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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设计;绘画构图要素;审美艺术;应用启示
“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自古园林设计中有着这样的说法,可见绘画与园林景观的密切关系。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景观园林历来由文人墨客设计建造,这些人中不乏著名的画家、艺术家,如诗书画三绝的王维设计并建造的辋川别业、画家倪瓒的狮子林、书画家文徵明的拙政园等等,这些大家无不既在绘画上有所造诣,又在景观园林中有着卓著艺术贡献,可见绘画与景观园林设计的紧密联系。绘画中构图要素在整体画面起到统领性的作用,直接影响一幅作品的成败。从唐代开始画家张彦远就提出了“经营位置”是“画之总要”的论述,构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绘画构图的要素,寻求提升景观设计审美艺术的方法。
一、绘画构图与景观设计共通的物质基础
绘画与景观是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其作品都给欣赏者带来视觉与精神上的愉悦,都是通过研究视觉形态美学与艺术性带给人美的感受。从呈现方式的角度来讲,景观是三维空间中人对自然或者人工环境一种组织安排的作品,使人们在场地行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视觉感受;绘画是一种静态的纯艺术化表达方式,欣赏画家在二维媒介中主观描摹对象作品,可获得视觉、精神愉悦。绘画用构图将画面进行凝练与整理,在纸或画布上展现描绘的对象,构图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绘画的构图与景观设计组织有着共同点,是通过视觉来欣赏经过人主观设计后的景象。
(一)依赖相似的物质基础条件
绘画与景观在视觉表达中,所采用的物质条件相类似。对于一幅绘画作品,从物质层面上可以将其分为画框、画面整体的组织构架和所描绘对象的布局与安排。[1]对景观来讲,人的眼睛就是最主要的物质条件。眼眶相当于画框,起到限定划分视域范围的作用,从视域有效性来说,以眼球为中心,自眼角连线为基准,从基准线垂直方向视域角度上下各30°、以眼球为基准点水平方向视域角度左右各60°的观看范围对应的是画框边界;视觉关注点随观看的持续时间长短、对细节观看的深入范围大小可以自由地变换聚焦范围,在景观中,当采用整体浏览的观看方式时,宏观的视角下审视观摩对象,这种观看方式对应绘画构图中的整体组织构架;景观中当眼睛聚焦观看某一具体对象,从细节上去端详品评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对应画面构图布局与安排。因此从绘画的构图方式去解读景观的视觉性,绘画构图与景观设计是具有共通基础的。[2]
(二)共通对客观对象进行组织与布局
绘画与景观作品创作过程中会融入作者的主观意志,作品本身都是创作者在抒感、表述观念,在画面中反映出作者对客观对象主观的组织与布局。绘画是在二维平面上来进行展现,无论是写生还是创作,画者根据创作目的按照一定的画面构图的需要,使用艺术法则规律,有选择性地把三维空间的实物表现在画面上。画面的最终无论呈现怎样的艺术效果,都是在一张纸或者一块画布上统筹,其布局安排需要借助于现实物体原型,依据客观对象来展开艺术处理,在画面中展现空间的变化、格局的气势以及情感的意境。景观设计中无论是整体空间的划分还是景观小品的设计,也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协调统筹。这种处理可以是位置上的改变,或者造型上的修整,再者是整体氛围的塑造,利用可见对象,在形式与布局上进行编排,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突出视觉上的艺术性。
二、绘画构图要素视觉表达的艺术性
(一)绘画构图形式的表现方式
无论采用何种绘画材料,描绘何种内容,画面形式感都由构图而生。构图是依据画面特征调整画面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按照艺术规律由画家主观意志做出安排。在中国画中构图称为章法、经营位置、置陈布势,绘画中的构图形式繁复多样,以下论述只是管中窥豹的分析与总结,通过梳理为景观设计在视觉构图中寻求一些应用方法。[3]1.构图中的整体统一性画面根据所想表达的思想内容,将目标对象进行统筹布局,其关键在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安排,画面的整体统一并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在充分表达创作目的的基础上,依据所画内容,使画面中的各部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需要重点控制的是主从关系:主体是画面的构图的中心,观看时视觉焦点在第一时间停留其上,处于统领的地位,不能因为画面周围的辅助对象而影响其主体的首要性;客体是一种搭配与陪衬,是为了让主体更加突出而存在,其辅是为了避免主体出现得突兀。唐代王维在《山水诀》中对山峰有这样的论述:“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无论是绘画构图还是景观设计,在所呈现的画面中都需要遵照其统一性规律。2.构图在平衡中求变化性平衡是使构图具有稳定感,是在有限的画幅中构图能否成立的重要因素;变化是去除呆板,将死气沉沉的格局打破,追求一种活力与反差,从而构成画面的视觉冲突,吸引观者眼球。这两个词本是一对矛盾的反义词,但在构图时可以利用各自的特点从而寻求一种和谐,在稳定中寻找变化,在杂乱中探寻秩序性。画面本是一种艺术性的处理,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因此不应该在构图中形成一团死水的沉寂。画面构图平衡一旦被打破形成矛盾冲突就会将原有的构图中心偏移,形成一种新的相互关系,展现出一种更具有刺激性的视觉画面。3.构图在协调中的对比性对比是在协调的基调下追求视觉的反差,在和谐中引起局部构图的矛盾冲突。国画大家潘天寿说过:“画事之布置,极重疏、密、虚、实四字。”疏密是物体间距离的概念,通过间隔的大小在画面的构图展现着一种强与弱、虚与实,换言之就是构图安排的强弱,可见画面构图追溯起来还是在探讨对比性,结合景观设计可以将其总结为开与合、藏与露。开与合:构图中将对象之间的间距重新组织,从而让画面构成的各个部分既相互联系还能形成统一的整体。绘画中的构图讲究笔势,在景观设计里好比是相同材料,或者使用同一色调的对象,通过所占整体视觉画面的面积大小来划分彼此之间的间隔,从而形成呼应、围合、收放等构图关系。藏与露:在画面的构成中,如果在一个二维轴向中通过面积的大小来衡量开与合,那么藏与露二者之间在开合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进深方向的轴向,物体之间进深方向的相互遮挡是表现构图的一种方式。藏与露能引起人的好奇心理,从而起到引领人的视觉中心的作用。绘画构图中通过遮挡的方式营造画面中的深度,给人以绵长深远的感觉。景观设计也有着相似之处,在空间感受、意境塑造等方面都寻求通过人为的设计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相对广阔的审美意境。
(二)绘画构图的审美艺术追求
1.以少胜多的留白处理留白的方式是画家在作品中留有余地,画面空白给人以想象空间,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以展现艺术魅力。这一点中国画在画面的构图中有着充分的说明,国画利用留白追求着作品的弦外之音,而作品传神的地方恰恰是通过留白的方式体现出来,画面的组织并不是针对现实场景或者事物的简单摹写,而是在画面中做到有所取舍。自古以来诗书画本为一体,宋代诗人有描绘梅花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中并没有对梅花的正面描写,却把梅花的神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唐朝王维有诗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通过月色以及水面的空灵,营造秋的气息。李可染的作品《浅塘渡牛图》中,画面中几缕柳枝之后的留白让人不禁“看”到碧波荡漾、波光粼粼的水面,引起人对水面灵动感的无限遐想。[4]景观中也探寻着留白的设计方式,将设计者的思想加以表达和抒发。这种方式并不是将景观元素堆积累加,简单地堆砌在一起,然后做减法,而是与绘画一样,寻找直观景色背后的引起人们想象力的东西。南方建筑中的马头墙,线条轮廓形式简约,墙顶起翘之下是白色粉墙,在视觉上让观赏者留有余地;水是景观中常用的元素,在平静的水面上周围环境掩映其中,倒影留给游人以空白,引起人思绪上的波动。景观中的马头墙、水面应用体现了设计师的主观控制,就像水墨画中的留白,让元素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展现艺术审美中的以少胜多。2.情感注入的意境展现无论艺术家采用何种艺术创作手法、创作媒介,其浅层表达是对于视觉的展现,而深层含义更是对情绪、情感的一种抒发。中国画中有很多艺术价值很高的文人画,在画面中展现一种情绪流露。北宋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其巅,谓之高远;自前山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种心理上的感受便是一种情绪的变化,反映出人与自然一种心境上的对话,所见引起所感是不同的。传统古典园林中文人寄情于山水,在环境塑造上追求曲径通幽托物言志,空间处理上通过欲扬先抑,人为地控制视觉反差从而能够让游览者感受到景观所表达的一种情绪,在情感层面上给人以触动。南北朝时代谢赫提出对绘画的品评标准“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六法”中第一点是气韵生动,是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以一种灵动的画面感将所表现对象的势态与形象展现出来。黄公望所著《写山水诀》中描绘:“登楼望空阔处气韵。看云彩,即是山头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探讨的气韵出自空阔,这些分析与论述无不是对画面境界提升的一种探讨,都是在画面中追求一种情感上的表达,在画中便是追求一种诗性。景观园林作品在人们游览的时候给人一种触景生情的感受,让人们的主观情感与所见景观环境相呼应,从而唤醒人们对所见景观的境界感。通过视觉构图,设计师把游览者的情感作为一个设计要素,在景观中突出设计者个人的情感色彩,营造出性情中所追求的诗情画意,让游览者和设计者的情感进行碰撞,在两者情绪的对话中寻求呼应。
三、绘画构图营造对景观设计视觉构图的启示
(一)绘画构图与景观设计中的共同点
绘画中一般性的构图方式与景观设计中使用的设计方法,所形成的视觉感受是具有一致性的。绘画构图中一些普遍性的构图手法,有三角形构图、“之”字形构图、向心性构图、放射性构图等。在景观的营造上,传统造园方式中有轴线对称、网格布局、穿插布局、组团式组合等,在对应局部的处理方式中也有着借景、框景、夹景、露景的手法。绘画构图与景观营造在视觉元素的布局上都具有相似的一面。绘画中有一种团扇的画面构图方式,多以花鸟为对象,在所画的画面中,表现一簇枝叶从画幅边缘生发出来,花卉形态饱满多姿,展现画者的一种情趣。传统的苏州园林中,通常使用月亮门这一元素,一方面是为了分割空间,另一方面还能起到框景的作用。将一处景色映在圆形拱门之内,也多以小景为表现对象,例如让一簇生机盎然的梅花在门洞中显现出来。以上所述,反映出设计师从景观的角度想表达一种生活的情趣。
(二)绘画构图在视觉画面中的独特性
卷轴的呈现形式,是中国画殊构图的典型代表之一。画者将画面绘制在长卷上,观赏者在画轴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欣赏画面内容。在观赏的过程当中视觉焦点是不断移动的,视觉游离在画面之上,欣赏所绘制的画面内容,观赏过程中画面也是动的,通过卷轴的转动,将纸或者绢上的画面一点点逐渐地呈现出来。可见,在欣赏的时候人的眼睛和画面都是一种运动的状态,画是以散点透视来处理画面构图,将高低错落、远近不同的景色尽揽于卷轴之上,观看者就好似游走在所画空间之中。画中的景色根据构图的需要参差错落延展地布置在长卷上,景观中建筑、构筑物的安排布局,影响着画面构图与视觉逻辑关系。在实际的景观环境中游览者普遍是以正常人视角来欣赏景色,通过卷轴画的启示,在设计中可有意识地增加鸟瞰角度构图,让人登高望远,从而增加视觉艺术性。[5]折枝画或者一角画也是绘画中典型的构图方式之一,画面截取现实中的一个角落为主要的描绘对象,通过虚实、强弱对比的手法增强画面的艺术感染力。在角落对象的表现上,一般选用形象最为突出的一面,通过取舍和概括,提纯出最具表现力的形象,在细节方面刻画细致入微,以小见大,在视觉感受上具有安静、雅致的特点,从一种平和的气氛中展现着一种画面的协调。绘画史中代表人物马远和夏圭,俗称“马一角”“夏半边”,作品有《踏歌图》《溪山清远图》等。以上作品通过一角构图的手法把宏大的场景浓缩到有限的尺幅画面中,给人以无限意境。景观是对自然景色的组织与布局,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构图方式,在咫尺之间塑造出丰富的视觉画面,给人以深远的视觉感受。
四、结语
绘画能够给人带来审美上的触动,而画面中构图要素在整体视觉效果上起到很重要的统领性作用,本文通过对绘画构图要素的研究尝试总结并归纳一些普遍性与特殊性方法,结合景观设计的造景手法,让景观设计与构图艺术在碰撞中阐述绘画语言所带来的艺术性启示,提取绘画领域精华并拓展其研究范围。通过不同领域的交叉学习,总结各自的特点优势,以缔造更完美的景观作品。
参考文献:
[1]张世彦.构图要义[J].美术研究,2004(02):63-64.
[2]林斌.论绘画构图的原理及画框的作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1997(1):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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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琴琴,张俏梅.论中国画构图中的“计白当黑”[J].艺术百家,2013(S2):215,221-222.
1980年代以来,全球物流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各部门纷纷制定政策以加速发展物流经济,各城市已把发展现代物流作为支柱产业,建设重点工程以拉动物流经济发展。而在学术界,关于物流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输和物资流通及商业领域,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少,韩增林、王成金(2001)分析了港口物流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同年在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地理学研讨会上提出物流地理学[1];陈王景、杨开忠(2001年)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我国物流业发展对策[2];韩增林、王成金(2002)分析了我国物流业布局的特点[3];韩增林等(2001—2002年)立项研究辽宁省物流产业的发展潜力与布局途径。物流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式对区域经济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区域要求对物流经济进行合理组织以激活区域活力。地理学者陆大道一直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提出点轴系统理论进行要素的空间配置[4];陆玉麒在长期空间结构研究中提出了双核结构理论[5];陈才论述了经济地域的产业空间结构,并分析了经济地域运动现象[6];董锁成分析了经济要素的地域运动规律[6]。物流经济要素是基础性的经济要素,任何社会空间结构必须以物流经济要素作为基础,其空间配置成为空间结构形成的前提。本文试图以物流经济要素作为研究对象,就空间结构基础性构成要素的空间组织进行探讨。
2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
2.1空间结构
区域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及自然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其作用和影响以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客体形式出现,并投影于地域而产生空间形态,而各种客体的空间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等则形成空间结构[4]。空间结构遵循一定的演变规律,原始均质和未开发地域内经济要素活性强,其存在和运行必然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和作用;并且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在某地域上集中,产生集聚和关联等效益,形成各种社会经济及自然客体;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深化促使更多点或地域出现集聚现象,同时产生连接多个点或地域的线状基础设施,点、区域和线状基础设施形成区域最基本的空间结构;点逐渐发展为城市,线状基础设施发展为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及各种客体的集聚地带,集聚规模的扩大和均质化促使其演化成社会经济带,城市与各种社会经济带综合作用,空间结构日益复杂化。
2.2空间组织
合理的人为调控和组织可以有效促进空间结构的演化,即对空间结构可以实施合理的组织行为。空间组织是根据空间作用法则,依据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的属性及各种要素间的作用方式,对地域上各种要素的布局尤其经济要素进行空间配置,从而优化空间结构,因此空间结构也是人类实施空间组织行为的结果[4,7,8]。
2.3理论依据
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的研究一直为地理学者所关注,赫格尔斯特兰等理论地理学家在1960—1970年代证明了类似物体空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经济客体存在空间扩散和集聚作用;法国经济学家F•佩罗克斯在1950年代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开发往往从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所占据的点上开始,使增长极理论成为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依据;拉苏恩(1971)、达温特(1969)和尼科尔斯(1969)等从地理学角度对增长极重新加以概念化,着重强调产业空间集聚特征;H•H•科洛索夫斯基提出地域生产综合体,认为根据地域条件合理安排生产单元可取得稳定经济效果以形成生产单元间的经济结合[4];陆大道(1984)提出点—轴系统,认为通过点轴系统安排社会经济要素可以取得较好的空间效益[9];陆玉麒(1996)提出双核结构,以实现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和港口城市的边缘性在功能和区位的互补[5]。
3要素特性与运动规则
3.1物流经济要素
物流是物体从供应者向需求者进行转移的物理性过程,包括运输、配送、仓储、搬运装卸、流通加工和包装以及信息管理等环节,这些环节涉及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销售领域。众环节是物流经济活动的微观单元,由更为具体的物流经济要素所构成。物流经济要素是一个由各种尺度的要素单元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微观上包括运输车辆、搬运装卸工具和简单的加工包装工具以及现代化的信息管理设备,还包括专业人力资源,其中运输工具是最为关键的物流经济要素;宏观上主要指物流活动的运作主体———物流企业[10]。空间经济学认为空间结构是社会要素、经济要素和自然要素等众要素之间所形成相互作用形式和空间位置关系。其中经济要素在众要素中最为重要,而物流经济要素是经济要素中最为基础性的要素之一,对于其他类型的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以及自然要素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和亲合性,并且在相互之间发生积极的联系和作用,使要素属性发生质变,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从而改变或重塑、优化区域空间结构[7]。
3.2要素特性
3.2.1流动性。流动性指部分要素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和活性,由于其基础地位和作用,能激活其他经济要素以及社会与自然要素,所以物流经济要素较其他类型经济要素容易在地域上发生位移,在地域间进行运动[7]。流动性是物流经济要素的根本特性,也是其他特性的基础。
3.2.2亲合性。指物流经济要素容易与其他经济要素、社会要素以及自然要素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并且进行交流和结合,产生复合效应。物流经济要素的亲合性不仅是指同质要素之间的结合与密切联系,而且是指物流经济要素与异质要素之间的联系与结合[7]。
3.2.3吸附性。物流经济要素作为基础要素,不是单一的要素系统,其在地域上的流动容易吸引其他类型的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及自然要素向以物流经济要素为中心的方向集聚,并同其发生作用和结合,在物流经济要素为主的基础上形成复合型的社会—经济—自然要素集聚体[7]。
3.3要素运动规则
3.3.1无序性。物流经济要素地域行为最初表现为无目的的流动,即抵御行为表现为无序性,缺少一定规则,在区域内部呈现散状分布,但这种散状分布并不代表物流经济要素在地域上流动表现为均质性。
3.3.2方向性。虽然物流经济要素的流动表现为无序性,但这种无序不代表均质性。相反物流经济要素在无序运动的同时往往集中在某个方向上进行无序运动,既物流经济要素在进行散状流动的同时进行某个方向上的集中运动。
3.4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
由于物流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比较强,而且有较强的吸附性和亲合性,较其他类型的社会经济要素易于在地域上集聚,其集聚方式表现为两种:一种为点状集聚,即物流经济要素主要向某个点上集聚,集聚的结果是形成物流中心城市;另一种为带状集聚,即物流经济要素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从周围地区向线型地带集聚,其集聚结果形成物流经济带。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是其他类型的社会经济要素集聚的前提,只有首先产生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才会在其各种特性作用下,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进行结合,并激活自然要素,在物流经济要素的引导下进行点状和带状集聚,以形成区域发展的发展点和发展轴[4,6,8-10](图2)。
3.5物流经济要素的扩散
依据极化理论,物流经济要素在聚集的同时伴随着要素的扩散,初期物流经济要素达到集聚门槛后,由于具有较强流动性和亲合性,导致集聚同时伴随着小规模的扩散;在物流经济要素集聚达到区位承载限度后,扩散现象在流动性和亲合性的作用下会逐渐扩大,但此时集聚尚未达到不经济性;物流经济要素的进一步集聚使其规模达到区位最大承载力,造成其向周围区域流动,产生大规模扩散现象,从而体现物流中心城市与物流经济带的辐射作用[4,6,8-10]。依据集聚形式,物流经济要素在扩散时呈现辐射状、片带状和网络式等形式。物流经济要素的基本扩散方式是以点为核心向外呈辐射状扩散;片带状扩散指物流经济要素在带状集聚的基础上所呈现的扩散方式,是若干点状扩散相联成线的结果;辐射状和片带状扩散的衔接形成网络状扩散,这是现实经济地域运动中较常见的扩散形式(图3)。
4空间组织模式
4.1点—轴—网—面物流经济空间的形成会直接影响区域空间结构,合理组织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行为,有利于改善区域空间结构,因此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与组织就成为物流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物流经济发展时间短,水平低,且物流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呈现不平衡性。依据物流经济要素的种类、特性、地域运动规则以及空间不平衡理论,认为目前我国物流经济要素处于以集聚为主的阶段,物流经济空间组织应采取点—轴—网—面模式,即发展极—发展轴—网络—域面,地域上表现为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经济带—物流网络—物流圈。
4.2点: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经济要素的主要集聚方式是点状集聚,扩散方式主要呈现辐射状。物流活动包括配送、包装、仓储、流通加工、装卸搬运和部分运输及相关设施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使城市成为物流活动的集聚地域。微观上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应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域内,以发挥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宏观上物流经济发展重点应放在少数大城市,通过物流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以形成增长极,对腹地物流经济活动产生辐射和归纳与吸收作用。
4.3轴:物流经济带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形式之一是带状集聚,相应地片带状辐射也成为主要扩散方式。物流经济要素在地域上表现为众多的方向中主要沿某一方向进行以形成一定的线状地带,并且物流经济要素与周围的其他社会经济及自然要素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一定属性的轴,此轴对周围地区的物流经济活动有辐射和集聚作用。物流经济要素应集中在线状地带上,培育物流经济的集聚和扩散的线状地域,以带动周围地域的物流经济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
4.4网:物流网络微观上物流经济要素的高级扩散是网络式,网络下其集聚具有点状和带状的复合性,物流经济要素在点和线状地域上集聚规模的扩大和扩散作用的增强,造成其地域密度的增大和地域的均质化。宏观上物流中心城市与物流经济带数量增多与规模扩大,并相互衔接以形成物流网络。因此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要选择合理的地域,在现有运输网络和城市网络的基础上进行物流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实施网络性的物流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
4.5面:物流圈物流圈是物流经济发展的面,是物流经济空间结构的高级阶段和物流经济要素地域运动的高级形态,集各种集聚形式和扩散形式于一体,其运动趋于多方向性,使物流经济要素在地域上均质化。宏观上物流中心城市与物流经济带相互衔接使物流网络日益完善,造成物流经济活动向网络内不发达地域进行集聚和扩散,从而形成物流圈。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组织应在网络的基础上对不发达地域进行集聚与扩散,对地域物流经济要素进行均质化配置。
[关键词]系统及系统场;系统场控;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4-0027-05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规划研究》(200607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系统科学的产生,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及研究方法和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系统运行效果的多势效性为我们进行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提供了基础,系统场控理论的方法和思路为开展系统行为优化和控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本文拟在对系统及系统场控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场控功能规划和设计,构建确保地区社会经济系统协调运行的管理机制总体框架。
一、系统及系统功能的势态演化
1.对系统含义的理解
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它反映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现出不同的系统特征。昝廷全教授在其《系统经济学进展》一书中将经济系统定义为经济元和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共同构成的整体,把经济元的集合称为经济系统的硬部,把经济元之间的关系称为其软部。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就是构成系统经济元各主体之间,按照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系统元,即系统要素。这部分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单元,而且表现为明显的层次性,它们可以是构成某一复杂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也可以是各子系统中的具体要素。第二部分是构成系统元之间的关系,即系统元之间的藕合性质。系统构成包括有不同层次的众多系统元,这些系统元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的藕合关系,正是这种不同性质藕合关系的总体作用,决定了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第三部分是系统元之间特定藕合关系条件下质和量上的协调性。
2.系统功能及系统功能的势态演化
传统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藕合性质(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功能,这种决定性是唯一的。然而,这种惟一性只决定了系统功能的性质,而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在特定藕合关系基础上物流水平和质量方面的协调性和差异性,却决定了系统输入输出功能实现程度上的区别。事实上,系统在保持其特定结构条件下可以容纳多种运行态,每一种运行态都对应着不同量度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实际中系统功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质和量上的协调程度,这就是系统功能的势态演变。由此,我们引入了系统效率的概念,系统效率是指系统在其特定的特征尺度范围内,系统功能与价值实现程度与其可能最大值的比率。社会经济系统在保持其特征尺度条件下的势效差异性,既可以体现在效能释放速率上的区别,也可以体现为效能释放总体水平上的多势态性(图1)。上述社会经济系统功能实现过程的多势效性,为我们开展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模式和状态的优化和控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系统场及系统场控的作用机理
1.系统场与系统场控
“场”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物理学中,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物质存在形式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在物理学中,“场”是指某种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具有标量特征的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是标量场,具有矢量特征的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是矢量场,如重力场、电场、磁场等。“场”的概念已应用于物理学领域,而且随着人们生产实践的需要,“场”的概念也在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结合数学方法,场论在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产生于自然科学中的“场”是一种实物场,但其概念、思想和研究“场”的方法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来源于人们对物质认识的深化,物质的概念不仅仅是人们已知或未知的任何有形的实物态物质,而且还包括无形的、区别于实物态物质的诸如社会价值观等的场态社会物质,称之为社会场。
系统场是基于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和思想,以观念意识、制度、政策法规等为场源要素构建起来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影响对象系统行为及效果的一种社会场。系统场作为一种社会场,它具有社会场的一般特征:在整个社会中弥漫了一种社会场态物质,即社会场,而不是存在绝对的社会虚空;任何社会场中都存在社会力,即社会场力或称社会力;任何社会场都存在场力线,即社会空间是布满场力线的社会场;社会场在其运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人的意志,且不以社会元素的人或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行为特征,它对真正进入社会的人们而言,具有同化他们与由社会场决定的心态或人格系统相协调的“目的性”。系统场除了具有一般社会场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其本身的特性,主要表现为:①系统特性。系统场的系统特性不仅表现为它以现实系统为作用对象,控制和影响系统对象的运行方式、运行效果及系统的发展与演变,同时要求作为场源的各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必须保持其系统性和全面性,以保证系统场的整体功能;②场性或称场向特性。所谓系统场的场性是指对系统对象的导向属性,是系统场功能性质的规定性。在构建现实的系统场时,由于其所要控制的系统对象的类型和层次不同,价值取向差异,决定了系统控制的目标不同,往往表现为所构建的系统场的场性有所区别。例如,基于经济发展系统构建的系统场性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场性特征,基于生态环境系统构建的系统场性则更多地趋向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高,而基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这一更高层次的大系统来构建的系统场性,则会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运行作为其系统场的场性表现;③构成场源要素的多层次性。构成系统场的场源要素很多,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划分,可以分为一级场源(政策法规类);二级场源(制度类);三级场源(思想、观念和意识类或称文化类),这些不同层次的场源要素在场性和场向功能的确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④场力的可叠加性。即不同的场源要素在特定系统空间内所产生的场力是可以叠加的,这种叠加作用将会导致总体场力的增强或削弱。
2.多元系统场的作用方式分析
由于构成系统场的场源要素众多,而且这些场源要素又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因而,这些场源要素对受控系统对象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1)串行模式或称递进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不同层次场源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如三级场源、二级场源、一级场源之间的作用构成了一定的逻辑顺序关系。这种递进关系中某一场源要素的变化,不一定影响到系统对象的行为和效果,因为场源要素之间的这种结构特点,使得某一场源要素产生的影响力需要通过后续影响场的传递才能作用于对象系统,如果后续影响场存在“瓶颈效应”或“木桶短板效应”,则该影响场的作用力得不到传递或完全传递,从而不能改变对象系统的运行行为。
(2)并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同一层次中的各个场源要素对场中对象系统的直接作用方式,如政策层次中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市场政策、资源政策等对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作用过程。并行模式中各要素影响场不构成逻辑顺序关系,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作用于系统对象,它们各自产生的影响效果之和就构成整体的影响效果。并行模式中是力量决定论,对系统对象影响力大的场,产生加强的影响效果,成为主要的影响场;对系统对象影响小的场,则产生较小的影响效果,成为一般性的影响场。
(3)交叉互动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表现为同一层次内部各场源要素之间的作用,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层次场源要素之间的作用方式。这些要素影响场相互促进或相互抑制,从而不断提高或抑制对系统对象行为的影响作用。交叉互动模式中,当某一影响场发生变化,会使场中受控系统对象的行为受到激励或抑制;同时,这一影响场的变化会促进另一个或另一些影响场发生变化,从而又导致对系统对象的影响发生变化。如此交互作用,不断影响场中受控系统对象的机制和行为。不同场源要素影响场之间的这种交叉互动作用是存在的,如制度和技术都是场源要素,它们的影响场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交叉互动关系,在一定的时间内,制度的创新能使技术创新呈线性轨迹成长,而技术创新的自源性成长却呈非线性成长,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使技术创新以更快的速度成长。一般情况下,制度创新是阶段性的,即制度总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基本内容的创新,以后制度的完善是逐步的,这种情况使技术创新总体上呈现波动向上的运动趋势。
(4)协同模式。协同模式是指构成系统场各场源要素的影响场之间共同作用于受控系统对象,由于各影响场之间的配套和协作,产生大于各影响场独立作用的效果之合,即I(x1+x2+…+xn)>I(x1)+I(x2)+…+I(xn)(式中I表示影响度)。如构成系统场的政策法规类要素、制度类要素和思想意识观念类要素之间的配套协同性,能够使得所形成的系统场场强增大和场力增强,对场中受控的社会经济系统对象产生更大的影响效果,实现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3.场中系统对象的受控行为分析
由以上的系统结构分析可知,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由系统元、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系质的规定性和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质和量的协调性三部分构成。系统要素之间数量和质量上的协调程度差异,形成了不同协调程度的等级序列,这些等级序列构成了系统的不同相态,具有相同功能性质的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功能效果发挥程度,则反映了系统功能的不同势态序列。通过系统场的设计和优化,目的在于构建基于系统场控的系统管理机制,使受控系统对象通过系统要素的相态跃迁,实现系统运行满意的势态效果,即实现系统运行较高的系统效率。
系统场的构成要素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类第三层次场源要素、制度类第二层次场源要素、政策法规类第一层次场源要素和组织与监控类的运行操作要素,这些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要素,对场中受控系统对象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政策法规类场源要素对系统对象产生直接的控制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力或称拉力和各项法律法规的约束力来实现的;制度类要素属于上层建筑层次的场源要素,它是通过不同的制度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等为系统对象的运行提供了宏观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环境,它对系统对象作用是通过间接的影响力来实现其调控功能的;思想、观念、意识、价值观等第三层次场源要素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要素,它对系统对象的作用是通过营造一定价值取向的文化背景,影响系统对象中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来产生凝聚力实现对系统的影响。这三个层次的场源要素中,越是处于较高层次的要素,对具体受控对象的作用方式越间接,但其影响程度越深远。组织监控类要素不是构成系统场的具体场源要素,而是系统场发挥管理机制作用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要素,它的作用是通过建立与系统场要求相适应的管理组织,来实施对系统对象实际运行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保障系统场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构建及组织监控的实施,构成了对这一系统的系统场控过程,具体系统的场控作用方式如下图(图2)。
系统场的建立及系统场控的实施,使系统场中的受控系统处于各种作用力的影响之中,系统对象的受控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系统对象在各种政策类场源要素影响场引导力的作用下,服从物理学中的合力规律,即平行四边形准则,系统对象将沿着其合力方向运行;第二,系统对象在法律法规类场源要素影响场约束力及场控过程的监督控制下,会对其可能存在的负向力产生约束和抵消,消除系统负向力作用下的不良行为;第三,系统对象在制度类场源要素影响场影响力的作用下,会对偏离场向的力产生力矩作用,使其发生旋转,最终与场性方向一致,增大系统目标方向上的合力;第四,系统对象在思想、观念、意识类场源要素影响场凝聚力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和协同量,使系统结构更加合理。
三、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控功能的规划与设计
1.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场控功能设计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场控功能设计包括系统场性(或称场向)设计和系统场源要素体系设计两部分:
(1)系统场性设计。系统场性设计实际上就是设计系统场的作用方向和目标。系统场性对场中受控系统对象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关键的,场性是否体现了科学的和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将直接决定系统对象的运行方向和效果。现实中,由于场性设计的不同,就会表现出逆向场和正向场的区别,当系统场性为积极、正确的方向,就会对场中系统对象运行过程中的逆向演生性产生抑制作用,使系统朝着高效率势态发展;反之,当系统场性为消极、错误的方向,则会使系统对象的逆向演生性得到加强,而正向的发展要求会在场滞的作用下产生抑制作用,表现为管理机制对系统运行的阻碍作用,因此,一个逆向场的存在,比没有系统场存在的情况更糟糕。系统场性设计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科学的、正确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制度条件为基础,来合理规划和设计系统场导向下的利益分配趋向。是系统场导向下的利益方向构筑,这种利益分配趋势的导向,会使受控系统对象在其趋利性要求的作用下,向着引导的方向运行。
(2)系统场源要素设计。系统场源要素设计是在既定的场性目标要求下,构建系统完善的场源要素,在这些场源要素所形成的影响场的作用下,引导和规范系统对象的表现和行为的过程。系统场源要素的设计要依据受控系统对象发展阶段和运行的状态特征来确定,当系统对象处于发展演化的质变阶段时,此时的系统场设计不仅表现为一套全新系统场源要素的构建,同时要求构建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才能准确把握未来系统发展变化的场性要求和场源要素匹配条件;当系统对象处于某一确定的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时,此时的场源要素设计任务主要表现为在既定场性目标要求下对场源要素的调整和完善。同时,系统场源要素的设计,依据场源要素的种类不同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对于政策类场源要素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样才能引导系统对象的未来走向;对于法律法规类场源要素,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是随着受控系统对象在实际运行过程出现的不同问题,来不断地规范和完善。
2.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控功能评价
系统场的规划和设计完成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必须要开展系统场控功能的预测与评价。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场控功能评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系统场控功能实现效果的预测与评价。一种战略的提出,一项政策的出台,需要分析和预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即战略、政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这一研究和评价过程包含实施方案的设计与优化、实施时机的设计和选择、实施效果的预测与测算、实施风险的分析与评估等等内容。对于方案实施效果的预测与评价是其中的关键内容,这一过程既要包括正向效果的分析,还要包括不利影响的预测,在此基础上,一般采用费用――效益或费用――效率评价方法,对其实施的损益程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和论证。
(2)系统场场源要素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评价。无论是新设计和构筑的系统场结构,还是在原有系统场结构基础上的修订与完善,都存在着场源要素之间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评价。配套性评价是基于既定的场性目标要求下,不同层次的场源要素之间、同一层次的场源要素内部的匹配性和完善性要求,只有构筑起系统、配套的场源要素体系,才能形成同一目标导向上的影响场,对系统对象产生好的控制效果;协调性评价是指对新构场源要素之间,以及新构建要素与原有系统场要素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并通过对场源要素的调整、改造等途径,消除它们之间的抵触、冲突和漏洞,实现场源要素的和谐性和目标一致性,完善系统场的整体功能。
3.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控组织结构优化
系统场构建及相应的评价论证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实施问题,即系统场发挥功效和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主要包括组织结构变革和管理业务流程再造两个关键环节。
(1)组织结构变革。系统场控体系建立以后,进行系统场控实施的组织结构设计已成为关键环节。一般情况下,场控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往往是在现有组织结构基础上,围绕场控设计的功能和要求,对现有组织结构进行合理的重组与整合,使之适应新的战略、政策、法规体现的管理程序和要求。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紧紧围绕国民经济系统发展方式和目标的重大转移,对旧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重建。伴随着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配套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国家先后多次进行了管理组织结构的重构和协调,使得各级管理组织职能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管理任务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场控实施和监督,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不同领域,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系统场控实施的组织结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一管理组织结构的规划与设计,一是要明确场控职能实现的目标和要求;二是管理职能的科学划分与界定,处理好管理职能相对完整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三是依据场控系统对象的运行目标和要求,规划具体的管理点和监控环节;四是设置具体的管理职能部门和人员选配。
(2)管理业务流程再造。基于不同的系统运行目标要求,其管理监控的职能要求和管理监控过程中的业务流程是不同的。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社会的和谐稳定、矿产资源的持续供应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不同目标其相应的管理和监控的业务流程自成体系。而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更高层次,其管理和监控的目标要求是在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上各个方面目标之间的协调和共赢,这就要求必须站在这一大系统的层次,打破原来各自相对封闭的业务流程体系,开展大系统层次上的管理监控业务流程再造。这一过程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场结构的分解和场控任务划分;二是明确各项管理目标;三是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划;四是设计管理监控业务流程;五是管理监控过程的信息流向及反馈途径;六是规划业务种类和明确职责范围;七是设计管理组织形式和设定职能部门;八是测算各职能部门的业务类型和业务量;九是确定各部门人员类型和编制;十是编制各部门管理监控工作制度和文件。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图(图3)。
四、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管理机制总体框架
基于以上系统场不同层次场源要素构建的目标和要求,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为总体目标,从思想、观念、意识等场源要素层次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划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制定和实施了科技创新战略;从协调发展的意识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从加入WTO的决策和实现,确立了融入全球经济大市场的发展思路。从制度要素层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要求,开展了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众多体制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制度贡献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以上要素的作用和要求下,在政策、法律法规层次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适应我国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政策体系和法律规范。从系统场实施过程的管理和监控要求上,国家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各级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重组,使之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管理职能和功能要求。上述内容,构成了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宏观系统场控条件(图4)。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区域更高层次系统层面上的发展规划,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宏观层次的管理调控机制,以往基于子系统要素层次构建的任何管理机制,都不能够提供这一宏观层次系统运行的调控机能。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宏观管理机制是以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为目标,以社会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为指导,以国家和地区持续的体制改革为背景,以宏观政策法律法规调控为手段,以具体的组织管理和监控为保障。其中,政策法规机制是构成系统场控过程的直接场源要素,是构建系统运行管理机制的主体,它又可进一步以产业、市场、科技、消费四个方面为基础,形成产业政策法规机制、市场政策法规机制、科技政策法规机制和消费政策法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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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naging Problems of Regional Social &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Systemic Fields Controlling
YanJunyin1,Ma Lusui2
(1.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2.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Shijiazhuang050031, China)
论文关键词:资本形态,权力博弈,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根据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经济形态则呈现出一个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序列面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则可以概括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力作为一个共性因素,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属性,而生产关系则具有不同社会的特殊性。剔除生产力这一共性,可以发现,物质资本是主导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货币资本是主导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资本是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当然,农业经济也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工业经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各种形态的资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本质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地运动并保持增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资本所有者凭借手中占有的资本影响着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动。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长,围绕对权力的争夺,进行着各种博弈。货币资本取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战胜货币资本,权力也在资本所有者中间循环运动。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一旦资本和权力媾和,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影响着人力资本价值作用的发挥,并进而侵蚀社会公众的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速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三元经济交织时期,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同时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如何认识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对资本权力进行引导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下的不同资本形态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期,目前正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期。相应地,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产生了不同的主要资本形态,即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各种资本不断运动,力量此消彼长,对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农业经济:物质资本
在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是决定社会经济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极其简单,主要包括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牛和马等畜力生产工具以及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和对这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说,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物质资本。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生产资料份额大的所有者就成为了实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着全社会物质资本的大多数,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分配。其背后的实质是,谁控制的物质资本越多,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亦是如此。尽管,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货币资本,但和物质资本的力量相比,货币资本的影响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货币资本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了物质资本的强势地位,反而强化了物质资本的力量。此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博弈主要围绕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和争夺展开。
(二)工业经济:货币资本
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与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些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工业经济发展后期,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资本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重要。与农业经济时期相比,以货币资本为主要形态的资本形式则占据了工业经济的主导方面。但与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工业经济早期,资本家凭借手中占有的巨额货币资本,到处购买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在世界各地开始工厂,寻找海外有利市场,不断扩大市场需求。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直接指挥和主导了全球的工业扩张与权力分配,围绕着对货币资本的占有和支配,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扩张。工业经济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剧和经济危机的接连爆发,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此时,以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逐渐渗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资本也开始走向全球,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中去,进一步助长了货币资本的蔓延势头。因此,在工业经济时期,围绕着货币资本的权力博弈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关键词:土地资源;社会经济因素;区位条件;土地资源利用
引言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和劳动对象。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密度的不断加大,土地资源的消耗随之增加。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资源的形成、演化具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我们评价区域土地资源或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必须全面考虑土地资源的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技术因素,把潜在的土地资源生产力合理地组合在最佳的土地利用模式中。影响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的十分广泛,各种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有必要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下面将就土地资源的区位条件这个主要特性做重点分析。
1.土地资源的区位特性
土地区位是自然要素区位、经济区位和交通区位在空间地域上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具体表现。不仅指陆地上某一地块的空间位置,还包括多种土地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整体组合效应在空间位置上的客观反映。
1.1.自然区位
土地的自然区位主要是指土地的自然地理位置。包括土地位置上地形、地貌等自然要素的组合特征,以及与自然环境的空间位置关系。自然区位直接影响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的形成,是土地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1.2.经济区位
土地的经济区位指土地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所表现的人地关系和社会物化劳动投入。主要指不同区域土地在经营、社交、工作、娱乐等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影响因素,主要是由其自然特性及所处的经济区位决定的。
1.3.交通区位
土地的交通区位是指区域土地或某地段与交通线路及设施的相互关系。经济区位产生的影响能否转化为实质性的效益受到交通区位的制约,此外,它的优劣还影响到土地聚集效益、市场演变、结节点产生及扩大等。知识经济时代交通运输对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核心生产要素发生变化,以及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使全球范围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
自然区位、经济区位与交通区位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地域空间,从而决定了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和空间布局。
2.区位论与土地分区利用
区位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屠能的农业区位论研究的是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用、农业生产的区位选择——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及配置问题。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研究的是工业企业的选址问题,亦即一定区域土地上的工业企业布点问题。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论更是着眼于一定区域的土地资源利用问题,研究一定区域下城市的分布及城市间的相互关系。寥什的市场区位论把生产区位和市场结合起来,从市场区位的概念入手,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个起点。近年来,区位论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解决生产布局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事实上,我们不仅要学习国外区位理论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学习区位论的技术要求、技术程序以及整套的科学工作方法,力求减少失误,因为生产布局工作的失误,会造成巨大浪费。
土地区位利用理论是从区域整体出发,考虑区域内动态利用问题,以确定城市体系及各部门、行业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关系,是融合全部社会经济细胞的综合理论。土地所处的经济区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土地利用的空间竞争显得格外显著。土地区位利用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土地资源区位利用不断深化的理论体现。
3.土地利用的区位过程
人们的的生产活动与土地的利用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土地利用程度也不断加深。这一变化使其在不同方向上的利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过程。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分化过程。城市各业用地区位过程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1)商业用地的区位特点
为满足方便人们生活的要求,商业用地多聚集于市中心、繁华街道两侧、交通路口以及大型公共设施的周围。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最初是推进城市形成的一个重要动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商业繁荣。
(2)工业用地的区位特点
工业是城市进步的直接动力。就世界范围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现实来看,工业发展能够推动城市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商业的繁荣,从而推进整个城市的发展。因此,工业用地具有不断向市区边缘迁移和自动集结成团倾向的区位特点。
4.土地资源的区位效益
土地区位效益的实质是位置级差地租。土地位置级差地租是指由于距离产品消费中心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大小不同的土地纯收益。区位效益理论在支配着城市中各项用地的空间安排。由于集聚效益的影响,人口和工业会向大城市及其中心区集聚。但是,有目的地利用区位效益理论可以改变这种趋势。合理的级差地价政策,还可以促进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
总结
土地区位的差异与各项用地特定的区位要求是土地资源的自然空间结构和人类社会经济利用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我们知道土地面积是有限的、稀缺的,区位效益高的土地的面积就更有限,因此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是我国所有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在进行土地资源配置时,自觉利用区位理论,确定各种区位土地的最佳利用途径及方式,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提高土地利用的总体经济效益。(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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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城市;社会结构
城市与农村作为人类创造的与自然相异的对立的两种人类社会形态,反映着不同的人与自然的结合方式及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形式。要从根本上把握这两者的基本性质,必须将两者进行对照研究,从两者的实质性差异入手,得出研究结论。
城市与农村都是运动中的事物,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城市有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之分,两者从性质到特征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农村也有小农经济基础下的农村与现代农村之别,两者的性质与特征同样也有明显的差异。研究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城市,必须首先将它们固定到某一时点或某一形态之上。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对比研究典型化原则,将以城市与农村最典型状态,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与现代化城市相对照,判断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一、城市与农村共同构成要素
从共同的方面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形式。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而是由人类构建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以人类利益为目标的自然异化体,是人类生存的载体。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只要它是由人类构筑的社会形式,那么究其实质,都是由三类物质要素构成:
一是人,它是社会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人类社会的具体存在形式,主要将由人的需要和人的能力决定。
二是自然界原始状态的物质。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最终必然建筑在自然物质的基础上。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还为人类提供生存直接有用的物质,如水、空气等。
三是由人类改造或生产出来的物质。人类社会不仅有自然原始状态的物质和物质存在形态,还有由人类组合再造的、在原始自然状态下不存在的、由人类在自然物基础上生产出来的物品,这些物品的存在,构成了人类社会与其它动物社会的根本区别,且这些物品的发达程度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
二、城市与农村共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差异
人、自然物和人类产品是人类社会构成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农村与城市是相同的。三者存在的数量及存在的密度,在城市与农村之中,却有很大的差别。
在农村,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使人类可以开发利用的自然物相对较少,可以获得的人类产品的数量同样较小,在此物质基础上,可以供养的人口的总数量也是有限的。不仅如此,人口、自然物及产品要素在农业生产力要求下呈现相对匀质分布的状态,这些社会构成要素相对平均地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但在每一个具体空间地点上的分布密度有限。
城市在工业生产力的作用下,则存在大量的社会要素聚集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首先城市有大量的人口,有大量的人类产品,在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将结合越来越多的自然物,在这一物质基础上,会促进人口与物质要素互为因果的迅速增长。社会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仅表现为城市中社会要素大规模的增长,更表现为全社会要素向城市的集合过程。在城市工业生产力作用下,形成了社会要素在城市点状空间上聚集分布的特征。在城市内部,社会构成的所有要素,不仅有很大的数量规模,而且有很大的分布密度,尤其是相对于城市较小的分布空间而言,社会要素的聚集构成了城市与农村的重要区别。
人、自然物、人类产品的存在数量上的差别在城市与农村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至于人们对城市直观的判断就是拥有大量的人口、大量集中的建筑、频繁的工商业活动对农村的直观判断就是人口稀少、建筑分散、工商业活动不发达。人们将这种外观上的差异认定为农村与城市区别的本质。
三、城市与农村共同要素的差异体现
要素数量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城市特定区域要素数量的增长,表现为社会总要素数量的增长。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及现代城市的发展,整个地球的人类负载能力在不断增加。同样一个地球,也许几百年以前负担5亿、10亿人口就达到人口负担的极限,就有各种自然、社会、战争、军事力量来调节人口增长。近代,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使世界总人口达到了50亿、60亿,这种负载能力的增加源于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实现的人类更大的自主控制能力。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提供了更大的要素要求,同时配以更大的要素容纳能力,其结果使社会构成要素的总量不断增长。
在全社会增加的要素总量中,大部分进入了城市,甚至农村原有要素的相当部分也进入了城市。尽管社会要素总量实现了增长,但农村的要素存留量却在进一步减少。城市与农村的要素差异,不仅体现为要素数量的差异,更体现于分布方式的差异。如果说农村是以要素的匀质分布为特征的话,那么城市则是以要素的点状聚集的非均质分布为特征。社会构成要素在城市的空间叠加和聚集是城市与农村的根本区别之一。几乎在所有的城市,尤其在现代化城市,城市空间高度的发展成为城市的标志之一,“高楼大厦”成了城市的象征。城市越发展,城市建筑的空间高度就越向上延伸,这不是人们的偏好所能左右的过程,这是社会构成要素在城市空间叠加的要求。
四,城市与农村其它要素差异
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不仅存在于要素数量及要素聚集程度和差异,还存在于要素联合的组织结构差异。城市的要素聚集事实上并不是社会要素的简移,在这一过程中,伴随要素的空间位移,社会结构也在同时发生着深刻地变化,这种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效益是城市效益的又一重要构成因素。姑且称这种效益为结构变动效益。
世界的结构性,同世界的物质性一样,是构成事物的存在方式的根本,结构差异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的根本性差异。从物质世界的本质来说,所有物质都是由原子核与核外质子构成的,原子核与质子不同数量和不同结构方式,形成了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108种元素,这些元素的原子又与其它原子在不同结构下形成了不同的分子,成为能够保持物质性质的最小微粒。分子又由于排列方式的不同构成了有机和无机两大世界。从根本上讲,物质性质与特征的差异实质上都来源于物质结构上的差异,不仅自然物质是这样,人类社会同样也是这样,社会的不同组织结构,对社会的性质与特征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每一种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结构,在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转化的过程中,往往伴有结构的转变。在结构变化中,通常伴有能量的输出输入。旧结构的解体要输入一定的能量,新结构的形成则要放出一定的能量。输入和放出能量的大小与物质的质量成正比与质量间的距离成反比,即Q=m/S。结构变化过程中的能量转换,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原子弹爆炸的巨大威力仅仅来源于少量放射性物质的结构变换能量。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越简单,层次越少,那么在结成和解体这一结构中,涉及的能量越小;相反,社会结构越复杂,结构要素的联系越紧密,距离越短,在结成和解体这一结构过程中涉及的能量就越大。
农村向城市的转化是简单社会结构向复杂社会结构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要失去一些能量,但紧密的广泛联系的城市结构的形成更要放出大量的能量。城市结构形成与农村结构解体过程中的能量之差,是农村向城市变动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城市形成了全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带动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五、城市与农村的根本性差异
社会结构的差异,是现代化城市与小农经济下农村的又一根本性差异,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对农村与城市运行逻辑与外在特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结构的差异,致使同样由人、人造物和自然构成的农村与城市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典型的城市与典型的农村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城市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是要素,而农村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是家庭。人、自然物与人造物构成社会是以一定的社会基本构成单位形式结合。在化学概念中,分子是能够保持物质性状的最小微粒。如果借用这一概念,假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是指能够独立地完成某一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那么在农村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是家庭,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单位是个人及个体资源。
家庭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归家庭所有。劳动者自诞生之日起也归属于家庭,只有死亡才能解除这种劳动关系。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关系是固定的,劳动力及其它社会要素固定地属于家庭而不是社会。家庭是一个统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如果家庭分解,脱离了家庭结构的社会要素,将失去其基本的经济功能。离开了家庭的单个劳动力,如果不通过婚姻或血缘关系进入新的家庭,就失去了劳动力的性质。没有可供劳动的土地,没有基本的劳动分工(家庭分工),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性能。只有附着在其它家庭结构之下,才能够生存。家庭是农业社会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微粒,农业对资源的分配与调动,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在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城市,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则是社会构成要素本身。每一种要素在城市经济活动中都具有独立的意义,完成独立的活动。劳动者可以单独地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资源可以作为独立的物质在市场上流动,产品可以单独进行买卖活动,每一种社会构成要素都直接表现为社会性、流动性特征,是以要素本身而不是以要素结合体的形式参加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城市社会是直接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构结的。
尽管在城市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各种社会要素是以企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但企业的结合具有松散化特征,在企业内部不仅有构成要素的经常性变动,甚至企业本身也是多变的,不是一个稳定型的结构,且在企业结构下分解出来的要素(劳动力、资源等)可以立即还原成社会性的要素,可以直接参与未来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企业解体,要素的经济功能并不丧失,在城市可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是社会构成要素本身。
比较城市与农村的最小经济活动单位,不难看出农村的基本经济构成体具有“分子要素”特征,它是较为复杂,有一定内部结构,能够完整地从事产出某种物品的经济活动的单位。而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构成实体则具有“原子要素”的特征,它是简单的,没有内部组织结构,仅仅能从事部分经济活动的单位。每一种要素的经济活动内容十分专业化,十分明确,但却仅仅是社会经济循环中的某一环节,能够完成产出某种物品的经济活动的某一部分工作内容,尽管这些要素有一定独立活动的能力,但物质生产的全过程,则必须是这些要素活动结合在一起,在企业的形式下完成。
其次,城市与农村的基本经济单位结合的结构不同。小农经济下的农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经济细胞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单位,生产消费都在家庭内部进行。每个家庭都从事社会所必须的所有的劳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少,社会基层经济组织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平束状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简单,家庭与家庭之间内部结构重复,外部结构单一,社会整体结构稳定,内部结构松散。
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城市,则属于立体晶体结构。尽管从总体上看,城市经济是建筑在要素的基础之上,要素与要素之间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结合成相对完整的企业形式,才能完成再生产的全过程。在企业形成的过程中,首先是个人与资本之间,根据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规律联合在一起,然后劳动者之间再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组成不同的劳动团体,这些团体再根据产品生产程序和组织管理通路结合成为相对完整的企业。
不同的企业再根据全社会分工协作的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个人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再度结合,形成整个社会的立体的经济结构。城市越发展,分工越细,某一企业在某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所能承担的环节越专业化,企业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整个城市逐渐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互为基础、范围不断加大、层次不断增多的密不可分的整体,成为一个紧密的巨大的“晶体”。
再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要素的结合方式不同。在农村基本经济单位的结合是缺少联系的结合,家庭与家庭之间没有直接的物质输出输系,它们仅仅因为社会、心理、安全等非经济要求相对集中的居住在一起,是平行的稳定结构方式。在城市,基本经济单位之间的结构方式是广泛联系的流动结合方式。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在社会经济结构过程中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而且不同的单位体之间有着大量的物质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一种生产的终结产品可能是另一种生产的原材料;一个人的工作是另一个人工作的基础,在它们之间经常性地存在着物品、价值、劳动的转换过程。通过广泛的物质与能量地流动,将不同的个人,不同的企业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所以城市的结合方式是流动式的结合方式。
最后,城市与农村差异的实质还在于它们的经济单位的结合密度不同。农村通常采用较为松散的,有限的结合密度,农村集团的最大规模往往有一定的局限。城市则具有较高的密度规模,大量的物质与能量流动决定了在这一区域只能采用相对紧密的结合距离,经济体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明显,从而使城市具有人口众多,分布密集,商业繁荣的聚集经济外在表现。
六、城市与农村结构差异的原因
城市与农村结构差异的原因在于:由于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分离,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闲暇劳动时间,只有在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充分地、自由地、多种途径地被利用,创造更大的家庭劳动总价值。以家庭为基础平衡松散的社会结合方式,是最恰当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的产出物――农产品的品种是有限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能够得到的是基本相同的产品,同一种类产品之间又不存在相互交流的必要。如两个农户都出产土豆,他们绝对没有拿自己的土豆去换别人的土豆的要求,交换只能在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农业产品的共同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单位之间就没有相互联系、相互构结及相互物质交换的要求,农业社会只能采用平行的社会经济形式,采用相互没有物质与能量交流的松散结合。
工业生产力对社会结构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工业生产以市场为依托,机器化大工业不可能建筑在自给的家庭结构基础上。不仅如此,机器化大工业由于具有生产的社会性,产品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又有多变性特征,所以大工业生产不得不随时根据市场的变动,调整自己的生产内容和要素组织形式。这就要求社会存在一定量的自由状态的生产组织要素,以便人们随时根据经济的发展状态,进行不断的要素调配、择优和组合。
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只有直接建筑在社会要素之上,不是要素组合成的家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看,工业品的生产进程通常较为复杂。一件工业品的生产,往往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涉及众多的物品,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企业有时都无法独立地完成复杂工业品的生产全过程,这些工业品的生产过程是众多人的劳动积累过程,工业生产中存在着广泛的分工协作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广泛的多种形式的联系,在这些基础上将形成广泛联系的主体化社会结构。
城市与农村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更体现了城市与农村区别的本质。社会结构方式的差异不仅代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也代表了人类联系方式的根本改变。在农村也可以有规模较大的村落,甚至有古代城市的大规模人口及其它要素的集中,它们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相距甚远,也许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有相同的外在表现,但其内在经济实质是截然不同。反过来,现代农村尽管要素数量及聚集水平有限,现代化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现代城市更为相似,二者的经济基础则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因此,结构差异是农村与城市差异的核心。城市与农村结构上的差异从根本上体现着城市与农村生产方式的不同,这种结构差异也是整个社会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结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本质上也是社会工业化生产的推广过程。理解二者结构的不同是理解农村与城市,理解古代农村与古代城市,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的关键。在社会要素匀质分布特征下,以家庭为社会经济基本构成单位,通过非流动性松散结合而形成的平行社会经济结构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
典型的现代化城市则是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在社会要素聚集分布特征下,以单个要素为社会经济基本构成单位,通过流动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晶体型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既表现为社会构成要素存在数量的差异,又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差异,具有二重性差异实质。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理,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需要将人作为资源实施的主体,发挥人的主管能动性,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是以人为本的资源开发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但是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互作用,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能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做好人才和劳动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劳动力必然会在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要做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除国家宏观指导之外,还要有劳动力市场来提供劳动力的供求信息,并使劳动力供需双方直接见面,缔结劳动契约。另一方面有利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按有效的比例实行结合。如果仅有生产资料由市场调节,而劳动力不由市场调节,就难以实现二者的一定技术构成比例,结果不是生产资料浪费,就是劳动力浪费。第三,可促使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通过劳动力市场,让劳动者了解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可推动劳动者不断学习知识和技艺,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要。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根据科学发展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依赖于人的发展,又需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人力资源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满足人类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求,体现了人的发展的需求,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人的主管能动性,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与唯物史观相适应,我国的发展历程是以群众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将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能够促进我国社会转型,将以农业工业发展为主的发展方式进行升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2人力资源开发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
2.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之一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源开发能够解放生产力,提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能够对人的要素进行有效利用,合理配置资源利用效率。当前正处于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将人力资源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最大限度的开发资源,形成人力资源的开发动力,能够提升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日意递增,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提升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需要采用以下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①培养员工的自我开发意识,增强员工的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为了提升人力资源开发力度,需要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结合,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②培养管理者对人力资源开发动力,并且形成习惯,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可持续开发利用,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化建设与发展。
2.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因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与模式,将自然、社会、人类发展等因素纳入到经济发展之中,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开发能够提升人员素质,通过教育、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能够聚集人才、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发挥人才资源的能动性,对于社会经济转变带来效益。人力资源开发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动力,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效益。
2.3合理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反映个人收入差距,合理区间为0.3-0.4。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达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收入差距的不合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首先,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产生“仇富”心理,从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经济的发展。其次,收入差距过大影响需求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财富过度集中,会造成大部分低收入的居民消费水平低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点贡献率下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进一步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2.4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证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为了提升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对于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转变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与社会经发展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全球化人才与综合性人才能够提升企业的资源效益,从而优化经济结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升产业结构转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因此需要优化人才结构,加快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从而为社会经济的转变提供保证。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3.1对人员素质的影响
经济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经济转变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从业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科学合理的发展。经济转变对于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将人力资源开发理念与社会经济转变结合,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和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人自身发展的持续性,人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人类的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提升社会经济的价值,需要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进行转变,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变过程对于人员流动、结构调整与人员转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提升人力开发力度。
3.2对人力资源开发力度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转变需要科技进步与产业机构的转变,因此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升人才素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将经济发展目标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采用多种方式提升人力资源,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进行最低层次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教育与培训进行生产性资源的开发,能够使企业员工等人力进行培训与管理,能够提升职员对企业的生产相关知识的认识;加强农民对农业工业化的认识,能够提升农民对工业化的认识。结合生产性资源的开发,通过引导与社会再分配消费性资源,将人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主体,通过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发展,从而推动消费性资源的开发,促进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转变。做好文化教育与政策规范,推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人的全面发展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自觉性与能动性,因此采用文化教育与政策规范全面发展人力资源,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对于人力资源开发而言,三个层次的研究开发是人力资源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不断深化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的创造性,保障人力资源的个体和集体素质和能力的开发的实施力度。
3.3充分就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
充分就业,是指包含劳动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都能以愿意接受的价格参与生产活动的状态。凯恩斯于1936年提出充分就业时认为,如果“非自愿失业”已消除,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话,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以数值来衡量,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当失业率为4%~6%时,社会经济就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基础,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支撑作用,存在着主动性影响。这可以从生产、消费等方面进行分析:从生产角度来看,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是由就业主体———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劳动力能够提供劳动,从而能够创造价值,从而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从消费角度来看,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是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决定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社会购买力,刺激消费需求,加快商品流通速度;而消费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促进投资增加,为生产提供动力和目的,从而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和内涵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转变过程中势必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对于我们这样劳动力大国来说,集约型经济的形成,高科技手段的大范围使用,会使就业矛盾凸现。这就要求在经济转变过程中,要注重充分就业的政策的制定,同时充分就业政策的制定,应以政府为主导。
3.4对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经济转变能够提升就业机会,转变就业方式,从而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经济转变过程中,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自动化程度,对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人员需求越来越多。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够促进专业分工的细化与产业聚集,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拓展空间,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4结语
生产要素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各种基本因素,是财富的形成者、价值的源泉。没有生产要素,生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生产要素的种类由土地和劳动两要素论,经历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论,添加企业家才能的四要素论,发展到了当今包含科学技术和信息在内的六要素论。这些生产要素的揭示和强化都极大促进了生产的增长。近日读到李利军教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研究》,他的一句“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是人自身要素的膨胀和环境要素沦丧的过程”使人豁然惊醒!
诚然,“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就是自然与人类”)。李利军教授据此强调,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科学技术、信息归根结底都是人的要素,不断把人的要素细化、强化,把代表自然环境的土地要素相对笼统化、弱化,最终必然出现这种现象:“企业家凭借高超的才能,组织管理着自己的员工,使用高技术的大型设备,凭借信息优势,贪婪地从环境中吸取财富,疯狂地向环境体内填塞形形的污染物。”物质财富增长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美好的自然环境却远去了。自然环境,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是最基础的生产要素,耕地、矿藏、空气、草场……这些物化的资源在得到生产的承认和重视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项成为第七种、第八种生产要素!更为甚者,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到生产中去,以消耗自己的代价支撑财富产生过程的环境容量,至今没有被纳入经济学进行认真分析,没有得到生产者的重视!李利军教授在《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研究》中从经济学角度对环境容量参与生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应当把环境容量作为一项基本生产要素的基本论断。他认为,环境容量生产要素概念是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脱离环境危机背景,环境生产要素可能会被认为是单纯的环境投资利益索求,会脱离环境问题形成单纯的经济学概念,像物质形态的自然资源被承认是生产要素但不能使经济学把环境纳入分析框架一样。所以,在理解环境容量这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时必须要强调环境意识,它体现的首先是一种理念,是正视环境、尊重环境、保护环境的理念,是从实际出发正视生产,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经济持续增长的理念。这种环境容量生产要素是建立在整体环境资源属性、环境稀缺和环境有价的认识基础上的,是对环境容量参与财富形成但被忽视的一种正名。
作为一项系统研究,《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研究》一书在提出并论证新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环境容量生产要素的供求模型,提出了两级市场模式,并对这种新生产要素进入厂商生产以后的情况进行了模型分析,对厂商成本、利润等产量线的变动和厂商的要素组合配置调整进行了预测。李教授认为,在环境容量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中,总量控制和政府干预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能够实现环境成本在企业生产中的科学计量,在不动摇现有核算体系的情况下实现会计核算的绿色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绿色化,引导自主型节能减排机制的出现。环境容量生产要素市场的组织与运行,还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应,政府可以通过环境生产要素供给量调整、价格变动来调控厂商产出,进而影响地区、行业和国民经济总量,使得在环境质量维护和经济产出之间获得直接有效的政府调控手段,便于谋求环境与发展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李利军教授认为,传统生产理论实质上是物质和能量从自然系统向社会经济系统的单向流动认识,现代可持续生产战略要求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对稳定和均衡,这就要求物质和能量不但要从自然系统流向社会经济系统,同时还应保证物质和能量合理地从社会经济系统流向自然系统。
这种流动有赖于经济社会主动进行的环境补偿。正如劳动和企业家需要支付薪资,资本、科学技术、信息需要支付报酬,在参与生产、为人类加工制造新的财富的时候,环境也应该拿到其所应得的,那就是各种以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形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治理和改造。只有足额有效的环境补偿才能加速环境的净化和恢复,才能使自然环境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生产的循环参与。环境容量生产要素理论为这种环境补偿提供了筹资渠道、运作模式和管理思路。通读全书,掩卷深思,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研究的目标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构建一种新的理论,以推进环境管理,促进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融合,便于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实践应用层面。”李利军教授的这本书,使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跃然眼前,使可持续发展战略顿添基石,使绿色经济核算、节能减排和环境补偿获得了直接简便的操作方法,集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应用性于一体,实为难得,值得一读。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 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区为主,发散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注释:
①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②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