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的交流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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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工艺美术，宋代，中外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 A

在两宋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工艺美术的发展越来越快速。在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日益进步以及海上交通越来越便利的宋代时期，人们开始扩大对外商品输出的规模。而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工艺美术品作为宋代经济文化的载体而不断向外输出，增进了宋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比如，北宋和中东、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经济来往，交流频繁。

1 宋代工艺美术发展现状

自唐末以来，中原地区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宋朝的建立使得这一局面瓦解，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而在这一社会经济形势下，发展迅速的手工业推动了宋代工艺美术的进步，取得的成就非常大。宋代工艺美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活习俗也在发生改变。纺织品、玉器、漆器、瓷器等等工艺品种不断在增加，同时出现了日渐丰富的装饰手法与新型的装饰技术，形成了工艺美术品多种多样的新面貌。宋代政府对工艺美术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为其专门设立的管理机构大而齐全，促进了工艺美术的更一步发展。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的内容来看，宋代继承了唐、五代的旧制度，在宫中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工艺珍玩生产的文思院。文思院分为上界和下界两个部分，分别负责生产金银珠玉、钢铁竹木杂料等。上界生产出来的工艺美术品是最精致的，其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昂贵。而且宋代还在盛产丝绸的地方设立了管理机构，比如成都的锦院，高度重视丝绸织造业和工业。纺织工业在宋代的发展比较快速，其生产技术、生产数量、花色品种以及织物种类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新。宋代的经济非常繁荣，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府高度重视手工业。另外，探索创新的学风盛行，都为宋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基于工艺美术的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分析

2.1 宋朝对高丽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分析

在宋代，主要以贡赐贸易的形式来对高丽王朝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民间的出口商品比较多。高丽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北宋和南宋时期分别以辽国、金接壤。在北宋中期之前，高丽的使者都会在登州上岸，而辽、金两国先后将其占据，官方航线被阻断，出入地点改为明州。而在北宋中期之后，政府以提高高丽的地位而意图笼络高丽与辽国对战。高丽使者即国信使，在过道的时候，各州通判或者知州都需要出城迎送，沿途费用还会由当地官府来负责，是一种高规格的接待形式。神宗时，宋朝与高丽的贡赐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熙宁年间，同文馆的设立就是为了接待高丽使者。而在北宋末年，开始由宋朝的枢密院来对高丽贡赐贸易进行管辖。宋代与高丽的贡赐贸易越来越繁荣，大量的瓷器和丝绸等工艺美术品流入高丽，其审美趣味和装饰纹样都为高丽带来了很大影响。而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大量的折扇、纸、墨和砚等物品从高丽流入了宋朝，而且非常受欢迎。由此可见，两国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彼此都存在影响。

2.2 宋朝对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分析

在宋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很少，但是民间贸易却得到非常好的发展。宋代商人一般会将香药、织锦等运往日本，文具和茶碗也比较多，还有雕刻、茶叶和佛器等等。宋代对日本带来了影响，在镰仓时代中期就涌出中国丝绸纹样的仿制品和丝织产品，比如常陆绸、阿波绢和甲斐斑布等等。日本陶瓷的瓷器纹样也受到宋朝工艺美术的影响，比如比如建窑黑釉茶盏是宫廷御用茶盏。在宋代，经常会有日本僧人进入国内，比如僧人荣西第一次入宋的时候就将喝茶的风气带回了日本，更是著了《吃茶养生记》这一本书而使得喝茶的风气流行于禅僧中。另外，宋代工艺还影响了日本雕刻纹样，甚至有宋代工匠参与了日本京都东大寺的佛像铸造。而宋代工艺商品流入日本的同时，日本的商品也开始流入中国。在北宋时期，日本流入的商品折扇在士大夫中很受欢迎。而宋、辽和金等都仿制了日本折扇的制作技巧与纹样，在当时的临安已经出现了折扇铺。日本流入宋代中国的另一商品刀剑也是宋人非常喜爱的，也仿制了很多类似的商品。

2.3 宋代对其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分析

在南宋时期，政府授商以官，奖励商人的贸易活动，从而增加国库的收入。而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就是泉州，其出口瓷器会转销到印度等国家，还会远销到北非。在非洲和西亚出土了宋代中国的陶片和瓷器，可以说明宋代中国与阿拉伯这些国家之间的瓷器贸易非常繁盛。而中国也专门生产有阿拉伯风格的瓷器，并且大量出口。埃及受到宋代中国瓷器的影响，在法蒂玛王朝时期对宋代青瓷进行了仿制。后来，埃及还对青花瓷与青白瓷进行仿制。仿制的瓷器从一开始的形制、纹样造型到后来的式样、釉彩，都与中国原产十分相似。在南宋时期，青白瓷是对外出口的主要瓷器品种，在很多国家与地区都比较畅销。

3 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原因分析

总的来说，发展原因主要包括三个，首先是宋代经济的繁荣。在宋代，社会比较稳定，为社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农业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宋代的发展非常快，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商业也是社会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宋代的商品经济也非常繁荣。在宋代，不再沿袭唐代的抑商政策，在城市内取消了方形之坊的划分，不再是由官府来对城市市场进行设定，而是由商人自己来决定商业交易时间与交易地点等。因此，北宋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的地方第一次设立镇市，形成了商贾的交易场所，增强了城市的经济能力，促进了商业、手工业与海外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宋代科技的发展。在古代科技与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材料与技艺在不断发生变化，人类的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也在不断进步。因此，很多类型的工艺美术品种、装饰与造型开始出现，从而适应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多半都是诞生于宋朝，而且宋代的医院与天文学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被称为科技百科全书。最后，在宋代，航海技术得到了较大进步，很多大型船舶都被建造出来，指南针的运用更是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政府鼓励对外贸易，将其税收作为国家的重要收入之一。宋代航运的发展使得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大量的瓷器与丝绸被出口到日本、阿拉伯和朝鲜等国家。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得工艺美术品的出口为北宋的财政收入提供了重要来源。反过来，国家重视海外贸易，也促进了社会经济与工艺美术的发展。

结束语

在两宋时期，工艺美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繁荣的宋代社会背景下，对外输出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增加宋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与高丽、日本和越南这些周边国家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大力传播了工艺美术，其影响甚至波及整个东亚。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发展状态堪称极盛，而其中发展繁荣的工艺美术可以对两宋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行解读，认识到宋代中国取得的成就，也探讨了其发展原因。

参考文献

[1]谷莉. 从工艺美术看宋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52-156.

第2篇

所谓泛经济主义，乃是指那种视人的一切行为为经济行为，以经济发展为根本，以经济效益或效率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奉市场化规则为圭臬的一种全社会流行的理念与实践的规则。虽然事实上从未有一位学者自称为经济主义学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声称完全实行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经济主义是渗透于现代文化（广义的文化）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2]当前中国大众社会文化的现实，恰恰流行着一种泛经济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政策也多是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

一、泛经济主义冲击下教师职业地位变化而引起身份认同危机

一个社会群体或职业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一般认为可以从社会声望、财富及权威三个维度进行衡量。社会地位虽然与其经济收入的多少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获得的社会声望的高低。在中国，社会声望的获得与个人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身份固然有关，但更取决于从事该职业群体成员行为与主流社会理想追求的目标和大众文化的认知之间的一致性如何。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崇尚非物质利益的政治、道德等为核心的，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长期以来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民间社会与国家主导的理想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但在对道德、精神等价值的崇奉上，民间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却达到了高度一致。追求物质享受被视为可耻，而精神境界则被认为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学校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作为传播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

如果说泛政治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教育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同样泛经济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不仅颠覆了整个社会传统的信仰体系，使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样也使以育人为职业的教师的声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经济主义对教师职业地位的作用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发生影响。

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影响社会地位高低的权力、经济、道德诸因素中，经济的比重加大，经济收入甚至成为民间社会乃至政府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经济地位也直接决定着社会地位的升降。教育工作的性质，使大多数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排名永远不可能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根据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的调查，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声望排名远高于一般的私营业主和蓝领工人。[3]问题是为何中小学教师的怨恨心态较比其声望排名低的工人、农民大，发生职业倦怠的几率也大？事实上，基础教育实行绩效考核之后，收入已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激发教师们工作的积极性，也未消除其职业倦怠的现象。美国学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段分析颇有启示：“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为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给予相应的回报。”[4]当整个社会呈现出极为现实的经济主义文化，知识分子将永远没有幸福感。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社会文化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上给教师带来了压力，最为关键的是社会文化取向在精神上给予年轻人以挫折。因为在现今经济主义的环境下，安于现状的年轻人甚至可能被同龄人视为平庸的代名词。

如果说成为“成功人士”只是部分人的梦想，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影响尚不大的话，那么间接的作用便是指社会经济主义氛围的形成导致教师精神寄托的消失。在泛经济主义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一方面所有人可以被还原为经济动物，似乎一切都可以“物”的价值或利润予以衡量，任何高尚精神的追求均被消解、取笑。对向以精神贵族自居的教师而言，其神圣性的地位也正在被消解。教师如果在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接触过程中，再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遁词时，似乎不再有效；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主义文化的形成，教师群体成员一改传统羞于言利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特点，而对物质利益的争取也不再忌言。当然在社会其他成员均倡导市场法则的同时，却要求教师群体必须依然信守道德法则，就会造成教师在心理上对自己职业的不满与后悔，对自己教书育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职业倦怠现象亦由此而生。

二、教育经济主义下学校属性的模糊与教师角色的激烈冲突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类的口号或行动常常见诸中央或地方各种媒体，“恭喜发财”一类与个人切身物质利益相关的话题成为民众普遍流行的问候语。这种社会文化的变化，标志着长期被压抑的民间经济意识的复苏以及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强力引入的决心，使中国迅速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这不仅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颠覆了传统的泛政治化社会中权力等级秩序以及对个性和个人物质享受的忽视，同时也使原有的精神信仰体系在这种新的经济文化中被消解。

经济主义的猖行，使教育的经济功能被极力放大。“教育产业化”之类的教育经济主义的流行，教育属性是“公益性”抑或“私益性”之类问题被反复争论，使教育一方面与经济接轨，改变中国教育仅仅成为身份象征的传统，使教育更多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但另一方面，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往往会出现围绕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方面，以增长效益和提升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这一教育发展的现实，使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最低点，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不仅使学校长期以来树立的公益、公正、清廉的形象遭到普遍质疑乃至完全颠覆，而且导致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角色认识变得模糊。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被认为是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的合理行为。

教师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给教师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而且由于他们认定该职业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能够在与比自己年轻一代的无私交往中感受到快乐，同时教师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年轻一代从无知到有知，为社会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因而使自己常常能够在良好的职业成就感和职业的神圣感中找到慰藉。然而，在教育经济主义社会文化下，传统学校教育拥有的那种“清高”被嘲笑，教育职业不再能享受到“崇高”（尽管可能只是理论上、精神上的）的待遇，教育部门与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一样，只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部门而已。尤其是家长和学生动辄以“消费者自居”，学校常常以“学生乃我们的衣食父母”为训诫，教师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对于教师职业，不仅社会普通民众常常以一种鄙视的“商业人”视之，教师们对自己的教育者角色也常常发生困惑：教师到底是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还是知识的贩卖者？教师将自己的职业仅仅看作是一个获取报酬的饭碗而已，一旦感觉到这个“饭碗”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教师们往往会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激情的状态之下工作。而当社会大多数成员均可按照市场法则行事，却唯独要求教师等少数群体成员必须要有牺牲精神时，这种怨恨情绪更是油然而生。

三、经济效率崇拜下巨型学校的形成与教师团体认知的减弱

泛经济主义渗透社会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全社会个体与机构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优化组合、注重办学的规模和效益等侧重于“经济成本”降低等一系列举措成为学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与教师编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当编制一定时，招生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学校运行成本的高低和学校效益的大小。招生越多，当然学校的经费也就越宽裕。因此，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默许学校通过扩招来解决经费问题，而某些学校尤其是某些“热门”学校，热衷于办校中校、招议价生，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同年级的平行班级有的达到三、四十个，而班级人数有的小学多达80余人。

对于学校的巨型化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研究者多从教学质量的影响出发。事实上，教师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归属感的降低和职业倦怠的形成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职业生态的状况。这种影响可以从作为被管理者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和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断裂之中表现出来。

在巨型学校中，全校教职工人数一般在300人以上，为此学校在组织机构上建立了科层化制度，有的学校在学校管理者之下还实行年级主任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在这个人数众多的学校团体中，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频次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教师与学校最高管理层之间的直接交往更少，而“团体之成，端赖个人间意识的交通……聚群盲于暗室，虽接近而无交通，有目者若熟视无睹，则彼此间意识亦不能通，二者均不得成为团体”[5]。当群体中人与人尤其是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往较弱乃至断裂之后，群体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便被削弱。

与此同时，教师在与人数众多的学生群体的交往过程中，由于疲于应付课堂秩序的整治，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教师与学生个体的交往频次也会急剧减少。一旦教师与学生的交往难以深入，教师就不可能融入学生群体之中，师生之间的交往就难以真正做到心与心的交流和对话，教师在学生群体中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四、经济管理模式下校长非人文化管理方式对教师成就感的降低

在泛经济主义的影响下，经济管理模式曾被视为一切社会管理的“圭臬”，政府的管理模式也开始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也在管理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

对于学校政策或措施的制定者、决策者而言，如何提高学校对社会的吸引力，为学校增值创收，是体现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教育管理者对于升学率的追求，乃是因为看到它是关乎学校生存、发展的重大事情。只有升学率高了，报考的学生才会增多，接受学生的费用也才会增多，当然也可由此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将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引入学校管理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因此，在中国当下的中小学中，与升学相关的学科教师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师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晋升的机会也远远大于音、体、美的教师。

当前中小学对教师管理上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通过对教师工作的定量化考核而予以评价，并将其与教师的物质报酬直接挂钩。对于校方管理者而言，教师与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实施严格的管理，势必会导致教师对自身工作的懈怠，影响教学质量，引起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不满。有效管理的方法莫过于管理措施的规范化、数据化、经济化。

然而，大多数教师在内心并不认可校方的管理方法。各教师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反复强调教育工作有其特殊性。过于定性化的评价将抹杀教师教育教学的个性特色，否定教师们的专业立场，同时也是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为了学校的经济利益，甚至害怕得罪家长而不惜牺牲教师利益和尊严的做法，更是使教育者无法开展工作。事实上，尽管由于学校管理者的权力，使教师并不公开反抗校长等管理者的指示，教师工作的激情亦将不再。

总而言之，如果校长们不能让教师有尊严地工作，教师自身又不能自尊自强，那么，想要使学校之内的教师消除职业倦怠，让学校之外的社会人士尊重教师，尊重教师从事的事业，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参考文献】

[1][日]作田启一.价值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卢风.经济主义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4（7）.

[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

[4][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

第3篇

关键词：国际交流与合作；翻译教学；跨文化；语境；调适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2―0083―02

一、翻译教学对于高校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是指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教育交流，包括合作办学、学者互访、合作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教育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高等教育已经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国内走向了国际，在这个逐步深化过程中，要突破文化差异的障碍，充分开展交流与合作，英语翻译教学不容忽视。尤其是合作办学项目，目前在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专业，相当比例的课程都已实现全英语教学，从更的深层次看，要培养中西多元文化兼容，既熟谙英语，又精通专业，具有世界眼光的复合型人才，需要很强的英语翻译能力作为支撑。翻译能力是检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主要标准，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其翻译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国的英语翻译教学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教学模式较为陈旧，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大大制约了我国高等院校以更快的步伐融入世界教育、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今天，顺应时代需求，抓住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度开展的契机，以学生为主体，创新突破英语翻译教学体系，将是加强高等院校与国际接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长远立足点。

二、翻译教学文化方面存在的欠缺和问题

传统英语翻译教学以“传授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为导向，再加上一直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普遍不重视翻译教学，孤立地教授抽象的语言知识，认为只要抓好听、说、读、写就足够了。而作为教学对象，许多学生对翻译缺乏正确认识，片面以为只要读写能力跟得上，能够理解原文翻译就不成问题，不需要专门的学习。由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及翻译技巧等方面知识的严重匮乏，学生所谓的翻译就出现了词义堆砌、中式英语、欧式汉语、误译错译等情况。总体上学生在翻译学习中基本没有建立文化意识，英语基本功不扎实，汉语表达能力也有限，课外阅读量小而狭窄，尤其忽视富含英美文化的原版英语文献的阅读。可以说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正在于对文化的认识和体现，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词句并非难事，掌握一些基础性的语法知识再加上一本字典就能够完成，而原文中所涉及到的民族、历史、宗教、典故等文化信息，若没有长期积累就无法将其神韵和内涵翻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形合”与“意合”的差别。因此，许多学生无论是笔试还是口头表达都不错，对语法、词汇的运用也非常熟练，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涉及文化差异的问题解释时就会形成很多障碍，甚至闹出许多笑话就不足为奇了。

三、立足国际交流与合作，明确翻译教学文化方向和策略

（一）树立国际化教学理念和跨文化意识

全球化浪潮中高等教育面临着同样的趋势，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拥有共同的文明渊源，又植根于各自的人文社会土壤之中，形成个性鲜明的办学风格。我国的高等院校要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建立广泛的交流与合作，需要拓展国际视野，汲取世界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具体到翻译教学就需要在教学理念、课程设计、教材更新、教学组织等层面融入跨文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意识，注重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文化理解力。英语翻译能力是译者的中英文能力、翻译技巧、思维能力等各种语言文化素养的综合表现，教学时不但要注意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语言跨文化背景的养成。随着高等教育国际交往的持续深入，学生更应当对英美文化持广泛接纳的态度，培养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和灵活的表达力。对不同语言的理解不能脱离于语言形成的文化背景，翻译的核心在于促进跨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属于东方体系，英美文化属于西方体系，两者由于历史、地域、民族及宗教的不同客观上形成很多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跨文化意识的翻译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洞察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信息，增强他们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学会有效处理异质文化问题，减少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文化休克”现象的可能性，真正提高翻译水准。翻译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双重制约，正如翻译学家谭载喜先生所言：“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文化背景知识的积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英语翻译教学强调跨文化意识的建立，应注重学生国际化理念和文化修养的培养，尤其是东西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体现。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和报刊杂志，熟悉英语形成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背景，全方位地增强跨文化意识，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构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

（二）增强文化语境和文化调适的导入

翻译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上， 而应该首先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然后再确定适当的翻译策略，换言之，翻译过程中若不参照相应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做到准确无误的。英语翻译教学应当充分重视文化语境的存在，透视中、英文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文化信息，将学生置身于语境的前提下，再系统地向他们传授英语翻译的基本理论、方法、技巧和规律，逐步培养准确接收、转换、发出信息的能力。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语境却不能改变，一定会真实地呈现出来。美国跨文化学家霍尔（Edward Hall）将人类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 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两个层面，这种区分理论依据是文本对文化语境的依赖程度，而并非单纯的语内因素。对于高、低语境文本，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就需要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进行考量，而采取相应的文化调适（Mediation）。调适的内容包括源语文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审美观以及丰富的文化信息，调适的手段可以是文化信息的补增、减少或者横向的推演等，以协调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背景中，“翻译”被定位为“文化调适者”的角色，承载着帮助国际间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彼此理解与顺畅交流，积极协调相互关系的重任。翻译教学一方面应当克服传统教学的积弊，注重文本蕴含的文化语境，实现文化对翻译的调适功能，让学生从语法、词汇等语言结构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充实与所学内容相关的英美文化，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在提高学生翻译技巧的同时，将翻译和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他们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感受文化，在文化沐浴中习得语言，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综上，高等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持续开展让英语翻译学科步入一个黄金时期，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在跨文化理念和意识的指导下，明确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快英语翻译教学的改革步伐，增强文化语境和文化调适的导入，必将走出一条适应时代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李忠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与对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09）.

[2]张美平.翻译技能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J].中国科技翻译，2005（05）.

[3]李红青，黄忠廉.外语专业翻译课的定位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1）.

第4篇

关键词：流行文化；高中语文教学；背景；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高中语文教学一直比较重视经典文化、精英文化，但这恰恰与青少年学生普遍偏爱流行文化的现象产生了尖锐矛盾，使得当下的语文教学陷入尴尬之境。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将优秀的流行文化与高中语文教学完美结合起来，成为摆在相关人士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做具体的研究和探讨。

一、流行文化对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

1.流行文化可增加语文课堂的人文气息

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语文审美能力、探究能力，进而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其未来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优秀的流行文化作为对学生极具吸引力的新鲜事物，把它引入语文课堂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流行文化的脉搏，对流行文化具备较为深刻的了解，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找准优秀流行文化与教材之间的结合点。

2.流行文化可使语文课堂更贴近实际生活

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年轻的、对时代和潮流具有相当敏感的群体，如果在语文课堂上加入流行、时尚的元素，不但会增加语文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还会使语文课堂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这就要求教师要积极学习，开拓创新，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增强文化底蕴，当然我们并非让语文教师一定要做流行文化的追随者，但至少要做一位关注者，这样才能使语文课堂生机不息。

3.流行元素会增加语文课堂的魅力

语文课堂要保持它自身的魅力，就要永远敢于创新，敢于添加最新的流行元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给语文课堂带来新鲜生命力，才能保持它对学生的吸引力。将这一流行文化引入课堂中，既拉近了流行与经典的距离，增强了学生学习经典、爱传统的自觉性，又增加了语文课堂的魅力。

二、利用流行文化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应采取的措施

1.利用流行文化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流行文化具有新鲜性、生动性、时尚性等特点，而正读高中的青少年则处于最敏感、最好奇、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最强的阶段，这正好契合了青少年的心态，因此，教师可利用优秀的流行文化因素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把这些流行语引入语文课堂教学中，拉近了语文教学和社会生活的距离，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又提高了学生认知当代社会、观察流行生活的能力。

2.利用流行文化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优秀的流行文化语言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及魅力，如，金庸的古朴典雅、韩寒的精灵犀利、琼瑶的清丽委婉、方文山词句的古典唯美等，这些无不深深吸引着学生，教师可有效利用这些流行资源帮助学生克服写作难点，当前很多高中生在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内容空洞、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等现象，鉴于这种情况，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习流行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率性、真实等风格，引导学生进行真情实感的写作，引导学生注重对优美歌词及优秀语句的积累，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

3.利用流行文化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教师如果将学生所喜爱的流行文化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学习于谦的古词《石灰吟》时，由于学生对这类咏物言志诗接触较少，所以，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这时教师可利用热播韩剧《大长今》帮助学生加强认识，和学生交流剧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和人物品性，让学生深刻体会长今坚强执著、不受威逼利诱的形象，这一点与诗人身上的节操非常相近，为学生理解《石灰吟》中的意境打下了良好基础，使之更容易体会古诗所表达出来的伟大人格。

从以上内容的论述中我们可知，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促进语文教学，因此，我们务必要高度重视流行文化的作用，在课堂上争取做到恰当高效利用。

参考文献：

[1]徐叶红.流行文化引入语文校本课程的实践探究与思考[D].华东师范大学，2009（6）.

第5篇

“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环节是法治的宣传教育，法治的宣传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关联关系呢？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对我们科学地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这一点正是本文的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是该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等的集中反映，并为其服务；那么该社会的经济等是其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根据这一经典理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治的宣传教育是为法律制度服务的，所以这种行为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是社会的实体内容，是经济基础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知道，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作为它们的主体都是人民，所以两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取向是同构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是发展的好对我们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也就会更有物质基础，也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虽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务虚性的工作，但它同样重要，也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同样道理，做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不断地完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物质前提，两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们认为，法制的宣传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实执行的观念实现途径。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内容，只有向全社会广泛地宣传和教育，才会在全社会中产生对该法的了解，知晓，才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树立起该法的观念，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以之为规范，从而去自觉自为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法的执行和落实的一个观念上的实现过程。当然法律一旦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不以社会某些成员是否了解其内容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也不以某些成员不了解该法的内容而对该成员不产生拘束力；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们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观念实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普法的目的所在；我们的法律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观念上实现为最高境界。法律在观念上的实现，是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自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成员的行为。所以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实现法制观念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社会更多成员自觉自为的守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积极因素；社会更多成员的自觉自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条件；所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环境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行政执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种被动性的执法，也就是当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以后才去给与惩罚的，但是这种惩罚(来源：文秘站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类违法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人人都从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自为的守法意识，从而没有内在的拘束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对人根本就不知道相关法律的内容，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被动执法的结果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执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行政执法体系，对象多，领域广，具有源头性，如果在这里使我们的对象能够自觉自为的去守法，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都会大有改观的。

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强化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制环境；因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从而使之具有被动性；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后，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社会成员具有矫正力。我们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不仅使社会成员树立起法制意识，还会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意识，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言行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这种环境的强化还会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地运行就是一种不可能，所以我们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6篇

省人大代表周华起带着4个内容的建议、上万字的材料参加“两会”。这沉甸甸的议案，不难看出他对吉林发展的信心和期待。

他说，在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发展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并促进区域融合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东北亚六国的文化传播载体，我省的东北亚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七届，而作为东北亚博览会的分会场，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举办了历届国际书画摄影展，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东北亚区域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我省东北亚博览会文化板块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颇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文化与经济越融合，文化生产力的潜能越巨大，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它就拥有最根本、最持久、最核心、最难被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过去我们经常采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简单模式，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本身就是经济。”

他认为，长春作为典型的内陆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迫切需要一个文化产业空间塑造城市形象，以文化产业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长春发展文化产业从经济总量和规模上，资产总额、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重要指标明显偏低；从文化产业企业的竞争力上看，存在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分散等问题，难以形成龙头参与竞争。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政府采取“一个集聚区带动一批企业”的战略，优化配置文化资源，抢占文化市场先机；通过实施政策优惠、信息共享、配套资金等措施，扶持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一批民营文化产业发展“龙头”。同时，通过建筑、雕塑、环艺，到文化场馆、商业场所，构成了一个综合的、可体验的、可消费的、开放的文化休闲娱乐空间，让市民真实感受到纯粹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全面提升城市的核心价值。

他建议，东北亚博览会应在搭建经济交流平台的同时，将文化交流平台也提升到同等重要的高度，使经济板块和文化板块两轮驱动，促使东北亚博览会担起东北亚区域经济文化融合与发展的历史重任；将东北亚文汇不夜城确定为我省重要文化交流平台，纳入“长吉一体化”战略和省市“十二五”规划中，加大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扶持力度，由政府资助文化演出剧场等大型文化产业项目的建设，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以文化交流推进经济交流，以民间交流推进官方交流，以日常交流弥补展会交流，促进东北亚六国全方位沟通联络，逐步使长春成为东北亚区域文化交流的中心。

第7篇

关键词：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侨务资源；探索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2002203

十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江阴，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长三角”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和胸怀，加速着国际化、现代化的进程，展示着开拓、开放、文明、创新的城市形象。然而，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强海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江阴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优势

1.经济实力优势明显。从乡镇企业起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江阴已形成了以大企业集团迅猛发展和成批上市的“江阴板块”特色，经济综合实力多年来一直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的第一梯队。2011年底，江阴已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92个，其中有10家入围中国500强企业。规模型企业做大了江阴的经济总量，也使江阴的经济优势得到充分展现。同时，实施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开放型经济战略又激发了江阴经济活力，在吸引外资、对外贸易上，江阴人频频出现了大手笔令人啧叹，成为海外客商竞相合作的首选对象。同时，企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推动了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集聚的主要优势。

2.沿江开发功能强劲。江阴地处“江尾海头”，北枕长江，南襟太湖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在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现今，36公里的长江黄金岸线，连贯长江南北的江阴大桥，穿境而过的还有新长铁路和京沪高铁，加上周边车程2小时内的上海浦东和虹桥、无锡硕放、常州奔牛、南京禄口和扬州泰州6个机场，使得水陆空便捷的区位优势更为凸现，这些都成为吸引境外企业和机构投资入户的首选理由。更具吸引力的是沿长江黄金岸线“品”字而设的高新区、临港新城、靖江园区三大开放园区，优惠的政策服务、便捷的交通优势、集聚的新兴产业群和孵化园地，使得众多海内外客商和人才在此寻到商机、看到未来。

3.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江阴是古代吴文化重要发源地。长江的豪迈奔放，太湖的灵秀聪慧，铸就了江阴兼收并蓄、刚柔相济的人文品格，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吴地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江南民俗文化，有着“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传统的民间故事、民乐、戏剧、麦杆画和版画得到传承。历360余年的明清、民国要塞军事古迹良好保存。悟空寺出土的僧伽大师舍利子更展现了江阴悠久的宗教文化。数千年的文化使江阴古城留下无数历史的痕迹：千年文庙、千年紫藤、千年红豆树、兴国塔、乾明广福禅寺、泰清寺以及良渚晚期文化中心的石庄高城墩等，这些都成为海内外友人驻足观光的佳地。徐霞客、巨赞法师、刘天华、刘半农、上官云珠等文化名人的故居更让人慕名而至。更难得的是有着“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独特的现代新农村建设风貌，吸引着国内外友人的目光。

4.海外侨务资源丰富。江阴有着百年以上的侨务发展史，早在清朝江阴就有了远渡重洋海外求学的先驱者。现今，全市已有海外华侨华人4000多人、新移民600多人、归侨13人、侨属近2万人，有华资企业900多家，海归创新创业团队600多个、留学生亲属联谊会成员900多人。并且，近年来出国留学趋势明显，仅2012年秋季就达200多人，这些都成为我市联系海外的桥梁和纽带，也成为江阴开展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和资源，且数量和规模在全省县市（区）中位居前列。

二、当前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现状

近年来，江阴十分注重加强国际的经济文化交流，积极开展和参与各类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

1.海外友好交流城市越结越多。迄今为止，已与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日本藤冈市、意大利托尔托纳市、韩国群山市、美国阿拉米达市、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市和南非自由州省马洛迪市，以及摩洛哥穆罕默迪亚市等12个国家的城市，结为国际友好城市（友好交流城市）。这不仅有利于江阴进一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的考察访问、交流合作，也有利于在这些国家、在当地生活学习的江阴籍华人华侨、留学生与家乡间的沟通联系和亲密互动，给他们增添了归宿感。

2.海外友人来访数量越来越多。据统计，2009年市外事办接待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25批589人次；侨办接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39批307人次。2010年，市外事办接待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40批393人次，侨办接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34批326人次。2011年，市外事办接待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67批1167人次，侨办共接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200余人次。从这三年的统计看，来访人员批次和人次呈逐年递增之势。

3.海外引资项目结构越引越优。近年，江阴在同海外的经济交流合作中，不断调整引资策略，优化引资结构，重点引进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龙头企业。2010年，到位注册外资7.5亿美元，其中新兴产业占73.02%、服务业占27.98%。2011年，到位注册外资7.77亿美元，其中新兴产业到位注册外资占制造业比例83.39%，比上年增长9.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27.98%。同时，外资研发中心也同步增加。2010年引进外资研发中心为5个，而2011新引进外资研发中心就达10个。

4.本土企业跨出国门越迈越大。海外经济交流合作中，在“引进来”的同时，江阴鼓励和服务本土民营企业“走出去”，通过新设、并购、重组、参股等多种形式，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扩大境外生产、合作规模和领域，开拓国际市场。2010年，新批境外投资项目19项，中方协议投资额1.1亿美元，新增对外劳务输出人数392人。2011年，新批境外投资项目25项，中方协议投资额增加到2.46亿美元，新增对外劳务输出人数220余人。

5.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越唱越火。一方面，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园二期为载体，引资建设的“设计谷、动漫城”，集聚发展了原创动画影视产业；临港新城以金一文化产业园和国际创意港为引领，引资建设了创意设计集聚区；以建设“中国裳岛”为突破，打造国际纺织设计之都的文化创意新品牌；以文庙为中心，建立了民间工艺美术品和民间收藏艺术品交易市场。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得到保护利用。黄山炮台旧址等7处省级文保单位升格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规划保护忠义街、北大街两个历史文化街区，修缮维护了一批文化遗存、名人故居，长泾镇被省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8处文物点被列为第七批市级文保单位，95个项目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一方面，名人资源和民俗节日及华西村的现代新农村文化，吸引了众多海外友人前来观光游览。

当前，江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成效显著，特点也明显，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多”：

1.政府主导多于民间组织。近年来，虽然政府积极倡导和鼓励企业和社团组织开展非官方背景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也通过提供政策、舆论引导等方式，努力从单一依靠政府向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上转变，动员和利用社会各种力量来推动本市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多元化、多样化。但现实看，仍然是政府主导举办多于民间自行组织，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的活动，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相当的提升空间。

2.经济合作多于文化交流。虽然当地在文化交流上也有徐霞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平台，但在开展经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中，仍然是侧重于招商引资、项目合作，国际间思想、学术和理论交流等活动，与开展的各类经贸活动相比不成正比，且为数不多、平台不强、影响不大。

3.“引进来”多于“走出去”。从近年看，江阴引进的境外项目明显多于本市境外投资的项目，境外文化团体来访数明显多于本市文化团体的出访数。以天华艺校为例，虽然作为江阴“魅力城市”的一张名片，出访了新加坡、港澳、日、法、德等国家（地区），但接待来访的国家（地区）数远大于出访数。因此，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把江阴推介出去上，还任重道远。

4.华人华裔多于国际友人。不论是开展经济交流和还是文化交流，在海外交往接触的对象中，华裔身份的多于“纯种”的国际友人，即使主要来宾是国际友人，相伴左右也多有华人华裔。据统计，无锡地区约70%的境外入户项目，均是华人华侨华裔投资的项目。

（三）发挥海外侨务资源促进江阴对外交流的不足

近几年，江阴统战部门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海外统战资源优势开展工作，为促进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看到了海外联络工作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存有差距。主要在：海外侨情资源的集聚吸纳与本地发展的需要还不能很好地同步；利用以侨引侨、以侨引智的力度和形式与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海外交流互通信息、联谊交往的渠道还不够宽广；加强海外交流的地域特点和文化品牌还不具明显优势；依法护侨、凝聚侨心的协调机制还要进一步健全等。

三、对利用侨务资源拓展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考

近年来，海外侨情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海外侨胞的数量剧增，分布更广；二是海外侨胞的构成发生较大变化，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成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三是海外侨胞的经济、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四是海外华人日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增强；五是海外侨胞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民族使命感明显增强。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海外华侨华人的资金、技术、人才将更多地流向国内，他们渴望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为发挥侨情资源作用，做好新形势下海外联络工作开辟了新的空间，也为更好地利用海外侨务资源，进一步推动地方海外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因此，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摸清侨情、广结善缘，为加强海外交流拓资源。一是上下联动摸侨情。由统战部门牵头，各镇联动，开展大规模的侨情普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横向互动借资源。加强与广东、上海、福建等重点侨乡的联系，借助他乡资源助我发展。三是以情带动拓资源。从亲情、乡情、友情、商情等入手，以新华人华侨、华侨新生代、华侨华人新社团为工作重点，加强与海外第二代、第三代、新移民及留学人员的联系交友，涵养侨务资源，拓宽工作领域。

2.借势借力、社会参与，为加强海外交流增途径。一是借助上级力量。要充分利用和积极借助省以上涉外部门组织的科技团、交流团和经贸团等出访机会，主动参与开展对外交流活动。积极参与本地高新园区招商活动，开展经济对外交流活动；二是借助中介力量。可以与一些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或协会加强联系，借助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介机构的网络和资源开展交流活动；三是借助社团力量。借助各类商会、协会等社团力量，邀请一批重点侨商团来澄考察洽谈，并主动参与、配合有关团体做好经贸和文化交流。四是借助海归力量。力争组建“江阴海归创二代人士联谊会”“海归创新创业人才联谊会”等新平台，借助海归人士的海外学友、商友、亲友等人脉关系，开拓海外交流的新渠道和新领域。

第8篇

衡水市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依据现状主要是通过现已经存在和可以挖掘创新的文化艺术形式以及环境人文资源作为基础载体，增加内容和形式，通过合适的宣传渠道和方式，达到对外辐射和交流的目的。促进衡水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关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龙头产业入手。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必然要抓住特色鲜明的龙头产业。以中尼文化交流为例，在1971―1985年的初创阶段，中国运用的就是“乒乓外交”策略，来带动对外交流，衡水可以抓住基础教育这个品牌，开展短期访学交流，或者定期举办中小学校长会议等项目，可以让每位校长遴选两名本校的学生，一道来访问。学生回去后，可以现身说法，更有助于文化的交流。

二、初创阶段，可以试着从文艺、学术、体育等多角度，打开文化交流的局面。文艺、学术和体育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载体，范围广，辐射面大。衡水市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已经举办了四届，初具品牌规模，下一步应加强特色品牌建设和舆论宣传建设。文艺和学术方面可以广开渠道，以衡水湖的休闲特色承接各种文艺和学术交流活动，或联合衡水学院与文化局主动策划和创立几项艺术交流项目，如：衡水湖湿地画家写生节，湿地摄影界等等。旨在进一步推动衡水市的艺术文化交流与繁荣。

三、进一步拓宽渠道。拓宽交流渠道，丰富交流内容。使文化交流的规模、形式、数量都有新的突破。加强与京津地区文化艺术公司的合作，搭建与京津地区合作的新平台，将交流拓展到卫生、科技文化、经济等多方领域。

四、 人口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建议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是将京津冀户口统一划归北京，这将从教育、经济、房地产等根本方面促进津冀的发展。

五、 媒体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在文化交流的发展阶段，媒体意识一定要加强，要想在特色、品牌上取得突破。首先要加强传媒方面的力度。

六、文化交流是一个系统问题。文化交流落实在行动上可以零打碎敲、各个击破，但在理论指导上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相互统筹的战略纲领，谋求全局效应。可以组建一个专门执行委员会，实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一整套文化交流战略。

七、文化交流是双向行为，无论是送出去的，还是请进来的，都要重视质量。

八、文化活动承办单位，要积极探索市场运作之路，把文化、社会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积极主动地持续地举办各种文化交流项目。借鉴和利用国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发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扩大衡水文化产品服务的国内市场的份额。

九、要持续不断的改善文化市场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投资衡水文化交流产业和项目，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衡水市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能否上水平，上台阶，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导和社会各届的广泛参与与关注。十三五规划中，对于文化建设与交流提出了新的建设方向，也指出了目前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如文艺出精品、出人才的机制亟待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填空白、补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文化产业还需要一批新的增长点做有效支撑；对外文化传播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对高新科技应用不充分；一些文化单位活力不足、运行效率不高，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等。

衡水的文化建设和交流要抓住十三五的大好发展时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效益，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创新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式、着力推动衡水传统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第9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交流；大连

2013年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全面性的经济合作开放战略，这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不应缺席交流，用交流促进发展，用发展强化保护。我们必须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造性转化。

一、“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与世界交流和对话的机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共同信仰的代表，是一个民族情感、智慧、思维方式的体现，具有民族性、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象征性、标志性、广泛性、传播性等基本特征。“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又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如剪纸、音乐、舞蹈等项目，各国各地区的外在物质形态或表现方式有所差异，但内在的精神却可以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一切空间进行交流。

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加强交流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彼此传递朋友情谊、展示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在“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面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将目光放远、眼界放宽、胸怀放广，通过城际间与国际间的交流，展示实力、释放潜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也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国家“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提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走得更深远、更坚实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是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既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也要在其中有所作为。二是国家在“一带一路”的认识上既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时念的创新，从文化交流角度深度思考，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而时念的创新说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策略要有时代精神，盲从历史、循规蹈矩、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要古今融通，全面的、深刻的领会历史与现实的“一带一路”的精神实质。三是“一带一路”的沿途国家和地区加强文化交流将成为一种趋势，将变得更加频繁，既是互相学习，也是融会交流，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迎来难得的求教四方、博采众长的机会。

三、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大连为例。

大连的发展是放眼世界的开放式发展，是海纳百川的包容式发展，是吐故纳新的交互式发展。大连与世界的交流不仅有经济交流，也有文化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自然就包含了物质文化交流和非物质文化交流。大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可以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而变得更加坚实。大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已有100多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项：复州皮影和庄河剪纸；国家级四项：复州东北大鼓、长海号子、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另有金州皮影戏、大连新金民歌、复州鼓乐、普兰店鼓乐、大连吹咔乐、金州古琴音乐、复州高跷秧歌、辽南古诗词吟咏等省级项目二十多项；辽南二人转、大连新金大鼓等市级项目七十余项。从级别、数量、种类上分析，大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有实力，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走向国际舞台，为宣传大连、展示大连、发展大连做出贡献。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沿线人民互通有无、进行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一带一路”构建过程中，不仅要加大不同国家间文化的交流，还要尊重和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宗教和习俗，真正做到“亲、诚、惠、容”。一座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步伐紧随国际趋势，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理念上也要与国际同步。大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要与世界同步，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作茧自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五种：一是由政府组织的非盈利性文化交流活动和对外宣传活动，例如，我国在世界许多国家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中国文化年”等活动；二是演出团体组织的非物质文化对外商业演出活动；三是外籍游客来华旅游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以对外出版的书报、电影等为媒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活动；五是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活动。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都要借助政府的支持，利用对外交往的渠道和平台。1因此，大连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领域的合作，使大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国际水平。

结 语

总之，大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了沿着“一带一路”走得更远的条件，我们要用实力去争取和实现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与对话。

参考文献：

1徐艳秋. 浅议国家角色理论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创新[J].潍坊高等职业教育，2015年6月，第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