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教育经济素质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
1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公众必须具有较高的经济素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许多方面越来越与经济环境不相协调，甚至已成为阻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致命障碍。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瓶颈，要想在极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有相适应的宏观策略和措施外，最根本的是要求全社会公众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和积极响应。只有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后，方能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上下一心，按照经济规律办企业，搞经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那么，经济素质实质就是人们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及现实运用的程度和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不同，具备经济素质的人会顺应经济规律，创造财富。
进入新世纪，我们正面临着知识经济和信息高速化的挑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全面加入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竞争靠的是实力，而实力来自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来自于全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它包括社会公众经济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而经济素质是实现科技转化的动力源泉。当一项新的技术诞生时，需要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企业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此看来，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是直接动能，经济素质是间接动能。现阶段，科技在中国已受到全面重视，全民经济素质提高进展缓慢，成为市场经济转型的阻力和瓶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着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经济素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普及经济教育。
经济教育是经济知识的传播、经济技能的培养。它通过改变人们旧的经营思想，挖掘人们的经济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定的技能，改变现实状况。我国的经济教育应偏重于市场经济周期及经济规律的教育、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理论学习、微观经济中企业如何创业、经营和管理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历史，经济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民国时期有过一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战乱而停滞。新中国成立，直接进入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它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客观规律去认识它，揭示它，并运用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具有两重性：形式上主观、内容上客观。计划经济应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否定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但并没有彻底废除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事实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的经济形式。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使人们对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视而不见或是视而不曰。
现代市场经济除需要宏观调控外，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因此，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计划经济”,不过这种“计划经济”并不是告诉我们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去生产，按什么规则去生产，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核心是市场为主，计划为辅，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国公众在时代，以各种形式学会了按计划经济做事，可以说计划经济深入人心，而市场经济普及远远不足，使经济改革阻力增大，因此，社会公众必须加快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具备较高的市场经济素质，才能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
2经济教育是提高社会公众经济素质的重要途径
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各种知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结果。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行业———教育行业。通过教育，人们把先人的知识一代代传承、积累下去，让现代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攀登知识高峰———知识创新。经济知识的传播也不例外，面对中国广大公众经济知识匮乏，经济观念落后，跟不上国家宏观经济思路等现状，改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加强经济教育。
由于经济学是观察、解释、指导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是从业人数最多、报酬相对丰厚的实用学科。它贴近生活，贴近大众，非常容易理解、学习和掌握，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并不是专门学经济的，却做得很好，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自主学习经济知识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经营发展之道。但大多数普通公众很难具备这种出类拔萃能力，需要一种力量推动促成，经济教育担当这一重任，同时经济的易接受性，又使经济教育切实可行。
由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间过短，中国企业的市场经验较少，还形不成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如果走西方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市场化道路会非常漫长和艰险，世界经济形势也不给我们这样的发展机会，那么，要普及经济知识，不妨先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提高公众的经济素质，洋为中用。我们的目标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有必要先学习后批判，寻求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经济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社会科技的进步，信息化的发展，促使经济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起来。最正统的方式就是学校教育，它能比较系统、全面地推广经济理论；最广泛的经济教育方式莫过于广播、电视，通过声音传播经济知识，不论有无文化背景，均能接受；其次是报纸、杂志等，可以是专业经济报、经济期刊，也可以是大众报刊的经济版；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办在职培训班，加强经济知识教育；网络技术的发展又给我们开辟了新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总之，方式多种多样，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宜。
3对不同社会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教育
自从1840年打开国门那天起，中国人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经济的艰辛历程。1994年，北大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旨在推动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它培养的学员现已在中国市场经济浪潮中茁壮成长，成为中国企业的中流砥柱。但高校的精英教育毕竟人才有限，要带动中国经济全面走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靠他们远远不够，迫切需要经济教育国际化、市场化和社会化。
3.1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是政府的细胞，企业发展了，政府才有财力管理好国家，企业的发展主要在企业管理层的战略眼光。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层的经营管理水平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除了领导者自身的天赋，许多情况下要学习得来。学习的重点应放在系统性和全新性上，系统的经管知识有助于他们全面考虑企业处境，制定切合实际的经营目标；全新的经管知识帮助他们认准企业发展方向，争当世界第一。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开设有高级研讨班，每月向学习者发放、讲授国际经济、管理新动向的课程和资料，还有一些EMBA、PMBA等学位课程开设也是针对企业领导者的。其目的是教育领导者们获取最新的经济知识，开阔思路，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而对于国内占用资产比重最大的国有企业，问题严重到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许多国有企业微利或不赢利，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因此，国有企业各层管理者更应加强经济教育。对于他们，仅靠比较前沿的经管知识培训不够，还需在加深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上多加教育，转变他们以前的工作作风，让他们彻底放弃计划经济的管理思想。思想转变了，才会有行动，才会按市场经济规律真正科学地管理好国有企业。这样，国企改制就不会瞻前顾后，举步为艰了。
3.2国有企业员工
对于国企的职工，经济教育的重点在普及市场经济规律上。通过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让他们明白政府改革的思路，理解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按市场经济要求干好本职工作；并具备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承受改革的阵痛———下岗再就业；有能力的职工还可能抓住机会，主动放弃铁饭碗，另谋出路。国有企业职工认识水平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了，国有企业改革才可以顺利完成。
3.3社会已下岗失业人员
对于已失业社会人员，再就业中心在教会他们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的同时，让他们懂得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可以让他们消除一些失业的恐惧，对政府的行为有所理解，并能充分调动各自的潜能，利用社会提供的良好创业环境，劳动致富，融入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洪流之中。经济知识给他们生存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3.4新兴的就业人员
高校教育中有些院校己将经管基础知识，作为公选课，普及到全体学生。但还不够，今后应将这些知识如同英语、数学和政治理论课一样作为基础课，让每个学生必修，以提高新兴就业人群的市场经济系统理论水平。市场需要的是有能力、有头脑的毕业生，能够尽可能快地为单位创造价值的有用人才，而不是只有理论教条的书虫。经济教育可帮助大学生在学时自主选择适应社会需要专业方向和自我开拓学习范畴。同时这些就业生力军，在最具创造力的青春时期，有经济知识武装，将会鼓舞更多大学生加入创业行列，还可能会诞生出中国的比尔·盖茨、戴尔来。
大中专职业教育是培训蓝领大军的，它跟大学扩招同样重要。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我们除了需要大学生、高级科技人员外，也需要有大量的从业人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大市场，劳动力很有竞争力，但是仅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不够，比我们廉价得多的国家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成本低、素质高的劳动力。在大中专普及具有行业背景的相关经济知识，如石油技校讲授石油经济、石油企业管理等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行业背景，增强专业爱好，积极投入到新工作岗位。
3.5广大的农民
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就是9亿多农民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做大做长农产品产业琏，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必须通过适合的教育宣传来实现。而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尚处于经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常常满足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有心改变的，有许多不懂市场规律，一窝蜂种植、养殖，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卖不动产品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反映出农民对市场的陌生，对农业经济知识的严重匮乏。要改变这种局面，普及农业经济教育最有效。限于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利用农村广播、电视较普及的条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实际故事来介绍农业市场经济道理，开阔农民的视野，引导农民致富。对有少数初高中毕业的农民，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经济专版宣传，让“文化农民”获得更多的农业产业经济教育知识，带头改变农村落后现状，帮助政府贯彻落实农村改革，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全体农民，朝着国家的既定目标奔小康。只有农民小康了，中国才能真正小康。
4结论
大国之兴，兴于经济称雄；大国之衰，衰于经济败退。苏联的消失与其说是与美国争霸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自己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的失败。只要人类还存在，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插曲，但经济竞争无疑将成为21世纪国家之间最主要形式和国家实力的发展方式。
立国之本，教育先行。新兴的就业人员经济素质的提高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社会其他成员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但观念和知识老化，提高他们的经济素质，可以激发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求和端正就业观。这对中国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加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极大的促进。因此，21世纪的中国应普及经济教育，全民动员，提高经济素质。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教育经济素质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
1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公众必须具有较高的经济素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许多方面越来越与经济环境不相协调，甚至已成为阻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致命障碍。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瓶颈，要想在极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有相适应的宏观策略和措施外，最根本的是要求全社会公众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和积极响应。只有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后，方能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上下一心，按照经济规律办企业，搞经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那么，经济素质实质就是人们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及现实运用的程度和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不同，具备经济素质的人会顺应经济规律，创造财富。
进入新世纪，我们正面临着知识经济和信息高速化的挑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全面加入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竞争靠的是实力，而实力来自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来自于全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它包括社会公众经济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而经济素质是实现科技转化的动力源泉。当一项新的技术诞生时，需要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企业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此看来，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是直接动能，经济素质是间接动能。现阶段，科技在中国已受到全面重视，全民经济素质提高进展缓慢，成为市场经济转型的阻力和瓶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着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经济素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普及经济教育。
经济教育是经济知识的传播、经济技能的培养。它通过改变人们旧的经营思想，挖掘人们的经济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定的技能，改变现实状况。我国的经济教育应偏重于市场经济周期及经济规律的教育、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理论学习、微观经济中企业如何创业、经营和管理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历史，经济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民国时期有过一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战乱而停滞。新中国成立，直接进入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它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客观规律去认识它，揭示它，并运用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具有两重性：形式上主观、内容上客观。计划经济应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否定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但并没有彻底废除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事实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的经济形式。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使人们对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视而不见或是视而不曰。
现代市场经济除需要宏观调控外，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因此，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计划经济”,不过这种“计划经济”并不是告诉我们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去生产，按什么规则去生产，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核心是市场为主，计划为辅，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国公众在时代，以各种形式学会了按计划经济做事，可以说计划经济深入人心，而市场经济普及远远不足，使经济改革阻力增大，因此，社会公众必须加快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具备较高的市场经济素质，才能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
2经济教育是提高社会公众经济素质的重要途径
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各种知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结果。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行业———教育行业。通过教育，人们把先人的知识一代代传承、积累下去，让现代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攀登知识高峰———知识创新。经济知识的传播也不例外，面对中国广大公众经济知识匮乏，经济观念落后，跟不上国家宏观经济思路等现状，改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加强经济教育。
由于经济学是观察、解释、指导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是从业人数最多、报酬相对丰厚的实用学科。它贴近生活，贴近大众，非常容易理解、学习和掌握，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并不是专门学经济的，却做得很好，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自主学习经济知识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经营发展之道。但大多数普通公众很难具备这种出类拔萃能力，需要一种力量推动促成，经济教育担当这一重任，同时经济的易接受性，又使经济教育切实可行。
由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间过短，中国企业的市场经验较少，还形不成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如果走西方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市场化道路会非常漫长和艰险，世界经济形势也不给我们这样的发展机会，那么，要普及经济知识，不妨先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提高公众的经济素质，洋为中用。我们的目标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有必要先学习后批判，寻求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经济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社会科技的进步，信息化的发展，促使经济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起来。最正统的方式就是学校教育，它能比较系统、全面地推广经济理论；最广泛的经济教育方式莫过于广播、电视，通过声音传播经济知识，不论有无文化背景，均能接受；其次是报纸、杂志等，可以是专业经济报、经济期刊，也可以是大众报刊的经济版；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办在职培训班，加强经济知识教育；网络技术的发展又给我们开辟了新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总之，方式多种多样，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宜。
3对不同社会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教育
自从1840年打开国门那天起，中国人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经济的艰辛历程。1994年，北大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旨在推动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它培养的学员现已在中国市场经济浪潮中茁壮成长，成为中国企业的中流砥柱。但高校的精英教育毕竟人才有限，要带动中国经济全面走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靠他们远远不够，迫切需要经济教育国际化、市场化和社会化3.1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是政府的细胞，企业发展了，政府才有财力管理好国家，企业的发展主要在企业管理层的战略眼光。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层的经营管理水平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除了领导者自身的天赋，许多情况下要学习得来。学习的重点应放在系统性和全新性上，系统的经管知识有助于他们全面考虑企业处境，制定切合实际的经营目标；全新的经管知识帮助他们认准企业发展方向，争当世界第一。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开设有高级研讨班，每月向学习者发放、讲授国际经济、管理新动向的课程和资料，还有一些EMBA、PMBA等学位课程开设也是针对企业领导者的。其目的是教育领导者们获取最新的经济知识，开阔思路，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而对于国内占用资产比重最大的国有企业，问题严重到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许多国有企业微利或不赢利，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因此，国有企业各层管理者更应加强经济教育。对于他们，仅靠比较前沿的经管知识培训不够，还需在加深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上多加教育，转变他们以前的工作作风，让他们彻底放弃计划经济的管理思想。思想转变了，才会有行动，才会按市场经济规律真正科学地管理好国有企业。这样，国企改制就不会瞻前顾后，举步为艰了。
3.2国有企业员工
对于国企的职工，经济教育的重点在普及市场经济规律上。通过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让他们明白政府改革的思路，理解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按市场经济要求干好本职工作；并具备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承受改革的阵痛———下岗再就业；有能力的职工还可能抓住机会，主动放弃铁饭碗，另谋出路。国有企业职工认识水平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了，国有企业改革才可以顺利完成。
3.3社会已下岗失业人员
对于已失业社会人员，再就业中心在教会他们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的同时，让他们懂得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可以让他们消除一些失业的恐惧，对政府的行为有所理解，并能充分调动各自的潜能，利用社会提供的良好创业环境，劳动致富，融入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洪流之中。经济知识给他们生存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3.4新兴的就业人员
高校教育中有些院校己将经管基础知识，作为公选课，普及到全体学生。但还不够，今后应将这些知识如同英语、数学和政治理论课一样作为基础课，让每个学生必修，以提高新兴就业人群的市场经济系统理论水平。市场需要的是有能力、有头脑的毕业生，能够尽可能快地为单位创造价值的有用人才，而不是只有理论教条的书虫。经济教育可帮助大学生在学时自主选择适应社会需要专业方向和自我开拓学习范畴。同时这些就业生力军，在最具创造力的青春时期，有经济知识武装，将会鼓舞更多大学生加入创业行列，还可能会诞生出中国的比尔·盖茨、戴尔来。
大中专职业教育是培训蓝领大军的，它跟大学扩招同样重要。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我们除了需要大学生、高级科技人员外，也需要有大量的从业人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大市场，劳动力很有竞争力，但是仅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不够，比我们廉价得多的国家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成本低、素质高的劳动力。在大中专普及具有行业背景的相关经济知识，如石油技校讲授石油经济、石油企业管理等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行业背景，增强专业爱好，积极投入到新工作岗位。
3.5广大的农民
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就是9亿多农民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做大做长农产品产业琏，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必须通过适合的教育宣传来实现。而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尚处于经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常常满足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有心改变的，有许多不懂市场规律，一窝蜂种植、养殖，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卖不动产品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反映出农民对市场的陌生，对农业经济知识的严重匮乏。要改变这种局面，普及农业经济教育最有效。限于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利用农村广播、电视较普及的条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实际故事来介绍农业市场经济道理，开阔农民的视野，引导农民致富。对有少数初高中毕业的农民，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经济专版宣传，让“文化农民”获得更多的农业产业经济教育知识，带头改变农村落后现状，帮助政府贯彻落实农村改革，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全体农民，朝着国家的既定目标奔小康。只有农民小康了，中国才能真正小康。
4结论
大国之兴，兴于经济称雄；大国之衰，衰于经济败退。苏联的消失与其说是与美国争霸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自己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的失败。只要人类还存在，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插曲，但经济竞争无疑将成为21世纪国家之间最主要形式和国家实力的发展方式。
立国之本，教育先行。新兴的就业人员经济素质的提高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社会其他成员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但观念和知识老化，提高他们的经济素质，可以激发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求和端正就业观。这对中国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加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极大的促进。因此，21世纪的中国应普及经济教育，全民动员，提高经济素质。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日渐成熟、日趋理性，一批优秀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开始走出国门，海尔集团海外建厂扩张力推海尔品牌，树立了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的领导地位，TCL集团更以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为契机，合并成立TTE公司，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彩电供应商，而联想集团则以12.5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了IBM的PC业务，以小吃大，敢去刀尖上跳舞的精神，更让国人为之振奋。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企业带动中国经济不段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指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可见人力资本已成为人类财富增长、经济进步的源泉。
1 人力资本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源之始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到，人的能力是一种“资本”。人们经过学习得到的有用的才能，可以变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所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所以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
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的长期研究最后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的提高。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强调人力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他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具有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人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既然人力是一种资本，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其投资必须有收益，即人力资本可以带来利润，并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知识、创新能力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源是资本性资源，强调的是，它不是原生劳动力，而是一种经过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生产要素资源。而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本形式，强调以某种代价所获得的能力或技能的价值。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内涵的继承，延伸和深化，现代人力资源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两者都是在研究人力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人力资本是在合理的制度下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创新能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资源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还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3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中，人们发现这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的创新活动。正如江泽民同志2001年5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所指出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尚且如此，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这样。而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在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仍处于经验管理模式下，对人的管理仍然还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如何把人作为一种活动资源加以利用与开发，如何能真正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能力，正如惠普总裁维斯普莱特所说“21世纪的成功企业，将是那些尽力开发，储藏并平衡员工知识的组织。”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重视和实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民富国强主要来自企业的基本增值能力，经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现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存在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关键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中人的问题，这些企业没有明白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物资资本的收益率。
摩托罗拉公司是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的一家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该公司在竞争激烈、困境环生的世界经济中，一直经营绩效斐然，其原因在于公司重视人才，为实现公司“人才第一”的理念，公司对职工的技能教育下了很大的力气，建立了摩托罗拉大学，其1992年的教育开支高达一亿美元，加上所费工时，实际代价还要翻一番，达到两亿美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5%。公司规定，每名职工一年至少要有五天的时间接受培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委员乔冶费希尔希望有朝一日每个职工每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新技能，他说:“如果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一个公司必然走向衰亡”。摩托罗拉公司的一项数据表明他们针对员工培训每投入10亿美元的费用，就能在利润上获得30亿美元的回报。该公司对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与管理，并予以资本化使其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创意产业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创意产业，又称创意工业、创造性产业等，最早出现在1997年，一般认为，其概念来自英语creative in，dustries或creative economy，是由英国首先提出的。创意产业的概念比较宽泛。概括来说，创意产业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 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创意产业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信息、知识，特别是文化和技术等无形资产，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价值产业。创意在这里是技术、经济和文化等相互交融的产物，创意产品是新思想、新技术、新内容的物化形式，特别是数字技术与文化、艺术交融与升华，技术产业化与文化产业化交互发展的结果，可以渗透到许多产业部门。正因为如此，创意产业很难从传统产业类型中完全分离开来。
2 创意产业是集艺术、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它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发民族的创新能力。事实上，那些重视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家的“软实力”也得到了增强。
3 创意企业人员主要是知识型劳动者，拥有能激发出创意灵感的设计高手和特殊专才。创意从业人员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他们不断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创造性内容，职业能力既来自于个人经验积累，也来自于个人灵感的进发。其生产方式是以脑力与体力、手工与信息化等现代化手段相结合，实现智能生产与实时敏捷生产。在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进步，教育、研发、文化、金融等众多领域的创意人群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增加。
4 创意产品是文化与技术相互交融、集成创新的产物，呈现出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的特点。创意产品有其相同的特性，即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运用知识和技术产生出新的价值，是创意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电影、电视、广播、录音带、音乐产业、出版业、视觉艺术产业等文化产品，是与新科技和传媒相结合的产品，达到大量生产并掀起全球性商品流动与竞争。而传统工艺或创意设计产品，可能为手工的、少量生产的产品。它们都呈现出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的特点，它们的价值并非局限于产品本身的价值，还在于它们所衍生的附加价值。如那些具有版权的产品，包括书、电影和音乐的出口能够比服装和汽车等制造业产品出口获得更多的利润。
二、创意产业的国际发展状况及-g经验
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客观现实。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和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展现了一幅创意产业全球蜂起的热烈景象。从国际上创意产业的发展来看，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是创意产业的典范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英国。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国家，10年来英国整体经济增长70％，而创意产业增长93％，显示了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用就业和产出衡量，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一年中伦敦的境内外游客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花费超过了60亿英镑。目前英国的创意产业对英国gdp的贡献率已达8％，全国创意产业相关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在伦敦就集中了50万创意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在过去8年，英国创意产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比英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许多享誉国际的外国品牌产品如苹果的ipod、宝马的mini汽车的创意灵感都来自英国设计师，英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创意之都。
近年来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政府积极的推动政策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的推进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企业财政扶持、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出口扶持等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1)加强创意产业的基础研究。英国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包括创意产业的出口政策与做法、创意产业的地区发展、创意产业产出、出口、就业统计数据、产业的发展现状等等。这些研究为英国政府制定创意产业政策提供了完整的信息支持，从而保证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连贯性、一致性。(2)培养公民创意生活与创意环境。措施包括：开放更多的博物馆及将所有数据档案数字化等，期望通过教育培训、支持公民的创意发展，提供给公民更多的与创意接触的机会，使人们可以享受创意生活，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3)重视数字化对创意产业的影响。政府积极计划应对数字化潮流，研究数字化对音乐消费的影响及知识产权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应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电影产业政策等。(4)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与交流。英国致力于寻求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英国政府认为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英国与其它国家在创意产业领域的合作，促进不同国家创意产业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产生互补的效果，有利于本国创意产业的发展。(5)为创意企业筹措资金。为创意产业从业者寻求资金，是1997年创意产业专责小组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目前采取的措施有：提供各地可供给创意业者资金的机构联络方式；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nesta：national endowments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arts)对于具有创新点子的个人，提供发展资金等。
2 美国。美国的创意产业2001年产值达5351亿美元，约占cdp的5.24％，从1996年开始，创意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化工及汽车等传统领域，成为最大的出口产业。近年来，版权产业在美国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产业部门之一。据《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2004年报告》提供的数据，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增加值达到6262亿美元，占gdp的5.98％，总体版权产业增加值为12540亿美元，约占到美国gdp的11.97％。在就业方面，2002年核心版权产业就业人数有548.4万人，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4.02％。同年，全部版权产业雇佣了1147.6万人，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8.41％。美国全部版权产业的就业规模直逼美国保健与社会救助业(从业人数1 530万人)、制造业(美国制造业21个制造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 450万人)。
随着美国版权产业的崛起，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促进其版权产业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开始全面实施版权战略，加强版权保护，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重视版权保护。政府机构中设置版权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局和科技局、版权税审查庭、海关等相关的行政部门。除此之外，随着版权产业发展的需要，美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些直属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加强版权的监督与保护。如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等。(2)加强版权立法。美国近年来不断修改版权法，推出了包括数据库保护在内的众多立法议案，不断完善版权保护制度，为版权产业的繁荣提供法律保障。(3)实施数字化版权保护战略，并了适应数字化时代对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积极实施数字化版权保护战略，并于1998年10月通过了《跨世纪数字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copyfight art)。该法针对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的特点，对美国版权法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为大众和版权产业界提供了数字化版权保护。(4)推动版权保护国际合作。在美国版权产业界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开始积极加入国际版权保护体系，不断推动国际版权保护加强合作，为美国版权产品和版权产业在海外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3 韩国。韩国1998年提出“设计韩国”战略。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确立“文化立国”的国家方针，从国家意志高度明确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尤其注重对电子游戏、音乐及电子网络等新兴产业的支持。经过多年的实施之后，韩国通过文化立国即“韩流”的效应及感染力，使韩国影视剧、音乐、动画片、数字在线游戏等风靡东南亚国家。由“韩流”引发的韩国饮食、服装与装饰、美容、观光热迅速升温，形成了文化产业同其他产业共存、共融和衍生的互动共赢的产业链，为韩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亮点。据预测，2007年韩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将达到100亿美元，占世界文化市场5％的份额。届时，韩国文化产业将跃居世界前五强。
韩国的政策工具及其成功的因素如下：(1)提供设备支持技术。政府提供设备给业者，只收取低廉的使用费，业者只要负担非常低廉的费用即可使用此中心的设备。(2)投入硬件基础的架设。前总统金大中曾提出cyber korea 21的口号。宽频是韩国政府力主发展的战略型产业，早于1993年即开放固网宽频硬件系统的架设，使得软件内容的开发可以很快地占有市场，得到广大商机。(3)提供资金。政府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提供新创文化企业贷款，使得中小企业也能贷到资金。(4)立法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如1999年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了促进文化、娱乐等产业的具体措施，并设立奖励措施吸引民间业者的投入。(5)设立一系列的产业振兴院。
4 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促使日本政府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着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内容产业国际战略研究会2003年5月7日提供的数据，2000年日本内容制造市场规模已占全球第二位，2001年则高达963亿美元(美国2001年为3 445亿美元)。日本的电影与音乐创收分别列世界第二位，电子游戏软件的产值居世界第一。2003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漫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4倍，日本的动漫产业以年营业额230万亿日元成为日本第二大支柱产业。 日本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但政府主导的特点也很明显。大力支持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方便，并制订相关鼓励政策，是日本创意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日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府积极推动并倾力支持。如日本政府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日本不仅在政策上予以鼓励，而且还制订了健全的法律、法规。近年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日本又制订了多部新的法律，如it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等。(3)文化和市场深入结合。日本的文化产业不是由政府“包办”的，文化产业项目都进入市场操作。即使是个性化的文化活动，日本也依靠市场化运作。在日本，各大报社都设有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部门和中心，其文化中心经常邀请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举办讲座。讲座面向普通百姓，收费很低，内容涉及高雅表演艺术、美术、书法、摄影等，很受大众欢迎。
三、国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的约翰·霍金斯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以成本为主要竞争力的制成品出口经济，向以创新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创意经济转型。他还指出，科技创新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关键的任务，将创意经济充分纳入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创意产业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增强对发展创意产业的理性认识，加强对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中国发展创意产业既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要求，既要遵循国际上创意产业发展的一般发展逻辑，也要承继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特殊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习和了解国外创意产业的理论，又不能完全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要形成我们自己的创意产业理论。从事创意产业理论研究，要少搞一些大而无用的会议和论坛，多从事一点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探讨；少做些一般性议论，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在这方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负有专门责任，应该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上给予创意产业研究以应有的地位。
2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意产业中最有“创富”价值的是知识产权，所以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健全的知识产权利用和保护体系，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障，创意产业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给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目前的法律尚存在一些不明晰的地带，需要尽快制订相关法律制度，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应针对创意产业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制订专门的经济、法律政策，为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规范、健康、有序的外部环境。同时，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加大对侵权、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刺激创意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3 建立完善的融资市场体系，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展创意产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能否有效发挥出我国创意产业的比较优势，资金投入是重点。除了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以外，还要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本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化，并建立各种科技研发基金、文化创新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营造一个成本最低、信息最灵、效率最高的融资环境，让更多的创意人才和机构来我国融资。
4 积极培养适应各种层次需求的创意人才，并实现人才的积累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人才是创意产业起飞的前提条件，也是保证创意产业持久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发达国家创意产业的成功发展不无例外地都是依靠具有创新性思维的人才发展起来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通过教育和培训，培养全面的创新意识。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和机构都应该积极推出或筹备创意人才培训项目，培养一批有创新思维、善于运用先进技术、能够设计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创作品的创意人才，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使创意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新的增长点。但专业人才的培养应注意几点：首先，不仅要培养新型的创意人才，还要努力让现有的创意人才充分发挥其专长。在培训新的创意人才的同时，应注意让现有的创意人才学习先进的创意技能和先进技术。其次，给创意人才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再次，学习国外培训内容与过程，如美国的工业造型设计项目、意大利的公共艺术设计项目等，借“外脑”培养国内本土创意型人才。最后，重视培养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的人才与营销人员。
经济社会学的重点是在社会因素上,因此,对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分析立足于对社会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体系从经济社会学产生开始,经济学至少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踏出经济领域之外,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的分析虽然有所不同,但以共同点居多。美国学者斯梅尔瑟在其着作《经济社会学》中,将经济社会学分为: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的社会学分析、经济的社会发展三个层次[2]1。徐延辉在《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中,结合其它资料进一步说,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相比有7个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主题概念、经济行为、行为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目标、使用方法和文化传统[1]12。在这些分析中,经济社会学无一不是阐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具体到社会包含哪些领域则有不同的认识。按照学者宋林飞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统计,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领域有:人的发展、人的角色、社会保障、消费、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社区发展、网络、住房等[3]41。在此,我们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展开确定大致的体系:社会各要素之间具有什么差别和联系,这是经济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社会要素可以归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在经济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则是除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因此,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可以分解为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这种大致的划分并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注意到,经济社会学不论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联而展开,因此,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经典着作。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各个要素不是单纯的与经济相关的单一指向,如在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中,也往往与政治、制度等因素相关。社会各个要素的复杂关系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社会到经济,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指向。将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反思两者的关系,这本来就是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最重要背景。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的落脚点看,他们都是以其中的一个方面为基点。从社会到经济,意味着经济社会学要从社会因素中吸收养料,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经济社会学最终还是以阐释经济为目的。从经济到社会,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指向。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不仅可以通过从社会透析经济,也可以通过经济透析社会,不过,要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还要突出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社会学中,不外乎重点强调几种方法,相应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应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经济社会学强调的是经济史的研究,相应地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找经济社会学要素。因此,应用历史学方法形成的经济史研究是经济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经济社会学成长过程中,一些理论,如数据、分析、模型等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层面。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更加强调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本来这些数据只是进行经济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味陷入到数字分析中,则经济社会学即失去了社会意义。分析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点,但也只是为经济学服务的。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是最广泛的。从现实生活的各个要素到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处处展现了社会学的影响。经济社会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地方在于,通过社会各个因素的互动以及与经济的关系,对经济问题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剖析。与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相应形成的经济社会学成果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学特点,在体系上也是具有社会学特征。这一部分内容同样立足于数据分析,同样也有实验,还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应用形成的成果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体系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在这一问题的延展下,具体是如何展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考察,这对于经济社会学的体系会造成什么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尼尔?斯梅尔瑟在《经济社会学》中对于经济社会学是这样界定的:“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2]51在这个最为认同的解释中,经济社会学的原初意义就是利用社会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冠名以经济社会学的各种着作中,在研究领域上并非是利用社会学方法考察经济问题这么简单。以“新经济社会学”为例,传统的关于社会的分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因此,“首先关键的任务,乃是区隔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差异,并藉此建立自身的理论原则与论述的正当性。”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理论的不成熟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扰,无论是旧经济社会学,还是新经济社会学,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并与社会接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所以难以细分,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实际上展现了经济社会学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面对社会不断变迁以及新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日益复杂的情形,经济社会的理论远远落后现实,这也造成了学科发展的局限。从体系上而言,经济社会学首先是从理论上确定方法,然后才确定学科范围的。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因为它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中,而不像其它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经定型。在经济社会学体系化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明了几个问题:(1)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是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其体系化也必然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所有的落脚点都是为了阐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至于利用社会学分析的非经济现象,虽然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领域,但并不属于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体系。(2)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阐释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知识,包括在应用的方法上,有时存在着矛盾的倾向。我们应注意到,社会学同样可以应用数学解释经济,这是不矛盾的。经济学高深的理论必须要同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突出经济社会学的内涵。(3)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前行的,旧的社会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横向了解体系的方面,同时,我们看到这与现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新经济社会学在某些方面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毕竟经济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不是和社会学的社会有所不同。(4)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还可以从组成社会的因素中找寻经济社会学的各个分支,这对于构建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非经济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24-02
一、非经济因素的内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非经济因素的内涵
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或“经济因素”,本身是一个多义词。但一般来讲,其基本含义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人类物质生产总过程,即物质资料生产及其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二是指个人、家庭、单位或国家的收支状况;三是指社会经济部门或经济部门的总和;四是指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1]。经济的特定含义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来具体把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作出相应的解释。非经济因素是相对经济因素提出的,对经济因素的界定使我们对非经济因素的理解迎刃而解。
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是在社会诸多条件的限制中运作的。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非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的政策因素,农村文化教育水平等。具体来讲,它在农业现代化中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有农民的效率观、财富观,表现在他们对待农业生产的方式与分配方式中;农民的权利观、公平观,表现在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和对待各种社会事务的态度中;农民的道德观、价值观,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状态中;农民的教育观、生育观,表现在他们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认知与冲突中[2]。
(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1.非经济因素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现代学者已纷纷发现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行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有时不亚于经济生活的内部原因,这无疑说明经济发展并不单是经济系统内部的事情,非经济因素的侵蚀可能使苦心经营的经济成果功亏一篑。相关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除了会受到区域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外,最终仍取决于区域内经济与非经济因素自身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3]。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是一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2.经济活动的目标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息息相关。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效果最大化,经济活动主要有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这两种活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在经济活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选择过程中,无论是进行消费选择,还是进行效用生产,都不仅与经济因素而且与“非经济”因素息息相关。经济活动不仅受到物质资源的约束,而且受到法律、道德、文化、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的约束,决定着人们干什么、怎么干和达到什么结果。由于文化、心理、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从而影响着经济活动的边际效用等等,使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优配置不同。正如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发展是指政治和经济市场这两者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发生的方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准则和非正式的制约因素,因为这是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好坏的根本原因[4]。
3.一些非经济因素构成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社会资本。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是就经济基础研究经济问题,都习惯于从经济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发展的思维定式,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固定的研究与分析视角。对上层建筑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注意得远远不够。实际上,政治制度、国家政策、战争等,甚至某些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对经济发展都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孤立地就经济研究经济,往往很难揭示出经济运动发展与变化的复杂因果关系,而一些非经济因素可以构成可能的资源集合。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界定:“‘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特征,例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5]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外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国外最早研究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学家是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他以经济学的眼光剖析了道德情操问题,指出人类的本性即追求利益的天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6]。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们节俭、勤劳的美德、水准的高低、追求财富愿望的强弱决定了人们投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运用了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和其他“非经济”行为,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提出过社会主义具有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特征。他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肯定了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同时也说明了非经济因素的参与作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非经济因素也可以扮演纯粹经济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7]。
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问题结合起来,他指出: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成分,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比物力资本增长速度要快,投资于教育比投资于物质设备更为有利[8]。由此他提出了以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为核心内容的农业教育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很快就被西方许多国家接受,成为政府扩展教育、加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就指出,一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等都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影响,因此在分析发展时都必须予以考虑[9]。
(二)国内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始于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是整个国民财富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日益受到许多国家经济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有了迅速的增长,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人民群众的贫困、失业和社会的收人不均等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而且,从长期来看,种种社会问题作为非经济因素反过来又制约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曾把历史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叫做“历史幽灵”。他认为,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得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他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病因[10]。于是他的农业国工业理论主张,落后农业国的出路在于要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国家工业化,农业与工业必须相互扶持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从制度经济角度,研究了文化传统、非正式制度安排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真正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研究“非经济”因素的学者崔连珍、赵淑杰认为,中国近几年农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今后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投入的增加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这方面也已经有过较多的论述,但是,有些非经济因素也在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1]。
三、对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
(一)理论意义
非经济因素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的理论和对策探讨还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尤其是将理论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政策环境相结合的深度研究显得更缺乏。我们应当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非经济因素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研究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有利于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增强跨学科对话,促进学科发展,而且有助于增加它们的实用价值;强调在注重有形资本研究的同时,要注重研究无形资本,从而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体系的丰富起到积极作用,为民族地区农村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现实意义
农村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才有利于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当下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现代化为突破口,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现代农业在生产和经营中普遍而自觉地运用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科技化、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商品化等特点,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产品商品率,从而实现对传统农业的彻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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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收入的来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单一的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分配体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相应地，国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也由“坚持按劳分配”调整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并进而在“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显然，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实状况，因此需要新的理论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本文拟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主要思想，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以期能进一步明晰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问题的认识。
一、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经济意义
研究分配问题的意义，在于不同的分配机制对社会经济运行有着不同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效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的分配机制会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是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经济活动主体一般是由利益驱动的，即所谓“经济人”假设，尽管人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但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自利倾向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因而人们所受到的来自特定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利益激励，是促使人们追求经济目标、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经济效率是特定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的函数。一种收入分配机制越能体现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激励，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其次，不同的分配机制就其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质而言，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影响人们判定某一经济体制公平与否的一个主要因素。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上，判断某一经济体制是否公平主要看它最终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结果是否公平，而分配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对于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而言，研究和讨论分配问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和调整利益结构，强化对经济主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为切入点的。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还在分配领域中发挥作用，特别是人们在对分配的认识观念上还深受其影响，分配机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人们对现有分配机制所形成的分配结果的公平程度尚不满意，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机制迫切需要在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决定
在分析具体的收入分配机制之前，基于收入分配的经济意义，让我们先构建一个关于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决定理论。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分配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立存在的部分，分配本身也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分配机制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或者说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
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基本经济问题：一是生产要素如何投入的问题，二是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出如何分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决定生产要素由谁投入，以何种方式投入；而第二个问题是决定谁来分享生产的结果，如何分享。上述两方面在社会资源存在“稀缺性”的情况下，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资源配置中生产要素的取得是有成本的，要素投入者对产出必须享有相应的要求权，只有要素投入者的这一产权得到保证，他（她）才会在经济上得到补偿，才会有对生产进行持续的和扩大的投入的激励，这是构成一个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具有效率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产出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必须体现要素投入者的利益，否则必然因为要素所有者缺乏必要的激励而导致要素投入不足，社会经济就达不到应有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从社会的整体来考察，产出的分配结果还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公平的标准，从而弥补个人由于要素投入能力存在差异所有可能导致的产出分配结果的不均衡。对同一个人而言，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阶段上他（她）的投入能力是不同的，社会分配机制必须保证人们在不具备投入能力的幼年和老年能够分得足够的产出，以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在具有投入能力的生命阶段，不同的个人之间由于先天的和自然的原因其投入能力也存在差异，社会分配机制必须保证弱势个体获得能够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产出。如果产出分配结果不能体现最低程度的社会公平，将会破坏社会保持稳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进而影响要素投入的总水平和投入一产出的效率，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同样难以为继。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分配方式首先必须与要素的投入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相一致，实行谁投入谁受益，否则就会丧失经济效率；其次，任何社会的最终分配结果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不依赖于要素产权初始分布状态的公平。显然，这里存在矛盾，前者要求分配结果要与要素的初始产权挂钩，而后者则正好相反。这里的矛盾正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消除和化解这一矛盾，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阶段，可以取消生产要素的个人（个体）所有权，实行生产要素的全社会共有，相应地对个人则完全实行按需分配；二是在未达到上述社会发展阶段以前，承认生产要素的个人（个体）所有权，按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进行初次分配，并通过某种社会调节机制，对由要素初始产权决定的产出分配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来达到应有的社会公平目标。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要采取第一方案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资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不仅一般物质生产要素可以实行全社会共有，而且劳动不再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与个人紧密结合的劳动力不再被视作个人的一种生产要素，产出分配完全实行各取所需，因而产出的分配与投入要素的产权无关，分配的利益激励不再是追求经济效率的有用手段。这样的社会正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对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没有达到这样的理想的社会阶段之前，人们只能采用第二个方案，实行与生产要素产权相联系以及与要素投入形式相一致的分配机制和某种再分配机制，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所以收入分配机制的抉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种均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完整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都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由要素产权所决定的初次分配对要素的投入者产生着追求经济效率的激励作用；而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则保证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二者缺一不可。
三、两种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辨析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被认为是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后，人类社会付诸于实践的两种个人收入分配机制。按劳分配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则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对于这两种分配机制的具体经济涵义和理论依据，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按劳分配
对于按劳分配的含义，较为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是指“以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大小作为进行收入分配的依据”。但在按劳分配的具体理解上和对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的看法上，则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对此，一些人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该按照劳动贡献大小来进行价值的分配，按劳分配理应是社会主义社会唯一的分配依据，否则就不是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另一些人虽然也从劳动价值论中寻求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但认为按劳分配是在全社会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在做了各项必要的扣除后，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向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体现的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因此，认为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多种分配形式提供了现实基础。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并非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把劳动价值论作为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是一种误解，提出按劳分配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劳动者成为生产和产品的主人；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主要还是谋生的手段等。
对于上述关于按劳分配的各种观点，作者认为都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首先，不能否认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无疑是与他的劳动价值论相一致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他写到“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显然这与他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商品的本质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互换其劳动的关系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量的不同形式的劳动不需要采取商品和价值形式相交换，而是直接作为等量的劳动相交换。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其次，劳动价值论并不能成为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所实行的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个体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不存在用于交换的商品，也不存在价值，也不需要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也就不存在与价值概念相联系的分配问题。所以，我们并不能从马克思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价值论的命题中，直接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对个人收入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结论。
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是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是由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基于某种理论，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存在差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除劳动力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都是由国家通过计划来投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个人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但由于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劳动力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由于生产力还不发达，还不能取消分工以及由此决定的一定范围的特别是消费资料的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因而还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个人所能得到的消费品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以工资收入为主要形式的货币收入（几乎是唯一的收入）的多少。因此，为了激励社会主义劳动者，提高经济效率，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就不能不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挂钩，实行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但是，由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或者说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很难找到客观的可操作的尺度来进行衡量和比较，所以只能采取更具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办法，即主要是以劳动时间来作为确定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依据。举例来说，相同时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由于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尺度来区分其贡献的大小也许只获得几乎相同的劳动收入。所以，实行按劳分配不仅没有完全消除分配的不公，还加剧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对个人而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劳动者缺乏激励，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处于低效率。这种平均主义的对个人缺乏激励的分配机制，事实上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简称按要素分配）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凭借对生产要素的产权，根据他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的多少以及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来获取报酬的收入分配机制。因此，在按要素分配的机制中，个人收入的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个人所能提供的各种要素的数量以及这些要素的价格。
在对劳动价值论的争鸣中，有人根据按要素分配的社会现实，提出所谓的“要素价值论”作为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在价值的形成和创造中发挥作用，因而都应参与价值分配，即所谓“共创论”和“共分论”。作者则认为，按要素分配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也不能用自成体系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概念来构造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是没有讨论按要素分配，相反他正是用劳动价值论甚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来反对以要素所有权为基础的按要素分配的理论。所以，如果要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阐述中寻求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得到的只能是相反的结论。
若抛开对与错的价值判断，马克思对按要素分配有过这样的论述：“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其实，按要素分配的依据正是马克思批驳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也就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产权。那么，现实的收入分配为什么要采取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做了理论分析，那就是只要个人还要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生产领域，或者说只要生产要素还需要由不同的经济主体来投入，为了保持对要素所有者应有的激励，使经济运行不致丧失效率，就必须使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这种投入方式和要素的初始产权相一致，实行按要素分配，而无论这些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还是由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重要的管理、科技、知识、信息等新兴的生产要素。显然，除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作者认为按要素分配都将是主导的分配方式。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根据本文对分配机制所做的一般性分析，可知分配机制取决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科技、管理、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由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市场来投入，个人既作为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也可作为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参与生产和分配。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能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体制才会有效率，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还应包括一个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为目的的再分配机制，从各国的实践看，它至少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手段。至于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继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作者认为，如果这里所指的按劳分配是上面讨论过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那么是根本行不通的，既不会带来效率，也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如果这里的按劳分配是指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或者如某些人进一步用作证明的，是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然作为主体的国有企业中的职工其收入分配主要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话，那么“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既没有必要，也不能成立。没有必要，是因为显然按要素分配包含了按劳动力要素分配；而说它不能成立，是因为事实表明，今天即使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其收入来源也并不止于单一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也未必就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同一个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可以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可以作为资本所有者，或者是提供管理、技术、知识、信息等各种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身份进入市场，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因此，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和这些要素的市场价格——即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1995，（5）：57－60。
［4］卫兴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J］.经济研究参考，2001，（15）：1－6。
［5］余陶生.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动态，2000，（6）：14－18。
［6］朱沁夫.分配方式的目的与效率［J］.经济学动态.2000，（6）：21－2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收入的来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单一的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分配体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相应地，国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也由“坚持按劳分配”调整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并进而在“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显然，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已经不能解释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实状况，因此需要新的理论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本文拟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结合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主要思想，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进行理论，以期能进一步明晰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问题的认识。
一、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经济意义
分配问题的意义，在于不同的分配机制对社会经济运行有着不同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效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的分配机制会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是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经济活动主体一般是由利益驱动的，即所谓“经济人”假设，尽管人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但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自利倾向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因而人们所受到的来自特定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利益激励，是促使人们追求经济目标、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经济效率是特定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的函数。一种收入分配机制越能体现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激励，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其次，不同的分配机制就其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质而言，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影响人们判定某一经济体制公平与否的一个主要因素。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上，判断某一经济体制是否公平主要看它最终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结果是否公平，而分配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对于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而言，研究和讨论分配问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改革就是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和调整利益结构，强化对经济主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为切入点的。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还在分配领域中发挥作用，特别是人们在对分配的认识观念上还深受其影响，分配机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人们对现有分配机制所形成的分配结果的公平程度尚不满意，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机制迫切需要在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决定
在分析具体的收入分配机制之前，基于收入分配的经济意义，让我们先构建一个关于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决定理论。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分配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立存在的部分，分配本身也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而然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分配机制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或者说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
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基本：一是生产要素如何投入的问题，二是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出如何分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决定生产要素由谁投入，以何种方式投入；而第二个问题是决定谁来分享生产的结果，如何分享。上述两方面在资源存在“稀缺性”的情况下，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资源配置中生产要素的取得是有成本的，要素投入者对产出必须享有相应的要求权，只有要素投入者的这一产权得到保证，他（她）才会在经济上得到补偿，才会有对生产进行持续的和扩大的投入的激励，这是构成一个社会经济持续和具有效率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产出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必须体现要素投入者的利益，否则必然因为要素所有者缺乏必要的激励而导致要素投入不足，社会经济就达不到应有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从社会的整体来考察，产出的分配结果还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公平的标准，从而弥补个人由于要素投入能力存在差异所有可能导致的产出分配结果的不均衡。对同一个人而言，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阶段上他（她）的投入能力是不同的，社会分配机制必须保证人们在不具备投入能力的幼年和老年能够分得足够的产出，以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在具有投入能力的生命阶段，不同的个人之间由于先天的和的原因其投入能力也存在差异，社会分配机制必须保证弱势个体获得能够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产出。如果产出分配结果不能体现最低程度的社会公平，将会破坏社会保持稳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进而要素投入的总水平和投入一产出的效率，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同样难以为继。
上述表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分配方式首先必须与要素的投入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相一致，实行谁投入谁受益，否则就会丧失经济效率；其次，任何社会的最终分配结果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不依赖于要素产权初始分布状态的公平。显然，这里存在矛盾，前者要求分配结果要与要素的初始产权挂钩，而后者则正好相反。这里的矛盾正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消除和化解这一矛盾，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阶段，可以取消生产要素的个人（个体）所有权，实行生产要素的全社会共有，相应地对个人则完全实行按需分配；二是在未达到上述社会发展阶段以前，承认生产要素的个人（个体）所有权，按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进行初次分配，并通过某种社会调节机制，对由要素初始产权决定的产出分配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来达到应有的社会公平目标。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要采取第一方案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资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不仅一般物质生产要素可以实行全社会共有，而且劳动不再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与个人紧密结合的劳动力不再被视作个人的一种生产要素，产出分配完全实行各取所需，因而产出的分配与投入要素的产权无关，分配的利益激励不再是追求经济效率的有用手段。这样的社会正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对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没有达到这样的理想的社会阶段之前，人们只能采用第二个方案，实行与生产要素产权相联系以及与要素投入形式相一致的分配机制和某种再分配机制，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所以收入分配机制的抉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种均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完整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都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由要素产权所决定的初次分配对要素的投入者产生着追求经济效率的激励作用；而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则保证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二者缺一不可。
三、两种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辨析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被认为是进入化大生产阶段后，人类社会付诸于实践的两种个人收入分配机制。按劳分配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则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对于这两种分配机制的具体经济涵义和依据，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按劳分配
对于按劳分配的含义，较为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是指“以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大小作为进行收入分配的依据”。但在按劳分配的具体理解上和对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的看法上，则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对此，一些人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该按照劳动贡献大小来进行价值的分配，按劳分配理应是社会主义社会唯一的分配依据，否则就不是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另一些人虽然也从劳动价值论中寻求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但认为按劳分配是在全社会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在做了各项必要的扣除后，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向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体现的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因此，认为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多种分配形式提供了现实基础。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并非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把劳动价值论作为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是一种误解，提出按劳分配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劳动者成为生产和产品的主人；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主要还是谋生的手段等。
对于上述关于按劳分配的各种观点，作者认为都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首先，不能否认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无疑是与他的劳动价值论相一致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他写到“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显然这与他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商品的本质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互换其劳动的关系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量的不同形式的劳动不需要采取商品和价值形式相交换，而是直接作为等量的劳动相交换。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其次，劳动价值论并不能成为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所实行的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个体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不存在用于交换的商品，也不存在价值，也不需要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也就不存在与价值概念相联系的分配。所以，我们并不能从马克思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价值论的命题中，直接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对个人收入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结论。
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是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是由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基于某种理论，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存在差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除劳动力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都是由国家通过计划来投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个人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但由于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劳动力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由于生产力还不发达，还不能取消分工以及由此决定的一定范围的特别是消费资料的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因而还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个人所能得到的消费品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以工资收入为主要形式的货币收入（几乎是唯一的收入）的多少。因此，为了激励社会主义劳动者，提高经济效率，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就不能不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挂钩，实行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但是，由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或者说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很难找到客观的可操作的尺度来进行衡量和比较，所以只能采取更具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办法，即主要是以劳动时间来作为确定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依据。举例来说，相同时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由于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尺度来区分其贡献的大小也许只获得几乎相同的劳动收入。所以，实行按劳分配不仅没有完全消除分配的不公，还加剧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对个人而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劳动者缺乏激励，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处于低效率。这种平均主义的对个人缺乏激励的分配机制，事实上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简称按要素分配）是指活动主体凭借对生产要素的产权，根据他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的多少以及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来获取报酬的收入分配机制。因此，在按要素分配的机制中，个人收入的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个人所能提供的各种要素的数量以及这些要素的价格。
在对劳动价值论的争鸣中，有人根据按要素分配的现实，提出所谓的“要素价值论”作为按要素分配的依据，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在价值的形成和创造中发挥作用，因而都应参与价值分配，即所谓“共创论”和“共分论”。作者则认为，按要素分配并非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也不能用自成体系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概念来构造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是没有讨论按要素分配，相反他正是用劳动价值论甚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来反对以要素所有权为基础的按要素分配的理论。所以，如果要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阐述中寻求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得到的只能是相反的结论。
若抛开对与错的价值判断，马克思对按要素分配有过这样的论述：“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其实，按要素分配的依据正是马克思批驳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也就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产权。那么，现实的收入分配为什么要采取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做了理论，那就是只要个人还要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生产领域，或者说只要生产要素还需要由不同的经济主体来投入，为了保持对要素所有者应有的激励，使经济运行不致丧失效率，就必须使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这种投入方式和要素的初始产权相一致，实行按要素分配，而无论这些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还是由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而日益重要的管理、、知识、信息等新兴的生产要素。显然，除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作者认为按要素分配都将是主导的分配方式。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根据本文对分配机制所做的一般性分析，可知分配机制取决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科技、管理、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由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市场来投入，个人既作为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也可作为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参与生产和分配。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能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体制才会有效率，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还应包括一个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为目的的再分配机制，从各国的实践看，它至少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手段。至于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继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作者认为，如果这里所指的按劳分配是上面讨论过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那么是根本行不通的，既不会带来效率，也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如果这里的按劳分配是指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或者如某些人进一步用作证明的，是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然作为主体的国有中的职工其收入分配主要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话，那么“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既没有必要，也不能成立。没有必要，是因为显然按要素分配包含了按劳动力要素分配；而说它不能成立，是因为事实表明，今天即使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其收入来源也并不止于单一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也未必就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同一个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可以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可以作为资本所有者，或者是提供管理、技术、知识、信息等各种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身份进入市场，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因此，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和这些要素的市场价格——即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傅军胜. 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J］.，1995，（5）：57－60。
［4］卫兴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J］.参考，2001，（15）：1－6。
［5］余陶生.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动态，2000，（6）：14－18。
［6］朱沁夫.分配方式的目的与效率［J］.经济学动态.2000，（6）：21－25。
[关键词] 社会建设 理论分析框架 结构性原则 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 社会建设的内容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将“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并列的内容加以强调，表明我国正在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方面建设协调展开的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不会自发地促进社会发展，但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通过对“社会的什么内容”进行建设，既能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又能使经济受益于社会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建设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界社会建设研究中讨论的话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建设范畴；二是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三是适用于社会建设研究的理论。
（一）关于“社会建设”范畴
研究中已形成了一些共识。从建设“领域”看，社会建设是主要是“狭义的社会”进行建设。即对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特定领域进行的建设。从建设“目的”看，社会建设是为了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秩序。从建设“主体”看，社会建设必须由国家、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三类共同参与。从建设“方法”看，社会建设中须运用法律、沟通、经济、行政等多种方法。从建设“内容”看，社会建设是对“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矛盾，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社会公平正义”等进行建设。
但在“关键是对什么内容进行建设”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呈现出明显差异。陆学艺归结出了四种观点[1]：（1）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发展民生性社会事业，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1]；（2）社会体制机制建设。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和改革社会体制机制[2]；（3）调整社会结构。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保持协调[3]；（4）重建“社会”。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使政府、市场、社会三类主体间权力重构，形成社会对政府、市场的必要制衡，完善民众权利意识和诉求的表达与实现方式[4]。此外，实际上还有未被纳入上面四类、但却值得关注的观点，笔者归结为（5）价值体系建设。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社会公平公正建设[5]，是社会道德价值准则建设[6]。
关于“关键建设内容”的上述五种观点，表明学界对社会建设“内容”的把握，是在这五个内容之间展开的。这对完整地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有一定启发价值。但是，当前的研究并不能证明社会建设的内容就只包括这里的五个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区分维度、作用”讨论如何把握社会建设“内容”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可从“三个维度”区分：一是“公共产品合理配置和多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二是“社会的自我协调和自我管理能力建设”的内容；三是“多主体的现代社会公共治理格局建设”的内容[7]；有学者提出另外“三个维度”，即以“制度重建，组织重建，价值重建”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8]；有学者用“四种作用”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一是“核心”建设内容，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建设。二是“基础性”建设内容，是优化社会结构的建设。三是“关键”建设内容，是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的建设。四是“着力点”建设内容，是制订和实施系统社会政策的建设[9]。
用“维度”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对完整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有重要价值。但是，当前研究中相关学者尚未就“确定维度的理由、依据”作必要说明。因此无法证明所确定的维度的合理性、科学性。
上述考察表明，关于社会建设范畴的研究，在“社会建设的领域、目的、主体、方法”等方面形成基本共识的同时，在“如何确定维度区分社会建设的不同内容以便完整地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和“关键是建设其中的什么内容”等问题上，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而研究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学者们尚缺乏对各自所持观点的理论依据作必要说明。
（二）关于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
社会系统中经济、政治、社会是三个“硬件”部门，文化是“软件”部门，各部门有各自的“运行原则”[10]。“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调节、社会利益协调”是现代社会中三大基本机制[11]；社会系统的四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不同的“内在价值”应能在各领域内各司其职[12]。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两部门的“运行原则”侵入社会部门，使社会部门中“运行原则混淆”，这是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的根源。因此，社会建设就是要促进 三个硬件部门之间形成联动的结构与机制[13]；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14]；要能够使社会领域按社会自身的“内在价值”运行[15]。
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认为社会系统各领域中，“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的关系是各领域间关系的核心。社会建设就是调整社会结构，使其与经济领域已经发生的结构变迁相适应[16]。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社会”与“经济”两个领域之间必须“相互”适应。社会建设中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避免脱离经济发展条件造成“过度建设”，要避免落入“福利主义陷阱”[17]；这要求社会建设中既要解决以往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负面后果，也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18]。
1.担负“适应功能”的因素：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
该因素指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状况以及资源在社会成员中实现配置的状况。作为担负“适应”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适应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从供给看，相对于一定时空中经济的发展，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同步递增性”。（2）从配置看，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总量中，配置到各类社会事业的比重的“经济发展促进性”。（3）从配置看，社会成员利用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水平的“均等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状况。
2.担负“目标功能”的因素：社会成员对目标、规则、结果的人格共识
该因素指一定时空中共同生活的成员们对一定社会体制下为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所“确立的目标”的情感、认知的认同状况。作为担负“目标”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成员对确立的目标、规则以及目标达成结果的“人格共识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各种成员对“确立的目标”的人格共识性。（2）对“设置的规则”的人格共识性。（3）对“目标达成的结果”的人格共识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对目标、规则、结果“人格共识性”的状况。
3.担负“整合功能”的因素：社会行为模式
该因素指社会成员围绕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日常社会行为方式中，利用到的法律、政策等规范性规则赋予的权利的状况。作为担负“整合”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权利的“平等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社会成员利用到的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性。（2）利用到的“救济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性。（3）利用到的“展开自我保护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社会行为方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状况。
4.担负“维模功能”的因素：“正确的平等”价值观
该因素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正确的平等”所作的合正义性解释的一致性状况。作为担负“维模”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不同社会成员关于“正确的平等”的价值观之间的“共享性”。体现在两个具体内容：（1）对“正确的平等”所作的正义性解释之间的共享性。如，将“平等”作为正义，还是将“贡献、效率、权力”作为正义。（2）对具体时空中社会性公共资源如何供给和配置才是体现“正确的平等”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共享性。两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关于“正确的平等”的价值观之间“共享性”的状况。
以上分析意在说明，把握“社会”的内容，需要通过对其内部四个因素的“实质内容”作出把握、综合评价。这意味着社会建设要围绕社会要素内部四个构成因素“实质内容”的建设展开。
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
从社会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实质内容”看，市场经济原则自发作用，使社会平等、互尊原则“共享性被动摇”，利用到的权利“平等性被漠视”，确立的目标和规则“共识性被扭曲”，结果使得社会性公共资源持续供给与均等配置“适应性被破坏”。经济越增长，社会不平等越加剧。笔者称之为：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往的“发展协调性”断裂。
对社会进行“建设”，就是要使社会具备按自身平等、互尊原则的张力合法、有效地规制市场原则自发作用的能力，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重新形成“发展协调性”。
这里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指两个领域的发展中什么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呢？
（一）社会与经济之间“关联性”的理论意涵
帕森斯认为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提供能量”的关联性。经济的发展为社会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提供了更丰富的物质可能性。社会的发展则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行为模式[1]。帕森斯将这种关联性看作能够在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两种机制下“自动形成”，显然缺乏对“市场自发性”以及对“社会控制、社会化的作用受国家权力制约”等变数的必要关注。但有启发性的是，“相互提供能量的状况”是把握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联，体现在他关于两者“结构性原则”之间的建构与反建构中[2]。他“结构”范畴中，“经济”以互动主体各自“利用到的配置性资源的状况”为内容。“社会”以互动主体“利用到的法定权利的状况”为内容。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是社会中权利平等原则的张力与市场经济中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张力之间的相互型塑。其中有启发性的是，“法定权利被主体平等利用到的状况”与“主体利用到的配置性资源的状况”之间的吻合性，是把握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联性，用阶级成员在经济场域中拥有“经济资本”的状况与他们在社会场域中拥有“文化资本”的状况之间有内在联系，解释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的关联性[3]。有启发性的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基本平等”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哈贝马斯沟通理论批判现代生活中市场原则侵入社会取代了平等原则，科层制取代了公共领域，强调现代生活必须“重建公共领域”[4]。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公众广泛参与讨论为市场原则的作用确立目标，设立规则”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葛兰西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中，认为是国家使得市场经济原则成为主导经济活动的原则。他主张建立“公民社会”，就是强调社会成员要能够运用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市场中行动，回应市场原则的挤压[5]。但葛兰西缺乏对国家何以可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确立为公民权利作进一步分析。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以法律形式固定市场关系中所有成员的公民权利”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关系讨论中，用“自我保护机制”解释社会如何以自身的原则自发地对市场原则造成不平等作出回应[6]。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社会具有合法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布洛维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讨论中，强调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背景下，必须用社会的运行原则“规制”权力和市场的运行方式。形成世界范围内联动的社会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1]。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将社会的“平等、互尊原则”明确为对市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有规制作用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二）社会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涵义与内容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在各自的发展中为对方的持续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内在关联性。基于上述理论考察，可归结为四方面内容。
1.“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的状况（帕森斯、布迪厄强调的必要意涵）
“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指的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所形成的“产出品”中为社会平等的维护与完善提供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平等建设所形成的“产出品”中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必需的“创新性人力、信息、制度”等具有经济意义的资源。
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越是存在“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的关联性，表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协调性越具备物质基础。反之，表明两者之间的发展协调性缺乏物质基础。
2.“公共领域”的状况及其在社会展开自我保护中所起作用的状况（哈贝马斯、波兰尼、布洛维强调的必要意涵）
该方面内容指出现市场经济对社会平等造成侵害的情形时，社会以怎样的能力和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展开协调。是以自发的社会冲突方式，还是以合法社会运动的方式展开自我保护。这里“公共领域”，指各阶层民众参与其中真诚地争论、讨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完善社会平等应如何确立目标与手段的场域。实践中，这样的公共领域既可以是实体空间（如社区）也可以是虚拟空间（如英特网）。
“公共领域”的作用越规范，起作用越常态化，不同社会成员围绕社会与经济各自发展的目标，手段进行沟通的机会越多，越有益于达成共识。而对社会、经济各自的发展目标、手段的共识性，是两者之间发展协调性的情感、认知基础，也叫政治基础。
3.社会成员利用到法律赋予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自己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现状的可接受状况（葛兰西、吉登斯强调的必要意涵）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状况如何，一方面要由社会成员按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状况来评价。另一方面要由各种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否利用到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参与各种竞争机会来评价。该内容的实质是，无论作为社会成员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社会行动中是否真实平等地利用到法律赋予的权利。
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法律赋予的权利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的可接受状况，既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内容，又是评价两者发展协调性状况的标准。
4.社会成员以平等、互尊作为基本价值观解释社会行为的正确性的状况（布洛维强调的必要意涵）
该方面内容表明社会相应阶级的成员在争取社会权利过程中自觉将“平等、互尊”作为正义价值观解释社会行为的合正义性的状况。公共领域中，各阶级成员不仅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手段展开沟通，更会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展开沟通。在社会期待“平等、互尊”、企业期待“收益最大化”、国家要求“政权稳定”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确立有较高共享性的“优先原则及发展比例”。各阶级成员之间共享的“优先原则及发展比例”，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精神文化基础。[2]
五、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政治、文化条件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经济之间不会自动形成发展协调性。尽管“经济增长”为“社会平等”的改善展现了更多物质可能性[3]，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发促进社会平等。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要求“社会”对“经济发展”具备作出回应的能力与机制。回应的内容包括：社会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到维护和促进社会平等所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能将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适当的比例配置到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必需资源的相关社会事业；能将社会性公共资源均等地在各阶级社会成员间进行配置。受市场新的挤压时，社会能合法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从“回应的内容”看，社会不可能自动具备这些能力与机制。社会具备这些能力与机制的状况，政治层面看，受国家“权力运用方式状况”的制约，包括国家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相应的税收与公共财政政策等。精神文化层面看，受国家“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状况”的制约，包括国家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及其在一定时期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定位。
问题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和“精神文化”两要素的什么内容，制约着“社会”回应“经济”的能力与机制呢？
（一）社会-经济形成发展协调性的“政治”条件
“政治”要素，是社会系统中“担负为共同生活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规则功能”的要素。其内容包括，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科层制还是公共领域）确立目标和规则；成员在其中“利用到的权力资源”或“拥有的社会资本”的状况及构成的“支配-屈从”关系状况。“评价政治要素的状况”的社会学标准，是不同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对于确立的目标、规则及目标达成的结果的“人格共识性”。
政治要素以“谁有权力确立目标和规则”，“谁的动机或利益充分体现在目标和规则中”等内容，制约着“社会”回应市场经济挤压的能力与机制。只有通过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收缩权力运用的边界，赋予各阶层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权利的条件下，“社会”才会具备回应市场经济挤压的能力与机制的政治条件。
社会建设中围绕“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展开的社会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相应内容作出改革，使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经济形成发展协调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精神文化”要素，是社会系统中“担负维护社会关系模式功能”的要素。其内容是，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科层制还是公共领域）为共同生活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不同成员利用到的社会价值观资源的状况；或拥有的符号资本的状况及构成的“支配-屈从”关系状况。社会学视角中评价“精神文化要素状况”的标准，是不同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各自关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认知”之间的“共享性”。
3.平等价值观“评价环节的共享性”建设
指在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一定结果的情况下，对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就所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合正确性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的机制”的建设。
社会建设实践中，有些情况下是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使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特定的结果后才受到社会关注。供给或配置结果中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平等需要作出评价。
对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机制”的建设，要求设置必要的“评价环节”，以便相应主体对结果中蕴含的社会平等提出质疑和进行质询。相应主体有就结果中蕴含的平等作出“合正确性解释”的义务。确立这样的“评价环节”，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实践纠正造成不平等的结果，取得广大民众的谅解，是必要的。
平等价值观“共享性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灵魂，它的建设状况，决定着社会成员“人格共识性建设”能走多远，进而决定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建设”能持续多久。
（四）对成员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
学界当前将社会建设表达为“关键是调整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将该因素的建设突出为社会建设全部内容的核心。社会结构是相关联的社会位置及相应角色（权利义务）的体系。调整社会结构，实质是调整各种社会位置上社会成员的质量及其社会行为模式中利用到的权利的状况。
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指对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法律、政策等赋予的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权利义务平等的机制”进行建设。包括三层具体内容：
1.对社会成员利用到“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各种社会成员平等地利用到法律、政策等规则赋予的获取到一定水平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权利的机制进行建设。可围绕相关实体性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展开相关制度建设。
2.对社会成员利用到“救济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社会成员利用到的实体性权利存在不平等状况时，相应成员平等利用到相应的救济性权利的机制的建设。可围绕相关救济性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设立相关制度。
3.对社会成员利用到“自我保护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社会成员利用的实体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可能存在不平等的状况，使社会成员平等地利用到上位法律或上一级政策赋予的权利展开自我保护的机制的建设。可围绕相关上位法律或上一级政策性设立的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设立展开制度建设。
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的“平等性”建设，是社会建设四个基本内容中的“焦点”。因为，社会秩序是以“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方式间有较高整合性”为实质内容的。即使确立的目标、设立的规则再好，平等价值观再正确，如果不能真实体现到成员社会行为方式的权利平等中，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仍然会出现供给不足、配置失衡的状况，社会的自我保护仍然会以社会冲突的方式展开。对其他三个因素进行的建设也会因而功亏一篑。
结论
1.社会学理论资源中蕴含着“对社会建设展开科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体系发展中蕴含着对社会系统展开科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称为“四要素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看，“社会建设”就是对社会系统四个构成要素中“社会要素”的内容进行建设。社会建设应置于与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建设的关联性中进行把握。
2.社会建设的“性质”可以从“对社会要素担负系统功能的能力进行建设”的角度把握
社会要素担负的系统功能是“整合社会行为”。其担负功能的状况，理论上看，取决于成员社会行为方式中“利用到的法定权利的平等”状况和“利用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均等”状况。因此，社会建设，性质上就是促进社会成员之间权利-权益的平等。
3.社会建设的“内容”是对社会要素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内容”进行建设
社会要素内部也由担负特定功能的四个因素构成。区分社会建设内容的“维度”，可从因素“担负的功能”角度把握。因此，可区分为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建设，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建设。
4.社会建设的“理由”是社会要素难以“通过自发的自我保护机制”维护权利平等
社会要素会“自发启动自我保护”回应市场经济对社会平等造成的挤压。但这种“自发性”的保护行动，既会破坏社会秩序，又难以降低社会不平等。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建构社会“合法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使社会具备在有序条件下有效维护社会平等的自我保护能力。
5.社会建设的“目的”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维护社会平等
社会建设要维护的社会平等，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平等，而是社会系统运行中与经济要素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平等。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平等。
6.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使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形成并保持“发展协调性”
尽管社会建设不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但却不能不以其产出品中包含有益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容为“必要目标”。因此，社会建设中既要以社会从市场经济发展中确保能够获取到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能力与机制的建设为目标，也要以“社会”确保将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中适当的比例配置到有“经济发展促进性”的社会事业中的机制的建设为必要目标。
7.社会建设目标达成的“制约条件”是政治与精神文化两个要素适应社会要素建构的状况
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的状况，取决于社会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中争取到的社会权力空间，取决于确立正确平等价值观中从国家意识形态中争取到的社会精神空间。社会建设中“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分别对政治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产生建构性，政治和精神文化两个要素对社会要素这两方面建设作出适应性改革的状况，制约着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发展协调性的状况。
8.关于社会建设的“关键内容”，是学界形成社会建设研究不同学术流派的平台
