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
在我国，区域经济学起步很晚，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的历史。
萌芽时期。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萌芽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效仿了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生产力布局理论，来研究和解决我国在生产力布局上所具有的问题。
初步形成阶段。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我国区域经济学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各种方法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地改进，利用网络技术，让区域经济化逐渐的步入了计量化，我国也在这一阶段就开始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各项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在“七五”计划中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处理好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的立足于实际，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全面发展战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就是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再用沿海地区的经济支援内地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充分运用了沿海地区发达的水运等有利的交通条件等优势，并且取得了面向世界、先行发展的巨大成功。
蓬勃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区域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我国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发展理论，并且将我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多层次的扩展和深入。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导下，我国确立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振兴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这是中央从协调区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指挥战略。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不断加速，人们渐渐的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所以学习这门学科的人也不断地增加，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之中，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学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区域管理及政治体系不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学政策的针对性不强，有待提高，虽然说我国为了区域经济增长制定了许多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政策，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面积比较广，内部的性质差异比较大，所以这些地区的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比较弱，就好比说，西部地区的面积广大，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但是在这么大的面积上只实行一种区域经理政策，针对性不算太强，没因地制宜进行有效的开发。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不健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进行一系列的开发，现在区域经济化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资源性的产品价格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主要是由我国政府定价，但是这个价格不能够完全的反映出在区域经济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以及资源的稀缺程度，使得某些具有资源的地区在经济贸易中处于不利的位置，除此之外，在我国的盛产资源的地区进行资源开采大都是一些国有企业来代表国家进行开采，这种类型的开采一般收集都比较小，另外，在资源开采完毕或者濒临枯竭的时候，国有企业又会一层层的下放给资源所在地，而资源开发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生态治理问题，以及资源开采完成之后下岗工人安置问题都要由资源所在地承担，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局面。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是非常显著的，由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再用沿海地区经济带动内地经济，这样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首先出现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内地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受益相对较小，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在改革的浪潮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逐渐的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逐渐拉开差距。
区域性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导致区域经济建设特色不明显。社会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大量资源浪费、阻碍产业高级化进程、经济效益持续下降，这些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到现在仍没有解决，到现在为止这些现象仍然还在继续。在区域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总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这些现象加速了地带之间的经济差异，加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兴地富民”的客观压力。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可持续性发展并不只是“持续性”与“发展”，它的含义并不仅仅与此，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各种需求，但是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加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产品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地球上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迫在眉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学者就开始研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就是不浪费以及集约型为主要的，并且引导市场合理的使用和配置自然资源，制定配套的市场机制，通过政府的调控来明确资源的使用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加强区域经济策略的研究。虽然我国在区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策略，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缺少理论依据，任何的经济理论的提出与研究，都是为了寻找经济中所蕴含的内在的规律，没有理论依据的一切建议都只是主观意愿，缺乏实际的操作性。
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的经济也在不断地进步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高深但是又易懂的学科，其前景势必也是会一片光明。愿我国能够在领导人的带领下，减轻地区之间经济差异，发展适合我国经济建设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让我国的经济发展以一个优美的线条来快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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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伍洁.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协调发展对策[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07
关键词:ANN;经济学应用;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005―07
人工神经元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下同)是一门活跃的边缘叉学科,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前沿进展趋势问题,对于经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神经网络理论是用来处理巨量信息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的基础,既是高度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又是自适应组织系统,可以用来描述认知､决策及控制的智能行为,其核心问题是智能认知与模拟｡社会经济本身是一个动态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传统的计量统计模型着眼于静态分析,且形式往往过于复杂不易准确掌握,或者包含了很多模糊性和混沌性的因素,不利于经济问题的精确分析｡而人工神经元网络则由于其自身具有分布式处理､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鲁棒性､容错性等一系列优良特性,其良好的非线性映射能力避开复杂的参数估计过程,同时又可以灵活方便地对多成因的复杂未知系统进行高精度的建模,为非线性经济系统分析研究提供新的方法｡
随着对ANN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领域和范围也越来越广,将ANN模型用于经济领域中的识别､分类和预测等研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神经网络理论的优势及其良好的算法､模拟性能也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证实和认同｡另外,对于其局限性的克服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策略和方法｡
一､ANN的技术原理――以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为例
人工神经元网络旨在模拟人脑的知识获得和组织运算过程,是大量简单的神经元广泛联结而成用以模拟人脑思维方式的复杂网络系统｡下面以ANN模型中较先进的,也是得到广泛应用的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为例,简要介绍神经网络模型的基本结构和算法流程｡
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Self．Organizing Feather maps，简称SOFM)是芬兰学者科荷伦(Teuvo Koho．nen)于1981年提出的｡网络的拓扑结构只有两层,即输入层和竞争层(图1)｡SOFM网络的工作原理是:当网络接受外界输入模式时,将会分为不同的区域,各区域对输入模式具有不同的响应特征｡也就是说,特征相近的输入模式靠得比较近,差异大的分得比较开｡在各神经元联结权值的调整过程中,最邻近的神经元相互刺激,而较远的神经元则相互抑制,更远一些则具有较弱的刺激作用｡由此可见,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是无监督的分类方法,与传统的分类方法相比,它所形成的分类中心能映射到一个曲面或平面上,并且保持拓扑结构不变｡
同其它类型的自组织网络一样,SOFM的激活函数也是二值型函数,即Y=｡其算法步骤是:①初始化,从R个输入神经元到输出神经元的权值都进行随机初始化,赋予较小的随机值(0―1);②提供一个新的输入模式Xk=[X1k，X2k，…XRk];③计算输入样本与每个输出神经元之间的欧氏距离,并选取一个最小距离的输出神经元;对于输出神经元j,它和输入模式Xk之间的距离用djk表示,djk=||Xk．Wj||= ;④修改选定的神经元与邻近神经元的连接权值，对于领域外的神经元,其权系数不变Wij(t+1)=Wij(t)，对于领域中的神经元,其权系数的修正按下式执行,Wij(t+1)=Wij(t)+y(t)[Xi(t)．Wij(t)]，其中0
二､人工神经元网络(ANN)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优势及特点
有学者已经用人工神经元网络解决诸如会计､审计､金融(破产预测､信誉评估､股票预测､汇率预测､房地产价值评估等)､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增长仿真､国家外债管理模型)､决策支持(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洪水灾害风险预测模拟等)､市场划分(Segments)和生产预测(粮食生产预测､铁路客运市场分析)等方面的问题｡由于人工神经元网络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优良性质,与传统计量方法相比又具有明显的算法优势,可将其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的识别､分类､预测､经济系统仿真和模拟等方面｡目前它的发展已经与传统的计量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并驾齐驱,甚至于在前述领域的应用中比传统研究方法更胜一筹｡
1．ANN模型具有分布式存储､自组织､自适应(adaptability)､自学习､鲁棒性(robustness)和精确性(accuracy)等优良性质,能完成对环境的适应和对外界事物的有效学习｡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网络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进行自组织以适应不同的信息处理的要求｡在运算中,知识的获取采用“联想”的方式获得最优匹配解,信息的输出能经过对记忆的处理获得正确和完整的信息｡正是由于网络的这种容错性和联想记忆的功能,使人工神经元网络呈现出很强的鲁棒性｡在经济研究中可以充分利用神经网络的这些特性建立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应用模型,经济生活中涉及的预测预报问题､金融决策与信用评价问题以及分类与决策等问题都可以运用神经网络来解决｡比如用BP神经网络预测矿区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问题[2],股票市场行情分析预测等｡[3]
2．从理论上看,人工神经元网络具有逼近任意连续映射的能力,即可以充分逼近任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具有很好的泛化能力(generalization)｡比如,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中与其它传统定量分析方法相比较,它能以一个多层前馈型网络来刻画一个高度复杂､高度非线性的映射系统(比如区域经济系统),进行经济系统仿真,通过其任意逼近能力得到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能够考虑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及作用,并将变量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等影响降到最低｡另外,经济数据变量常常是处于经常变动环境中的,因此,ANN模型能够依靠它的泛化能力,通过不断的再学习,能够基于经验对知识进行累积､存储和模式识别,并能不断反映和适应新环境,学到隐含在样本中的有关环境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它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相比较,具有更高的精度(accuracy)､较低的预测风险和较小的误差｡在经济研究的实践中,人们建立的汇率预报模型(即前向组合神经网络模型)不仅能准确地拟合汇率的过去值,而且能较精确地预报汇率的未来趋势,预报的结果比统计方法优越｡在经济实践中,与计量模型相比,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模型来预测通货膨胀率､经济周期､电价的边际价格､期货利率以及居民人均收入等准确率更高,效果也更好｡因此,人工神经元网络具有很多传统分析方法所不具有的优势｡
3．ANN模型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系统,有很强的容错性｡ANN模型很容易处理环境信息十分复杂､知识背景不清楚的问题或不完整的､模糊不确定或无规律的数据｡尤其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用人工神经元网络能够很容易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在模式识别､方案决策､知识处理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可学习和自适应不知道或不确定的系统｡比如Elman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部分反馈的神经网络,它可以很好的模拟动态系统,特别适用于模拟季节性和循环变动的对象｡像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循环变动的动态系统,就可以用Elman网络预测股市动向,而失业问题是一个具有季节变动的系统,El．man神经网络同样可以用来预测模拟我国的失业问题｡再以技术创新扩散为例,由于技术创新扩散问题非常复杂,涉及众多动态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且系统内各因素之间､扩散系统与扩散环境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相干､互动､反馈､自组织等效应关系,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存在困难,且很多数据信息是模糊不确定和无规律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们认识和控制扩散过程带来了巨大困难,而以往所采用的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包含､反映扩散中的各种非线性关系,难以满足对技术扩散过程进行预测､控制和优化的应用需要,而建立技术创新扩散的人工神经元网络模型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并且经过实践检验效果要优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
4．由于人工神经元网络在结构上采用大规模并行分布处理方法,信息处理是在大量单元中平行而又有层次地进行,这就使得快速进行大量运算成为可能｡神经网络的并行性使得它能够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提高模型拟合的精度｡以上文提到的技术创新扩散问题为例,神经网络的这一特性就能够使它准确描述技术创新扩散的内在动因及发展变化规律｡另外,由于技术创新扩散涉及众多因素,数据的运算量是非常巨大的,如果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很费时费力,并且结果不是很理想｡而运用人工神经元网络则能够比较容易的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并且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综合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将人工神经元网络用于研究经济领域中的模拟､识别､分类和预测等是非常具有前景和实际应用价值的｡
三､ANN网络模型的主要局限性及其克服策略与方法
1．ANN网络模型的主要局限性
人工神经元网络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有效性和实用价值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它自身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缺陷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ANN网络模型是“暗箱”操作,也就是说它的理论基础不强,解释能力较弱｡[4]
(2)网络结构设计和参数的选择缺少相应的理论支持,通常依赖于经验选择,基于梯度的学习算法常常会导致网络收敛于局部极值点｡
2．克服策略与方法:
(1)对于存在的“暗箱”问题,如果希望对某些未知样本正确率反映较高,或者说推广能力更强,则应该在未知样本附近多选一些训练样本｡网络输出的可信度与方差有关,如果输入与权值间的方差越小,则可信度越高｡
(2)网络结构问题和参数选择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它应满足多种不同要求｡由于网络结构设计没有固定的可遵循的模式,有许多参数要靠经验选择,并经试验比较,比如隐层数､隐单元数和连接方式等｡而在网络训练过程中也有一些参数要选择,如初始权值,学习步长,动量项系数等｡要训练出一个实用网络常常需要大量的试验比较,才能从中选择出效果最好的｡我们认为一个较好较便捷的方法是先咨询有关专家,同时要考虑所研究问题自身的特殊性,然后再设计网络结构及训练网络,当然,也有人提出,只保留效果最好的并非最佳方案,更好的方法是用各个网络的加权组合｡规模大的网络不但学习时收敛较慢,且更易于避免陷入局部极小｡通常情况下,训练样本有限,所以把推广能力作为主要要求,强调选择能达到要求的最小网络,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标准｡以BP神经网络在房地产评估中的应用为例,通常情况下BP神经网络能使待判别样本分类正确率达到90%以上,但仍然存在误判训练样本,特别是当训练样本很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的拓扑结构设计不合理,收敛速度缓慢,预定选取的允许目标误差不够小等｡这时应考虑房地产作为较特殊的商品,影响其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然后对网络的层数､输入输出节点数､隐层数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改进｡最后,经过有关学者的研究,如果把距离算法与BP算法相结合,在对网络识别系统结构进行改进和调整之后,能够使网络分类的正确率提高到100%,相应的估价误差就从1.7%降低到0.3%｡[5]
(3)ANN模型与多种分析方法融合共同解决经济问题会达到较理想的效果｡比如可以与统计分析方法､人工智能方法､专家系统以及粗糙集理论(Roughset)相结合,各种技术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建立集成模型或混合系统其结果会更有效,且这种有效性不是各单部分之间简单相加能够比拟的｡比如Taha等人将判别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应用到ANN模型中,结果提高了合同债权结构的预测精度｡[6]Lee.Han和Kwon使用了三种混合的ANN模型来预测破产,增强了预测的精度和适应性｡[7]以ANN与专家系统结合运用为例,Kuncicky等人就总结出了4种方法:第一种是连接专家系统(connectionist expert system)模型,将全部的或部分的专家系统功能和一种ANN相结合;第二种是符号连接模型,即用符号结构约束神经元网络的构建,然后用到高层认识任务中;第三种是模块化系统模型,将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以模块化的形式用于解决较大的问题;第四种是转化模型,将在专家系统中获得的知识传输给神经网络｡[8]这些结合不仅允许ANN应用到决策的各种层次,而且大大提高了网络本身的质量｡[4]以预测成都市居民用水量为例,这里采用了自组织方法､改进的算法和两种方法融合――基于自组织方法的神经网络模型三种方法分别进行了预测(结果见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方法组合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明显优于其他方法,且预测精度很高｡[9]
四､人工神经元网络模型的应用实例分析
人工神经元网络有多种网络模型,就常用的RBF网络与BP网络相比较而言,基于正则化理论的RBF网络学习速度较快,无论网络的函数逼近能力､模式识别能力以及分类能力都优于BP网络,因此这里采用RBF网络来计算区域可持续发展度｡要运用RBF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状况,可以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①构建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由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的选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限于讨论的主题及篇幅,具体过程略),利用相关分析方法按照一定的标准(95%)剔除相关性强的指标,同时去除难以采集数据的指标｡最后,我们把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预测指标细分为以下32个(见表2)｡②采集相关指标的数据｡采集数据的年份要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训练出来的网络模拟和预测能力会更强一些｡③构建RBF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预测网络模型(见图2)｡④将采集到的相关指标数据按照公式(1)(对于越大越好的指标)和公式(2)(对于越小越好的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
Zij=yij/ymaxj(1)
Zij=yminj/yij (2)
(i=1,2,…,32;j=1,2,…,6｡ ymaxj 和yminj 分别为R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⑤RBF网络的学习与训练｡将选出的指标当期值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作为网络的输入,下期值作为其对应的期望输出,送入如图3所示的RBF网络中进行训练｡⑥利用MATLAB语言中的人工神经元网络工具箱函数newrbe进行相关的程序编制和计算｡
下图是按照上述RBF神经网络模型对西安市做的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度预测图(图4)｡当然,如果我们要用其他传统的计量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运算过程则会非常复杂和繁琐,最终结果可能并不理想｡
五､人工神经元网络的发展
趋势及其经济学应用前景
人工神经元网络是一个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边缘叉学科,在各个工程领域均得到成功的应用｡展望21世纪中叶,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研究将可能在智能和机器关系问题､神经计算与进化计算以及神经网络结构和神经元芯片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会有重大突破,而其自身日益强大的外向性､扩展性以及良好的工具性必将进一步带动所有相关学科研究的突飞猛进,甚至产生质的飞跃｡目前,大多数用于经济领域的ANN模型多来自科研机构,其产业化的程度并不高,把人工神经元网络应用于经济领域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也仅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比较成熟的模型并不多见｡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自身的发展必然会给经济学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并将可能成为继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也将必然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上本文通过对神经网络模型的简要分析,概述了其用于经济学领域的优点和不足,并作了应用模型研究的尝试――通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的精确量化度量,能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及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运用神经网络模型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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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代理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 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代理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基本界定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9，中译本)认为，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周三多等(1999)认为，管理学以提高组织的绩效为目标，研究和探讨组织资源配置的构造、过程、方式方法的应用性理论学科，它以各种管理工作中普遍适用的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提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特征，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科学发展观，它不仅体现在经济形态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这说明循环经济已经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这必然使经济学与管理学呈现一定的循环经济特征。这些新特征使得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二、循环经济下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互关系分析
循环经济使经济学与管理学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研究，从而使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
(一)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或者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使用均衡理论分析和研究，说明世界的均衡规律与变动趋势，因此更讲求科学性。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的科学性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即在循环经济下，人的需求层次的假定，已经由生理需求阶段上升到安全需求阶段，甚至更高，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已经不再仅仅把眼光放在眼前与单个自我个体,而更多地关注未来与后代，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循环经济下经济人假设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传统管理学多层次、多环境、多时空地研究人性，从而产生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理论。管理是具体化的、相对的，要解决的问题更趋于动态化与多样化，更讲求艺术性。在循环经济下，管理学的艺术被赋予了新内容，即管理学里的艺术性被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重要性所规制。管理学假设更显社会人特性。
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上趋近，同时，赋予了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的和谐等内容，但经济学仍偏重于解释世界，管理学仍偏重于改造世界。
(二)研究对象和目的。传统经济学更多强调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角度，或者站在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平衡问题上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追求整个社会或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传统经济学关注企业，目的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研究对象被扩展，生态环境资源被列入研究范围之内，同时，更多关注企业和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目的就不一定与企业最大化目标一致。传统管理学更多强调从单个企业的资源配置角度，或者站在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角度对现在市场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资源配置最优化角度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在循环经济下，管理学研究对象也同样被扩展，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被广泛考虑，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管理学追求的目标。
(三)研究内容。传统经济学与传统管理学都研究企业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都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管理学也有国民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都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更多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强调理论研究和模型分析;传统管理学研究的是更为微观的问题。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如何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均衡实现趋势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管理学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如何顺应市场合理配置内部资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循环经济下，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被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传统经济学中的宏观性与整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循环经济下，管理学也同样因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引入，更多的从整体或者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当然经济学与管理从整体或长远角度看问题基本出发点可能不完全相同，经济学主要为了探寻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整体均衡问题，管理学主要是为了在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和谐发展下追求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问题。在人、企业与自然和谐发展下，管理学更显示出其重要性。
(四)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管理学在各自的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论。什么是经济分析方法呢?杨小凯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采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层次，即用函数和集合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环境;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得行为;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诸如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则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这种框架中集中使用了数学模型化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数学可以降低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费用，数学模型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使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内在逻辑统一，论证严密，知识可积累性强，更符合科学性原则。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缺乏这种内在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的两篇文章中将管理学研究方法或学派描述为“管理理论丛林”。罗珉(2005)则把管理学研究方法纳入范式研究中。他管理学方法论范式区分为职能主义范式、激进的结构主义范式、诠释型范式和激进的人体模型主义范式四个方面。
在循环经济下，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或工具也进一步扩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生态学和资源系统工程等都被应用之列，如吴季松(2005b,2006)的研究。这使得经济学更多的引入了大量管理学方法。但经济学在利用数学工具方面仍然是重要的，这维持了经济学内存逻辑性。
三、趋势与建议
(一)趋势。研究认为：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上从“经济人”向“社会人”方向发展;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两者都考虑生态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以追求人、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目的;在研究内容上，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被纳入研究领域，传统经济学中的宏观性与整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学则更多的从整体或者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经济学主要为了探寻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整体均衡问题，管理学主要是为了在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和谐发展下追求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或工具也进一步扩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生态学和资源系统工程等都被应用之列。这使得管理学与经济学在方法与工具上更为趋近。
(二)建议。根据上述结论，在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时，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人性假设的重新研究和定位。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应顺应人、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求而改变。管理学也将因此加深“社会人”等非完全理性假设的研究。
(2) 研究对象和目的的重新界定。经济学中企业和市场的均衡研究，由此对企业单向主体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和市场均衡问题的研究，应转向人、企业和自然的和谐研究，由此对人、企业与自然的多向主体的福利最大化问题和三位一体均衡问题的研究转变。管理学中企业内部分工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对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研究，应转向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研究。
1988年体育经济学作为学科概念提出以来，该学科已经逐渐成为体育学科群中的重要学科。20年来，该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但目前学界对该学科处于什么状况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和把握，这对该学科的建设和成长是一个缺憾。因此，研究该学科的发展现状有助于认识该学科建设的优势和不足之处，有助于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使该学科的建设有的放矢，使该学科为我国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该研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采用文献资料法、统计法和比较分析法对体育经济学科经历的“兴起阶段”、“初步建立阶段”和“发展阶段”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和总结。
2.中国体育经济学发展现状分析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受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状况和政治制度等的制约，体育事业规模比较小，结构单一，体育领域内的经济活动及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均比较少且非常简单；同时也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及我国体育界长期存在的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体育科学研究的范围很狭窄，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虽然政府财政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仍不能满足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这其中首要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扩大体育经费的来源，以及如何加强体育与经济的联系等许多问题提到了体育工作者面前，需要认真研究给予解答，需要从理论上给予指导。体育运动发展的实践不但提出了研究体育经济学的需要，也为研究体育经济学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推动了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及体育理论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经过体育理论界的长期努力，目前体育经济学学科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体育科学学科群中“一门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领域内经济活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的新兴的交叉学科”。总结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兴起阶段、创建阶段和发展阶段”三个阶段。
2.1 兴起阶段
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80年到1992年。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体育院校中的一些学者率先开始了对体育领域有关经济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体委政法司等也召开了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及相关的理论讨论会和论文报告会，其中对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报告会上一些学者对他们对体育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进行了宣读和讨论。
1985年在福建举行的“全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会上提出要重视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运动中的经济问题，创建体育经济学的讲话。1987年中共“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随后不断有学者关注并参与这一学科的建设之中。这一阶段进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1）学术出版物逐渐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到1989年底全国体育科技刊物发表的体育经济方面的论文已达200余篇。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成都体育学院张岩教授主编的这一学科的第一本专著《体育经济学》，199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武汉体育学院张尚权教授主编的《体育经济学概论》，199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经济辞书《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库》第一卷将体育经济学作为新兴经济学科独立列篇，邀请张岩教授撰文8万余字。
（2）体育经济学被国家列为一门正式学科。20世纪80年代后期，体育经济学已被列入高等体育院校的教学计划，规定为体育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和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程。1991年国家教育部将体育经济学正式列为体育学下的一门学科；1993年发布的由国家科委和国家质量与技术监督局共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号》将体育经济学列为体育科学之下的11个二级学科之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科学，填补了我国经济科学和体育科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3）学科理论基础比较单薄，学科视野狭窄。由于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而西方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一些分支学科的理论并不被重视，对现代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理论运用得很少，因而使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市场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致使这一阶段的学科理论基础建设比较单薄，学科视野狭窄。
2.2 初步建立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到2001年。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依据这一科学论断，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理论与实践上的这一历史性突破，对体育经济学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
1992年国家体委召开的“中山会议”把体育经济工作作为深化体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会议讨论，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原来单纯依靠国家财政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和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1992年底，在山东潍坊召开的“第4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就设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体育”的专题座谈会。
1993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体育”论文报告会。1993年初国家体委又组织起草了《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1995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会议的主题，讨论并通过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年）》。
1997年，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体委共同主持了“体育经济政策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随后国家体委所属有关部门还多次召开了体育经济工作的研讨会。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第5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把“体育市场与体育产业”列为专题讨论。
2000年底，在武汉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与消费均被列为专题。
2004年10，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与消费也均被列为专题进行讨论。2005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9届《财富》全球论坛首次设置了“体育圆桌会议，其核心话题之一就是关于体育经济的讨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
（1）研究范围扩大，应用对策研究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体育事业单位及体育企业都面临如何适应市场需要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进行市场经营和开发等问题，于是这些问题都成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研究范围扩大和社会迫切需要的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召开的体育经济研讨会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项目、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体育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也大多属于应用对策研究成果。
（2）研究的理论基础有所加强，对国外体育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多。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逐渐应用到体育经济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之中。体育经济学理论基础有所加强，从而扩大了体育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推进了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同时，由于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体育经济研究的陈旧做法，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国外体育经济信息，研究和借鉴国外体育职业化和产业发展的问题，开始逐渐吸取国外有益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增强了对国外体育经济知识和理论的引进和介绍，推动了我国体育的改革和发展。
2.3 发展阶段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2001年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和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这里把这个阶段称作新阶段，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确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下发和我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的社会背景给体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研究体育经济学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最高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努力开拓创新，使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获得新发展，进入新境界。
其次，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中包括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的目标。
第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首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指导性文件，文件中就对体育经济和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希望。这是一个大课题，需要体育经济学的积极参与和建设，需要通过求真务实的研究工作推动体育经济理论创新和体育经济政策创新。
第四，我国北京市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既是全国人民的盛事，也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其中离不开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同时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体育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虽然历时不长，但还是呈现出了一些特征：
（1）普通高校体育经济专业呈增加趋势，培养专业人才的单位增多。由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人才流动等需要，尤其是体育领域中既懂体育又懂经济人才的匮乏，以及受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迫切需要体育经济专门人才的参与。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体育院校内招收体育经济方向的本科和研究生外，国内部分普通高校也设置了体育经济本科专业，一些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也开始设立该专业，专门培养体育经济人才。如中央财经大学2004年开始和江西财经大学2003年开始招收了体育经济本科学生，西南财经大学2006年开始招收体育经济硕士研究生，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开始招收体育MBA学生，部分没有该专业的学校也在酝酿开设该专业。可见，普通高校体育经济专业呈增加趋势，培养专业人才的单位逐渐增多。
（2）学术出版物增加较多，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将上一个新台阶。由于体育经济研究视野的扩大和参与人员不仅仅局限于体育界学者，有份量的体育经济理论与实际问题的专门著作以及具有不同特点的体育经济学教材等出版物增加较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员的更多参与和现有研究者经济理论素养及研究能力的提高，将使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将上一个新台阶。
3.中国的体育经济学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多，系统性教材建设少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属于资料的整理和汇编以及推论性与解释性成果，真正能够体现学术水平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笔者以“体育经济学”为关键词查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11月，只有13篇论文完全属于研究体育经济学的论文。另外，目前出版的编著类教材较多，原创性专著很少，尤其是体育经济学科的系统性教材就更少。
3.2 宏观性、臆测性研究成果多，微观性、实证性研究成果少
现有研究成果中，重复对某些宏观和中观问题的推论性和臆测性研究比较多，尤其使一些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假设或推论的情况比较常见，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体育经济问题、现状以及基本理论的研究比较鲜见。在这一方面还有“经济研究多、经济学研究少的现象。经济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经济研究是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发现、解释、探求原因并给出解决办法的对策和建议的过程，一般具有针对性，不具有普遍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类具有相同性质的经济现象，是探索其本质规律的一门学科，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重要特征。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体育经济学建设和发展偏重于经济研究。
3.3 研究者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不够，整体素质急待提高
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张，研究的难度逐渐增大，新的理论和知识出现较多。这就需要研究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基本的理论功底，还要学习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便把体育经济学研究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3.4 专业教师少，兼职教师多
从调查情况看，目前设置了体育经济学科的院校，其师资多数属于没有经过该专业系统培养的教师担任，经过体育经济专业系统培养的教师非常少。
3.5 专业培养方案与社会需要没有密切结合，培养目标模糊，缺乏特色
目前，虽然一些院校特别是体育院校纷纷开设了体育经济专业，招收该专业的本科生和该方向的研究生、博士生，培养了一批批该专业的毕业生，但是从社会反馈回来的结果看，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就业并不乐观，该方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虽然状况要好一些，但往往是学历发挥了优势而不是专业需要。体育经济专业的培养方案和目标还处于一个相当宽泛、相当模糊的阶段，对该专业具体要为社会培养具备什么素质的人才的认识不清楚，对于社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该专业人才也了解不多。很多院校在制定培养方案和目标时往往并没有进行详实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仅仅是一相情愿式的凭感觉做法，缺乏科学性。因此，其培养的人才的学业主要是学习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体育经济的专业特色不突出。
4.中国体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4.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具备较高学识和专业素养的师资队伍，其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也将不会太高。专业师资的培养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走出去就是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自己的教师到校外深造再学习；请进来就是指积极地把该专业的学术专家、教育专家、社会实践人士邀请到自己的单位，给自己的教师授课，传授系统的专业知识。
4.2 加快专业教材体系的建设，力争早日建设成该学科的精品教材
教材承载着专业知识，传递着专业理论，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的重要参照物。专业教材应能全面体现本专业的特色和差异，而不是泛论、只言片语等之类的汇编书籍。这就要求专业教材必须是系统的、全面的体系。加快专业教材体系建设可采取借鉴相关学科或国外本学科的做法，重点要进行专业相关度的测量和社会调查。
4.3 加强交流，重视实习基地建设
1）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外部成本并重；
3）计量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方向发展；
4）以货币计量为主向采用多种综合计量手段并存的阶段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成本概念；传统成本；现代成本
一、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他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w，用公式表示是w＝c＋v＋m，公式中（c＋v）这个部分即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用的劳动价格的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即（c＋v）部分，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c＋v＋m）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tc）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tvc）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变成本（avc）和平均总成本（ac）。平均固定成本（afc）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avc）、平均总成本（ac）、边际成本（mc）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lc）、平均成本（lac）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sc）、平均成本线（sac）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作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它可以通过总成本增量和总产量增量之比表示出来：mc＝dtc／dq.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mc）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ac）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表现为：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当mc＝ac时，ac为最低。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代理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交易成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会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产成本。
3）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
关于交易成本的计算，人们还没有达到像传统成本价格的计算那么精确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在完善对交易成本的计算。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恩，计算了美国1970年交换部门的交易成本，占美国gdp的45％。张五常估计的香港交易成本占香港gdp的80％，交易成本数额巨大。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
四、会计学成本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赋予了成本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和可补偿性，揭示了成本的经济性质，它对于研究对比会计学成本和西方经济学成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范畴相同。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其理论也广泛地运用在会计学实践上。
3.会计学成本与机会成本。在传统会计学上，成本只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但忽略了机会成本，经济学则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在会计学中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传统会计在现有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主张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其视为真实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中来。机会成本不是对传统会计成本的否定，而是对传统成本分析的补充，扩展了传统会计成本的内涵。
4.会计学成本与社会成本对比。根据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消费和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若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而不计入社会成本，就会以牺牲社会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虚增企业盈利。社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应从可持续发展实际要求出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成本耗费和补偿问题。为此，众多学者提出将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成本中反映企业生产商品对社会资源消耗和损失程度，求得实际成本的真正补偿。
5.会计学成本与交易成本。传统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但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相关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约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故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畴，这些成本范围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会最终进入会计成本的研究范围。
会计从来是服从和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的状态决定着会计运行的方向。传统会计学成本是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新的经济下，要求会计模式也要进行相应变革，而经济理论恰恰为会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会计学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学成本的发展方向，从中可窥视出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传统会计成本正从单纯计量过去信息，正向能动地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提供未来信息的方向发展，即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会计成本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并重发展。
一、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的，提倡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 通过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这一价值趋向。从总体上看，WTO规则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WTO的四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以及它的五项功能-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运作、为已涉及的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的谅解、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IFM合作达到全球经济政策决策的进一步融合。这些原则和功能首先提供了其对成员国的制度性安排框架和范围；其次，WTO体制中各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或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领域的制度性要求。如：依WTO的规则体系，任何政策均可能被一个成员作为废弃或损害市场准入的承诺而对之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准自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任何一方均无法阻止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从而导致要么自行修改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国内措施，要么面临赔偿性措施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以后，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将会受到巨大挑战。根据我们已经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甚至是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醒д卟湃衔肮孛匙苄ǖ墓嬖蚴嵌晕夜χ匦露ㄎ坏姆晌募盵3].
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经济行为范围、手段和方式的转变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比如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这些做法不仅违反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现在，我国已作出承诺，外贸经营权要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同时改革不规范的进口行政管理措施。同时，政府经济行为除采用传统的直接管制、命令与服从手段外，亦需采用一些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柔性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指导、契约、计划（指导性、非约束性计划）、预警、服务等，让市场主体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 WTO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政府行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程的失控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害，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补救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
政府经济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发布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发布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政府经济行为终局性的丧失
WTO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国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并且，我国法律还规定有一些行政终局裁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规定与WTO的司法审查原则是直接冲突的。WTO司法审查的范围既包括抽象的政府经济行为，如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根据GATS的上述规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又要求将部分终局裁决行为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我国有关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主要如商标法第22条、第27条、第29条、第35条的规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等。根据WTO和中国的承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行为包括获得或者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许可或配额有关的行为，为保障措施或国际收支目的或针对不公平贸易而采取的措施，以及TRIPs和GATS有关条款所指的行政行为等。当事人如果对这些行为不服申请国务院裁决后，应当可以申请司法审查，除非国务院放弃接受申请并作出裁决的权力。
（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的强化
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如对本地资源的输出加以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打压或封锁，以图保护当地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的统一市场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区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市场分割，互筑藩篱、阻塞流通、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的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势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二、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经济法意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WTO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它的直接目的在于排除政府行为对自由贸易的干扰，是对各成员国政府经济权力的一种限制，它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以及以贸易报复为手段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在中国，如果没有与WTO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则，我们加入WTO以后将十分被动。
但是，只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就可以看到政府经济行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按照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新思路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
（一）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作为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形成了一种高度行政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所有重要和重大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突破和方案出台都源于中央政府内部，并通过行政网络和强制手段迅速扩散到经济各领域，各经济主体为贯彻中央政府决策而启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各级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也在各级政府手中，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政府则依据庞大而有效的行政网络迅速强制地进行紧急刹车，宏观经济形势的控制权又回归到政府手中。换言之，启动中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制动中国经济的主体还是中央政府。在启动之后，制动之前的中国经济是行政约束下的“不完全”经济运行。沿着这一线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中国经济运行的中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直接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启动、运行、刹车的全过程。现实的中国经济不能忘记，也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的惯性。
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即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对应于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调控权力的逐步萎缩。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支配权力弱化的趋势推演为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职能总体弱化，并据此认为，体制改革将逐步否定政府经济行为的意义。我们知道，改革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构造，必须首先树立一个绝对权威的主体来制定政策，操纵各种经济杆杠，推动改革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个主体只能是国家。也就是说，经济管理的权限过于集中于政府，但改革这种状况还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干预与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为特点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且不论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私有制国家，由政府经济行为所体现的国家干预仍然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单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企业在过去旧体制下完全依附和从属于国家的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中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是现在企业模式转换阶段，还是将来企业模式成熟、定型阶段，企业的完全自主独立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的事实就表明，企业行为仍是处于从属和次生的地位。改革的实际进展取决于政府权力的让与。在改革初期的扩权、放权中，企业只是扩权、放权的客体；在后来广泛推行的承包制中，虽然给予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力，但从本质上说，承包制仍然是企业对政府要求的一种允诺。此外，企业自发的各种改革要求也只有在政府的许可下才具有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允许企业独立，而在于企业实际上不能完全独立。这除了宏观上分层管理的缘故外，还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国家直接控制着资源所有权、资产所有权这样的事实。只要国家所有权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而只要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企业就不会中断对国家的依赖。更何况，国际经验已经证实，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参加国际竞争，但从其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关系来看，这些国家同目前各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世界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国家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政府 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前苏联、日本、前西德、东南亚国家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国内企业生产水平同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各企业自身力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必须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以及雄厚的资产实力来扶植国内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断言，政府经济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忽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改革以前，政府经济行为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话，那么，在改革中政府经济行为仍然是决定着改革整个进程的核心与中枢力量。
（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多重角色所决定，政府本身即作为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内生变量”而存在，成为社会制度演进、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在影响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要求设置完备的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作为研究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经济法，当然要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法律规范问题。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政府经济行为却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几乎没有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由“法即规则”向“法即行为”[4]重心发展的道路相左，亦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的现实不相符合。事实上，研究规范化运作的政府经济行为具体作用领域、方式与手段等问题，即是对现代经济法政府（国家）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这一本质的详细阐释与分析，例如，政府经济行为的发动阶段体现政府干预、调控经济运行的动机与目标；实施阶段体现政府在一定动机驱使和目标引导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手段；完成阶段体现政府目标得以满足、实现的程度与效果。从政府经济行为这个崭新的角度考察经济法的观念与制度，能够确立政府经济行为作为核心范畴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拓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传统研究领域。
注释：
[1] 参见吕忠梅、鄢斌《面向WTO发展中国经济法》，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我于1994年开始申报有关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课题，但始终被认为不是法学研究的内容而遭淘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7年司法部批准了这一课题。课题申报的过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法学界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意义的认识程度。现该课题成果：《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则》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3] 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载于《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 是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对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的一门新兴学科［1］。 我国的PE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繁荣，PE也在医药产业各领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其研究成果对我国医药产业培育新药创新能力、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控制药物价格、制定促进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方面都有现实的意义。
1 PE在医药企业中的应用
PE分析方法在医药企业中的应用，可以贯穿于药物开发、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的各个环节。企业通过收集和分析PE数据，为研发投入、药物定价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企业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计划。
1.1 协助新药研究开发
PE的引入赋予了药品研究和开发新的涵义，扩大了药品开发的范围。药品的研究和开发不仅指研制具有新的治疗作用、更强治疗效果，或者较低毒副作用的新的化合物单体，还可以从挖掘现有药物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治疗成本、提高治疗的效果-成本比值等方面寻找药物开发的方向。利用PE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这种广义的药物开发提供新的思路［2］。
目前，在新药研发上我国医药企业主要还局限于仿制方面，在药物仿制过程中可以运用PE为其更好地服务。如医药企业在选择立项前可以收集仿制目标药品的疗效、价格等相关数据进行PE分析，选择具有PE优势的品种进行仿制，以减少企业投入，增加经济效益。同时，药品生产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也需要PE发挥战略性作用，药品投资的高风险特点要求开发商对其产品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测［3］。
1.2 指导医药企业对药品定价
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国际上75％的主要制药公司都已经采用PE研究制定药品价格。50％的美国制药公司和38％的欧洲制药公司在美国申请新药时提供了药物经济学研究资料。而我国也随着PE研究的发展，各大医药企业相继建立专门的PE研究部门或指定专业人员，运用PE研究成果指导新药价格的定位［4］。
1.3 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益
由于我国的医药产品具有较大的同质化特点，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医药市场大背景下，有效地降低成本，采用低成本战略取得企业竞争优势是我国医药企业当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企业可以从PE角度分析药品的整个生产环节，改进工艺、强化管理，从设计图纸到产品出厂的整个过程中减少能源和人力消耗，节约生产中的各种开支，使药品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1.4 作为企业的营销和服务手段
在我国目前的买方医药市场环境下，营销和服务对于实现医药产品的最终价值及企业获取经营利润意义重大，PE分析则是一种很好的营销与服务手段。医药企业可以应用PE结论作为推广药品的工具，突出产品的PE特征，宣传产品PE优势，提品的PE数据，使经销商、医疗人员和消费者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扩大产品的影响范围，使产品的品牌形象得到提升。
2 作为制订国家医药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为了适应和指导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国家在政策制订、行业管理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逐步制订或修订药品管理政策，使其能更好地为提高人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服务。PE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和管理条例制订依据之一，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解决药价虚高等实际问题中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2.1 PE在医院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医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可充分利用PE对医院体制转变前后，在治疗效果、医药费用、患者负担等方面进行对比，从而为我国医院体制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有研究从PE的角度指出：在医药分业后，部分药师将从大量的处方调剂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样更有利于开展临床血药浓度监测等临床药学工作，配合临床医生确定理想给药方案，提高药物治疗水平，同时加大力度开展医院制剂的科研，并应用PE知识，运用药政法规，开展好用药咨询综合服务工作［5］。
2.2 PE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筛选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制订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是其改革的基础部分。在筛选药物的过程中，全面审评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就需要充分利用PE对药物进行综合评价，PE方面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影响药物的市场推广的策略，进而影响药物最终的命运。而且进入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名录的药物,随着医疗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对它们进行周期性评价，淘汰不合时宜的品种，引进新的高PE性的品种，以确保药物费用支出的效率最大化。 2006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与中国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共同开始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在国家基本药物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的课题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到“精神、泌尿、消化、循环”四大类别，其研究结果会直接运用到2006年度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工作中。
2.3 PE在国家对药品价格改革中的应用
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是我国药品价格改革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药品的独特性，实现药品市场及其价格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在审核新药定价的时候，把药品价格虚高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药品价格管理的标准，也不是一味地降低医药企业的成本，压低药品的价格，而是强调从PE的角度出发，通过合理制定药价，使药厂、保险机构和患者三方利益都得到科学合理处置。
2005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建立药品价格评审中心，其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开展药品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实际购销价格的调查；组织专家评审，提出药品价格制定或者调整建议；协助开展专家论证工作；配合研究制定药品价格管理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监测国内外药品市场价格及成本变化情况；协助开展药品价格政策咨询等工作。不难看出，药品价格评审中心主要工作的重点都是建立在利用PE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能使我国PE的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药品价格改革中去。
3 我国PE研究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PE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专业水平、研究标准、方法和应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之处。
3.1 专业研究人才缺乏
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开设了PE专业和课程，但PE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这就要求对PE的人才进行医学、药学、经济学方面的系统培养。但在我国，PE研究还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应用研究学科，在医药企业中，更未形成成熟的PE专业技术队伍，标准化的课程和正规的培训计划在企业中还不多见，同时缺少能结合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培训师，这也是制约企业开展PE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3.2 研究与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原则
国内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目前主要以自发研究为主，缺乏有组织的统一的系统项目开展，采取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在研究设计上，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其资料来源于相关文献，经过适当修正或改良后是否适用于国内各地临床实际及其成本结构，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商讨；在具体的分析技术上，无论是一般性比较研究，还是有特定研究组的比较研究，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其病人样本的分组没有遵循科学的随机分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评价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在评价研究结果的阐述上，大多数研究并未从研究局限性、技术方法的适用性、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与外推性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讨论。因此，产生的PE研究成果系统性和可比性不强，成果适用性较差，难以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直接、有力的参考。
3.3 研究的动力不足
开展PE研究必须提高人们的认识，从全社会的角度审视目前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及危害，从而认识开展PE研究的时效性和必要性。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入，尽管PE研究利国利民，国内医药企业客观上很难主动自发进行PE研究。
4 我国PE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
PE研究近年来迅速发展，并产生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科分支。与国际接轨是我国PE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4.1 规范PE研究，制定我国PE研究准则
PE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为了确保PE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靠性，也就是PE研究的规范性，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采用了制定PE研究准则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制定了自己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准则》。从目前我国的PE实际应用来看，我国目前尚缺少符合我国国情的关于PE研究的统一准则。所以我国急需组织专家，对PE的理论基础、研究设计、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及结果测量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PE研究准则，并在以此为准则的基础上进行PE研究的推广。
4.2 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正处在转型期间，产生了不少的相关社会问题，我国医药行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药价虚高，消费者向政府反映强烈，政府多次出台药物降价政策使企业难以承受，而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又缺乏必要的相互了解，这就致使三者之间形成一种不良的循环，如何通过PE的研究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增进三者之间的了解，协调三者的关系，也需要通过PE研究进一步进行探索。
4.3 与我国中医药产业相结合，丰富PE研究范围
中医药产业是我国独特的医药产业，在中医药的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效果、药物的生产以及延伸到中药的种植和开采等方面，与化学药物都不尽相同，有的方面甚至是迥然各异的。由于PE研究起源于西方，其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化学药物的研究基础上的，运用现有的PE研究成果来研究我国中医药产业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例如在中草药资源的合理开采利用对我国中长期医疗费用的影响方面，西方PE并没有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可以套用和借鉴，所以如何有效地将PE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我国中医药产业中，更好地为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服务，将会成为我国PE研究的突破点和热点。
5 结语
总的来说，PE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研究正日益从理论向实践延伸，尽管我国的PE研究与世界的PE研究还存在较大距离，通过我国研究人员不懈努力，将PE研究应用到我国的医药产业中，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药品经济学，可以有效地帮助解决我国国民对健康水平需求的无限性与药物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
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利华.药物经济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1-2.
2 孟光兴，邱家学.药物经济学及其在药品营销中的应用［J］.上海医药,2004，25(2): 55-56.
3 曹燕，吴世玉，曲燕华，等.药物经济学在我国医药企业的应用现状［J］.医药导报,2005，24(11):1801-1804.
4 劳力坚.PE在FDA新药评估中的地位日显［N］.医药经济报，2001-8-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