板门槛模型，在完整的框架下重点考察了要素积累、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农业环境效率模型构建及测算
（一）模型构建
农业生产过程中既能得到“合意产出”或“好的产出”（如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等），也会不可避免地生产出“非合意产出”或“坏的产出”（如面源污染物、CO2等温室气体排放）。Fare等[30]在研究中提出了既包括“合意产出”又包括“非合意产出”的环境生产可能性集合，即环境生产技术。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产出变量
（1）合意产出。为了确保与非合意产出、投入变量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得到准确的农业环境效率测算值，本文选择农业总产值作为合意产出。本文选择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来剔除价格因素对产值的影响。如没有特殊说明，相关数据
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得到。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下同。
（2）非合意产出。农业既是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也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农业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二大来源，其中CO2在温室气体的构成中占到了75%。中国农业生产受到碳排放约束，也对未来生态农业发展提出较大的挑战。本文沿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如田伟等[24]，以碳排放作为农业生产的非合意产出。具体测算方法借鉴引用率较高的李波等[32]的研究。?r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能源消费，以及土地翻耕和灌溉过程中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2.投入变量
本文选择的投入变量主要有：（1）土地投入。本文选择更能反映区域土地实际利用效率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代理土地投入变量。（2）农业劳动力投入。用统计年鉴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代理农业劳动力投入变量，会人为地虚高种植业劳动力投入，这与本文其他变量选择口径不一致。为了保证投入和产出数据统计口径一致进而获得一致效率估计，本文用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总产值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来计算。（3）农业机械投入。本文以农业机械总动力计算，具体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作、排灌、收获、运输以及植物保护等机械。（4）化肥投入。用农业生产当年实际投入的化肥施用折算量计算，包括氮、磷、钾和复合肥的施用量。（5）灌溉投入。选择当地当年有效灌溉面积来计算。
根据以上模型构建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本文测算了2000-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
DEA模型对异常数据非常敏感，考虑到西藏资源禀赋等的特殊性，故本文不以考虑。的农业环境效率，具体测算可以通过正式版DEAFrontier软件中自带的Slack-Based Model计算出来，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建设现代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尤其从2000年开始，农业现代化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频频被提及。农业现代化是破解环境和资源双重约束的主要出路。国家重大农业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会对全国各地区农业环境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够在完整新农政策视阈内实证检验全国各地区农业环境现实发展变化，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为2000年到2013年。
三、农业环境效率门槛效应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以上分析，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可能存在因要素积累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非线性关系。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区间效应，为了避免外生给定区间划分标准对模型估计产生的偏误问题，本文采用Hansen[33]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完全由样本数据的结构特征内生地划分不同区间，准确反映区域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两者之间的结构变化关系。本文借鉴Hansen[33]及连玉君[34]关于面板门槛模型设定形式及检验方法，单一门槛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根据研究的目的，本文在式（1）和式（2）中将qit分别用人均农业总产值和物质资本变量具体表示，就会得到以人均农业总产值为门槛变量的模型（I）和以物质资本为门槛变量的模型（II），分别检验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对于给定的门槛值δ，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参数β的一致估计量。并采用OLS和格栅搜索法（grid search）确定最优门槛值δ^，当门槛值δ=δ^时，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δ）最小，即δ^=argminS（δ）。利用优化搜索方法进行多重门槛估计时，首先搜索模型的第一个门槛值δ^1，固定住δ^1，再继续搜索第二个门槛值δ^2，如果δ^2存在，固定住δ^2，再对第一个门槛值进行再次搜索。重复这个过程，可以继续搜索第三个以及更多个门槛值。确定最优门槛值个数之后，需要进一步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以及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agr）
门槛模型中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本文第二部分测算的农业环境效率值。
2.解释变量为农村人力资本（hum）
在衡量人力资本时，现有文献多采用平均教育年限法，而这种方法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赖变量――制度安排。实际上，人力资本的形成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通过教育投资凝结在个体上的知识和技能等“潜在”的人力资本，二是通过实践形成的现实的、能增加物质资本产出效应的人力资本[35]。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很多新农政策制度的建立势必会对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仅用平均教育年限法来测算人力资本的全部，会遗漏和忽视不同年级教育的异质性，即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人力资本质量是倍数增长的。因此，本文参照张超的研究，用“潜在”人力资本来测算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具体做法是：先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值（s）。将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分别设为6年、9年、12年、12年、15.5年。具体计算公式为：sit=P1it×6+P2it×9+P3it×12+P4it×12+P5it×15.5，其中，P1it、P2it、P3it、P4it、P5it分别代表从达到小学到大专及大专以上各教育水平劳动者占农业从业人数的比重。再用如下公式具体测算平均“潜在”人力资本：humit=eλs，其中λ=0.1。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门槛变量
本文选择要素积累变量为模型的门槛变量，具体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变量。（1）物质资本积累（phy）。中国农业发展处在生产方式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效应逐渐展现。但在农业投资中，因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造成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增速差异较大，两者之间的动态结构变化将会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产生非均衡的影响。本文沿用已有文献的研究，用农村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物质资本的指标变量（单位：元/人）。（2）经济发展水平（gdp）。选择人均农业总产值指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单位：元）。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模型的门槛变量，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增长理论阐明后发国家或地区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能够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现实中很多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远远低于与技术能力相称的经济增长水平，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匹配问题，将会对农业技术进步及农业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间呈“倒U型”曲线特征，在农业领域EKC拐点出现在什么水平上，以及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质量间呈现怎样的趋势特点还存在争议[22]，但可以看出，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势必会对农业环境质量带来极大的压力，这种外部环境的约束会造成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作用效应的非均衡变化。
4.控制变量
（1）地理环境变量（nat）。农业产业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对地理环境依赖较强，地理环境是农业生产要素发挥效率的现实基础，地理环境的差异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进而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效应。本文选择的地理环境变量计算公式为：
nat=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农业种植结构（str）。不同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不同造成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强度的差异，农业种植结构的优化会进一步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而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采用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计算得到农业种植结构变量。
（3）农村用电量（rue）。生产中能源消耗是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全国各地区农业能源消耗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和效率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对各地区农业环境产生异质性的约束。本文参考郑风田和刘杰[36]的研究，选择农村用电量作为农业能源消耗的代理变量。
（4）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物质资本积累（phy）。本文同时将物质资本积累变量作为模型（I）的控制变量，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模型（II）的控制变量。
（三）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表1）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确定门槛模型的具体形式，我们利用stata11软件先对模型中存在门槛个数进行检验。根据F统计量和利用Hansen提出的“自抽样法”（Bootstrap）构造的P值综合检验门槛个数、门槛值以及显著性。对模型（I）和模型（II）检验的结果见表2。
模型（I）和模型（II）双重门槛的估计值以及相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列示于表2中。以人均农业总产值（gdp）为门槛的模型（I）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据此我们将模型（I）设定为双重门槛模型的形式，具体形式如方程（2）。其中人均农业总产值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 000元和51 000元，同时借助图1绘制的以人均农业总产值为门槛变量的似然比函数图，我们进一步可以得知两个门槛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是所有LR值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7.35（虚线所对应的值）Hansen（1999）提供了一个公式，当LR1（γ0）≤C（α）=-2ln（1-1-α）（α为显著性水平，一般取5%）时不能拒绝原假设。的区间（如图1）。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将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成经济低发展区（gdp≤12 000）、经济中发展区（12 00051000）三种类型。
以物质资本（phy）为门槛的模型（II）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我们将模型（II）设定为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 591.69元/人和6 708.91元/人，似然比函数图如图2所示，分析过程如上。因此，可以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按照物质资本的两个门槛值，将样本分为物质资本匮乏区（phy≤1 591.69）、物质资本中等区（1 591.696 708.91）三种类型。
（二）模型参数估计
通过以上门槛模型的Hansen检验过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I）和模型（II）参数进行一致估计。同时设定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同方差估计（OLS估计）和异方差估计（White稳健性估计），可以避免回归中异方差以及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汇总的结果可知，模型（I）中物质资本控制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说明现阶段各省物质资本积累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环境效率提升效应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物质资本积累的环境效率提升空间的潜力很大，与姚洋[2]的判断是一致的。而地理环境、农村用电量和农业结构等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农业受灾面积的扩大、农业能源消耗的不断扩大以及粮食播种面积占比过大，都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结论与李谷成等[23]的研究一致。模型（II）中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而地理环境、农业结构、农村用电量等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接下来，本文重点关注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的门槛效应。
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将全样本划分为经济低发展区、经济中发展区和经济高发展区三个门槛区间，在不同门槛区间中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呈现了异质性的作用效应（见表3）。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12 000元（第一个门槛值）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050 1，并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效应的释放。当经济发展水平介于12 000～51 000元之间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作用系数为0.107，并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51 000元（第二个门槛值）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系数为0.097 8），且通?^1%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看出，当经济发展水平处在12 000～51 000元之间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最明显，但过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地弱化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而过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文章实证结论再次证明了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条件收敛性，并且也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要充分匹配，某一方出现了超过另一方能力所能承载的程度，就会出现因两者结构失衡带来的效率损失。而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总量和结构远远低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发生随着农业经济增长的加快，人力资本扩散效应变弱，最终会导致农业环境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的情况[26]。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作用效应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反N型”作用趋势。
表4的上半部分描述了2000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间分布格局。从表4可知，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都处在经济低发展区，只有东部广东、浙江、天津、上海、北京等5个省级行政单位处在经济中发展区；在2007年，东部地区的上海和北京发展到了经济高发展区，处在经济低发展区的只有西部的贵州、甘肃、云南3省；而到了2013年所有30个省级行政单位都跨过了经济低发展区，相比2007年经济高发展区新增了山东、福建、广东、辽宁、内蒙古、浙江、江苏、天津8个省级行政单位。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布差异明显，跨越第一门槛进入经济中发展区的省级行政单位在逐渐增加，从2000年的5个，到2007年的25个，再到2013年20个，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处在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效应最明显的经济中发展区，但也可以看出跨过第二个门槛的省级行政单位数量在增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加快，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压力较大。
以物质资本为门槛变量，将全样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匮乏区、物质资本中等区和物质资本丰富区三个门槛区间。在物质资本积累的不同区间内，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的作用效应有明显的变异（见表3）。在物质资本匮乏区、物质资本中等区和物质资本丰富区三个门槛区间上，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都呈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看出，近些年随着农业经济的较快发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的作用下，整体提高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但从三个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估计系数看，匮乏区系数为0.058 2、中等区系数为0.063 7，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到了丰富区系数为0.023 1，出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了明显的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扩大，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正向作用效应先升高再下降的趋势。物质资本积累下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取得明显的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展现出了随着物质资本积累增速的扩大，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作用效应呈现出了“倒U型”变化趋势。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短期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仍要依靠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长期看，随着物质资本积累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1 680.34元/人时，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所能承载的水平间适宜，两者之间没有发生替代效应，但当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1 680.34元/人和跨过第二个门槛值6 708.91元/人时，这种替代效应会快速地扩散，因此造成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贡献迅速减小，孙敬水和董亚娟[37]、王询和孟望生[38]的研究支持了本文的观点。另一方面，农业领域中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39]，在两者联合内生结构中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显著的负外部性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联合内生的结构中，如果物质资本的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产生了制约作用，即发生了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如果是促进作用，则表明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正外部性。参见张小雪和陈万明（2009）的研究。，制约了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释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结构的失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匹配度下降），会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不足和过度，严重阻碍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最终导致当物质资本低于第一个门槛值和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出现了“倒U型”的趋势特征。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物质资本门槛效应。
从表4下半部分可以看出，2000年处在物质资本中等区的有26个东、中、西部地区省级行政单位，到了2007年只有19个处在这个区域内，而到2013年只有8个处在中等区，有22个省级行政单位物质资本积累跨过了第二个门槛进入了物质资本丰富区。现阶段，中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处在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倒U型”趋势的下降阶段，随着物质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在农业环境中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越会受到限制。
五、结论及启示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也凸显出来，土地耕地的占用滥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产生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1990年，西方部分国家提出了基于生态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以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为模式展开的循环经济理念因其既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又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效应而得到广泛关注。由此，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研究农业生产、自然和经济如何达到和谐统一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方向。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在生态农业探索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运用优劣势对比分析，辅以经济生态区周边县市德安县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德安县农业发展规划制度下的优势点，客观地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具有交叉融合性。同时对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进行客观分析，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概念和新型农业的理念进行阐述和分析，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化农业的不足和对策，以期促进区域循环发展、可持续良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 研究意义
本课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羁鼋?行分析，着重选取较为代表性的德安县农业产值数据，根据现有观察到数据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优化生态产业结构，响应“中部崛起”的号召和“生态兴省”的目标，为农村经济、生态提供新思路。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农业发展历史
鄱阳湖地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鄱阳湖地区稻属植物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过程已经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政策的影响加上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当时已有不小的影响力。
秦朝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农具的进步，湖区农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随着北民南迁运动的兴起，南方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湖区成为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
唐代开元盛世和宋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耕地扩张，品种改进，作物种类多样化。明清时期，农业科技进入总结阶段，小农经济达到鼎盛，农业稳定发展，湖区农业逐渐向近代农业转型。
历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湖区农业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湖区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组织科技人员对鄱阳湖进行研究并开展山江湖工程。整改成功后，通过发展“四水一牧”（水稻、水产、水禽、水草和畜牧业）产业，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农业发展现状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农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其中农业又在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稳定，整体而言有所涨势，形成粮食作物生产为主，油料作物和蔬果生产为辅，同时引入棉花和糖料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格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稳步发展，现代机械科技的不断推广，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得以不断建设，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大发展方向。
本文以德安县为例。201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5193万元，多种经营产值23611万元。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他县市农业产值状况对照，其农业产值不尽相同，但比例构成基本一致，且多以经济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产量达产值为11582万元，粮食产量44410万元，油料产量5838万元，棉花产量6337万元，糖料产量470万元，蔬菜产量28017万元，水果产量5386万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特点。
德安县在2013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47804吨，其中谷物产量为46477吨，占粮食作物比重为97.22%；蔬菜产量为37285.8吨，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4.56%；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7097吨、10960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6.6%、10.1%。在2014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50061吨，同比去年增长4.72%，其中谷物产量为48021吨，依旧占粮食作物比重95.92%；蔬菜产量为38247吨，同比去年增长2.58%，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3.08%；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8944吨、111595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7.7%、10.3%。其中特别的是瓜果同比去年增长49.67%，油料同比去年增长26.03%，说明德安县逐渐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瓜果种植的面积产量逐年增大。经济作物种植中以油料为主，棉花和糖料作物的分布较为零散不均，产量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和客观经济条件的提升，蔬果种植也日益发展扩大。总体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和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作物及其他作物的单产也在增加，生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地域状况的多样化而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农业效率的提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优劣势因素分析
（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因素
1. 经济优势因素分析
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德安县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德安县面积达863平方公里，占有0.56%的全省面积。利用现有京九铁路、长江航运的优势，东西连接上海、重庆，南北连接北京、香港，且可利用水、陆两路出海，京九线穿城而过，近年建设的合九线（九江至合肥）、武九线（九江至武汉），即将修建的铜九线（铜陵至九江）、九景衢（九江至景德镇、衢州）等几条线路相互沟通，形成骨架状的交通网络，使德安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经济区密切连接。公路网络发达，福银高速公路（至南昌1小时，至九江0.5小时），加上穿城而过的105国道，途经的316国道，即将投入使用的昌九城际铁路将令德安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促进德安县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与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自然优势因素分析
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德安县干流博阳河全长93公里，县内占79.7公里，流域达863.0平方公里，34条支流，其中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金带河、下头水、庙前港、涂山水7条支流的流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346.7公顷。充足优质的资源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安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限制性因素
1. 自然限制性因素分析
土壤的酸碱度（PH值）是作物种植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土壤PH值在6.5时，作物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使该地区土壤呈偏碱或微酸，不适合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总体而言，一系列良好的土壤条件令德安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要成矿带中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
土壤呈偏碱或微酸，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偏碱微酸的土壤将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 生态环境制约
德安县地处江南低山丘陵地区，雨水丰富，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大毁林造地、湿地开荒等行为进一步破坏了该地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直接导致了德安县种植区域的部分土地退化，直接导致土壤内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
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展开；此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类型还不够丰富，其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较差，进口农业机械的价格令普通农民难以承受等也是机械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3. 科技限制性因素分析
（1）水资源工程不健全
完善的水资源工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水资源工程开发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它不仅在农作物生长因水分亏缺而产生障碍时能够及时的予以灌溉补给，确保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使其正常生长；而且当发生暴雨或雨量偏大等原因出现田间积水从而使作物根系因浸泡发育受阻时，能及时地予以排涝，以促使其正常生长环境的恢复。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资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设和完善水利检测预警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好水位的状况，以为旱涝情况做好预警和必要的准备，科学监测好水资源的质量数量；2.保护好鄱阳湖水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我调控和修复作用，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良好循环利用，建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
（2）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关键词】农村 物质文化
一、物质文化的界定
什么是物质文化呢？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对物质文化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有一种解释说：“反映人与自然的物质转换关系的物质文化， 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所构成，包括人类对自然加工时创制的各种器具，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即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1}物质文化的这种解释的核心是强调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实体，是可以凭人们的感觉而感知的物质实在。另外的解释把物质文化看作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的简称。这样看来在物质文化中，物质载体不是文化，物质载体的负载物是文化。比如说器物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都归入“物质文化”的范畴，就因为这些文化都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载体的。{2}
本文采用综合的物质文化观念，物质文化是文化层次理论结构要素之一。所谓文化层次理论结构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认为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是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方面。农村物质文化是指在农村地理区域上，人类为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进行物质生产的结果及其所表现农民生产的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的饮食文化、农村的环境文化、农村的建筑文化、农村的交通文化以及农村的生产工具文化。
二、农村物质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政策不断地向农村倾斜，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使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的提高，十宣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完成，经济的发展也一步的推动了农村各地区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物质文化的发展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农村地区的物质文化还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偏僻落后地区，青壮年外出打工，对本村的物质文化建设明显滞后。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地区在建筑建设上盲目模仿，缺乏本地区特色
在规划农村的房屋建设和其他标志性建筑的建设时，大多数农民认为城市的建筑文化建设已相当完善，可以照搬到农村的住宅建设上来。例如，以我国北方地区的建筑来讲，长期以来，农村建筑大多数是盒式建筑，形式单一，线条简单，没有特点。但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许多地区的建筑一改过去的单调，建筑的式样、风格变得丰富起来，但又出现了许多完全照搬来的城市建筑，丧失了农村地区自身的建筑文化。
（二）农民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仍需改善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的小作坊小企业增加，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发展，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了农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与此同时，农民的环保意识较低，不能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使农村的环境净土遭到了和城市一样的破坏。农民的生存环境变差。对于农村环境文化的建设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交通道路缺乏统一规划
我国的地理环境复杂，在丘陵平原等不同地形中，村落的分布状态有很大的区别，道路的建设也各异。总体来说不论在何种地形中，关于道路的建设都以直为主，特别是在平原地区，讲究四四方方，纵横交错，另一方面，关于道路的命名也没有自己地方的文化特点，关于农村的文化特色体现不出来。
（四）生产工具的文化消失
农村地区自古以来以农业种植为主，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条件差异较大，种植作物有很大的区别，需要的生产工具也各异，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向前推移的，但是进入现在社会以来，农民不再以种为主要经济来源，种植生产工具也有大机器生产来代替，传统的工具被遗弃，传统的文明被忽视，生产工具文化也慢慢消失。
三、加强农村物质文化建设的对策
立足于现在农村物质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考虑整个农村文化建设的长远持续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村的物质文化建设。
（一）深刻认识农村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建设高品位的文化设施和优美的村庄环境，可以让农民在长足发展的氛围和清新、整洁、文明的环境中，实现精神与环境的完美融合，从心灵深处内化文明修养，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启迪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激发农民不断奋进的脚步，促进农民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这种环境于人的作用，比说教来的更为深刻，更为有效。因此，农村物质文化的建设者们需要深刻认识农村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努力建设高品位的物质文化设施，为农村的和谐建设和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而，农民也应从自身物质，保护好这些公共设施，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真正发挥公共设施的作用，促进物质文化发展。
（二）注重统筹规划，建设内涵丰富的文化设施
村庄的规划应该统筹考虑整个村落的长远发展空间、优化设施布局、协调建筑风格、提升设施品位、建设优美的村庄。通过村长规划，既可以使村庄的各种设施、活动中心、道路等达到使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可以通过组织村民广泛参与村庄设施、道路、景点的规划、建设、命名以及管理工作，增强村民对校园文化环境的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探究村庄的发展历史文脉和文化设施规划，赋予村庄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村里的一草一木都隐含和记载着文化精神，显示出村庄精神的灵性，为村民提供宝贵的物质需求和精神养料。
（三）物质文化建设要渗透时代精神
农村的物质文化建设过程应该注意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较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求；体现出本地区农村的地方特色和国家对此地区的政策支持；体现出新农建设中的本质要求；体现出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村庄的环境与发展浑然一体，突出农村地区的淳朴风情，使村庄的每一个区域都具有激励促进功能并渗透着经济发展因素等。
总之，农村的物质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是农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需要村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参与进去，共同努力。物质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动态、系统的，是在不断变化中得到发展的。我们应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使物质文化作用最大化，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
注释
{1}吴克礼主编.《文化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孙显元.《“物质文化”概念辨析》《人文杂志》.2006，第3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报[R].2011-10-18.
改革开放30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与珠江三角洲区域一样，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活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连接国内外市场，吸引外资，推动产业与技术转移，参与国际竞争与区域重组具有重要意义和示范指导作用。但是，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环境质量大不如以前，一些区域的水、空气和土壤等资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尤其是进入21世纪，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价值观中，长三角区域社会物质财富大量积累的同时，也过度消耗着日趋短缺的自然资源。工业废气与生活污水大量向空气、水体和土壤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对公民的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人们开始反思长三角地区30年来的“先污染、后整理”发展道路的弊端，逐步意识到“就污染治理污染”思维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从工农业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解决环境污染的办法，预防环境问题的再出现。现在人们认识到农林业生产，除了粮食与林业用材之外，农业与林业还应发挥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作用。如何发挥利用农林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对长三角地区的农林业与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正确规划，也需要实践者与理论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1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在江苏沿江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南通8个城市，在浙江北部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和台州7个城市，共16个城市构成。
1.1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区域之一，已具备构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条件。2007年，长三角区域以占全国1.1%的土地面积，占全国6.3%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7%的生产总值。其中，第一产业中的农牧渔业占全国的5.7%;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9%，人均占有粮食236kg，已成为我国商品粮的主销区;第二产业占全国的20.9%;第三产业占全国的19.7%。长三角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作用。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活动中，江苏沿江8市占长三角地区经济比例大部分指标都在45%左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江苏沿江8市GDP占长三角的44.0%，第一产业占45.7%，第二产业占47.2%，粮食总量占64.5%。
1.2经济总量再上新高
2010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下，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逐步趋稳，财政收入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全年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①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长三角区域坚持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生产总值达到70675亿元，平均增长12.6%，高于2009年1.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达到17.8%，与2009年基本持平。其中，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32407亿元，平均增长12.6%，总量占GDP比例达到45.9%。②分板块看，江苏、浙江板块经济总量占比分别为46.5%和29.3%，均比2009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上海板块总量占比24.2%，比2009年下降1个百分点。③分城市看，长三角16城市中有13个城市GDP总量超过2000亿元，10个城市增速超过平均增速，其中江苏板块增速均超过平均增速。生产总值在前5位的城市为上海市16872亿元、苏州市9229亿元、杭州市5949亿元、无锡市5793亿元和宁波市5163亿元。增速前5名的城市为泰州市2049亿元，增速49.2%;扬州市2229亿元，增速24.6%;镇江市1988亿元，增速24.4%;南京市5131亿元，增速23.1%和常州市3045亿元，增速21.6%。
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回暖，长三角财政收入创新高，财政收入总量前5名的城市为上海市2874亿元、苏州市901亿元、杭州市671亿元、宁波市531亿元和南京市518亿元。长三角区域财政收入主要是工业生产形势快速向好，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47392.41亿元，同比增长26.0%，增速比2009年提高21个百分点。分板块看，上海、浙江板块占比提升，分别为20.4%和28.2%，比2009年提升0.1个和0.4个百分点;江苏板块占51.4%，下降0.5个百分点。分城市看，长三角16城市中有13个城市第二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有10个城市增速超过平均增速。总量前5名的城市为上海市7218亿元、苏州市5254亿元、无锡市3209亿元、杭州市2844亿元和南京市2328亿元;增速前5名的城市为嘉兴市增速39.8%、宁波市增速35.4%、台州市增速35.1%、扬州市增速34.7%和泰州市增速31.7%。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产值比2009年下降0.5%;第三产业产值比2009年上升3.1%，对财政收入影响在增加。
长三角区域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群的发展。城市化体系已形成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属镇和乡镇组成的6级城镇体系，城镇等级齐全，类型多样，各类城市的数量也呈现出“宝塔型”的特点，大、中、小城市的数目之比分别为4∶18∶29。但是，县属镇和乡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发展不够，这样一种城市体系结构，会使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人口盲目膨胀。近年来，由于长三角省辖市城市人口追求地方最大化，区域协调缺乏约束力，产业与人口增多，往往忽视了城市工业与生活污水的处理，直排现象时有发生，使减排工作发展不到位，出现了污染加重的现象。
1.3环境资源的标准
长三角区域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由于人口高度集中，资源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对此，美国有一个标准统计，即100万城市人口新陈代谢需要62.5万t水，同时排出废水50万t;每天需要的食品2000t，各种固体废弃物要2000t;需要煤3000t，排出尘埃160t;需要油2800t，排放二氧化硫160t;需要天然气或者煤气2700t，排放二氧化氮100t。根据这个计算，各级政府应考虑城市发展需要有多大规模，有多少需要进入的物资，有多少东西是排出来的废物。以此为基础，才能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
2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
进入新世纪，长三角区域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具有区域性、服务性的现代农林业往往被忽视。由于长三角土地资源开发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使长三角地区的水系、土壤、城市空气等环境污染严重，这使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加之长三角地区因外地劳动力转移来的比较多，人口密度大幅提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农林业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由此造成了长三角地区农林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困扰和严峻挑战。#p#分页标题#e#
2.1水污染严重
长三角区域出现酸雨、水体污染严重。由于在中国第一条大河长江两岸，建立了许多化工企业，对长江流域水环境带来了威胁，长江出现了水质轻度污染加重的现象;太湖、洪泽湖和宝应湖等湖泊，生活污染物及农业上过量的化肥使用，又遇到大雨，污染物及化肥进入水体，使之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2.2空气污染
近几年检测，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等城市PM2.5浓度，数据均不达标，特别是2011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空气细颗粒物污染严重，灰霾“元凶”PM2.5天气有所增加，是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物。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燃烧排放，汽车尾气排放，同时受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和夏收秸秆焚烧影响。2月和6月的PM2.5浓度超标相对较多，PM2.5占PM10的比例基本在80%以上。这些数据也和苏南城市的灰霾天气分布一致。由于长三角城市化发展很快，其上空阴霾现象时有发生，天气预报这个地区是晴天，飞机在3500m上空拍到是蓝天，天地线很明显，2500m看到一些浮云，1500m大地看不清楚，500m的下方大家看到城市笼罩在烟雾当中。但是，这个城市没有雾水蒸气天气预报，主要是大气里面的微小颗粒，分别带来大气氧化剂这些微小型离子在空中，最后形成复合型的大气污染。
2.3农业与农村的污染
发展现代农业经济不能靠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在做农林业招商引资工作时，既要看重经济效益，也不能忽略社会效益，最大程度减轻环境的负担。农林业生产上过量使用肥料、不合理使用农药，农村生活垃圾堆放，随地大小便，露天厕所，都对农村水体与土壤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农村水体与土壤的污染。农业与农村环境的污染，一般是通过水体污染转化而产生，它们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相互重叠和交叉进行，属于点源污染的一类。随着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化学化水平的提高，大量化学肥料及农药散落到环境中，土壤遭受非点源污染的机会越来越多，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如果不重视生态农业与无公害农业，在水土流失和大暴雨等自然灾害影响下，污染面积会不断地扩大［2］。
2.4长三角城市与三亚市、伊春市生态环境对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设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目前，我国的海南三亚市、黑龙江伊春市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城市非常透明，到处是绿化，这里没有阴霾;森林覆盖比例很高，远处被森林覆盖绿色的山很清楚。
在此强烈反差对比情况下，长三角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而造成这一严峻形势的因素复杂而深刻，有历史上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和重化工工业结构，巨大的人口转移及消费转型(汽车尾气)、全面快速的城市化、外向型经济以及人与自然的价值观等诸多历史、文化和经济原因，形成了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而且，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以下通过具体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1:南京市PM2.5浓度占PM10(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50%～60%。2008—2010年，南京市城区PM2.5年均值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浓度为63μg?m3，超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0.8倍。2010年南京城区PM2.5年平均值70μg?m3，超标1倍;而2011年截止到目前，南京的PM2.5年均浓度为52μg?m3，仍超标0.5倍。PM2.5最高值出现在大年除夕至初一，当时超标2.21倍。据陆晓波分析，南京PM2.5污染也是有规律可循的。7—9月受夏季降雨及有利扩散条件的影响，PM2.5超标的几率相对较小;而在秋冬季节，受区域雾霾天气影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难以扩散和清除，则易造成PM2.5浓度超标，占PM10的比例一般在60%以上。
案例2: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华村，全村居民7000多人，曾被评为“全国十佳小康村”，“全国文明村”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基地”。在江苏省常州市老百姓的眼中，曾经是常州集体经济辉煌的代名词。城里人知道它，是因为它曾经创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奇迹，由一个以农业加工业为主的村子发展成为产业多元化的现代化农村;农村人知道它，是因为它曾惠及新华村村民的各种福利让他们羡慕不已;出租车司机知道它，是因为全国各地前去取经的人们。接着，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春江镇新华村的村办企业正式成立江苏常恒集团，为新华村全体村民所拥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常州金瑞会计事务所评估，“常恒”商标无形资产价值达到1.8亿元。其后，常恒商标不断增值，2001年前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常州时，专门给常恒集团题词:“中国常恒，配套巨人”。至2002年，据国家相关部门评估，“常恒”商标无形资产价值已升值至5亿多元。也是在2002年，常恒集团总资产已达5.6亿元，年产值超10亿元。随后，春江镇新华村在物质财富积累的思想指导下，化工企业也大量发展，造成空气和水系污染、土壤退化、臭氧层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区域环境问题。原本美丽的春江镇新华村现在变成了癌症村，2003—2007年已有100多人死于癌症。
3发挥农林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用
就农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言，我们回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工业与农林业的关系经历了开发、漠视与反思的过程。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工业、农林业经济发展仅注重生产能力，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现代农林业的发展，农林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作用与功能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第二产业的过度开发，无须讳言，对自然环境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要想对破坏的自然环境予以修复与保育，只有农林业能担此重任。
让农林业既能生产食品、棉花及经济木材，又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将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农林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对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导致了农林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使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长三角地区从整体上看环境污染的死亡率和患病率在上升，城市中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群比例在增加，农村中患消化道系统疾病的人群比例在提升。过去30年，长三角地区恶性肿瘤死亡率持续上升，由8.5人?万人上升到15.4人?万人，肺癌死亡率上升幅度最大，由0.8人?万人上升至3.2人?万人［2］。这也唤醒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被认为是新的生态学时代的开始。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文明的今天，也是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林业，发挥农林业生态环境修复功能的开始。农林业生产系统是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经人类多年来有计划、有目的，将自然生态系统逐步改造而成的。因此，农林业生产系统是仍带有自然生态系统某些特征的半人工生态系统。农林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具有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特性。从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基本规律来分析，二者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正是因为农林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差异，才决定了农林业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具体来讲，农林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现在它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即农林业能为人类生产食与用的产品、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观光休闲、历史文化教育、维护大自然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环境。#p#分页标题#e#
3.1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产品和原材料
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由于资源的刚性不足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林业种植的比例逐年呈下降趋势。长三角2省1市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逐渐减少，产需缺口加大，成了我国商品粮的主销区。根据全国的粮食安全分析，食品安全是农林业生产首要功能。农林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人类只有先满足温饱，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农林业生产主要目的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产品和原材料。
3.2增加生物多样性
农林业能够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增加生物多样性。很多野生动、植物直接或间接以农作物、林果为食物来源。富于变化的农林作物品种资源，为不同的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栖息地、采食条件。对于微生物，土壤是它们的家园，作物和动物的生长过程，能改变土壤结构，为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原料。
长三角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是农林业生态系统持续存在和发挥功能的基础，反过来生物多样性是满足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基本需求的来源。如粮食、畜牧产品以及水产品、蔬菜、水果、花卉和茶叶等都可作为长三角地区自然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是生物群落和物种多样性的结果。另外，富于变化的农林植物品种资源，也增加了生物的多样性，同样也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3.3改善生态环境
农林业生态系统在其生长的时间内，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可以不断地改善生态环境，进行植物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固定二氧化碳、生产有机质、维持生态环境，营造小气候，净化空气质量，防止水土流失。这也证明，就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来说，利用农林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改善生态环境已上升成了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
农林产业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①农林植物生长活动在进行光合作用的同时，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是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农林植物生长过程也是净化空气的过程。②植物庞大的根系具有涵养水源和保护水土的作用，地上部分繁茂的枝叶能够减少水分蒸发，减缓风、沙和太阳能辐射对地表土壤的破坏。在农林业生态循环体系中，水和土壤中的微生物能够分解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维持生物链循环。因此，人类生活中产生的许多废物，经过动、植物分解和吸收，不仅净化了环境，还能转变为许多供人类所用的生活物质。人类生活环境中的多数废弃物就是通过这种生物分解和利用过程而达到无害化的。农林业生产活动形成了很多人工湿地，如沟渠、水库、水塘和稻田等，这些人工湿地在蓄水、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同样具有独特的作用。
(1)种植水稻具有平衡环境温度、湿度、蓄水和调节气候的作用，创造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因为水稻的生长需要水分，蒸腾作用使农作物有效地调节了空气的湿度，夏季蒸腾作用对热量的吸收也降低了空气温度。面积大的稻田像天然湿地一样，稻田作为湿地系统，能够在蓄滞洪水、补充地下水、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韩国研究结果表明，仅稻田的防洪价值就为100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其年稻米产值(66亿美元)。水稻田的蒸发量3.35mm?d，在炎热夏季的总蒸发量为450mm，水稻田的蒸发总量为4500t?hm2。韩国种植水稻的面积，总蒸发水量为52.3亿t。如果用这些蒸发水量来计算其降温价值，估计达到11.54亿美元［3］。
水稻还有净化水质、降解废物的作用。试验表明，水田环境既有生物的吸收分解污染物的食物链系统，又有沉淀、吸咐、渗滤污染物的物理自净过程，还有氧化、还原分解、固定污染物质的化学净化作用。故稻田可单独作为净化污水系统，并可和芦苇湿地、水葫芦等组成净化污水的复合湿地系统。污水进入稻田5～7d，悬浮物降低75%～94%，生物需氧量或生化耗氧量降低72%～97%，氨态氮降低85%以上，磷降低98%以上，钾降低78%以上，蛔虫卵和细菌数目降低95%～98%，氰降低约98%。污水中含有的铜、锌、锰、钼和铬等污染物是植物的微量营养元素，经过水稻植物吸收、土壤吸咐和氧化还原等过程，其含量也有显著降低。研究表明，水田每季可净化7500～12000m3?hm2生活污水。可见，农业生产中水稻作物对生活污水利用既是再生性的，又是无害化的。因此，要发挥水稻作物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2)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很多植物能够吸收空气中有毒气体，对人类免于室内空气污染危害有特殊作用。如龟背竹、芦荟、吊兰及橛类植物可以吸收室内80%以上多种有害气体，包括空气中的甲醛和苯。米兰、山茶、月季等在抵抗汞蒸汽、铅蒸汽、一氧化碳、过氧化氮、二氧化硫、氟、氯、乙醚和乙烯等有害气体上，各有用武之地。紫薇、茉莉、柠檬等花卉植物的芳香可以杀死白喉菌等原生菌;桂花香味对葡萄球菌、肺炎球菌和结核杆菌的生长繁殖有明显抑制作用。因此，在我们居住的室内环境中和刚装修的房子里放置这些植物可以净化室内空气。
另外，氮和硫的氧化物是酸雨形成的原因，植物生长则可以通过特殊方式利用氮和硫。空气中的氮气不能直接被植物利用，但通过雷电、生物固氮和近百年来的工业固氮，就可以被植物所利用。二氧化硫是一种工业污染气体，浓度高时可以毒害植物，但浓度低时植物通过叶片吸收可以补充植物的硫。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农林业应该被赋予新的意义、新的内涵。对此，应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力度，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业，发挥农林业的生态环境修复功能，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4建立高效生态农林业的思路长三角地区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业，必须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统筹发展。强化经济高效、产品安全、技术密集、资源节约、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突出人力资源优势，推进农林业生态结构创新。进一步健全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充分发挥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对高效生态农林业的带动作用和对“三农”的促进作用［4-5］。要特别注重科学发展观，广泛应用现代产业理念、现代设施装备、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发展长三角地区的高效生态农林业;以产业一体化经营为手段，以提高安全农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主要目标。发展融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三生”农林业，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主要源头。在建立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机制上，要做到以下几点。#p#分页标题#e#
4.1增加生态农林业补偿投入
4.1.1增加农林业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
为了解决长三角地区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长三角地区要切实提高1市2省各级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发展生态农林业，加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首先是突破水体“控源减排”的关键技术，通过技术研发与综合示范，体现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初步建立长三角区域水环境管理技术体系和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体系。国家政府部门要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和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促林的长效机制。在此机制的基础上，增加农林业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
4.1.2构建科技支撑专项技术与投资体系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环境重大科技专项技术，不但要在工业污染源和农业生产面源的污染控制与治理，还要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与资源化、水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饮用水安全保障以及水环境监控预警与管理等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关键、共性技术方面获得重点突破。为长三角区域“控源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科技支撑，而且根据长三角区域在无锡市宜兴市(县)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要求，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注重产、学、研联盟，注重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注重培育环保产业。
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稳定现有农林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向生态农林业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生态农林业投入增长机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全方位扩大高效生态农林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大力吸引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投资开发长三角都市型现代生态农林业，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元化生态农林业水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投资体系。
4.1.3完善生态农林业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农林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与合作基金。推动建立农村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创建符合农村生态建设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和担保机制。
4.1.4建立农林业保险体系
积极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完善农业灾害风险转移分摊机制，加快建立由各级财政支持的农林业保险体系。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林业保险。
4.2加强农林业科技创新
4.2.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支撑点，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雄厚，有条件在农林业生产环境监控预警，管理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关键、共性方面获得重点技术突破。如大力发展精准农业，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喷灌、滴灌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等，普及生态环保农业的关键、共性方面的技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按照资源节约、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及多功能农业的要求，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努力为国家“控源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科技支撑和示范作用。加强农林科学院所、农林业大学、技术研究中心、专项工程中心、农林业生态系统、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农林业技术成果的集成创新和中试熟化快速。进一步加大生态农林业科研投入，加快农林业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转化和引进更多的国内外先进农林业技术。
4.2.2产、学、研联盟
根据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与可持续农林产业的要求，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注重产、学、研联盟，注重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注重培育环保产业。建设一批现代化农林业产学研平台;组织实施农业科技示范工程，发挥省市政府对农林业科技项目引导作用，实施生态农林业科技产学研示范工程。建立高效生态农林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长效机制，培养一批生态农林业科技大户，有效提升生态农林业科技化水平。
4.3深化农村林权、保护生态用地
4.3.1保护农地、滩涂的使用权与经营权
依法保护长三角地区农民开发丘陵山区土地、高速公路、铁路两边绿化种植的合理使用权，保护水域、滩涂种殖、养殖等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保护长三角地区林地、草地，防止非法占用开发。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重要水源涵养区、山体沿海湿地禁止开展导致生态退化的一切生产活动。
4.3.2加快植树造林活动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包、转让、入股、租赁等多种形式，加入农林业股份公司和集约化规模经营实体。推进农村林地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有限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提升高效生态农林业的发展速度。加快高速公路、铁路两旁及工业园区的植树造林活动，建设树木隔离带;还有农田、滩涂及河堤的防护林建设。
4.3.3创新农林业生产经营方式
积极探索适应市场化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推广农林业产业生态规模经营模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和健全现代生态农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生态农林业组织化程度，促进生态农林业经营形式的升级。
4.4城市近郊恢复水稻生产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近郊，由于水稻生产同其他产业相比经济效益相对不高。因此，在水稻生产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缩，特别是水稻田面积大幅减少，往日城市近郊的水稻已不见踪影。这使城市空气中的PM2.5颗粒物增加，这种颗粒物严重危害着人的身体健康。水稻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水分的蒸腾作用使农作物有效地减少了空气中的PM2.5颗粒物，稻田湿度的蒸腾作用对夏季热量的吸收也降低了空气温度。
总之，城市近郊种植水稻，利大于弊。因此，在城市的近郊应恢复一些水稻的种植，这样既可改变城市空气质量、小气候和净化水资源，又可解决地面下沉的问题，同时对粮食安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5抓好主要污染物减排
关键词:物流发展;城乡收入;差异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4-003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去掉物价指数的影响,1978-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2%,人们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居民收入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如果将居民收入差异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异、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那么,1978-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4,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2124扩大到0.362,而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则由0.165扩大到0.50,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0.4。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三种类型的差距中是最大的,而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Yao and Zhu,1998;Khan and Riskin,1998;Kanbur and Zhang,1999;李实,2003)[1-4]也表明,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与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有关,sicular[5]等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一半以上可归咎于城乡差距,对其原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其中,陆铭、陈钊(2004)[6]分析认为城市化率、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农副产品价格的管制、不合理的农村税赋安排、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市场的歧视、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物流发展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作出实证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物流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属于基础性活动,涵盖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农产品的流通加工以及信息服务等多个方面。物流业的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农产品运输、仓储环节的损失率,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农产品具有生物属性,容易腐烂变质,而目前中国农产品物流以常温物流为主,这使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失率较高。有数据表明,中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的损失率在25%~30%之间,而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则在5%以下。因此,物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降低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失率提高农民收入。二是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收入。物流业的发展可以使农业生产资料以更少的中间环节、更快的速度供给到农村,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收入。三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物流业的发展可以加快农产品走向市场的速度,不仅可以创造农产品的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减少损耗,而且通过农产品的初加工、深加工,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强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一个地区的物流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该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在城乡间的快速流通,从而增加该地区的农民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异;反之,物流业发展水平低,则不利于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异则较大。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笔者从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中受到启发,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认为影响城乡收入差异(UC)有很多因素,主要可概括为物流发展(wl)、经济增长(y)和其他控制变量(x)。其函数表达式为:
UC=f(wl,y,x)(1)
对(1)式全微分可得:
dUC=■dwl+■dy+■dx(2)
对于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度量,笔者以两个指标来表示,一是以地区物流业从业人员占该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表示(wly)。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1994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因此笔者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从业人员占该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来表示物流业的发展水平。二是各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wlu)。对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笔者采取了以各省区的铁路和公路里程之和与该省区的国土面积之比表示,网络密度越高,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强度就越大,反之则越低。即:
wl=(wly,wlu),全微分可得:dwl=■dwly+■dwlu,代入(2)式可得:
dUC=■dwly+■dwlu+■dy+■dx(3)
在(3)式中,UC为城乡收入差异,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表示;y为经济发展水平,以各地区的人均GDP表示;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笔者设定这些控制变量为: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城市化、财政支出。其中,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并用cj表示;市场化水平以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进行衡量并用op表示;城市化率则以非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之比来衡量,用ur表示;财政支出用当年各地政府财政支出额占GDP比例来衡量,用gov表示。
因此,回归方程设定为:
lnuc=?琢+?茁1lnwly+?茁2lnwlu+?茁3lny+?茁4lncj+?茁5lnop+?茁6lnur+?茁7lngov+?着it(4)
三、实证分析
考虑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除了对中国整体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进行分析外,还分别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进行检验:
(一)全国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采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 各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对式(4)中的8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较多,但每种方法都有优缺点,笔者选择Levin,lin&Chut、Im,Pesaran and Shin W-stat、ADF-Fusher Chi-square、PP-Fisher Chi-square四种检验方法,并选择四种方法检验一致的结果。检验结果见表1。
表1结果表明,开放度ln(op)变量的原始序列为平稳序列,而城市化率ln(ur)的一阶差分序列仍不平稳,为I(2)序列。其他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四种方法的检验,而一阶差分项则同时通过检验,这说明除ln(op)、ln(ur)之外的其他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及协整方程估计。由于ln(uc)、ln(wly)、ln(wlu)、ln(y)、ln(cj)、ln(gov)6个变量都是I(1)序列,存在协整的可能性。Pedroni(1999)[7]提出了基于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该方法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构造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笔者采用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经过检验,产业结构变量ln(cj)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将其剔除,重新检验,在式(4)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表明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相关的统计检验值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令人满意。但是,物流业发展水平ln(wly)这一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三个变量则都通过检验。衡量物流业发展的两个变量其系数皆为负值,表明物流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尤其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wlu)这一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显著地促进了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由于笔者采用的是对数方程,因此,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异将缩小3.3696%,这验证了上面的理论分析,同时也说明,物流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发展水平ln(y)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37120,表明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发展使中国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同样,财政支出变量回归系数0.239606,也表明了政府的财政政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异,这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关,大多数财政支出集中于城市投入而忽略了农村投入,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已经实施,但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8]。
(二)东、中、西部①地区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
1. 三大地区城乡收入差异比较。由表3看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有一个从东部往西部逐渐扩大的梯度,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一直呈现扩大趋势,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分别为2.61和3.02;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最大值出现在2003年,之后又逐渐缩小,但到2007年,差异仍然为3.84,在三大地区中是最高的。
2. 三大地区物流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在对三大地区的分析中,首先对6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同全国的一样,皆为I(1)序列。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4。
表4结果表明,回归结果较好,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变量ln(y)对城乡收入差异扩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每提高1%,城乡收入分别扩大15.49%、16.62%和11.96%,与全国的结论一致;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在三个地区都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同样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支持了陆铭(2004)、陈伟国(2009)等学者的研究结论。
笔者重点关注物流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的作用:东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指标ln(wlu)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衡量物流发展的两个变量ln(wly)、ln(wlu)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表明东部地区物流发展能促进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中部地区物流发展的两个变量ln(wly)、ln(wlu)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同样为负值,同样表明了中部地区物流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缩小的影响;而西部地区ln(wly)对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具有正向作用,ln(wlu)虽具有负向作用,但极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主要以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主,农业生产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较低,因此,物流业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有限,从而表现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异。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就全国整体而言,物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衡量物流发展的两个变量ln(wly)、ln(wlu)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异将缩小2.52%、3.37%。第二,从三大地区来看,物流发展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缩小具有较明显的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影响则不相同,其中ln(wly)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异的作用。第三,物流发展对三大地区城乡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物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东部和中部城乡收入差异分别缩小3.71%、11.06%,西部地区则扩大23.40%;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每提高1%,东、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分别缩小1.45%、13.41%和0.68%。第四,经济增长和政府支出对全国和三大地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表明目前中国正处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倒U型”的左边上升阶段;而政府支出的正向作用则表明过去10年中,中国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城市投入而忽略了农村投入。
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物流发展在缩小城乡收入差异方面的作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此结论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又寻求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当前,中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物流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并把物流列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一,但主要是针对城市物流,而农村地区物流在发展水平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获得的政策支持仍然比较少,根据本文结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促进中国农村物流的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合理、顺畅流通,以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异。
1. 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地区获得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村物流设施建设仍显相当落后,农产品运输、仓储手段落后,成本高,因此,必须加大投入,提升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水平。
2. 改革传统的流通渠道和方式,推动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原有的农资和农产品流通渠道长,环节多,成本高,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全面推进农产品、农业生产、生活资料流通网络建设。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企业与产品生产基地建立长期产销联盟,开展农产品从“农田到超市”的一体化物流通道,促进鲜活农产品跨地区流通[9],同时,建立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农资流通体系,形成畅通、便捷、低成本的城乡农产品和生产、生活资料物流网络。
3. 培育和壮大农村地区的物流主体,充分利用物流的流通加工环节,实现农产品增值。目前,中国的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制度,决定了众多小规模、分散的农户成为农产品物流的主体[10]。“重生产、轻流通”,绝大多数农产品是以采摘后的初级形态进行销售,难以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因此,必须培育农村地区的物流骨干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率,实现农产品的增值。
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国情,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必须从农民自身出发,寻找更多改变农村现状的途径。针对当前中国农村、农业的现状,通过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农村物流体系,对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西部包括重庆、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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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祖辉,刘东英.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与制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4).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Zhang Jiansheng1,2
(1.College of Logistic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00, China)
关键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概况；对策
一、前言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指在一定地域、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由农业资源诸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具有高转换效率的可持续产出能力。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农业开发条件优越，农业产出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应当增强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任。但是，近年来随着山东省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省农业效益增长乏力、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水土资源“萎缩”、资源利用率低、农业生态脆弱等问题日趋严重。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山东省农业生产将面临资源短缺、环境退化的约束，而未来20年又将是山东省农业发展承载大量农业人口、保障食物安全的严峻时期，因此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突破口促进农业发展是满足国家粮食安全、发展区域农业与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不同层次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能为我国其它区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目标的实现起到积极的示范与借鉴作用。
二、山东省农业发展概况
“十二五”期间，山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201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8749.99亿元，其中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服务业所占比例分别为51.5%、1.3%、26.9%、15.9%和4.4%。与历年山东农林牧渔业比例相比较，农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已经从1990年的65%下降至50%左右，林业所占比重一直很小且成下降趋势，牧业和渔业有小幅度提升，而从2003年开始才跃入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服务业，所占比例虽小，但一直在稳步上升。
山东的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和玉米，山东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达到4528.2万吨，其中山东的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占山东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48%和44%，是山东省的重要粮食作物；主要经济作物产量达到9817万吨；肉类产量为764.16万吨，占全国的9.1%；水产品产量为863.2万吨，占全国的14.3%。
同时，农田基础设施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截至2013年，山东省共有水库6418座，除涝面积2914.09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022.24千公顷。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农机总值748亿元，农机总动力1.2亿千瓦，农作物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8.2%。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2%，新建农村用户沼气池12.3万户。农民持续增收，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0619.9元，较2012年增加了1173.4元。
三、提升山东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对策
1.公共资源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通过大力进行改造中低产田、改善灌溉面积、购置农机具、增加机耕面积、增加农机总动力、营造农田防护林、扶持农机服务站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农业综合开发应因地制宜指定项目建设标准，逐步提高单位面积投资标准，将项目区建成适应主导产业发展需要、较高标准的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同时，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搞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特别是加强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更加直接作用的中小河流治理、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中低产田改造等工程建设。
2.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作物种植结构
山东境内地域类型较为复杂，以山地丘陵为主，农作物类型多样。特别是茶、蔬果、中药材等物品不仅品种多样，且品质优良，有些产品如茶叶、水果已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市场地位。且大多经济作物都具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开发潜力，是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比重，提高经济作物收益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作用。重视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特别是丘陵、山区应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巩固茶叶、烟台苹果、莱阳梨等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地位，鼓励名牌工程建设；加快建设城郊蔬菜基地建设，特别是大中城市周边优质蔬菜基地和特色蔬菜、反季节蔬菜基地建设。此外，积极发展饲料作物的种植，变目前的粮食、经济作物种植的“二元结构”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种植的“三元结构”，逐步实现饲料作物生产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
3.加强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建设。
应将农业科技攻关作为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因资源保护和利用、农作物育种和栽培技术、耕地质量建设、生物灾害防控等方面加强联合攻关。以品种培育、栽培技术创新集成、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为主要内容，整合现有农业科研机构的农业科研资源，逐步建立布局合理、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农业科研科技创新体系。以品种创新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良种繁育中心建设，打造一批区域粮食科研技术创新中心。尽快建立全国或区域性育种协作网，加强对品种选育工作的整体设计和宏观指导，促进品种资源的共享，加速优良品种选育进程；加强畜禽良种繁育和改良，提高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水平，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优化水产养殖结构。（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百明.未来中国的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食物保障[J].地理研究，2002，21（3）：294-304
[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2003[M].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