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是建筑教育与法学教育的交叉，和形式意义上的建筑法规教育与法学教育有一定的区别，它是在我国法学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兴培养模式，这也表明法律职业教育日趋明显。目前，我国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已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形成了自身的教育特色，但现阶段它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一、现阶段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思想观念认识略有偏差
首先，有人认为法律职业就是司法职业，所以建筑类院校的法律职业教育也就成了培养建筑诉讼领域的司法人员的教育，并且与此相关的实践活动也被简单的认为是诉讼实践训练。事实上法律职业并非仅指司法职业，它还包括立法、行政执法、企业法务等工作人员的培养，所以法律职业教育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其次，有人认为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应该培养建筑方面的法律专家，当然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在其课程安排中有侧重于建筑课程的部分，但是正如多数人认为，法律人应当是具有多种素质的法律人才。法律人不仅是法律领域里的专材，而且是解决社会诸多问题的杂家。
法律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但是法律专业的职业分布广泛，这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注重培养学生法学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能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素质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规范的语言表达、一定的实际操作技术、快速融入社会交往的能力，这就要求法学本科专业的设置应当注意拓展其它学科知识，加强学生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以使学生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1]。
(二)国内外法学教育的碰撞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国外进行了全方位的吸收、融合和摩擦。因此，中国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同样面临着这种局面，为了更好的与国外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接轨，中国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需要审时度势，贯穿东西，严谨作出改革。
(三)课程体系设置不甚科学合理
我国多数建筑类院校的教学模式主要是课堂讲授式。但是目前我国建筑行业的投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投资主体中国家参与的方式也发生变化，大力推行“业主负责制”。在此种投资模式中，各个投资主体追逐自身投资效益，因各种矛盾冲突接踵而来，为了解决此种纠纷，国家也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规制。近期，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多部法规规章，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建筑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名建筑类院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必须熟练掌握我国现行的建筑法律法规，因此开设专业的建筑法规课程势在必行，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建筑业走向法制化的今天，在保证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开设专门的建筑法规课程尤为重要。
(四)教学方法略显单一
我国建筑类院校在法学教育方法上也存在教学方法陈旧问题。首先，教学方法刻板传统。目前仍以讲授式授课方式为主，讨论式授课与案例式授课未能普遍开展，模拟法庭的训练次数有限。在课堂上通常是教师讲课，学生记笔记，考试时背笔记，此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随着社会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学生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它不仅要求法科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求其具有实践能力，这种实践能力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交流能力、谈判能力、诉讼能力、调研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等。这是一种素质教育的体现，通过素质教育，教给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使学生能够学会学习、学会研究、学会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也是法律职业的要求。
(五)课程设计略显零乱，教材杂乱无章
据了解，近些年来，部分建筑院校的法学院对课程进行调整，如压缩法理学、法史学(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外国法制史等课程的统称)等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学时，大量的开设经济、民商、行政等实用性课程，甚至国家颁布一部法律法规，就开设一门相应课程，这是应时的法学教育模式。另外，许多院校实行学分制改革，许多学生盲目选课，由于法学课程具有相互逻辑关系，因此学生出现听课听不懂现象。这种现象源于学生未能扎实掌握法律基本理论，未领悟法律精神实质导致。因此培养合格的法学人才，必须首先让学生掌握全面的理论知识以后，再逐渐精通各行各业的法律知识。
二、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意义
鉴于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的不足，对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进行改革显得尤为必要，意义重大。这种教学改革对于培养合格的适应司法改革需要的人才，为立法、司法、法律服务等部门的人才培养提供严格的法学教育，培养应用型法律职业类人才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教学改革适应对于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建筑业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建筑院校的法学教学改革对建筑业全面纳入法治的发展轨道，面向全社会和建筑业培养大批既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具有本行业专业知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充分发挥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三、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具体改革内容
(一)对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内涵进行界定
法学教育是历史上较早的学科门类之一，法律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因此法学教育的重心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系统的概念和原理，经常采用的教学法是注释教学法。而从法学本质属性看，法学教育各个学科的支持，借助不同学科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内容来丰富法学的内涵，从而培养法律人的批判思维和独立人格，使法律人尊重历史，服从已制定的法律，同时对法律精神变化不断深入研究，从而形成现实的法律观念。但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并不是以学术教育为主要使命，如何平衡高等法学教育中的学术性与职业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说研究生阶段的法学教育培养的是研究型人才，而本科阶段尤其是建筑类院校的本科法学教育培养的应该是从事法律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而若以后者为主要目标，则大学本科法学教育应立足于职业教育，首先，社会对研究型人才的需求是少数的，而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是多数，大量建筑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将直接进入职业市场，成为职业人员，而非继续深造。“帕累托最优”规则20：80要求，教育的20%资源用于发展基础教育，80%的资源用于发展应用型教育，其显示社会需要应用型人才，法学教育应尽快把握这个市场。其次法律职业具有很强技术性，其职业技术在经过长期实践、锻炼后才能掌握，法学本科毕业后走向职场的毕业生相较于其他学科毕业生，必须更加注重职业技术的培养。所以建筑类院校本科法学教育的价值选择或培养目标应该以培养精英型职业教育为基本定位。(二)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面临着与国外建筑院校法学教育的冲突选择
首先，转变教育观念，逐步由国内本位向兼顾国际发展。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地球村正逐步形成，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应该在和国外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相互吸收、相互摩擦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因此，中国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须应社会全球化的需求，加强与具有各种法律文化传统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外，借鉴先进的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模式，促进中国建筑院校的法学教育能在发扬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其体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其次，强化职业教育。中国社会发展迅速，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中国专业法律人才较少，与国外优秀法律人才竞争激烈。当然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已意识到这点，但仍需强化，如加强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等。另外，应加强有关经济学教育，并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也应适合此种发展形势，加强经济法、行政法课程建设，并可采用外国的相关原版教材，与此同时，加大双语教学比重，不断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这也是强化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
最后，建立和完善网络教育模式，促进法学教育多元化。网络教育是新兴的教育模式，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应采取此种教学模式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为它可以使不同国家或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法律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促进建筑院校法学教育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网络教育模式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案例分析、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精品课程、学术动态等大量的法律信息，还可以对社会公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这是建筑类院校的法学精英教育的必然要求。另外由于建筑类院校的法学人才培养与普通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相比有其特色之处，因此更需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以达到建筑类院校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最优化的同时实现效果最佳控制[2]。
(三)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我国现行的建筑法律法规
在14门法学核心课程之外，开设专门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是建筑类院校法学专业教育的特点，这样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精法律、懂建筑的专门人才。建筑法律法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操作实践性。每部建筑法律法规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科学的教学内容编制具有必要性。一般来说，建筑法律法规可划分为3个体系：城乡建设法规，这一体系包括《城市规划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内容;工程建设与建筑业法规，包括《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建筑企业资质管理的规定》《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暂行规定》《工程监督管理办法》《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等;房地产法规，这一体系包括《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规。所以建筑院校可以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讲授合适的课程内容，使建筑院校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建筑行业发挥较强自身优势，这也是职业精英教育的目的[3]。
(四)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提高建筑类院校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
首先，建立教师特殊的人事机制。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必须将书本的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结合。因此，法学教师自身需要具备实践经验，在课堂讲授中能够将这些经验与学生分享。因此加强法学教师的实践经验的来源之一就是对法学专业老师的人事机制作以下改革，建立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师之间职业互换的渠道使富有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可以到法学院系中在一定时间内担任专职教师或者兼职教师。同时，法学教师在掌握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后，在法官、检察官的工作岗位挂职锻炼或兼职锻炼，或者建立稳定的校外兼职律师制度，具有一定规模的院系建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当然建筑院校法学专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凸现自己的专业特色。
其次，讲授式教学法与案例式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专家讲座制度。讲授式教学法是我国法学教育一直沿用的教学方法，它是根据法学理论、原理参考有关教科书，并围绕教科书相关章节内容进行系统性的讲解，这种教学法主要是课堂讲授。案例式教学法是教师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在课堂中给学生讲解。案例式教学的基本方式是讨论式。案例式教学法与讲授式教学法相比较，优势明显：一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二是使学生毕业时能尽快适应实际法律部门的环境;三是有利于增强课堂的生动性、趣味性。诊所式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法律实践性课程，其特点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中应该具备的独立分析问题的观念。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资金运作上欠缺，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限制，所以在现阶段可以考虑模拟法庭的教学方式，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我校模拟法庭的现有条件来发展我校的法学教育。所以，我们可以将3种教学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使三者充分融合。并在我院模拟法庭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尽情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学会如何打官司，如何分析案情，如何写各种诉状，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五)不断优化课程结构，使之趋向科学合理
首先，课程结构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设立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在保持传统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增加建筑领域中的课程，凸显建筑类院校的特色;其次，学生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重视相关的理论课程，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具有深厚法律理论功底，以期能与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密切结合;再次，课程结构改革从学生需求出发，减少必修课科目，扩大选修课的范围，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选择各类选修课;最后，法学专业学生需要增加其他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知识，使交叉学科及建筑特色化课程数量不断扩大。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以期能为社会培养出适应国际化、网络化的专业法律人才，使其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中坚力量，同时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7]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8]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9]。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10]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11]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12]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13]，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14]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15]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16]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17]。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18]。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19]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20]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21]，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2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23]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24]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25]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26]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27]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2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29]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30]新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31]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关键词 法律素质教育 法律教育 医疗纠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学校园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所以在大学当中必须进行法律素质教育，每个人的成长都要有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须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严格的法律素质教育。广大医学院的学生不但是将来的医务人员，而且也属于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尤其在现阶段，各种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关于医疗法律也越来越完善，所以必须对现有医学生进行法律素质教育，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要求。
1 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健康”基因
国家明确提出“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对国家法治建设进行了确切的规定，急需提高全体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与国家法治建设相适应。依据我国关于医学本科教育的要求，在医学教育中，一定要重视人文精神教育，使学生必须具有一定水平的人文素质，不但重视医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而且要求一定要具备坚实的人文素养。
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当中，对于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各界法治化发展。广大医学生不但担负着人文精神的传承，而且必须承担科学技术的传播。在我国医疗发展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医疗纠纷、商业贿赂，要求国家医疗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所以要求必须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对于广大医疗工作人员来讲，具有完善的法律意识，不但可以促进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境界。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主要是指，在医学高等教育中，使学生具有一定的法律运用能力，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有着下面这些特征：（1）阶段性。在医学生的课程安排中，学生的实习时间较长，大多情况下要有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所以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要侧重于法律知识的教育，在实习过程中要注重专业知识和法律实践相结合。（2）类别性。从我国的医学系统看，主要分为中医部分和西医部分，对于中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相结合方面着手，而对于西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不但要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人文理念，而且要注重利用中华文化传统。（3）层次性。在对医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中，要同时重视国家法律、卫生法律和学生法规的教育；要同时重视学校纪律、学校规定、国家政策的教育；要同时重视学生法律意识、法律理念的培养。（4）多样性。对于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不只包括思想品德课教育，并且应该重视卫生法学课，在课程教育中包涵的法律知识，利用学校举行的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可以利用班级制度等方法进行教育。
总之，通过研究当前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一些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通过研究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可以得出当前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现状，为寻找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
2 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病因”诊断
（1）基础课效用不足。对当前高等教育中的法律素质教育课进行改革，只是一种手段，目前亟需解决的就是要切实发挥法律基础课的作用，从而促进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2）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在目前我国医学高等院校中，同时存在中医院校和西医院校，综合类医学院校。这三类院校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综合类院校的法律素质教育领先于其他两类院校。在中医院校和西医院校当中虽然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法律课和法学课，但教学方法陈旧，教育效果不强，并且学校开展的各类活动中也没有法律知识活动，缺少人文社科类学生的参与。（3）学生工作者在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体系中的缺位。我国范围内，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也叫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一定意义上说，学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一定水平的政治素质和法律素质。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国高等院校的学生工作人员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人员很少，并且人员也只是具有极少的法律知识，因此对于医学生的法律教育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4）学生欠缺法律素质自我教育。在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中，虽然要求学校必须具备充足的外部教育环境，但依然决定于学生的主动性学习。医学生在高中时期的学习过程中都是理科生，在进入大学后，由于学科的特点，本身也不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并且当前也缺乏主动研究各种医疗纠纷的意识，所以学校对医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收到的效果甚微。
根据上面的论述，在医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在研究中要重视考察问题的全面，不能片面地研究问题，这样才能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促进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
3 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方剂”调处
（1）医学理论教育层面。在法律素质教育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医学信仰，特别是中医学生，学生只有具备坚实的专业素质，才能不断促进法律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要求从事医学各科教育的教师都要在学科教育中渗透法律知识的教育。（2）法律理论教育层面。在医学院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和“法律基础”课上，要灵活运用多种授课方式，将两科知识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要从学生身边的法律知识入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研究卫生法律教育新方法，使医学教育的多门课程有机结合，使学生树立坚定的卫生法律信仰；将对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分阶段进行，在教育中可以利用专家讲座的形式培养医学生的法律意识。（3）学生工作层面。提升学生工作者法律素质，加强法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贯通与融合；突出与学生有关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讲解与教育；注重班级制度建设，突出班级制度的制定、实施的程序价值，加强各项奖惩措施的公平、公开、公正，努力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4）学生活动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开始招收法学生，这就为医学生与法学生在学生活动中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总之，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既要认清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一般特点，也要突出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特性，而且必须将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置于国家法治建设的潮流中，进而根据学校特点建构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相对合理的思路。
本课题为：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批准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主持人：葛松松 项目编号：2013SY04
参考文献
[1] 韩玮，谷昊，赵晋明.当前时期下应该如何加强和培养医学生道德教育[J].科教新报（教育科研），2011（20）.
走近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模式
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模式是由教育法律体系、教育决策机构、教育决策方式等三方面组成的。教育法律体系、教育决策机构、教育决策方式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促进。教育法律体系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的基础和依据，通过制定科学、规范、系统的教育法律体系来勾画日本教育的全景蓝图。教育决策机构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的执行机关，此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制定具体的教育决策。而教育决策方式则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得以落实的具体方式与方法，也是保证教育宏观决策最终落实到学校与相关人员的重要一步。
对日本的教育法立法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会发现，内阁提出并制定教育法与国会议员提请并立法是其并行的两种教育立法形式。
内阁提出并制定教育法 内阁提出并制定教育法是日本教育立法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主要步骤分为制定法律原案、审查法律、法律的审议与成立、公布法律等。在制定法律原案方面，与教育相关的部委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教育法律的修改或起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修改或起草的法律或法律条款的草案，就是新制定法律的第一稿。相关部委就法律第一稿广泛听取意见，并且与执政党进行协商，经过修改与调整的法律或法律条款草案就成为法律原案；在审查法律方面，内阁法制局对提交的法律原案进行相关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存在违宪条款、法律条文是否准确体现立法目的、法律原案整体结构与条文的具体表达是否适当、遣词用语是否准确等。
审查通过后，法律原案就进入到审议与成立阶段；在法律审议与成立阶段，除宪法有特别规定的，一般法律原案只要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即可宣布成立；公布法律是法律得以形成并生效的最终步骤。在日本，根据相关规定，法律成立之后，在30日内该法律就必须向社会进行公布，而法律一旦公布也就意味着其生效之日的到来。
国会议员提请并立法 国会议员提请并立法是日本教育立法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在日本，由内阁提出并制定的法律通常被称为阁法，而由国会议员提请并制定的法律则有两种称谓，一种是由参议院议员率先提请立法的法律，此类法律被称为参法；一种是由众议院议员率先提请立法的法律，此类法律则被称为众法。参众两院议员提请并立法的法律在日本法律总量中虽然不占较大比重，但是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主要是因为议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捕捉到现实情况的变化，并且根据这种变化及时提请立法以弥补现行法律的空白。
日本的教育决策机构，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和各类教育审议会构成，具体如下：
文部科学省 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是其最高的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国的教育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文部科学省的前身是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2001年日本政府机构改革时加以合并形成，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最为主要的机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每隔10年左右文部科学省会对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工作的《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改，修改后会在第一时间向社会，而且一经相关机构就必须照此执行；第二，国家颁布一项教育法律法规之后，文部科学省会就此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增强其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第三，在审定中小学教材、招聘教育官员以及工作人员、考录教育从业人员等具体工作方面，文部科学省具有决策权。
各类教育审议会 在日本，各类教育审议会是与文部科学省并存的教育宏观决策机构。这类审议会数目繁多，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日本教育决策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较重要的教育审议会如中央教育审议会、临时教育审议会、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等。以中央教育审议会（中教审）为例，该审议会由五个分组会构成，分别为教育制度分组会、终身学习分组会、初等中等教育分组会、大学分组会、体育及青少年分组会。这五个分组会分别就一些事关全国教育发展的比较重大的教育问题接受文部大臣的咨询，并对教育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进行调查与审议，并且以此为依据向文部大臣提出相关意见与建议。
教育决策方式是保证教育决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一环。时至今日，日本的教育宏观决策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方式（抑或说是流程）为，教育审议机构提出相关咨询申请，接到咨询申请的审议机构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与探讨，在此过程中不断以中间报告的形式向外界研究成果，在有必要的时候召开专门的听证会以征求最广泛人群的意见，最后形成审议会的最终报告。这些最终报告再经相关的程序，就会成为国家修改和制定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理论依据。
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每一项教育宏观决策都体现出社会大众对教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这种需求又成为推动日本教育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最为主要的动力，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法律指导下的教育，二是教育决策机构完备，三是教育决策方式科学。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有一套自己的惯用流程，这套流程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教育决策方式的科学化。这些对推进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和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教育法律体系，但是在一些细节以及具体层面，还缺少专门的法律，此类法律的欠缺极大地制约着我国教育决策的制定以及整个教育活动的顺利发展。因此，为保证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同时也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必须下大气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立体化的教育法律网络。
关键词：政法；高职教育；困境；对策
目前，全国有独立设置的政法类高职院校43所，占全国1200多所高职院校的3%左右。近年来，由于体制政策、市场竞争的影响，政法类高职院校在生源规模、学生就业、改革创新等方面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办文科类高职难，办政法类高职更难”已成为政法类高职教育者思考、探索的聚焦点。
一、政法类高职院校面临的困境
（一）就业状况分析
2009-2011年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连续了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该报告将失业量较大、就业率低，且薪资较低的专业列为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其中法学和法律事务类名列其中。
调查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失业量最多的专业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三年相比，失业最多的前10名专业绝大部分是重合的。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低的是法学和哲学，高职高专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资源开发与测绘，最低的是旅游和文化管理。2009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90.2%），最低的是法学（82.3%）；高职高专就业率最高的是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89.5%），最低的是法律大类（73.2%）。2010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工学，最低的是法学；高职高专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是材料与能源大类，最低的是法律大类。
（二）教育规模分析
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取决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法治的渐进决定了法律人才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法律职业岗位是有限的，并不因为某一产业结构的调整或某一产业的兴起而立即产生大量的人才需求，而且随着国家法治体系越来越完善，经济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对法律职业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从考虑法律职业人才高端化趋势和就业岗位的角度，法律专业教育的规模应适当控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各种形式的法律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就办学数量而言，无论是设立法律院系的学校，还是招生的人数，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就办学渠道而言，既有教育部和司法部所属的法律院校，又有地方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律院校和培训学校。此外，还有其他类院校（如财经、理工、民族、师范、农林等院校）也纷纷设立法学或法律类专业；就培养层次而言，不仅有全日制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五个层次的教育，还有法律函授、夜大、全脱产的成人学历教育，以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电大、业大、职大、自学考试等。一时间，法学或法律教育万马奔腾、遍地开花。目前全国开设法律类专业的本科院校有620余所，在校生数40多万人，开设法律类高职专业的学校有470余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200所左右，设置公安管理类、公安指挥类、公安技术类、部队基础工作类、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和司法技术类七大类42个专业和一批新设专业组成的专业教学体系，在校生20多万人。在诸如北京、上海等一些经济文化发达、人才集聚的现代化城市，低层次的法律人才就业竞争压力更大。
（三）体制政策环境分析
政法类高职院校基本是由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政法学校和司法、公安干警学校转制和升格而来。主要分为综合性的政法职业学院和司法、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其中，政法职业学院3所、司法警官职业学院18所、公安警官职业学院21所、检察职业学院1所。这类法律教育的出现一方面是我国教育行政化的体现，即警察系统、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可以依据自己需要的人才开办相应法律院校，这里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部门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它也是法律教育急速扩张的一种体现。这类学校在发展的早中期，从招生、就业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计划性、行政性和行业封闭性。然而，随着经济、政治、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法类高职院校也从封闭的体制内办学逐步向开放的市场办学转变，办学的行业保护优势逐步消失。此外，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一规定要求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必须有本科学历，也就是说只有拿到本科学历才可能获得职业准入证，同时，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对学历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高职院校的法律类专业绝大部分是两到三年的学制，学生毕业后只能拿到大专文凭，给就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导致了社会认同度不高。一时间出现了取消高职院校的法律类专业的呼声，有些学校也缺少了办学热情，高职院校的法律类专业何去何从，面临严峻考验。
（四）自身建设状况分析
政法类高职院校面临的困境，除了客观环境变化外，还有自身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开放办学力度不大等因素影响。如有些院校由于长期依托行业办学，办学思路还不够开阔，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结合程度不高，与其他各级各类院校交流不够；有些院校在专业布局、就业质量特别是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上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人才培养层次、规格、质量与行业需求差距较大，行业服务能力不强；有些院校还存在着办学基础较差、办学实力较弱、办学资金匮乏、办学场所不足、师资队伍不强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院校的发展。
二、政法类高职院校面临的新形势
（一）站在新的起点上，政法高职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这对我们探索构建现代法律职业教育体系既明确了要求，也提出了具体的路线图。以此为指导，我们要加强对法律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主动适应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积极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标准体系和实施路径，力争在构建现代法律职业教育体系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二）高职教育已从规模扩张转向高端、优质、特色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截至2010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有1246所，占高校总数的52.8%，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群众对于高等教育服务的选择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理智；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从2008年开始持续下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将出现生源危机；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等。因此，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法事业发展实际，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合理确定发展规模和速度，进一步完善专业课程结构，切实提高办学效益，坚决摒弃以规模扩张推进教育发展的思考方式，深入分析行业需求，准确定位，走内涵发展之路，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已成为谋划政法高职院校科学发展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思考的课题。
（三）主动适应政法事业发展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新要求
“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政法工作“十二五”时期贯穿始终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政法工作的重大任务。这对政法系统队伍的执法执业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法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法及法律服务的应用性课题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政法类高职院校对此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具有重要的人才保障基础性作用和理论研究先导性作用。政法工作在新时期的发展变革，为政法高职教育提供了新的重大战略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用好这个机遇，全面提升政法高职院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三、破解政法类高职院校办学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找准政法类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
定位问题若不解决好，必将影响政法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我们要利用当前谋划和推进政法高职教育“十二五”改革发展的时机，深入调研当前高职教育的新问题，认真研究法律高职教育面临的新形势，结合院校的办学条件、办学基础、办学资源等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办学定位，特别是要逐步地、妥善地解决好政法高职教育的整体定位问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一批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还需要大量的基层法律工作人员、法律辅人才。尤其随着社会矛盾多元调节、劳动争议调解、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社区乡镇基层组织服务管理等体系建设一系列新举措的出台，我国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已深化延伸到社会方方面面，初步形成政法部门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服务管理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相互依托的新的紧密型工作格局。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合理地设置培养选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法律人才，尤其是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基层法律工作人才、法律辅助人才的体系是调整法律人才教育结构的当务之急。例如，目前北京有30余万保安队伍，其中中高级安保紧缺人才尚有4万余人缺口，且极缺正规教育培训机构；法院法官人均办案达247件，急需大量法官助理及书记员，规划数4000余人，现缺口近2/3，且需滚动培养；有公益法律服务室5479个、基层司法所315个，社区矫正、解教对象等3.3万人；有乡镇街道317个、社区25642个、行政村3987个，需要专职人民调解员30263人；同时还有非公经济单位217761个，这均迫切需要懂业务懂法律的基层法律工作和服务人才，预计需求10万余人。高职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就应该定位到这些领域，所培养的毕业生将走向乡镇司法所、人民法庭，在县市区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从事书记员、司法秘书、法官助理、律师助理、基层人民调解员等法律辅助工作，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及各类经济组织中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等。因此，政法高职业院校在培养法律职业人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找准在区域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中的位置，合理设置和调整专业，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力度，在大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基层法律辅助人才、基层法律实务工作人才、中高级安保人才上下功夫，就能走出一条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之路，为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二）牢固树立服务政法工作的发展理念
当前，生源逐年减少的发展形势对政法高职教育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出路就是立足政法及法律服务行业，做好服务政法工作这篇文章。政法及法律服务行业是政法高职院校的依托行业，是政法高职教育安身立命的根基。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政法职业教育就是在服务政法及法律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兴起、成长、发展起来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立足政法及法律服务部门，服务政法及法律服务部门，不仅是政法高职院校的办学宗旨，也是政法高职教育的办学优势。要牢牢坚持这一办学宗旨不动摇，主动融入政法及法律服务行业，全面服务政法及法律服务工作。要牢牢把握这一办学优势不动摇，以政法及法律服务工作的实际需求作为政法高职教育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教育教学资源，为行业培养基层一线的法律执行、法律辅助、法律实务和司法行政技术人才。深化与行业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重大理论研究和科技创新项目，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要以行业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促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的不断提升，在服务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在服务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积极探索构建法律职业教育体系
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十项专项改革任务之一。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有益探索。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北京市启动了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试验工作。这对我们探索构建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路径。我们要主动适应法律职业教育与政法及法律服务行业协调发展的新需求，积极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积极推进政法高职院校与普通法学教育学校相互开放课程和教学资源，推动普通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大力探索政法高职院校与普通法学教育院校在高层次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上的合作，满足法律职业人才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争取“十二五”期间在构建现代法律职业教育体系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四）建立开放融合的人才培养平台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针对“应试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言的。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高教学术界有些论者在探讨论述素质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一般将素质教育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在高等学校教育中，法律专业教育是指以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为目标，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活动内容，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法律专业教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法律行业对我国的法律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法律职业工作，公正地执法，实现法律的价值并维护好法律的尊严。因此，法律专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要以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主要或首要目的来进行。素质教育中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正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方向；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核心；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法律专业教育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蕴涵在素质教育的本质之中，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正是高等教育中各种层次教育及各类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要求及标准的总纲。
二、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可以从素质教育包含的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保证了对法律专业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
在人的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居于核心地位。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德治国”，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有一些以德治国方面的论述：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论语·述而》）等，这些精辟的言论，阐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德育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而且更加需要道德力量来发挥主导作用。在教育领域，要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思想，并要把“依法治教”与“以德治教”及“以德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法律专业教育，要培养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首先就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试想一个法律专业人才不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他在今后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中，不公正执法，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在社会上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因此，法律专业中思想道德教
育的宗旨要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与实现服务，要同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相符合，即要同社会主义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法的效益价值相符合。我国法律专业人才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应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与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两个部分。法律专业人才不但要加强自身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更要注重加强自身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是基础性和通识性教育，本文着重论述对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问题。笔者认为，对法律专业大学生在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树立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对真实和真理的探求是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法律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法律活动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并接近真理的过程。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和完整，并且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同。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过程是发展中有进步，前进中有曲折，其总的发展势态呈现出螺旋上升发展状。对法律专业人才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在法律实践中把对正义的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只满足于学习法律的职业逻辑规则和职业逻辑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真理观和正义观面对事实作出回答，这是现实社会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是坚定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信念。崇尚法律，法律至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依法治国的国家里，法律应该是公意的体现，正义的化身和权威的来源。人类社会除道德舆论评判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外，法律制度应成为评判人类行为的尺度和准绳。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法律发展史。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事例都是人类要求变法求进步的血泪史。因此，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崇尚法律，捍卫法律是法律专业人才必备的职业思想道德品质。
三是培养恪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精神品质。法律职业伦理主要包括崇尚法律真实以及崇尚程序公正和崇尚自律精神三个方面。崇尚法律真实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中最基础的部分。歪曲法律事实所进行的程序公正将会对法律事件作出不公正的评判，更找不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自律精神之所在。崇尚程序公正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崇尚程序公正是维系法律职业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各角色相互间对法律事件展开抗辩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以说是保证法律正义和法律正当性的前提条件。自律精神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自律精神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除注重个人自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需要注重行业自律，即对法律规范的自觉服从。崇尚自律精神才能突现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优秀形象。在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是法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文化素质是一个人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方面的文化素养和品质。它是一个人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长期积累，逐步内化和升华而形成的。文化素质也是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的基础。纵观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到综合与分化并存的发展趋势。在中外教育史上，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都是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于一体的。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些教育模式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仿效前苏联的办学模式，设置专业强调按国民经济计划对口培养专门人才，以”专才教育“的思想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当时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专才教育“使本科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人才培养的口径越来越窄，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宽，文化素养不高，所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很差。因此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以及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的融合；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三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融合。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经济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里，法律专业人才如果要想在法律社会实践中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综合文化知识的学习。结合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法律专业人才文化素质的培养应根据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三个层面来进行教育。首先，在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融合的层面上，法律专业学生除掌握本专业所必须学习的书本知识外，在人文社会知识方面，应加强对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美学以及音乐艺术等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除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衔接问题不在此赘述），还要掌握现代计算机有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对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所涉及了解。同时应了解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与趋势，对现代信息特别是法律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势态及发展方向有所掌握，要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同步，做一个观念先进，思想通达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部分及优秀成果，增加对自然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文明的理解，随时准备在今后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为我所用。其次，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层面上：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努力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其中，在科学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不墨守陈规、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正确地协调好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问题，促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并深刻理解法律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培养和具备的一种经综合了的内化并升华的人格品质。最后，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合的层面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既包括科学的思维方法又包括技术的研究手段。其中，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哲学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益的发展，现代技术的研究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因此，科学的思维方法与现代先进技术手段的结合能够促进并加速问题的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系统的和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在进行法律专业文化素质教育时，要引导法律专业的学生充分加以学习并努力运用于法社会实践中去。
在专业素质方面：业务素质在法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是核心部分。高等学校是实施专门教育，培养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行业（职业）的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专门教育，是根据学科或社会行业（职业）部门分类设置专业的。为了拓宽专业范围，有的大学试行按系科组织教学。但不论按专业或按系组织教学，都是实施专门教育的组织形式，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目的性或职业倾向性。为了实现法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教学计划的整体要符合法律专业培养目标，然后对整体教学计划进行分解，使每门课程、每种教学活动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着法律专业培养目标来组织。法律专业的设置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宗旨。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状况，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法律专业素质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的本质与法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信息瞬息万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加快。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关键词：法律素养;大学生;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1-0089-02
素养是指“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1]。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不仅包括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还应包含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知识是培植法律素养的基础，法律能力是落实法律素养的核心，法律信仰是奠定法律素养的灵魂。”[2]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目前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呈现出割裂性、短暂性和分散性，应根据协同管理的相关理论，落实多方主体的教育责任，形成多部门协同教育机制。
一、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现状
（一）形式单一，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以传授法律知识为主，进行法律素养培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总学时为48学时，用于法律部分讲授的课时一般不超过24学时。由于课堂学时限制，任课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述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展开;有的任课教师因为自身对法律知识掌握不够，只能略讲甚至不讲。在有限的课堂讲授环节中，学生获得的法律基本知识不够完备，难以形成对法律体系的全面认知和深入理解。
（二）法律类通识选修课程体系不完备
通识选修课是非法学专业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全校性通识教育公选课体系中，法律类课程开设的比例十分有限。很多课程是由法学专业教师在工作量未完成的情况下开设的选修课，开课自由度较大，讲授体系较为随意，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法律类通识选修课程体系。
（三）专业教育与法律素养培育割裂
一方面，在专业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自身未经过法律知识培训，对法律了解不够深入，不能够在专业教育同时穿插讲解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专业课学时，很多专业培养方案将法律类课程设定为专业选修课或者干脆直接删除。很多专业学生所接触到的法律类课程仅有一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缺少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育。
（四）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较少
在学生社团中，“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是为数不多的以大学生法律实践为目的的社团。在进行成员招募时，此类社团仅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社团成员专业构成较为单一。这就使得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参与法律社团活动、进行法律实践的机会较少，大学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不能够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形成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相分离的情况。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协同培育的意义
协同理论是管理学系统科学中的术语，也称“协同学”或者“协和学”。协同理论创始人哈肯认为，所谓协同，就是为了实现系统整体目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与关联，最终形成1+1>2的整体放大效应[3]。教育部于2012年形成了以任务为牵引的协同管理理念，将协同管理理念和高校实践结合在一起，发掘了该理论的应用可行性。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协同培育是基于高校各职能部门的优势而采取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化培育方式，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目标具有一致性
协同就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协调各相关子系统，将子系统无规则的独立运动整合为有序的关联运动的过程。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共同的服务目标。虽然现阶段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呈现出分散化、无序化的状态，但是各个部门对大学生成长成才进行服务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具有协同管理的良好基础。
（二）各职能部门具有协同培育的沟通基础
大学生法律素养协同培育的重心是培育流程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各高校应从顶层设计角度进行整体规划，将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当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目标。在此目标的指引下，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团委、宣传部门应根据自身职责和优势，制定适合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的工作内容。根据部门职责在保持目标一致性、教育整体性的基础上，各部门可以分模块、分内容操作，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落实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任务。
（三）整合资源，优势互补
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协同培育需要协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法学专业教师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教学环境下，三者对学生的法律教育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他们服务对象却是相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建立的教学资源网络，可以供辅导员和法学专业教师借鉴;同样，法学专业教师搜集的案例和视频等资料，也可以提供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用于课堂教学;而辅导员可以随时反馈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法律实践进程。学校如果能够以教务部门为主导，提供一个公共教学资源平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达到信息协同的效果。
三、大学生法律素养协同培育的路径选择
（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先导，整合法律教育师资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大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与法律相关的课程（对很多专业的学生而言，也是唯一一门与法律相关的必修课）。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有效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环节，对法律部分的知识进行系统提炼，加深学生对于法律的认识。但是，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大多是哲学、史学背景者，具有法学专业背景者不多。很多任课教师法律功底较弱，讲解不够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可以与法学院协调，邀请部分法学专业教师参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涉及法律知识的内容，学校可以安排给法学专业教师讲授，以加强法律部分的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法律内容的印象。
（二）健全法律类选修课体系，注重隐性教育平台建设
专业培育方案的课程设置总学时有限，若将法律类课程强行加入各个专业培养方案中，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需要协同法学专业教师、纪委、学工部门，以开设稳定性通识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一定数目的法律类课程供非法学专业学生选择。学校需要从政策层面对法律类通识教育公选课体系建设进行制度保障，例如，制定法学类公选课的开课条件和考核办法，对教师进行一定的工作量补贴;鼓励法学专业教师长期开设稳定性选修课，在工作量考核和教学改革项目评选中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等。在大学生生活的公共空间中，各类宣传活动、微博、微信平台的信息均可以成为大学生法律教育的有效途径。“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律课程设置有限，不能满足学生需要，隐性教育使大学生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识不单单只出现在课堂中，而是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中，特别是大学生主要生活和学习的校园中。”[4]学校应协同法学专业、学工处、宣传部、纪委等部门，将生活中的案例制作成形式多样的宣传画、文化长廊、微视频、微电影等，投放到大学生网络空间中，做到大学生法律素养与媒介素养提升的共赢。
（三）加强教师培训，达到专业教育与法律素养培育同步
针对专业教师法律知识缺失的情况，学校应对教师提供必要的法律知识培训，鼓励教师学法、知法、用法。学校可以聘请当地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知识普及，结合专业方向为教师举办法律专题讲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育机构应该进一步加强教师法律法规意识教育引导工作，帮助广大教师进一步提高法律法规意识，可以制订学习计划和把法律法规的学习作为广大教师的必修课程和常设课程，并经常进行考核，以提高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法律法规修养。”[5]在鼓励教师进行法律学习的同时，相关专业负责人应引导教师将法律知识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将法律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环节。例如在广播电视学专业“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网络谣言的传播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将《民法》中的侵权责任、《刑法》中“谣言入刑”等相关内容渗透到讲课过程中。这样讲解，学生既掌握了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又通过案例了解了实践知识，提高了法律意识。
（四）以社团活动为载体，搭建法律实践平台
大学生社团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校园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是这些社团活动个性明显，整体性和系统性较差。若能够以某个法律问题为主题，引导各个社团以自己的形式展开普法活动，必将大大提升法律宣传的受众面。校团委应协同各社团组织引导法学专业学生发挥辐射和带头作用，吸纳非法学专业学生参与“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等普法社团;各学院应协同安排，组织非法学专业学生观摩法庭审判，增加非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途径。
学校各部门由于工作内容不同，在学校育人过程中所承担的教育任务亦有所不同。协同的过程就是高校各职能部门育人功能的整合过程。在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过程中，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为大学生开设关于反腐廉政的讲座，引导大学生对职业犯罪保持警惕;学工处应及时通报在校大学生犯罪的相关案例，引导大学生知法守法;保卫处应为大学生开展人身安全教育和生活防范的讲座;教务处应对大学生违纪事例进行通报，引导大学生对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引以为戒;宣传部可以制作普法宣传的微视频，建立普法教育资源库。只有整合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力量，形成法律素养的协同培育模式，才能真正发挥高校对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完成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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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近一半的理工院校开设了法学专业，增强了该类高校学科设置的综合性。但不可否认，与专门的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法学理论专业相比，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在师资队伍、教学管理经验、学术底蕴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再加上理工院校固有的专业环境和办学传统的影响，使得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理工院校的多学科优势为其法学专业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创新空间。如何充分利用理工类高校的特殊背景和条件，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法学教育的机制创新，对理工类高校办好法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思路的创新
(一)培养目标的定位
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应成为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最基本的目标定位。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的改革，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综合发展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间的界线逐渐淡化。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应强调法学学科与理工类学科的相互交叉与融合以传统法学专业教学模式为基础，以理工类高校专业为依托，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
“如果只设有工科专业……不利于培养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应逐步实现法学与工、理、经、管、文等领域学科的结合，尤其是法学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领域的结合。在法学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的培养上，不仅要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对特定领域法律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各行各业用人单位的需要。
(二)办学思路的更新
结合本校特点，实现特色办学。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的发展，要从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凭借所在学校重点优势学科，依靠现有资源，于学科间交汇点上将一个或数个优势学科作为主攻方向，不断探索法学发展的新兴领域和研究方向，形成合理的学科结构和布局，创设既符合自身条件，又体现学校特色的法学专业，有侧重地培养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与不可替代性的法律人才。
二、教育模式的创新
纵观全球法学教育的模式，一种是通识教育，另一种是职业教育。从目前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的思路和做法来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法学理论知识的课堂传授为主的通识教育，而是更加注重以案例教学和法庭教学等实务教学方式为主的职业教育。大多数理工类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以之为效仿对象。但问题在于，理工类高校，特别是地方理工类高校在法学专业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学术影响、社会资源等各方面，与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职业教育上存在短板，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而通识教育如果在课程设置上不体现差异化，则无法显现出竞争力。鉴于理工类高校法学本科生毕业后进入公检法系统的比例较低，绝大部分是进入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事务。因此，本文认为，基于理工类高校的特殊情况，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不应只是针对纯法律职业而进行知识储备，而应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学校特色探索一条有竞争力和广泛发展空间的道路。在通识教育方面，除了向学生讲授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培养其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法律思维之外，可根据各校理工科背景专业的特长，确定一到两个特别法专业方向进行教学。这样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毕业后从事法官、律师之外的非传统法律职业作好知识储备。
在职业教育方面，可以说案例分析、法庭旁听等普遍采用的职业教育方法仍然只是针对传统法律职业进行的技能培训，虽然目前很多理工类高校职业教育都是以司法考试为核心进行课程安排和教法更新，但这并不是理工类高校法学职业教育的全部。基于其毕业生的就业分布特点，我们认为理工类高校法学职业教育还应着眼于法律专才的培养，不仅要强调传统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还要关注法律职业技能在其他职业领域中的运用。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设计教学环节，尤其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理工学科相关职业的特点、内容、工作程序等，为学生毕业进入非公检法单位工作打下基础。
三、课程体系的创新
理工类高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在传统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基于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定位，理工类高校院校法学专业教育适宜实行“3+1”人才培养模式， 即前三年进行法学专业基础教育， 后一年进行法律职业实践教育。理论课程体系方面， 分为两大部分，法学基础课程和法学特色课程。课程设置应以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14门核心基础课为主干，既要保持课程设置的相对稳定性，又要结合本校的优势专业，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度。
此外专业方向课程的设置要体现特色，重点是结合理工类课程，体现出层次性和方向性，可以部分设为选修课程，由学生依兴趣自主选择。实践课程体系方面，应设置一套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和以目标就业岗位为指针的实践课程体系。规范的实践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学年论文(阶段论文)、毕业论文、实习三种。教师通过指导和评判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从而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实习则是法学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又可分为专业见习和毕业实习。专业见习是组织学生到法律实务部门见习，了解法律工作的方法和程序的学习活动。毕业实习则是对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综合考察。实习应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值得注意的，理工类高校法学专业的实习基地建设应该更加多元化，不能仅限于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政府部门，还应当向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拓展，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习空间。
四、教学方法的创新
由于教学方法是当前法学教育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在理工类高校法律教育的机制创新中，教学方法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理工类高校法律人才培养以应用复合型为基本目标定位，故而实践型的现代教学方法应贯穿于法学教学的全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教学环节。具体而言，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把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思维，形成分析和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 力争专业知识同步转化为职业能力。
同时，倡导互动式教学，以可采用案例教学法和疑案辩论教学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克服学生因被动接受灌输形成的学习惰性。通过案例教学，增强学生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辩论教学，锻炼学生的口才和应变能力。在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其一，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使学生深入基层、认识社会，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培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以及运用法律思维观察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二，观摩法庭庭审。庭审观摩教学可以增加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特别是使学生对庭审程序有直观的了解。其三，模拟法庭教学。通过模拟庭审，可以增强学生对诉讼参与人的了解和认知，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融会于实践，对提高其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大有益处。
其四，诊所式法律教育。该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让学生亲身参与真正的法律实务，真切感悟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深刻内涵， 发现自己的不足，并由此掌握基本的法律实践操作技能和法律职业精神。
五、师资建设的创新
为适应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师资队伍建设也要实施机制创新，其核心在于：加强理论型师资的引进和培养的同时，要重视实践型师资的队伍建设。理工类高校，尤其是地方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和职称偏低的现象。缺乏具有深厚法学理论素养的教师，会直接影响法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同时也影响专业科研水平的提高，从而无法进一步促进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这成为制约理工类高校法学教育上层次、入主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加强理论性师资的引进和培养。一是要引进高端法学人才。
我国部分重点理工类高校的法学专业近些年得以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国内著名法学教授等学科领军人物的引进。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名校。因此理工科高校应将的法学人才的引进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鉴于普通理工类高校相对于名校在学校级别和声望上存在差距，且国内高端法律人才稀缺，因此在人才引进上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经费支持和配套政策等方面要高于其他学科，这样才能吸引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加盟。二是鼓励现有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理工科高校的理工专业教师的学历和职称结构已趋于合理，而法学专业教师的学历层次仍有提高的空间。
因此理工类高校在教师的培养政策上同样也需区别对待，法学专业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工资、福利，以及职称评定都应享受与理工专业攻博人员不同的差别待遇。建设实践型师资队伍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加大实践型人才的引进。第二，教师应亲身参与法律实务，主动获得法律实践经验。有律师资格的教师可以通过代理案件提高实践能力。还可以参与媒体、政府部门组织的咨询和培训和活动以获得实践经验。第三，深化与法律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协作。可以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双向岗位交流机制，使教师在实务部门的工作中获得实践经验。第四，建立法律实务人员兼职教师的机制。法律实务人员相比专职教师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让他们走上讲台，对于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大有裨益。但对聘任兼职教师的经费来源、教学管理等问题需要认真考量。
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主题话语，还需要延展至相关领域，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体现研究价值。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首先，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治作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决定了以法律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决定了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由此引出两种法学研究类型:其一，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实务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统的形成;二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状态的推进。其二，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原理研究。这是指法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运行的根据和规律。两种类型的关系好比“砍柴”与“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法律实务本身就属于实务研究。因为法律实务既是客观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观内在的研究过程。换言之，法律实务乃客观外显的“实务工作”与主观内存的“实务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研究，不过就是运用理论去发现、分析、演绎、归纳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活动。其中的问题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问题是实务，就是实务研究。法律实务工作者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思维活动，当然就是法律实务研究。法律实务事关重大且专业性极强，实务者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能盲目和随意，这就需要以法学理论为指导对实务问题开展细致的科学研究。法律实务有着比其他实际工作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质。对此，换个角度更加清楚: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法律实务进行探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进行探讨，其主观过程和规律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前者是法学研究便不能否认后者。不能认为法学研究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而实务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为完全不需探讨的法律实务很少。 再看法学教育的类型。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法科人才，其目的与法学研究一致，即通过培养专门人才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既然“砍柴”和“磨刀”都为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所必须，法科人才的培养就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着力培养专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由此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实务型人才培养着眼于实务工作岗位，主要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和执法岗位(我国“大法学”概念包括公安学科，但中外对警务执法人员的培养都是法学院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理论型人才培养着眼于理论工作岗位，主要是法学教师和研究员等教研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学生分别培养成两种类型的岗位人才，必须清楚:究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何种素质和能力?两种教育类型对此有何种定位?这个法学教育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法学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生，必须在系统的法科学习中获取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务工作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教育类型要让学生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法科学生获取两种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论知识，包括法学理论和相关理论知识，这是法科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从法学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两种法学研究涉及三种主体: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校法科学生。其中，在校法科学生与法学理论工作者中的法学教师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包括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体现法学教育的结果。几种主体都可对法学原理和法律实务展开研究，但是，毕竟法学教育类型与法学研究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即法律实务人才主要进行法律实务研究，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法科学生的实务研究能力;法学原理的研究任务主要由法学理论人才承担，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任何主体都应首先具备与岗位湘适应的研究能力。当然，区分培养类型不意味着两种人才只能有单一的研究能力。两种培养类型都要让培养对象掌握法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教学中都要联系法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教学内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只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其次，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 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有研究能力的法科专业人才。法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自然成为各国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外国法学教育大致有两种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以两种法学研究为内在依据。 第一，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对法科学生分类培养。各国法学教育品种的设置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横向区分。欧洲模式中的法学本科与美国模式中的J.D.学位，都属实务教育品种，前者旨在一体化地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培养过程兼顾几种法律实务角色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则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其学校培养环节集中在律师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两种模式中的法学博士都属理论品种，着力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学硕士主要作为外国学生攻读法学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培养不同研究能力，相应的学历学位类型只作为相应岗位的资格。例如，美国的法学博士(5.J.D.)和法学硕士(LLM，)学位通常不能作为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此类学生就不能进人法律实务岗位。 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的培养层次。各国法学教育都在学历学位的层次上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纵向区分。各国法学教育设置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养品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层次不同。各国法学教育的实务人才培养类型都以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所谓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是指未来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法学理论工作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系统的法学专业高等教育)为必要和充足。欧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国则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谓“必要”，是指没有接受过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没有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从事法律实务，必须科班出身。所谓“充足”，是指完成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有了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然而，各国法学理论人才培养类型需要多层次法学教育。事实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聚集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p#分页标题#e# 第三，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合理安排培养内容。各国法学教育都以传授法学理论和训练法学研究能力为主干。尽管法科学生由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构成特点，难免存在两个部分之外的学习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种学习项目或者由选修课解决，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与学生就业有关的共性项目，如果喧宾夺主，也不能纳人教学体系。例如，各国司法考试或律师考试是法科学生进人实务岗位的前提，但欧美的法学教育都不以考试为主线或参照，更不安排考试培训。其考试与培养内在一致，都着眼于实务研究能力，课堂学习优秀者更容易通过考试。这种一致性促进了法科学生认真掌握法学理论和积极训练研究能力，从而保证了教学计划和质量。 欧美法学教育历史悠久、发展稳定、成效显著，与其说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其培养模式可供借鉴，其科学精神更值得学习。 最后，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只有本科，面对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双重短缺，法学本科将两种人才培养一肩挑起。法学硕士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类型区分的标志。解决法科人才奇缺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培养人才的师资。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硕士建立伊始，自然成为培养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此后出现的法学博士是该品种的延续。法学本科逐渐转向培养实务人才。此种格局基本符合两种法学研究的规律，与欧洲模式接近。接下来十几年，法学硕士和博士与理论人才需要相适应，稳定保持有限规模，但伴随我国社会日益升温的文凭热，催生了提高法律实务人才学历学位层次的需要。为解决这种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美国模式，招收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从而在研究生层次把实务人才与理论人才的培养区别开来。但是，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均作为实务品种，双轨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本世纪初，法学师资经多年积累，需求数量减弱，门槛则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学硕士急剧扩招，能当教师的法学硕士越来越少，其多数要从事实务。这对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形成挤压，也使得不同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论色彩的培养一锅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学教师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扩招又使越来越多的法学博士也要走实务之路，法学硕士则在事实上完全变为继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之后的第三个实务人才品种。然而，就法学硕士的培养来看，尽管各培养单位向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课程体系、授课内容、论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论人才类型的总体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反而强化法学硕士的理论型色彩，将其归为“学术型”品种，与“应用型”的法律硕士相对，使两个品种的关系变得十分纠结。应当看到，我国法学教育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当前发展进人瓶颈，结构不顺，规模失控，盲目攀比，质量堪忧，就业困难等，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法学教育呈现乱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视两种研究能力与人才培养需要的对应性，导致未能科学设计法科教育品种。品种繁多，关系不明。第二，忽视两种研究能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导致一方面未将科班培养作为上岗的硬性条件，另一方面层次累赘，本科足以从事实务，却还要培养研究生，硕士能胜任实务，却还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实务人才法学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视两种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质内容，导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类培养，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论素养作为实务人才培养的重心，往往忙于给学生灌输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实务经验甚至“潜规则”，从而遮蔽了法科专业大学教育的深邃灵魂。 针对缺失，我国法学教育巫需科学定位和调整。第一，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基准，明确我国法学教育的品种和层次。可有四种方案:(1)保留法学本科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律硕士。(2)保留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3)在理清关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学本科与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两个实务型品种，设置不同培养机制;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4)保留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由不同培养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之一;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第二，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根据，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两种研究能力决定了两种教育类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文选题、考核答辩、实习内容等培养方面都要有明显区别。例如，实务型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应从原理开题，不要求理论创新和发表文章，而理论型学生必须进行系统的原理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力求发表学术成果，要做教师还应到课堂实习。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让校园回归理论氛围。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数量关系是实务远远多于理论，招生时应保持恰当比例，相应调配教学资源。第三，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门槛，明确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未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不能进人实务岗位。没有理论型法学教育经历者一般不能进人理论岗位。第四，以两种研究能力为标准，建立法学教师的考评指标。法学教师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两种研究能力。法学教师应当是接受过实务类型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和进行过理论型法学深造并将两个方面交相融会的法学研究通才。应对两种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待遇。此外，还应具备法学教育研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