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期，先贤亚里士多德对法治作了深刻阐述：“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这一论述实际揭示了法治的两个构成要素——良法与守法。守法是指法律制定出来后，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从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模式，从纸面上的法转变成现实的行为指导。守法它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把成文法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依法而行，最终将自己的社会生活与法律融为一体，视法律为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 注重守法是当代法治基本内涵的普遍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公民守法的前提是必须认识法律。将公民分为法律专业公民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公民，法律专业公民与普通公民对知悉法律的要求程度并不一样，前者要求更高。法律专业公民应当掌握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普通公民只需要具备法律常识。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法律相较于法律有什么特殊功能，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
一、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
认识常识应先廓清“知识”的含义。“知识”一词在传统上有三种含义上，第一种含义：是如何做或如何造某种东西的预先倾向、才干、能力、技艺等;第二种含义：是知识一般地等价于任何在认知上有意义的信息;第三种含义：作为特定的认知单元，知识被诠释为日常知识或科学知识。 根据知识的三种含义，有学者将知识界定为：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所得到的信息、技艺、诀窍、真理、原则等及其集合。
“常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普通的知识【elementary knowledge】二是一般的知识【common sense】。由此可知，常识属于知识的一种。费耶阿本德说：“常识与我们不可分离，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基础，我们的生活要依靠它” 。按鲍曼的说法，常识即“用来指导日常生活的知识，这些知识丰富而零散、没有系统性、常常难以用言语表达。我们都在他人的陪伴下生活，与他人互相交错并相互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经历过与他人交流失败的痛苦，为了在他人的陪伴下更通畅的生活，我们需要许多基本知识即常识” 。瓦托夫斯基揭示“常识是广泛的，是长期的经验产物。它可以说是社会进化而来的对人类环境的适应。它的适应性证明它有着很大的生存价值，而且从某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手段” 。
综上所述，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常识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覆盖的每一个领域，为正常的社会活动提供保障;二是基础性，常识是基础性或本源性的认识，是知识的基础性内容;三是稳定性，常识是长期发生的众多现象和过程的概括，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极其稳定的共识;四是习惯性，常识一旦形成，就变成我们的习惯，会习惯的、无意识的指引着我们的行为。法律常识是法律的常识，常识具有的特征，法律常识当然也具体。法律常识相较于常识还具有区别特征，即法律性。综上所述，法律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二是基础性;三是稳定性;四是习惯性;五是法律性。
1.广泛性。法律常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性，它对很多领域的社会关系都能进行宏观性指导。例如，“民主”作为一种法律常识，民主不仅在社会生活层面，而且在政治生活层面都作为一种基础性调节的手段。民主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立法民主，行政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谈判民主或民主政府，民主程序，民主生活等。
2.基础性。基础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起点”或是“为事物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法律常识的基础性是指法律常识在法律中处于基础地位，亦是法律的基础原理。例如，“民主”在法律制度中处于基础地位，任何制度的构建都将以“民主”为起点，任何制度的完善又将会回到“民主”。简而言之，法律常识是法律的起点，又是法律的终点。
3.稳定性。法律常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含义不会随着一个具体条文的修改而发生改变，具有稳定性。王名扬教授提出：任何法律，其内部均是“同时存有一个可变的因素和一个稳定的因素。法律的稳定因素是法律的传统，构成法律的固定的基础” 。法律常识是构成法律的固定基础的一部分，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亦是法律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东西，更是一以贯之的价值。
4.习惯性。法律常识是法律意识的最高阶段，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性的意识形态。法律常识坚定不移的、深信不疑的告诉公民如何行为，对公民的行为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未加注意的、不由自主的指引。在法律常识的影响下，公民则会习惯性的按法律常识的指引为之，所以法律常识的习惯性对塑造公民的守法意识有重要的意义。
5.法律性。法律常识应当是具有规范性的内容，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人们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指导。法律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体现了法律权力(利)义务运作之特性或要求的内涵;二是体现在其可以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之依据;三是对公民的法律行为会产生直接的法律意义、法律效果，如果不按法律常识为之，会导致一种否定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
法律常识除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功能之外，还有特殊功能，具体而言，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守法底线功能
“底线”这个词有其比较鲜明乃至强烈的色彩，表示一种“很基本的”或“很重要的”的含义。 守法底线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第二，它是一种强调基本义务的。守法底线是指对守法主体是普遍的，是最基本的守法义务。法律常识是基础性真理、原理，是公民应当遵守的最低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应当认识法律常识，进而被法律常识所同化，在其内心深处形成共识，形成守法意识。法律常识的守法底线功能对引导公民做一个守法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概括指引功能
法律的指引功能，即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调整。法律常识的概括指引，即法律常识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方向性的调整。法律常识含有一种允许、命令、禁止或调整人的行为与行动的概括性声明或指令，它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方向性的、大概的指向。法律常识的习惯性会不知不觉的、未加注意的、不由自主的概括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常识的概括指引功能对引导公民合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价值评判功能
价值评判是以某一选定的标准进行衡量，是主体对某一特定客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评价与判断。主体进行正确的价值评判，需要有一个共识标准。法律常识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真理或原理，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也是一种价值评判衡量的共识标准。法律常识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共识，对公民的行为有一种价值层面的评判，直接影响着公民价值观的形成。法律常识的价值评判功能对公民守法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常识的广泛性、基础性、稳定性基本特征分析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首先，法律原则没有具体的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性。其次，《布莱克法律辞典》记述：“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再者，法律原则是法律的稳定部分，其含义不会随着法律规则的修改而改变。综上所述，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原则。另外，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可以分为公法与私法。调整国家权力的法为公法，调整私人权利之间的法为私法。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法与私法又对立统一于根本法宪法，可以认为法律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公法原则、私法原则。
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位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宪法内容确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从整体上确定规范、限制和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则，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法治背景下，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宪法原则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原则等。公法是规定国家和个人之间权力和服从关系的法。在法治背景下，公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公法一般包括刑法、行政法和程序法，公法原则主要包括：罪刑法定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私法是规定个体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在法治背景下，私法是公民守法的重点。私法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划分为民法。私法原则是指民法原则，主要包括：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
四、法律常识的教育
通过对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特殊功能、内容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常识，而且也为进一步探讨法律常识教育的重要性作了充足的理论准备。从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角度，法律常识是普通公民应当具备的基础知识。从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角度，法律常识可以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概括指导公民的行为，塑造公民的价值观。法律常识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如何才能普及呢?答案是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公民的守法，就没有法治的进步，教育是法治进步的主要载体。
法律常识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可行的。接受法律常识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要积极接受法律常识教育。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法律认同感，保证公民正确行使权利与义务。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不仅应该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培育合格的法律专业执业者，更应该把目光聚焦于普通公民，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培育符合法治社会需求的普通公民，使普通公民知法、懂法、守法，以满足法治建设的需求。
关键词：知识类型化；法律思维；知识产权；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6302
1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产权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法律类的课程无疑占了较大的比例；并且，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知识产权本身也被分在了法学项下。然而，现实中知识产权专业却与法学专业有着一定的不同：通常知识产权专业招生的对象为理科生，就业方向偏重于专利人等方向，学生除了法学知识以外，还要开始一些非法学课程，如管理学、机械制图等；而就法学课程的开设本身而言，知识产权专业因其专业特性，通常要突出“知识产权”的学科属性，因而会增加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比重，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往往单独开设课程。这种情况会使得知识产权专业法学课程的比重相对降低，有些专业的法律核心课程不再开设：如《宪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史》，有些法律课程会某种程度上“缩水”，如《经济法》仅开设《竞争法》等等。开设课程与课时量的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使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在法律知识学习方面不如其他法律专业学生那么系统化。但就现实需求而言，社会作为需求方，需要的仍然是受过系统法律训练的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并不会考虑知识产权专业开课时课时量的有限性。这就对于知识产权专业的法律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受到更为专业、系统而有效的法律专业培训？
结合笔者多年来作为学生参与法律课程学习，作为编辑参与法律教材编辑、参与法律教材编写，以及作为教师进行法律专业课程讲授的经验，笔者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更为有效地传达法律知识，需要对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剖析，提炼其更为有效的部分，删除或者简略讲述一些冗余部分，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法学教材的编写，多着眼于一种学科的整体叙事，例如，一个学科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等等，有哪些整体叙事所需要的原则，有哪些基础概念，哪些基础规则，等等。事实上，各学科的教材之间一定程度上缺乏必要的勾连，如“法律关系”“法律行为”这种基础概念，在法理、民法课上讲授，但不一定能贯穿到行政法等课程中去。同一套教材中，有时甚至会出现不同分册基于不同的学科立场，出现编排知识的重叠、冲突，以及一些知识的遗漏等等。而现在高校的教学又往往是某一学科由专门的老师负责，一个教师通常不会去深入了解其他学科的课堂给学生讲授了些什么，不同的学科之间呈现各自为战的情况。如果每个教师仅着眼于本课程的教材对学生进行讲授，则两种情况难以避免：不同课程之间的知识缺乏配合与衔接，知识出现重叠或冲突；各学科基于本学科立场的知识过多，加大了教学负担。
2现代法学教材中的三种知识
基于这种现实，笔者以为，需要对于各学科的法律知识进行一种整体上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法学知识进行通盘的考虑，以培育学生准入法律共同体以及掌握相关法律实务技巧为目标，重新考量不同课程中哪些知识需要向学生讲授、不同的知识如何向学生讲授，以及不同的课程如何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整体的法学知识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以为首先要区分法学教材里的三种不同的知识：法律知识、法史知识与比较法知识、法哲学知识。上述三种不同的法学知识往往被参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法学教材的内容，但这三种知识其实是不同的知识，并且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有着不同的意义。
法哲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一种对于法律整体性理解的知识，如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在本土维度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法律？法律现象要体认哪些价值完成哪些社会功能？等等，上述知识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法理学中，其他部门法多少也会有些涉及，如民法如何自我定位，等等。这类知识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法哲学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于学生整体上认知法律现象会有一定的帮助，但需注意：这些知识往往存在着很多分歧，如关于法律的概念，不同的法理学派认知差异很大；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学界其实也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通说。因此，法哲学知识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法哲学知识本身与法律实务之间的关系不大，因而陈卫东等教授甚至曾经建议在司法考试中取消法理学的部分。而对于普通的本科生教学而言，法哲学的知识产权对于进行法律研究意义非常重大，但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意义有限，因而在教学体系中，教师应该有所区分，对于多数学生，可以缩减法哲学的授课内容，并且保证法哲学方面的授课保证在相关知识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当然，对于培养学生最基础的法律认知、法律方法等方面的法哲学知识，依然需要重点向学生讲授，当然这种讲授不是帮助学生提升对法现象更为深刻的认知，而是帮助学生学习其他部门法知识做有益的铺垫。目前有的高校法理学被划分为法学导论、法理学两门课程，事实上法学导论课程就担负着上述铺垫的功能。
法史以及比较法方面的知识通常出现在各部门法的教材中。一般的部门法学科都会对自己的学科史进行一个回顾，建构本学科的一个延续的叙事。同时会将其与该部门法相关他国家的对应法律制度纳入进来。法学教材的这种书写方式其实是为了建构独立的部门法叙事，使一个部门法形成内在的特有的知识谱系。但是，需注意，法史的知识以及比较法知识，都不是现行有效的国家实定法，如果学生不能有效地从部门法叙事中区分出这两种知识，误以为这两种知识本身是有效的本国实定法知识，反而无助于学生实务能力的培育，甚至会潜在地削弱法治所必须的法律人尊重本国现行实定法的伦理要求。因此，首先需明确，法史知识与比较法知识对于法学学科建设有意义，但对于法律实践意义不大，并且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些知识都只是描述性的，而不具备法律上的规范性；因而可缩减这类知识的讲授比例；同时，在讲授时，需要教师着重提醒学生这类知识并不是我国生效的实定法知识，本身不能作为生效的法律规则而援引，以免给学生不必要的误导。
相比上述法哲学知识、法史与比较法知识，真正的法律知识应是基于国家实定法的一天阐释体系。这种知识是面向实践的，是学生应该重点学习的。下文将对这类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3对于法律知识的类型化
如笔者上文所言，相对于法哲学知识、法史与比较法知识而言，法律知识的传授才是我们本科法学教学的重点。而如果跨过学科的藩篱对于法律知识进行具体剖析，则可以发现事实上存在三种不同层面的法律知识。
第一个层面是经验描述层面。这个层面的法律知识是最基础的，包括实定法文本知识，以及法教义学所提炼的概念、规则、原则等法律三要素，同时还包括由规则组成的制度。这些知识是法科学生学习法律的基础。对于这种知识的学习，主要靠的是学生的记忆。而教师则需要从实践运用的需要出发，对众多的实定法文本知识进行鉴别分类。对于最基础最重要在实践中最常用的知识，应该要求学生准确记忆；对于一些在实践中有可能用到，但运用频率相对较低的知识，则需要学生熟悉、了解，避免可能的错误理解即可；而对于那些在实践中运用频率较少的知识，则需要学生大致了解一下知识的基本脉络，例如什么样的法律文本在做相应的规定，碰到类似问题应该到按照什么样的方向检索知识，即可。而不必一味地强求学生记忆所有的实定法文本。
第二个层面的知识是实践运用层面的知识。单一的经验描述层面的知识，还不足以使一个学生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实践运用层面的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具备了这种知识，学生才能够说真正具备了法律实务方面的“技能”。在具体而言，在法律的实践运作中，三种技能非常重要。其一是事实认定方面的技能，具体而言又包括两种技能：阅读事实材料，从中发现相关的法律意义；寻找相关的证据，为自己的法律主张辩护。只有具备了上述两种技能，一个法务工作人员才能有效地将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勾连起来，从而使法律适用于相关事实。其二是以法解释学为基础的法律方法。法律文本通常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确定的规范意义，尤其是对个案的规范意义，这就需要解释技巧、推理技巧，从客观的文本中去发现有关于个案的意义，从分散的条文中去总结完整的法律规整。因此，几种主要的解释技巧以及基础的逻辑推理方式的培训，对于法科学生同样不可或缺。其三是查找法律的方法。如上所述，法科学生无法也没必要机械记忆所有的条文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具体个案时，去查找检索法律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只要学生能够有效运用各种工具查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即便他不能准确记忆这些条文，他仍旧能够较好地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处理问题。
第三个层面的知识是思辨层面的。这种知识往往伴随着一些法律学科的主流的价值观念。这种知识虽不直接面向实践，但却往往作为法律共同体理解法律条文的共同前见而在场，因而学生也有必要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另外，思辨层面的知识对于培育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养成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等作为大学生乃至作为研究者非常重要的思维习惯，从而实现学生素质上的提升，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以知识类型化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教学
结合到具体的知识产权专业法学教学，上述三个层面的知识，对于学生而言，第一个层面的知识显然是基础，也是目前教学的重点，但笔者以为，对于这种记忆性的知识，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的教学时间，尤其是现代检索手段已经非常发达，没必要让学生死记硬背所有的文本知识。更多的应是了解即可。第二个层面的知识其实对于学生的学习非常必要，但却恰恰是教学中容易忽视的。笔者认为，可在法理、民法等相应课程中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法律技能培养方面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更多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至于第三个层面，对于以研究为学习目标的学生非常重要，但对一般学生，其意义限于培养法律人共同的思维前见。因而对于这类知识的传授可针对不同的学生分别进行，做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目标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法律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法律教育目标不断充实和发展，其分为三个阶段：
1、法律常识普及阶段198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5)23号文件发出通知，转发、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指出，“全民普及法律常识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指出：“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总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个文件从政策上体现了当时法律教育的目标：普及法律常识。“一五”普法规划实施后，高校法制教育纳入“向全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中”。高校法律基础课作为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其教学目标当然地也体现了这一目标的要求。普及法律知识的实践活动很多，包括法制宣传报告、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等。普及的内容是“九法一条例”等法律常识。
2、法律意识培养阶段1987年10月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87教政字015号)，要求普通高等学校为本专科生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将其教学目标表述为：使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与规定，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这一阶段的法律教育强调高校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法律意识，高校法律教育的目标是要为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服务。
3、法律素质提升阶段2001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的通知，2006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这一系列的文件将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为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标志着高校法制教育也逐步发展到法律素质提升教育阶段。
二、现阶段高校法律教育目标的实现途径
为适应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目标的发展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目标应定位为高校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
1、法律教育
（1）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对高校学生的主观世界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是学校和家庭。由于学生基数大，法律教师数量有限，高校学校对学生的引导是整体性的、普遍性的引导，而对他们进行针对性、个别性的教育则要靠家长。在配合学校法律教育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加以引导，努力为孩子法律素质的提升营造一个积极健康、温馨和谐的环境。
（2）法律教育形式多样化。高校的教学过程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因此，法律教育的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除了课堂教学，还应该充分利用其它途径，比如组织学生观看法律专题的电视片或录像资料，请法律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为高校学生开设法制讲座，组织模拟审判等。通过这些途径，学生可以将课堂所学法律知识与实践生活相联系，巩固法律知识，加深法律观念。
（3）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现在的法律基础课主要内容是法律制度。很多学生对法律的了解局限于制度层面，对具体的法律规定，出现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知之甚少。因此，必须在法律基础课教材中增加与学生专业或就业相关联的法律法规。
2、自我法律修养
法律修养是指人们持续不断地将所学法律知识内化为自身法律意识，养成法律思维，提升自身法律能力的过程。法律修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法律知识的积累、法律意识的形成、法律思维的养成、法律能力的发挥。目前关于高校法律教育的研究中，往往将这四个方面割裂开来。其实，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合格的法治社会的公民应同时具备这四个方面。
（1）法律知识的积累是法律修养的基础。法律知识的传授是高校法律教育的途径，法律能力的培养必须通过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律知识的充实，它是大学生懂法、守法、用法的基础。但是，仅有法律知识远远不够的。有的大学生法律知识不少，但是，法律意识不强，守法、用法能力不高。
（2）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律修养的前提。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特别是本国现行的法律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它也称为法制观念或者法制心理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守法的动机。即在遇到某种法律问题时，首先能想到运用法律方法去解决问题，至于用什么，怎么用，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实现，在所不问。
（3）法律思维的养成是法律修养的重点。养成良好的法律思维，在遇到各种法律问题时，便能运用法律的方法进行思考，解决问题。另外，养成法律思维习惯，还能让学生明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及如何做才是合法的。法律思维需要在各种法律教学实践活动中得以训练和加强。
（4）法律能力的发挥是法律修养的归宿。法律能力包括法律权利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高校法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大学生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法律能力。法律规定，公民自出生时起享有法律权利能力，即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法律行为能力是指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从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资格。绝大部分大学生都达到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高校法律教育就必须使其明确应该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法治社会的公民。
三、提升法律修养的途径
1、开设专门的法律修养课程针对高校学生文化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高职院校应开设专门的法律修养课，将法律修养纳入高校学生人才培养计划中。教师应尽量是高学历法律专业毕业，或从校外聘任资深法官、法律专家、律师。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让学生明确法律修养的目的是什么，法律修养的内容是什么，如何进行法律修养，法律修养课程的编写也应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进行。
民国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研究认为，此阶段公民教育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百家争鸣的公民教育思想和百花齐放的公民教育实践。而公民法制教育与公民教育在此阶段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公民法制教育亦有着不同的特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公民法制教育进行分析，并结合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现状及模拟法庭等法学教学实践在法律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从而论述法学基础教育中应吸收民国时期公民法制教育的优点、加重强化知识实践性、应用性，并希望能够对改革法律基础教育起到一些积极意义。
【关键词】公民教育；模拟法庭；法律基础；法制教育
一、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公民法制教育。
民国初期，国内掀起公民教育研究的热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蔡元培“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制度，但此阶段有关公民法制教育的思想并不突出。尽管蔡元培在提出“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时倡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 有着非常鲜明的民主共和精神，但这并不是从公民法制教育视角出发的，而是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提出，并以孔孟思想的“义”“恕”“仁”来支撑，与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民国初年晏阳初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提出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虽然基于当时中国农村现状，主要力量还是集中于识字扫盲，对法治精神培养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但法治精神与公民公民常识、公民教育间也开始建立起不可截然分割的联系。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也有着其在此阶段的特点。其中，值得借鉴的是注重实践活动。
民国初期，在确立公民科后，《公民科课程纲要》“教学方法”中就有“以讲述、表演等为公民修养的教学方法。以参观、调查、讨论等为社会组织的教学方法。以学校服务、学校自治为公民训练的具体方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民训练被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项专门课程。周鲠生在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序言中指出：“书中包括的事项以限于篇幅只能述其大纲，尚待教者随时附加说明；且有许多处所讲到关于社会生活及行政组织等事，最好是于参观旅行的时候，由教者实地举例说明，较容易使学生领会并起其考究的兴味”。叶楚伧在其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注重实际，由近及远，期与学生自治训练相呼应。”
与此同时，公民教育与公民法制教育的联系也更加紧密。1933年教育部颁布《公民训练标准》，其中，在公民的政治训练方面就提出 “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
民国时期公民教育注重实践的特点，对当时的公民法制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当时的法学教育家也从各方面强调实践在公民法制教育中的意义；另一方敏，学生也将教材中有关法制的内容活学活用，付诸实践，如参观议会、法庭、监狱和行政官署，借助国家权力模式，组织学生团体并选举各成员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践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
二、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现状。
当代法律基础教育普遍是从大学时期才起步，而目前我国当代大学的法律基础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但同时所学习的理论知识繁多又复杂，可大学所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远远不够。按照目前大学的教育现状，大学本科法律基础知识学习的时间为4年，但完全可以用于学习法律专业课的时间实际却远远没有这么多。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律基础课程课时少、内容多：目前大学的法律基础课程，所用的教材内容大都繁多庞杂，其中包括了法律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宪法常识，并且还有许多部门知识，具有很广泛的覆盖面。但是法律专业需要学习四年的知识， 却浓缩在这几十个课时之内，加之学生在课堂上并没有相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法律基础课程起点低、要求高：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有很高的教学要求，但其教学地位却往往停留在“ 法律讲解” 这一阶段，教学效果达不到相应要求，由于教学内容的局限性，使得学生也没有得到法律基础素质的提高。
3、法律基础课程轻实践、重理论：在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法律基础这门课程长期以来都重视理论教育，并没有对学生有关的法律社会实践活动有相应要求。因此学生缺乏法律实践能力，无法对相应问题进行解决。
三、借鉴民国时期公民法制教育优点，完善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
1、应注重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尤其要注重公民法制教育、法律意识的培养。民国时期，就主张重视公民教育和公民法制教育。回想近代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朝野上下开始了“救国”的历程，将传播民主理念、灌输知识视为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之根本途径，并至此拉开了以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历程，实现了几千年来“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巨大转变。由此可见，“公民”从开始之日起就与宪法教育密切相关。
因此，法律基础教育的核心在于宪法教育。宪法是众法之源，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意识是公民的基本意识，宪法知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因此，当代大学大学生法制教育核心内容依然应是宪法教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宪法精神，首先必须充分了解宪法、真正领会宪法的核心要义。
2、法律基础教育应避免过多深奥抽象的理论知识。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是专业教学，主要面对的是非法学专业学生，且普遍课时较少，在此种情况下，课堂讲授应简单明了，深入浅出，避免深奥抽象理论，以法律意识培养为主，法律知识传播为辅，并注意和教材前半部分的思想道德修养进行有机结合。民国初期，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即注重以通俗的语言阐明法律的内涵，如周鲠生在讲述法律行为时，举例“法律行为是凡人之意思表示以生司法上的效果为目的之行为，如物品之买卖，金钱之贷借，其表示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是法律行为，反过来，如通常散步、请客等行为，不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不是法律行为”等。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也注重讲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如周鲠生讲法律时即指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制立的法律的规则，务求能和那社会中通行的道德观念相融洽，道德不但可以为法律的后援，并且可以补法律的规则之不及……”。这些运用浅显易懂的例子进行法制教育，且将法律和道德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在目前的教学中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3、法律基础教育应重视实践。实践是教育的本质和精髓，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即开始注重实践活动，法制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作为思想政治课的组成部分，如果是单纯地进行说教，学生很容易失去兴趣，且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同于法学专业课，学生具有宪法意识，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遇到法律问题能够寻求法律帮助，做到正确行使权力，自觉履行义务，就达到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因此，复杂的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不适合法律基础课教学，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实践应走出校园，观察、了解社会生活中与法律相关的事项，有针对性地组织、引导学生以法律思维方式分析、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参与自主性培养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实例体验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只是简单地阅读法条。
四、对当代法制基础教育的几点思考。
第一，应加强法律基础教育的立法支持，为其实施提供有力的法律环境和保护。
公民教育是公民法制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公民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律基础教育是公民法制教育的基石，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应加强立法，推进公民教育、公民法制教育和法律基础教育，保障其有效实施。
1、制定促进和完善教育的法律法规。教育法规是一切调整教育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总和，是现代国家管理教育的基础和基本依据。我国的教育法规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法律管理手段，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制定和实施教育法规，是国家管理教育的重要方式，它对于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规范化、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立法现状：
A、教育基本法律。教育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互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它对整个教育全局起宏观调控作用，或称为“教育宪法”“教育母法”。我国的教育基本法律为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B、教育单行法律。教育单行法律一般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定教育领域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对教育的相关规定等。
C、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法规是行政法规的形式之一，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制定的关于教育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法律，高于地方性教育法规和教育规章。它们内容广泛、数量众多，在实际工作中起主要作用。教育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有三种：条例、规定、办法或细则，如《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教师资格条例》等。
D、教育规章。教育规章是中央和地方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颁布的有关教育的规范性文件，有的称为教育行政规章，包括部门教育规章和地方政府教育规章。部门教育规章是国务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的有关教育的规范性文件。这类文件主要是就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实施办法、条例、大纲、标准等，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如《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
3、应加强上述教育法律法规的实际落实。公民意识的提升，有利于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从而可以促进我国公民法制意识的增长，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化建设。
第二、应强化案例教学在当代大学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应用。
A、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选择。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中心，案例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教学的效果。法律基础课所需要的案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其一，真实性。现代社会案例素材的收集渠道比较广泛，案例素材可以来自书刊、杂志、报纸、网络等途径，但是案例必须具有客观真实性。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思考。因而，案例必须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必须是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二，典型性。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客观事实纷繁复杂，一般的事例虽也具有真实性，但却未必能为教学服务。要成为法律基础课的案例必须具有典型性，即案例反映的客观事实应该具有代表性，具有普遍意义，能够由个别推及一般。这样的案例既让学生容易理解，又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从而引发学生的共鸣，让其不由自主地参与到案例教学中来。
B、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解释。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案例解释的道德标准。对于刚入校的大学生而言，法律案例分析是一个体验、实践生活的过程，也是学生提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过程。分析案例应多维视角、多元化阐述、跨学科知识性解释，取得预期道德价值观传播的实效。在法律案例的分析方法上，应坚持案例解释的道德标准，或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视角，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对案例加以讲授。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案例的解释应始终坚持价值判断的道德标准，以法律规则为解释原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在对案例的解释中，使学生对思政课的法律理解由文字叙述型转到现实立体型，由静态封闭的书本探讨转到动态开放的现实交流和真实生活的对话，鼓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
第三、注重法律基础教育中模拟法庭实践引入。法律只有落实到实处，能够作用与实践才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注重法律基础知识的实践，而模拟法庭实践，既是情境教学法的具体实践，也是法律基础教育的一种改革和创新。我们可以在法律基础教育中不断尝试模拟法庭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模拟法庭实践的质量。
这样，将理论结合实践，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学理论，更加可以逐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第三，应试着推前法律基础教育的时间和学习方式。鉴于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种种问题，可以试着将法律基础教育的时间分散推前，比如，在公民教育中，进行适当地普法教育和宣传；在中学、高中甚至小学中，都可以分散式地进行法律基本知识的渗透和学习；在大学中，适当地开展基础法律知识地讲授。
总之，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要学习借鉴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验，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中，变革、创新，应注重法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而提高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效力和作用，进而促进我国公民的法制教育，推动我国的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高丽.大学生对大学思想政治法律理论课逆反心理的研究[D].基础教育，2010.
[3]王小兵.案例教学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应用[J].教育探索，2009（8）
【关键词】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
【正文】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古人都对自然界的规律性有所认识。李约瑟(J.Needham)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文明主要以自然法则概念表示事物的规律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正如人间帝王立法者制定了成文法为人们所遵守一样，至高无上的有理性的造物主也为自然万物制定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法则。[1]此即西方古代的自然法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古代的自然规律神创思想，是神学自然观的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具有人格性和创造性的造物主观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从而也就不存在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证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并认为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中国文明中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上成长的因素”。（[1]，552页）在他看来，自然法则观念对西方人认识自然规律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因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重要帮助。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这种观念而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关于影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意于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形成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以及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如何，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那种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但并不等于缺乏科学认识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亦即并不等于缺乏对自然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规律观念。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中，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性认识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已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中国古代有许多这类概念和理论，现举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天行有常
“常”是我国古代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基本概念之一。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重复出现，明显且常见，最易为远古先民所认识。因此观察自然天象变化，对于早期古人认识自然规律很有帮助。早在西周时，古人即问道：“悠悠苍天，曷其有常？”[2]“常”是常规、正常秩序和法则。春秋时古人已认识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3]“天道”有天体运动规律的含义。古人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天象的变化有其不变的秩序和规则。《左传》在讨论天象变化时也指出：“天事恒象”。[4]“恒象”即常象、常态。天体的运行呈现某些不变的常象，正是这些常象显示了其具有某种规律性。《左传》引述《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5]“陶唐”即尧帝，“帅”即遵循；“天常”指天之常道，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含义。
“天”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既指与地相对应的天空及其中的一切，也泛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古人常把自然所成而非人力所为的因素称作天。“常”指事物的常态、秩序和法则等。因此，上述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某种法则，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守一定的常规。由此反映了先秦古人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战国荀子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荀况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绝好概括。
《逸周书·常训篇》强调：“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是事物恒常不变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表现。古人认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属性。正因事物的属性，不可长，不可短，是恒常不变的，因而人类能够认识它，因循它，用它为自己服务。《管子·形势解》指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古人发现，日月运行有序，寒暖更迭有时，这是天有其常的表现。正因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人类才能认识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并用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认识事物的常性，就是在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我国古代用“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论述很多。除上述之外，还如《管子·君臣》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荀子·天论》强调：“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礼矣；”《庄子·天道》也指出：“天地固有常矣；”《周易·系辞传》也强调：“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象、常形、常道、常数、天地之常、动静之常等等都是表示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以上仅列举了先秦一些典型论述，秦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类论述也很多，此不赘述。
先秦古人以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根据事物的不变状态探讨其基本规律的经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初浅的，还难以明确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常态与常规。尽管如此，战国古人已认识到“天行有常”，已初步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地之道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道”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表示事物规律的概念。
“道”之本义是道路。人欲到达某个目的地，必须沿着某条道路行进。由此引申，古人把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统称为“道”。《尚书·泰誓》强调“天有显道”，《尚书·汤诰》认为“天道福善祸淫”，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天道不谄”，[8]其中的“天道”都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含义。
春秋时期，老子将道概念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道家学说。《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附图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老子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他举例说，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道”作为事物基本规律性概念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广泛应用。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山川草木的枯荣，家族邦国的兴衰，都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们分别被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
汉代《淮南子·谬称训》认为：“道者，物之所导也，”即“道”引导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也可以说“道”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汉代郭象也强调：“所以取道，为有序。”[9]“有序”、“有度”、“有常”都是说明天道的规律性内涵。
宋代石介说：“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也；”“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10]张载说：“天地之道，唯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11]理学家程颐更明确地说：“天之法则，谓天道。”[12]这些宋代学者认为，月日经天，江河流地，寒暑往来，万物生灭，都有一定的规律或法则，此即所谓道。这种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以道表示自然规律的基本思想。
道作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兹举两例加以讨论。
其一，天地之道，一阴一阳。
《周易》是我国古代富有影响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何谓天、地、人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人认为，阴阳变化决定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阴一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在古人看来，《周易》作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3]从形式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运用阴阳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讨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讨论天地阴阳之道的书。《易传》作者对《周易》阴阳之道所作的阐释和强调，反映了战国古人的阴阳规律观念。
中国古代用阴阳概念说明事物规律的论述很多，除《周易》外，还如《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吕氏春秋·大乐》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如此等等，都是强调阴阳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都把阴阳作用看作天地万物之道。阴阳是中国古人从大量事物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对自然哲学范畴，表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根本因素或属性。
其二，天地之道，极而反，终则始。
我国古人发现，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最终完成一个循环运动，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周易·泰卦》说：“无往不复。”“复”是反本复初，更新有始，表示事物的循环运动。《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死变化都采取原始反终，复归本根的形式，这是自然常规。事物盛极而衰，终则有始，这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基本规律。中国古人对此有着广泛地认识。《管子·宙合》明确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庄子·则阳》强调：“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战国军事家吴起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4]《荀子·王制》也指出：“万物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吕氏春秋·似顺论》也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淮南子》也认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老子帛书·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这类论述在古代文献中还可找出许多，它们都表达了古代对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规律性认识。
由上述可见，“道”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内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规律概念。古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代表一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古人所说的阴阳之道，很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古人反复强调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循环发展规律，也含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思想。这些都表明，虽然“道”的规律性内涵仍是宽泛的，一般性的，但却比“常”的规律性内涵更为明确，反映了我国古人关于事物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万物之理
“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治玉、治理、文理、条理、道理等。因此古人常用其表示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系辞上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即指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管子·四时》有：“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古人把阴阳变化看作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大理”也即基本规律。《孙膑兵法·奇正》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其中的“理”即指事物循环变化的规律性。《庄子》中有多处讲到“理”，如《秋水》篇有“明天地之理”、“论万物之理”，《刻意》篇有“循天之理”，《知北游》篇有“万物有成理”、“达万物之理”，《则阳》篇有“万物殊理”，《天道》篇有“顺之以天理”等等，其中的“理”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
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用“理”表示事物的道理及其内在必然性。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对乐器共鸣、磁石引铁、琥珀拾芥、湖汐涨落以及水生动物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符合自然常理，有其必然性。对于这类现象，《庄子》用“固天之理”加以解释；唐代孔颖达用“冥理自然”予以说明；[15]宋代陈显微认为其中的“隔碍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6]清代俞思谦则认为，物类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7]虽然古人未能正确说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具体道理，并且有人认为其理深奥、难以认识，有人认为其理常然、无足多异；但大家都承认其中含有一定的道理和必然性。这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自然规律意识。
宋代学者对万物之理的强调最为充分。程颢程颐指出：“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18]欧阳修强调：“万物有常理。”[19]王安石认为，万物春夏生长，秋冬凋零，是“物理之常”。[20]沈括认为，十二律相生，“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21]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以理表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思想认识。
古人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理是事物的道理或必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3]宇宙万物各有其道理和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4]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4]认识万物之理，就能对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3]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从先秦儒家主张“致知在格物”，到宋明学者提出“格物穷理”，都是强调认识物理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理具有规律性内涵，但在表示自然规律方面，理与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则阳》说：“万物珠理，道不私。”义即万物各有自己的特殊之理，但道则是普遍的，是行于万物、统会一切殊理的大理。关于理与道的区别及联系，《韩非子》论述的最为透彻，其中《解老》篇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视道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据和普遍规律，视理为具体事物的形态特征和特殊规律；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形态及属性差异，其具体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万物各异理”；道作为万物的普遍规律，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所以说，“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对道和理的区别，反映了战国后期古人对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蜜。”[25]明末王夫之也认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也。”[26]这些论述都说明，道是一般，理是个别，二者表示事物不同层次的规律性。
理所具有的规律性内涵及其与道的区别，表明我国古人已基本认识到宇宙万物具有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反映了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发展。
四、自然之数和自然之则
数是事物量的量度，是事物数量属性的反映。由于事物的数量变化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即会引起性质变化，成为新的东西。因此事物的数量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或变化规律，给人以必然性的感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人也用数概念表述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其中“历数”是历运之数，指天象季节变化所显示的必然性。《管子·重令》有：“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道”是自然规律，“天道之数”指自然规律表现出的必然性。《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其中“常数”是指与“常道”对应的地的运动规律。《淮南子·原道训》指出：“万物之至腾踊欷乱，而不失其数。”汉高诱对此作注时认为，“不失其数”即“各应其度”。此处“数”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限度。
古人认为，“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27]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可以通过其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因而由数可认识事物的有关属性和规律。《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也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矩表可测知天地之大，历数可推算日月之行，音律可测度气候之变，钟鼓可模仿雷震之声。在这些活动中，古人主要是利用数量关系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我国在战国时即发现了乐器共鸣现象，由于古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长期对之有神秘感。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指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28]他认为，宫商角徵，羽同声相应，是由其“数”所决定的。这个“数”即表示乐器共鸣现象的内在道理和必然性。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是以数认识事物运动规律的典型例子。古人认为，天体运动的快与慢、显与隐等都“有形可验，有数可推，”“非出神怪。”[29]唐代刘禹锡强调：“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30]清代颜元认为，宇宙间气机消长、万物流变，都是“理数使然”。这一切都说明，数也是古人用以描述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概念。
“则”同样是我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基本概念。《诗经·大雅》有“天生zhēng＠①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汉代毛亨注曰：“则，法；彝，常；懿，美也。”把“有则”与“秉彝”联系看，其中的“则”应有规范、准则、法则之义。《管子·形势解》指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和“则”是天地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不变性，即某种秩序和规律性。《管子·七法》也强调：“未尝变也，谓之则。”《易经》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即指自然法则。汉代贾谊在讨论天地万物演化过程时曾问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31]这里的“常则”当指天地造化、万物生灭的基本秩序和规律。《后汉书》张衡传有：“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其中的“常则”也是指规律性。
“则”与“法”合成“法则”一词，在古代也较常用。《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显然，法是古人制定的衡量标准，人们必须遵守这种标准才能正常进行有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古人常用“法则”表示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自然事物的规则。前者如《荀子·王制》有：“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冢宰之事也；”《荀子·王霸》有：“加义乎法则度量，著之以政事；”其中的“法则”均指有关社会活动的规则。后者如《庄子·山木》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周易程氏传》也说：“天之法则谓天道；”其中的“法则”均指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
古人以数和则表示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类似概念还有一些，此不俱述。
我国古人不仅认识到事物是有规律的，而且反复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渔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由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人类认识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就能有效地用其为自己造福；了不解事物的规律，胡作妄为，则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管子·形势解》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则会造成，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的恶果。因此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强调要“行天道，出公理。”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32]面对威力无比的自然界，敬畏它，赞颂它，被动地因时守节，期望物产自然丰富；如何生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为我所用，使贤骋能，积极创造财富。荀子并且指出，人类有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因此人类也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32]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荀子这种科学认识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勇于进取的精神。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意识。重视探索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很早即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度规律性内涵的概念在先秦的产生和广泛运用，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体上是初浅的、经验性的。我国古人虽然很早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故，各有其必然的道理和基本规律，树立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但对天地万物之道、之理、之数、之则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对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初浅的经验认识水平上。正因如此，古代许多关于事物规律性的陈述都是“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33]
其三，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是建立在朴素的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如果说由于受神学观念的影响，西方古人把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看作是上帝赋予宇宙万物的，是外在的；那么中国古人则把自然规律看作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中国古人认为，自然万物“普遍的和谐并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上天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的协作。”（[1],596页）正是在对事物长期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步发现“天行有常”、“物物有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建立，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长期认识和探索的自然结果，与宗教神学无关。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其悠久而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一致的。不可想像，一个古代科技文明先进的民族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1]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551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诗经·唐风》。
[3]《国语·越语》。
[4]《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
[5]《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
[6]《荀子·天论》。
[7]《吕氏春秋·不苟论》。
[8]《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9]《庄子注·天道》。
[10]石介：《徂徕先生集·怪说上》。
[11]张载：《横渠易说·下经》。
[12]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
[13]《周易·系辞上传》。
[14]《吴子兵法·图国》。
[15]孔颖达：《周易正义·乾卦》。
[16]陈显微：《古文周易参同契笺注集解》。
[17]俞思谦：《海潮辑说》。
[18]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八。
[19]《欧阳文忠公集·笔说·物有常理说》。
[20]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天地不仁章》。
[21]沈括：《梦溪笔谈·乐律》。
[22]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
[23]王弼：《易略例》。
[24]《庄子·知北游》。
[25]《朱子语类》卷六。
[26]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
[27]《旧五代史·历志》。
[28]《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29]祖冲之：《辨戴法兴难新历》。
[30]刘禹锡：《天论》。
[31]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关键词】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
【正文】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古人都对自然界的规律性有所认识。李约瑟(j.needham)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文明主要以自然法则概念表示事物的规律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正如人间帝王立法者制定了成文法为人们所遵守一样，至高无上的有理性的造物主也为自然万物制定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法则。[1]此即西方古代的自然法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古代的自然规律神创思想，是神学自然观的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具有人格性和创造性的造物主观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从而也就不存在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证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并认为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中国文明中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上成长的因素”。（[1]，552页）在他看来，自然法则观念对西方人认识自然规律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因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重要帮助。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这种观念而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关于影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意于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形成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以及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如何，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那种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但并不等于缺乏科学认识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亦即并不等于缺乏对自然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规律观念。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中，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性认识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已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中国古代有许多这类概念和理论，现举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天行有常
“常”是我国古代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基本概念之一。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重复出现，明显且常见，最易为远古先民所认识。因此观察自然天象变化，对于早期古人认识自然规律很有帮助。早在西周时，古人即问道：“悠悠苍天，曷其有常？”[2]“常”是常规、正常秩序和法则。春秋时古人已认识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3]“天道”有天体运动规律的含义。古人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天象的变化有其不变的秩序和规则。《左传》在讨论天象变化时也指出：“天事恒象”。[4]“恒象”即常象、常态。天体的运行呈现某些不变的常象，正是这些常象显示了其具有某种规律性。《左传》引述《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5]“陶唐”即尧帝，“帅”即遵循；“天常”指天之常道，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含义。
“天”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既指与地相对应的天空及其中的一切，也泛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古人常把自然所成而非人力所为的因素称作天。“常”指事物的常态、秩序和法则等。因此，上述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某种法则，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守一定的常规。由此反映了先秦古人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战国荀子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荀况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绝好概括。
《逸周书·常训篇》强调：“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是事物恒常不变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表现。古人认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属性。正因事物的属性，不可长，不可短，是恒常不变的，因而人类能够认识它，因循它，用它为自己服务。《管子·形势解》指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古人发现，日月运行有序，寒暖更迭有时，这是天有其常的表现。正因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人类才能认识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并用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认识事物的常性，就是在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我国古代用“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论述很多。除上述之外，还如《管子·君臣》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荀子·天论》强调：“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礼矣；”《庄子·天道》也指出：“天地固有常矣；”《周易·系辞传》也强调：“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象、常形、常道、常数、天地之常、动静之常等等都是表示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以上仅列举了先秦一些典型论述，秦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类论述也很多，此不赘述。
先秦古人以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根据事物的不变状态探讨其基本规律的经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初浅的，还难以明确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常态与常规。尽管如此，战国古人已认识到“天行有常”，已初步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地之道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道”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表示事物规律的概念。
“道”之本义是道路。人欲到达某个目的地，必须沿着某条道路行进。由此引申，古人把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统称为“道”。《尚书·泰誓》强调“天有显道”，《尚书·汤诰》认为“天道福善祸淫”，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天道不谄”，[8]其中的“天道”都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含义。
春秋时期，老子将道概念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道家学说。《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附图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老子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他举例说，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道”作为事物基本规律性概念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广泛应用。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山川草木的枯荣，家族邦国的兴衰，都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们分别被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
汉代《淮南子·谬称训》认为：“道者，物之所导也，”即“道”引导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也可以说“道”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汉代郭象也强调：“所以取道，为有序。”[9]“有序”、“有度”、“有常”都是说明天道的规律性内涵。
宋代石介说：“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也；”“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10]张载说：“天地之道，唯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11]理学家程颐更明确地说：“天之法则，谓天道。”[12]这些宋代学者认为，月日经天，江河流地，寒暑往来，万物生灭，都有一定的规律或法则，此即所谓道。这种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以道表示自然规律的基本思想。
道作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兹举两例加以讨论。
其一，天地之道，一阴一阳。
《周易》是我国古代富有影响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何谓天、地、人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人认为，阴阳变化决定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阴一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在古人看来，《周易》作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3]从形式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运用阴阳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讨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讨论天地阴阳之道的书。《易传》作者对《周易》阴阳之道所作的阐释和强调，反映了战国古人的阴阳规律观念。
中国古代用阴阳概念说明事物规律的论述很多，除《周易》外，还如《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吕氏春秋·大乐》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如此等等，都是强调阴阳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都把阴阳作用看作天地万物之道。阴阳是中国古人从大量事物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对自然哲学范畴，表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根本因素或属性。
其二，天地之道，极而反，终则始。
我国古人发现，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最终完成一个循环运动，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周易·泰卦》说：“无往不复。”“复”是反本复初，更新有始，表示事物的循环运动。《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死变化都采取原始反终，复归本根的形式，这是自然常规。事物盛极而衰，终则有始，这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基本规律。中国古人对此有着广泛地认识。《管子·宙合》明确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庄子·则阳》强调：“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战国军事家吴起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4]《荀子·王制》也指出：“万物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吕氏春秋·似顺论》也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淮南子》也认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老子帛书·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这类论述在古代文献中还可找出许多，它们都表达了古代对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规律性认识。
由上述可见，“道”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内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规律概念。古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代表一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古人所说的阴阳之道，很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古人反复强调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循环发展规律，也含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思想。这些都表明，虽然“道”的规律性内涵仍是宽泛的，一般性的，但却比“常”的规律性内涵更为明确，反映了我国古人关于事物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万物之理
“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治玉、治理、文理、条理、道理等。因此古人常用其表示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系辞上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即指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管子·四时》有：“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古人把阴阳变化看作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大理”也即基本规律。《孙膑兵法·奇正》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其中的“理”即指事物循环变化的规律性。《庄子》中有多处讲到“理”，如《秋水》篇有“明天地之理”、“论万物之理”，《刻意》篇有“循天之理”，《知北游》篇有“万物有成理”、“达万物之理”，《则阳》篇有“万物殊理”，《天道》篇有“顺之以天理”等等，其中的“理”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
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用“理”表示事物的道理及其内在必然性。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对乐器共鸣、磁石引铁、琥珀拾芥、湖汐涨落以及水生动物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符合自然常理，有其必然性。对于这类现象，《庄子》用“固天之理”加以解释；唐代孔颖达用“冥理自然”予以说明；[15]宋代陈显微认为其中的“隔碍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6]清代俞思谦则认为，物类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7]虽然古人未能正确说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具体道理，并且有人认为其理深奥、难以认识，有人认为其理常然、无足多异；但大家都承认其中含有一定的道理和必然性。这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自然规律意识。
宋代学者对万物之理的强调最为充分。程颢程颐指出：“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18]欧阳修强调：“万物有常理。”[19]王安石认为，万物春夏生长，秋冬凋零，是“物理之常”。[20]沈括认为，十二律相生，“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21]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以理表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思想认识。
古人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理是事物的道理或必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3]宇宙万物各有其道理和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4]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4]认识万物之理，就能对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3]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从先秦儒家主张“致知在格物”，到宋明学者提出“格物穷理”，都是强调认识物理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理具有规律性内涵，但在表示自然规律方面，理与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则阳》说：“万物珠理，道不私。”义即万物各有自己的特殊之理，但道则是普遍的，是行于万物、统会一切殊理的大理。关于理与道的区别及联系，《韩非子》论述的最为透彻，其中《解老》篇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视道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据和普遍规律，视理为具体事物的形态特征和特殊规律；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形态及属性差异，其具体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万物各异理”；道作为万物的普遍规律，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所以说，“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对道和理的区别，反映了战国后期古人对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蜜。”[25]明末王夫之也认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也。”[26]这些论述都说明，道是一般，理是个别，二者表示事物不同层次的规律性。
理所具有的规律性内涵及其与道的区别，表明我国古人已基本认识到宇宙万物具有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反映了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发展。
四、自然之数和自然之则
数是事物量的量度，是事物数量属性的反映。由于事物的数量变化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即会引起性质变化，成为新的东西。因此事物的数量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或变化规律，给人以必然性的感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人也用数概念表述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其中“历数”是历运之数，指天象季节变化所显示的必然性。《管子·重令》有：“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道”是自然规律，“天道之数”指自然规律表现出的必然性。《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其中“常数”是指与“常道”对应的地的运动规律。《淮南子·原道训》指出：“万物之至腾踊欷乱，而不失其数。”汉高诱对此作注时认为，“不失其数”即“各应其度”。此处“数”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限度。
古人认为，“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27]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可以通过其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因而由数可认识事物的有关属性和规律。《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也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矩表可测知天地之大，历数可推算日月之行，音律可测度气候之变，钟鼓可模仿雷震之声。在这些活动中，古人主要是利用数量关系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我国在战国时即发现了乐器共鸣现象，由于古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长期对之有神秘感。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指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28]他认为，宫商角徵，羽同声相应，是由其“数”所决定的。这个“数”即表示乐器共鸣现象的内在道理和必然性。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是以数认识事物运动规律的典型例子。古人认为，天体运动的快与慢、显与隐等都“有形可验，有数可推，”“非出神怪。”[29]唐代刘禹锡强调：“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30]清代颜元认为，宇宙间气机消长、万物流变，都是“理数使然”。这一切都说明，数也是古人用以描述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概念。
“则”同样是我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基本概念。《诗经·大雅》有“天生zhēng＠①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汉代毛亨注曰：“则，法；彝，常；懿，美也。”把“有则”与“秉彝”联系看，其中的“则”应有规范、准则、法则之义。《管子·形势解》指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和“则”是天地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不变性，即某种秩序和规律性。《管子·七法》也强调：“未尝变也，谓之则。”《易经》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即指自然法则。汉代贾谊在讨论天地万物演化过程时曾问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31]这里的“常则”当指天地造化、万物生灭的基本秩序和规律。《后汉书》张衡传有：“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其中的“常则”也是指规律性。
“则”与“法”合成“法则”一词，在古代也较常用。《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显然，法是古人制定的衡量标准，人们必须遵守这种标准才能正常进行有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古人常用“法则”表示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自然事物的规则。前者如《荀子·王制》有：“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冢宰之事也；”《荀子·王霸》有：“加义乎法则度量，著之以政事；”其中的“法则”均指有关社会活动的规则。后者如《庄子·山木》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周易程氏传》也说：“天之法则谓天道；”其中的“法则”均指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
古人以数和则表示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类似概念还有一些，此不俱述。
我国古人不仅认识到事物是有规律的，而且反复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渔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由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人类认识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就能有效地用其为自己造福；了不解事物的规律，胡作妄为，则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管子·形势解》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则会造成，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的恶果。因此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强调要“行天道，出公理。”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32]面对威力无比的自然界，敬畏它，赞颂它，被动地因时守节，期望物产自然丰富；如何生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为我所用，使贤骋能，积极创造财富。荀子并且指出，人类有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因此人类也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32]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荀子这种科学认识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勇于进取的精神。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意识。重视探索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很早即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度规律性内涵的概念在先秦的产生和广泛运用，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体上是初浅的、经验性的。我国古人虽然很早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故，各有其必然的道理和基本规律，树立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但对天地万物之道、之理、之数、之则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对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初浅的经验认识水平上。正因如此，古代许多关于事物规律性的陈述都是“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33]
其三，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是建立在朴素的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如果说由于受神学观念的影响，西方古人把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看作是上帝赋予宇宙万物的，是外在的；那么中国古人则把自然规律看作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中国古人认为，自然万物“普遍的和谐并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上天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的协作。”（[1],596页）正是在对事物长期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步发现“天行有常”、“物物有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建立，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长期认识和探索的自然结果，与宗教神学无关。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其悠久而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一致的。不可想像，一个古代科技文明先进的民族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551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诗经·唐风》。
[3] 《国语·越语》。
[4]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
[5]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
[6] 《荀子·天论》。
[7] 《吕氏春秋·不苟论》。
[8]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9] 《庄子注·天道》。
[10] 石介：《徂徕先生集·怪说上》。
[11] 张载：《横渠易说·下经》。
[12] 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
[13] 《周易·系辞上传》。
[14] 《吴子兵法·图国》。
[15] 孔颖达：《周易正义·乾卦》。
[16] 陈显微：《古文周易参同契笺注集解》。
[17] 俞思谦：《海潮辑说》。
[18]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八。
[19] 《欧阳文忠公集·笔说·物有常理说》。
[20]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天地不仁章》。
[21] 沈括：《梦溪笔谈·乐律》。
[22]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
[23] 王弼：《易略例》。
[24] 《庄子·知北游》。
[25] 《朱子语类》卷六。
[2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
[27] 《旧五代史·历志》。
[28]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29] 祖冲之：《辨戴法兴难新历》。
[30] 刘禹锡：《天论》。
[31]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关键词 法制新闻人才；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2-0016-02
党的十提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为完善法制媒体管理制度、推动法制新闻发展带来重要契机。在新的形式下，法制媒体如何抓住这一时代契机，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制新闻人才培养，成为法治媒体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1法制媒体从业者遭遇“两张皮”
对法制媒体从业者来说，面临着两道门坎――法律知识和新闻知识。新闻学院培养的具备新闻知识的人才，不懂法律知识；而法律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不能顺利地用新闻的手法和技能采写新闻；而目前开设法制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培养的法制新闻人才，也经常遇到法律和新闻两张皮的现象。
法律和新闻脱节的现象，在新疆法制报社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一名法律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在新疆法制报社见习了6个月，法律知识拿捏得尚可，但新闻稿件写得一塌糊涂，因不能顺利转正，该毕业生最终不得不离开报社。而新疆法制报社有几个做了快十年新闻的记者，经常在稿子中把“”写成“上诉”，把“裁定”写成“判决”，分不清一审和二审等基本程序，基础性法律知识错误经常出现。
法制媒体的从业人员中，法律和新闻脱节的现象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专业新闻人还是专业法律人，都会觉得非常尴尬。有法律知识背景的从业者缺少新闻表述的基本功，具备新闻知识背景的从业者显然又缺乏法律基础知识。其实，好的法制新闻作品，应该是充满浓郁的法律味，又读来有趣生动。
没有接受过法律科班教育的新闻人，无论年长还是年轻，其实都面对同一个挑战，专业知识的缺乏会使记者在采访一线缺少准确掌握报道要领的能力，缺少与法律人士对话的能力，也缺少对报道内容的足够判断力。这些记者写出来的法制新闻稿件，有时可能因为侵权或片面，为供职媒体惹来官司。
而法律科班的人，有很多不合新闻规律的习惯，缺乏基本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技能，即便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勉强上路，也缺少在更大范围内发现更具张力新闻点的能力。因为受法律思维的限制，有些记者时间长了又出现学究气，满篇的法律概念、法学原理，写出来的文章生硬难懂，俨然一个老学究，他也经常会以法律专家自诩，而所写稿件有时会缺少最根本的新闻要素。
因此，就目前的状况看，新闻媒体尤其是法制新闻媒体，缺乏法制新闻人才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这种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2要求能采能写并且熟悉法律
法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权利和义务关系，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法制新闻应具有新闻本身的真实、新鲜和及时的特点，有别于社会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法制新闻人才是指对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法治活动进行报道的人，应掌握以法律与新闻为主的多学科知识背景的表述能力，是一般新闻知识与法律知识相衔接的人才。法制新闻人才首要身份应当是新闻人。只有具备了新闻人的新闻敏感，才能具备对法制新闻线索的识别能力、对法治现象的观察能力，以及对法治进程发展变化的反应能力；只有具备新闻人的业务素质和基本理论，才能在工作中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客观、理性、平衡地报道法制新闻事实。法制新闻人才同时也应该是“法律人”，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等。他们共有一个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法律思维的特点是，思维过程是围绕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没有规定以及是怎样规定的来进行，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规范性”。
显然，培养法制新闻人才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笔者认为，培养法制新闻人才的关键，不在于他原来所学专业是什么，而是如何引导他尽快实现法律与新闻知识在自身的兼容并蓄。一方面，必须让他们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掌握比较系统的法治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应具备新闻知识、技能和视野，这也正是法制新闻人才的标准。无论是什么专业背景的记者，应该通过自身努力和实践的锤炼，较快弥补法学专业知识和新闻专业知识上的不足，进而在更深厚的法制新闻报道战场上，赢得更大的业绩。
具体而言，法制新闻人才是培养懂法（具备法律知识、法律思维和法治理念）的新闻人，还是懂新闻（熟悉新闻传媒相关实务和功能）的法律人；要求具有全面扎实的新闻采编评等新闻基础知识和法律知识，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3“两手抓”培养法制新闻人才
基于从业者不同的知识背景，法制媒体应有针对性培养出真正的法制新闻人才，既懂法律理论、了解法律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掌握采写技能。
那么，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培养法制新闻人才呢？笔者认为，不能走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途径，培养目标一定要明晰化。法制媒体要面向全社会报道法制新闻，媒体人要注意受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品不仅要够吸引受众，还要做到通俗易懂。所以，法制新闻报道要注重通俗化、简单化、社会化视角，让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够看懂。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培养法制新闻人才要避免文学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软化”，避免以文学的思维方式、文学的理念进行培养，认为新闻写作就是文学写作的倾向导致的结果是，培养出的员工根本不懂新闻的写作范式，经常在作品中“我想”“我认为”“我觉得”，甚至用虚构的方式去“创作新闻”。同时，培养法制新闻人才要避免“硬化”，所谓“硬化”是指，按照法律院校的培养模式和教学规划，满篇的法理、程序和法条，结果是员工系统掌握了法律知识，却对新闻采访不得要领，写不出通俗的法制新闻作品。
一个好的法制新闻从业者，一定要锻造自己将法律和新闻两种知识、两种思维方式和两种技能融会贯通的本领。
参考文献
[1]张文祥，陈绚.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与路径――基于对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与法学学科教学科研融合做法的分析[J].中国大学教学，2013（1）.
[2]武运波.媒体融合背景下法治报战略管理研究――以新疆法制报为例[D].新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2.
新时期我谈师德
xinxinxin08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0一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新时期的教师要“依法执教”，要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规定，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法规讲读》一书明确指出，教师应当具有的法律意识包括：
一． 教师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
1.要有一些最基础的法的基本知识。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教育规范性文件，称教育法律。教育法律又分为教育基本法律和教育单行法律。我国的教育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1995年3月18日通过，自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并公布实施的教育单行法律有五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2.要有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法规的知识，特别是与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直接相关和教师自身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教育法律知识。如：《教师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教师有“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教师法》第七条第五项规定：教师有“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教师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教师要“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培养下一代的神圣使命，一言一行对学生思想品德的
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应当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一经法律确认，即具有法律规范的意义。
3.要有一些重要法律如民法、行政法、刑法的一般常识，这些方的法律知识与教育法规也是相互联系的，常常用到。例：某中学初二（5）班的一节体育课，教学内容是“行进间运球三步上篮”。教师整队时发现，有两名学生没穿运动鞋。按学校常规这两个学生只能在旁观看，不能参加正常活动。教师就按惯例处理了。自由活动时，其中一名未穿运动鞋而穿着带跟皮鞋的学生，悄悄溜进场地学做三步上篮，鞋一歪摔倒了，右手臂小骨骨折。学校立即派人送该生去医院治疗，后又送回家。但该生家长提出学校要负责全部医疗费。《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自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是以过错归责为基本原则的。在这个案例中，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没有任何过错。这起伤害事故完全是由于学生自己违反纪律造成的。由此引起的损害后果，应由行为人自己承担。
二． 教师应当具有较强的法律信念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方式；权利和义务
法律意识是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和评价的总和，主要涉及人们对法之存在、本性、运用及其功效所持的态度，以及按照这种态度对法律进行的总体理解和评价。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指大学生对法律的本质、作用以及法律的运用等所具有的态度和认知。只有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树立起法律权威，才能够自觉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用法律去评价社会现象或个体行为以及运用合法的方式去实践。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课题组在河南科技大学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全校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每个年级选择5个不同专业的班级，各发放问卷50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998份，有效问卷995份。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法律意识非常欠缺，对现行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较低，未形成良好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思维方式，在法律实践方面更需要加强践行力度。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与分析
（一）对法律法规的认知欠缺
法律认知是形成法律情感、意志、信念、态度、行为的基础。法律认知最基本的内容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充分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大学生才可能形成法律权威意识、法律思维方式以及进行具体的法律实践。据调查，69.57%的大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做到了部分了解。对于和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仅有50%的大学生基本了解，但内容并不全面，理解程度也有待进一步加深。当问到“对于已年满18周岁的大学生是否是完全民事主体”这一问题时，只有30.43%的大学生认为是完全民事主体，有13.04%的大学生认为不是，还有56.53%的大学生说不清。而对于程序法，则有73.91%大学生不了解，这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及自身修养的提升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则有65.22%的大学生不了解，这样大学生自觉遵守高校学生行为规范的基础就不牢固，行为失范的概率更大。
从调查情况看，大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了解较好，而对于程序法和《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认知度很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课程方面涉及较早，而刑法作为一种惩戒性法律，学生平时关注度会高一些，媒体上相关内容也较多，学生通过读报纸、看电视、浏览网页都能了解到这些信息。所以，社会舆论、现代媒体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影响是很大的。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力和权利得以实现、义务和职责得以履行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学生通过社会舆论、现代媒体等手段只能了解部分情况，内容也是粗略的。对程序法的深入全面的了解，需要大学生在充分了解法律程序的知识基础上更加主动地通过法律实践去进行。而对于《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大部分学生表示“不了解”则暴露出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被动性，在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方面，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二）法律思维方式尚未形成
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原理、原则和精神进行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取向，其基本内容包括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法理意识。法律思维方式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思维方式，当法与情、法与理、法与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时，完全要以法律为依据选择恰当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在日常行为中大学生“用法”的意识和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调查情况看，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还未完全形成，部分大学生还非常欠缺。发生突发事件时，仅有8.70%的大学生经常选择用法律方式解决，仍有23.91%的大学生从没想过用法律解决问题。那么，解决突发事件的方式将可能是不被预期的，可能是暴力方式，也可能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这将增加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另外，大学生要成为法制社会的合格公民，日常行为必须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符合，自觉用法律规范调整自己行为。调查显示，有77.83%的大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有4.35%的大学生没有树立这种意识。当问到“你会用法律评价他人行为吗”这一问题时，仅有30.44%的大学生能够做到，这种“用法”“护法”意识的欠缺，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法律的被动学习和运用，形成了相对消极的法治文化，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法治舆论氛围有待提升。
（三）权利和义务尚待明确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要素。权利指可以要求他人做或不做的一种资格，是权益和自由的体现；义务指必须做或禁止做的一种规定。作为公民，行使好权利且履行好义务是必须之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相关调查，我们发现情况并不乐观，大学生对于我国实体法中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以及自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意识都非常欠缺。具体调查结果如下表。
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学生对法律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了部分了解，甚至有的大学生能做到全面了解，可见，学校教育在对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方面还是有成效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仍有17.30%的大学生对这一问题完全不了解，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法律基础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在本科生中普遍开设，其中法律部分内容占据三分之一，可是教学效果并未完全体现，部分大学生并未完全如我们所愿对法律教材内容入耳、入心，有些浅尝辄止，甚至有些充耳不闻。法律知识的掌握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但法律意识不能止于“知”，而要履行“行”，所以，具体的法律实践是养成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又一关键因素。调查显示，32.61%的大学生能够经常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另有82.61%的大学生能够经常自觉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可见，部分大学生可以做到自觉践行法律。与之相对应，仍有4.35%的大学生没有任何的法律实践。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学生在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即对于法定义务的履行比率远远大于对于法定权利的行使。这可能是受传统法文化影响所致。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法的惩戒作用，促使人们形成了履行义务的习惯和取向，而法对于“权益和自由”的保护作用却宣扬较少，权利意识没得到充分启发。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必须培育新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大学生不仅要注重义务的履行，而且要关注权利的实现。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养成机制
（一）发挥高校主渠道的引导作用，调整和改进各项支撑点
1.凸显法制教育课程的专门性、专业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目前，高校的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体现在大一所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上，法制教育的专门性无法体现，课时安排也非常有限。鉴于此，课程体系应做必要调整，如在基础课之外，对非法律专业学生强制增选法律专门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从业的需要选择几门课程认真系统地学习。担任法制教育课程的基础课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制教育能力，多听取法律专业课教师的授课建议，只有对法律有较深刻的认知和研究，才能对法理、法律精神、法律知识、法律案例做出深刻的剖析。另外，在教学方法上应体现灵活性和多样性。法制教育课可以采用课堂讲授和课外实践相结合、理论灌输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教师主讲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等方法，从法理入手，让学生真正认识法律、信仰法律、践行法律。在法制教育课程考核上，不应使用单一呆板的卷面考核方式，可以将卷面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相结合，引导学生真正做到知行统一。
2.开发法制教育隐性课程，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隐性课程作为课程设置中显性课程的有益补充，在法律意识培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高校学生课余活动较多以及法律条文的枯燥，并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鉴于这种情况，高校要由被动变为主动，建立和扩大法学社团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的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定期举办社团活动。另外，可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法学讲座、开展模拟法庭活动，或邀请审判法庭进学校。学生还可以走出校园，到法庭庭审现场去旁听案件的审理，到监狱去参观，真正感受法律的深邃、神圣不可侵犯和法庭的威严，增强对法律的信仰。
（二）优化社会法制环境，自觉维护法律权威
1.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建国以来，我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与人们的日常需要相比，现有的法律体系仍然是不完备的，甚至在有些领域还是空白。从最近几年发生的食品、药品、交通安全等事件来看，法律的制定明显具有滞后性。对于生活于当下的大学生来讲，更希望立法机关加大立法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
2.加大法律执行力度和司法适用的公平公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建立法制社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止或取缔一切非法活动，对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依法严惩，决不能让法律成为摆设，要让它成为人们手中有力的武器，成为惩恶扬善的正义天平。只有这样，大学生生活于其中，才能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强大和威严，才能自觉地去学习法律、践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否则将对法律产生疑惑、疏远甚至违背。
（三）发挥家庭和个体的互动作用，让法律永驻心中
父母是孩子心中的榜样，做好遵纪守法的模范，才能给孩子铺好守法之路。大学生也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主动地、积极地去了解法律、学习法律、践行法律，真正提升法律在心中的位置。当然，要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端正法律态度是关键。法律态度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如同德沃金所指出：“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法律态度是我们自觉追求法律信仰、维护法律权威、提升法律修养的重要因素。积极的法律态度不仅有利于法制社会合格公民的培育，而且能形成社会良性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促使法律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贾应生.论法律意识[J].人大研究，19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