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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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路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报告把文化建设工作第一次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趋势的新认识、新总结、新概括,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文化建设在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说是如此,对一个地区来说同样是如此。因此,弘扬先进文化,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建设文化大市,是提升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路桥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背景。近些年,路桥区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领域建设较慢,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发展文化事业对路桥区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及意义,那为什么要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如何加强文化事业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如开展“文化强区”建设,重视。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等载体。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1从宏观角度分析
每个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方向是不同的,这和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对人的影响,受某种特定文化影响的人群将拥有一种基于此文化的思想和观念,而这种思想和观念会在潜移默化中指引这一群体沿特定方向发展。分析目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经济特征,即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质正在成为一些公司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并主导着一些行业和产品,成为或正在成为世界一流或第一,而这些都跟人的因素有关。
1.2从中观角度分析
每个国家有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但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也有其自身的区域文化,从而使各区域存在差异,发展也不尽相同,特定的文化能促进区域的特定发展,同样也促进区域特定的创新趋势,如果能准确把握好区域文化,沿特定的方向发展区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浙江,有着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求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由于国家的宏观控制力度较小,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比例一直很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较少,这就磨练了浙江的企业家与境外强大对手较量的能力,培育具有创新思维方式和。敢为天下先。、勤奋耐劳的企业家,形成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迅速发展的地域优势。
1.3从微观角度分析
现在人们[论文]越来越重视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区域发展战略中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文化因素,但由于对文化的认识还不透彻,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比较普遍的倡导就是。借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这种提法不错,但几乎都是在做表面工作。不管是发展旅游业,还是进行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销售,这些都是区域特有的文化产物,不过都是属于浅层次的物质文化。我们在发展区域经济时,除了要注重区域物质文化外,
更重要的还是要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涵,抓住区域的精神文化,以这种文化来带动区域内的人群,激发人们的创新创业精神,从而从根本上带动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
2路桥区经济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加强文化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到各种现象和文化问题。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真正认识自然经济规律和计划经济间的传统弊端,对制约路桥老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要彻底改革。这就需要认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观念。
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增长方式上转变,即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这离不开文化观念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仅是在一定的经济系统内部的制度安排,在现实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客观上讲,粗放经营方式是计划经济观念的必然产物。由于资源配置上长官意志的影响,导致在经济建设上脱离实际,无视区情和原有的基础和资源的状况,追求高指标、大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在实际运行中完全是凭主观意志办事,给路桥老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从主观上看,落后的文化环境也是其滋长的土壤条件。比如在文化观念上,有的人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人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有的人自私自利,化公为私;有的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有的人不守信用,制假售假。他们那种以利己主义为文化内核的观念,使得路桥老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心涣散,纪律松弛,企业生产不景气,产品粗制滥造,没有市场竞争力,严重制约了路桥老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转变文化观念,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才可为路桥老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在路桥老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须在文化观念上破除安于现状的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惯性。路桥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好的东西应当继承和发扬,但也严重存在着平均主义、等级森严的价值观,中庸无为、墨守成规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的心理积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常规陋习,以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意识。这些传统文化观念如果不彻底改变,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会遇到习惯成自然的强大的本能的抵触,经济的发展就会步履维艰。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必须从文化观念的转变开始,加强文化建设。
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已经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从文化观念的转变入手,建设先进的区域文化,是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3路桥区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努力适应这种客观要求,是路桥老区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路桥老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3.1确立市场经济的现代观念,需要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品格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平等原则、价值原则、竞争原则、效率原则、法治原则、诚信原则、科学原则、民主原则、智能递增原则等等,都体现着新的崭新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树立现代的健康的文明的先进文化观念,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及道德体系,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尊法守信、开拓创新精神,发挥社会舆论对市场的监督作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条件。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2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树立人才资本的文化观念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全面推进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建设,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在路桥老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取决于全体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本的培育。过去路桥老区粗放经营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其根源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不高。加强文化建设,可以给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路桥老区的各行各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21世纪,人才资本越来越发挥着最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知识生产已经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推动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产品的生产、价值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增长都主要通过智力因素来实现。因此,作为智力经济核心的人才资本的开发愈显重要。物质资本与人才资本不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本,属于递减型的消耗;而人才资本是主动资本,属于递增型,在开发利用中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要把人才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战略资源,用人才观念的优势来创造人才的优势,就不能不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调教育的基础地位,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3.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单纯是一种超社会的经济行为,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使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不仅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中,要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如果我们只讲物质资料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忽视甚至贬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么,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就不能真正实现,即使在某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也只能是短暂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繁荣。
4以文化的繁荣推动路桥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文化建设,转变文化观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文化自身的繁荣,而且可以为经济的发展牵线搭桥,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抓好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就文化论文化,就经济谈经济。必须将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加大文化复兴的力度,对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在路桥老区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4.1牢固树立文化立区的新理念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从建设区域文化中心的需要出发,正确认识文化的功能、地位、作用,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文化大发展。要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要进一步确立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观念,破除“先经济、后文化”、“经济是目的,文化是手段”和“就经济抓经济、就文化抓文化”的思想,跳出文化建设文化。领导干部要重视个人的文化积累,不断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使自身的文化意识达到先进文化的要求,从而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文化建设的重担。
4.2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要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赶超型发展,必须着眼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借鉴和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革的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永无止境。伟大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区域经济理论、体制改革、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文化进步的创新方面,不断扩展新视野,使路桥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总之,通过文化建设的开展,使老区人民树立起现代意识和竞争精神,进而在路桥老区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社会的文化氛围,才能使路桥老区在市场经济大潮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4.3提高管理人员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
加快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基础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领导,在于经济决策和管理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水平的高低。路桥老区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管理人员,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应该说,是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的。但是,也还存在着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能同步的问题。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外,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不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在素质上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县乡和长期亏损企业,由于领导者文化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贫乏,不是盲目蛮干,浮夸虚报,就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因此,我们既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着重提高经济决策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管理能力,努力造就一支思想觉悟高、文化素质好,讲政治、懂科学、善经营、会管理的决策管理队伍。
4.4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普及科技文化知识
要加大教育投入,巩固和发展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在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选拔和重用高、精、尖科技人才,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提高现代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践证明,凡是文化发达、科技普及、劳动者素质高的地方和企业,集约型经济就发展,劳动生产率就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就快;凡是科技不兴、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发展就缓慢,经营就粗放,劳动生产率就低,社会生产力发展就不快。路桥老区部分农村贫困的根源主要还是教育普及率低,有技术、有文化的劳动者比重低。因此,我们要做好扶贫工作,就必须进行科技输血,帮助劳动者提高技术本领,使他们增长智慧。
4.5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法制文化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剔除落后封建糟粕;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路桥的诗词、楹联、山歌、调声是路桥特色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悠久的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奇珍瑰宝,要光大发扬;建祠堂、做斋,搞宗族宗派活动是封建糟粕,要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积极推进文化的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
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重大区别在于:小农经济是以人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把法制文化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要使法律从外在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变成人们内在的自觉的意识,自觉的行动,就必须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了法律进万家、领导干部学法讲法、村民自治试点村庄全面普法等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蔚然成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只要长期坚持下去,灿烂的法律之花,必将结出丰盛的经济政治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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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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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是一次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如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前提是解放思想。我们要通过深入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重点解决好为什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怎么解放思想和解放思想去干什么的问题，为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首先，解决为什么解放思想的问题。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是市委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事关*发展的全局和未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面对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这一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必须用解放思想来引领、来破题、来推动。通过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进一步提升境界，开阔思路，振奋精神，鼓舞士气。
其次，解决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针对*实际，要重点破除三种思想，树立三种意识。一是破除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树立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放眼市外，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脚步丝毫没有减慢，周边城市也都在比学赶超、加快发展。面对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拼抢制高点；二是破除畏难发愁、自甘落后的消极思想，树立欠发达地区完全可以在同类地区、优势领域率先发展的敢为人先、争创一流意识。面对基础差、资源少、人才缺，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大、困难多的现状，消极沉沦、自暴自弃只能葬送自己，居弱图强、争先创优才能拯救自己。要树立强烈的率先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后发优势，努力实现后来居上；三是破除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树立实事求是、一门心思谋发展的顽强拼搏、艰苦创业意识。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和大量深层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举成功，必须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摆正心态、俯下身子、埋头苦干，锲而不舍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再次，解决怎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去干什么的问题。解放思想不能流于形式，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上，而要触动心底，落实在行动上、措施上、干劲上。要通过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找准定位，科学制定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的总体战略规划，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选准率先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细化、完善各项保障措施，明确责任、时间、进度要求，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持之以恒地抓好贯彻落实。解放思想的成效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上，只有把事业干成了，把经济文化搞上去了，把老百姓的利益问题解决好了，讲解放思想才有说服力。
[论文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村旅游经济区域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
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4.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旅游业的综合性、关联性的特点决定了旅游产业是一个政府主导性极强的产业。国内外旅游实践证明，凡是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和
群众文化是指以群众为主导，自我创造开展的或社会提供的文化娱乐活动。政府对群众文化建设应给予大力的支持，提供相关的文化设备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场馆等。群众文化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群众文化的开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保障了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满足了人们精神文明需要，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
关键词：
知识经济；群众文化；发展；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政府加大群众文化建设力度，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群众文化素质的培养，同时加快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本文针对知识经济下群众文化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群众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意见。
一、知识经济下群众文化出现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群众文化发展缺乏长远科学的规划，例如：近期工作内容是什么、具体怎么发展本土文化等；地区文化本地的特色和地域特点不够突出；文化组织体系建设不完善，人民群众缺少文化指导，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一般都是自发性质的；地域性文化比赛、展出等文艺活动较少，人们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村群众文化管理跟不上，人们的文化活动节目较少，导致人们的文化建设积极性较低[1]。
二、促进群众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意见
（一）明确群众文化建设目标，制定文化发展总规划
根据国家政策方针要求，明确群众文化建设目标，打造文化强区，制定文化建设近期、中期以及长期工作目标，清晰文化建设基本内容，确定表现形式以及发展路径，从而制定明确的群众文化发展规划，促进人民群众的文化建设。
（二）突出地域特色，展现区域文化特征
立足群众文化发展现状，开展突出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对于本地区开展什么形态的文化，应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深入分析。特殊情况下，可以组织相关专家、知名学者、文化爱好者，对本区域文化进行考察，从而发掘本区域文化的精髓，确立本区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建设具有本区域特征的文化，这对群众文化发展起着引导作用。
（三）加强群众文化建设，完善公共文化工作
群众文化建设的实现依赖于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因此政府应该加强文化组织建设，例如恢复区镇文化站，并配备1-2名工作人员，专门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同时，需要保证工作人员的编制以及待遇问题，这样既调动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又促进了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区文化站的建设，促进了群众文化工作的完善。政府需要重视对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在基层文化开展中要有相关领导进行管理，同时需要配备办公场所、活动场地以及活动经费等，保证公共文化工程落到实处，惠及群众。群众文化建设中需要经常组织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文艺活动，[2]例如戏曲、声乐等，引导群众参与到高雅文化中去，陶冶群众的情操。同时，可以扶持或者培育一批有格调、有档次的规范书吧、文艺讲堂等，以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需要，营造了适合群众文化发展的社会和人文大环境。对于地区文化馆以及图书馆等单位的人才予以重点培养，为文化事业发展储备人才资源，充实文化建设队伍，同时应该注重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
（四）集中各方力量，促进群众文化长久发展
群众文化建设离不开文艺人才的努力，对此，政府应该建立人才奖励机制，通过对优秀人才的重奖，达到留住人才和促进人才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对基层文艺工作者实行评选活动，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优秀工作者给予表彰并授予荣誉称号，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各级文化部门更是要发挥带头作用，自觉地把群众文化建设与经济工作放在同等地位，认真贯彻各项文化发展政策，加大建设力度，加强文化宣传，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的文化建设热情，并组织他们投身到文化建设中。
（五）发挥引导作用，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实行严格的行政制度，对于首次审批的企业以及首次违反规定的企业采取不收费不处罚制度。为文化建设的开展提供优质服务，文明执法、公开执法，为文化企业创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引导文化企业加强自律意识。对于人们越来越高的文化需求可以开展创新机制和自我创新，鼓励群众进行文化形式以及内容的创新，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促进群众文化建设。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建设应从基层做起，集合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保证群众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为了更好地促进群众文化建设，各级党政部门应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明确群众文化建设发展的目标任务，把群众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为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刘丰君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文化馆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经济发展；金融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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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强,宋德勇.2005.先进的循环经济文化模式构建分析.
茶文化的经济发展作用
1.茶文化赋予茶叶经济人文精神
“茶是和平的饮料”，茶能净化人的心灵，改善人际交往，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茶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通过茶有缘相聚一起，广交天下之友，茶能使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减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现实生活更加美化，将生活质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中国茶文化有很深的底蕴和积淀，中国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饮品。茶文化的传播使得茶叶经济在亲切、祥和的人文氛围中进行活动。
2.茶文化为茶叶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近几年来，各地举办各种类型与茶叶文化相关的茶叶经济活动。比如“茶叶博览会”、“茶叶展销会”、“茶叶节”、“名茶比赛”等等，这些茶叶经济活动中往往渗透着茶文化;这些茶叶经济活动通过茶文化的宣扬吸引茶爱好者。举办类型小至地区，大至全国，茶叶经济效益越来越高。世界各国举办茶叶经济活动都以茶文化为载体，这些茶文化主要有茶艺展示、茶道表演，茶歌、茶舞等，借助于茶叶文化，各种茶叶公司、茶厂和茶馆等纷纷借此机会进行市场的开拓和发展，进行业务洽谈，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前往消费和业务洽淡。这种文化和经济的有机结合，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茶叶市场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篇章。
3.茶文化带动茶业经济产业链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茶文化这个载体，且茶文化不断趋于发展成熟。茶文化与茶叶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茶文化”为媒介，形成茶艺开发、茶会、茶礼等各种茶业经济产业链，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形成品牌效应，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比如中国白茶之乡安吉是全国闻名的茶乡。白茶产业得到了规模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白茶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型支柱产业。为了进一步促进安吉茶叶经济的发展，安吉也举办各种活动弘扬茶文化，为了使安吉白茶知名海内外，继续发扬光大，安吉县多次举办白茶节，节庆活动举办茶艺表演等各种茶文化活动。使得当地的茶叶经济呈稳健发展趋势。通过安吉实例我们可以看出，茶文化对茶叶经济产业发展的渗透力是无穷的。
4.茶文化提升品牌形象
为了吸引消费者前来购买，茶叶产品包装除了要体现文化的特性外，且包装需防阳、防臭、耐高温。茶的包装是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关卡。精美的包装不仅可以刺激消费者消费，增加销售量，还可以提升茶叶品牌形象。使茶文化得到推广和宣传。茶叶的外包装不仅外观图形、字体、色彩，就连材料的选用都充分渗透着文化气息。
茶文化的经济发展的方法
1、要充分树立挖掘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渊源，提炼中国“茶文化” 精神核心理念的观点，用来指导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系，加快茶叶经济发展，显示“茶为国饮”重大现实意义。普及倡导“茶为国饮”重大现实意义的宣传，推进这一战略目标在茶叶经济发展中的实现。
2、树立倡导 “茶为国饮”发展茶业经济理念，解放思想，转变单一经营观念，探索和创建茶餐结合、分时消费等多种经营模式，满足中外市埸需求。
3、编制 “茶为国饮”、拓展茶叶经济的发展战略规划和分期实施年度计划方案。将发展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列入当年或规划期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并确保实施。
4、建立全国优质名茶开发基金。重点扶持和鼓励名茶生产基地，进一步发展优质名茶生产，为发展茶饮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优价、绿色环保的茶品。
5、树立品牌理念，培育精品，定期举办“茶文化交流会”，弘扬中国名茶的特定理念，探讨经营模式，交流经营经验。
6、定期举办“茶文化”论坛，宣弘学术观点探讨、产业发展研究等宣传和弘扬中国“茶文化”精神，交流茶经济、茶文化的经验，并作为中外“茶文化”交流的“桥梁”。
7、征选和培育“茶文化”形象系列代言人，为宣传整个倡导活动，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服务。
8、建立茶科研发展基金，鼓励科技人员培育新品种、优化历史名茶种，为发展茶饮业提供科技含量高、颇具市埸竞争力的新茶品。针对产地、本区域和全国三个不同产茶区域，分别建立名茶研发核心层、紧密层和联系层协作关系，促进名茶市埸开发。
9、建造“茶文化”展示馆，作为“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姐妹馆。可在馆内分别设立茶礼茶仪、茶俗茶风、茶艺茶会、茶道茶德等各个展示区域，向大众展示“茶文化”物质载体和内在精神的理念内涵。
10、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契机，充分组织和精心编排“茶文化” 专题节目，向世界昭示我们倡导国饮、发展茶经济的理念和决策及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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