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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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体系效率；涵义；影响因素；提高途径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the structural reas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s the differentia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The US subprime crisis fosters the importa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fir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terminate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systematically. Secondly, the improving channels of Chines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som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ointed in the paper. The thesis gives new c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ory.
Key Words：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definition，determinate，improving channel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11-04
一、文献综述
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有效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命题，但却被传统理论所回避与忽视。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及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金融体系效率。中国学者在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分层次的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王广谦，1997）、引入帕累托有效的金融效率研究（王振山，2000），但未能将金融效率研究置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之下，且偏重于理论分析。沈军（2006）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中国实证分析体系，但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祝丹涛（2008）从金融体系的国别效率差异的新视角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国为此付出了不少成本。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M2/GDP持续偏高、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等金融失衡问题。对于中国高M2／GDP等问题，已有文献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M2／GDP比率的合理性（，2007），忽视对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M2／GDP偏高可能是效率与风险问题的研究。2007年3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失衡。中国改善金融体系失衡与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加强金融体系效率研究势在必行。
二、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
近年来，“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认识在理论界已形成共识。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特性表现为历史性、战略性、功能性、层次性、结构性、中介性、复杂性、渗透性、脆弱性、契约性、虚拟性与生态性等特性，这是金融效率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上述两种资源的延伸，金融效率与经济效率是两个紧密相连而又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要经济金融范畴。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金融资源与效率分别是经济资源与效率的延伸，是经济资源与效率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金融效率包括两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所谓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微观主体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侧重盈利性与静态性，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是：微观金融效率构成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微观金融效率不能通过简单相加得到金融体系效率，只有通过系统综合才能形成金融体系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的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的其它三个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金融体系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金融体系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②金融体系效率由金融框架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即金融体系效率的约束条件），是金融功能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即长期为金融功能的演进；短期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因此可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界定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③基于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关系，金融体系效率即为（主动）适应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应（协调）程度。
不可否认，金融体系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随着金融与经济由跟随型关系向主动和先导型关系的转变，以及所带来的金融功能的拓展与提升，将给金融体系效率赋予新的内涵。
三、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
王振山（2000）在没有严格区分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前提下系统考察了金融效率的约束条件，即影响与决定金融效率的内生与外生因素，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内外影响因素是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且影响权重不一的，因此，对影响与决定金融体系效率的多种因素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兴起的金融生态研究将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作为金融生态系统，这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启示。为此，本文进一步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与界定。
（一）金融（框架）结构
所谓金融框架结构是指当金融系统尚未运行或停止运行状态时金融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基本联接方式，但静态的金融框架结构是不存在的，实际中只能近似地用运行金融结构来代替，而这种金融结构已经反映了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较多信息。
（二）金融运行机制
金融运行机制除财政机制与（金融）市场机制外，政策性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是两种重要的金融运行机制。此外，虚拟金融与金融中心这两种金融运行机制不容忽视。
（三）金融生态（或称为金融生态环境）
影响金融效率的环境因素包括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其中金融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微观金融的宏观金融结构环境、信用条件、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监管等方面；金融外部环境由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自然环境以及外部开放环境等构成。
（四）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一般是指包括法律、会计程序、交易组织及结算设施，以及治理金融系统参与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管制结构。一方面，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改善有赖于金融变革、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推动；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涉及到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的各个层面，从广义角度可将其归于金融生态环境。
（五）金融推力
金融结构与金融内部环境受制于三种推力：一是外推力（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变革）；二是内推力（金融创新，含技术创新推力）；三是规则推力（金融开放）。三种推力形成的合力带来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内部环境的变化，与金融外部环境一起决定与影响了金融系统的效率；换句话讲，上述合力带来了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导致了金融效率的变化。
（六）金融发展政策目标体系
从金融发展的政策目标体系（图1）可见，有效的金融三种推力构成的政策手段将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健全金融运行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实现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七）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详见示意图（图2）。微观金融主体处在金融系统的内核，宏观金融结构、金融的内外部环境构成了微观金融主体的金融生态环境，而金融基础设施构成了金融系统运行的基础，金融系统在三种推力的作用下，遵循相关的运行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系统的大循环。
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途径
既然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理论的精髓，金融体系效率是联系金融改革（及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中介与核心目标，没有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的任一举措是绝对不能与金融发展划等号的。那么，如何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呢？
我们认为，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充要条件）可归结为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协调（与统一）。以中国实践为案例，阐述如下：
（一）实现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协调
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统一，这是金融效率的首要协调。金融快速的量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经济起飞与金融成长初期的普遍特征，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往往被当成金融“发展”的成果，但随着金融成长的深入，其中已隐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中国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或缺的，但提高金融的质性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二）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的协调
金融资源论将金融资源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实体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货币或资金，金融资源的层次性决定了金融效率也应划分为相对应的三个层次。
近年来，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在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协调的同时，提高高层金融资源（包括金融制度、金融信息及金融信用等）的配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表明，高层金融资源建设的缺失是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的主因。
（三）实现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微观效率的协调
金融微观效率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但金融微观效率的提高只是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只有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也只有实现金融宏微观效率的协调与统一，才能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金融效率均相对较为低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系统与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问题，在努力提高金融微观效率的同时，重点关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四）实现正规金融效率与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协调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金融压抑是普遍现象，这也是金融深化论研究与拟改造的对象。从正规金融资源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际部门贡献存在严重的偏离，非正规金融是对金融压抑的“灰黑色”金融创新，为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提供急需的金融给养。对非正规金融，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因势利导是合理的选择。
（五）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为具有虚拟经济特征的产业，但一般虚拟经济主要讨论金融业的虚拟因素。虚拟经济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及一定程度的金融工程化的全球经济金融大背景下，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加深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主因。虚拟经济在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累积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后的恶果，因此，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势在必行。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原生金融尚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六）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
二十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曾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金融系统比较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并无优劣之分，因此，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统一，是提高金融系统效率的保障。中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观点已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七）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
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对称，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性与公共产品性、财政性与金融性、克服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的巧妙结合，优化了一国的经济与金融调控体系。鉴于此，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有助于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中国从1994年以来的政策性金融实践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立政策性金融、使其作用更加显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八）实现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开放的协调
金融改革创新对内，金融开放对外，借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将金融改革、创新与开放看作操作目标，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看作最终目标，金融效率则是联系两者的中介目标。一方面，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对服务业开放有承诺，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金融业能否尽快提高效率已成为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性问题，实现金融对内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刻不容缓。
五、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
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的途径，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毋庸置疑，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本文给出了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1）金融体系效率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2）金融体系效率的微观基础研究；（3）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开放、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生态、全球经济失衡等命题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4）金融体系效率的测算与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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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效益，则指的是局部的经济效益，通常指的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是宏观经济效益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效益则是各个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但是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是各个微观经济效益的简单代数和，而是各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微观经济运动的最终物质成果的综合反映。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本质上决定着我们劳动者的劳动，既是为社会，同时又是为自己的劳动，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来看，一般说来，我们所得的劳动报酬及各种福利待遇，是为自己劳动的部分;我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量以利润税费和贷款利息等形式上交国家，是为社会劳动的部分。我们创造的剩余产品愈多，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人民文化物质生活水平的积累就愈多。劳动者文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就愈快。我们的国家就愈繁荣富强。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是人民文化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前提。然而，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是抽象的，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必须以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基础、为实体。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效益好，必定是各个微观经济单位的劳动消耗低，劳动生产率高、产品质量好、规格品种对路，也就是说为社会提供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剩余产品多。如果各个微观经济单位的效益差，整个宏观经济效益当然也好不了。
中，很多企业消耗高，质量低，产销脱节，经济效益差，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差，很好的例证，这就是说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是统一的，这是它们关系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因此，我们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就是要下决心、费力气把微观经济搞活，把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否则，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在根本一致的同时，也具有矛盾的一面，只不过它处于次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存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所以还存在着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相对独立的企业及其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矛盾方面的根源。但是，宏观经济效益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因此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微观必须服从宏观，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微观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效益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宏观经济在特殊困难时期，国家为维持其机能，有可能对企业采取某种特殊的行政措施，即使这种手段在当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在所不惜。
如何扭转这一局面?据我看，只有宏观经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加强对微观的指导和调控，促进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才有可能实现两者的和谐发展。基于上述对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关系的认识，就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谈点粗浅看法。从宏观经济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的调控，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政策要相对稳定，不要多变;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搞好综合平衡，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要加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衔接，要有效而及时运用价格、税收、利率、贷款等经济杠杆，科学引导，少用行政干扰手续。总之，要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必须要有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风格和科学战术决策。否则，要取得健康的、实实在在的宏观经济效益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国经历了不少的挫折;远的有极左时代的“”、“”违背客观规律，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灾难。
当前存在的有我国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钢铁企业之间在原燃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出现了恶性无序竞争，涟钢也身受其害，连年亏损，负债累累，究其主要原因是国家宏观调控不力所致。另据报导所知，地方政府不仅是土地财政，还置财政支出能力于不顾，入少出多的实际情况，大搞政绩工程，从而出现巨额财政赤亏……。如此等等，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有水份、不实在，令人忱心，令人心寒。我们渴望政府切切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像美国那样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祸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从微观经济方面讲，要不断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在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后，正确决策单位团队的工作行动。要确立内涵扩大再生产和集约经营的指导思想，不断优化工艺和管理流程，坚持走挖潜、革新、改造的路子，提高综合管理能力。要切记遵循经济规律，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设置责、权、利有机结合的经济责任制，收入分配切忌差距过大，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劳动和工作积极性;涟钢现在实行的厂务公开很受大家欢迎，但还要不断完善和充实其公开的内容，对于关系公司大政和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要真心接受大家的监督，使职工群众真实感受到是涟钢的主人，重新树立爱厂如家的“主人翁”思想。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途径很多，除了上述所说的以外，当前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狠抓产品适销对路入手。
关键词: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Abstract:For agricultural finance is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Efficiency is thekey problem of Chinese financi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it grasps thehinge to discuss Chinese agricultur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Aiming at the interfluve between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and based on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this paper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Firstly,the paper applies regressive analysis and Panel-Data model on divided economic zon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outcomes of Panel-Data model are more notable than ones of regressive analysis,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condly,the thesis compares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with four state owned banks.We find that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doesn’t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Key Words: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1-0074-06
一、引言
资源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资源)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宏观经济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宏观金融效率。近年来,李广众和王美今(2003)、王志强和孙纲(2003)、沈军(2006)等人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军(2006、2008)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体系。
在微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Berger和Humphrey(1994)与Young(2001)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 et al.(198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 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Sathye(2003)对印度的银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王艳颖,2004;刘汉涛,2004;朱南等,2004;王聪等,2007)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运用DEA方法(及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虽然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中采用的变量不同、采用的实证方法不同,使得现有的结论不能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计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尽管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紧密相关,但上述文献梳理充分表明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已出现分野。由此我们很容易提出这样以下问题: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的关系到底怎样?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吗?中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在该问题上更为突出吗?
相对而言,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Glenn D. Westley(1997)对拉丁美洲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政策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表明,信用合作社的绩效主要依赖于债务人的还款激励和影响信用合作社审贷能力的其他因素。Neil Esho(1999)以澳大利亚为例分析了合作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债券类型、规模、期限、平均存款规模、利率差是相对成本效率的显著的决定因素。Gunter Lang(1999)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德国合作银行之间的并购效率。结果发现,被并购银行的效率要低于相同规模银行的平均水平,但接管银行几乎相当;不能证明并购有明显的效率收益,但并购公司的差异将逐步缩小。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徐笑波、郑英陶等(1994)论述了中国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基本上属于定性描述,实证上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相似的研究有宋宏谋(2003)。张兵、朱建华等(2002),姚耀军(2004)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大多支持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针对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出现的分野,聚集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我们探求两种效率之间的关联。为此,本文从宏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广东农信社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考察广东农信社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广东农信社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是否促进了广东农村经济的增长:其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其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广东农信社的微观金融效率与四大国有银行的微观金融效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宏观金融效率是否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问题,从而将金融效率研究拓展至新层面。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走效率型发展之路的若干设想。
二、广东省农信社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广东省农信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所代表的宏观金融效率研究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
第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3-2004年广东全省农信社以及广州、东莞、中山、珠海、佛山、江门、汕头、潮州等十八个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东莞;较发达地区包括江门、茂名、惠州、汕头、湛江、中山、珠海以及肇庆;欠发达地区则包括韶关、潮州、阳江、梅州、清远、汕尾和河源。根据以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变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和相关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料中心、《中国统计年鉴》(2004光盘版)、《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宏数据库(高教版)、中国经济信息网等。文中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
(二)回归分析
1. 变量选择与定义。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节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另一组则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本节先以广东全省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再通过地区的划分进行panel-data模型分析。具体指标包括:
(1)合作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规模首先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的绝对数量及其人均金融资产额来衡量,而基于一国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发展规模则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进行衡量。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
关率(FIR)概念,其完整表达式为M2+L+S / GNP,其中M2 为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麦氏指标则是指McKinnon(1973)在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Levine 和Zervos (1998)认为,M2与GDP的比值即不能度量负债的来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功能,进而他们认为银行信用是度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Arestis、Demetriades 和 Lintel (2001)考虑了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而设计了L/GDP这一指标。国内学者(2002)、李广众、陈平(2002)以及史永东、武志等(2003)也利用该指标来进行相关研究工作。本文参考上述指标,得出了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率,表示为RL/RGDP。其中,RL表示农村合作金融的贷款余额,RGDP表示农村GDP。该指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正向关系,即金融相关率越高,贷款规模越大,就可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计算时,RL为广东省农信社年度贷款总量,由于广东省尚未开展农村GDP的统计,本节以按行业增加值计算的广东省农业GDP来代替 。该指标简记为RFIR。
(2)合作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结合王志强、孙刚(2003)的研究,本节中的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即存贷比(deposits-loans rate),该指标简记为DLR。理论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则意味着该指标越小,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规模的比例越大,或是贷款增加幅度大于存款增加幅度,将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具体计算时,则为广东省农信社的年度存款与年度贷款的比值。
(3)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GDP增长(Cheng,1999;Darrat,1999;Ram,1999)或用人均GDP的增长(Jung,1986;Denetruade and Hussein,1996;Odedokun,1996)来测量经济的增长,朱琴华(2001)提出了对我国进行农村GDP核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由于目前没有广东省农村GDP的数据,本节考虑以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记为RINC。
2.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我们先对所选取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具体见图1、2、3。
图1体现了1993-200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图2说明了1993年以来,尽管金融相关率指标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看广东省农信社贷款规模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1995年该指标较低,为120%,而2002年的相关率指标高达195%。由图3可知,在样本期内存贷比指标的值都大于1,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农信社把从农村地区吸纳的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在不断提高。
为了减少数据变动幅度,我们对RFIR、DLR、RINC三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记为LNRFIR、LNDLR、LNRINC。如图4所示,图中的三条折线分别反映了我国1993-2004年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LNRINC)与广东省农信社发展规模(LNRFIR)、发展效率(LNDLR)之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收入与农信社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均为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3.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还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简单相关系数的计算,试图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与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1。
表1所显示的系数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农信社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指标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呈现出正向关系。
4. 回归结果及因果关系分析。
(1)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以LNRINC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LNRFIR和LNDLR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Eviews5.0软件提供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以上变量进行拟合,得到主要结果综述见表2。
表2说明了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发展规模时,它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提高1%时,农村经济增长也相应提高1.18%;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效率,效率提高1%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0.91%,得出的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我们这里特别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否也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分析。
(2)因果关系分析。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我们分别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5. 简要结论。通过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知,在样本期内,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较好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了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对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合作金融规模扩大的格兰杰原因,这也表明了农村合作金融并没有随农村经济增长而发生相应的质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Panel-data模型分析
前面我们以广东全省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信社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效应是否与上述分析是一致呢?结合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本小节把广州、佛山、东莞等十八个城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
1. 数据处理。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同时,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信社规模以及农信社效率等三个指标分别取其平均值来进行具体分析。
2. 确定模型形式。我们判断是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利用Hausman检验来完成。
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元不相关,即随机效应。选择如下检验统计量:
其中, 和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中的系数向量,而 和 分别为和的方差阵。
和、和可以有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直接得到。同时,服从 分布。
根据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由(1)式计算可以得到LM=21.2148,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5.99146。所以拒绝原假设,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3.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运用Eviews软件中panel-data模型中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我们得出广东省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农信社规模和效率的估计结果,详见表6。
从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panel-data模型的分析要比回归分析的结果来得更加显著。与回归分析结果相比,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panel-data模型分析中的样本容量增多,使得结果能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截距项看出,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较发达地区的作用次之,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就相对小些,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是相符的。相对而言,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深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村发达地区对资金有较大需求,其中不少来源于农信社贷款,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广东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分析
限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未严格区分微观效率与绩效两概念。在衡量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指标方面,国内大多数学者运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当年利润与农信社总资产的比值)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当年利润与农信社净资产的比值)等财务指标来进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同时采用上述两个指标。结合笔者所采集的数据,本文分别采用ROA和ROE指标来衡量广东省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
对原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具体结果详见表7。由表7 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2004年,广东农信社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0.002117、-0.160180,均为负值,这反映了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的整体绩效较差。其中,总资产收益率的总体变化和波动幅度并不大,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相对比较大;其次,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总资产有了明显增加,2004年的总资产约为1993年的6.6倍;再次,广东农信社的不良贷款规模也比较大,样本期内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6.85%,同时,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也相当大。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广东农信社的贷款投向不很理想,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另外,从广东农信社的法律诉讼费用来看,样本期内的均值为1021.25万元,从统计曲线看,1993到2002年呈直线上升之势,2003年有所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信社相应诉讼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我们还选取了1997-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和ROE指标与广东省农信社相应指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农信社的ROE指标明显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体结果见表8。
四、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农信社以及18个城市的农信社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微观金融效率状态,分析结果基本上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证支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变量的选择、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对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1.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点在广东省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也从相当程度上说明广东农信社的宏观金融效率较高,该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限于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文运用ROA和ROE指标为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的替代指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较低,该结论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2. 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从效率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广东农信社的相关实证研究否定了“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命题。
(二)政策建议
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一系统工程,从系统上重新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将为全面提升中国金融效率进而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奠定基础。白钦先(2004)提出,必须从战略上、整体上、根本上中长期思考与解决中国农村金融体制问题。所以必须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构建以国有商业性金融(中国农业银行)和国有农村合作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与主体的,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等)的,以兼具商业性与政策性双重属性的、地方性农村合作金融(合作银行和信用社)为庞大基础的中国农村金融新体制。
2. 尽管造成中国农村金融困境有许多历史性的原因,归根结底,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可归结于多目标错位问题。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中,其多目标错位,即效率(赢利性目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合作制目标(为社员服务的原则)、政策性目标(服务三农)、规模性目标等目标,将上述多目标由错位到归位,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必由之路。
3. 从理论上讲,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没有微观金融效率支持的宏观金融效率是暂时的空中楼阁,如何通过提高微观金融、进而带动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木桶效应”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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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效率；指标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8-0015-04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由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较短，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仅仅是作为“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而存在，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1．对于金融效率的涵义看法不一；2．对金融效率进行定性描述的较多，实证检验的很少；3．从为数不多的有关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文献来看，通过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金融效率问题的研究更为少见。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一个更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来客观地反映我国的金融效率水平，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各种表述
通过考察以格利(J.G.Gurley)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理论、以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以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深化论、及以赫尔曼(T.Hellmann)、默多克(K.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等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我们发现，尽管它们都蕴含有金融效率的思想，但都没有明确地提出过“金融效率”的概念。因此，这里我们主要对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不同表述作一个简要的考察，然后构建本文的金融效率概念框架。
(一)金融效率的涵义
关于金融效率的涵义，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王振山(2000)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在健康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和有效的金融调节机制下，由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完成的或者由融资双方或多方在市场服务体系下实现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其内涵是指金融机构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即金融机构最高的投入产出比率意味着最高的金融效率；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的层次
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还根据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对金融效率作了不同的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宏观效率三个方面。其中，金融机构效率包括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两个方面。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
叶望春(1998)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市场效率、商业银行效率、非银行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金融宏观作用效率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等方面。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由金融市场上金融商品的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应灵敏程度等五个方面体现出来，反映金融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和融资的方便程度。商业银行效率包括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和商业银行负债管理效率两个方面，其中尤以商业银行经营成果为标志衡量的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更为重要。非银行金融机构效率体现在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对资本及证券市场效率的提高上。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筹资成本、筹资风险以及筹资的方便程度。企业融资效率越高，社会闲散资金进入生产领域越容易，金融效率也就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应分解为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其中，宏观金融效率包括货币政策效率、货币量与经济成果的比例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上的效率等几个方面。微观金融效率主要指市场微观主体即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包括货币市场效率和证券市场效率。
王振山(2000)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来考察金融效率。他认为，从微观经济个体来考察，也就是从个人及家庭、企业、政府以及银行部门来考察，金融效率就是指各经济活动主体所支配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状态。从宏观经济总体来看，即从社会全局来看，金融效率就是指这个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但作者同时也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微观金融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可以认为是一致的。比如，就微观交易主体而言，金融交易成本的降低，对宏观经济活动来说，同样意味着金融交易成本的节约；反之，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只有依赖于各微观经济活动金融效率的提高才能实现。
周升业(2002)认为，可以将金融效率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金融功能效率，指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般作用；第二个层次是金融配置效率，指金融体系中资源的配置状况；第三个层次是金融管理效率，指具体金融机构内部投入产出的效益。
汪永奇、程希骏(2002)认为，金融效率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的宏观效率，指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能力；二是金融的微观效率，指金融机构作为产业主体的运作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的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等。金融的微观效率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对金融业的产出从几个层面来考察，也同意将金融效率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
总之，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其中一部分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经典的金融效率的概念，但由于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金融效率概念也不尽相同。而更多的学者
在研究金融效率时甚至没有提到金融效率的具体概念，而只是在文中隐含着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金融效率的确切含义再作一些讨论。
二、金融效率概念的重构
我们赞同“金融是一种资源”的提法(白钦先，2000)。而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在一定的时期内就有数量的约束问题。当金融资源的数量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只有依靠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是使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因此，我们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资源数量的增长，还应该包括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金融效率的提高体现了金融发展的一个方面；有关金融效率的研究，也应该在金融发展的框架下展开。
此外，金融体系作为一个产业，除了有自己的投入产出之外，它还肩负着一国资金融通的职能，它可以通过资金的配置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起到直接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考虑金融效率的时候，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最终推动一国金融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我们认为，金融效率就是一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具体来说就是金融资源投入对金融产业的产出效果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影响。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金融产业本身的投入产出率，即微观金融效率；2．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源能否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投放到能极大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部门中去，即宏观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第一个层面是金融作为一个产业来讲的；而金融体系与其他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还可以通过资金的配置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相对于它作为一个产业提供的增加值，宏观层面上的金融效率应该更重要。但是，在实际金融运行中，微观金融效率和宏观金融效率之间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而不是截然分开的。微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宏观金融效率，而宏观金融效率的改善也会带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微观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效率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有赖于对金融效率概念的准确把握，这是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研究从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依据上文界定的金融效率的内在含义和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指标的选取要有科学性。科学性是指指标体系的设置要有客观依据，指标含义明确，内容简单明了，测定方法标准，而且能准确反映金融效率的客观现实。
2．指标的选取要有全面性。效率的评价带有一定的人为性，不同的人可能从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全面性是指所选取的指标体系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和测度金融效率。
3．指标的选取要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是指为了便于金融效率的评价，在设置指标时还应考虑到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和统计基础，尽量保证所选取的指标有可靠的、连续的且权威的数据来源。
4．指标的选取要有可比性。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一国的金融效率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以评价金融效率的高低和观测金融效率的变化，因此，保证指标的可比性是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不同时间和空间同一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计算口径等保持可比，同时尽量采用国内和国际通用的指标。
(二)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出的观点，金融效率的评价应分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进行。因此，下面我们将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分别构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其储蓄动员能力就越强，该国或地区的储蓄率也必然较高。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越高，也意味着金融系统在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漏出”的比例越小，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越高。再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越有助于降低信息和交易费用，把资金配置给那些成长性好、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使它们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变革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提升该国或地区的投资效率，也就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总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越高，越有助于通过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促进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储蓄动员能力、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这样三个方面评价宏观金融效率。
(1)储蓄动员能力
储蓄动员能力总体上可以使用储蓄率来综合反映。但考虑到居民是最主要的储蓄主体，居民储蓄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聚集起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增加“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样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对居民储蓄的动员能力。于是，我们可以设置如下3个指标反映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
①储蓄率：等于储蓄总额/GDP，它可以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
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金融中介机构对储蓄的动员能力。
⑧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资本市场对储蓄的动员能力。
(2)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储蓄是否能够顺畅地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则要看储蓄是否配置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部门和产业。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又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所以，还需要按两种不同渠道分别考察其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为此，我们设置了如下4个指标反映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①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②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③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等于“非国有企业贷款额/总贷款额”，这一指标反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所占比重。
④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于“非国有企业融资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这一指标反映非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措的资余占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用“非国有企业贷款额/总贷款额”这一指标来反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同时用“非国有企业融资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这一指标来反映股票市场上的资金配置效率，主要是考虑到非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如从表1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包括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始终高于国有工业企业；除2005年外，其他年份
包括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也都高于国有工业企业。所以，就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来看，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所占比重越高，或者非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措的资金占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按这两种渠道实现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越高。
(3)投资投向效率
投资投向效率一方面可以用投资总额实现的经济增量来反映，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获得投资的企业利用资金的效率来衡量。后者如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等；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可以采用净资产利润率反映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此，我们设置了如下几个指标反映投资投向效率：
①边际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总量的增量/投资总额”(亦即GDP的增量/资本形成总额)，反映宏观的投资效率。
②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反映企业利用所获资金经营的效率的核心指标。它等于(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
③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企业的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它等于产品销售收入(或全部营业收入)/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④净资产利润率：反映直接融资渠道下获得融资的上市公司利用资金的效率。它等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之和/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之和。
和上文同样的道理，鉴于非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要好于国有企业(见上文表1)，为了体现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特征和不同类型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和净资产利润率这三个指标也最好进一步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计算。如，分别计算“国有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可以反映直接融资渠道下获得融资的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各自利用资金的效率，进而对直接融资渠道下的资金投向效率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
总之，在这里，我们按照资金流动的顺序既设计了3个综合指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同时又设置了8个针对性很强的分项指标作为某个单方面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结合在一起，可以完整地反映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
2．微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微观金融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个个具体的金融企业，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微观金融企业的效率可以通过各种常规的效益指标来体现，如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和人均利润等。但鉴于银行的特殊性，还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来说明其效益状况。为此，下面我们以银行为代表给出微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1)资本充足率：它是银行自有资本(一级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8％以上，否则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2)不良贷款率：它等于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除以风险加权资产，而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它是一个逆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3)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它是反映微观金融企业盈利状况的最直接、最综合的指标。
(4)成本收入比：该指标为经营成本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它是反映微观金融企业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率的代表性指标。它也是一个逆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5)人均利润：等于利润总额/平均职工人数，它衡量微观金融企业每个职工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微观经济学；教学
【作者简介】欧阳勤，广东白云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讲师，经济师，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2-0160-03
《微观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课程，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后续相关课程的基础。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了解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能够结合经济理论，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应用技术大学，是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产物，是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服务国家技术技能创新积累。立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直接融入区域产业发展，集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类型。就人才培养的类型和层次而言，主要是为地方或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着重培养面向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对于应用技术大学经济类专业学生而言，掌握《微观经济学》课程基本理论，提升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尤显重要。因此，探讨和分析应用技术大学《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问卷调查及考核情况
2014年1月，《微观经济学》课程考核结束，为了充分了解本学期《微观经济学》教与学的效果，笔者对广东白云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2013级经济统计专业学生25人（1个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134人（两个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9份，收回有效问卷159份。问卷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情况的调查：课前预习情况、课后复习情况和上课听讲情况。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统计情况看。统计专业学生的“听讲复习”比率较国贸专业高5.87个百分点，“预习听讲复习”的比率较国贸专业高8.33个百分点。“不预习不听讲不复习”的学生比率比国贸专业低9.43个百分点。
笔者对以上班级考核成绩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统计专业学生的优秀率比国贸专业高3.25个百分点，良好率比国贸专业高14.78个百分点，中等成绩比率比国贸专业高23.37个百分点，不及格率比国贸专业低29.31个百分点。从统计结果来看，统计专业取得的效果要整体优于国贸专业。
二、教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层面分析
广东白云学院是应用技术大学，其服务定位特征是：立足地方，面向一线，培养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层次应用技术技能人才（现场工程师，如电子技术工程师、机械技术工程师、企业经济师、企业管理工程师、服装设计师等）。其办学模式特征是：校企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一般是学校理论教学（对学生是理论学习+实验实训）+企业实践教学（对学生是企业现场学习）。由于实践教学阶段占用较多时间，因而在理论学习阶段，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有限。
结合调查问卷以及针对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分析，学生的学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能做到提前预习的学生只占调查学生总数的20.13%：二是学生的数学基础不够扎实。《微观经济学》重点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及市场结构理论等等，掌握这些知识，都需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如供求理论涉及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价格弹性等公式。在计算过程中不是对公式不理解，就是出现化简约分等低级错误。又如，边际分析法是《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边际”指的是一个微小的增量带来的变化，数学上涉及到微积分中的“导数”、“偏导数”等概念）但有的数学基础稍差的学生就很难理解边际的含义，因为他们不能够很好的正确的理解导数的定义和含义；三是英语词汇积累较少。在《微观经济学》中有很多专业名词，这些专业名词都有相应的英文字母，在学习过程中，有部分学生对这些英文字母感觉很头痛，因而，对《微观经济学》的学习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四是缺乏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微观经济学》中，有很多理论是用简洁直观的图形来进行解释和表达的，而有的学生却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些图形的含义，不愿意动笔动脑去想象图形的变化及意义，这大大影响了对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关键词]DSGE有限理性认知偏见行为宏观经济学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来，①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就备受争议。不仅因为对凯恩斯本人思想的解读不同，导致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之争，而且也因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对凯恩斯主义的激烈批评，并最终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并驾齐驱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更是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将新古典范式重新引入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使得宏观经济学也可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来讨论总量问题和宏观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当代宏观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虽然新凯恩斯主义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但其理论内核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太多关联，与凯恩斯本人更是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新凯恩斯主义与其说挂靠在凯恩斯名下，不如说是挂靠在新古典范式名下，其本质上不过是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变种而已。从长期看，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只不过在短期，新凯恩斯主义突出了市场非出清，从而为总需求管理政策找到了支撑点。就当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来说，两者的共性远大于分歧。DSGE模型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者的分歧，并且使两者找到了共同的微观模型基础，而这也恰恰是当代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反思DSGE模型的危害性，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试图再造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些新的努力尝试可能会造就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这种新范式一定不同于DSGE模型，甚至可以说DSGE模型只不过是新范式的一种特例。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本文将从DSGE模型的争议出发，通过引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宏观经济学的脱困之路。
一、DSGE模型的兴起及其局限
自从卢卡斯等人引入理性预期假设，①宏观经济学找到了与新古典范式连接的桥梁，从而踏上了新古典化的演进之路。理性预期学派看似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寻求新古典范式的内核构建。只不过传统的理性预期模型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完美，其核心的问题在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无法处理不确定性，而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关键假定。后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从不确定性入手的，凯恩斯把不确定性放在关键的位置，凯恩斯主义却把这关键的零部件给丢弃了。传统的理性预期学派同样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直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传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外生的随机冲击，首次构造了现代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②才使得凯恩斯的不确定性假设似乎有了被有效处理的可能。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理性预期学派推进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RBC理论），从而完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彻底新古典化。RBC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且保留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当事人理性预期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总是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均衡，实际经济对均衡的偏离主要受实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产率冲击，③因而经济波动主要源于技术冲击。RBC理论的思想和法玛等人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④如出一辙，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必然是有效的，所以价格的波动主要来自随机冲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RBC理论虽然在模型上看似华丽，但因其理论假定严重偏离现实经济环境而饱受批评，以至于后来的理论在保留理性经济人假定和当事人理性预期假定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和短期市场不出清假定，实现了对新古典范式的更新，这种更新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标签流行起来。同时，后来的理论也继承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校准方法，从而让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陷入到象牙塔之中。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核心都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流砥柱。⑤DSGE模型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模型简洁，能够把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归约为微观主体的最优化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和新古典范式一脉相承，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在长期的框架内坚持，而市场非出清则仅仅成为短期问题。但DSGE模型的优点也隐含着其致命的缺陷，最主要体现在这种模型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缺乏对宏观经济事实的解释力，更谈不上有效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做出与现实相符的有效理论预测；⑥布兰查德也强调，DSGE模型无法让人信服；⑦罗默更是尖锐地批评DSGE模型，认为这种模型是真正让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⑧
迄今批评DSGE模型的人认为，这类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严重脱离现实。这种批评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特别是按照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预测力。此外，对DSGE模型的批评还出现了另一类偏见，就是只针对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加以讨论，而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技术细节仅仅是实现理论逻辑的一个手段，并非理论的内核。可以说，迄今关于DSGE模型的讨论都忽略了更为关键的理论内核问题，这个内核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赖以生存的根基。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说，内核体现在微观基础上，有什么样的微观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DSGE模型正因为缺乏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才导致其理论模型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本质上都保留了新古典范式必备的理论假定，即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后者只不过是针对时间决策而言的。事实上，只要理性经济人假定得到满足，理性预期假定就会自动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当事人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必然可以理性预期未来所有时点的相关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在跨期决策当中，并不存在时期的局限，多期决策和无限期决策对决策者的理性要求是等价的。给定长时期决策，只要理性经济人拥有经济均衡所需的全部信息，就必然可以做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这一内核在DSGE模型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自动成为DSGE模型的理论内核。因此，DSGE模型的问题其实就是新古典范式的问题，批评DSGE模型应该针对新古典范式，而不是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从理论预测上看，相较于法玛等人发展的有效市场假说，DSGE模型有着类似的理论预测。给定当事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有效市场假说要求当事人能够获得决策所需的充分的信息集，决策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信息充分，决策理所当然是最优的。除非经济系统受到意外的冲击，即随机事件发生了（反映了凯恩斯的不确定性的思想），否则宏观经济总能实现有效均衡，对均衡的偏离不过是随机冲击的结果。通过引入随机冲击因素，DSGE模型实际上做了一个理论上的防御，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的构造并不依赖于传统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理性，这就意味着理性预期下的理性经济人有可能犯错误，这错误是来自随机事件的扰动。DSGE模型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批评者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攻击了。但这种理论上的防御并不成功，原因在于DSGE模型依旧假定了经济系统中代表性当事人的同质性，即便这种同质的当事人是理性预期的，并非完全理性的。同质性的假定把理性预期的当事人趋近为新古典理性经济人，从而并没有在理论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同质性当事人的假定之下，从个体到总量仅仅是一个简单加总，那么宏观问题也就是一个微观问题，这种看似把宏观和微观一体化的模型处理让宏观经济理论变得更为简洁，但同时也让宏观经济理论规避了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①
代表性当事人和随机冲击相结合的做法也显得很荒谬。在DSGE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虚构的外生冲击，比如技术冲击、价格冲击和偏好冲击等，问题在于，这些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当事人行为，因而可以看作是某种随机因素的结果。这样一来，经济波动也变成了外生的，当不存在这些外生冲击时，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这些外生冲击出现，经济才发生波动。而类似技术冲击本身是一种长期因素，既然如此，一旦发生了技术冲击，经济就不仅仅是波动了，而是会长期偏离原先的均衡。这并不符合随机性。而价格和偏好冲击等可以视为短期因素，这些短期因素显然和当事人的行为有关，应该内生于经济系统当中。同样的价格变化和偏好变化，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外生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说清楚。难怪罗默说，DSGE模型看似有微观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并不存在。②克里尼克也指出，DSGE模型目前不足以刻画真实的经济行为，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合理描述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③这种理论上的固有缺陷直接导致了DSGE模型无法有效描述和解释众多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①此外，为了有效处理参数识别和估计问题，DSGE模型引入了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同样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微观基础，才导致了这些方法天然地表现出主观性太强的特点，它们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直觉，和经济系统的特征事实毫无关系。这种主观性导致了DSGE模型的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得更直白点，采用DSGE模型可以按照研究者的需要来量身定做研究结论，这就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性质。②因此，DSGE模型的许多研究都值得高度怀疑。③
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试图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来弥补传统新古典范式的不足，但其理论假定依旧高度依赖理性经济人和理性预期假定，这就产生了这类模型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④不完全竞争市场意味着市场的有效性难以保证，甚至市场的均衡难以保证。而DSGE模型在当事人理性预期下并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看起来更像是强加给DSGE模型的一个外生假定，除了让模型看起来有现实基础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之所以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和这类模型没有科学的微观基础有关，这也导致痴迷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对模型方法的渴求远大于对经济现实的观察和理解。如同克里尼克的极为坦率地批评，DSGE模型使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家逐渐成为缺乏经济思想的人。⑤罗默甚至说，DSGE模型之所以毛病百出，还雄踞宏观经济理论的顶端，不过是因为卢卡斯、萨金特等宏观经济学家的利己心作祟。⑥按照罗默的说法，崇尚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是出于探求真理的动机，而仅仅是出于通过构建一个有门槛的理论来获取个人名利的动机，本质上说，DSGE模型成了这些经济学家寻租的工具。
当然，DSGE模型也有一些改变，比如引入市场摩擦、引入当事人异质性、引入当事人的适应性学习机制等等。而这些努力一部分看起来是在新古典范式内挣扎，另一部分则试图跳出新古典范式，通过引入新的范式来实现DSGE模型的蜕变。只不过这种蜕变后是否还是DSGE模型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努力摆脱新古典范式的束缚，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重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这一切都和行为经济学密切相关。
二、行为宏观经济学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DSGE模型的关键缺陷在于没有构建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但这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理论就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和DSGE模型相反，行为宏观经济学致力于重构微观基础，让微观基础有科学的依据，从而有可能引领宏观经济学走出DSGE模型的错误泥沼，走向正确的方向。行为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性，是因为它的出现一开始就是针对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在构建微观基础时，高度依赖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决策，在具体模型构建上表现为贴现效用函数的各种形式，但这种处理难以解释社会经济中的异象。⑦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假定，替代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预期假定，从而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这一新范式被阿克洛夫在诺奖致辞中首次用“行为宏观经济学”一词命名。①阿因斯理和哈斯拉姆、②弗雷德里克、罗文斯坦和奥多诺休③综述了时间偏好的研究成果。德里斯科尔和豪登对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系统综述。④迄今为止，行为宏观经济学分别从跨期选择模型再造、消费和储蓄理论更新以及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学总量问题的行为解释等多个方面出发，开始尝试重构宏观经济理论，并展示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雏形。
（一）跨期选择模型再造
行为宏观经济学首先从最基础的跨期选择模型入手，在证伪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跨期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目前已经有取代传统新古典范式的趋势。在这项全新的理论探索过程中，芝加哥大学的塞勒教授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塞勒采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个跨期选择实验，在这项实验中，被试针对某些特定金额的收入，估计不同期限后的等价金额。⑤比如，针对15美元的选项，要求被试估计1个月以后、1年以后以及10年以后的等价金额。这实际上是测试被试针对15美元收入在不同时期的主观价值。实验结果表明，在被试心理估价过程中，15美元1个月后相当于20美元；1年以后相当于50美元；10年以后相当于100美元。这意味着对被试而言，平均来说，1个月的贴现率是345%；1年的贴现率是120%；10年的贴现率是19%。显然，贴现率是非线性衰减的。
塞勒的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证伪了新古典范式关于偏好的时间一致性假定。按照新古典范式的跨期选择模型，贴现率在不同时期都是一模一样的，存在一个无限期的内在一致的贴现率。这种贴现率和理性预期及当事人同质的理论假定是一致的。对理性预期当事人来说，能够充分估计未来每一期限的时间价值，从而未来任意两个期限之间的相对价格都是一样的，特定时点不影响当事人的决策，影响决策的仅仅是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偏好。只要给定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时间偏好不受具体时间的影响，存在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但塞勒的实验结果恰恰证明，当事人存在不一致的时间偏好，即时间偏好是不稳定的，这就意味着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假定本身存在错误。
对塞勒而言，真实的被试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时间偏好：首先，当事人存在异质性，并且无法像新古典理性经济人那样做出时间一致的跨期评价，具体时间对当事人的时间偏好产生了影响。这说明理性预期假定得不到实验数据支持。当事人的这种偏好特征实际上体现了其认知上的框架效应，具体时间点构成了决策的框架，对当事人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正是当事人有限理性的体现。其次，当事人表现出了认知上的确定性偏见。在具体实验数据上体现为，时期越近，被试赋予的贴现率越高；时期越远，当事人赋予的贴现率越低。这种确定性偏见决定了当事人缺乏远见，存在短视，这同样完全违背了理性预期假定。最后，即便在同一时期，当事人针对不同的金额的主观评价也存在巨大差异，即存在“量值效应”。这种效应同样和框架效应有关，不同金额的标的构成了当事人的决策框架，显著影响到其决策，这说明人们计算能力通常都非常有限。
塞勒的开创性工作对新古典范式是一个沉重打击，并引发了众多后续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收益和损失对贴现率也有差异化影响：人们对收益赋予的贴现率相对更大；人们更偏好递增收益序列，厌恶递减的收益序列；每一期的消费和效用不独立，某一期的消费和效用和过去某期或过去多期的消费和效用相关，等等。①莱伯森基于塞勒等人的早期研究结果，构建了全新的行为跨期效用函数，以期替代传统的新古典贴现效用函数，②这个新函数被称为“准双曲”贴现函数。基于这一新函数，可以证明消费在不同时期的不独立性；消费者的确存在心理账户假说；李嘉图等价等经典宏观经济学命题都不成立。
（二）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
宏观经济学最初是从总需求开始分析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关于家庭消费和储蓄的理论。家庭消费无论是取决于家庭的当期收入，还是取决于家庭的持久收入或相对收入，抑或家庭根据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平滑，核心都在于家庭消费决策和收入总量有关，和收入来源无关。也就是说，传统的家庭消费和储蓄理论中，收入都是同质化处理的。但塞勒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传统理论的这种逻辑存在错误，也得不到相应的实验证据的支持。塞勒发现，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和其具体的收入来源有关，收入来源形成了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框架，这就意味着不同收入来源下，相应的收入水平会表现出各自的消费倾向，即消费倾向具有异质性，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假说。③
塞勒揭示了家庭日常消费和储蓄决策时的一个常识，即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所得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在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等多个账户上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来源结构。给定这一结构，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会根据流动性大小来依序花费，比如先花零钱，零钱不够了动用活期存款，依此类推。人们总是把长期资产作为一种储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实现平滑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实际上完成了两次账户构建：一是获取收入时，家庭会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配置相应的账户，比如偶得收入或意外收入通常更多地配置在现金账户上，而工资和奖金等常规收入则会更多地配置在长期资产上；二是家庭会根据不同账户类型主观设定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如现金通常被用于完全消费，而其他账户资金则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权衡，长期资产主要用于储蓄。这两个层面导致了家庭在不同收入来源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建立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消费倾向的异质性。由于家庭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高，远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低，家庭在消费和储蓄决策上就恰好展现出双曲偏好的形态。因此，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实际上是莱伯森的双曲偏好理论的微观基础。
以心理账户理论和双曲偏好理论为基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构建了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以此作为传统消费理论和储蓄理论的替代范式。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给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问题：假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异质性，那么简单地依据总量进行总需求管理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过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效果不好，很可能就是与其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解不恰当有关。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通过引入家庭的认知基础，给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建立了一个更科学的微观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可以探求参与人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的作用机制。尽管这些作用机制在凡勃伦和卡托纳等人的著作中早就有了初步的说明。特别重要的是，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能够揭示参与人的拖延、顺从、意志力、心理的内在紧张、诱惑、从众、炫耀等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特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就为未来构建总需求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三）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产生诸多宏观后果，①这是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发现。早期阿克洛夫和耶伦等人提出了一个效率工资模型，用以解释劳动供给行为。按照这个模型，企业为了激励工人，采取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导致产出增加；但效率工资会降低工资调整的灵活性，导致宏观层面劳动市场无法及时出清，从而带来失业。也就是说，通过效率工资模型可以初步解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之一。问题在于，为什么效率工资会导致短期失业和经济波动？这在机制上似乎还很模糊。后来阿克洛夫等人进一步引入企业和家庭的有限理性假定，他们把企业和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预期的，一类是近似理性的。理性预期的企业会准确预期到通胀率，并以此决定支付给工人均衡的工资水平；而近似理性的企业则只能预期到部分通胀率，从而导致这类企业的工资水平偏离均衡工资水平。由于总体经济中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两类工人的加权平均工资，所以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对均衡工资水平持续偏离的，市场不可能出清，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出非线性特征。②
按照附加有限理性的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宏观经济中，失业率和通胀之间不再存在单一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单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设计，目标就是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权衡。而一旦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单一关系，简单地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就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效，这看似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结论类似。实际上，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并非指宏观经济政策真的无效，而是强调简单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政策无效。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微观主体和宏观总量之间的复杂机制，而不仅仅是相机抉择的简单化的总量政策。同样，由于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带来复杂的宏观经济绩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强调的固定规则的宏观政策同样也会失效。例如，格拉海姆和斯诺维瑞在交错合同模型中引入双曲偏好，发现在交错合同与双曲偏好的相互作用下，货币政策具有长期实际效应。③类似的，福斯特等人分别假定了理性预期、准理性模型（自然预期）和直觉三种认知模式，发现三种预期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和绩效差异。④而罗森巴特-维希把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果发现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和社会性会显著影响长期增长路径，并且这种影响机制让短期和长期的简单两分法变得毫无意义。⑤
三、结论：宏观经济学的自我救赎
DSGE模型看似精致美好，但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假定的局限，导致这类模型并不具有有效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甚至可以说，这类模型已经成为相关宏观经济学自得其乐的工具，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宏观经济学无法摆脱新古典化的窘境。新古典化容易让一个理论获得简洁之美，同时也让一个理论丧失科学之魂。即便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假定，这一变革也并不足以矫正这类模型的错误。这是因为最核心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得到保留，而只要存在这两个假定，甚至不完全竞争理论本身是否在长期成立都是一个问题。按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逻辑，不完全竞争只能是短期现象，而不会是长期现象。事实上，即便在超长期，完全竞争市场也几乎没有存在过。
不完全竞争和新古典理性人假定的内在冲突导致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经不起仔细推敲。复杂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机程序掩盖了这种内在的理论缺陷，而经济学家们乐此不疲。所幸一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行为经济学已经建立了新的跨期选择模型与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利率，让微观基础的重构有了支撑。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自身在尝试建立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以替代新古典范式；另一方面，迷恋DSGE模型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重视行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在DSGE模型中引入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定。例如，艾格森和克鲁格曼通过假定两种类型的当事人，即有耐心的当事人和没耐心的当事人，来处理当事人的异质性难题；①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和适应性行为，构建新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ComputationalEconomics，ACE），来解决宏观经济的均衡偏离难题。②而所有这些新的处理恰恰是行为经济学的内容。正如布兰查德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已经试图从行为经济学中寻求更合理的微观基础构建逻辑，③但这还是DSGE模型吗？新的模型与其说是DSGE模型，不如说是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可能是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正道。
【关键词】自私假设；无关性命题；教学困境；研究式教学法
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
微观经济学常被定义为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或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于相互竞争的用途的学科。这两种定义只是视角的不同。在A.马歇尔所奠定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中，自私假设、稳定性偏好、需求定律、理性选择模型、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共同构成了微观理论的内核。从效率或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当约束条件变化时，自私个体通过行为选择调整，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微观分析模式，可以被精炼为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该模型旨在阐释，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以价格机制来引导个人的行为选择，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状态，即帕累托效率状态。传统框架中的理想条件通常包括：任何参与者都没有市场势力，而只是市场交易条件的接受者；市场中同种交易对象在品质方面没有任何差异，从而交易对象可以简单地以一个数量来指代；市场参与者可以自由进出退出市场，或者说不存在市场进入与退出的壁垒；以及参与交易的各方不存在信息方面的差异，并且知道所有会影响收益的重要信息等。当交易满足这些理想条件时，市场交易行为将在某个特定价格决定的交易数量下达到均衡，亦即参与交易的个体都在这一价格和数量下，达到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优化。对于偏离理想状态的现实世界，则需要以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蓝本，通过实施政策干预等使其向理想状态靠拢，典型的操作是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如反垄断、外部性干预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概言之，通过构建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微观理论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统，并以之服务于经济政策的提供和评价。
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剖析
以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统率的微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封闭特征的演绎逻辑。从理论的实践功用看，如何将这种封闭的演绎逻辑运用于对真实经济世界的分析，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倘若不能妥善克服这些困难，微观经济学将只能是R.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只是一套基于自私假设的重义反复式的演绎推导，而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是自私假设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工具化，以其作为阐释工具，揭示自私假设这一经济学本体在变化不居的约束条件下所体现的不变本体特征。马歇尔说，一寓于多，多寓于一；中国儒家哲学说，理一分殊，体用不二；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等。这些哲论可以被认为是对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与应用之间关系的认知途径或法门。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或对考察经济活动的假设条件处理不同，自私假设可以表现为一套无关性命题或相关性命题，它们是同一本体在某些前提条件存在与否时的两种不同表现。从无关性命题的角度看，有表现为经济效率与产权制度无关论的阿罗-德布鲁范式，资源使用效率与产权初始配置无关的科斯定理、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的MM定理、金融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和格拉欣法则、国际贸易中的一价定律、契约理论中的契约形式与效率无关论；税收与公债的巴罗-李嘉图等价、费雪效应、货币中性乃至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等。而从相关性命题的角度看，这些无关性的判断都不能成立。其间的关键点在于对于约束条件的假设处理不同。例如，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经济效率与产权制度无关，但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需要将无关性命题限定为一套观察经济现实的参照系统，通过测量现实约束条件的变化来解释经济现象，回到相关性命题上来。
问题是，因缺乏交易费用等分析理念和技术的支持，传统框架中表现为一价一量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分析结论遭遇着重大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框架很难将诸多的重要经济现象纳入经济分析，譬如，在分配理论中分析劳动动报酬的决定时，因局限于交易对象同质化假设，导致劳动市场上复杂多变的劳动契约形式和签约行为大多被经济分析漠视。显然，基于传统框架的分析结论和政策措施必将因忽视了约束条件的差异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将其逻辑体系运用于分析经济现实，传统框架缺乏一套有效的关于测量与假说验证的操作体系，至少是在这方面缺乏系统清晰的阐释。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决定了在课程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首先，课程时序设置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将微观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很强方法论意义的课程大安排在大一第二学期或大二第一学期，由于生活阅历不够丰富，也缺乏基本的科学方法论、逻辑和哲学素养，新入学的大学生们大都很难对该课程形成相对准确而清晰的理解。其次，课程在逻辑体系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多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设计与安排的困难。如何在课程的讲授中，以不断变换地处理约束条件变化与行为选择调整之间的联系为载体，展示无关性命题与相关性命题之间区别和联系，使同学们得以认识和体悟到两种看似矛盾的命题是自私假设本体的不同表现，如何巧妙引入形式多变却又源自一体的无关性和相关性命题，如何选择详略并突出重点等，都需要相对深厚的教学技能和经济理论素养的支撑。再次，如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的理念，以考察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假设条件的理想化，并处理好有关假设条件是否应该具有现实性特征的争议等，通常都超出了授课对象的理解意愿，问题是，这些内容大致上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所在，不对其进行阐述将无以明晰学科的中心理据。最后，如何以交易费用理念为支持，通过考察约束产权界定竞争的多样化契约，对以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核心的传统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和完善，以弥补其对经济现实解释能力低下和解释范围狭小的局限，并最终回到对经济理论或命题判断与经济学本体之间关系的阐述和体认上来，似乎更加超出了对理论缺乏足够好奇心的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外，关于测量体系的特征、假设处理与假说检验的关系等问题该如何处理，虽属必要，但往往因为内容太难而只能稍作介绍，从教学内容设计的层次递进角度看，通常只能以具体的内容构成进行暗示而不明言。
四、以研究式教学作为困境的对策
鉴于微观经济学在教学中可能的困难及其性质特征，本文认为，应该在教学内容设计和形式安排上积极运用研究式教学方法，以强化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和应用体悟。研究式教学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定研究计划书，计划书的具体构成包括：以对认识学科理论和建构假说提供帮助为指导，确定切实可行而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和研究目标；进行相关文献回顾，以考察其他人使用了哪些基本的理论和分析技术，对该议题进行了怎样的描述，是否存在缺点或可改进的地方；选择研究对象和基本方法，确定可资利用的资源或资料来源，以及收集处理方法；根据理论指导确定并妥善定义研究议题的主要变量，同时确定测量变量的方法体系等。作为体悟微观经济学体系及其本体和变化关系的支持手段，研究式教学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文献研读、围绕专题的实地调研分析和案例教学。这三种形式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阐释着微观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自私本体在不同约束条件或应用领域内有着怎样的变化表现或具体理论形式，如何处理与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假设条件，如何围绕经济理论来构建假说判断，并如何遵循科学方法论的准则对相关假说进行验证或否证等重要内容。虽然一寓于多，多寓于一，但认识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初始阶段更多地需要通过聚焦于“多”的具体含义来暗示“一”的恒定性及其内涵。通过将问题界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问题的重点和相关处理方法得以特别强调和烘托，这些形式为经济学入门者提供一个体认经济学体系，模仿假说构建和约束条件测量等学习理论和经由模仿转入理论的运用实践的良好小生境，它使得入门者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议题的局部性重点上。再通过研究议题的变换和教学控制者强调暗示各研究议题重点之间的联系等操作，将能够较好地实现微观经济学预定的教学目标。
五、研究式教学的条件支持
以研究式教学这种手段来应对微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困境，需要一些列条件的支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需要简要地刻画并强调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体系，摒弃一些缺乏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构成，并重点强调关键性经济学概念在体系中的逻辑联系和方法论意义，以期为学生形成一个指导认识现实的理论框架和不断体认反省的理论体系标的。其次，需要放松常见的严格课时考核管理，为研究式教学提供富有弹性的教学时序安排和课时设计等支持。再次，需要科学合理地组织一个具有多种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学师资团队，以便对学生提供多个方面的指导，为有效开展研究式教学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支持。这包括提供基本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文献搜集与研读方法指导、研究选题方法和研究计划书的编写指导、相关调查研究方案设计与相关方法指导等服务内容。最后是设计科学有效的研究式教学效果的检测、控制和反馈方法。总之，研究式教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推广，本身就需要一套理论方法的支持，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然，对于研究式教学法的研究是另外的课题。
六、结论
微观经济学在经济管理学科中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其中心内容是，自私假设这一经济学本体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会表现为不同的具体理论。随着对约束条件进行不同的假设处理，源自自私假设本体的理论可以表现为看似矛盾的无关性命题和相关性命题。更为困难的是，由于缺乏交易费用理念的支持，传统框架对于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分析交易主体和对象复杂多变的经济现实，缺乏清晰而系统的交代。相关的内容要么表现为经典文献，要么需要借助相关理论指导，才能够从一些特殊经济现象或前人提炼的案例中解读出来。这些都是研究式教学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当然，研究式教学的有效开展，需要一些列条件的支持，包括方法论的指导、课程教学设计调整、师资团队的构建和具体的研究调查分析方法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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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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